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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荷蘭人夾雜在數以百千計的外國人中，不惹人注目地來到上海灘，住在上年那几位俄國人下榻處，南京路東方大旅社，房間為32號。時間是1921年6月3日。 他化名馬林。安德雷森。盡管馬林登記時又用了個假名，法租界的巡捕房還是在幀悉他的行蹤。這個出生于鹿特丹，來自爪哇的荷蘭人，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時年38歲。去年他在莫斯科見到了列宁，并受到列宁的賞識。他的朋友們去年剛在爪哇建立了印尼共產党。一年后。他作為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在莫斯科遞交了一份報告： ……維經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建立了一個以陳獨秀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党小組……這個組織在七到八個中心地區有它的支部，但在全中國其成員不超過50至80人…… 這個貌似營魯士軍人的荷蘭人，精力充沛，聲若洪鐘，頗有國共和談演義(第一部)几分傲气，也有几分俠气。他在路上遇到一個外國人欺負中國苦力，竟挺身而出，与其大打出手。 和馬林同時來到上海的，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俄國人尼科爾斯基。 當華燈初上，清風習習之時，他們在永安公司樓上的屋頂花園天韻樓，會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漢俊。他們重复了一個在北京期間曾向李大釗提出過的關于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 于是，一件創世紀的大事神不知鬼不覺地發生了。 張國燾、劉仁靜從北京來了。 毛澤東、何叔衡從長沙來了。 董必武、陳潭秋從武漢來了。 王盡美、鄧恩銘從濟南來了。 陳公博從廣州來了。 周佛海從日本來了。 由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陳公培組成的巴黎共產党小組因遠隔重洋、消息不通，故而未派代表。 為共產党的創建嘔心瀝血的南陳北李均團公務繁忙，未能与會。陳獨秀特指派包惠僧代表他參加會議。 李達、李漢俊盡地主之誼，忙于籌備工作。 13個人或西裝革履，或身著長衫，是一色的知識分子。他們從全國各地陸陸續續來到上海灘穿行在這座大都市的政治縫隙里。 這是一次年輕人的會議。最年長的何叔衡不過45歲，最年輕的劉仁靜只有19歲。加上馬林、尼科爾斯基兩個外國人，15位与會者的平均年齡28歲，正巧是毛澤東的年齡。以后改變整個中國面貌的中國共產党，最初就是由這樣一些年輕人成立起來的。 代表們以“北大暑期旅行團”的名義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亥校。這所私立學校那時只有廚師和校役，因為師生正放暑假。這幢三樓三底的校舍簡陋干淨，二樓三間屋子的地板上舖著蘆席，住在這里的代表們吃著最簡單的包伙，喝著老虎灶打來的開水，席地而眠，盛夏倒還涼爽。 會址設在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興業路76號)，這里是李漢俊的哥哥、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的寓所。李書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著，李達讓愛人王會悟找李漢俊商量借用。 1921年7月23日午后3時，中國共產党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在這所石庫門房子里開幕。15人全部到會。張國燾主持會議并致開幕詞，兩個國際代表作報告，由李漢俊、劉仁靜輪流翻譯，毛澤東、周佛海記錄。 會議期間發言熱烈，但毛澤東只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他無疑有著許多實際活動經驗，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漢俊、劉仁靜、李達等精通外文，飽讀馬列著作。別人發言中常常引經据典，涉及許多理論問題。毛澤東給与會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別人的發言”(劉仁靜語)。他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尋思”，乃至“同志們走過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諒，反而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李達語)。 7月30日晚是個閱熱的夏夜。 會議照例在這個石庫門里召開。馬林剛開始講話，突然從虛掩的后門闖進來一個穿灰色長衫的陌生男人，走人餐廳，朝屋里環視了一周。李漢俊問：“你找誰？”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 李漢俊詫异地說：“這几哪有什么王主席？” 那人連連賠札：“對不起，找錯地方了。”旋即退出門外。 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經驗的馬林机警地一躍而起，建議馬上撤离。張國燾斷然宣布：“大家收拾好文件，分途离開！” 李漢俊聲言他是屋主，不應离開，陳公博也愿意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十几分鐘后，法租界巡捕房開來了兩輛汽車。一個法國總巡帶著十几個巡捕闖進會場，大肆搜查，結果一無所得。追問李漢俊，也讓李漢俊應付過去了。最后，巡捕們只得悻悻而回。 轉移的代表七轉八繞，紛紛來到環龍路漁陽里2號陳獨秀住宅。陳獨秀去廣州后，李達夫婦就住在這里。几個人不放心剛才發生的事，派包惠僧回李公館探視，知道果然出了事。 代表們又派毛澤東去住地博文女校，探視因肚痛腹瀉未出席今晚會議的周佛海。 躺在二樓地板上的周佛海頭發蓬亂，臉色蒼白。昏昏沉沉中，只听有人輕聲問：“這里沒什么問題吧？” 周佛海一睜眼，見是湖南老鄉毛澤東。再往左右一看，才發現樓上空無一人。听毛澤東說明原由，赶緊跟隨毛澤東离開了這里。 不過盡管半夜駭了一惊，這位從日本鹿儿島來的留學生仍然不忘談戀愛，并引來一樁桃色糾紛：他一見鐘情地愛上了一位富商的小姐，那位叫楊淑慧的小姐不顧家庭反對也愛上了他。一個月來的上海之行結束時，他帶著跳窗私奔的戀人返回丁鹿儿島。他不久便和党脫离了關系，被開除了党籍。 在那個悶熱的夏夜，在貝勒路那個古色古香的客廳里，眾人撤离之后，陳公博与石庫門的主人李漢俊一連吸了50支長城牌香煙。這位与眾不同的穿西裝的廣東代表，也是北京大學學生。他似乎覺得補度蜜月比開會更為重要，便帶著漂亮的妻子李勵庄住在南京路去年歡宴羅索的那家大東旅社。他舉止闊綽，終日忙著陪伴妻子逛商店購物品。他因會上同張國燾爭吵而斗气沒有离開李公館，現在想走也走不掉了。法國巡警几乎把他當日本人，用英語盤問再三，幸虧抽屜里的一張共產党組織大綱因改得一塌糊涂而未被注意。他經歷了一個惊心動魄的夜晚。他后來在西藏路大世界兜了几個圈子，看了會儿露天電影，總算甩掉了跟蹤者，回到大東旅社赶緊閉門，在痰盂里焚燒了全部文件。暑夜悶熱難耐，他与美麗的妻子從床上睡到地下。忽然狂風驟起。急雨大作，又一聲槍響，隔壁房間一個女子被情人殺了。陳公博被惊嚇得喪魂失魄，第二天干脆辭別上海灘，攜妻去了杭州，只管悠閒地游西湖逛靈隱。后邊的會怎么開一概不管不顧了。 李公館的意外事件發生后，代表們在漁陽里2號協商會址往哪里遷移。李達的妻子王會悟家在浙江嘉興的南湖湖畔，她在旁出主意道：“南湖离上海近，坐火車只要一個多鐘頭，到那里邊游湖邊開會，又安全又方便。如果大家同意，我可以先去雇好一只大畫艇。” 大家一听，极表贊成。 于是最后一天的會議在嘉興南湖舉行。參加者11人。陳公博慷走李漢俊因家中受監視不便參加。兩個國際代表為避人耳目也沒有來。 代表們登上大畫艇，四顧南湖景物，只見万頃碧波，湖畔一片蘆葦中掩映著亭台樓閣。較之西湖別有一番韻昧。大畫艇在湖中環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靜的溯上蕩漾。代表們在船上繼續討論在上海未完的議題，通過了兩個重要文件，選舉產生了中央机构：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主管組織。李達主管宣傳。 參加這次會議的董必武有詩紀之： 革命聲傳畫舫中， 誕生共產導工農。 暮靄沉沉，漁火點點。代表們很晚才返回住地。 在以后的歲月里，13位“一大”代表各有不同的歸宿：有的早早地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有的抱定最初确定的信仰奮斗到最后一息，有的中途离開了自己參与創建的党，也有的完全走向了反面：最不光彩的是在“一大”期間只顧忙乎女人的陳公博和周佛海，他二人17年后又回到上海，共同建立了一個中國現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漢奸政府。抗戰胜利后一被處死，一死于獄中。 還應該提到那位荷蘭人馬林。盡管參加建党的中國人有點不太喜歡這個習慣自傲、熱衷指手畫腳的充滿优越感的白人，但他确有滿腔的熱情和蓬勃的戰斗精神。后來，他曾作為革命社會党代表參加荷蘭國會，在二次大戰祖國淪陷時編輯地下反抗報紙《斯巴達克》，于1942年4月13日被德國法西斯殺害。他是自己要求不戴遮眼布慨然走向刑場的。他的另一個要求沒被允許：七位死刑者手拉著手。槍響前，他挺胸唱起了《國際歌》。迄今馬林的遺物中，仍保存著他親手記錄的《与毛澤東同志的一次談話》，那是“一大”之后馬林去長沙時記的。 陳獨秀在上海建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時曾慷慨激昂地說： “日本的軍閥政客們狂妄已极。他們看不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中國和四億炎黃子孫，他們只知勾結中國的舊軍閥、濫官僚、走私商、嗎啡客以及流氓癟三等等，只看見中國人的小腳、辮子、鴉片和隨地吐痰等等腐敗的一面，他們有意無意地蔑視中國新思潮新勢力的方興未艾。總有一天，由于他們這种錯覺，會弄到他們自己頭破血流。” 從大畫艇回來后，毛澤東說了一句預言： “如果我們努力奮斗，共產党在三五十年內就可能統治中國。” 這便是當時參加建党的共產主義先驅者們所怀抱的共同气概。中國近百年來不乏仁人志士，在共產党成立之前，曾出現過不少政党、團体，最多時選300多個。但這些林立的党派提不出切實可行的救國方略，無一能擔當起民族解放、中華振興的重擔。它們像流星划過夜空，只為黑暗的中國裝點過轉瞬即逝的亮伍中國共產党的誕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這個年輕的無產階級政党聚集了真正的時代精英呼喚起風起云涌的革命風暴。 從此，中國政治舞台上便出現了兩大政党——中國國民党和中國共產党。兩党關系——敵對還是合作、談判還是戰爭，從根本上決定著中國的命運和歷史進程。 下面該周恩來出場了。他無疑是后來國共合作、和談的一個主角。 此刻，他正在遙遠的歐汾。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一個封建官僚家庭中。他出世不久，任淮安知縣的祖父去世，家道中落。9歲，生母和嗣母先后病逝，12歲隨伯父离開誰安到東北，15歲考進天津南開學校，19歲畢業，在這所教育比較進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學校里，度過了對一個人思想性格形成有极重要影響的時期。 南開學校的創辦人嚴修十分器重周思來的人品和才學，經過長期觀察和慎重考慮；決定將自己的女儿嫁給周恩來，并親自托人向周提親。 這是周恩來第一次正式面對婚姻大事。以嚴修的名望和社會地位，能娶他的支儿為妻，無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曲是，周恩來很有禮貌地辭卻了這次提親。 周恩來向他的同學這樣談了自己的想法：“我是個窮學生，剛入學時，學習和生活費用靠伯父支持，現在雖然成績好，作了免費生，生活費用還要靠自己解決。以我這种情況，假如和嚴家結了親，我的前途一定會受嚴家支配，所以我辭卻了這門親事。” 在張伯苓校長的支持下，19歲的周恩來東渡日本留學。臨行，他寫下一首豪气洋溢的詩篇：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五四之后不久，21歲的周恩來憂心細焚地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他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組織并領導了著名的“覺悟社”。 1920年1月，周恩來率領天津各校數千名學生前往省公署。要求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釋放被捕的二十多名學生代表。請愿遭到鎮壓，他和另外几位學生領袖被捕入獄。在那視馬克思主義為“洪水猛獸”的監獄里他繪難友們連續講演“馬克思傳”和“馬克思學說”，組織難友們与獄方斗爭。几個月后，當局邊于輿論壓力釋放了他們。同學們歡欣雀躍地來到監獄門前，把綴有“為國犧牲”金字的紀念章戴在周恩來的胸前。 這時，嚴修向張伯苓提出，推荐兩個南開學生出洋留學，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李福景，并資助了他們赴歐的經費。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在上海搭乘法國郵船波爾多號前往歐洲。 郵船經過西貢、新加坡，穿越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再經紅海和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侮、歷時36天，到達法國馬賽。 周恩來到歐洲后、立即吸引了先期到達的中國青年。1921年，他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党。此后，經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間。他和蒙達尼的中國學生蔡和森、李富春、李維漢、王若飛、張昆弟、蕭子璋、向警予、蔡暢等，和克魯鄒的中國學生趙世炎、李立三、鄧希賢(小平)、陳公培、劉伯堅、魯易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并和陳獨秀的兩個儿子陳延年、陳喬年過從甚密。 周恩來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但他沒有出席“一大”，在石庫門和大畫舫召開那次會議的消息，過了一段才傳到巴黎。然而他的共產主義信念，已經堅定地确立了，并和國內的共產党人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在德國听到覺悟社社員黃愛和另一位熱血青年龐人銓因組織勞工游行示威而被湖南軍閥趙恒錫殺害的消息后。 悲憤地寫下《生別死离》一詩。詩中跳動著這樣滾燙的句子： 壯烈的死，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何如重死輕生！ 沒有耕耘，哪來收獲？ 沒播革命的种子，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赤色的旗几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1922年6月，旅歐青年中的共產主義組織誕生了。 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巴黎西郊的布倫森林中舉行的。出席會議的有來自法、德和比利時的代表18人。會議确定組織的名稱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党”，選舉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負責宣傳，李維漢負責組織。后來中共中央決定趙世炎等12人去蘇聯東方勞動大學學習，書記一職便由周恩來擔任，并將組織名稱改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當時的一切公開活動均用這個團組織的名義，麗處于這一組織核心的共產党小組從不出面。 旅歐初期，周思來曾經有一位比較親近的支朋友，是個非常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做妻子。一旦作為婚姻來考慮，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為她僅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來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革命的艱難險阻和惊濤駭浪”的伴侶。 周恩來晚年曾對他的侄女周秉德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指鄧穎超)，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夜通信中确定關系的。” 正是： 易求無价寶， 難得有心郎。 欲知后事如何請看下回。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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