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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孫中山把目光對准了民眾。 他在寓所多次面見北京、上海學聯領導，几次親至全國學聯總會演講，鼓勵學生擴大陣線，采取突擊行動，沖擊租界，發動罷市，設法激起怒潮。又教授以策略，“能發也要能收”，“由學生會主動勸商人開市，這樣商人以后就更能听你們的話了。” 他發動革命党人，發起上海國民大會，成立國民大會上海事務所，向商人与工人宣傳鼓動。 他領導的《民國日報》5月19日發表社論：“這學生的力量与工人的力量，總和起來，一個絞腦筋，一個運肌肉，一個揮筆頭，一個拿挫刀”，就构成了國民力量的中堅。 漸漸地，“五四”運動的重點從北京轉移到了上海。 5月26日，上海52所公立私立中等以上學校25000名學生，在公共体育場問中國國旗脫帽、肅立、三鞠躬，宣誓聲悲愴動地：“謹在中華民國國旗之下宣誓：吾人期合全國國民之能力，拘救危亡，死生以之，義不返顧。” 學生罷課十天后，6月5日，紡織、机器、碼頭、電車、印刷、面粉等各行業工人相繼舉行罷工c同日，全市規模的商人罷市開始。南京路、外灘、淮海路、金陵路等一條條大都市的神經立即陷于癱瘓。 接著，大火燎原南京、鎮江、宁波、廈門、蕪湖、杭州、天津、濟南、安慶、嘉興、廣州等地紛紛罷市，用激烈的行動向北京政府宣言。 在全國民眾的巨大壓力之下，北京政府被迫釋放全部被捕學生，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6月28日，是和約簽字的日子，在巴黎的中國代表不得不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對于這段時間孫中山的作為，《紐約時報》曾發過美聯社一則電訊： “孫中山已成為上海召開的一系列的小團体會議的中心与拱心石。他的寓所也已成為各种不同政見的領袖人物朝拜的圣地和舉行以政治為主的無數次午宴的場所。” 這年10月10日，孫中山發布公告，決定將中華革命党改組為中國國民党(加上“中國”二宇，是表示區別于1912年的國民党)。廢除了舊党章，訂立了新現約，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政綱。孫中山准備用這個改組后的新党來繼續領導革命。 孫中山1918年离粵回滬時，“護法”軍政府在桂系把持下，雖己無護法之實，但廣東這塊地方卻被他們盤踞著。孫中山為了繼續護法，就須首先打倒桂系，奪取廣東和統一南方。他把實現自己計划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全力培植起來的陳炯明所部“援四”粵軍身上。1920年粵軍從開始的八千人，已發展到兩万余人，擴編成兩個軍。孫中山把這支部隊視為最可靠的革命力量，經常派他最親密的戰友廖仲愷、朱執信到粵軍中去送軍餉和傳送指示。 l920年8月12日，孫中山命令粵軍誓師回粵，分兵三路出發，進攻岑春熔、陸榮廷等桂系勢力，連克汕頭、潮安、梅縣、海丰、陸丰，逼近惠州。這時，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許崇智的粵軍第二軍參謀長，10月16日，蔣到職。 許崇智一向追隨孫中山，是孫中山的重要軍事干部，二十多歲就被譽為“軍界前輩”。誰要在軍事上求得出路，取得許崇智的好感是至關重要的。蔣介石通過張人杰的關系，与許祟智結為拜把子兄弟。許祟智在軍隊一直擔任要職。他對蔣介石非常器重，在制定軍事計划和作戰部署上，都倚重蔣介石。視蔣為股肮，并多次在孫中山面前夸贊蔣。鑒于粵軍中反對蔣介石的人很多，許崇智公開對各將領說：“服從許總司令就要服從蔣參謀長。以后凡總司令的命令，無論蓋的是許祟智還是蔣介石的印章。都同樣有效。” 蔣介石到任第四天，許祟智因作戰疲勞患病离軍陳炯明任命蔣介石為第二軍前敵總指揮，10月12日攻克惠州。桂系軍閥見大勢已去，紛紛逃离廣州。10月28日，廣州市由起義的地方派軍隊魏邦平和李福林部接管。11月2日，陳炯明率粵軍回到廣州。 在此期間，追隨孫中山几十年的政治活動家、理論家朱執信赴廣州虎門要塞聯絡民軍起義時被桂系軍閥殺害。 陳獨秀在悼念朱執信的挽聯中稱譽： 失一執信，得一廣東，得不償失； 生為人敬，死為人思，死猶如生。 孫中山更是悲痛万分。同時，對蔣介石更加重視了。10月29口，孫中山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朱執信忽然姐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見之勇敢誠篤，与執信比。而知兵則尤過之。” 11月25日，孫中山离開上海重返廣州，29日在廣東軍民歡迎聲中重新組成軍政府。宣布繼續執行職務。1921年4月7日，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召開，決定組織中華民國正式政府。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5月5日，宣誓就職，再一次揭起護法旗幟。 再說毛澤東1919年春回到湖南不久，北京就爆發了“五四”運動。毛澤東當即投入這一洪流，在湖南于得紅紅火火。 “時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傳播它？如何研突它？如何施行它？這是我們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毛澤東撰寫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這個時候的思想和心情。 他發表的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轟動一時，連聲名赫赫的胡适都撰文贊道：“《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确是現今的重要文字。” 當年12月18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這次是為“驅張”而來。 “張”者，張敬堯也。此人1918年3月率北洋軍進入溯南就任督軍。主政湘事期間，縱兵劫搶，濫發紙幣，盜押礦產，強种鴉片，鉗制輿論，勒索軍餉，偽造選舉，种种惡行，不一而足。五四運動爆發后，极端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 毛澤東正從事平民教育和輿論鼓吹，張敬堯卻蠻橫地摧殘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評論》。毛澤東受到強烈刺激，決心借北洋軍閥直、皖兩系內證之机。進行一場驅張運動。 12月2日，被張敬堯強迫解散后剛剛恢复的湖南學聯聯絡各界代表在教育會坪舉行第二次焚毀日貨示威大會，遭到張敬堯軍隊的武力鎮壓。這一事件更激怒了各界人士。“張毒不除，湖南無望”，人們發出了反抗的呼聲。6日，學聯公開發表驅張宣言，長沙中等以上學校一致罷課。 毛澤東獨當一面地發動起來的第一次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政治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12月28日，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佐在北長街一個叫福佑寺的喇嘛廟里。 為了要求撤懲張敬堯，代表團在京先后進行過七次請愿活動。毛澤東作為請愿代表，義正詞嚴地向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云鵬提出了驅張要求。 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各种驅張通電和新聞里。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干越來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楊昌濟特地致信當時的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章士釗，推荐他的學生毛澤東和蔡和森，“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澤東的這位恩師和岳父大人不久就駕鶴西歸了。毛繹東曾多次到醫院探視、護理楊昌濟。楊昌濟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楊開智、楊開慧兄妹一起守靈，并發起募捐，撫恤遺屬，操辦后事。1920年1月22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釗、楊度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公布楊先生病逝的消息，介紹他的生平事跡。 驅張運動發生了明顯效果，張敬堯的惡行逐漸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聲討下，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但最終迫使張氏溜出湖南的。靠的還是直系軍隊和湘軍的武力威脅。1920年6月，已參加革命党的者軍閥潭延閨在南方政府的旗號下率湘軍再入長沙。 驅張以后，湖南怎樣建設？毛澤東和他的伙伴們苦苦地思索著。 他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質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寄給在京的老師黎錦熙，表示這些雖然是“技枝節節的向老虎口里討碎肉”，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如果連這樣一些事情也不去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李大創接触更是頻繁。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常常徹夜長談。毛澤東后來進京執政前。還在西相坡這樣講到李大創：“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 由于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當時，和毛澤東交往甚密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舉辦的“亢慕義齋”(意即共產主義小屋)，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党宣言》。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錦熙到北長街99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會晤毛澤東，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產党宣言》，還有一堆關于共產主義的新書刊。2月間，毛澤東給在湖南的陶毅的倍中說：“即我，歷來很借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這一次出游，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几种問題，很有研究的价值。” 4月1月，“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助群眾性政治團体，由彭磺、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由旅滬的一些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組成。 4月11日，毛澤東离京赴上海，意在和已在那里的彭磺等人會合，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划，并為蕭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送行。 中途，他特意下車去游覽了孔子的故鄉曲阜，還登了泰山。去了孟子的出生地和梁山好漢們造反的地方。盡管“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他對孔圣人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毛澤東到達上海。他穿著土布長衫，帶著藍底印花土布被褥，住進哈同路民厚南里29號(今安義路63號)。 上海沒有多少古墓名山讓他留戀，他忙于開會、寫文章、發宣言，送別了蕭三等赴法會員后，那去拜會陳獨秀。 五四運動后陳獨秀在北京城南的“新世界”游藝場散發傳單，要求撤換逮捕學生的衛成統領王怀慶，因而被捕。經李大到多方營救和章士創出面具保，獲得釋放。陳、李再次相聚了，李大創興奮地寫下這樣的詩句：“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究戰不胜真理。”正是這次相聚，二人談起籌建馬克思主義政党問題，并商定：李大釗留在北京，主盟聯絡同仁籌建組織，陳獨秀南下上海，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南方共產主義組織。 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計划，征求意見，并向陳獨秀請教馬克思主義問題。毛澤東后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經与南陳北李這兩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巨人相繼晤談。毛澤東帶著丰碩的收獲，返回了湖南。 年底，蔡和森從法國來信；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党”。毛澤東回信，深表贊同。 這時候，張國燾充當了京滬之間穿針引線的人物。 1920年1月的一個中午，為躲避北京政府拘捕而來到上海的北大學生聯合會代表張國燾和許德珩、康白情及天津女代表劉清揚，同在法租界一間飯館里便餐。飯后，順步走向法國公園。康白情指著馬路那邊說：“莫里愛路29號，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住宅。” 許德珩說：“我們一直還沒有拜訪過他，現在不妨順道去看他。” 三人一致贊同。于是穿過馬路，來到29號門口，向看門人說明來意。看門人說：“晉謁大元帥須預先約好，沒有預約是不可以的。” 許德所有點生气，高聲說：“我們并非有求于大元帥，只是來拜候，難道沒有預約就不能通報嗎？” 許德珩的高聲惊動了正在樓下的廖仲愷。他急步跑出來，將四人迎進客廳，立即上樓去告知孫中山。 不一會儿，孫中山步人客廳。寒暄之后，許德珩說：“我們素來敬佩孫先生，因為孫先生是平民領袖。誰知門禁森嚴，不肯与普通人接触。” 孫中山微笑著，未及答話，張國燾便說：“現在國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們今天特來拜訪求教。” 孫中山說：“我倒愿意先听听你們的意見。” 話匣子一打開，四個人便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起來。有的陳述學生運動和一般民眾運動的情況，有的批評革命党人對民眾運動的態度不盡恰當，有的甚至表示孫中山只重視上層的政治活動，攬外交、攪軍隊、攪土匪、對民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似乎不夠重視。 孫中山听了這些帶刺的話，既不敷衍也不示弱，直率地說：“你們學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們無非是寫文章、開大會、游行請愿、奔走呼號，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罷課、罷工、罷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關槍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學生解決掉。現在我愿意給你們五百條槍，如果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的革命。” 四人一听，更不服气。同聲抗議：“孫先生太小視今日的青年了。漫說是五百條槍，就是五千條乃至五万條槍，同學們也會托起來的。問題是為什么革命？如何革命？”繼而反話，“孫先生也掌握過几万人的部隊，何以革命還是失敗了呢？” 許德珩說：“孫中山似乎不僅瞧不起學生運動与新文化運動，又何嘗注意過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一般鄉下老百姓的意向？如果一位革命領袖看不清新時代，不注重一般民眾的動向。恐怕是要落伍的呀！” 張國燾接著說：“孫先生是我們所敬佩的人物，請問孫先生，過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應該改弦更張？難道孫先生對今日青年的期待，僅是五百條槍的問題嗎？” 听著四人連珠炮似的高談闊論，孫中山時而不以為然，時而點頭贊賞，時而若有所思。 三個小時過去了，孫中山以安詳的態度、緩慢的聲調回答了四人提出的問題，指出下列几點：其一，他要學生們托起槍來，不過是希望學生們的革命精神提高一步，不要僅限于開會、示威等。其二，他承認四人指責他沒有充分重視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不是沒有理由的。他聲稱他很注重宣傳，索來注重宣傳和軍事并重，但事實上宣傳工作做得不夠，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眾了解他的主義和主張。其三，他闡述了他的三民主義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場，希望四人都信仰三民主義，一致合作，共策進行。 這時在座者都面露笑容，气氛變得輕松起來。 張國燾笑著說：“我們學生說話總有點像吵架似的，其實是真誠求教。孫先生講的我們十分贊成，下次再來進一步的請教吧！”孫中山也喜形于色：“我很喜歡這次痛快的談話！”過后，張國燾繪聲繪色地向陳獨秀談了這次會晤的情況。他5月初回到北京后，李大釗又饒有興致地听了他的匯報。陳、李都認為，這次談話可能建五今后攜手合作的基礎。 剛過兩月，李大釗又急匆匆找到張國燾，讓他再去上海找陳獨秀商討一件大事。 正是： 休看神州如死水， 于無聲處听惊雷。 欲知如何發展，下回自有交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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