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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道孫中山為何臉色陡變？原來電話傳來的是個令人惊駭的坏消息：“海軍總長程壁光，在海珠碼頭被刺身亡！” 孫中山明白，暗殺程壁光，矛頭完全是指向他的，因為程壁光是堅持擁護他的護法主張的。 在同安艦上，孫中山、程夫人和水兵們向程壁光的遺体致哀。孫中山命令，放炮21響，祭奠程總長的英靈。 1918年5月，程璧光的死因終于查明，原來是陸榮廷花重金買下刺客，將程璧光置于死地。陸榮廷曾与程璧光結下金蘭之好，他企圖拉攏程壁光反對孫中山，遭到程的嚴詞拒絕。陸榮廷一怒之下。終于對程璧光下了毒手。 程璧光一死，孫中山護法運動的主要軍事力量受到了沉重打擊。緊接著，陸榮廷等人操縱非常國會，議定取消大元帥的首領制，改為七總裁合議制。 孫中山明白，所謂改組軍政府，實際想砍掉護法的大旗，要從他手中把軍政府的大權奪過去。5月4日，孫中山提出辭職，并發表宣言，沉痛指出：“吾國之大患，莫過于武人之爭雄。南与北細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也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改組后的軍政府完全由桂、滇軍閥及其附庸非常國會里的政學會控制。護法運動宣告失敗。5月21日，辦中山回到了上海。這時。他一籌莫展，意態消沉，對于“外方紛紜，殊不欲過問”，陷入了苦悶、恍惚和絕望的困境。幸有慶齡陪伴身邊，才在無邊的冷酷中感受到一些溫暖。繼而想到用心著書，以此啟發人民，喚醒社會。遂著手繼續撰述過去未完成的《建國方略》，到1919年完成了全書。 護法運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然而對于孫中山自有公正之論：是他不肯与軍閥同流合污而遭到的失敗，如果跟軍閥唱同調，還算什么革命党人！ 這一不同凡響的評价不是出自別人，乃是出自后來成為中國共產党創始人的陳獨秀。 陳獨秀，宇仲甫，安徽怀宁人，曾与寫過《革命軍》的鄒容同期留學日本因反清活動与鄒容等先后被遣送回國。武昌起義后，任過安徽都督府秘書長。191；年9月創辦《青年雜志》，自第二期起改為《新青年》，為民主革命大聲吶喊。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聘請陳獨秀、李大創、胡适等人為教授，并聘任他的老朋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為進步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隨著陳獨秀赴京就職，《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也移往京荔城。 1918年夏季的一天。陳獨秀邀請參与編輯《新青年》的同仁開會，商定下—期稿件。坐在陳獨秀左邊的是寫過《文學改良芻議》的留美博士胡适，他清秀的面容上帶著几分微笑。右邊是北大教授、圖書館長李大創，他四方四正的臉上架著一副老式眼鏡，唇上留著胡須，頭發剪得短短的，目光沉穩。挨著李大創的，是身材不高、面容瘦削、棱角分明的周樹人(魯迅)，他時而深吸一口煙。對面坐的，依次是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几位教授，其中還有周作人，他是魯迅的弟弟，長得与魯迅頗有几分相似。 彼此寒暄之后，陳獨秀提出了新問題：“諸位，探求真理是一條艱難的路啊！孫文先生護法的失敗，世界大戰的升級，使我們不能不問一下。西洋的思想和國家制度，是否是最先進的，是否适合于中國？《新青年》應如何引導國人，走向真理的彼岸？對于下步如何辦好本刊，諸位有何高見？” 胡适將圓圓的眼鏡摘下，輕輕揩了揩，又架到鼻梁上，不急不慢地說：“一本刊物，主義談得太多，怕要弄昏了頭的。政治上的事最好由政府去管嘛。《新青年》應當帶頭研究學問，整理國故。我看把青年帶進研究室比帶上大街游行好。我目前正准備研究古今小說，作些考据，作為探路吧。” 魯迅看了一眼胡适那高深莫測的表情，開口說道：“古今小說是需要研究的，适之兄也确是這方面的專家。但這在适之兄一人則可，作為《新青年》刊物則是不可的。刊物是面對最富生气的中國青年的，應當辦得切近這時代，触動這脈搏，感應這神經。即便是作研究，也要有一點時代气息才好。” 陳獨秀一邊點頭一邊說：“豫才(魯迅字)兄的話很對。比如他的小說新作《狂人日記》，便有振聾發聵的力量。沒有‘救救孩子’的時代聲音，我們的文學革命便沒有了實績。” 李大釗清了清嗓子，用那濃重的冀東口音說：“我以為《新青年》應當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以前，我們對這個主義所知甚少。去年11月俄國革命的胜利，使我們看到了它的光輝。這是指導庶民胜利的學說，也是挽救中國的良藥。” 胡适微微皺起了眉頭。魯迅和其他人都陷入了思索。陳獨秀素常十分欽佩李大釗思想敏銳、見解深刻。這時接下來說：“守常(李大釗字)兄的意見极為重要，我完全贊同。《新青年》要辦出特色。真正成為中國青年的向導，就應當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我看可以出一期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 這批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此刻他們也許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他們以《新青年》和稍后創辦的《每周評論》為陣地，以科學、民主為旗幟，大張旗鼓地批判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宣傳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會使廣大青年產生多么深刻的忌想裂變，鑄造出多么新鮮的信仰和品格，從而為即將來臨的五四運動奠定多少堅實的輿論基礎。 在《新青年》眾多的竭誠的追隨者中，有一顆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他就是后來成為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党最高領袖的毛澤東。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适和陳獨秀的文章……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8月15日，出生手溯南湘潭韶山沖的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24名青年，坐火車离開長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這是他們第一次走出湖南。他們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 到京后，朋友們分赴各預備班學習，毛澤東為找一個托足之地，以獲得生活來源，經他的老師、此時已到北大哲學系任教的楊昌濟介紹，認識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水掃地外，便是管理15种中外報刊，登記閱覽者的姓名。北大教授們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卻只有八元。但他仍然感到稱心，因為可以閱讀各种新出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 新文化運動的濃厚氛圍，使毛澤東產生了從未有過的興奮和刺激。他參加了北大兩個學術團体：一個是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的新聞學研究會，一個是由楊昌濟、梁漱溟、胡适、陳公博等人發起組織的哲學研究會。 他組織在京的十几個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胡适座談，請教學術和人生觀問題。 對陳獨秀，他是崇拜的，認為陳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以前只讀其文。此時終于見到了其人。 他既在李大釗手下工作，李大釗當然更給他以直接的影響。這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种新學說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李太創是在古老的中國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聆听了李大釗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說。這篇演說和李大釗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胜利》，使毛澤東開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后來對斯諾說：“我在北大當圖書館管理員的時候，在李大到手下，很快地發展，走到馬克思主義的路上。” 毛澤東還認識了譚平山、王光拆、陳公博、張國燾這樣一些后來頗為著名的人物，并同來自湖南的北大學生鄧中夏建立了真誠的友誼。 在北京，毛澤東起初暫住在鼓樓后豆腐池胡同9號楊昌濟先生家中，后來和蔡和森、蕭于升、羅章龍等七人搬進景山東街三眼并吉安東夾道7號，八個人擠住在三間民房小屋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澤東語)。 在清苦而緊促的生活中，楊先生的女儿楊開慧給了她情感上的慰藉。毛澤東進湖南一師讀書時，楊開慧還是個14歲的小女孩，如今已出落為18歲的大姑娘了眉清目秀，文靜嫻雅。21歲的毛澤東經常來往于楊先生家里，和開慧的認識逐漸加深，遂建立起戀愛關系。他們一同漫步在故宮河畔和北海公園。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開、還有倒垂湖面的楊柳枝頭懸挂的冰柱。在詩情畫意中，互相傾訴著綿綿愛語。 1919年春，毛澤東因母親病重。帶著剛剛學到的新思想和活動經驗，离開北京返回長沙。不久，即創辦了引人注目的《湘江評論)。 上海莫利愛路29號。 孫中山護法失敗，与夫人住在此處整日閉門謝客，對國家的前途，對自己几十年的道路，陷入苦苦的思索。看來。靠軍閥來推行革命是建筑在沙灘上的夢。目前老牌官僚徐世昌又被徐樹錚炮制的安福國會選為總統，他和剛剛被攆下台的馮國璋一樣，都不過是段棋瑞的傀儡。今后的路該怎樣走呢？孫中山在徘徊中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俄國十月革命的胜利給了他不小的震動，再次刺激了他興奮的神經。他把這一事件看作人類偉大希望的誕生。1918年5月，他通過美洲華僑，向列宁和蘇維埃政府電賀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希望“中俄兩國革命党團結一致，共司奮斗”。這期間，孫中山貪婪地閱讀各种各樣的書、有馬克思、思格斯的著作，陸海軍年鑒、工業、財政、貨幣、運輸、城市建設、土壤、農作物、地質、外語等書，匝有盡有。屋內四壁挂滿地圖，冬日爐火熊熊，夏日短衣伏案，不讀就寫，不稍間斷。他談泊地生活，每日菜金不過二元。有次外出購書竟然連團家的車費都沒有了。《孫文學說》、《實業計划》，以及20万字的《建國方略》，都是這期間完成的。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思想更廣泛地喚起民眾，實行“全民政治”。在他內心深處，正期待著一場新的、更大規模的革命風暴來臨。 1918年11月。歐戰結束了。中國因為參加了戰爭，也算是一個戰胜國：北京政府大肆鼓噪段總理對德宣戰如何英明，段棋瑞本人更是以中國的救星自居。孫中山對此不以為然。但對英、美、法、意、日五強主持召開巴黎和會還是抱有希望，因為按照公理，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均應廢除。孫中山為此感到興奮。 但是，后來傳來的消息令孫中山怒不可遏： 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的“和平會議”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謬的無理要求：歐戰前德國在膠州和青島的特權，包括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一切動產、不動產以及筑路開礦權。均將無條件歸日本所有，所持理由是袁世凱接受過“二十一條”，段祺瑞与日本政府有個“山東問題的秘密換文”。 巴黎和會本來是列強的戰后分贓會議，在列強的眼里根本沒有中國人的利益，和會竟把日本的無理要求明文規定下來。北京政府代表、外交總長陸征詳求告美國總統威爾遜無效，遂准備簽字認賬。 這樣的局面，怎不令孫中山怒火滿腔、痛斷肝腸！ 這天，正在孫中山坐臥不安、踱來踱去的時候。朱執信興沖沖地走進孫中山的書房，一進門就揮舞著一張報紙，大聲喊著：“先生，你看！喜訊，喜訊！” 孫中山接過報紙，迫不及待地看起來，未及看完，拍案叫好。 你道為何？ 原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后，一片憤怒，處處沸沸揚揚。 1919年5月2日，濟南3000工人聚集在北崗子舉行講演國共和談演義(第一部)會，要求收回青島。 5月3日，北京國民外交協會開全會，決議在5月7日召開國民大會，同時通電全國各界共同行動，阻止北京政府代表簽約。 3日晚，北京大學法科禮堂擠滿了學生，除北大學生外，還有北京高師等校代表。每人都是一副激憤的表情，有人吶喊，有人揮拳。一個青年入站到講台上、高聲說：“同學們，不能再等待了。北京政府是個賣國政府，只會討好日本主子。明天我們就行動，舉行學界大示威，制止簽約！”這個青年人就是北大學生鄧中夏。禮堂里一時靜下來，他的堅毅的聲音在回蕩。隨后，禮堂里響徹“對呀”、“同意”的聲浪。 陳獨秀和李大創，是這次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陳獨秀就在當晚，為第二天出版的《每周評論》寫了號召人民“直接解決”的評論。他說：“若是靠著分贓會議里那几個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關門弄鬼，定然沒有好結果。”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北京高師等13所大學學生3000多人匯集到天安門城樓下，像大海的潮水涌向外國使館區東交民巷。他們高呼“還我山東”、“保我主權”、“拒絕和約簽字”、“取消二十一條”、“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更有那無數面彩色小旗揮動著，許多面橫幅高舉著。其中一面大白旗上寫的兩行黑字頗為醒目：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种碎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頭。 那曹瞞遺种系指曹汝霖，時任交通總長，章淳余孽系指章家祥，時為駐日公使。他倆人所以激起公憤、蓋因從前中日各种合同，多經曹、章經辦、署名。曹曾是“二十一條”簽約代表，章則是“中日軍事秘密換文”的經辦人。此外還有一個陸宗輿，現任幣制局總裁，簽訂“二十一條”時任駐日公使。對此三人。海內人士共目為漢奸、日本走狗。 當游行隊伍被使館區的警察阻攔，不能通過東交民巷時，學生們無比激憤，轉而扑向趙家樓，找老牌賣國賊曹汝霖算賬。趙家樓曹公館院子里擠滿了人，“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怒吼聲震天動地。正巧，曹、章二人剛從總統府飲宴回來不久，這時嚇得面無人色，体似篩糠。他們栖栖惶惶地溜到后院大牆下，企圖越牆逃走。曹汝霖在前，靠著仆人的幫忙，好不容易才爬上牆頭。他往下一看，不由一陣頭暈眼花。可前院一片呼喊聲，逼得他不敢再猶豫，一閉眼一咬牙跳了下去，歪著身子摔倒在地，痛得直哎喲，仆人連忙攙扶他逃向六國飯店。 听到曹賊的慘叫聲，章宗樣再也不敢翻牆頭，在牆下像熱鍋上的螞蟻，欲逃無路。一個跑在前邊的學生發現了他，上去一把揪住，人群蜂擁而至，以為他就是曹汝霖，連聲喊打。他連說自己是章宗祥，學生們叫道：“打的就是你！”轉眼間，章賊已是鼻青脆腫，趴在地上營苦求饒。 學生們雖說打了章宗樣，但未抓到曹汝霖，心頭怒火難消，遂放火點著了趙家樓。剎那間風助火勢，濃煙滾滾，火舌飛竄…… 愛國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樣，北京市民無不拍手稱快。軍閥政府則惱羞成怒。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兵統領李長泰率大批軍警開到曹家門前，抓走了三十多名學生。緊接著發布禁令。取締一切集會游行。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學學生代表開會議決，即日罷課，并通電全國各地，請求聲援。 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迅速席卷全國。這時的孫中山，眼觀時勢風云，重新燃燒起希望之火，再度煥發出充沛的活力。 局勢正如林伯渠的詩句所描繪： 登高一呼群山應， 從此神州不陸沉。 究竟孫中山有何舉措，請看下回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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