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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發生于18世紀末葉，俄國的十月革命繼二月革命之后，同時發生于1917年，中國的長期革命，迄今則已逾一個世紀，這200年來的事跡，及于遠東与泰西，當中地理環境各不相同，社會背景也千頭万緒，其成果當然极不一致。可是從長時間遠視界來看，以上三种運動，皆發生于具有大陸性格的國家，也都被強迫放棄過去以農業為國民經濟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數目字管理的趨向。 這三個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于過去農業体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构的功能為准据。法國的舊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順應環境，也實由于其現存体系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公式和法則，以适應此需要。 這三個國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歸咎于過去組織過于簡陋。他們都曾回光反照，表現出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特長。法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稱“朕即國家”，可見其享國時之叱吒如意。沙俄之凱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為“開明專制”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號召力量之雄偉，有賴于18世紀及以前的環境与背景。一到資本主義与重商主義，不僅這些國家的組織与結构不能与之抗衡，連其本身之存在都發生問題。甚至過去的行動与設施，反成為今朝的阻扼与障礙。 階級斗爭都曾在以上三种運動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顯然在仿效法國大革命時“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無褲党”（sans－culottes）（詳下）的戰略。中國在文革期間組織所謂“造反總司令部”，亦非獨出心裁，因為“造反委員會”（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紀末年的巴黎出現。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實由于社會上与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階級利益的沖突，是一切問題的重心？反過來說，是否由于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經驗，今后全世界的決策只有朝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因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問題尚不只此。資本主義之為一類組織和一种運動，固然發生于法國大革命之前，但是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卻因法國大革命及其過程而產生（詳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以后的發展，尤以最近在中國大陸和蘇聯的發展，這名詞与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動，至此也成疑問。本書引用歸納法，主張先將法國、蘇聯与中國進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圖進入這境界的經驗提出。我們從技術的觀點出發，如果能將上述三种運動作切實的解剖，再參照以前各章的資料，應能在下章作結論時，對以上各問題提出一個較客觀卻更具体的答复。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极容易產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寫出：“舊体制已將法國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种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里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并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种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為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為組織；后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极容易引起誤會。 從人身經驗寫歷史，糾纏更多。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學第一位任法國大革命專題教授的奧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門徒馬迪茲（Albert Mathiez）在本世紀初年的辯論。法國大革命的后期，過激派以丹東（Danton）、馬拉（Marat）及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為領導人物，馬拉被女刺客刺殺之后，只剩著丹東及羅伯斯比爾。在奧拉德看來，丹東是英雄好漢，羅伯斯比爾則既虛榮又是書呆子，于是以他個人之好惡，決定革命之途徑。馬迪茲則強調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誠意地為小民謀福利，丹東倒是貪污好貨，隨時可以出賣革命。他們所著的專書不說，又任教職、編輯專刊各數十年。此外撰寫大革命的各种專題著作，也近數千百部，動輒十余冊，而瑣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棟。本書脫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監獄暴動200周年，法國人士正籌備在紀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預料此時寫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滿目。我們讀他們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繼，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評論？ 可是歷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境域，我們涉豬其間，各人的目標不同。在我們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共通的題目，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發展。如果我們放棄這段題材不顧，則本書以前各章的事跡無從交代，以后的發展也不便闡揚。在這种國際性的注意力之下，我們所企知的法國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說到美國、日本和德國過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創造，阻攔較少，已給我們預先安排一种假說之中的借鏡，所以我們的觀察集中于18世紀末期，法國突然改組時，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而不著重人身方面之情節。茲舉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性的一段插曲。本來計划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离開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備，國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离崗位，馬匹也已遣散。國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准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國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歷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后局勢將起何种變化？可是這种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產生錯覺。以后的事實證明，當日法國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國家之高層机构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國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雜又磅礡，當時無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決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謂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斷頭台。而且這些醞釀的因素出現既突然，在每一階段逗留的時間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勵各人立即爭取主動。勒費弗在敘述1789年10月，巴黎婦人強迫路易自凡爾賽宮遷居巴黎時，寫出：“沒有人能夠夢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見得時人總以為當日的細雨微風已如未來的巨浪与狂飆。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离。最初他有机會出走而不愿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后，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后喪身于斷頭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后，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沖突，亦不可謂之不真。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后證明其眼光仍過于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歷法及度量衡，最后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余波振蕩几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体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体，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于說集体的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國無直接關系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于責備拿破侖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發敷粉。他的親信同党圣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侖也曾被指責与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系升官。至于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侖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与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准，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贊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并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于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并不是某一階級与另一階級發生致命沖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种利害錯綜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斗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种工具。以后這樣的作法，也見于俄國与中國。 法國之議會与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机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与瑞士之雇佣軍充實行伍。以前几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胜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胜國，卻又兜上一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据估計約在2300万至2500万之間，巴黎即超過60万，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机生意，則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一個自行調節的結构（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后者可以將各种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与農業歸并為一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國落后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种体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与郡縣并行，复雜則遠過之。第一級（First 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為數不逾10万。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庄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与遺傳，兼及教育与慈善事業。第一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愿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一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万人。主要分為兩种，一种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后來加封。另一种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体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极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貧。一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庄園的領主，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庄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庄園法庭。据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与种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体組織的机构，向他們抽直接稅极為困難。一方面這也由于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与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机构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庄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种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种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一市一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据稱占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一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与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別。一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几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种謠傳，惊扰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里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沖突，并不是使他們忘身舍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机。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与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种种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与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离，是現代社會里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以后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与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与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一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与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一個极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抬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种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們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划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co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過去公私財政事宜的疊床架屋，久未改組，何處可增稅、何處應加租，也無從獲悉，所以稅收与租金的收集多來承包制。只有職業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個別間的情形，才能執行任務，而且從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數目字管理，則早已用不著勞駕他們了。同時這時候還有很多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以后風潮加緊，貴族出奔國外，下層階級里有很多人因之失業。提高糧食的价格，應當對農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釀酒的農夫叫苦連天。改進農業生產，首重圈地，才能將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對即是農民；他們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權利，立即無以為生。諸如此類的問題，無從規划，找出對策。 所以從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來，法國已經無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組。只有將一切投入一個大熔爐之內，听候歷史之安排，只是這情形當時沒有人看穿。 當三級會議在1789年召集的時候，各級与地方的單位，依前例條列他們向國王請愿的要求，稱為。ahi6y，我們不妨徑呼之為“陳情表”。當中第二級的要求，有一段要國王固定貴族的地位。各人的勳級要仔細勘明，讓他們如僧侶一般自成一財團与系統，今后朝廷不得再以賣官鬻爵的辦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務必由貴族中遴選，他們的子弟則由王室負責教育。今日我們看來不免惊訝，此類要求可謂不識時務。大革命志在清算貴族，以后步伐一經展開，尚有不少貴族未經審問，即送上斷頭台。那么當初何以如此跋扈囂張，在應當要求諒解的時候不虛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強他們的特權？ 這种舉動也可以引用非人身關系的情形解釋： 提出陳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級會議原來是國王与臣民的一段對話。國王固然要各級代表協同決策抽稅，后者趁此机會將下情上達。既有權力則有義務，既有義務則有權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會議既分三級，召集會議即已伏下了一個階級斗爭之陰影。 各級代表由各地方單位選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經過初選与复選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單位授權參加，而不是以個人的見解，參加國事的磋商。經過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單位的選舉人也覺得他們已成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們階層里和地方上的陳情表獲得答复，他們責無旁貸。于是以巴黎為首，此地既為國都，又有沙龍為時尚人士討論政治之處，產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冊子煽動革命情緒。此后，巴黎的407個“選舉人”，在選出三級大會的代表之后，經常集會，巴黎公社及國民軍（National Guard）由此選舉人的會議而產生。這些机构与組織，和巴黎政客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成為策動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們既維持秩序，也策動暴民。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騷動一開始，舊体制派往各處的省長（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組織已經瓦解，各市鎮大致仿效巴黎的辦法，除了傳達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詳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國王所轄行政系統指揮。 所以舊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勢脫离掌握之一大主因。這种情形，也使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國的統一運動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首先沖入傷病軍人大廈，取得滑膛槍32000支，隨后進攻巴士底監獄，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藥，解除這要塞對巴黎市民的威脅，并非所謂解放囚人。消息傳到各處，很多市鎮与鄉村群起響應，農民進攻貴族的堡壘。 為簡便起見，大革命可以分作兩個階段敘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到1792年8月，歷時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職權，革命由溫和走向极端，終至恐怖時期（reign of terror，簡稱恐怖Terror），后因“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結束，時為1794年7月，后期也歷時近兩年。此后迄拿破侖于1799年11月兵變奪取政權為止，其間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頓的時期。 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級代表約600人，第一二兩級各約300人。起先國王和議會堅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級分開討論表決，如果某一議案獲得兩級的同意即算通過。顯然的，這樣無法對國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變方針与政策也必困難重重。所以第三級的代表主張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決，在這主張之下，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這組織后來自稱“憲法制定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由憲法制定會議參加產生的代議政治机构稱為“立法會議”[Legisla-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會。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國民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為國王封鎖議會的場所，這些代表聚集于凡爾賽宮室內网球場，也鼓動一部分代表下級僧侶和前進派的貴族參与，又怕國王以武力壓制，与會的人簽名誓約之上，內稱除非達到目的，決不分散。其中提到國民大會之召開，其目的在“草擬憲法，給國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則”。 這樣展開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勢已無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級和第二級的代表一体參与。他的讓步并非出于開明主見，而是于內外的威脅，而巴黎既感到糧食恐慌，又不知道國王意向所在。他集中軍隊于巴黎內外以防止暴民蠢動，保護國民大會的安全。但是所謂暴民既經組織，實際已是革命的群眾力量，和國民大會里一部分代表之護身符。 三級會議于5月5日集會討論，6月20日有网球場誓辭，6月25日巴黎公社組織就緒，7月14日巴士底監獄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視，希望撫慰眾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頭婦女6000多人冒雨手執標槍，又挽兩門炮，跋涉12英里，到凡爾賽宮向國民大會和國王請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們后面還有國民軍兩万人的支持，國王与王后被迫由凡爾賽遷往巴黎的特拉里茲官（Tuileries）。兩周之后，國民大會在巴黎開會，從此彼此都在巴黎群眾陰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揮之群眾或暴民，對以后國事的進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時至今日，這些事跡還找不到确切的解釋。即如巴黎的暴動与婦女的示威，顯然有人策划主持。他們是誰？當初目的何在？雖說歷史家各有猜測，最可能從中獲利的乃是奧爾良公爵（ducde Orleans），當今國王的遠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憲君主，也可能是賽亞司和米哈波預聞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成名，今被公推為國民軍司令的拉法葉（LaFayette）。還有几個辦報紙的主筆，也被指責唆使主動，卻沒有人提出可靠的證据。總之從人身方面的觀察，很難寫出此中确定的歷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糧食問題也一度解決，緊張的空气業已和緩。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開，而且內戰与斷頭台上之不斷流血，仍在3年以后產生？ 國民大會決議接收寺院的地產，廢除什一捐，將各种封建義務解除，人身的義務亦無條件廢止，土地的義務則以代价贖取。又通過了“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揚“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共同的功利之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此外又列舉這些權利為“自由、財產權及抵抗壓迫的權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憲法則將公民分為“現役公民”及“非現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稅，享有選舉權。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一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一屆，國王對同一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共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一种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看來這些條款所包括的改革极為廣泛，其步驟則和緩而帶妥協性，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為玉帛？其中必有蹊蹺。 廢除封建特權，并非在國民大會里經過詳細審查与考慮而通過，而是少數預謀的人決定在傍晚5時開會（1789年8月4日），會議延長到清晨兩點而獲得表決，其辯論的程序也預有布置。像這樣一种重要的改革，務須有關的人大部分承認這是眾望所歸，積极進行，才能希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可是事實上立法時，就希望其行動有如“魔術”，所以宣傳的成分多，實際的功效少。這時候，法國殘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聞目見，而是在農村中滲入各种經濟生活之中，如“聲望”即附帶著特權；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義務与土地義務不可區分；不少封建特權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約。即讓農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贖清，技術上也困難重重，況且有些土地又經受領人佃讓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領主則借口除非收有贖金，特權仍保持如舊，并且東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國民大會一紙法案，只產生了千般万樣的糾紛。有些農民爭取法案給他們的利益，一直糾纏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一种“道地的內戰”。 沒收寺院地產、廢除什一捐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后來牽涉更廣。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們手下的收入，國會就決定對他們發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員成了政府雇員。又因為此時整理全國的行政區域（參照上節法國行省有中央及邊區的分別），全國領土各按境內山河划為大致面積相等之行政區（depart－ments），于是舊的主教區裁撤，新的主教區与行政區重疊。在政教合一的方針之下，國民會議于1791年通過“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規定主教由選民推舉，不再由教皇認可，并且所有僧侶要宣誓盡忠于國家。一位現代作家認為這一舉“中斷了全國的團結，內戰于是開始”。 一般非信徒甚難掌握此中奧妙。羅馬教會由基督授命于保羅而產生，主教千百年來衣缽相傳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義。很多宗教人員已經覺得裁減主教人數、更改他們轄區之不當。因為在神學的立場上講，這些措施已經污褻了他們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間政府宣誓，等于將所有的主教方丈改業為政治指導員。一部分僧侶比較達觀，覺得為主服務和民事管理可以視作兩途，但是贊成宣誓的少。160個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來教皇斥責“組織法案”，更加深了法國內部的分裂。愛國人士責問，何以堂堂法國人要受命于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囑信民，不要被這种犯天瀆神的政府誤入歧途，甚至主張他們不要買賣寺院之地產，不向政府付稅，自此法國之天主教會分裂為二。路易十六之企圖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兩個月，他曾想參与一位正規神父所主持的彌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撓而作罷。最后他更因否決懲罰違命的僧侶之法案，与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華倫內被截獲，送回巴黎之后，國民大會企圖避免內戰，仍讓他擔任消极的國王，聲稱他被綁票，處決計划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國高層社會人士紛紛避難他邦，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1789年情勢不穩時，兩個月之內政府批發了20万件護照，雖說有些持有者只在國內旅行，但多數流亡國外。這种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規軍內2／3的軍官都已离職。因為這些領導人物之离散，社會更不安定。流亡者（emigres）集中于比利時、意大利各處，但是以在德國萊茵河上的科布倫次（Koblenz）的一個集團最帶威脅性質，他們也和不受命的僧侶聯系，有引導德奧的王室侵入法國，推翻革命的趨勢。在這情形之下，路易的奧國王后成為他在中外觀感間的一种負擔。旁的問題不說，單是在宗教和流亡者兩种關系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极性的國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眾的蠢動，不是由于年歲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幣貶值，一般農民宁可背糶，不愿接受不值錢的交付券。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法國自1789年以來的基本問題并沒有解決，即如類似紙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一樣，只能算是一种計划和一种企圖，不可能立即實現理想。這种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机，就會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國大革命曾被解釋有它本身的邏輯，內中群眾与權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從他們的人身經驗一眼看出，而只能夠在事勢逐漸展開時，理解体會。本書接受這种觀點，并且將之擴大。大革命發生時新聞報紙初出茅廬的煽動群眾，即作者和主編也不免為他們自己的辭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來的進展，卻使我們在社會心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看法，遠胜于18世紀末期。而且像法國大革命這樣偉大的事跡，其包涵既多，內中不少的因果關系可以前后倒置。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以后業已發生的情事和業已證明的史實追溯回去，追究當日醞釀的情形，分析各种行動的動机。 可以簡要地說，1789年法國所遇到的困難，乃是環境需要立即采取一個用數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則低層机构中各种經濟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而此時法國卻分為無數大小圓圈，錯綜重疊。各种人文因素也彼此牽制。經濟改革牽涉到政治体制；僧侶的組織也涉及群眾的安全。表面看來一個簡單的要求，實際有等于一只動物之脫胎換骨。而這動物在改造期間又仍要穿衣吃飯，以致更難。 從法國革命之前后看來，這當中產生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圍大、時間短，當中無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協，有意效法英國之光榮革命（詳第四章），后期則凡事不妥協。如果國王曖昧不明，其存在足為國事之累，則將國王送上斷頭台。如果外國有干涉之意圖，則索性由法國作主，向奧地利、英國和西班牙宣戰，并轉守為攻地進兵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和德國。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糾纏不清，則將政權特權一律無代价的廢止，直接實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侶不肯宣誓，以致法國的天主教會分裂，則索性不承認耶穌基督，而另崇拜一個自然神論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經濟法規的人物可能影響社會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一連拘禁30万人，很多不經審判而送上斷頭台。寫到這里，本書也要仿效西方的歷史家附帶聲明，敘述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贊揚提倡。只是這一串事跡之邏輯与因果，非常明顯。法蘭西要給自己創造一段新生命。 將舊有体制全部解散一切重來，其膽量值得欽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動上沾染著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會用一兩頁針鋒相對的詞語，重复地敘述當日矛盾。我們試設想：舊的組織制度既已推翻，此時既無尊卑長上，也無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同時把人類退化至原始時代，是一個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預示此种情況，有盧梭（Rousseau）所謂“高貴之野人”（Noble Savage）。其為高貴，則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剝削旁人之惡習，其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時期巴黎不少婦女邊在編織絨線衣物，邊在觀賞斷頭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對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敘解放中人物。再敘述得徹底一點，這時候法國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狀態（詳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戰。除非有“巨靈”（Levia-than）出現，由一個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則每個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監獄行凶，將1000多囚人當場打死，事后到巴黎公社領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學說，則當時聯軍攻下凡爾登（Verdun），法國國都看來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將為聯軍內應，于是對他們行凶，也算是自衛。 根据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追述革命進入第二階段的情形：巨靈既為國家主權人，不能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但這种權力已無從由舊体制承襲，有待創造。所以其組織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無需革命了）。以上各种條件注定其組織者為少數人物，首先以陰謀發難。 1792的革命，由雅各賓派（Jacobins）領導，他們經常聚會于雅各賓俱樂部，內中又以從吉倫德選出之代表所謂吉倫德派（Girondists）為表率。茲后又有所謂山岳党者，大部也屬于雅各賓俱樂部，又參雜其他俱樂部之成員，總因為他們在國民會議席位占高，又為過激派，所以有此名號。這兩個集團間的來往交流，相當复雜，初非徑渭分明。只是以后斗爭展開，吉倫德派主張溫和的改革，貸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張地方分權。山岳党則和巴黎的市民結合，主張對法國予以一個徹底的大改革，將盧梭所提倡的“社會契約”推化為事實，在過渡期間，當然只有中央集權。他們不僅主動地將吉倫德党逐出雅各賓俱樂部之外，還在政治上清算他們，引起恐怖之展開。 大革命分為前后兩階段，固然以1792年8月國王之失去職權為分水岭。但是其陰謀和醞釀已在几個星期之前開始。巴黎城市分為48個區。雅各賓的組織人員無疑受未來的山岳党指揮（此時國民會議尚未集會，所以不能徑稱之為山岳党），他們將這些區公所一個一個爭取組織妥當，其計划隱匿周詳，始終無一人單獨露面。他們自稱已經消除了“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別，也不承認路易十六為國王。8月9日夜，由這些區公所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會議廳，將原有的公社組織驅逐。國民軍的司令准備干涉，則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稱心，乃因組織者早已將巴黎市井間能持武器者全部籠絡。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國民軍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還保持著資產階級的風格，國民軍也限“現役公民”參加，主要的任務為維持秩序。雅各賓所動員之群眾稱為sans culottes，直譯為“不穿馬褲之人”，以別于18世紀中等以上的裝束。我們無妨稱之為“無褲党”。巴黎之無褲党，以小商店老板及獨立營業之技工領頭。但是他們動輒在街頭聚集數万人，而巴黎人口以戶計半數為擁工，所以當中不可能沒有長期的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參与行列。他們手執標槍，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為之改換色彩，也使整個大革命為之改觀。 凡革命則需要群眾武力。革命期望于他們的是行動多于思想，團結的力量超過個人的色彩。無褲党提出的要求，首重糧食的价格能与工資配合，即后來提倡限制私人資本，主張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舖場，沒有任何高深的見解。因為其簡單，所以能构成革命之大洪流。等到內部生出歧見，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聲了。這時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們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責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賓人士与無褲党結合，曾兩次向國王提出問罪之師。6月20日沖入特拉里茲宮時，路易應付靈敏未生事故，對革命者說來，也算是失敗。8月9日夜他們占領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后，即馬不停蹄，說服國民軍，于翌日再向特拉里茲進兵。于是“一大堆愛國者、無業游民和冒險家，總之就是攻巴士底監獄的同樣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結了2万人，向保護國王的瑞士雇佣軍作戰。國王一行逃避于立法會議的會場，請求議會保護，并且命令衛隊停止抵抗，可是武裝沖突依然展開，雙方死傷約1200人。國王王后一行從此失去自由，以后搜出一鐵匣的公文，證明路易對革命實為不利，這證件成為1793年初將他判死刑的張本。1792年9月國民會議開幕時，國王已失去職權，“9月殘殺”即無褲党到牢獄里殘殺囚人（詳上。其中不少被害者為不肯宣誓的僧侶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樣的在槍捧之下犧牲），這樣的事已發生，而且法國軍隊在瓦爾米（Valmy）又打了一個胜仗，在短期時間之內，戰事已穩定，民國在此時成立。最初吉倫德派還在國民會議里占优勢，只是為著革命至此是否應當緩和，采納眾議，還是隨著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問題，展開了和山岳党的斗爭。此中誰是誰非，經過很多歷史家的爭辯，只因為內中涉及個人動机，迄無定論。 今日去當時已近200年，我們有了歷史的了解，就可以說，當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們自己的行動在歷史上的真正意義。法國大革命早已展開，机构上各种基礎都已具備，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時候只有化复雜的情勢為簡單。現實超過抽象，決斷胜于猶豫，于是很少有個人之間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邏輯，它亟需隨著實力找到著落。 所以國民會議以366票對361票判國王死刑，此后党爭展開，山岳党整肅吉倫德派，將他們推上斷頭台，發動了恐怖政治，各种政敵消失之后，過激派又展開了內部的斗爭。羅伯斯比爾首先將最激進的赫伯（Hebert）處死，回頭又將主張較溫和的丹東處死，等到“熱月反動”展開，羅伯斯比爾也被前在各省執行恐怖政策的議會代表處死，同出于以上邏輯。在寬闊的眼光看來，法國已面臨著一個“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局面，巨靈尚未長成，只有煽動性的報紙動搖人心，無褲党滿街捉人。不問他們的動机如何，都成為助長革命熾熱的燃料。我們与其追究個人品德，不如認識他們的時代。 恐怖政治在“大敵當前國賊未除”的气氛之下產生。法蘭西已有兩個總司令自動投奔敵國，在國內則征兵30万，又發生了溫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內亂，土倫（Toulon）則降英，影響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這時候國民會議欲藉著內外軍事政治的危机來創造一种新的社會經濟体系，其中牽涉到千縷百條人与人的關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脅通成。1793年9月5日，國民會議提出“當今的程序（order of the day）為恐怖”，只不過公開承認業已展開的一种運動，增加其強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時候，新的組織業已開始。丹東發起組織的公眾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權于一身，又通過國民會議，也操縱了立法權。它既像戰時內閣有任免將官、總攬軍事外交的能力，也藉著特務人員，監視社會人士，指揮革命法庭。它之誕生，證明非常時期實施三權分立之不合實際，也證實了柏克（Edmund Burke）所預言，法國過激運動必導引一种軍事獨裁。經過公眾安全委員會掌握的權力，由丹東而至羅伯斯比爾，又更通過巴拉（Barras）和賽亞司而至拿破侖，無疑是新法國高層結构之根源。 革命者此時還有一個有利之條件，是全國各行政區域的組織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舊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組織了他們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賓俱樂部，大都會里也有無褲党，他們從城市里將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鎮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義組織，有似于公眾安全委員會的机构，總攬動員治安事宜。當各地呈現分化趨勢之時候，國民會議決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導。反對山岳党的吉倫德派，認為這是分化政敵的好机會，于是推舉山岳党的代表出任。殊不知這些督導員到任之后大權在握，積极增加各個人的聲望，當中半打左右的強人，日后成為“熱月反動”之后法國的台柱。此時，他們整肅各地方組織、加強恐怖政治、執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員物資、組織工厂、設立濟貧所、將稅額配于富人，無褲党則承命協助他們按戶搜索。用不著說，當中必有無數違規犯法之情事，但是這种种作為，加強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將新高層結构的權力施展到低層結构里去。因此產生的行動，合乎“山岳党的風格”。也有歷史家謂這些中央派出之督導員，有黎希流和柯貝特（詳上）所遣派的省長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為拿破侖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層結构，可謂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廢除“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別（但是1795年的憲法規定選舉權仍受資產限制），又革除了貴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權、什一捐、買官的辦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賦稅和國內內地的關卡，新体制開始脫胎換骨，形成一個龐大的扁平体。但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誠可謂之為理想之机會均等，而不是均分財產或中國“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濟貧式的平等，曾經圣約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諸實施。總而言之，大革命只創造了一個低層机构里各种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奠定了日后以數目字管理的基礎。即山岳党人物，有時抱有社會主義之趨向，也無從將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統。共產主義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隨即被制壓。歷史家也承認以當日法國生產組織之程度，談不上廢除私人資本。 這樣一來，法國只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熱月反動”之后，“五人執政”（Directory）期間，“一個新國家經濟慢慢登場，經濟放任政策，[只]受國家緩和節制”。這時候農村經濟与城市經濟結為一元，批發事業開始統轄零售生意，專制政府雖策定大綱，從旁監視，其中各處接頭的情形仍待私人展開。新組織和運動既脫离封建特權的束縛，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還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針？那么也只有机會均等的競爭，一切以金錢為標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結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廣泛地展開信用，不受人身關系束縛地雇用經理，和通盤活用的服務——即是我們所認為資本主義的技術上之條件——都因之而日益顯著。設立工厂、集中生產，使獨立工匠經營的小店舖關門，擴大了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也只是遲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經過几十年和几百年的進程，而私人資本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來越大。我們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熱月反動之日）算作法蘭西的出發點。以同樣的眼光看來，事到當日，丹東、馬拉和羅伯斯比爾都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任務。他們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關系不深，即算他們都不具備做獨裁者的條件，他們所創造的一种高層机构卻是以后組織与制度的基始。 這樣的說法，好像近乎宿命論（fatalist）；也好像是說，將要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与各人的存心沒有關系，甚至与人力無涉。其實也并不盡然。雖說18世紀末的法國人無從确悉今日我們所謂資本主義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資本主義者這名稱產生于19世紀而不產生于18世紀），他們對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沖動處置。例如羅伯斯比爾倒台之前，巴黎的無褲党已先失勢。起先山岳党限制最高工資對無褲党一部分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已經產生了分化作用。以后這种工資与物价的管制又沒有著實地維持到底，則起先受惠的也日漸不滿。羅伯斯比爾在清算丹東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無褲党的領袖失去憑藉，其他的則藉著机會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搖身一變而為職業性的官僚。所以“熱月反動”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過頭，人心思變，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實上各人都在計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們所謂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責任，也不是說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眾運動和群眾心理，我們無法從各個人留下的記錄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盤局勢，以邏輯上之推論，補文獻之不足。 同時這樣看來，盧梭之所謂“高貴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實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飯，無法完全放棄個人之私利觀。一到對外戰爭轉敗為胜，內外的軍事威脅消除，恐怖政治已無必要時，所標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會既已放棄它的地產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為虛。這些條件就已在邀請“熱月反動”出現，五年之后拿破侖因時就勢，只將既成事實确定。總而言之，世間既有經濟則有組織。法國既已否定巴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產社會，則新組織只能從現狀內個人的獲得与占有參差不齊的條件下展開，其基本原則為各個人自識指歸，則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可是在短時間內急遽改造，法蘭西付出的代价不算不高。恐怖期間据說犧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這數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經審判，草率推上斷頭台的，又何止此數。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將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溝之間，予以炮轟，南特（Nantes）之牢獄被傳染病侵患，也無法給被監禁者食物，實為人間地獄，于是將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讓他們在羅爾（Loire）河中淹沉。專家估計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間，因之喪生人數達35000至40000之間，而間接受害者尚不計，所拘禁之嫌疑犯則可能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對外及以后長期的拿破侖戰爭，死傷更多。勒費弗提到革命期間陸軍的死亡失蹤人數達60万，而另一估計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間戰死及因創傷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個人口不到3000万的國家，實為一個极大的數目。 然則全面動員，驅使法蘭西7％的人口執干戈以衛社稷，其力量不可謂不雄偉，也不可能全為浪費。團結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說，經濟動員也是組織新國家的一种步驟。龐大的軍隊极需食糧、被服、兵器、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間組織的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國民會議期間（1792年至1795年）經濟政策著重出賣沒收的地產，管制物价与工資，一部分兵工事業由國家直接經營。但是大体上國民經濟仍保持商業性格，直接向民間爭取物資，限于事勢上的需要，著重將剩余的糧食輸至前線，若干村鎮亦有地方政府配給食物之情事。總之除非無法避免，政府不愿自己動手主持，當中一個主因即是當日經濟消息尚不靈通，局勢難于掌握。因此政府仍對商人作各种讓步，即對外貿易算是國營，政府也仍給商人各种回扣及暗盤，即限制物价時，原則上也將批發商及零售商之正當利潤計入。 “五人執政”期間（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棄物价与工資的管制，曾引起物价陡漲，造成通貨膨脹，各級官僚在混亂期間貪污自肥。1797至1798間一年和大陸各國大致保持和平（只与英國仍在戰時狀態），加以收成良好，物价回跌。執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經濟對策，例如加強稅收效率、削減預算、增加關稅、繼續征用軍事物資。1796年的幣制改革，以紙幣換紙幣沒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幣，從荷蘭、德國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銀，与對外貿易的入超，解決了貨幣來源的問題，并且趁此机會收回公債。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一段奇遇則是政權疊次易手，政府始終沒有正式賴債。只有1797年宣布公債之2／3不付息，這2／3的兌換券在市場上無人問，等于被宣布作廢。另1／3也隨著跌价，從此政府對利息之負擔大為減輕。雖說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進。只是對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后戰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侖的登場。 拿破侖加強對占領各國的榨取，將國內的稅收歸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絕采取動搖人心的短視政策，又向國外借款及于熱那亞和漢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銀行（Caissedes Comptes 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顯要為股東，雖為私營，也替政府擔任出納，又為公債付息，法蘭西的資本主義体制至此更濃厚了。于是索波爾在敘述大革命的結論時寫出： 中小規模之制造分工日詳；農人与都市技工之區別日益明顯，資產階級之重心因而轉移。商人及企業家取得過去遺傳之財富，領有重要地位。投机生意及供應軍需和搜括軍事占領的土地，給他們以更大的利潤机會。經濟的自由，展開了企業集中的道路。此后這些人以他們敢冒風險和采取主動的精神投資于制造，放棄了投机生意，于是對資本主義之工業化有貢獻。 敘述到這里，本書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讀者一樣感到惑然。國王王后及貴族政治家、虔誠的傳教士和帶煽動性的革命者，當中固然不乏投机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樣地在斷頭台拋頭顱洒鮮血，玉石俱焚，其最后目的無非讓資本家賺錢？難道所謂社會契約真的不過是做生意的一种契約，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買賣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煙草”？雖說本書在以上章節中一再主張不要因為道德問題而阻礙技術之討論，可是也并不是說道德只是做事時之贅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術之研討告一段落，仍有將整個問題提出再檢討之必要。 我們所謂資本主義，只是新社會這個多面体之一面，法國大革命掃清了內部各种障壁，在新体制之下，行政系統的功能有了一种看來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變成一個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費弗所說：“自今之后，除了長距离和通訊技術上的困難以外，國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礙。”但是他接著又說：“資產階級宣揚人權，以自由為始他們在維護這些條件時防止國家（的克制），所以他們將國家改造，以群眾的最高主權人代替威權皇子，他們于是肅清了人身的權力。” 在了解這矛盾的時候，我們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遠見，他所謂“巨靈，虛构之人”，實在是一個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財產之集團，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財產。同時這种情況也有如孫文所說政府有能，人民有權。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則不怕政府的能力強、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說成一個絕對的形式，仍是一個理想。拿破侖的政權既稱“開明專制”，可見得只是心朝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圓滿。可是在拿破侖兵變之前，“熱月事變”之后，社會已開始變化，有如兩位法國史學家之研究說：“即‘五人執政’期間，只要恐怖期間的大量流血成為往事，法蘭西開始呈現著大革命帶來的深遠改革，這些改革基本上給社會一個現代性格。” 他們接著又解釋這現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雖說當日還不能立即体會，當生活程度提高的時候，人們開始注重他們生活之質量，于是節制生育。社會里學術家和軍人抬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受重視。金錢成為首要，享樂主義少受檢束，漂亮的女人不僅“以人身標示著奢侈与享樂，也表現著金錢与成功”。 當社會上產生一种長期間大規模運動的時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后倒置。對法國而言，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創造這社會之因，也同時是這社會所賜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舊体制的各种拘束和障礙，人身財產權被固定及標准化，于是所有權和雇佣在民間先构成一個大羅网。嚴格說來，國家与社會不過是這种結构的一种外部，有如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与國家互為一体，它本身即成為國家。”（詳第一章） 反過來說：這种体制也給新社會各种鼓勵和保障，更促進資本主義。如拿破侖在1804年公布拿破侖法典，茲后他將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占領軍所及的其他國家里去，亦有促成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力量，而使資本主義更為抬頭。為什么与舊社會比較，一般人會感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較前自由？人類的社會生活不能沒有管制与約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監視較少，因為人民已受一种流動性的經濟力量所把持，這种接受金錢管制，有如洛克所說“含默的認可”（tacit con-sent），出于自愿。這樣說來，“國計”不能不与“民生”共為一体，所以法國人也不能因為其社會基層的組織与“買賣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煙草”的原則相似為可恥，只有在這种商業組織的條件下，國民經濟才能高速展開，因為生活程度提高，一种高度的現代文化才能因之而產生。柏克早應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這种社會体制里，當然只有資產階級占优勢。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為當時人公開提出，因此以上的發展也是自然趨勢。法國大革命之后的資產階級并非革命以前的資產階級。以前的資產階級不少已在這大洪流中犧牲，有些持有公債，卻因政府賴債而破產，另外，不少農民及下層社會人士因投机買得政府急于脫手的產業而致富，其他趁著稅收還沒有規律，軍需工業极需供應者的時候起家。革命期間誠有不少陰謀，但是整個革命的過程錯綜复雜，其牽涉范圍之大，更早超過陰謀者所預期。 而且，法國大革命展開，隨著有民族主義抬頭。路易十六的法國還只能算做一個朝代國家，拿破侖治下的法國才是一個道地的民族國家。很多法國人跟隨著波拿巴，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自認是組織中之一部分，生命榮辱与共。大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所產生的道德精神，“与佛菩薩、基督和蘇格拉底的，沒有重要的區別”。即算劫富濟貧的觀念無法實現，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貧民，這樣的經驗必定打扰著很多法國人的良心，所以現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不開始于馬克思，而始于巴貝夫。而且法蘭西除經過拿破侖的戰爭外，以后還接著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時至今日仍有很多過激的思想，不出于蘇聯，而出于法國。 總之，法國大革命极端戲劇性地表現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尋覓現代組織的過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間，表揚了人類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類共通的弱點。它給人類史展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留下一個陰影。大革命將國家世俗化，從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圖以人類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終沒有成功。今日法蘭西仍是一個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本書作者于1987年經過里昂，此地曾經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兩度浩劫，可是今日這城市只表現資本主義大都會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廣場上仍有路易十六紀念碑，索恩河的大橋也仍稱為波拉巴大橋，而且富菲亞（Fourviere）山頂上的教堂里仍供奉著百十盞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燭，表示時過境遷，人類發覺他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后主宰。我們的知識愈提高，我們對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寬，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愈大。 1969年3月，中蘇的武裝部隊在烏蘇里江珍寶島上沖突，蘇方自稱死數十人，不久戰事延至新疆邊境。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物，有向中國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圖。9月16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情報人員路易士（Victor Louis），以新聞記者的名義在《倫敦晚報》發表文章，聲稱蘇聯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詢各國的反應。翌年，蘇方外交人員又在維也納歌劇院遞交美國外交人員一張未簽名的草約，內中聲稱締約國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釁，可以采取報复行動，并且通知各締約國家，互相協商。尼克松及國務卿基辛格認為這樣一紙條約，等于要美國事前承認蘇聯有權對中國使用原子武器。基辛格認為，10億中國人陷于無政府狀態，決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接近蘇聯鐵道的終點，邊境去中國鐵道的終點則有好几百里，如果中國欲向蘇聯尋釁，也絕不會找到如此一個對本身戰略不利的地方。所以美國雖与中共沒有外交關系，而且技術上尚處于敵對狀態，仍竭力設法与之接触。 如果這還是一面之詞，則前蘇聯籍聯合國助理秘書斯維琴科投美，他所著書稱《与莫斯科決絕》，更敘述到幕后詳情。珍寶島事件出乎蘇聯高級人員意料之外，一時人情惶惑。有些人恐怕中共會動員几百万入侵，所以反而真确地討論使用原子武器。國防部長還主張使用最大氫彈。如果成為事實，不僅几百万中國人性命立成齏粉，蘇聯境內的安全也成問題。只有參謀總長認為不妥，因為大規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戰，小規模的則不能解決問題。据斯維琴科的報道，最后使主戰派懸崖勒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這些發展當然与蘇聯于1978年与越南宣布訂定攻守同盟條約有關，也引起中共于1979年初，出兵老街与諒山。經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轉換口气要和中國改善關系，甚至以充滿情緒的言詞講出：“我們還記得昔日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而且本書脫稿之日，正值鄧小平与戈爾巴喬夫舉行高峰會議之時，可見國際間外交局面千變万化，有識之士決不可以几十年成見，衡量今日之事端。然則將眼光現今化，則又須從歷史的基點觀察著手。 俄國之二月革命，實際發生于3月，十月革命則發生于11月。因為教皇在1582年改革歷法，將當年刪短10天（也就是以歷日計提前10日），俄國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則有13天的差距。 這兩重革命發生于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后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為人軟弱，皇后則為德國人，不得人緣，又剛愎自用，如此与法國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類似。而且沙皇親自前往前線主持軍事，皇后在后宮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國宮闈的黑幕。可是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國也像中國，無非專制政治常有的現象。雖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歷史家過度重視。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麥克堅辭不就，因為局勢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后，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內戰及斯大林之整肅，可見得人事問題并非一切問題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動員兵力1550万，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計，低至1億3千万，高至1億8千万）約10％，在無數的村庄里至少已占壯丁半數。又征用民間馬200万匹。三年之內死傷及被俘人數，在600万到800万之間。單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軍就死傷141万，被俘者也近百万。這對社會是一种极大的扰動。迄至1917年，俄軍在前線尚有兵員650万，當中可能有80万人以各种代表之名義經常活動于后方。 俄國的工業基礎与交通運輸不能負擔這樣的軍事行動和負擔這樣的損耗，已是眾所周知之事實。戰時俄國驅赶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陣，均已數見不鮮。又因為大戰剛起時西方都以為不會超過几個月至一年，一切准備都從短時期著眼。根据日俄戰爭的經驗，野戰炮一門一年只用炮彈1000發，而大戰時一次戰役几天之內就可能耗用這樣的數目，而且大規模的戰役通常使用炮1000門以上。然則人員裝備供應之不濟，還只是問題之一面。以后的研究，發現戰時經濟之發展已產生絕大不平衡。譬如農村間的手工業及輔助工業即因之萎縮，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筑業和工礦抬頭，銀行業務日益擴大，證券交易所更較前活躍，利潤增值。如此只使社會階層的沖突更尖銳化。 帝俄時代的陸軍，多以貴族子弟為軍官，所以軍隊為王朝之拱衛。戰事經年累月，軍官團的性格變質，中級以下的人士參与愈多，行伍之間則盡是農民。以后蘇維埃（Soviet）組成時，他們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繼而极端的左傾，主要乃由于農村問題，再加以長期戰爭的影響。 据估計，俄國的工人在戰時由220万增加至300万，尚有100万服役于交通部門。總而言之，他們在龐大的人口中，只占一個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則整個下述之運動必會采取不同的途徑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國工會運動一直未曾充分展開，勞資向來缺乏和衷共濟的習慣。況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万。促成他們參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糧食恐慌。以后他們截斷鐵路的交通，掌握郵政電話，參加赤衛隊，將兵工厂的武器交給革命隊伍，對革命產生了積极的作用。類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羅的海艦隊的海軍士兵，他們距首都近，敵視貴族軍官（海軍軍官与陸軍軍官不同，一直保持著貴族气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動。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触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發展，勢必將俄國本世紀初期的農村問題一并攝入。 俄國的土地問題本身就有跨世紀的复雜沿革。原來俄國的穡夫确實有“農奴”身分，領主可以將之買賣，可以對他們加諸任何体刑，可以寫一紙文書，叫他們自己拿著到附近警察所報到，由警察鞭撻，也可以遣送他們于西伯利亞。除非領主書面許可，穡夫不能領有財產。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實是人道主義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遲，雖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隸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卻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之复雜。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穡夫的生活已較前改善。在南部農業商品化的區域，一般穡夫每周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鎮工厂展開，穡夫才能獲得額外收入。農奴生產只能替領主保持過去封建社會之場面，事實上效率低，也不經濟，只是自由勞工不易獲得，尤以腹地為甚。1861年俄國人口1／3為穡夫。于是其間有如一段死結；農業生產的方式不改變則不易產生新型的工商業；沒有新型的工商業則無法改革農業的生產方式。俄羅斯領域上的大陸性格值得學者注意。 解放令原則上由國家价賣領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賜予穡夫，而是責成他們于49年內以工作或付代价償還。因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區准備時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后穡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數情形之下，所謂价接為業始終沒有成為事實。“農民生活极少改善。在俄國中部，耕地相當完好，他們因解放反而喪失土地，如此也難能稱之為解放。” 又因為穡夫雖被解放，而財政責任未除，從地主買到的土地也并不交与個人，而系組織公社（obshchina）集体保管。如是也如中國隋唐之均田一樣，公社不時將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長配与已解放之穡夫。受領土地者只有使用權，所掌握之地產不得買賣，也不能徑自世襲，而且使用者不得徑自挑選。這樣一來，昔日穡夫無异于政府公地之租賃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廣大的地區內有效。農民也不可能有行動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為首相時，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將土地賣与農民，各農戶也可將手下管業之土地出賣，以便遷往城市改業。斯氏之設計無非制造一批小自耕農，因為他們領有土地，身家財產所系，勢必与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動輒參加廣泛之農民運動。可是這种法令無法于短時間內生效。事實上斯氏計划行之不及十載，歐戰即已爆發，只有200万農戶接受這樣的處置。大抵俄國的亞400万農戶之中，只有1／10因此成為小自耕農，其他多因身處腹地，不便棄業他遷。這些新獲得土地的鄰居，稱為“分离者”（otrubniki），從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農民极端的嫉妒与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況确是五花八門。貴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襲之土地，仍占全体耕地約1／5，一般稱地主者為數13万人。又有數百万自耕農，絕大多數則為名義上已解放，實際仍被公社管理之穡夫。因此很難斷定俄國此時屬于何种体制。 戰時政府從農村中征得壯丁1200万，馬200万匹，當然減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響所及，一方面農民渴望獲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廢置。即算政府已將大批戰俘分發于農村，仍無法彌補因征兵所減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戰俘者以大地主之門戶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為极嚴重之問題。大概在俄屬歐洲部分減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帶減少23.8％。 時人所謂“和平与土地”（land and peace），即代表一般民眾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們無力承當長期戰爭之負擔，并且沙皇与德奧在中歐利害之沖突与他們不相關。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們覺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這种觀念也受著几十年來俄國虛無主義者及民粹主義者（populist）熏陶的影響（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經常志愿前往鄉村擔任教師、醫生、客棧經理等）。并且這兩种要求連結一起，因為前方的士兵即是后方的農民，再不然則在書信之間彼此受親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緒上交流的影響。而且帝國內部的少數民族或者要求獨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獨立的文化。這些民眾間的愿望起先看來虛遠不著實際，以后都在革命期間發生了決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發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兩個既成語之外，所用日期均据新聞）。彼得格勒城內食糧不足，准備實行配給制，尚未施行，消息外傳，引起人民搶購面包，經過好几天騷動，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階級，怨恨通貨膨脹，生活艱難。3月8日婦女節，工厂里的女工舉行游行。恰巧一座鐵片工厂里的工人因為勞資糾紛被厂方關閉，也加入行列。工會的組織和政党的活躍分子就此也鼓勵其他工人參加。示威游行持續第二天，据說有50多個工厂關閉，參加游行示威的近20万人。 這時候杜馬（Duma，是俄國的議會，經過窄狹的選舉權產生，也只有有限的權力）正在集會，會員也發表指責政府的議論。 游行示威持續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發生沖突，數處有了零星的死傷。只是派往支援的軍隊始終拒絕向人民動武。在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營致電彼得格勒衛戍司令，稱游行示威在与德奧決戰期間絕不容許，又稱“我命令你于明日停止首都內的不法行動”。以后衛戍司令說他接著這電報別無話說，也只能命令軍隊向群眾開火。 11日為星期日，游行繼續舉行，衛戍軍隊執行鎮壓，据一個參与其事的士兵稱，兵士都希望部隊臨場，工人即時分散，縱是奉令開火，也只是對上空發射。但是軍官上前即逼迫部隊直射。也有軍官自行操縱机關槍，當時工人死傷各約40人，游行的隊伍被驅散。又因為杜馬要求改組政府，設立“負責任之內閣”，沙皇當日接受首相建議，指令杜馬即日停會。 當夜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開始嘩變，他們殺死驅散軍官，由推戴的軍士指揮，迄至12日晨從一連到另一連，一團到另一團，士兵開始聚集于街頭，將武器交与罷工的群眾，又率領他們到兵工厂，取出步槍40000支，從此工人武裝与嘩變的士兵同流，他們占領重要的建筑，釋放被監禁的政治犯，并且向杜馬請示，要求活躍的議員領導。 杜馬在這時候處于一种非常為難的地位。彼得格勒有工人40万人，衛戍部隊也有16万人，雖無從分曉有多少人員積极參与政變，只是衛戍司令派著“可信任”的部隊去彈壓嘩變的群眾，不久這可靠的部隊也瓦解。最后他自己統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軍總署，自身難保，遑論發號施令、維持市內治安。沙皇則在500英里之外，杜馬議長的告急電報被他擱置不理。首都的面包只能供三四日之需。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愿將武器施舍与人。無疑的衛戍部隊早經左派分子感化，他們行動時唱馬賽歌、張紅旗。可是這二月革命也和中國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樣，事到臨頭又群龍無首。杜馬沒有發動革命，而是“革命來臨”到杜馬跟前。于是議員決定不接受沙皇停會的指示，并且組織臨時委員會，除了最右派議員拒絕參加，流放于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議員不能參加外，有了各党派的合作，當時對外宣布集會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維持各机构間之聯系。 俄國此時最大之革命政党為社會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簡稱SR）。社革過去主張土地國有，滿足農民的要求，主張以暗殺作為遂行革命的手段。刻下党員增多，組織上缺乏以前的一貫性，也包括了不少溫和派的民主運動者。二月革命時開始露鋒芒的克倫斯基（Aleksandr Kerensky）即在革命后由工党改隸社革，以后從這立場主持較溫和的政策。馬克思主義者，則以社會民主党（Social Democrat，簡稱SD）為表率。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人類社會的進化分為自奴隸社會至封建社會，再進而為資產階級的社會（馬克思始終未用“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然后才能進入社會主義体制，當然引起社會民主党員反省。俄國工業落后，民智未開，尚不夠資格稱為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則胼手胝足之不繼，又如何叫他們接受革命之重擔？因此种种問題，社民党分裂為兩派。孟什維克（Mensheviks）意譯為“少數派”。他們雖奉馬克思的思想為正宗，可是認為俄國客觀條件不足以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目前只能聯絡資產階級，促成自由化的改革，爭取言論集會之自由，組織工會，推翻專制皇權，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二月革命符合這些宗旨，他們也樂于為之奔命。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意譯為“多數派”，以列宁為領導人物，他也認為俄國先應經過一段“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但這所謂“民主”，乃是“無產階級与農民的民主專政’。而且列宁對革命党員的成分，更有他獨特不同的看法。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會上之先知先覺，舍己亡命，以革命為職業。所以其組織不能太廣泛，而能夠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陰謀越好”（列宁自己的字眼）的手段達成任務。二月革命初發生時，他們沒有熱烈投入，即至其他党派召開組織蘇維埃的時候，他們也仍猶疑了几個小時。一方面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物多在流亡，如列宁自己尚逗留于瑞士。另一方面因兵變是工厂工人与士兵臨時倉卒釀成，難免与他們的革命方針相違。孰料日后他們坐享其成，成為蘇聯唯一政党。布爾什維克于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周年，由列宁建議改名共產党。 憲政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s，簡稱Cadets）主張君主立憲，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財產，也贊成言論集會之自由，此時擔任了革命期間不少的任務。他們參加杜馬之抗命于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因為當日很多人以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后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麥克繼承。 3月12日晚間已有兩种革命体制出現： 首先工人及叛軍蜂涌到杜馬議事廳，要求議會領導，由左派議員接見，當時決定成立一個“蘇維埃”。蘇維埃為俄語“協會”之意，1905年革命時，工人蘇維埃曾一度出現，這次則包括兵工兩個部門。當時最大顧慮為糧食問題，所以蘇維埃之下設有糧食委員會。又怕反革命軍進攻，所以也設軍事委員會，此外再成立執行委員會。更有文告委員會擔任新聞報道。雖說工厂軍隊派代表參加，主持各委員會的人物大致為有政党關系的軍官、代表工人之律師、新聞從業員，有些尚是杜馬議員。譬如前述的克倫斯基，此人還要在革命史內留名，過去他曾以律師身分代表工運，現任杜馬議員，當場被推為蘇維埃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蘇維埃倉卒成立時，旨在維持地方秩序，所以其會址即在議會廳13號室，過去預算委員會集會之所。以后又几歷滄桑，今日之蘇維埃則為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治組織之骨干。 夜半時分，杜馬的議員決定自行掌握政權。杜馬議員前軍事醫學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 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過去為憲政民主党發起人之一，以后他出任臨時政府外交部長，因為主張繼續作戰，不孚人望，此時与克倫斯基同為自杜馬出面操縱群眾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克倫斯基則在臨時政府擔任司法部長。据說當工人士兵來杜馬請示時，他曾指使后者奪取郵政電報局，占領火車站、拘禁沙皇政府里的各部長。 最初這雙重体制就已發生軒輊。蘇維埃站在“民主”体制的立場，主張推翻皇朝。杜馬議員意見分歧，有些出面維持秩序，既想保持會議合法的立場，還怕尼古拉軍事鎮壓成功，懲罰叛兵，對他們自己不利。蘇維埃既成立了一個軍事委員會，杜馬也有了一個同樣的組織。以后還是克倫斯基出力調停，將兩個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合并，執行命令時以杜馬的軍事委員會為領導。但是3月14日革命軍逐漸掌管全城，部隊歸順更多，蘇維埃通過全体大會，發布“通令第一號”，成為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通令第一號授權各部隊組織委員會，各部隊得听令于杜馬之軍事委員會，但以獲得蘇維埃之同意為限。又規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權利，免除向軍官敬禮。所有兵器彈藥由組成之委員會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軍官”。雖說通令乃針對當日沙皇下令彈壓游行而來，在軍事組織上實為破天荒。一位參与革命的杜馬議員事后說：“看著它的時候，我的血液變成了冷水，這是軍隊的終結。”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為叛亂可以用軍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將領為彼得格勒的“總裁”，抽調前方部隊向首都集結。有些資料強調這將領与杜馬的議員接触后，逗留于都城郊外，有些資料則強調鐵路工人將運兵的列車停壓，破坏了戡亂的計划。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軍隊也有向革命者靠攏的趨向。總而言之，總裁始終沒有履土于國都，最后，他接到沙皇和大本營的電令，終止一切軍事計划。 沙皇除了任命總裁之外，于3月13日決定親返首都，他一直沒有抵達彼得格勒。一路上他的火車也受到鐵路員工阻礙，并且謠言疊出，或稱前一站已被叛軍占領，或稱橋梁已被爆破。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達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約200英里，也是俄國北方軍總司令部之所在。翌日他在此地接見杜馬的代表，后者勸他退位，同時大本營的參謀長已与七個高級將領接触，他們一致勸皇上禪讓。沙皇与杜馬見面時，据稱態度鎮靜，他自稱前一日已下決心，至此讓位于大公爵麥克。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后，他仍回大本營。5天之后，臨時政府半由顧及他們之安全，將尼古拉一家軟禁，當時的計划為遣放他們于英國，可是這計划一直沒有遂行。明年（1918）內戰期間，沙皇等被拘禁在烏拉爾山下歐亞交界處的城市，有陷入白軍手中的可能，本地蘇維埃獲得中央的批准，就地解決。尼古拉夫婦、儿子、四個女儿、一個醫生和三個仆人，于7月16日夜間同時遇害，此是后話。 3月16日杜馬領袖聚集于大公爵麥克的寓所內，有人勸進，也有如克倫斯基者嚴辭警告麥克接受皇位之危險。大公爵与杜馬議長商量之后，決定遜位不就。麥克此時手下既無錢無兵，又有鐵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動不得自由的經驗，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沒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只承認了臨時政府為合法。事實上俄羅斯在這一天成為民國，只是各界協議之下國体問題留待以后立憲會議解決。于是各地紛紛組織蘇維埃。軍士獨立自主，成立委員會，工人掌握鐵道交通、郵政電訊，成為一般現象。以農民為主体組成的村鎮委員會，更不受約束。帝俄羅曼洛夫皇朝一向靠傳統与紀律存在，這兩种力量在10天之內，蕩然無存，那么臨時政府合法与否，也無從掌握大局，事實上它尚須仰承彼得格勒蘇維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舖路。可是俄羅斯究竟是一個橫跨歐亞，包含著億万人民的大國，与德國的戰爭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間也還有一連串意外發展。 歷史資料提到1917年兩次革命之間俄國的社會情形，至今讀來仍令人心寒。簡括說來，就是傳統維系社會穩定的系帶，此時全被割斷。農民認為与地主所訂各項合約至此全部無效。地主的產業被他們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獨立小目耕農的產業也無可幸免。7月間臨時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沒收財產，可是禁令自禁令，到頭總是無法執行。傳教士与大學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們与官僚和法官一樣被卑視。大學里的會議經常有外界分子滲入。學生決議有權修改課程，干預行政，辭退教員。而尤以軍隊失去指揮系統之掌握問題最為嚴重。陸軍近衛第二師的士兵被控在前線違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實，可以視作當時軍令縱弛的极端情形。 經過二月革命后，該師各部隊組織委員會，德茲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為主席和團代表。他過去是標准軍官，4月至彼得格勒開會回團之后態度大變，官兵也唯他馬首是瞻。團長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諒解，不能下命令管馭部屬。德中尉檢查官兵的郵件，他主張与敵兵親善。他自己已加入布爾什維克，經常与士兵接触組織党支部，卻不讓其他軍官參加。在他看來，俄國与德奧的戰爭為資產階級的戰爭，与無產階級毫不相干。5月，該師奉令攻擊。德中尉与士兵集會，決定逗留不前。事后軍事當局認為，攻擊失敗，系布爾什維克在陣線中破坏之故。可是另一方面，參加是役之五零六團有官兵3000人，陣亡及受傷的達2513人，雖說死傷之多，不由于將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敵炮集中射擊。此外各部隊逃兵數目之多也駭人听聞。有人估計80万，大概他們將官兵赴后方參加蘇維埃的代表算入，另一個估計竟說逃兵有200万。 馬克思主義者常說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俄國工厂里的工人只有300万，資本家不能出面成為穩定社會之因素。況且俄國各种工礦企業，近乎一半的所有權在外人手中。勞資雙方既缺乏集体談判的經驗，二月革命之后，有關增資問題及八小時工作制（資方認為俄國工人效率低，八小時工作不能与國外競爭），只產生了一串罷工閉厂的糾紛。政府和蘇維埃委員會的調解也鮮有成效。為了生活問題及戰時生產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強制接收工厂自營，或交給國家管理。縱使如此，資本家仍能与銀行接触，影響訂貨單，則接管亦無實際用場。再進一步，則只有沒收私人企業，褫奪資本家經濟活動的權力，作体制上的改革了。況且鐵道運輸負擔過重，連年缺乏整備，效率顯然降低，供應不及，生產因之減少，資本緊縮，也非接收和取締所能彌補。1917年谷物的生產只有5000万吨，比一年之前減少了1200万吨，而且農民大多背糶。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面包配給，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間，自每人每日一磅減至每人每日半磅。盧布之購買力貶至以前的1／4。 這八個月之間，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響了歷史的過程，其重要者無逾克倫斯基及列宁。 克倫斯基由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而軍政部長，而內閣總理，為人慷慨，善于辭令，一時极得群眾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濟地領導民主俄國，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說他有拿破侖的風度。攻擊他的人則說他向資本家靠齊，終必放棄革命的社會色彩。他雖參加蘇維埃，但對這种運動不存信心。列宁17歲時，長兄因參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對他產生絕大的影響。也可以說他之一生從上學、旅行、結婚、著書、辦報及被逐放，其中積年屢月無不与革命有關（雖說這不是否認他也愛好棋琴及各种運動与戶外生活）。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終一致，半由他絕對愿意走极端，而且极端地武斷。這种態度在當日沙星与希腊正教統治之下的俄國，知識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群眾運動也無從展開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過激分子的支持。列宁對資產階級也像對沙皇极權政治一樣的痛恨。歐戰一開始，他就認為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應當立即導引改向為階級戰爭。并且他將這种宗旨寫成宣言，准備叫同志在杜馬會場宣讀，計划仍在討論之中，已被警察查悉。政府將布爾什維克議員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亞。列宁本人此時逗留奧國，也一度被捕，出獄后留居瑞士。 在列宁看來，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最后之階段。所以他不僅相信俄國之解放不遠，而且西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覆沒在即。可是也只有极權政治能代替极權政治。俄國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前仍需經過一段“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他說：“有國家則無自由；有自由即無國家。”他也說現今人類的性格不可缺乏服從。除非人民開始相安于一個沒有暴力及服從的社會條件之下，當前只有“臣服于一個武裝的先鋒隊”。 克倫斯基為人不念舊惡，他幫助過去拘禁他的政敵，他以其力之所及保護被推翻的權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權，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戰的第一人。列宁則在二月革命爆發之后接受德國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為通敵。20世紀末期的中國讀者看到這些事跡，很可能欽慕克倫斯基的風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時克倫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終身流寓海外（詳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稱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傳戶曉？其間之奧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國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時人只有兩种方式可以對現局作歷史之解釋。一是借用法國大革命之經驗，一是引用馬克思的歷史觀。克倫斯基被稱為波拿已。革命的隊伍不時唱馬賽歌，被稱為“無褲党”（sans culottes）（詳上書），又有些參与的人士，自稱為吉倫德派（詳上節），克倫斯基的內閣也有不少實業家与企業家加入。可見得不少俄國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侖三世自此出頭），初看起來，當中不無相似之處。 可是俄國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國相較，有很大的差別。法國是一個縱寬均約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國家。俄國的縱長即逾六千英里，當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語言。法國大革命扰亂十年之后，基層組織業已就緒，才有拿破侖者將革命精神人身化。當時產業革命正待展開，第一帝國（拿破侖）和第二帝國（拿破侖三世）才能藉著資本主義作國家的陪襯。俄國在1917年正受到產業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農奴制度的殘余尚未連根拔去，已有鐵道電信等等現代設備，所以落后的社會部門更赶不上前進部門。而事實上也表現著沙皇之專制皇權，不可能在全民動員之現代戰爭中成為有效的指導力量。況且法國籍著革命產生的新興力量去應付對外戰爭，俄國則因為對外戰爭無法結束，才有革命。在后者的情況下，無法由專制皇權突然改為政党政治。基本原因如是，与克倫斯基個人品德無關。 利用馬克思的歷史觀解釋當時情形，非獨列宁。而且平心而論，前述孟什維克的見解尚比列宁的觀點更近于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論。列宁是否革命天才，仍系歷史家個人之意見。但是他与其他同時人物比較，确是視界較寬。但其所見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預期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也崩潰在即），我們可以從他傳記中看出，他間常也難免悲觀消极。而若從他的整個言論看來，即可以体會他的革命哲學等于一個無神論者的宗教思想。他的宇宙觀有一個“目的淪”（teleological）的布局。因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無侵略剝削与奴役，有如天堂獲救，標榜著道德力量，使他感覺到只要目的純正，可不論手段。而且列宁的行動非常實際。俄國農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數民族久已不滿于帝俄的統治，這兩點群眾意識之所在，他都盡量掌握。他曾說： 我們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縱是所見不同，我們也不能忽視群眾的意向。當農民將法律付諸實施的時候，他們會發現真理之所在。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導師，它會表彰誰是正确。讓農民在那一端解決此問題，我們在這一端解決此問題吧。此問題由我們之志趣而解決或是因社會革命党所訂計划之志趣而解決，無關宏旨。農民必須堅決的被保證村庄里不再有地主，這才是重點所在。讓農民解決所有問題，讓他們策划他們的生活吧。 今日已事去70年，歷史有了更長的發展，我們可以离開政壇意識，站在純技術之立場，將全局重新檢討。 俄國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詳第五章）所說，國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絕對自由和無政府狀態。雖說實際并無“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狀態，但群眾各行所是，不听約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眾之激進，尚超過布爾什維克之意料。在這种情形之下，環境所需要的不是寬大溫和的政治家，而是“巨靈”，一個帶全能性且具有經濟性格的現代政府。列宁毫不謙遜地公開說這是他和党員的著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認，志在奪取一切權力。不過在這計划實現之前，他先要獲得群眾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倫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沒有因為事后看來他們的舉措不合時宜即預先銷聲斂跡。他們仍展開了一連串奮斗。1917年3月至11月8個月之間，因為他們之措施，有時尚是無可奈何，引導著列宁和共產党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后，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即和臨時政府意見相左，各党派之間也有無數爭執。經過一段紛亂之后，5月間協議成功，由蘇維埃的領袖人物加入政府，克倫斯基為軍政部長，也是主要的領導人物。 當時即決定在前線准備總攻擊。因為不如此則不足以防止軍隊之繼續瓦解，并且不能戰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獲得盟國同情。所以政府派特別指導員下達各部隊，軍隊里官兵成立的委員會也開始受檢束，克倫斯基本人也巡視前線鼓舞士气，炮兵更給予特別的准備。攻擊發動于7月，最初進展順利，第七軍及第十一軍俘敵18000人。第八軍又再突破奧軍防線寬20英里，兩天之內也獲俘万余。就在此時，德國的精銳部隊投入戰斗，俄國部隊撤退，潰不成軍。7月底前線再度膠著，但俄國已失去原有陣地，士气更為不振。 7月間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騷扰，最初各部隊抽調兵員參加總攻擊，軍士不滿，組織示威游行，引起海軍士兵和工厂里的赤衛隊參加。政党政治不能產生有效的領導力量，則顯示出臨時政府之無力。7月，憲政民主党因為意見不合，退出政府。一般軍民還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与曲折，看來總是資產階級的詭詐陰謀。布爾什維克一向標榜“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其實蘇維埃也有各政党參与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与部隊中的士兵，臨時政府則繼承沙皇統治下杜馬之傳統），于是游行示威的群眾要求“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Vtsik）代替臨時政府。也只有“土地、和平与面包”的要求，才能為他們深切了解。可是當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時候，連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者亦無法掌握，即蘇維埃負責人也感到棘手。“全城為游行示威者所宰割”。當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時，在街頭突然遭人襲擊。水兵還手時也不問青紅皂白，就對著街頭群眾和若干建筑物開火。7月16、17兩日，街頭死傷200人。7月18日恢复風平浪靜，兵士還營，街頭恢复秩序，然而司法部這時公布一份文件，強調列宁是德國間諜，接受德國津貼，有“人證物證”。 事后經過各界的分析，所控訴之事并無确切證据；作證之人，也是來歷不明令人怀疑的分子。可是大眾都信以為真，于是這一紙文書也就達到預期的功效。布爾什維克的報紙《真理報》被查封，列宁恐怕被拘捕，只好潛入地下，躲在芬蘭邊境。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為孟什維克，又一度為獨立派，最近才從美國回俄，今后也是布爾什維克台柱，亦被監禁。局勢平定之后，克倫斯基由軍政部長出任內閣總理。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開一個“全國政協會議”，到會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農工商各業，左至蘇維埃，右至銀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軍人。中有大學教授、市政委員等各色各樣人物，看來克倫斯基欲給俄國一個再造的机會，但9月上旬即發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多年活動于俄屬中亞腹地，擅長亞洲語言，可能有蒙古血統，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總攻擊時，曾在前線立功，克倫斯基拔擢他為俄軍總司令。此人缺乏政治頭腦，倒是有志從一個職業軍人之立場，重整軍中風紀。他的主張，譬如將鐵道交付軍事管理，重新准許在后方執行死刑等，不可能在當日气氛內行得通。他的態度逐漸明顯，總司令与總理間的摩擦也逐日公開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國是會議給他一個嶄露頭角的机會。9月初他開始調動部隊，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結，有肅清蘇維埃，強制執行改組臨時政府的企圖。可是等到他的行動暴露，反叛成為事實的時候，鐵路不為他運兵，電報局不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無意跟隨著他推翻政府。一個星期之內，克倫斯基下令在他的總司令部將他拘捕。此人僥幸事后脫身。以后在內戰期間領導白軍在俄國南部戰死。 9月經過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后，克倫斯基除舊布新，重組內閣，自己由總理兼總司令，正式宣布俄羅斯為民國。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開一個“民主會議”，民主會議与全國政協會議不同，會場代表只有政協會議之半，約1200人。資產階級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門外。蘇維埃的代表最多。也有各鄉鎮工會和宗教團体、少數民族的代表。可是討論如何組織聯合政府之時候，始終無法找到一個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后組織“民國參議會”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即決定退出，托洛茨基業已恢复自由，為當時之發言人，列宁仍在藏匿之中，不斷以信件教導他的同志拒絕合作，強調時間業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須以暴力奪取政權。 為什么我們研究資本主義，要牽扯這些事情？ 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未曾出面自我宣揚其為一种組織与運動。有几個國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体制几百年，還沒有為人稱道。資本主義這名詞之出現，最初純由于反對者的攻擊。經過俄國的十月革命，不僅在言辭上反對的聲浪達到最高潮，而且行動也到達最劇烈的階段。可是從以上事跡看來，難道我們真能相信資產階級的陰謀和資本家的剝削是逼著革命左轉的唯一原因，或甚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們無從作肯定的答复。 和以上各節所述其他國家比較，20世紀初年的俄國与彼等唯一相似之處乃是內外煎逼，亟須將一個舊式農業体制改換為一個新型的商業体制。此外不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國家相提并論，并且時間上之匯集尤為特殊。以沙皇之絕對政權，引發一個全民戰爭，不得不下台，是一切問題的焦點。因此所產生之后果稱為十月革命者，其范圍必廣泛，時間也緊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謂“天地不為堯舜而存，也不為桀紂而亡”的宗旨相似。時至今日，我們不敢說同情或贊成，只有反复參照當日圖片，看到農村婦女到戰場上認尸，腸斷魂移，才能在無言之中了解，布爾什維克之成功，不在他們理論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們在行動中認識整個歷史轉動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戰。 以上所述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間之事跡，很少歷史上的積极意義，況且我們所勾畫的也挂一漏万。可是即使將當中細微末節全部縷舉，也只能闡明當日俄國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維新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數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見分歧。所以，從協商會議到軍事行動，始終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認帶有陰謀性的職業革命家之登場，于是也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在技術上講，俄羅斯需要一個強人与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們可以想象布爾什維克在11月7日奪取冬宮（Winter Palace）時并不費事的理由。托洛茨基退出民國參議會時，痛罵臨時政府，既責備它在帝國主義資本家指使之下延長無意義的戰爭，又怪它賣國，有意將彼得格勒送給敵人，還高呼一切權力交付蘇維埃，土地則給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戰的文告。事實上自柯恩尼洛夫事變之后，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轉變，在各种選舉時，布爾什維克多占优勢，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蘇維埃中都成為多數党。又有列宁的鼓吹，暴動已是箭在弦上。最后几日，克倫斯基認為責任所在，只得和政府要員在冬宮日夜鎮守。而保衛這地方的不過是女兵營、軍校學生和少數哥薩克部隊，總共不過千余人。布爾什維克部隊由水兵及工厂內的赤衛隊及芬蘭調來的軍隊組成。水上則由一艘巡洋艦和水雷艇數艘策應。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們占領火車站、郵政局、電話公司和電報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門衛接班”，“克倫斯基可以在這時赤手擒獲”，“當日電影院和戲院仍照常營業”，冬宮的牆上有好几千顆机關槍子彈的痕跡，但近距离放射的炮彈沒有一顆命中。這一連串的報道，只證明戰事并不十分激烈。“有時候尚呈現著喜劇之性質”。莫斯科的巷戰反倒繼續了一個星期，布爾什維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体葬在紅場。陸海軍于圣誕節夜里被正式接收，舊的軍隊已在解体，兵士各自返鄉。新組織的紅軍則在次年出現。所謂十月革命，當日流血不多，大規模的戰事還待以后展開。以上事跡證實克勞塞維茲之論戰爭：有時戰局十分劇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義，有時打得并不凶猛，反而關系深遠。俄國十月革命近似后者。 克倫斯基在冬宮被攻擊之前脫走，企圖至前線糾集部隊光复首都，可是只有700個哥薩克騎兵听命。其他成千成万部隊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領的小部隊也被布爾什維克策反。自此克倫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終身未再履俄境。 列宁在11月7日開始露面。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創。“財政部”所有的1000万盧布，事實上是由革命者以槍杆劫持銀行在金庫里取出的，即時放在列宁的衣柜間中，但是11月7日無線電廣播時，新政府仍稱國体問題有待立憲會議解決，茲后不久宣告立即与交戰國講和。土地問題則如前述，廢止土地所有權，地產不得買賣，地主也無价償，只有种地之人准許持有土地，一概不許雇人耕种。這是社會革命党的宗旨，也是各地農民協會之決策。列宁心中并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塊的耕种，此時為遷就局勢，而予以認可。實際上這也是讓厭戰的士兵解隊回鄉，任農民分割地產。至此沙皇体制才算全部解除。過去8個月臨時政府之無效，乃因高層人物經常討論方針与政策，抽象而不實際，下級的希望全未兌現。并且軍隊已無戰斗能力，農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實。列宁此時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干交通机构，他們如不大刀闊斧將舊賬濫賬痛快地報銷作廢，則無法展開新局面。 可是這是俄羅斯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人類的歷史無法因為革面洗心即可重來，很多背景因素無法避免。在中國抗戰及革命之最高潮時，猶看到農民拖泥帶水地耕田，學齡儿童用毛邊紙一筆一畫地習字。多少英雄人物拋頭顱洒鮮血，仍無法革除社會上的習慣与傳統。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國之辛亥革命費力少而光复迅速，可是事后看來，推翻專制皇權，只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俄國既為橫跨歐亞，包含億万生靈之泱泱大國，也絕不能因赤衛隊占領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干建筑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俄國社會組織原則既已宣告全部作廢，在所有人都能与他人作戰的條件下，也只有促成一個巨靈型政府之出現。 1918年3月蘇維埃政府（Sovnarcom）遷都莫斯科，布爾什維克改名共產党。從此以迄最近戈爾巴喬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開放（glasnost），仍表現著十月革命之尾聲在70年后仍未完全結束。檢討此中事跡，似屬本書題材之外。可是我們如不挂一漏万地作一段极簡單的分析，則無法交代何以列宁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謂資本主義已至窮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后，共產主義与資本主義之沖突仍未獲得定局。也只有在檢閱這段史跡之余，我們才能体會到這些名詞在實踐上的意義。 列宁的憲法會議于1918年初召開，選出的議員以反對党的為多，可是剛一開會，即由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解散，理由為憲法會議“掩飾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實際上俄國此時尚談不上代議政治，我們有民國初年的立憲与約法的經驗，可以想見此中狀況。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為与德奧締和，只是不能戰也不能和。德軍就趁著這机會以大軍壓境，一路勢如破竹。蘇維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賠款，最后逼得無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簽定“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和約”。俄羅斯退出波羅的海，放棄波蘭及白俄羅斯，承認芬蘭与烏克蘭獨立，事實上任之為德國的保護國。又割讓了高加索一部分与土耳其。以上地域內有沙皇所轄人口的1／3，帝國所產鐵80％、煤90％，喪權辱國之程度為現代史中所未有。事實上這時德將魯登道夫（Ludendorff）有意摧毀蘇維埃政府，柏林則以為任之存在可使俄國力量衰弱，反為德國之福。因之布爾什維克才有喘息的机會。8個月之后，德國亦告垮台，和約無效。 俄國的革命也受到同盟國干涉。他們都以防備援俄軍火落入德國手中為由，派兵占領重要港口。英國駐兵于白海及黑海沿岸，日本登陸海參威。美國和法國也步兩國后塵，蘇維埃政府已有和他們發生沖突的情勢，隨著內戰也因之展開。 白軍之組成主要有兩個地域：南方在黑海之濱及頓河（Don）流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倫斯基治下之高級將領，在烏克蘭獨立時逃至此間。其部隊以哥薩克騎兵為主（哥薩克并非人种的稱呼，而是沙皇治下一种特殊制度的產物。他們在國防前線組織屯田狩獵的部落，各自推舉首領，以兵員勤王事代替納稅，政府也不問其內部事）。另一個白軍區域在西伯利亞。1918年初有捷克戰俘約35000人擬由西伯利亞鐵路通過遠東及海道，參加歐洲西線的戰事，這些戰俘在途中發難，以后更陸續招引其他反共部隊加入。其他兩個白軍次要地區為白海沿岸，英軍占領之處，和西部迄波羅的海之沿岸。以上除了白海區域之外，東南西三方面的白軍防線可以連成一線，紅軍始終采取中央作戰的方式。 蘇維埃政府雖系一党專政，最初仍承認其他党派的存在。內戰期間，后者在白軍防線內組織反共政府，自是蘇維埃政府除容許极少數他党人士公開只有宣傳性質之活動外，實際已封禁其他党派。 紅軍最初由沙皇統治下的拉脫維亞（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小國家之一）部隊為核心組成。當日托洛茨基將各种敗將殘兵收編并合，使之成為勁旅，也可以說整個紅軍出于他的苦心孤詣，一手造成。本篇以上說及尼古拉二世迄克倫斯基主政的几個月，人人厭戰，布爾什維克更積极從事各种反戰宣傳，又簽訂對德和約，可是又能使怯于御侮邊疆的軍人勇于內戰，初看甚為矛盾。這當中有好几個被忽略的因素。 紅軍的組成及蘇維埃政府的軍事行動，出于被動，最初由防備德奧軍進犯而發起，所以吸引不少沙皇軍隊里的軍官自動加入。他們參加時以為新軍只用于對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調遣而無法自主。以后托洛茨基也強迫征調，以家屬為人質及派遣政治指導員下部隊的各种辦法來管束。職業軍人又無其他技藝自存，也只好就范。因此紅軍在指揮系統上保全了帝俄的軍事傳統。初創的几個月內，即有8000前朝的軍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兩年內戰期間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間內紅軍也征用沙皇軍隊里的下士官215000人，內中朱可夫（Geor-gi Zhukov）即由此出頭而在二次大戰中因戰功而升元帥。至于列兵，當初也純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万兵員，此時重新招募僅5％或甚至只3％的人數，當然不至過于困難。征兵開始于1918年5月，當中也有無數反抗叛變逃亡及歸順于白軍的事情，有人甚至說紅軍是一只漏水之籃筐。可是1918年初部隊剛成立時，只招兵10万人，迄至年底，其總數仍不過50万至70万之間。內戰結束前夕，据稱總兵力近乎300万。与之相較，白軍因所在地區供應困難，行李輜重特多，戰斗兵員總數始終未逾25万。 第一次大戰期間，沙皇曾供應900万人以上的軍需，內戰期間工厂礦場大致都在紅軍和蘇維埃政府手中，因之供應問題更今非昔比。帝俄時代曾制造及掌握步槍1100万支、机關槍76000挺、野炮17000門。据估計當中5％至10％流入蘇維埃政府手中。白軍所在區域一般無軍需工業，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結局有如今日很多類似場合下的情形。供給者埋怨資財白耗；受者謂言辭上的慷慨多于實際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戰場，英國稱曾供給白軍步槍198000支、机關槍6200挺、野炮1100余門、戰車60輛、飛机168架，又有大量服裝。而實際上除了戰車飛机由英軍駕駛外，其他供應一來太遲，也未及時教導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于白軍，“只有心理功效”。 內戰的作戰方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騎兵較炮兵重要，雙方火力低，部隊流動性大，因之逃兵多，較第一次大戰之死傷率低。又因是本國作戰，引起后方無數非正規行動。一般白軍素質較高，曾發動五次大規模攻勢。當日之觀念，以為蘇維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壓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聞風瓦解。其實列宁之政府占据俄羅斯腹心地帶，地廣人多，戰線暫時后撤，無關大局，只要保障內部不生問題，終可以一再突破難關。反面則白軍各路戰線相去太遠，無法協同動作。同盟軍雖干預戰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國著眼于与俄羅斯在中亞的競爭，雖援助白軍，而無意使俄方成為強大的軍事力量。法國則希望一個強大的俄國出現，足以牽制德國。日本覬覦東亞領土，美國旨在監視日本。是以列強既無共通的作戰目的，也難發生干預的實際功效。 布爾什維克之反戰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約至1918年初之后，其征兵征糧已逐漸引起反感。可是紅軍方面如是，白軍亦無更好的對策。而且社會革命党及立憲民主，除了反對布爾什維克之外，缺乏鮮明的政治目標，更沒有有力的領導人物。蘇維埃利用特務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個引起注意的話題。專家承認其對防止反叛与內亂确有功效。但俄國為此也付出了代价，茲后成了蘇共之傳統，這一點下節還要提及。 1919年秋季，白軍之進展達到最高潮。此后紅軍的攻勢開始展開，白軍一蹶不振，最高指揮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跡海外。除了俄軍在1920年春夏与波蘭軍在國界一度作拉鋸戰外，內戰已至尾聲。1920年年底，掃蕩戰結束之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主人額手稱慶，全國底定。 俄國投入歐戰兩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個月之后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繼續三年內戰，這當中的意義還沒有為中外讀者透徹了解。只有從最近的發展來看，才能体會到蘇聯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產生，而系由三年內戰而產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体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現代的代議政治，代之以一党專政。然則這一党專政的模型与尺度全無著落。列宁于1918年初遷居克里姆林宮的時候，他不可能有明确合理的藍圖，預籌日后的局面；多方面還是東扯西湊，因時就勢。而且嚴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經營，還是承襲上述7年的戰時体制。否則今日70年后的改組開放就無法自圓其說。 列宁于1921年3月8日在第十屆共產代表大會宣布“新經濟政策”（NEP），此時距二月革命正好4周年。他稱這制度為“國家資本主義”（National Capitalism）。新的經濟政策放棄了“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將農業生產和小規模工業生產交由私人經營。大規模工業、運輸事業及對外貿易，仍由國家掌握。他又在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風前教導共產党員，去“學習貿易”。他說：“我們在集体農場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体農場不是今日之決策。” 列宁去世之前，留下遺言，指斥斯大林為人粗暴，集權于一身，應當迫使去職。這些證据可以明了日后斯大林之种种政策都与列宁之旨意相違。 其實列宁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适的繼承人。据稱列宁曾說：“他（斯大林）抄襲了我的毛病。”舉凡斯大林日后所作所為，如特務政治，殘殺政治犯，和敵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獨裁，都有列宁之先例在前。列宁早已講明，他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為進入共產主義前之一個“轉變階段”，需要“很多年”、“很長久”，可是始終沒有標明确切時間。況且他又鼓吹“社會主義不复為一個遙遠時間的問題”。那么資產階級的革命既能在八個月內完成其在歷史上的任務（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間的八個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有時將歷史的發展作“望遠鏡的縮短”），則一個轉變階段經過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過短了。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即于1924年放棄國際共產的重點，提倡“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實現”，表面上似乎与列宁的思想相反。可是專家細讀列宁的文件，則覺得這种趨向，列宁早已有之，斯大林不過在局勢明朗后，确切的付諸實施而已。 還有一個在以上理論之間容易被忽視的事實，則是蘇共因內戰才能決定它本身的模型与尺度。這也非列宁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預見的。一位哈佛大學的專家曾說： 我們已經看出布爾什維克因為奪取政權及保持政權，讓他們的民主原則和一般的顧忌逐漸消失。在現下三年和內外強敵作戰之余，這种發展不僅持續，而且只有增強，更擴張到政治之外，及于社會生活之任何部門。那被包圍的心理狀態，那种“不和我們合伙就是和我們作對”的情緒，成為了共產主義的精神狀態。 尚不止此。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內戰結束后駐留于共產党內的只有此中半數，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經濟政策，組織集体農場之前夕，据稱只有8000人。而共產党在內戰后期1919至1921年間，党員數目即由30万增至70万，其中大多數為紅軍軍人。至1928年初，党員數目已逾130万。可見得在革命的過程中，其上級所操縱的机构業已變質。當初一個反戰、反侵略、帶國際性格、具有优秀分子之气魄和理想主義的集團，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條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等所控制的不過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机构。新政府之權力，還是要經過內戰，才有效地下達于各村鎮。只有爭取糧食、抽派兵丁，鄉村的人口才切實地感覺到蘇維埃政權力量之所在。“軍隊之成功，通常倚靠于他們進出于出產食品丰富之邊區時，自身之作為。”恐怖政策無疑的使人們對蘇維埃印象更為深刻。1919年蘇維埃政府設立了7500個集中營，另有21700所監獄。經過內戰，各地方下層蘇維埃的權力，由集議政体的單位移到行政單位，而且漸与上層的机构結成一個行政网，失去過去獨立自主的性格，這种發展務必要和十月革命時全部紀律消散的情形比較，才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在松緊政策中制造日后蘇聯体制的經過。哥薩克區域及其享有特權的事實，已歷几個世紀，經過內戰，終告解散取消。內戰期間，蘇維埃政府所處的心腹地帶，也正是“大俄羅斯”（Great Russia）所轄區域。主要的會戰既有下落，其他邊區遠處少數民族的地區就等于瓜熟蒂落，所謂自決，也只不過是口頭禪，實際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輻射，紅軍成為各地組織蘇維埃的主宰。 總之，共產党之編成与發韌与軍事行動相始終。它繼續了沙皇統治下的軍事傳統，也掌握了中樞的地盤。三年之內党員也曾遭到無數險阻艱辛，他們各人的事業成功也無不与內戰有關，因此算是与列宁的革命哲學吻合，因為彼此都沉潛于軍事思想与軍事紀律之間。 反面而言，所謂戰時共產主義，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种“主義”。它沒有預定的計划，只不過是倉皇應付非常狀態的各种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過是起于動員時的群眾心理，由痛恨資本家，推廣至于前后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針則是由國家主持所有生產，并由中樞分配。因此大至工厂、礦場，小至房舍、金銀、首飾、器皿，無不可以征收。“自制造火車頭至開公眾浴室”、“自供應面包至蘑菇”，企圖全部由國家主持。積習既久，則索性由武裝部隊進入村庄，挨戶搜索，除了農家本身食用之外，多余糧食一概拿走，并且主張停用貨幣。 戰時共產主義引起生產劇烈降低及停頓和經濟脫節，不足為奇。這時候大城市的人口減少1／3，工人的生產率只有歐戰爆發前的1／4。農業生產也降低約40％。而奇跡是，在各种饑寒交迫情形下，蘇維埃政府尚能供應紅軍，并且使之轉守為攻，轉敗為胜。由國家所征集的煙草，全部交与紅軍，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后兩年內，每年由政府分發紅軍靴鞋，約500万雙，而只有200万雙給約6000万人民。由內戰引導出來的軍需問題固然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机构，即在戰時已經由共產党發動對本身的各种整肅，可是共產党鐵石心腸的紀律仍是不可抹殺，即批評者也不加以否認。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覺得以之作背景，不難用以解釋日后蘇聯之体制。自帝俄1914年參加歐戰，全部發展都是空前的特殊。這當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們看不出還有什么理由要繼續跟著蘇維埃的理論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适履的解釋來与馬克思的一般原則符合。并且從一個政治學家的眼光來看，即辯論實況与馬克思的理論不相銜接也是多余。因為我們可以完全放棄兩者之間的理論，另從17世紀霍布斯的學說和20世紀凱恩斯（Lord 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說，更容易將蘇聯的問題解釋為一個數學上的問題。 俄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可謂將沙皇体制徹底推翻。如果此時這國家還沒有進入一個“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階段，事實上也相去不遠。當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開火，大城市里面包供應不及的時候，已經象征法制完全解散，除舊布新，一切都待重來。根据霍布斯的觀察，在這關頭亟要推舉一個“國家最高主權”，列宁所謂“無產階級与農民的民主專政”，也就符合所說的宗旨。 我們務必看清楚：霍布斯書中很多辭語都以集体性（collec-tive）和象征式（figurative）的方法著筆。他的國家最高主權人（sovereign）可為一人，也可以為很多人，或是一個團体。他所謂推舉，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選出，國家最高主權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而且推舉這最高主權人的用場，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見“以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凝結為單一的意向”。 列宁所揭櫫的無產階級与農民，當然占俄國人口之絕大多數。但是他們的意向不容易征集。俄國民智未開，人民渾渾噩噩。農民以分得地主的几畝田為滿足。即是工厂里的工人，如果讓他們各行所是，他們也未必衷心于工會運動，只要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即已達到目的，不會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產党員，眼光遠大，又不計較本身利害，才能成為革命的先鋒，不致陷革命于沼澤（列宁實際使用marsh這個字）。本來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覺得治下人民只顧目下利害，無長遠打算，已經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法，也有同樣的优越感。這种情況也有似盧梭（Rousseau）所說，社會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 will）。共同意志并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總和，它有集体性，也有高度的道德价值，所以又必待賢哲如盧梭者才能從中發現。這些旁證說法，可以解釋列宁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為主体，而必須集中，則只有优秀分子能了解，只有共產党由上致下的紀律才能掌握。這些說法都不曾出現于馬克思的思想系統中。 而霍布斯也在他的書中說起國家最高主權人有權宣戰講和，只有他（他們）明了怎樣才符合公眾利益。所以誰是友國、誰是敵國、軍隊如何編組、如何補給，全由國家最高主權人決定。這种說法施用于20世紀，可以推而廣之，支持布爾什維克奪權以來一切作為，也可使列宁和斯大林擺脫生前死后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認為國家主權人不可能做坏事，前已言之（見第五章，他唯一失職之處，乃是不能保護人民）。《巨靈》曾說起：“他不可能傷害任何下屬，下屬的人也不當指斥他不公平，因為他受茲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傷害茲人。”在此我們可以想象霍布斯有時候將他筆下的國家最高主權人形容成有如列宁筆下之職業的革命家，說成一個一塵不染的透明体。他（他們）都只照顧公眾之利害，沒有本身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國在20世紀初期和英國在17世紀中期一樣，高層的高尚理想無法灌輸到下層社會里，于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宁之施行特務政治与恐怖政策，亦与霍布斯的意見相似。《巨靈》里有言，最高主權人以賞罰作為推進政策的工具，可以執行体罰，可以在現行成文法不及之處施恩處刑，由他自訂辦法。這种說法与英國傳統里“內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的觀念也不相違。所以當列宁等人尚為“巨靈”的時候，倒也与中國更換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与作風可以上溯韓非与李斯。 可是蘇聯之体制及其登場，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書之要點，至此而止。霍布斯認為人之富貴貧賤由于天命，所以有贊助資本主義的趨向。他雖接近無神論，仍主張以基督教為國家籠絡人心的工具。列宁是共產党，他對國家沒有真實的信念。我們企望認識蘇聯的現代性格時，尤其了解斯大林的籌謀時，還是先看清凱恩斯男爵的一段說明為宜。 斯大林這個“現象”，曾給歷史家不少麻煩。他在1924年列宁死后，以朋党勾結的方式奪權，放逐托洛茨基。新經濟政策已使經濟复蘇，他反其道而行，強迫將民間田地歸并為集体農場，無數富農（Kulaks）被槍殺，家屬被放逐。有些村庄內15％的農民被稱為富農。村民因不甘心家產被奪，于是焚燒谷物，宰殺牲口，搗毀農具。1928年蘇聯原有馬3200万匹，至1934年只剩1150万匹。集体農場之改組于該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肉食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間的清党運動，更是駭人听聞。他曾使高級布爾什維克在公開訊問時承認通敵賣國，有些外國新聞記者怀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劑。也有人怀疑被告在秘密審訊時，已受精神挫傷使他們自愿与審判官合作，以保證家屬安全。列宁所創的政治局（Politburo）是党政最高机關，其中所有委員被斯大林一网打盡。初期共產党之中央委員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幸免。托洛茨基則在墨西哥被謀殺。紅軍元帥5人中之3人，上將4人中之3人，中將全部12人均處死。至于中級人物、民間領袖，被清算者更無法确定。見于文件的則經常有一万人或數千人成批被屠殺。据此估計其全數，當在70万至百万人之間。監禁于牢獄及各集中營者，可能逾700万或甚至超過1000万。當時蘇聯人口据估計為1億7000万或1億8000万，也就是說可能有5％陷于縲紲。 清算“人民公敵”運動，發起于第二次大戰前數年。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進占萊茵。第三國際（Comintern）的各項活動毫無用場，蘇聯五年計划雖有成就，但基礎未穩，斯大林提倡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創建，樹敵多而缺乏安全感。這种解釋好像為斯大林脫罪，難能澄清視听。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如前人一樣寫下一些“人神共憤，罄竹難書”的字句，也不見得于事實有補。而且如此交代，歷史家亦未盡到他自己闡釋事跡之職責。 英國之卡爾（E．H．Carr）教授，是研究共產主義及運動的專家。他的《蘇聯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籌備著筆30年，不僅篇幅浩繁，而且公認為英文中對此題目發揮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視斯大林為一种現象，不為之感情沖動，甚至不追究其人身關系。作者指出一個落伍的國家發動革命后的舉止艱難（因為背景上凡事落伍，軍事行動之后，一切規划就要立即赶上時代）。卡爾說：“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樣明顯地是他們生存之時間与地點的產物。”這樣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個有机体，它既為巨靈，業已打開局面，則要繼續求生存。它的經驗不是每個人的人身經驗．而是在一次大戰甲喪失三四百万人命，以后又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件，四國干涉，和三年內戰的集体經驗。斯大林一再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之內迎頭赶上．否則只有被他們壓碎。”從這觀點出發，蘇聯一直沒有脫离戰斗經驗，她不是備戰，就是實際在作戰。 斯大林尚不止于清党及強迫构成集体農場。他在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納粹德國針鋒畢露的時候，尚与希特勒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協議瓜分波蘭。戰事始開，他繼續以物資援德，將摩爾曼斯克（Murmansk）的海軍基地供德國潛水艇使用。德軍每一胜利，他都致電向希特勒慶賀。甚至有一說他愿意參加三國（防共？）協定。邱吉爾是一個長期防俄反共的台柱，為什么他會在1940年遣派親蘇的工党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駐俄大使，并且在蘇聯被德軍侵犯的時候立即主動援蘇？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与言談看出。邱吉爾說：“俄國是一個神秘的謎語，包在一個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個解答，這解答即是俄國國家之利益。”邱吉爾能了解蘇聯，因為他自己也一直記挂著大英帝國的利益，在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計小嫌。這些資料使我們看清，凡事包含一种群眾運動，是好是坏不說，其中必有邏輯。讀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贊成与反對之前，先必看清其邏輯在歷史上的來龍去脈。 有了這樣的了解，我們回頭再看斯大林的“一國之內實行社會主義”，在邏輯上為合理。本書一再提及，資本主義一行，一定要資金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險等等服務性質之事業共通使用。這當中即有一個基層机构之中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然后所有權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的程序中构成一個大羅网，而且越做越大。經濟的組織，也是國家軍備后勤的組織。其實社會主義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權可能屬于公眾，各人之職責可由官僚机构調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則可換成由上級指令出納受授，應垮台破產的事業可予以津貼而繼續維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价格、管制交通等等辦法，使國民經濟受政府干預。即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也有賴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沒有法律支持，執行法制者則為國家机构。在實行社會主義時，政府之干預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動范圍日益龐大。在這情形之下，如何能說“工人無祖國”？可見得正規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不少布爾什維克在內，以為現代國家純系資本家剝削勞工之工具，因之對國家与軍備存有輕視態度。斯大林無此幻想，他的規划有實際的功效。雖說他主持對希特勒的戰事時的領導力量受到無數學者指責，蘇聯在第二次大戰時之作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戰時之作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當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實際建設的時間更短。所以新体制有它的作用，無法一筆勾銷。只是下層之義務全由上級指派，上級只能出現為一种專制獨裁的体制。而中層的官僚机构作風也与原始共產主義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遠。 卡爾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學演講時，特別提出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統下實施。他提綱摯領地說凱恩斯的設計也是一种干預的政策。因為由私人個人之節省，不一定能擴充資本，有時反會損坏國民經濟。我們体會傳統中國之富家，將金銀制成器皿，又埋窖于地下，實際將一部財富不用于投資，反而逐放于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難了解此中意義。凱恩斯主張除了私人自動節省，單獨牟利之外，也可以透過國家机构，以財政政策造成“社團之節省”。再之則是“投資全面社會化”。這种种辦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業。 演講者之目的，在闡述英國在第二次大戰后若干經濟措施亦包含不少社會主義色彩，与蘇聯之計划經濟沒有基本的區別。他的言論我們無法全盤接受。英國戰時和复員政策已由卡爾教授解釋，我們無妨稱之為“雙重預算”。政府除編制傳統預算規划本身開支外，又用分配資源、調整貨幣、管制物价等等辦法，使民間經濟之人力物力在它領導下，以量入為出的方式達成有計划的交接收受，總之使之在大范圍中成為一种較為疏松、較為非正式的預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間經濟單位不是重點，即工党政策如此．也只是暫時政策。蘇聯之五年計划，可謂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資全面社會化”，可是蘇聯政治領導力量与經濟管制力量凝合為一，管制的衙門也兼有執行的權力，所有生產和分配縱使不全由政府領轄，也通過稅收和強迫价買的辦法受其掌握。當然，造成這种制度，俄國人民付出了絕大代价。五年計划實施之日，半數以上農戶在五個月內歸并于集体農場，有些地方因此而產生饑謹。因此，才造成廣大的農場、農業机械化、勞動者領工資、政府全年以低价收買糧食，而以這節省下來的財富和剩余的人力擴展工業。 然而卡爾教授的分析也給我們另一种了解。蘇聯的体制，由戰時處理及戰時狀態造成。這种經濟結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動員，強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資的全面社會化，高速地使蘇聯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 這种体制迄今沒有重大變更。二次世界大戰蘇聯死難2000万，占其人口10％弱。而戰爭破坏程度之深，則甚于戰敗國。戰后复興未已，即致力于冷戰，一意擴張勢力范圍，与美國作正面的軍備競爭，又花費很多財政預算与經濟的力量作提高聲望的事業，如太空探索。最近這种過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帶戰時意味的經濟組織不能持續，才逐漸暴露。起先有西方學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宮亦自發檢討。 溯本歸源，當日斯大林建造現有体制的時候，包含著三個重點：一、不惜人民付出代价，二、飛速完成，三、与國防密切聯系。所以极力地投資于能源、鋼鐵与机床。發電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体農場平均6万英畝至8万英畝，最大的至48万英畝。所以自始就造成一個龐大而粗線條的結构。其重點如是顯明，其低層机构必被忽視，更無從使之綿密細致。最近与戈爾巴喬夫接近的一位經濟學家著書聲稱，根据他本身經驗，遲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庄，無電器、交通工具、道路，鄰村才有一家商店，每周開門兩次，所售唯糖与鹽，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實在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參加集体農場所得工資不敷勞動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口），而純靠私田為生。作者并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農產品供應不繼的報道仍然甚囂塵上，往來于西伯利亞鐵路間的旅客，抱怨沿途無物可購，而且最近描述蘇聯經濟危机的書刊也指出政府財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費品，人民有錢無處花，只好存于銀行，于是信用才為政府挪用，則可見縱有改善，仍只修正枝節，尚未動搖根本。我們可以想見，鋼鐵厂繼續增加其鋼鐵生產，能源又用以增強其能源，机床又用以產生机床，最后則制造大批戰車飛彈、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蘇聯刻下生產量超過1950年全世界生產量總和，究其實，俄國人民并未受其實惠。 難道所有蘇聯領袖都坐視如此的成果為當然，而不知改弦更張？專家公認過去曾有好几次嘗試，赫魯曉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時間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實質上的增進，可是這樣的改進有周期性，不久，功效達到某种程度，改革也停頓，于是又恢复原狀。這當中也有些特殊的技術原因，例如在中亞腹地開墾耕地，無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將拖拉机交集体農場接收，不曾將保養修理的單位同時下放，不久就損害頻仍。然則最大的障礙，還是出于人事与制度。總而言之，就是与蘇聯之体制有關。 這些体制上的障礙，如政治上中央集權過甚，缺乏民主精神（蘇聯學者Aganbegyan已一再提及），生產者和經理者缺乏适當的鼓勵，頭重腳輕，積刁難改，官僚營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儿為例），早已經常被提及，還有一位美國作家批評一般俄國人只畏強權，不顧法律。其指責既如是層出不窮，則后面必有技術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綜結乃由于私人財產權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裝飾門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強權。 本書無意以“褒貶”亦即以道德上的名義互相標榜。況且中國傳統的朝代，向來為官僚主義之淵藪，我們即要攻擊官僚主義，也無需顧左右而言他。研究資本主義，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歷史上和非人身關系上的動机旨在將俄國現代化，与各國之維新与所謂進入資本主義之体制無异。這种組織与運動純靠將低層机构里各种因素，造成一种統統能互相交換的局面，于是農業的生產与分配才能与工商業交流，然后全國的經濟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盤使用。列宁与斯大林并未全部違背這些原則，否則他們無從使俄國除舊布新抵抗強敵，獲得英美支持。但是他們以戰時動員之作風所定互相交換的方針，以大單位在短期間對國家之貢獻為准則，不以個人的私人財產，包括其勞動力之价值為依歸，沿用至今，工資与价格全由官僚按他們的業務方便決定，無需通過內在的公平。況且“民主集中”，真理總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權，缺乏民主，無适當之鼓勵，頭重腳輕、積習難移、營私舞弊，雖說變態多端，而其后面的總原因無法脫离由官方指派之交換方式，這种交換方式限制了生產，因為工資抵不過農工所付出的勞力，所以勞動者只有越做越窮，于是索性不做。俄國大量的人力与資源不能作最高度的發揮，肇因于此。 以上蘇聯体制，在學理上無法被承認為實施共產主義，甚至稱之為社會主義，也需附帶加入保留的條件。歷史上的社會主義，無非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財產權已在原則上固定之后，針對其原則上的罅隙和不及之處，加以補助和加強。卡爾教授所解釋的凱恩斯經濟，因其能導致全部人民就業，即符合此种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財產權，包括工人勞動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謂已實行社會主義，也容易產生誤會。本書成稿之日，适值報載蘇共中央委員會接受戈爾巴喬夫方案，准許農民獲得私有土地使用權，延長其使用時間，并可以世襲。而且計划中其他改革將容許農民組織小規模農場獨立經營，自行發賣其產品，至此也算逐漸走上确定私人財產權之初步。我們与其說蘇聯之改組与開放為成熟之社會主義，不如說他是將戰時体制改為平時体制，開始正規地進入社會主義（現代資本主義的作家与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同樣承認各人之勞力為其最基本的人身財產，詳第五章。要是連這樣的財產權也缺乏保障，我們無法稱之為何种主義，只好視其為戰時体制）。 很多專家刻下正在議論這种重建与開放前途仍是障礙重重。對西方的國家，這樣的發展包括絕好的机緣，也潛伏著實際的危机。揣測未來事項，不是歷史家的本分。況且蘇聯的發展是一個深奧复雜的問題，除非學有專長，不當隨便置喙。我們站在研究歷史的立場，只能指出，要了解蘇聯今日的重建与開放，至少需將其背景前推約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們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顧慮著核子戰爭的危險時，才有道義上的力量，主張東西兩方都不含舊惡，才可以在群眾運動的積极性中，和本節所敘曲折之事跡中尋求歷史長期的合理性。總之將一個橫跨歐亞，縱長逾60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种語言与文化的國家，從舊型農業管制之方式進為新型商業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輕而易舉，如以暴力主持，倉卒為之，必更增加當中的苦難，只有使人民更為遭殃。無論蘇聯今后的出處如何，我們刻下能掌握的歷史資料，包括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的行止在內，已使我們對很多常用語辭，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國家主義，有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种組織的變態和一种運動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种体制為正宗？其間牽涉過多，容下一章作結論時道及。此時我們檢閱這一段歷史，當前的收獲即是以上的經驗，可以輔助我們對中國長期革命的觀察和了解。 鴉片戰爭迄今已一個半世紀，即是光緒帝的百日維新，轉瞬間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實為討論的重心，則雖十部本書篇幅的巨著，也難將其中關鍵交代清楚。然則當我們考慮中國命運荊棘改造艱難的總原因，則本書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資料。与之相較，顯而易見的可以看出傳統中國的政治与社會結构与西方現代型國家的經濟組織相去甚遠，而且自思想理論至生活經驗，中國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當少。從這主題上發揮，不難將百年來的歷史高度壓縮成一般讀者与專家通能共同研討的一种大綱。 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于注重上層結构，很少涉及低層。譬如說，民國初年的立憲運動与政党，他們本身對社會是一种外來异物（foreign body）。領導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們后面卻無支持的選民（constituency），滿腹經綸也無從化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間，所以一遇軍閥逞凶，就無能為力，而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簡化歷史的情況下，縱然將這段事跡大力刪略，也不會產生實質的差异。軍閥混戰的情形亦复如是，他們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軍事力量，唯其如此，他們在行動時一定通電全國，表明心跡。實際上各軍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餉招兵，甚至營私和販賣鴉片，其下層結构中不能造成一种公平而互相交換的局面，例如孫傳芳的一個團長不能与張宗昌的團長對調。此外其士兵既是雇佣而來，軍官間的團結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內外的絕大壓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關系，則能瑞想當時的社會狀態。縱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戰爭，縱使遺忘了岑春渲、倪嗣沖諸人的名字，也無妨于大范圍內了解歷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錕賄選或張勳复辟，仍不會對歷史的了解發生無可補救的缺陷。若忽略傳統中國社會之形貌，閉目而不加思索地以為其功能与結构必与西方社會無异，則可能在討論上層結构時造成嚴重誤解。不久之前有一個例子：伊朗國王巴列維（Reza Shah Pahlevi）有意將賣石油賺得的錢支持國家現代化。他曾不斷創辦學校、開設醫院、建造飛机場、規划現代軍隊，甚至因而產生了城市中的新中產階級。只是种种設施未能与內地鄉間的經濟交流，而他的行動亦与傳統習慣相違，引起人民反對，他只好加強特務政治，以后更發展到全國造反，曾受他裨益的軍隊与年輕人也隨著眾叛親离，情愿回歸到傳統的社會价值体系中去。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Fairbank）在他的回憶錄里，提及他的業師蔣廷黻曾說：現代中國人物對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對本國內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類似情形。亦即當時擁有羡慕的對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層結构的位置。在同樣眼光下，不少寫歷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點，气憤滿胸，也隨著外界的作家將前清的君臣一律指為“故步自封”，在舖陳現代政治時，不分畛域的以貪污、腐化、無能，作一切問題的解釋。殊不知一個國家之現代化，或如我們刻下所述進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体制，無不需要在低層結构中創造一种各因素統能互相交換的局面。除非客觀的條件已成熟，除非其財政措施已近于商業化趨向，否則改造必相當艱難。舊体制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場之際，必有前后矛盾，本末顛倒的事態。有了這樣的一种了解，我們在分析中國長期革命的時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國社會的功能組織与結构，与上述各國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總之，就是不容易容納一种商業体制。這种特性由來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歷史。我們不妨把歷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時期。 宋朝在中國歷史中可算是一個特殊的朝代。創業者趙匡胤是一位高級將領。他即位后，較少与儒臣講解經典，反倒經常臨幸造船務、督導水戰、觀炮車碾碨、親黜醫官藝之不精者，各項活動前后不絕。可見他較重視科技，而不重視抽象的理論。他又謂以絹24匹購一契丹首，絹200万即可以消滅對方的精兵。這也無非說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可以展開而為軍事力量。因之朝代開創以來，即治坑礦、鑄緡錢、組織茶鹽開中，酒曲官賣，民間經濟受到刺激，也隨著突飛猛進。《宋史》稱，宋太宗時（976－997年）“油衣巒幕損破者數万段”，可見當時軍需規划者及于軍士之雨衣、行軍之帳幕。歐洲几個世紀之后尚無此等体制。張擇端畫“清明上河圖”時已入12世紀，開封在不久之后淪陷于金。可是畫中所示的都市繁榮景象，在當日的世界里無出其右，即較之20世紀中國內地的口岸，也無遜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國之拱橋、建筑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艙、航海所用的指南針、船艦之裝踏水輪、使用的火藥、三弓床弩、占儀、水鐘和深度鑽地之技術，和极可能存在的煉鋼爐和水力紡織机（此二者之圖解見于1313年之《農書》，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現。自此之后，中國再無如此杰出表現。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國歷史里號為“積弱”。一個注重軍事的朝代，作戰時卻常失敗。一個以南方水利為根据地的國家，卻敵不過北方人文簡單、水准遠遜的國家。創業者趙匡胤本身不注重抽象理論，宋朝卻產生了一大群理學家。即和他們同時代的人也稱他們“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為玩玻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為俗吏。其讀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极圖說》、《東西銘》、語錄之類”。我們如何能夠解釋看來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變法的一段記錄，才使我們确切的了解，中國在11世紀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間），以農業為組織原則的財富，已在結构和質量上達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數量上膨脹，使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体，或者產生少數特殊之情形，使觀察者產生錯覺，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強生產与分配的效率上作實質的改進。其原因誠有如亞當·斯密所說，中國的法律及制度早于馬可波羅蒞臨中國之前，在聚集財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 究其原因，症結仍在中國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稅，這樣的設施，開始于產業革命尚未展開，國民經濟尚未現代化之前，為本書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國家所未有。于是傳統政策一直培養成千上万的小自耕農，而以防制兼并、壓制豪強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這樣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標榜，而不能在技術上進步，亦即無從固定私人財產權的絕對性，衙門無從判斷如何獲得財產為合法，何种方式的佃賃典當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歸并与遺傳。這類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簡陋的原則，更談不上商業習慣里對特殊風險中各人責任及破產的區處。況且擁有十几、二十畝地的小自耕農也請不起律師，政府里的官僚來自科舉，一向以熟習詩書為調派考成之原則，也無法了解現代法律的曲折深奧，尤其不能因物產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區的治理更具地方性。于是只有一方面責成鄉里宗族培養一种淳厚息爭的風气，減輕衙門的工作分量，如韋伯所謂增強了“父系威權”（patriarchial 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万能的宗旨，憑己意來判斷，又有如漢學家顧理雅（Herrlee G．Creel）所謂“詩的公平”（poetic justice）。兩者都使政治体系下層結构無法嚴格地以數目字管理。 于是傳統中國之衙門与現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維持習俗上安定的社會，其本身無組織的穩固（structural firmness），來發揮功能上操縱時的靈活（functional 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視了這些內在的弱點。他的設計主旨在使財政部分商業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財物統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局面，基本的數字就加不起來，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級權威強迫指使執行，既不自然，遲早必會破裂。 我們參考《宋史》的敘述，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說“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在京畿的開封府，其測量就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丈量分配。“免役錢”令百姓一体出錢以代替“衙前”等民間征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于在農村推行金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開。“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發業務，商人也怕与官府來往而被連累，裹足不前，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賣，甚至“賣梳朴即梳朴貴，賣脂麻則脂麻貴”，而為皇帝所譴責。“青苗錢”以常平糴本1，400作本錢，春散秋斂，收息二分，等于農村貸款，但是沒有銀行主持，又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力義務。有些縣官將整數交与若干農戶，也不問他們愿借与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互保，秋后連本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干縣分被指責并未貸款即向農民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廣泛利用貨幣的趨勢；但是新法內的“保甲”及“保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于納稅人，而以集体互責（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諸法相逆。 這樣看來，宋朝雖有比較現代化的經濟支撐，卻不能在討伐契丹和西夏時爭取主動，与女真對峙、与蒙古交兵時，又常失敗。雖然原因很多，其中無法將全部資源有效的運用，是最顯著的弱點。經濟力量在原則上固然可以轉變為軍事力量，可是當中也必須有組織与結构，并不是240万匹絹即可和對方10万精兵對比。如果雨衣和帳幕集中到万計，其后勤設備必須同樣的繁复，而且要有民間組織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頭重腳輕，在戰場上成為行動的贅疣。反不如契丹之遼、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們以部落的組織供應兵員与馬匹，就地取糧，其內在的成分愈簡單，人員与補給愈易一元化，其平時体制与戰時体制愈為接近，則補給線亦越短，動員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發揮。 所以王安石的失敗，象征中國歷史發展的一种悲劇。本來在1000年以前，中國的文物已凌駕西歐之上，更較日本剛在各處成立武士團，“源平合戰”尚未展開之前突出遠甚。只是農業上的盈余無從有系統的積累，進而有秩序地發揮到工商業上，再伸展到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保險及律師之雇用等。因之整個社會無法脫离山林文化之簡陋气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趙光義攻擊契丹已遭三次失敗，至真宗趙恒，則訂下向契丹納歲幣的先例。神宗趙頊變法圖強，仍敵不過西夏，至徽宗趙佶有“靖康恥”，國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虜，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財政設計仍一直維持由上端統籌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財產權，又缺乏獨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稅時“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于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這种方式固然對一般人民不利，長時間內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為抽稅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壓力，負擔最重的人常為無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財源宕盡，各處發生虛冒的現象，一方面只有數字的膨脹，一方面到處發生短缺，南宋紙幣貶值，士气頹廢，也都基于同樣原因。 本書以上數章曾提到，西歐的國王在社會變化時無力抽稅，產生財政上的危机。彼方人士很難想象，中國皇帝抽稅的權力過強過厚，也非他個人之福。從這些事跡上我們看出，現代之金融經濟，有如自來水和煤气，一定要嚴密地封閉，保存其一定的壓力，才能在開閉出納之間操縱目如。私人財產權在法律面前曖昧不明，等于水壓或气壓過低，其流轉必至不暢，于是無從使國家現代化，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這些技術上的原因。他們也無從放棄以熟讀詩書的官僚，及星羅密布管理億万農民之体制。商人和金融經濟也始終未掌握龐大實力，強迫政府接受适合他們事業的法規。于是他們總以為王安石是坏人，新法之不行，總可以解釋為一個道德問題。宋代理學興起，以上的情形构成背景條件之一。周敦頤曾在北宋神宗時代出任地方官，与呂公著、趙抃接近，受其推荐。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顥因与王安石沖突而被逐放，程頤則系与蘇軾意見不合亦遭外放，死后甚至被奪官。張載則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議禮不合，而稱疾歸。朱熹綜合諸人見解，見稱于南宋。他首先主張北伐，与朝議不合，以后又反對北伐，更与韓侘胄的政策相違，落職罷祠。陸九淵也被監察官彈劾。他們在傳統的官僚政府里，表現出一种反對派的姿態。我們可以說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沒有出路，才主張唯心。政府既無法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各方面，找到一個新方案打開出路，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張反求諸己，本身內向，著重主靜、主敬和慎獨，提倡“人欲”与“無理”相違。這种拘謹閉塞的作風，与今后700年中國社會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關系。 1279年宋亡，繼起的元朝始終沒有提出一個合适的方案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元世祖忽必烈除了在海外的軍事行動之外，又要對付中亞腹地和東北地區的蒙古人，以保全一個中國式“天子”的職位。他一方面确有將屬下人民予以“超國籍”（super-national）處置的抱負，可是在實際政治上存在各項對人种的歧視。他的財政稅收也缺之系統，尤以南北之不同最為顯著，如《元史·食貸志》所說：“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稅，曰秋稅，此仿唐之兩稅也。”也就是南北采取不同制度。忽必烈和他的繼承人缺乏對國事的全盤決策，可以視作元朝雖入主中原而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 直到1368年明太祖重新統一中國，才將整個制度重新規定。可是這時的決策不再是擴張和開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斂。朱元璋自己是貧農出身，他徹底看穿宋朝以經濟最前進的部門作為財政稅收的基礎，整個國家追隨不及的毛病，于是大規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論符合，是以最落后的經濟部門為全國標准，注重均平。他又實行恐怖政治，打擊高級官僚巨家大族，确定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本位。1397年，戶部報告全國有田700畝以上的只有14，341戶，他們的名單可以抄呈“御覽”。在朱元璋之法令下，商賈之家不許穿綢紗，全國軍民不許泛海。政府官員的薪給极盡刻薄，一部分吏員的征派是采無給制。其他衙門里的斗級皂隸，在王安石時即已以錢代役，這時又恢复由民間差派。軍隊所用弓箭，政府里所有器皿、文具、紙張，也無償地由農村各單位供應。全國的賦稅因之大為降低，但是各地有愈來愈多名目繁复的無代价勞役，原則上是由較富裕的家戶輪流承擔。宋朝采用的募兵制至此又代之以征兵。但是兵員不由一般民間差派，政府另組“衛所”，下級有“軍戶”，亦即世襲不納稅而只服兵役的特殊戶口。朱元璋又手訂永不征伐的國家15個，包括海外的琉球、日本，近及朝鮮、安南。對外貿易則全部以進貢的名目，由禮部掌管。這全部措施既表彰平等，又提倡節儉。毫無疑問，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可視為他對宋朝失敗的一种反動。他訓諭戶部官員時特別強調王安石是坏人，又以“圣諭”概述：“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余饒。” 僅是以上的舉措，明太祖尚不足以他個人之作風長久影響中國社會体制。在他規划之下，明政府又減輕本身所應管轄有關服務性質的事業。如各省剩余之食糧應配于邊軍或納于京師一事，不由政府接辦，也不讓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納稅人千里運送，國家并不居中統籌，當中不設中繼所，沒有倉庫、銀行及接運站，也缺乏醫藥衛生等各項設備。通常一州一縣要承當十多個單位的需要，邊區一個軍事單位的糧食來源可能來自十來個或二十個不同的縣份。因此全國布滿了如此錯蹤重复的輸送線。雖說15世紀溝通南北的大運河通航使實物交納有了一部分的集中，可是當中的會計責任仍落在下級單位。在16世紀很多收支已經用銀，至17世紀之后清取明代之，這樣的補給制度仍沒有改變，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層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責任，是明清体制最顯著的特色，不僅為世界各國所無，即中國歷史里也罕見。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國与唐宋帝國不同，它采取“非競爭性”的國際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進，單憑均同而配合著中央集權的制度，就可以用數量上的优勢壓制外夷。而且國家的財富与資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興師造反、背叛朝廷者极不容易發難，總之最符合當日中國的特殊環境。可是從商業之發展，交通通訊、銀行事業、司法制度之展開，和整個社會之進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財產制度產生了巨大的負作用。而且這樣的補給制度，計入錙銖，使每項供應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紗一縷，一經制定，极難擺脫。事實上，其基本設計沿用到本世紀。 明清之間一脈相承的組織与結构，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為极度的中央集權，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員与物資，而依賴一种半永久性的預算，保持各省區与地方單位間的對稱与均衡。又注重以科舉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維持社會的流動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于民法。這樣的社會環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質量的改進。政府用不著以特殊的手段歧視商人和商業利益。基于以上各章所得的經驗，我們知道商業資本之存積必須有合适的司法制度積极維持，否則信用無法展開，服務性質的事業無從著手，縱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個人的富裕与一家的興旺不能构成任何社會制度。一個商行缺乏与他交易的對手，資金無法周轉，經理人才依賴血緣關系，則其經營將無從展開擴大。 自列強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租界執行領事裁判權以來，影響所及，尤其對中國社會經濟之傷害，至今還是一個專家爭論的題目。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題目。僅將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觀念有系統地輸入中國，這种運動就不可能對中國沒有裨益。要是沒有它的啟蒙功效，中國鐵道之興建、電信之敷設、實業如漢冶萍公司及輪船招商局之開創，必難在短期間成為事實，更用不著提及現代都市科技知識和學校制度。而經由商業交易的接触，存積資本可能只是外人專利，中國人絲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与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构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之其潤澤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与治外法權，即是在當中設立絕緣地帶的一种辦法。如果雙方的体制經過一段接触之后可能融合，則中國之革命實無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權也必早已廢除，如英國及日本之先例（英國在宗教改革之前，銀行業受意大利人壟斷，他們也在倫敦享有領事裁判權；日本与西方諸國所訂不平等條約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戰。更且西方所挾持的不僅是雄厚的資本，也代表一种現代的优勢組織。雙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個平等互惠的原則。費孝通的攻擊可能過火，只是中國排外的反應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感情作用。一個明顯的例子，青島經過德國和日本几十年經營，隔著海灣邊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卻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傳統的神祇并肩存在和花生殼被城市新工業收買之外，當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農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舊習，商業也限于赶集及流動小販往來。人民的生活与社會習慣也全未感受新時代的好處，反先感覺動亂的威脅。這种情形說明中國不能因為西方文化的滲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現代化，而必須經歷相當的折磨，其低層結构必須經過一段重整。一位出生于青島近郊而且熟悉當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戰結束時預言：彼間土地占有，必須經過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較和緩的方案，也很難避免暴力。 有了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資料的對照，我們開始覺悟到中國需要在歷史上通過一次長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時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外界刺激的反應，不能統以“遲鈍”和“漠不關心”等語詞指斥。總之，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過去社會組織之根深蒂固，有如一個走獸不能令之立即變為飛禽。 從上表來看，除了鴉片戰爭結束時朝廷猶以“籌辦夷務”的方針對待西方各國，可算遲鈍外（但仍有有識者如魏源），以后經過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應。造船制械，力求爭取現代科技的改進既無實效，則企圖從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憲法、編列預算。這樣的計划可能動搖傳統以“圣諭”及“皇恩”統治全國的根本，于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來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如此再無實效，則發動五四運動，知識分子主張本身的革新，及于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只有法國大革命前之啟蒙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義行動与之稍微類似）。 此中很多事跡只因時過境遷，今日有了更長久的歷史發展，使我們能將其中因果關系一語道破。如太平天國初起時，容納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擺在中國的農村里，就不免張冠李戴，其尷尬局面反給曾國藩一個机會去增強傳統的“尊卑，男女，長幼”体制。過去曾有不少讀史者，以光緒帝不能毅然下決心清算慈德太后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并非因籍之以富國強兵；而是君臨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棄了傳統的使命，也等于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問題不在皇帝之決心，而在君主制度。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自愿犧牲，他已經看清中國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圍极廣，歷時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標榜其必然性。這些事跡都只表彰著新舊之間距离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与擺布尚未涉及大問題的本身，看來也只算展開序幕。 如果我們以短距离近視界的眼光重新檢閱這段歷史，固然可以覺察當中無數值得批評攻擊的舉動。例如鴉片戰爭時，道光帝曾令揚威將軍奕經收复宁波。當日主將去前線90英里，奕經之幕僚大部分無軍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這群文人以競賽的方式，預草胜利之露布，卻不作敵情判斷，以至進兵時主力驅入英軍舖設的地雷區，部隊傷亡近千人，而英軍只損折20余人。半個世紀之后的黃海戰役，中國艦隊違反了最基本的戰法，以一彎新月的陣容迎敵。戰事最激烈時也不知道這艦隊是由提督指揮，或系外國顧問指揮，抑或旗艦管帶指揮，主力炮則只有炮彈3發。戰后殘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衛海灣，反在日軍取得炮台時遭海防炮轟擊。類似荒誕离奇的事情不斷發生，我們不能以“用人不當”、“戰術錯誤”作完滿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貪污腐化，也是沒有掌握問題要點。 事實上，奕經的軍費是由各處截挪而來，非出于一般預算。揚威將軍也是臨時設置之官銜，既無固定幕僚，更沒有經常的軍需處，只好在蘇州、杭州、紹興之間設立四個銀柜，接受各處的撥款。來銀或四處均分或一處總攬，總不敷使用。中日戰爭也可以稱為李鴻章的戰爭，各方將責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艦隊曾接受各省接濟，李卻沒有掌握到這些省區的財政職權。而且各省自購船艦器械，由來已久。這不僅影響到戰時的指揮系統及作戰效率，也反映平時部隊的編制、人事訓練、裝備后勤的全盤狀態。所以武裝部隊只能在他們軍令、軍政和軍需的范圍內表現已賦有之功能。以上兩次戰役并非中國官兵不夠勇猛，可是組織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盡其力，無法在戰場上制造組織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跡。 既有這么多踩蹺，為什么我們還說中國對外來刺激的反應并非不積极？此時讀者務必將過去三五百年歷史一并對比。如果事關財政，則必涉及稅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處置不可區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農、全面稅收的社會体制上。說到法制，則須想象朱熹所謂“凡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异財之禁”的境界（詳第一章）。提到軍備，則更要顧及朱元璋之設衛所，采取“非競爭性”的制度，不許人民泛海，并且稱琉球与日本為永不征伐之國的影響。總之海陸軍有如膠翼，必須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經系統与全身聯絡。如果他們的存在即和社會与國家之組成原則不相銜接，沒有民間机构作后勤供應之支援，純靠官僚勉強組成，行動時將留下很多貽笑各方的事跡。前人缺乏我們的歷史經驗，他們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盡智，我們看來總不如人意，錯誤因循。然則當中的時間也沒有完全白費。中國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則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敗，就加添下一層之壓力。光緒帝和康梁之百日維新，無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圖以發行公債作為新政的開銷，亦有進入資本主義体制之模樣。只是清末中國的低層結构仍与王安石時代沒有基本區別，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維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則在慈禧太后專政期間，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時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國初年的志士更發覺以手槍和炸彈發難，實行革命、推翻專制，還是不夠因為亟需改革的不僅是官銜名目，更是下層社會的結构，只能從改革者自己的思想著手。于是激進分子如魯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學家的拘泥束縛為攻擊目標，更提倡全部傳統文化都是“吃人”的禮教。 以上或粗枝大葉地處理歷史，或精磨細琢地鑽研歷史，可能得到同樣的結論。讀史著提高警覺，就可以体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無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條約到五四運動已77年，當中多數問題，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圓滿解釋；只有通過歷史的長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們才能在大范圍內樹立他們的因果關系。而且這77年的各項活動尚未對中國的社會提出實質上的改革；最多也不過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備。日后中國開始改革時，其間乾坤顛倒的不僅是法律与政治，也牽涉到經濟与生產，更及于思想、語言、社會組織和生活習慣。自1919年至今又轉瞬已70年，在這70年中，中國的武裝部隊參与大小內爭不算，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態，与世界各強國及左右鄰邦作戰。所以稱中國在20世紀的革命為人類歷史中最龐大的一次革命，并不為過。此間經過事跡的背景及發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過各人的人身經驗。 這种大變動的起因，可追溯于資本主義的世界化。19世紀中葉，英、法等國以商業之原則完成了他們國家与社會构成的基礎。于是挾著這樣的优勢組織，向海外發展。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都在這背景下展開。中國承受了外界的壓力，才提出各种維新方案。只是維新未成，世紀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圍更為擴大，時間也更為迫切。20世紀初年，更有蘇聯介入，中國的問題更國際化，也更沾染各种主義的名目。可是我們不能忘記，以上各种方案与主義，都不外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潛伏在他們后面的一個大問題，仍是中國必須放棄過去以農業條件為本位所產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業條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強她在國際間競爭的地位。 從最近的各种跡象看來，這种問題已將解決，整個的改組也近完成。我們作這樣的論斷，并不是說時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滿意，而是指出中國在1980年間和1920年間已有顯著的不同。例如財政上已擺脫向多數小自耕農全面抽稅為基礎的体制，因之規模初具，下層的經濟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換，即將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規范。至于用何种數目字，則尚無定奪。也因為中國問題范圍大，牽涉深，在她改革的過程中，已使19世紀所創原擬适用于西歐的名詞有不合時宜之感。這一點我們還有机會論及。 自五四運動至今70年的歷史，不能全用中國歷史的經驗解釋，因為這种發展在中國尚無先例。我們引用本書以上各章資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蘭、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蘇聯，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參考十多個思想家的意見（見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國初年的無政府狀態，近于霍布斯所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趨向。中國在1905年停止科舉考試。實際上已截斷了高層結构与低層結构間的聯系。因為傳統所謂“選舉”，以四書五經作取士的標准，既是廟堂里統制全國的邏輯，也是農村里維持社會秩序的根本，有如憲法。現在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棄，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內地的情形還有如蔣廷黻所言于費正清，尚無從獲悉其究竟，那么中國還靠什么原則存在呢？剩下來的唯有傳統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識分子的愛國精神，更其次的則只有各強人之私人和軍事力量，在歷史上稱為“軍閥混戰”的局面了。這簡短的一段敘述，也可以包括五四運動前后之一般狀態。 霍布斯認為，現有的國家体制解散時，人類將恢复到初民狀態。初民狀態中，公眾的權力尚未展開，既無政府亦無法律；既無法治，也談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在作戰的條件之下，只有強權与欺詐算數。他說：“在此條件之下將不能產生工業，因為其成果毫無保障，于是世界里也沒有文化，也沒有航海交通、海運貨品，更沒有寬敞的建筑物及運輸的工具，因為這些東西需要大規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無從產生地球上的知識，沒有計時的才能、美術、文學、社會。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無邊的恐懼、暴力和死亡的危險中。人類的生命只有孤獨、窮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暫。”（這段前已提及見第五章注[24]） 作者著書時著重文字結构的緊湊，敘述不免過激。他未能預料中國就因為傳統的忠恕之道和新時代的愛國精神，仍舊在一個時間內勉強存在，并沒有完全土崩瓦解，淪陷到太平洋的深洼里。但五四運動前后，魯迅既否定中國傳統的倫理，稱之為“吃人”的禮教，連孫文也稱中國人為“一盤散沙”，則已去霍氏所想象的初民狀態不遠。同時在軍閥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財產沒有保障，也是難以否定的事實。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了解，則在檢討中國現代史時，必先看清當中的大輪廓。在社會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時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可能前后牽涉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即是親歷其境的人物，如克倫威爾、丹東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進歷史的工具，也難看清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真實意義。在這种情形之下，無目的的分析而不綜合，難能盡到歷史家的任務。我們縱把郭松齡和殷汝耕的事跡寫得不失毫厘，又牽涉到本庄繁和岡村宁次的秘幕，在當中更投入梅蘭芳和阮玲玉的瑣聞軼事，也只是增長歷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 何以中國在1980年和1920年間有此巨大的區別？因為“巨靈”已在我們眼前出現。蔣介石和國民党創造了一個高層結构，使中國當時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澤東和中國共產党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构，使農業上的剩余能轉用到工商業。 中國今后的趨向，也能從這基礎上發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區的條件，使全民就業。自宋太祖趙匡胤企圖集絹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里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業体制，將統領華立羅判死刑，迄至最近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們可以在當中看到很多國家与朝代的成敗興亡，可是他們最后趨向以數目字管理的方式則始終如一。即是有些大陳性格的國家將互相交換的原則由戰時体制粗率組成，局勢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將最基本的私人財產權予以固定。除非中國仍然拒絕与外界的潮流匯合，我們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論斷。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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