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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689年英國進入資本主義体制之后，世界形勢起了很大變化。英國的新体制，使農業上的經濟因素与工商業并為一元，公私組織也凝結為一，彼此都受金錢的管制。這是一种优勢的組織。于是在公私場合之中、有心与無心的情況下、在平時及戰時，英國都以這种优勢凌駕鄰國未曾改組的体制。首當其沖的是法國。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時，1704年布侖翰（Blenheim）一役，約翰·邱吉爾（John Churchill）即賴英倫銀行的經濟動員，打敗路易十四的部隊（第四章）。此后亙18世紀，英法兩國又因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和美國獨立戰爭，兵戎相見。在財政壓力下，法國終于爆發大革命。而法國內部情形复雜，更不容易進入數目字管理的方式，其經過容后（第七章）論及。 長時間內，這樣的壓力也及于殖民地与尚未构成民族國家的地區。這些地方企圖獨立創設民族國家的時候，其領袖人物通常以民主自由解放、維新等名目為號召。然則在各人人身經驗之外，這些口號及運動要不外在政治体系中樹立一個各种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于是新型的法律，不倚賴人事關系、不低頭于社會階級的權威，即能廣泛地推行。在資金全面的流通、人才不分畛域的雇聘，和技術的支持因素全盤活用的三個條件之下，范圍只有越做越大，資本也愈積愈多。其間雖有程度之不同，任何一個“維新”的國家，無法完全脫离上述我們認為資本主義這一套技術的安排。倘非如此，其社會的下層結构即無從全面自治，更談不上自主的成長。蘇聯与中國的革命，好像已經脫离這种程序。可是因其下層無法固定，只好藉教條的禁錮和警察權的督責加強管制。且其下端既為牽強組織而成，由上向下的壓力也始終不能放松，其數目字也始終無法累積。現在看來，這种辦法仍不外是過渡期間的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以戰時的姿態存積資本。如欲恢复經常持久的体制，仍要引用以上一般原則，雖說其強調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有社會主義性格，但組織上并沒有別開生面另起爐灶。這些情形也待下章縷列。 法國的舊体制（ancien regime）、帝俄和傳統中國改造困難，乃因其過去有中央集權的体制，其組織上向來不按上述的安排。反之，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過去愈缺乏中央集權的經驗，愈有以數目字管理的潛力，改造比較容易，常能捷足先入資本主義体制。其造成內部各因素能自由交換的情形也不一致，而各按其本身在歷史上發展的程度為轉移。以下是美國、日本和德國不同的例子： 美國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似乎比較容易解釋。簡而言之，不外將一個在英國試驗成功的体制推行于一個空曠的地區。因其缺少既成因素的阻礙，所以這運動不受挫折，又富于資源，所以環境上更利于創造。 但事實之發展并不如此簡單。第一，北美洲并非英國獨占之殖民地，17世紀法國已擁有加拿大，西班牙也占領了佛羅里達（Florida），紐約和赫德遜河畔一帶則是荷蘭人移殖地，更西南則有瑞典人創立的“新瑞典”。第二，美國獨立前的13個州并沒有共通的体制，弗吉尼亞（Virginia）和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是由已立案的商業公司開拓的殖民地，紐約則是第一次英荷戰役后的戰利品，為約克公爵的私產。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和馬里蘭（Maryland）雖然也由私人出名領有，卻分別用以扶助教友會及天主教徒的被迫害者。喬治亞（Georgia）在18世紀由慈善事業者創建，收容在英國負債而被監禁及其他類似之人，使其有自新之道。如此，不容易使這13個地區共同推行某种体制。 說到資源，大陸領土尚待開辟，需要的資本多而獲利遙不可期，不如西印度群島有蔗糖，新西蘭有水產，加拿大有木材，這才是投資者的近途。北美洲也沒有南美洲發現的大量金銀，更減少了這地區的吸引力。 可是從長遠來看，以上條件反使以后的美利堅合眾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台柱。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固然需要一個新型商業管制的方式，可是本質上的實力仍有賴于生產，所以農業与工礦仍不可少。其要點則是農業生產組織也能使當中各种因素公平而自由地交換，与商業社會的習慣相通。工礦則不只注重貴金屬，首先以煤鐵為主，其次則注重煤油。英國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從這些條件上發展，先在低層結构里打下一個穩固的基礎，日后飛黃騰達，事半功倍。只是南部以奴隸服勞役，和這公平与自由交換的原則沖突，終要待南北戰爭來解決，不過這已是19世紀的事了。 最初以商業性質爭取急利的拓殖，都遭慘敗。以普利茅斯（Plymouth）商人為中心的股份公司，希望在緬因（Maine）覓取金銀，忽略了農業的生產，又和印第安人發生沖突，生存者放棄拓殖事業悄然回國，公司失去了特許狀。倫敦商人拓殖于弗吉尼亞，3年之內，派往的900人只有450人殘存，以后雖再招募股份，終鮮成效，1624年該公司的特許狀也被宣布作廢。 以后英國在北美洲拓殖成功，而且各處都能各按情形進入資本主義体制，是有几個條件作背景：一是宗教上的寬容。當日英國殖民地對宗教的處置不是絕對的自由，有些地方還有零星排斥非本地正教异端的事情。但是既缺乏一种全國的教會在后主持，則各种不同的信仰都有立足的机會。當時人以他們自己習慣的方式禮拜，以他們自己崇信的教條教育儿女，符合各人人生之宗旨。新大陸的自由使他們感覺賓至如歸，各村鎮教友的聯系也增加了地方自治的力量和地方的各別性格，都与個人主義及民主習慣互為表里。這些因素有助于資本主義之發展。二是社會上的向上流動性（upward social mobility）大。北美洲初開拓時，勞力供不應求，有人曾估計，美國獨立之前，一半移民以“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rer）的方式入境。這期間橫渡大西洋的船費大約每人6鎊到10鎊，是一筆很大的費用，很少人能負擔。航行從10星期到12星期，途中病死的机率极高。在特殊情形之下，有時一半到90％的旅客，一入船艙之后，即沒有机會再見到陸地。一般勞工男女都有，以自己人身為質，冒險渡洋，抵達美洲之后，由船長將他或她的契約轉賣与人，被賣者即為買主無值的做工，通常5年至7年。經過如此艱苦奮斗，這种有期奴隸之契約勞工一朝獲釋，其勤奮可知。而北美洲也給他們以“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向上机會，有的成為著名的律師，有的成為大地主。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簽字的61人中，有兩人原來是契約勞工。學徒的成分也与契約勞工相仿，一般由東家供給食宿，學徒無值服務7年。窮苦人家子弟藉此得到學習生計之門徑。其中也有三人日后成名，簽字于獨立宣言。三人之一為富蘭克林，他的言行已被韋伯及宋巴特視為資本主義之表率（詳第五章）。 土地領有權容易取得，可以算為第三個條件。北美各殖民地原無一定之土地政策。各處非商業之殖民地，一般由領主以封建方式，將整個區域裂土分茅的轉讓与人。原則是所有土地不得買賣，受領者付“代役租金”（quitrent），遺傳則經過“長子繼承權”（primogeniture）的安排，使地產不致分裂。次之則受“遺傳順序”（entail）的限制，使產業不致落于勞枝側裔之手，致原有上層領主失去掌握。總之仍想維持社會上一成不變的形態。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的憲法由洛克草擬，即寫下了一些領主的貴族頭銜。馬里蘭的特許狀，也授權領主頒發頭銜。可是這种种安排都沒有效果。美洲社會的動態不符合封建体制。下一代的年輕人不服從長輩，新來的移民無意遷就原來的定居者，都使傳統無法保持。代役租金收集困難。一般土地容易取得，契約勞工合同期滿，主人亦有授讓田土50英畝（約300華畝）的例規，時人謂之“人頭權利”（headright）。雖說綜合100多年來橫跨千余英里的土地所有，勢必挂一漏万，我們不妨根据一位專家之理論，他說： 我們可以從這体系內最重要的地方得出相當明确的結論。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則是移民取得土地相當容易而不耗費。我們甚至可以說土地等于白送。最低限度，一個農夫只花一筆极小的費用，可以獲得足夠土地維持生計。而且還有新墾的邊地，司法權尚未确立，他至少可以擅自占用，給自己來個開場，等到法律赶上來提到所有權的時候再說。很多情形之下，他日后即因此取得所有權，也用不著再付費。這和西歐人口稠密，土地价昂，所有權又集中于少數人的手里之情況是一個很大的差別。在那邊，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抽取高量的佃金或其他費用和服務。 土地容易獲得或主權不明，并不足以构成資本主義。以上情形之有利于日后資本主義展開者，乃是大多數移民以全部勞力施用于土地耕耘，加以又有剩余，利于初期資本之累積，等到資本湊成，卻不受封建体系之限制，又有歐洲移民繼續輸入，遂利于資本主義之展開。 在美洲領有土地的“貴族”，縱然不是白手起家，也是有心計的企划者，富有競爭性。以弗吉尼亞的卡特（Robert Carter）為例：他在18世紀初期擁有土地30万英畝。“卡特經過不同的試驗。煙草無利可圖時，他改种谷物，特別是小麥，也种麻、亞麻，甚至棉花。他覺得奴工太耗費的時候，則改用雇工和佃農。他不以農業的收入為滿足，大量買賣小麥。又自開磨坊，販賣面粉，自烤面包，做到商業上的程度。他在農場里制造紡織品，投資于巴爾的摩（Baltimore）的紡織厂，執有巴爾的摩鐵厂的股份，又經營一個制鹽厂好几年，都獲利不淺。”弗吉尼亞還有一個比較保守的地區，北部紐約州一帶，地主兼營商業与律師業務的情形更普遍。李文斯頓（Robert Livingston），蘇格蘭人，在荷蘭長大，19歲來美洲，1674年（20歲）在奧本尼（Albany）市鎮里當秘書。他以這地位反婚姻關系，和印第安人交易，而擁有赫德遜河畔土地16万英畝。所以“紐約的大地主對農業的注意力少，對土地投資的興致高”。 北美洲殖民地之農業，不久即因商業組織的關系，在各地區間樹立專業。水運費用低，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詳第四章）亦增強殖民地与母國間的交通關系，對專業農產品的出現都有促進的功效。南方各殖民地最重要的產品為煙草，其生產使大規模的農場普遍展開，開始兼并小自耕農的產業（不過，失地的小自耕農仍可向腹地發展），又普遍使用白人契約勞工及黑人奴工。次之為稻米，其种植不照中國精耕的辦法，而是普遍地种在沼澤地帶（有些地區至今仍如此，惟已用飛机撒种）。獲利高時可得成本的40％，但有不少奴隸死在沼澤中。再次為靛青，迄至化學染料登場之日，仍為紡織業的必需品，以上各物均為英國所無，也大受英國歡迎。它們的生產需要大規模農場和大量勞工，如此使奴隸制度在南方擴大，也加緊從非洲輸入。棉花在南北戰爭前成為南方的經濟命脈，可是在分离棉子的技術尚未發明之前，尚無大規模的生產，到獨立戰爭之后才嶄露頭角。 中部的殖民地以賓州為盛，以小自耕農為多，主要生產食物。一般傳說，迄至獨立戰爭爆發時，賓州糧產可以供應全北美殖民地所需。磨面坑及鋸木厂也遍設于中部。因為這區域缺乏其他特產，于是大多從事小規模之制造。起先從修理整補家具農器著手，逐漸制造木器、織机、鐵釘、犁耙、鏈條等，婦女則從事織造，凡麻、亞麻織品及毛織品都以家庭工業的方式生產。 東北之稱為“新英格蘭”者，玉蜀黍為主要農產品，小麥及麥片只占輔助的地位。于是集中于森林木材的輸出，擅氏于造船業及漁業，也以釀酒著名。紐約之奧本尼則是与印第安人交易中心，出產皮毛。 英國在北美洲殖民地的布置，自始即与法國和西班牙在殖民地之組織有很大的差別。后二者由國王派遣總督，在海外有絕對的威權。英國的殖民地則根据特許狀發給情形，分別由領主、拓殖公司和國王派遣的總督管理。雖然前兩种的土地都有趨向于后者的趨勢，即變成“皇家屬地”（royal province），由總督統轄，但是每一個殖民地都有一個由當地民意選舉的州議會，一般選舉權都有財產所有數額的限制。這一方面扶植了民主和自治的精神，一方面也支持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這樣的体制讓私人財產在決定公眾事宜的時候占了一個特殊的比重。 威廉和瑪麗入統英國之后，曾將殖民地改組。1696年商業及海外農場公署成立，以洛克為督辦（詳第五章）。議會通過法案，在北美殖民地設立郵政，開設海事法庭，并且給予殖民地生產的某些物品津貼。殖民地州議會通過的法案，則送到樞密院（Privy Council）審核，審核時先由農場公署檢閱簽議，樞密院有否決權。不過被否決的案件不多，以后母國与殖民地間的沖突，不是由于法案沒有通過，而是因前者要以自身之意旨強迫加于后者。 18世紀上半期，北美殖民地一度經濟繁榮。這時候大西洋的國際貿易，通過法屬西印度群島，形成了一种三角形交換的方式。西印度所產的蔗糖、糖漿和水果，在歐美都极暢銷，北美殖民地則向之輸出面粉、魚類、牲畜和木材。新英格蘭的殖民地，則以糖漿釀成甘蔗酒（rum）向歐洲傾銷，包括英國。此外北美洲仍以煙草、稻米、靛青、木材、皮毛、粗鐵、魚油等輸入英國，換取紡織品和各种鐵器。1733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對法屬殖民地向英屬殖民地輸入的蔗糖与糖漿，課以极重的關稅。這种征取，所牽涉的不僅為糖与酒，又間接涉及整個大西洋的貿易，結果法令不行，各船長偽造提單，海關人員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英國又鼓勵殖民地制造生鐵，但不許煉鋼，這种禁令亦同具文。兩方如此之堅持，使美國終因要脫离英國在經濟上的統治而宣告獨立。 北美洲殖民地的人口，從1700年的30万到1770年的250万，70年之間增加了8倍有余。這二三百万的人口很多集中在城市。獨立戰爭前夕，費城有4万人，是英帝國內僅次于倫敦的城市。波士頓有2万人，紐約可能有3万人，紐波特（Newport）有12000人，查爾斯頓（Charleston）有1万人。以上可以算作第一流城市。此外還有較小的第二流城市，更次則有內河交通樞紐的三等城市。這些市鎮构成一個大羅网，不僅是農產品吞吐的場所，也是造船業、磨坊、煉鐵厂及其他制造的中心。而且這些殖民地城市的市政不由官方督導，大部分靠紳商自動組織維持。例如街道兩旁之設行人道、陰溝之安置、救火器械之采辦、街燈之裝備，全由市民出面解決。甚至在雇用警察之前，所有及齡男子都有輪流值班、白日巡邏、晚間守夜之義務，否則即需雇用替身，再不然即被罰款。所以美國的城市自治不待封建領主授予特權，而在一開始即受有私人資本的濃重影響，因此國家也容易具備資本主義的性格。 城市中有酒店型的客棧（tavern），不僅是坐商与客商接頭的地方，也是律師出入之處。法律公告、選舉結果、定期馬車行車表，都張貼在這些地方。美洲殖民地起先對律師采取疑懼的態度，但是商業合同、運貨單据和產業憑證的處理，又非他們不可。18世紀后期不少在英國學法律的學生回美，加上律師公會設立，這种成見才慢慢消除，迄至獨立戰爭，律師在社會上的地位才告鞏固，如此也算資本主義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條件。城市生活逐漸展開的時候，除了律師之外，其他很多的行業也靠商人維持生計，如店主、工匠、机工、勞工、運貨人、堆棧小工、水手等。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寫著：“自殖民地開始以來，商業即与農業結合為一元。”另一位學者只用了稍微不同的字句。他說：“商業和船運移動了社會的福利輪軸。” 18世紀初期，各州及各地區之間固然表現了不同的特色，同時也顯示了若干共通一致的地方。各地區的特殊產品，更截長補短地与西印度群島及歐洲的遠洋貿易間利害一致。也是在18世紀初期，報紙出現，迄至獨立戰爭爆發之前夕，北美洲共有期刊32种。各殖民地間之通郵在17世紀末期由民間承辦，18世紀初年由英政府接收。經過富蘭克林的主持，費城与波士頓之間的交換消息，從3星期縮短到6天。初期的郵信大抵用于商業，很少為私人家務之用。 殖民地初創，少不得要母國軍備的保護。英國的重商政策，尤以航海法案的公布，使殖民地獲益匪淺，北美洲的造船業因之突飛猛進。可是經過100多年來的組織与成長，兩方利害沖突暴露而尖銳化。我們不能忘記英國也是在光榮革命之后，才全面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18世紀的議會當然著重母國資本家的利益，從他們的眼光來看，殖民地的功用無非是為農業產品和工業原料及英國制成品提供市場，無需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元。 這种漠視殖民地人民之希望与需要的態度，可以從金融貨幣的政策上看出。北美洲的成長過程中，极企盼有一种較寬容的信用制度与貨幣政策。對一般農人而言，通貨繼續膨脹的時候，還債總比借款容易，殖民地的政府稅額增加，也不難收回自己發行的公債或信用票据。可是缺乏一個統一的机构，就不免混亂。又像羅德島（Rhode Island）只有1200平方英里，三面与鄰州相接，一面臨海，無從擴展，加以各州發行的紙幣或票据不能用以向英國的商人抵賬，于是海港里的進口商及各地的批發商紛紛請求議會斡旋。母國的執政者總是順從他們的希望，對殖民地政府發行信用票据，由總督或樞密院否決。這時候殖民地与母國間的貿易經常入超，而英國既不在北美洲鑄造貨幣，又不許英國貨幣出口。美洲十三州則不出產金銀，各殖民地無力，也不為母國允許輸入貴金屬以鑄貨幣。所以除了麻省不合法地私鑄了一批所謂“松樹錢”之外，只有靠西班牙在墨西哥鑄的貨幣，部分貨幣靠与西印度群島貿易時賺得。各殖民地又將西班牙的貨幣按英國貨幣的比例增值，可是英國商人也把他們的貨品同樣增价，使西班牙貨幣的購買力仍与前同。除此之外，殖民地的商人只好以商品如煙草當作貨幣，在交易中常遭各樣損失。 七年戰爭（1756－1763）決定了美國獨立的途徑。戰爭起于兩項主要的沖突。一是普魯士和奧地利爭奪在德國的領導權，一是英國与法國爭奪海外殖民地。英國的戰略，是以津貼支持普魯士的斐特烈大帝，讓他對付歐洲大陸的敵國，英國則注重海外戰事。1763年戰事結束，巴黎和會中，英國取得加拿大，西班牙也割讓佛羅里達，法國在北美洲中部，今日美國稱為“中西部”（Middle West）的權利，也盡為英國所有。戰爭期間固然有母國軍隊支持，北美殖民地也擔負了很大的犧牲。戰后英國的領土擴張一倍以上，如何保衛這龐大的帝國，成為一個有爭執性的問題。英國方面認為，這軍備既為殖民地而設，則十三州也應當接受其財政上的負擔，所以印花稅、糖稅、鉛与顏料的進口專稅、茶葉交予東印度公司專賣，派海關監督各殖民地；各种法令紛沓而來，其目的是由殖民地養兵。而1776年美洲宣布獨立，采取的是歷史上的一個口號：依英國的傳統，沒有納稅人參与磋商，國王不能單方面下令收稅。 事實尚不只此。七年戰爭結束，英國下令阿里干尼山（Al－leghenies）以西之地盡為國王所有，各殖民地不得指染。這項處置在北美洲引起极大反彈。殖民地的成長与繁榮大部分依靠向西拓土，通常以波狀的形態前進。開路先鋒赤手空拳，或只有一牛一馬，帶著家人向荒野前進，其所開拓的田園，談不上法律上的所有權，可是他的地產剛一組織就緒，即讓与人，自己又繼續前進。第二個移民只付出少數代价，但是他修筑道路、架設橋梁、在木房上加玻璃窗、添磚制之煙囪，然后他也將這房地產賣与后來者，這才是“有資本的企業人”。不久這第二人也成為有資本的企業人。1726年賓州無主權而占地者達10万人。這樣“原始式的存積資本”，必刺激后方店舖与市鎮的發展，而更及于后方的通都大邑、海港与市舶。因為人口增加，出產增多，生活程度日漸提高，必有利于各种供應及服務性質之企業，而以是類推，則必更波及東部及大西洋海岸。所以喬治三世企圖掌握中西部之土地，等于阻礙了一种正在發展的經濟運動，得罪的不僅是開荒的移民，而是殖民地的全部民眾。 在這初期西向移動之中，有好几個未來美國總統之祖先參与其間。七年戰爭前，杰佛遜之父彼德，華盛頓之長兄，都參加了向中西部開拓土地公司的業務。華盛頓22歲被任為民兵的中校，曾參加對中西部法軍之軍事行動。這更可見得殖民地之向西擴展具有其群眾運動的力量，也与獨立戰事有密切的關系。 美國獨立可以視為民權主義發展的一种現象，也可以視為資本主義伸張過程中的一种產物。美洲殖民地的組織，自始就与資本主義精神相合。除了紐約的地產還保有若干封建的性格，南方的奴隸制度仍与一般体制齟齬之外，十三州低層机构中各种事物都已經能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等到地產權固定，所有權与雇佣也結构成為一個大羅网，經濟体制也越來越大。事后看來，其脫离英國而獨立，只是遲早的事，因為如此一個較大的經濟組織，不能長期受一個幅度小的組織牽制，而犧牲它發展的合理性，遷就后者之利益。何況兩者之間尚有一段距离。如果自由与民權是美國宣布獨立的理由，則這理由所支持的目的，乃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經濟体制。如何形容這种經濟体制？現用詞匯中尚無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切合的字眼。 而且由于美國的誕生，資本主義在世界歷史中更向前跨進一步。本書以前各章已提及，威尼斯全城在海島之上，容易進入資本主義的体制。荷蘭城市里人口与商業的比重遠過于農村社會，又大量吸收了各种工商業技術和商業資本，才在獨立時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在光榮革命前后進入資本主義体制，環境上需要將這國家的農業經濟与商業經濟歸并為一元。美國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則先有資本主義之性格，次构成國家。她的農業早已与工商業配合，經濟的展開也与“勞力价值論”（一切价值由勞力產生，詳第五章）极為接近。初成立時，還有在各方面构成一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趨向。可是革命成功之日，雖然3／4的白人人口屬于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的苗裔，已經有了近80万的人口為德國、荷蘭、瑞典、法國的后代，另有70万黑人。以后兩個世紀又接受了不同國家的移民，招納華工，終至成為一個多民族和多文化（multi－culture andmulti-nationality）的國家。 可是1776年7月4日的宣告獨立，并沒有立即開創日后的美國。1781年的“邦聯法案”（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只成立了一個立法議會，并無執行的机构及司法的組織，議會不能征稅，邦聯的開銷全靠各州樂捐，邦聯的軍隊也靠各州供應人員与給養。發行貨幣的權力亦在各州手里。這种种問題，都待1789年的聯邦憲法（federal constitution）才得以修正。 但這國家的最高主權是在聯邦（各州有似行省）或各州（如是則聯邦大致有如今日之聯合國），仍缺乏公意之決斷。含糊之處曾引起1832年南卡羅來納州否認聯邦法案（nullification）。聯邦增加的保護關稅政策，有利于工業制造之州，而不利于以輸出農產購買制成品為主之州。南卡羅來納州認為承擔這种關稅損害人民利益，与本身參加聯邦之宗旨相違，于是宣布此關稅法則在本州無效，以致聯邦政府准備強制執行，几乎動武。最后妥協了事，南州撤銷否認法案，聯邦也讓步，減低關稅。可是最高主權問題仍未解決。主張“州權”（state rights）者仍大有人在。1861年內戰前夕，南方各州宣布退盟（secession），即堅持聯邦為自愿組織，各州有意見相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權利。經過4年余的內戰后，聯邦才被肯定為不可拆散的組織，各州成立聯邦時，已經將最高主權之一部分交付聯邦政府。 南北戰爭無疑是美國歷史的一大分水岭。奴隸制度不僅是人道与宗教上的問題，也是社會与經濟問題，1789年的聯邦憲法既不給奴隸選舉權，又在選舉眾議院代表時將他們的人數按3／5計算，無异增加了奴主的政治權力，超過一般公民之上。本來聯邦初立之時，已經不合理。中西部繼續開辟為州的時候，南部各州容許奴隸制度，北部則只有自由勞動力，兩方距离更大，終使這問題訴諸武力，以后奴隸全部解放，但仍未离資本主義体制，低層机构各事物都要能平等自由交換之原則。 今日有不少作者評議美國，不著重合眾國歷史特殊的背景，或歌頌過度，或責備過苛。 所謂歌頌過度者，他們強調美國社會的自由似乎全系設計精明与公眾道德普遍高尚所致，還有些美國內外人士，主張其他國家也應提倡美國式自由。其實美國法律大部分乃根据英國傳統。習慣法設立之前，各地區自行立法，即部落法律。習慣法接受了其一般原則，審案時積累了一大堆事例，此后又滲入公平（equity）的原則（詳第四章），使各地區間之經濟因素，以及商業和農業間的資本与財富，能夠公平而自由地交換。北美洲殖民地設立之后，英國政府也讓各州自行立法，只要其內容不完全与傳統沖突，即不追究其中的差异。合眾國聯邦之產生，在殖民地開始約200年之后。獨立戰爭之后，各州仍以英國法庭傳統為司法的基礎，惟一般將沿用成例的范圍限于1776年7月4日以前所審判的案件。因此有些習慣法的原則日后在英國反而不适用。例如，美國1890年反托拉斯之立法，即追溯到几個世紀以前的傳統，及于16、17世紀之英國，甚至遠及于大憲章。于是認為凡以“私交阻滯交易”（combination in restraint oftrade）都違反習慣法精神，也違反英美的傳統，可以立法取締。 這种法治精神誠然可佩，可是也必須有歷史及地理优勢之條件撐持。簡而言之，日后美國的自由，乃因几百年前，海洋國家之社會平日受外界軍事的威脅淺，而感受商業的影響程度深，早已將內部各种因素擺在各盡其能互相競爭的体制之下，妨礙自由競爭的潛在力量已在司法立法的行動中盡量鏟除。 美國并非得天獨厚、毫無阻礙地實行資本主義。否認聯邦法案一事，可見行政上的問題仍不可避免，而南北戰爭更讓全國精英獻身于疆場，捐軀于原野（很多南方人士參戰，志不在保全奴隸制度，而在抵抗高壓政治〔coericon〕）。其他的糾紛，如涉及余家事變（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變（Whiskey Rebel-lion）、取締托拉斯、組織工會、處理貨幣及銀行、協定跨州商業等等，亦是歷盡辛苦才換得實行資本主義的基礎。只是北美洲空間上較為自由，而且時間發展合宜，如人口之增殖，与科技成長配合。又如1862年之“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讓一般人在公地耕作5年之后購買土地，每家160英畝，价格低廉。日后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效率，有賴低層机构內類似的因素為基礎。而今日美國人行動自由，也賴經濟展開，各种事業有高度分工，個人有很多選擇的机會，非其他國家与社會所能仿效。 所謂苛責過度者，是一批左翼作家不顧美洲优厚條件及特長，只因与他們理想的條件不合，動輒謾罵。亞當·斯密曾指出，大凡一個新式的經濟机构，与一個落后的經濟机构相抗衡的時候，前者必有利用其組織上之优厚條件凌駕后者的趨向。白种人開拓殖民地時，對印第安人之侵害即屬于此种性質。美國在19世紀末葉及本世紀初年向外發展之際，某些政策施行已帶有帝國主義作風。可是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上，這种趨向与作風未曾成為一种固定的性格。而且美國因其本身的歷史經驗，對提倡人權、扶助弱者、保持國際道義，較世界史上任何國家并不遜色。本書之宗旨不在歌頌与譴責，而在說明資本主義可以脫离意識形態的解釋，它雖讓私人財產權在公眾事業中占重要地位，仍可能在開明的私利觀條件下，于技術上代表一种緊湊的組織与運動。從這种觀點看來，美國之取締托拉斯、限制使用童工、推行累進稅制、提倡義務教育、厘定每周40小時之工作制、規定最低工資、設置失業救濟社會福利和養老金等等措施，其后面的推動力量，仍為資本主義。美國之參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雖左翼作家也無法否定其行動帶著正義感，后面支持的力量，也是資本主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不一定和社會主義、世界主義或人道主義對抗，如果給予适當的調整，它所代表的開明的私利觀可以在多方面适應時代的需要。 日本給外界的觀感在最近几十年曾經數度變化。抗戰之前，我們對日本有一种陳規舊套的看法：日本人不外“短小精悍，長于模仿，勇于進取”。這种偏見當然引起對方反感。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即日本人也批評他們自己只注重行動，不顧及思考，有如襲擊珍珠港，只抱著一個“長期不至戰敗”的觀念，談不上久遠的計划，于是也責備自己眼光短淺。失去自信心之余，1945年以降，在重要之節日，扶桑三島的城市里很少張揚國旗。民意測驗顯示，一般年輕人愛慕瑞士及美國。這情況在最近10多年來有激劇的改變。雖說國家主義的重新抬頭不失為恢复自信心的一种象征，可是重要行政長官致祭于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領袖人物公開談話提及日本人种优于美國人种，不免使外間對日本戰前記憶猶新的人們聞之心悸。 對歷史題材重新檢討，可以改正觀感，澄清視听，提供一個比較客觀而實際的看法。 第一，我們應當承認日本人有他們獨特的精神，不能用“長于模仿”四字代之。研究日本的專家指出，史前的日本民族即已表現很多獨特的性格，如好洁成癖，宗教信仰缺乏罪咎觀念，無意對創世作猜測或崇拜一個滋生万物之神，注重自然現象，甚至敬畏出類拔萃的山川鳥獸。這种种專注于刻下環境之事物，有意受自然力量之感召（亦即在日常生活之中盡量接受自然法則[law of nature]），不沉湎于抽象觀念的習慣，不可能与日本人經常在技術工作中表現精研獨到的能力及各人行動易于協調沒有關系。第二，日本因為受外界的軍事威脅少，無需中國型的中央集權及龐大無比的官僚組織，而能讓封建制度綿延至19世紀后期。一般觀念認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之內，最有效之政府為地方政府。經過長期人文演進之后（如交通通信進步、印刷術廣泛推行、識字率增高），日本下層結构之組織日趨綿密緊湊，私人事業中滲入公眾道德的精神，這种潛在的力量，与中國官僚主義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第三，吸收外界之專長，為所有民族國家應有之共通性格。中國曾不斷地吸收外界宗教思想、建筑設計、食物樂器、戰法工具，而最近一個世紀尚及于法律政府、科學技術、服飾言語。即歐美各國何嘗不如此。以此類推，我們無法斷言模仿是日本人獨有之專長。只因日本為重洋遮隔，吸收外界文物時有突然性、有全面性、有時發展而為舉國一致的運動，容易被指責而已。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整個國家与社會進入資本主義体制。其快速的成功，在東亞地區產生了一种組織上及實力上高度的不平衡，這种不平衡終于導致太平洋戰爭。凡被波及之國家，連日本在內，都已付出相當代价。歷史的教訓，使我們覺得自負种族优越或無端予人以自卑感，同有導致戰禍的危險。而且從日本進入資本主義体制的史實看來，上段所述的三种發展，同有對這運動賦予有利條件的趨勢。确實能掌握此种有利的條件而將之發揚光大，是日本人民之成就。但這不足以支持人种优越說。我們与其贊揚日本人生理上之特長，不如歸功于日本之地理環境。在檢討日本之進入資本主義体制時，本書采取如是立場。 日本進入資本主義体制，可以1868年作分水岭。可是形成現代資本主義的因素已在几百年前產生。日本三井財系的原始組織，開始于17世紀初期，事在中國明朝末年，最初以釀酒起家，于德川時代開始“吳服店”（綢緞舖），1680年間開始經營銀行業，早于英倫銀行之成立（1694）約10年。茲后專替幕府擔任出納匯款事務，維新時參加倒幕運動，放貸于帝國之新政府，与三菱、住友、安田同為“財閥”中的台柱。如果我們認為資本主義使私人資本在公眾事業中占有特殊比重，則日本財閥在明治維新前后已將這种特性充分發揮；而且源遠流長，不待外間示范，早已在歷史上長期立足。如果我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种組織和一种運動，則日本財團如三井者不能說沒有在幕后產生牽制的作用，而且維新志士中的佼佼者，如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同出于長州藩，日后被指責代表三井利益。如此說來，要是資本主義可以“萌芽”，則理想上培植嫩苗之暖房不在西歐，尤其不可能在官僚主義充塞的中國，而只有在“鎖國”江戶時代的日本，才算最為适切。 日本的封建時代，經過三個階段：鐮倉時代、室町時代和江戶時代。這三個段落之間也各有過渡時期，每一段落由一家系繼承“征夷大將軍”的名號。其所轄“幕府”，為實際中央政府。幕府之組織，在各世紀中大同小异，只是這三個階段日本的社會卻有大距离之差別。每一階段歷時約兩個半世紀，有似中國之朝代。此時日本天皇駐蹕于京都，不僅毫無實權，而且与其公卿同樣生活艱苦。一位現代學者曾指出：“天皇實在是一個貧弱的小大名。”（大名的意義下詳。）中國明朝接受室町幕府進貢時，即稱其將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后來万歷帝擬与丰臣秀吉言和時，也准備封之為“日本國王”（可是秀吉只稱“關白”，有攝政之意，而未就將軍職），因其為實際的政治首腦。 江戶即今日之東京，其幕府創始人及第一任將軍為德川家康。他繼織田信長及丰臣秀吉之后，以武力統一日本，于1603年任征夷大將軍之職，及至明治維新，第15任將軍慶喜“大政奉還”，德川一家統治日本達265年。 德川氏之封建組織以幕府直接掌握日本中心地帶，占全國約1／5的地區，是為“天領”，包括所有重要城市如江戶、京都、大販、長崎。其他地區，划分為“藩”，配給封建諸侯，其爵祿以境內產米計，凡10000石以上者稱為“大名”，最大之大名前田氏，領地逾100万石。江戶幕府初創時，共有大名295人，（以后減至265），各大名之職位世襲。幕府在其能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可以削藩、新增大名、增減領地，也可以命令大名遷徙，但是這种情形只及于中樞之藩。德川家康統一全國時，有一部分大名早已存在，他們迫于環境，稱臣納貢，但是意態猶离，這些持觀望態度之藩主，被認為有敵視態度，多配于邊區遠處。日后倒幕運動展開時，出力最多之藩為長州、薩摩、肥前、土佐，均在西南。 江戶幕府對日本歷史最大的貢獻，為其保持長期和平。自1636年施行“鎖國政策”后，日本人不許航海外渡，在海外之日本人不許回國，違者判死刑。外來船只僅限中國及荷蘭籍（日本此時禁基督教，荷蘭人承允不作傳教工作），交易限于長崎，日人在港內筑有人造島嶼，稱為“出島”，荷蘭人只許居留島上。葡萄牙人曾兩次派員与幕府交涉，希望稍寬成命，但是使節團61人隨即被拘禁斬首，只有少數人被遣返報告經過。 幕府成立之后，各藩不得擅自筑城。自1635年實行所謂“參勤交代”。所有藩主都要親至江戶，參加將軍近旁的各种儀節，并且在名義上擔任防衛工作。基本上各大名分為兩批，每年輪流駐扎于江戶，并自備府寓，凡隨從人員、經行道路、器具裝備，都有极詳細的規定，而且期滿藩主回藩，其家屬仍留江戶，所以有些歷史家指之為一种人質制度。此外也有一批大名，被派半年輪值，而遠處之藩主稍有例外，輪值較稀。以經濟方面而言，參勤交代制在日后之東京造成大規模的消費市場，使財富集中，刺激金融經濟的發展。加以幕府規定各藩剩余之谷米，只許在江戶及大皈發賣，更促成都市之繁榮。 江戶政權既為封建制，則諸藩財政上自給自足，各大名除有不定期及不定量之“獻金”外，不向幕府繳納賦稅，其內部之開支亦由諸藩自理。幕府軍事行動或大興土木時，諸藩供應人員，并且擔任后勤。平時則各藩自理其境內治安，自理其訴訟事件。德川幕府只頒布一般法治之原則，如“武家諸法度”，各藩各自頒行“家法”，大概仿效江戶之飭令，法律帶有儒家倫理之气息，如獎勵向學，嚴禁驕奢淫佚等等。 “幕藩之關系”至今未有定論。理論上有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事實上有相當程度的地方分權。世界史中無相似事例能与之相互印證。又如堵藩內部之管理，亦非全國一律。大凡封建（feudalism）則有“次層封建”（subinfeudation），大名之下，各陪臣（real vassal）本應層層節制，并且各有采邑（fi6f，日人稱為“知行”），土地也不能買賣，封建才与庄園制度（manorialsystem）互為表里。日本封建制度初創立時，大体也都保持這种形態。武士稱“侍”（中國字之“侍”，讀音samurai，日本人也企圖將之与“士農工商”之“士”等量齊觀），傳統習慣，其髡發与旁人不同，身帶二刀，長刀戰斗，短刀准備戰敗自裁，上自將軍屬下之大名及“大老”（正副首相）、“年寄”（高級顧問）、各种“奉行”（特派經理人員），下至“御家人”（下士官）同屬于待，不得与一般平民通婚，對一般平民有無限權威，可以“斬舍御免”（kirisute gomun，對抗命之平民可以宰割，雖殺人無罪），也都配有土地。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种一成不變的制度難于維持。即在德川氏統一全國之前，封建制實已變質，逐漸帶有官僚組織成分。江戶幕府又將各大名移植。各大名率領所轄陪臣履新，所在之藩常有前代遺留之侍，因之武士階級人員重疊，造成藩內侍之成員与全人口的比例高低不等。有如隆摩及土佐，其侍之人數特高。是以經理上也無法采取同一方式，而只能遷就于各地之習慣法。 17世紀的趨向，則是各大名將藩內陪臣之采邑廢除，將他們調至藩主之守城，付以俸米，派以流動之任務。茲后迄1800年，90％之藩已將下屬全部采邑廢除。然則這也并不是全面現代化，推演而成一個流動性的社會。不少中古以來的武士階級以“鄉士”身份出現，他們既是大地主，也是地方上的特殊威權，可能通過繼承，亙世紀地掌握著鄉村中政治經濟的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土地稅与中國稅制迥然不同。幕府及大名均不向全民直接課稅，其稅額是集体地課予每一村庄，因之地方威權之力量不可忽視。日本土地稅額之高，為歷史家經常提及。正規之土地稅（“年貢”）通常為收成之40％至50％（“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又有其他附加及雜稅（“口米”、“欠米”、“小物成”、“助鄉役”），而且德川中期有土地主權集中之形勢，多數小自耕農已淪為佃農，向地主納租。种田人如何能直接地、間接地承當如此繁重的負擔？ 實際情形可能与上面粗淺的描繪稍有出入。17世紀中，日本全國耕地增加約80％，稻米生產自1800万石（每石通常為一人一年之消費量，較中國之石為大）增至2500万石，也約近40％。可是一般稅額的增高并未照此比例。1700年之后，土地定期測量即未再舉行。農業技術卻日日增進。只是一般農民生活之艱難痛苦似已無可复加，加以天災饑謹在德川時代經常有之，農民暴動（“百姓一揆”）在此時期曾前后發生1600起。日本全國人口，例如1721年，近3000万。以后近一個半世紀，即迄明治維新前夕，仍在3200万左右。有些學者認為賦稅与地租多重過取，下層人民生計艱難与此人口總數之消長有關。是以日本進入資本主義体制的過程，一般人民曾付出极大代价。 有了上述背景，我們可以想象明治維新前，商業資本之累積及商業組織之展開，事出必然。德川幕府已經制造了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又安排了一個龐大的生產力量。其政治与社會之体制又在极緊湊的組織之中留下可資活動之處，使物資在兩者之間的交納不僅合理化，而且帶著強迫性。留下來的問題不外分配，亦即收集、交換与運輸。其中要通過幕府之直轄地區，又事關200多個表面上合作，實際上競爭的地方單位，也只能由商人出面經手。其經手的組織成立后，必然會在內部調整，以求增進效率。于是資金流通，剩余之利潤投資于生產，服務性質之事業也共同活用。日本既無外界力量之侵扰干涉，又有便利的海上交通，于是愈做越大。 江戶的封建体制，將全民按農、工、商的次序排列。法制上的不平等，對資本主義之滋生成長起了負作用。侍可能賴債不還，商人行止闊綽，卻可能無端受罰，尚有少數的事例，記載商人欠債到期不能償還被判死刑的情節。可是另一方面這些苛刻的待遇也強迫商人苦心經營，成為社會上不可或缺的一种服務。三井一家的成功，包含著這樣的因素，可以順便說及： 三井原出于藤原家系，藤原本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貴族。至16世紀末期，三井家仍在京都附近以小型封建領主的姿態出現，只因抵抗織田信長的統一運動，兵敗之后流落在伊勢釀酒為業。日本初期之累積資本，只能從農業產品著手，最初主要的兩項商品為日本酒及醬油。家業三傳至三井八郎兵衛，此人是經營能手、商業天才。他廣泛地使用三井商標，利用廣告宣傳，提倡不講价還价，不賒欠只求實。他也告誡子弟，不放債于侍，免除了因高利貸而產生的政治糾紛。三井兄弟間之聯系，也替日后日本資本主義的体制別開門面，其中濃厚的血緣關系及家傳祖訓，被繼承人當作世法与宗旨。佣用之經理則忠順如家臣。 八郎兵衛開的“吳服店”，以絲棉織品為主，迎合日本農業產品專業化的趨勢。其京都江戶二店，開現代百貨公司之先河。最重要的則是他所設的“兩替屋”，經營匯兌銀行業務。三井各店在江戶收得之現款，經常運至京都大阪采購貨物，而江戶幕府又在西部收集稅款東運，彼此徒勞。于是三井八郎兵衛建議幕府，表示他可以在大皈接受款項，擔保于60日內將金銀在江戶交納。而實際上他店中的貨物只需15日到20日由西東運。因為他信用昭著，幕府允許三井匯兌款項的期間自60日延伸到150日。至此他尚可以將流通的款項作選擇性的放債，他所組織傳遞信息的机构則替官方傳遞文書。這樣的成功，大体由于八郎兵衛做事精确謹慎，而且他活到73歲，有机會把他的事業系統化。 企業与政府一体合作，也使它們立于不敗的地位。歐洲的王室在現代法制展開之前，經常對商人賴債。日本之封建政權則慣常以“德政”的名義，一筆勾銷侍級人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戶時代，各种企業既已与政府結不解緣，在体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為了本身利益計，也不愿商業遭受打擊。所以德川時代“德政”令只頒布過兩次，范圍都极窄狹。非如此，初期資本之累積必受挫折。 以上三井企業只是一個特出而顯明的例子，當然其業務之展開還待客商友店代理舖戶和批發零售各种組織互相支援，才能构成一种運動。其實，這种組織在三井業務發展過程中也已組織就緒。1721年人口調查初舉行時，江戶已超過50万口，再加幕府各大名府第及其他侍之家屬，總數當逾80万，至18世紀末葉，甚可能已突過100万大關。在這尚未現代化的城市，既沒有工業基礎，其本身也不是海港，缺乏國際貿易的支持，何以生存？所以其背后必有一個龐大的經營机构，牽連著全國政治經濟的因素，擔任后勤業務。 江戶時代承乎既久，各大名實際上已成為各地區農業生產的首腦。他們一般在大阪指派商業經理，稱為“藏元”，其堆棧則稱為“藏屋敷”，最盛時期藏屋敷超過500處，每年經手出賣之米糧達400万石，其他各地產品如木材、紙張、砂糖、麻布亦是。除供應江戶、京都各處之需要外，一部分物產也送至長崎，供應對外貿易。大体上，日本已成了一個全國一体的大市場。 批發商所開店舖稱“問屋”，通常為一家所有，親身經營。最初問屋只替賣主代售物品，抽取佣金。經營既久，他們也承購大批貨物，主動經營。同業公會的組織則稱“仲間”，也稱“株仲間”，因為每一會員單位為一“株”，這种權益為一家所有，可以世襲，不能私人轉讓。株仲間与傳統之“座”不同。座為半官方組織，及于重要的商業，如金座、銀座。仲間系在幕府禁止專利時，以秘密會社的方式發起組成，即洗澡堂、街頭兜賣之負販，也有其仲間。以后官方逐漸承認其存在，也由他們向幕府交納年例（“冥加金”）作為代价。株仲間除了執行一般同業公會的功用，還有互助的義務。商業性的仲間，可以授權會員之間陳欠預買預賣，并且調停彼此之糾紛。幕府更使問屋及仲間构成“組”。江戶即有十組間屋，大版有二十四組問屋。 銀行業務并不自三井始。大皈商人鴻池新六也以釀酒起家，后來成為幕府在大販的經紀人，同時經理32家大名的財務。鴻池于1663年為幕府指派管束大阪之“十人兩替”時，其銀行團已有22家，經營金銀兌換及貸款業務，匯票早在彼此間流傳。約20年之后，三井開始在遠距离承兌幕府公款時，幕府為之另組“三人組”。各大名之物產既已儲備于藏屋敷，稅米又源流不斷進出，藏元本人又為商人，并且与銀行家來往，則買空賣空，投机生意為幕府嚴禁，仍照常運行。一般商人貸款于大名及侍則是普遍現象。因此除卻貸款立時消耗之外，其資金進入各藩，擴大生產，也為必然趨勢。鴻池新六即投資于拓殖土地。此外商業資本投資于漁業、工礦業、手工業及家庭工業，均促進日本經濟逐漸多元化。 日本之道路交通网稱為“五街道”，包括京都、江戶之間的山道，及沿海道路，迄北至仙台、青森，支線達于甲府和日光，是主要藩主參勤交代和瞻拜神祇的孔道。只是幕府著眼于軍事，不愿使戰略要點擺在四通八達寬敞的道路网上，而有意的將其路線延長到懸崖津渡易守難攻的地方。加以陸運費用高，所以車運在日本難于展開。一般少量的貨品用馱運，大宗貨品用海運。早在1624年，菱垣回船即在江戶及大阪之間舉行定期的商運．但是由于海上漂沒的損失，效率不高。1694年后，大阪及江戶需要海運的間屋各构成“組”，實行包船，并且將漂沒損失分攤于組員之間，等于一种海上保險。17世紀，船運載量也由200至400石增至1000石。1772年菱垣回船与其競爭之樽回船（以載酒樽為專長）合并，共有船266艘，并且每年公布其標准的腳費。至此，正規的海上運輸已有近于150年的歷史。至于“東回航線”之及于荒濱及平瀉，“西回航線”通周下關包括北海岸之大部分，則在幕府指導之下，于17世紀后期由河村瑞賢規划而成。此人苦力出身，終成為日本歷史上少數運輸專家之一。 日本歷史上之“元祿時代”（1688－1703）与威廉三世為英國國王期間（1689－1702）大致重疊，期間上述商業組織均已成熟，幕府也鑄造金銀貨幣、開采礦產。人民生活程度已有明顯增進。可是從進入資本主義的程序上講，日本面臨著一种尷尬的局面。從現代西方的眼光看來，以上的表現無疑是莫大的成功，可是日本沒有歐洲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体系在精神生活上陪襯物質生活的進展。法制上也沒有私人財產權与人身自由同樣不能侵犯的觀念。更缺乏与西方國家接触的机會，無法体會經濟結构之緊湊立即可以增加國家實力。從儒家的觀點來看，生活奢侈，則必糜爛。商高于農、僧重于仕也是本末顛倒。有了這樣的离奇背景，使其無法看清新体制之來臨，只認為是現有組織之腐化及政策之失控，無法以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念完全代替金融經濟中法制之不足。而這時候江戶最大弱點則是缺乏全面性的對外貿易。專靠幕府大名及其陪臣的消費市場，生產技術無法有突破性的增進，而使發展不能繼續。 此后150年，江戶幕府治下的日本為政治体制与經濟發展拉鋸戰的時期。大名及侍負債于商人，動搖了封建体制的根本。物价漲跌，也影響一般人民的生活。一意复古的人士，也無從全面推翻商業活動，恢复到理想穩定的社會。另一方面，商業資本雖得勢，卻沒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只能在兩個极端中反复。傳統歷史學家根据儒家思想著筆，通常稱“文治”之后又有“惡政”。大概所謂文治總离不開褒揚傳統道德，提倡節約，勵行財政及通貨緊縮，使物价下跌，而惡政通常反是。新時代歷史學家對此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他們指出：所謂文治并不能解決當前問題；而所謂惡政對日本國民經濟的發展可能在長期間尚有裨益。這當中有歷史眼光長短之不同，也表示著兩种不同的政治哲學。 1769－1786年主持“惡政”的田沼意次，經過很多學者的研究。他的生活与政策，反映著18世紀后期（相當于中國的乾隆年間）的江戶幕府狀態。田沼并沒有放棄傳統的重農政策，他也主持開墾新地。不過他的企划注重擴大幕府工商業的收入。在他主持之下，政府控制的礦業大為擴充。他尤其著重銅產的增加，以便連同海味的出產，增強對中國的國際貿易。他發行新銀幣，大量加鑄銅幣鐵幣，促成通貨貶值。在他督導之下，株仲間得到政府的承認，只要向幕府交納年例。田沼也大規模批准商人專利。他希望利用商人的資本，透過幕府，放債于缺乏現款之大名。 田沼的經歷表現著“侍”這個社會階級仍有很大的流動性。他以低級之侍（600石）風云際會成為大名，擢升為老中，取得首相的地位，結果又在政治場合中失敗，几乎失掉全部所有。可見江戶時代之封建，本身已無從保持一成不變的姿態。田沼政策所及，更顯示他在對付城市經濟時充滿活躍性，已非中國傳統經濟所可比擬。中國清政府也無從控制幕府所能掌握之財政工具。但是封建体制一日未除，低層机构中各种事物就無法公平而自由地交換。私人財產權也不能有确切的保障。而且私人資本在公眾事業之中占有特殊比重，也只是若隱若現，根本缺乏法制之支持。這种長時間的昧旦局面，也是世界歷史中之所僅有。 至19世紀，此中矛盾仍然無法消除，城市經濟繼續發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感到困難，以農村及稻米為本位的組織，在財政上無從應付金融經濟所掌握的社會。1830年到1843年中國已領受到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經驗，在日本則稱“天保時代”。天災疊出、饑謹流行、不僅鄉民暴動，城市間的窮人也在搗毀居奇商人的庫房，政府除了鎮壓之外，也在經濟方面尋求對策，首先鞏固本身的財政地位，這連串的政策，世稱“天保改革”。 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則是天保改革之中，“幕”与“藩”采取的態度截然不同，江戶由水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革大致不离傳統“文治”的風格，例如獎勵勤儉、遣返進入城市中之農民、取締奢侈品及娛樂、強迫降低物价、限制工資、厘定金及銅幣之兌換率、執行貨幣改鑄、解散株仲間。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頒布的政策，也同稱天保改革，則采取比較積极的步驟，有些政策順著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不和潮流作對，如執行均田、減輕賦稅、整理債務、擴充公賣。長州將賦稅作較公平的調整，將藩之債務作長期借款的安排。水戶將某些專賣改由藩之會所經營，薩摩廣植甘蔗，以砂糖庫存為保證，發行票据，得以買賣借墊，藩債則改為250年之無利債款，另籌儲備金付息。結果因其政策不合時宜，組織也缺乏靈活彈性，而致“幕”之改革缺乏成效。各藩之改革則大抵成功。經過此番改革，日本之中央政府更為軟弱，“雄藩抬頭”。政治体系之需要改組更為迫切。 以上的發展容易引起讀者揣想，要是沒有外界的壓力，日本前途如何？是否再產生長期的內戰，有如16世紀織田与丰臣出現之前，最后產生一個与城市經濟互為表里的軍政府？或者像中國一樣，從農民之間出現一個明太祖式的領導人物，將國民經濟的組織向后推，以适應他的政治体系？這樣的猜想雖有趣，卻不是研究歷史的正途。當日事實之發展，是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給日本有識之士一個很大的教訓。所謂雄藩已在提倡“富國強兵”。而且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要求開國之前，英法艦隊已開至琉球，荷艦已入長崎。北面則早在田沼意次時代，已提議与俄國通商。世界歷史的發展已要求日本歷史与西洋文化匯合。 將明治維新講成馬克思式階級斗爭，是日本史學歷來爭辯的題目。本書無意在意識形態中揣測，只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資本主義体制之原則，如資金流通、經理雇用和支持企業帶服務性質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經濟的繼續發展有利于將以上原則更具体化，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此時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統，合理地支持此种組織与運動。幕府既不愿放棄本身存在之价值，也無力作180度大轉變，則將天皇推擁出來主持這樣的組織与運動，不失為一种理想的解決方案。皇室過去無權無勢，反能因之不受羈絆，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況天皇也有蟄伏的威信。（“天皇”本為唐朝皇帝的尊號，高宗李治与武則天即稱天皇天后。）所以即稱“王政复古”，“明治維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這樣轉變的功效。 明治維新可以算作日本進入資本主義的轉捩點，因為流動性之私人財產權由此更日趨鞏固。 我們今日追敘100多年前明治時代改革之成功，誠是將歷史簡化，把一個艱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間，維新志士應付的問題，是要取消占全國人口6％之特權階級的特權，包括他們自己本身在內，廢除200多個地方政權，放棄傳統習慣，創造一個現代化、中央集權的体制。而工作尚未開始，新國家已受外強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日本除了煤及銅之外，又缺乏工業原料，以致開國后對外貿易產生巨額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財閥也并非自始即擁有雄厚財力，能立即應付新政府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瀕于破產，其冒險參加倒幕運動，有孤注一擲的情勢。三菱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維新前夕才在土佐開始露面。所以日本之進入資本主義体制，并非財閥挾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資本。新政府不愿意接受外間的投資，于是只有加緊對農村的索取。一時農民負擔之重，引起若干歷史家強調，他們所付的土地稅供應了政府的國家資本；他們所付的地租，又供應了企業家的私人資本。 我們所謂日本較容易地進入資本主義体制，乃是与別的國家比較，其歷史背景內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開。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時代之需要銜合，其組織上之一般原則仍能遷就适用。即農村能承受“原始累積資本”之負擔，也系維新緊接著長時間的封建体制，一般農民同樣地被威逼，并不覺得上端的改頭換面對他們的生活應當產生劇烈變化。甚至外界的壓力也發生了積极的作用。不平等條約無非關稅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權的羈絆。在企圖脫离這些束縛的時候，日本只有竭心盡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現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觀念和法庭程序。以這些新制度之組織，加諸傳統的習慣与紀律，于是明治維新在歷史上造成奇跡。 日本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也是外間軍國主義与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壓力而誕生，自此無法避免強度的功利主義和國家主義影響。很多當事人看不清歷史上的因果關系，總以為明治維新的成就出于領導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況且資本主義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傳統的長處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總以為以日本的領導能力加諸近鄰各國，不難造成共存共榮的局面。這也就是大東亞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种种設想動机之所在。因此從長遠來看，江戶開戶、明治維新、甲午中日戰爭以迄太平洋戰事，都有密切關系。 德國——國家主義支持資本主義，還是新資本支撐國家？ 歐洲的民族國家每個歷史背景不同，符合著“各有千秋”的概說。當中最奇特之處，無逾日耳曼民族和新興德國之關系。此二者既非兩位一体，又不能分割。雖然互相重疊，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歷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東向西南遷徙，在意大利則成倫巴底人（Lombards），在法國則為諾曼（Normans）及勃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國則稱盎格魯薩克遜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麥、荷蘭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這些在德國以外之人民，各自樹立了他們個別的民族性格，事實顯然不在話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國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語，又在歷史上長期地表現了他們顯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學哲學音樂与藝術各方面樹立了他們的專長，卻尚沒有自己的國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國，說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難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是要畫一條确切的國界，則在東西南北都有困難。而且神圣羅馬帝國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這帝國之皇帝名義上由德國境內重要之王子主教選舉上任。實際上除了一次例外，亙四個世紀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遺傳方式蟬聯王位。哈布斯堡為奧地利王室。本來奧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國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經常与外國王室聯姻，自己倒帶上了外國色彩。被他們視為家產的領域跨地极廣，包含著不同的民族，也牽涉到不少的國家。因之神圣羅馬帝國也攤上了若干國際性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終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即德國皇帝位，幕后全由俾斯麥操縱主持，他在1864年一戰而胜丹麥，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戰胜奧地利，“大德國”的觀念被推翻，奧匈帝國跨地過廣，成分過于复雜，自此被擯棄于藩篱之外。“小德國”以普魯士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東部的國界則已在瓜分波蘭時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麥之第三戰于1870年打敗拿破侖三世，獲得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將西部的疆界划分妥當。統一的工作在10年之內完成。俾斯麥的外交手段曲折圓滑，軍事行動則靠事前准備周到，到頭爽快利落，誠為19世紀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鴻章都拜見訪問過他，希望從“鐵血宰相”的口頭之間獲得若干興邦的秘訣。今日之教學歐洲史者一律猶盛道此人滿腹經綸、眼光遠大、手段譎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過去100多年來歷史所增加之縱深，使我們產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國（即威廉之德國，有別于神圣羅馬帝國之第一帝國及希特勒所倡導的第三帝國）之成立，与德國社會之進入資本主義的体制這一運動相重疊。俾斯麥展開了馬基雅弗利的作風，因時就勢造成了他個人的丰功偉業，事誠有之。然則在他后面的社會運動与經濟力量早已蓬勃進展，無從抑止，其范圍超過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國在19世紀初期便于改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積与人口數目大小适中，宜于組成一個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國家。這時其社會及經濟條件雖落后，其中也有性質上之不同，但無劇烈程度上之參差。這國家既無過去之中央集權体制，也不像中國過去之体制在地方上遺留的因素足以成為新組織的障礙。另一方面則新興民族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已有英法的歷史事例，大勢所趨，很少人會在這時候打算從中阻撓，一般人心趨向改革，只有溫和派与過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統一過程中產生問題。對外戰爭不僅使人民同仇敵愾，而且就此發揮了新國家的功能。 缺乏一個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國已有數百年之歷史。自宗教改革期間算起，德國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國土，主教區与大主教區以及自由城市的轄境并合組成。歷來三等不同性質之單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紀初年，總數仍為314。此外尚有1475個帝國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游者溯萊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兩岸的山頭留存著斷壁頹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交通之樞紐則有昔時之關卡。其政權既如此粉碎，其体制必須屬于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屬之小單位的對稱与均衡也（中國只春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紀以來，德國又多次成為國際戰爭之戰場。三十年戰爭（1618－1648）時德國經過高度的破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劇減。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一度執北歐商業之牛耳，有不少德國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紀以后英荷為海上之威權，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銀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間因西班牙王室賴債（1607）而破產。總之，德國初期經濟早熟，各部分早因各种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經過18世紀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与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接下來的拿破侖戰爭，外國軍隊不斷進出德境。拿破侖揚威之日，法軍占領德國重要城市与海港。普魯士既被攤賠款154000000法郎，還要供應占領軍。而最給德國經濟打擊的無過于拿破侖之“大陸系統”（continental system），此舉原為法國報复英國海上封鎖而設，而德國向外輸出谷物价格大跌，傳統上之亞麻布工業失去海外市場，船舶与運輸當然也為之銳減。 迄至19世紀初年，德國顯然是一個農業國家。其經濟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萊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穡夫缺乏行動自由。地主之產業也受遺傳順序之限制。一般的說來，即是私人財產權缺乏現代化的規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習慣法支配，因此土地亦無法有效使用。工業生產受同業公會管制，物品只供應本地的狹窄市場。拿破侖戰爭之前，對英輸出只有輸入的1／6。本國所出的絲織品、天鵝絨、金銀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則限于高級人士之用，數量有限。行政區域分划過小，是其基本弱點。德國雖有自然賦予之优良水道系統，只因為關卡林立，阻撓物品流通，無從發揮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過森林中開辟的小徑”。在日后德國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70％住在鄉村。全國只有5個城市人口超過6万。其中以柏林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會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數千人至一兩万人的市鎮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較英法為低。主要食品為馬鈴薯，鹽漬鯡魚已屬珍品。19世紀初期机器已由外間輸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實驗室和博物館內之品目”。 可是德國地理環境优越，物產礦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識分子思想成熟，縱使工商業沒有赶上時代，商業樞紐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進与展開。1806年普魯士軍隊被拿破侖敗于耶拿（Jena），在多方面講可謂因禍得福。拿破侖首即“修正地圖”，使“巴黎成為德國之地產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國武士之封邑、取消僧侶的掌轄、利用遷移歸并等辦法，大為減少了德國境內行政單位的數目。原有34個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區，經他裁減，只有兩個余存。原有51個自由城市經他指划，只有6個余存。112個与時代脫節的親王公侯藩邑也一并取消。這歸并統一的運動打破了傳統的惰性，一經發動以后，只進無退，不可遏止。他又廢除了神圣羅馬帝國。雖說他企圖在德國西部樹立親法傀儡政權，可是經過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達之處，到處施行拿破侖法典，原則上全民平等，私人財產權獲得保障。即算大陸政策阻礙了國際貿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業發展，如日后德國有名的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學工業，又如薩克遜尼（Sat-ony）之紡織工業，因為不受英國之競爭，才有了發展的机會。此外兩端大軍進出，當然引起交通開發，法國工程師在德國修筑公路，尤有實質貢獻。 而且不止此也。普魯士戰敗之后，面臨法國頒布的改革，也趁机會大事更張。即向拿破侖繳納軍費賠款和承應參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對內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頓，凡此都替19世紀下半期的德國培植了組織上的條件。所以多難興邦，有時強鄰壓境，反是除舊布新的一种机會，可能產生積极效用。 普魯士原為布蘭登堡（Brandenburg）領主，在波蘭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屬于波蘭。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蘭登堡國王自稱普魯士國王，才產生了如斯一個國家名目。亙18世紀，他和他的繼承人又在德國內外沿著波羅的海更西向萊茵河拓土，所創的普魯士領域，東西左右不相銜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單位，總面積已達全德1／3，已有抗衡奧地利，自命為德國盟主之勢。 普魯士的傳統，國家与社會之間勾連至深，歷來的國王開明專制，政府有保全社會体制之義務，同時絕對地注重紀律，軍隊的數目在人口上占大比例，又有一個堅強的文官集團組織。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讓他們作為國家之中堅。只是轄地之在奧得河（Oder）及維斯杜拉河（Vistula）之間的一部分（今屬波蘭），歷來以向波羅的海輸出谷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經濟的影響。斐特烈大帝（1712-1786）在位時，還創立貸款机构，周濟地主。以后這些机构以及政府之津貼使不少大地主在農作物价格陡跌時渡過難關，不致被紳商廉价接收。有了這樣的一段背景。德國之進入資本主義体制，在有些條件上与以前的封建体制遺緒銜接，而無劇烈沖突。舊的力量能在新社會里适應生存，并且保持其領導地位。 加以普魯士國王本身擁有領域內1／4土地，享有全國收入之1／3，又以此數約80％供應軍需，軍國主義与政府之存在不受資本主義影響，相反地，這些因素在德國進入資本主義時發生了領導的力量。普魯士官營之國際貿易机构Seehandelung，大部分股份為國王所有，在東普魯士持有海外貿易之特權，掌握食鹽專利，經營木材及鐵產。此公司在1820年改組，以后更全力主持工商事業，至19世紀中期，國營煤礦年產煤400万吨，其他五金的產額也相埒，并且制造絲織品和瓷器出口，1840年間尚擴充到紡織業。國家資本在后作主，是德國進入資本主義之一大特征，与以后之國營鐵道，俾斯麥手下德國之帶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性格，甚至20世紀希特勒之稱國家社會主義，都有連帶關系，此系后話。 現在再說拿破侖的改革在西部确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響甚難及于東部。1807年普魯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個內閣式的組織，在下端也讓各市政府的市長及市政委員會由選舉產生。可是其所謂廢除穡夫制，只對地主階級有利。10万以上穡夫只得放棄原有耕地成為都市里的勞工，其余又須將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領主，才能解除封建義務。很多貴族領主成為新型地主，在新社會里產生了投資的功用。今后數十年內，東普魯士地价一般上漲三四倍，可是農村內勞工的工資不因生產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農業范圍內之存集資本。 拿破侖被放逐之后，維也納會議對德國之處置有划時代的決定。德國境內各色各樣的政治單位組織一個大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普魯士和奧地利雖為成員，他們所屬非德國之領土（如奧國所轄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領土，及普魯士所轄波蘭之一部分）則不歸并在內，如是當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處。獨立自主的單位仍有39個之多，雖彼此保證不同外國聯盟、不向邦聯成員作戰，与一個民族國家有一貫軍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遠。而且邦聯內大的王國大于小的公國數十倍，后者可能成為一個孤島，四境為前者包圍，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區域有飛地。再則英國國王、丹麥國王及荷蘭國王各因其祖傳在德境之領域，也算是邦聯成員。邦聯之總理為奧國國王，但是仍沒有國旗、國徽，缺乏內閣式行政机构，更沒有邦聯的軍隊。其議會并非立法机關，只似今日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及會員大會。 這樣的局面仍使各單位藉此在低層机构中促成經濟之發育成長。普魯士廢除庄園制度不利于一般農民，引起暴動，亦未釀成劇變。在長期間內，業主的數目仍在增加。又不論他們是過去之封建領主或穡夫或城市內的紳商，自此私人財產權被确定，遺傳与典當有著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其低層机构里非經過如此一段改革，談不上進入資本主義。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過去的公地可以圈為私有，也有農田改為牧場，种植甜菜及馬鈴薯尤為普遍。普魯士既如此，也引起各處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現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間，各种物產有了大量增進。而且利潤也能反饋投資于農場，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進、牲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個農業水准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紀前期德國之經濟突破者，莫如1834年開始的“關稅同盟”（Zollverein）。 這運動也由普魯士發起。這王國自廢除內地之關卡以后，影響所及，吸引小國申請參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國只向進口貨物抽一重關稅，一般稅率，大率為值百抽十。以后內地轉口稅全部廢止，關稅所入則照聯盟各小國之人口數目分攤，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貨物大量交流。鐵道之修筑，一般由國家作主，也在此時展開。德國初期所筑鐵路可謂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間10年之內完成。迄1840年，全境鐵道不過300英里，1850年已超過5000英里”。在一個橫寬与縱長均只有500英里的國家，這樣的里程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魯士除了修筑鐵路，尚通過其他小國遍修公路。內地要鎮如法蘭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萊比錫（Leipzig）能与重要海港大規模通商的時候，普魯士主動的經濟改革已有無可抵擋的號召力量。縱有中部若干小王國企圖阻撓，眾望之所趨，很難發生功效。 經濟之展開和現代化過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業及家庭工業突然被摒棄．同業公會失去社會地位及本地的領導力量，新興工業不能立即与國外商品在質量上抗衡，從技術到管理各部門需要的教育与訓練不能立即完善滿足。窮困和失業的人群亟需救濟。一般人民生活水准尚低，無力購買新興工業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資問題、工作時間、女工和童工的問題在英國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國尚無著落。各种問題紛至沓來之際，沒有空間与時間上的轉圜，此為當日德國最大之困難。1848年革命因之發生。 這一年的革命在國際場合有傳染性。2月間巴黎市民發生暴動，3月柏林群眾隨著發難。由學生領導的工人与普軍在街頭巷戰，死者230人，軍方亦死20人。有些學者指出這种事變并非偶然，只表現當日社會問題之嚴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個半世紀，可是當日事實之發展在原始資料中遺下不少疑問。3月巷戰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遺憾，他被德國的愛國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憲法會議，并且宣揚普魯士即將“匯合入德國”。隨后即有法蘭克福的憲法會議，由全德選舉而產生，公推斐特烈·威廉為德國皇帝，他卻拒不接受，并且輕蔑地說法蘭克福憲法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權神授不能由民意產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飄忽好變，如有些歷史家所指責？抑或他內心恐怕奧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奧之戰，如另一些歷史家之猜測？又有些歷史家稱法蘭克福的代表缺乏經驗。然則參加這會議之代表586人，內中104人為大學教授、95人為律師、100人為法官、124人為官僚，“差不多知識界知名之士都已羅列在內”。為什么他們決策如此之糊涂，通過的法案無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頓臭罵之后唾面自干？ 有了過去一個半世紀歷史之縱深，我們對以上的事跡已可作大刀闊斧的解釋。19世紀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抬頭必与自由主義同進出，在德國尤有如此之企望。原來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德國思想界之領導人物多傾心于世界主義，很少著重于狹義的民族國家利益。歷史學家也一致承認國家主義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觀念在19世紀初期的德國勃興，深受法國大革命及拿破侖戰爭影響。這一串突如其來的事跡使德國人既艷羡景慕，也猜忌疑懼，終于仿效對抗。西方國家如英、法、荷的現代化，都有一個中產階級脫穎而出的姿態。況且19世紀初期不僅鐵道的修筑普遍展開，更有電報的立即傳遞消息，報紙期刊成為市民每日精神食糧（法蘭克福會議時，馬克思即任《新萊茵時報》Neue RheinischeZeitung編輯）。這种种條件，使當日的知識分子滿以為自由民主即可以誘導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之忽視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們也可以看出，歷史上之大規模變動，當時好像是千頭万緒，事后以遠視界看來，則其整個經歷仍在采取最為直截了當之途徑。英法進入資本主義体制時，其高層結构妨礙下層經濟因素自由交換，所以必藉暴力將之推翻。資本家既得勢，市民階級也因之抬頭。在這种程序之下，自由主義在事前事后都已發生了號召力量。德國之進入資本主義体制，則以普魯士王權作領導力量，其軍隊与文官組織都可以作為推進此种運動之工具，經過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層的經濟因素已可自由交換，而且倒期存積資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著手進行，開明專制已能運轉乾坤而有余，市民階級与知識分子只站在附屬的地位。而后者在此時提出自由主義，雖未明言，實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張以商業資本作領導力量的趨向，如果必改弦更張另起爐灶，說來就有書生造反的情調。 今日我們提出這种說法，猶怕被人指責。只是150年前歷史之發展若是，即沒有理由憑我們的好惡，徑自指斥歷史“應當”如此演進，而且“不該”若是之發展。其實當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与關鍵。馬克思終身离開德國，俾斯麥一心做鐵血宰相，兩人所取途徑相反，其基于自由主義無法在德國展開的觀點則彼此一致。 很顯然的，德境此時使用不同的貨幣，民法与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除非統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受限制。反面說來，資本主義促進生產、集中生產与分配、加強社會生活之標准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無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權之實力。況且煤礦、鐵礦之展開，鐵路与電訊之敷設，亦始終与軍備不可分割。所以此時資本主義的抬頭与國家主義并肩而行，也不愿民主的呼聲在當中另生枝節。 我們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靈”的觀念（第五章）解釋這一段歷史。德國運至9世紀中期是謂“只有靈魂，沒有軀殼”，想創造軀殼，務必倚賴一個全能的政權，兼有經濟性格。此即霍氏所謂巨靈（Leviathan）。環顧內外，也只有普魯士王室符此條件。當日虎視眈眈足以防止德國統一者東有沙俄，西有法國。普魯士處于二者之間，差有力量足資應付。它也不像奧地利。后者皈依天主教，對工厂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擁有屬地，注重南方發展，對外貿易采取保護政策。普魯士則主張自由貿易，對英法荷開放。基于這些條件，德境多數小國擁普而不附奧，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實德予”，而不耐煩于前進人士之“勸進”。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無著落。事平之后，以普魯士為首各公國王國紛紛采取君主立憲制。只有奧地利始終例外。然則所需憲法不由民意產生，而出于御制。普魯士的憲法將選民按納稅數分作三級，以擔保富人在議會的發言權，也護衛了國家之砥柱。并且國王對所有法案保留否決權。政府對工商業的管制有了明顯的放松。1848年的法案讓全境組織商會。1851年的法案更讓私人厘定他們的制造与販買標准。對被威脅的手工業也仍給以保護。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國產生兩种反響：一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掀動了民主自由的呼聲。全德的知識界都覺得他們与全德的問題利害攸關。一則与五四運動的成果相反。法蘭克福會議虎頭蛇尾，中產階級和市民階級并所屬的知識分子也見風轉舵，從此臣服于普魯士軍人貴族地主的領導之下，產生一類似日本明治維新（雖說比1848年的革命遲20年）時尊王攘夷的气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國境內（尤其普魯士地域內）經歷著空前的繁榮。這一方面由于“全德證券交易法案”（Allgemeinedeutsche Weckselordnung）開始在關稅同盟的地域內通行，銀行得以發行信用票据，西方的資本進入德境，股份公司紛紛成立，柏林證券交易所應接不暇，法蘭克福成了國際交換公債的市場，工厂制度普遍展開，重工業、化學工業及電气工業不待輕工業之完成而提前著手（与英荷等國的開發程序不同）。經濟發展之成果反饋于農業，前已言之。此時只有使初期之成果更為增高。簡言之，1848年前的經濟發展由王權及地主領導，1848年后則有資本家企業家積极參加。彼此都不脫离民族意識与國家主義的線索。“人民覺得有責任維持國家与社會表里一致的觀念”。“中產階級除了賺錢，對旁的問題很少有興趣，而匍匐于現有政權所定軍事外交政策之下。”著書者措辭不同，基本事實則一。 德國之初期存積資本固然得力于傳統的勤儉，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從，也仍不能避免克扣無產階級情事。人口之遷移，緩和了階級沖突。1830年至1860年間，100万以上德國人移民美國，其他遷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間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時德國本身也在同時吸收外來移民。國內的移民更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与經濟史的輪廓，我們可以想象以后軍事史与政治史之展開，不能脫离所敘之基點。俾斯麥大言不慚，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曾說：“我是一個容克，我將因此而占便宜。”他也說：“我只容許我悅耳的音樂，否則即所有音樂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時對國會的預算委員會說：“德國不注重普魯士之自由主義而重視她的實力。普魯士必專注她的實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緣。因為她的邊疆對政治体系發展不利，有好几個如此机緣已被放棄。當今的問題不由演講和多數來定奪，只能決定于鐵与血。”當日很多人對他的態度感到惊訝，直到近來學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說出，“資本主義已擁他上馬”。他之所謂“占便宜”，也是事實。他和他的經紀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獨家消息在證券市場中發財。 鐵血宰相的手段与智慧已有無數文獻詳述，也在各种教科書里面占著相當的篇幅。可是今日看來這些資料只代表歷史上的一段轉換點。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湊集而成，等到机緣成熟，一旦展開，好像足以分割時代。然則我們企圖真實的了解歷史，不能專注重1861至1871十年間之突破，而必須考慮到背后各項組織与運動的來龍去脈。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我們可以一眼看出德國之統一，由于軍國主義与資本主義互為表里。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的重要性超過人身因素。 1871年德國成立，仍繼續著過去几十年的發展。至此商業管制的規條才能通行全國。鐵道与郵政用協定的方式全國化（當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國之民法（Allgemeines Burger－liches 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紀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國家剛一成立，即立即頒行十進位度量衡制。過去全國有7個貨幣區，33個發行貨幣的銀行各不相干。1871年后即以統一的金幣通行全國，普魯士銀行升級為中央銀行。從法國取來之賠款50億金法郎內，除273000000為純金，作為新貨幣之准備金并作未來戰事之儲備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發散，足以將普魯士及其他不少國家之公債償清，也給文武官員丰厚的獎賞，并且大興土木，因此新德國游資充塞，足為戰后投机事業之工具。又因為從法國取得阿爾薩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鐵之產量也大增。紡織業也有了突飛猛進的形態。也因為帝國陡然富強可以盡力于社會上之服務事業，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衛生、籌謀社會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終黷武主義（militarism）与第二帝國不可區分。普魯士解放穡夫后，不出10年即已全面實行征兵制。統一之后，各小國成立之部隊，除薩克遜尼外，均由普魯士軍官率領，屬于德皇麾下，各國已不能過問。俾斯麥當權時軍費占帝國預算90％。我們也可以想見軍需工業和支持軍備的交通通信各种事業和民間經濟交流而互相倚賴了。 19世紀后期物質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甚囂之際，表面看來德國不過融合一般之潮流。然則所謂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國之磨拳擦掌而產生。俾斯麥既已表彰鐵血。其他思想界領導人物，以特萊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為代表。他以大學教授兼國會議員的資格，著書演講贊揚侵略性之成就。民間很多團体也在提倡种族主義。況且德意志為資本主義國家后起之秀。資本主義本來即有向外積极發展之勢，此時用之以建設海軍、開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義，不免帶來打破國際間平衡的威脅，于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導致几千万德國人在20世紀兩次卷入世界大戰漩渦。雖說我們不能過度簡化歷史，將因果關系全憑抽象觀念樹立，可是也難否認以上事跡前后連貫數世紀。總之，几百年來德國人缺乏一個民族國家，一朝將這缺陷更正，行動起來又做得迅速确實，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為榮，進而驕倨傲慢，以极窄狹的國家觀念，代替傳統的世界觀。 殊不知第二帝國本身就包括著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為天主教的勢力范圍，東普魯士容充軍人之勢力以農業為基礎，而西方之自由主義卻站在工商業的立場。統一的工作已有將問題“外部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的趨向，此指一項組織發現內部的因素無法凝聚時，也可以發起另一种運動，以便在行動之中掩飾內部之缺乏向心力。對外同仇敵愾，對新德國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麥任第二帝國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后分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贊助自由貿易、与自由主義者合作、提倡“文化戰斗”（Kulturkampf）以壓制天主教會。1878年后，他有180度轉變，從此對關稅采取保護政策，与奧地利結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對自由主義、鉗制報紙輿論、取締社會民主党。這前后的出爾反爾，顯然也載在各教科書之中。 其中意義何在？ 原來，組織一個民族國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國民經濟成長，這也是資本主義的積极用意，亦即一般國民因國家之富強而得到康樂。可是此中關系也可以本末顛倒：人民之康樂可以視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國家之体制為重。這也等于既造成軀殼，即倚此軀殼為重，不必再顧慮靈魂。所有的組織全可以為之遷就；各式各樣的原則也都可以為之犧牲。我們寫歷史和讀歷史，進入如此階段，不免掩卷長思：是國家主義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以新資本支撐國家？ 新時代的德國史很難規避這樣的疑問。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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