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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敘述至此，可以概括地說，14世紀以來，世界史中的大變動多數与資本主義有關。雖說資本主義不是引起戰爭、造成新舊國家分离并合的總原因，但是它牽涉廣泛，在各种大規模事件中總有直接与間接的介入。 資本主義雖說是一种經濟体系，但它亦与政治不可划分。因為統治大眾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勵，以宗教或党義主持之；二、是警察權逼迫就范，以軍事力量和法庭為后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觀，使公私利害凝合為一，各人在爭取本身名利時，即在無形中增強了國家社會的組織与結构。固然這些條件全待客觀環境而展開，同時任何政体也希望折衷混合，并用三者之長。可是資本主義無可否認的是將最后一种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發揮。從簡單的定義到复雜的內涵 基于上述的原因，資本主義這個名目，在不同作家筆下會有不同解釋。一個歷史家所看到的資本主義，可能与一個經濟學家所看到的資本主義迥然不同。資本主義生理家与病理家的觀感比較，一定也有很大區別。本書為歷史著作，也從資本主義的生理著眼，所以主張賦予這個名詞一個有限的定義，使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各人就個別的研究，去擴充這名詞的內涵（connota－tions）。 從我們的立場來看，資本主義是一种純經濟体制之功能。它使資本廣泛流通，經理人員量才适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全盤支配。這三個條件說來簡單，可是一個國家要讓其充分發揮，勢必將社會低層結构里各种障礙打開，然后當中各种經濟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不少國家即因此一著，已發生內戰。例如美國以奴工种植棉花，与自由的勞工競爭，終待南北戰爭而解決。而且當社會下層各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交換時，其上端也要有憑公判斷的能力，于是教會的干涉和警察權的使用才可以逐漸減輕。這樣一來，這個國家的政体必須又有顯著的變化。再則將勞動力和生產工具以及資本，都按它們的交換价值，化為美金、英鎊、日圓等單位，這些單位在分舍离合之間，更必增加社會的流動性，提高科技使用程度，產生一個多元社會（pluralsociety）。一方面固然使触及的國家生活程度增高（見第一章注[18]），一方面也使私人資本在政治生活中產生特殊吸引力，占特殊比重。因之大至國際沖突，小至一個特殊城市之社會問題，都可以在各种條件之下歸咎于私人資本主義。 總之資本主義社會与歐洲的封建社會和中國的舊社會比較，已經產生了一個“動”的款式，与昔日主靜的姿態不同，因此資本主義几乎与“現代”同質而异名，所以可以互相交換（第一章）。可是實際上資本主義所供給者通常只是動之沖量（momentum），而不是動的成果。譬如馬克思提及“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指出其通常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等方式，已經本書證實（見第一章注[20]，第三章注[49]、[50]，第四章注[77]）。可是那些人類的劣行早已存在，資本主義之興起，打破國際間力量之均衡，于是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利用其优勢力量，使上述劣行更為彰著。但并不是因為有資本主義，才產生使用暴力從事征服与奴役。同時，在20世紀末期，資本主義能否繼續存在，尚有賴它能制止上述劣行（近年西方各國對南非之制裁可為例證）。因英國而功用顯然 資本主義之為一种經濟体制之功能，不由先覺者設計產生，而系在技術上積累經驗形成。當初威尼斯人避難于海島，兼魚鹽之利，并未有創造獨特行政系統之企圖。又，要經過好几個世紀，值教皇与神圣羅馬帝國爭權，意大利半島四分五裂，威尼斯才乘机在各自由城市之前，獲得獨特地位。于是她從實驗之中造成單純有效的商業系統。從華立羅事件的反應來看，14世紀的威城雖有成熟獨特的政治組織，但并未產生相應的意識形態。所以華立羅始終以一般的叛國罪受刑，威城記錄之中也缺乏額外的渲染，毫無類似莎士比亞舖張布魯特斯（Brutus）刺凱撒大帝時之慷慨陳辭，涉及保衛自由傳統公民權利等語。如果當時人自覺的有類似的觀念，何以威尼斯保持記錄与檔案之完整，當中又一字不提。 以今日眼光來看，威城的組織包容私人財產的這一因素，比同時其他國家和類似組織來得現代化。可是這長處并未為時人稱頌。例如与路德同時的加斯帕羅·康大黎尼（GasparoContarini，康大黎尼為威尼斯世家，曾有8人任統領，詳第一章）曾著有論文，宣揚威尼斯的組織長期保持集体的安全，已接近至善的標准，因為她已如亞里士多德所提示，將“君主制”、“多數”及“少數”三种原則平衡采用，互相融合。可是文中并未涉及私人財富的重要；作者沒有和哈靈頓一樣（詳第五章）說政局之安定在乎擁有財產者同時控制政權。康大黎尼將一般勞工擯斥于政權之外，因在他看來，此為舉世公認的原則，并非威城獨創。 當資本主義在荷蘭獨立期間出現時，一般人士也不可能想象他們是在創試一种新体制。新國家的攝政階級（詳第三章），還只以為他們自己不過堅持中世紀以來各城市的自由特權。然而特權由封建諸侯頒給，用意在讓紳商支配本身業務。經過獨立戰爭，各公國郡國的貴族既已被時代淘汰，中產階級的市民成為新体制之主人翁，他們由堅持特權而執行特權而更光大其特權，要不是展開資本主義，還在做什么？只是這种傾向也沒有被時人看穿，否則宗教上的領袖和學術界的領袖不會對新体制之實行提出問難。 資本主義被視為一种具有形象的組織，似在英國內戰之后。當日既有霍布斯及哈靈頓之著作問世，而且至此荷蘭之成就使英國自愧不如，而急起直追，雖說此時仍沒有資本主義這种名目，英格蘭有心仿效的乃是一种經濟組織和一种政治運動，則資本主義之体制必已具備其輪廓，從組織銀行、發行公債、籌備保險、增強法治，种种因素已開始互相銜接，于是經過光榮革命終在英國成為一种体系，既具實質，也有思想線索（思想線索[line of thought]和下文所說意識形態[ideology]不同）。孫文說：“主義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資本主義至此成為一种主義，無可置疑。 為什么以前的書刊都沒有這樣的确定？因為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在19世紀中葉才出現（詳第一章），去英國資本主義之發動成長已有150年的距离。而且這名詞一提出，即被法國社會主義者引用，作為一种批判的對象，亦即是從病理學的眼光著手，于是很少人注意到其生理之發育成長。 資本主義經過1688-1689年的光榮革命而在英國立足，是人類史中的一件大事。過去威尼斯以城市國家的姿態實行資本主義，由于她地方小，缺乏以農業体制為管理方式的背景，無生產制造之基礎（在大陸上之領土對島上之影響小），因此民法即為商法，商船隊也与海軍不可分离，所以政府即等于一個大公司，不足為奇。荷蘭過去也缺乏組成民族國家的經驗，也未曾接受過中央集權管制，各市鎮歷來各自為政，獨立戰爭后因時就勢，任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Rotterdam）各行其是，不顧全國体制之完整，這樣的實行資本主義，也是避難就易，順應既成事實。 只有英國向來是一個農業体制堅強的國家，在封建時代已有若干中央統治的因素存在，王室地位顯赫，英格蘭教會舉足輕重，又有法制系統層層節制；凡此都和現代商業社會的流動性相徑庭。因此，非面臨內外煎逼，不至改弦更張。經過長時期大規模動亂之后，其体制有空前絕后的改變。 因為如此，英國之進入資本主義体制，在歷史上創造了一段公式，供歷史家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參考印證（可是這并不是說其他國家即可自覺的模仿照抄。各處背景因素不同，時間上的匯集有异，況且如此的改革經過革命階段，歷史家欲考察其經過，既要平心靜气，又要大刀闊斧。下節當再敘及）。其程序包括： 改組高層机构：放棄君權神授說、保持英格蘭教會權威，但是要執行政教分离，寬容异教徒。從此議會上以公債代替國王對財政之人身責任，國王從此也有職無權。這种措施促成政党政治及內閣制度之抬頭。 整頓低層机构：將土地所有合理化，逐漸取消“副本產業”，因而土地所有較前集中，同時所有權租佃關系及地租收入都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標准，放棄歸并鄉鎮之市場。 重訂上下之聯系：公布權利清單（Bill of Rights），保障司法獨立，習慣法庭接受平衡法（equity），自此法律更現代化，也更融合于商業体制。此外更增設郵政，建造付費公路。 以上都有促進資產与人力加速交換的作用，于是人盡其財，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符合前段所說，資本主義是一种經濟体制之功能的說法。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則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數目字化，這國家也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意識形態通常失之偏激 我們這樣解釋資本主義，是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歷史，并著重其積极性。此种立場，和以意識形態為主的觀點不同。我們不能說以意識形態作主的看法全部不對，只是一般失之偏激。譬如說，西方不少理論家過于強調資本主義的优點，好像天賦人權及個人自由全賴它支持，在它掌握之下，一切公平合理，所以在任何社會推行資本主義即是頒布福音。殊不知在很多國家，將過去的經濟基礎推翻，經常是以暴力方式行之，既為革命，即缺乏個人內在的公平，只是經過長期的廝殺与破坏，余存的力量再度取得平衡，才能開始公平而自由的競爭，而有時仍不能符合理想的節奏。以英國為例，內戰即是一座大熔爐，土地經過沒收、標賣贖還各种步驟，也在复辟后，片面的接受了物歸原主的指令，只是下令的人也知無法做到，才賦予保留的條件。而尤以內戰前后，使副本農業失去法律的憑藉，最乏公平，只有強者占先弱者受屈。諸如此類的事例，我們只能說人口增加，社會上交接繁复，新組織需將局面簡化，才以快刀斬亂麻的辦法豁清局面。今日事過境遷，讀史的人已不覺得當時人的痛苦，才承認此舉在歷史上之長期合理性，有如北魏及隋朝的均田也是大刀闊斧，重定社會秩序，終造唐宋大帝國。我們欣賞其技術之成功，并不一定要歌頌其道德之偉大。 但是，人類既有經濟体制，則必有組織。既有組織則必有高低上下品級間之不平等（即法國大革命時之“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亦表彰在共同功利條件下，在社會產生等級之差別）。這些高低上下之不平等，或系因襲或由新創，積之則成社會階級。我們縱不滿意此中毛病，也當設法救濟，例如限制過度的利潤、增加社會流動性、使弱者及環境上不利之人仍有社會之保障及突破環境之机緣。 說到這里我們也要再度提及，韋伯等以理想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理論，只能算社會心理的一段分析，不能算作歷史作品。從路德而加爾文而清教徒，由巴克斯特而迄至富蘭克林，亦即自16世紀之初，亙18世紀之末，當中經過最少有250年，也難怪宗教思想不能在其中產生巨大的變化。在這250年，查理一世自信為主受難，威廉勞德堅持宗教紀律，他們不可能想象自己違背了經濟改革的潮流而終必身首异處。在相反的一方面，普林（William Prynne）帶枷被黥之日，以及克倫威爾在韓丁屯（Huntingdon）招兵買馬之時，他們只以民主和良心上之自由相期許，也料不到他們的奮斗与日后資本主義之發展互有連帶關系。至今還有不少歷史家以狹窄的眼光分析此中各种情節，或只能在一時一事間指出直截了當的因果。再不然，則在大范圍內將因果關系解釋得抽象，而難予置信。其實，一個國家掙扎著進入資本主義体制，動輒經過數十年或近百年的長距离，其演進必超過各人之人身經驗。也只有今日歷史之縱深，我們縷列其結局，如上段所述，高層結构低層結构和上下聯系中各事項，才發覺它們已自然的造成一個系統。當中之邏輯，即在便于數目字上管理。可是始終無人策划其全部程序，至今歷史家也無法充分解釋當中的步驟是經何人協定。總之，就是群眾運動長期動亂之后，已經過用進廢退的方法，產生了上述有經濟性格的現代体制。 這樣的解釋脫离了韋伯和宋巴特以資本主義精神歸功于人种及遺傳的說法。新教倫理固然可以輔助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亦复可以在天主教之下展開。本書雖在開卷時指出儒家倫理与資本主義沖突之事例，但朱熹為12世紀人物，海瑞為16世紀人物。如果我們把歷史的根源倒推回去，則不僅“楊朱為我”，有了充分的個人与現實主義立場，而且斥責他的孟子也在与齊宣王對話時，因著這位君主“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的說法，即反問“王如好貨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孔子也仍提到“欲而不貪”的說法，而只有在“不義而富且貴”的條件之下，才視“富貴于我如浮云”。他尚對冉有說，衛國既已“庶矣”（人口眾多），則當“富之”，然后才“教之”。下迄西漢司馬遷更寫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也。”并且“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可見增聚財富，是人類共通的性格（也即是符合“自然法則”）。余英時教授搜集16世紀到18世紀中國思想界對商人及商業的看法，帶著肯定的態度。他也引證儒家學者的倫理觀點，說明他們并無韋伯所謂中國人缺乏清教徒緊張精神的跡象。 因此我們批判中國傳統之意識形態，針對其政教合一。亦即是將倫理思想寫入法律條文里，未顧及個人及內在的公平，先已用道德名義阻塞社會分工合作，所引用技術上的安排。可是這樣并不是說道德可以不要，傳統精神之長處必須放棄，才能實行資本主義。最近日本人用神道精神及儒家倫理支持資本主義，新加坡和台灣推行資本主義也未放棄傳統精神，值得注意。中國人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的習慣与觀念，固然妨礙社會流動性及高度分工合作，可是在一种血緣關系之中，獲得永存的觀念，大而化之，接近杰佛遜（Thomas Jefferson）所謂“世界屬于生存者”（Earth Belongs to the Living），也仍能在時下國際情勢緊張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提出實際的貢獻，也可以補助西方個人主義及現實主義之不足。總而言之，我們把資本主義當作一种技術上的工作，打破“為富不仁”的死板觀念，卻也用不著把資本主義當作另一种宗教。所以不必堅持一個“道地實足”和“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而且這樣的堅持，事實上也做不到。循著海洋上的國際路線發展 從本書的敘述看資本主義的展開，由威尼斯而荷蘭，而英國。自英國之后，不出百年，而至法國及美國，至此有普遍被及全球的趨勢。不僅各主要國家的開創与維新產生一個前后互相關聯的時間表，而且和資本主義不可划分之技術因素，如复式簿記、商業法律、保險業務、造船技術等都隨著海洋上的國際路線而普及各處。即剩余資本主義之投資也循著這先后的程序從先進國家至落后的國家。現代很多民族國家，如荷蘭、德國与美國，其產生都与它有密切關系。而日本之現代化，印度与印尼之淪為殖民地，亦与之有關。這也是我們必須將資本主義在狹義上固定其為一种技術上之名詞的原因。倘不如是，我們隨著它的內涵將之擴大，則不知极底。 可見資本主義技術上的功能固為一事，它在歷史上的影響又為一事。和舊式農業組織比較，新興商業的結构是一种优勢的組織，它將雇佣（employment）与所有權（ownership）互相聯結，成為一大羅网。它仍不免常有內在的利害沖突，可是和別的國家產生敵對關系的時候，不論在平時与戰時，這优勢的組織一切能用數目字管理，即容易將公私的利害結成一元，農業和工商業的因素也能互相交流，即不難動員，將民間的力量發揮在軍事外交各方面去。13、14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的戰爭（詳第二章），与17世紀英荷間的戰爭（詳第三章），都有商業成分在內，所有交戰國都受資本主義支持。而在陸戰時將兩方因組織差异所導致的力量分出高低，作為明顯對照，則以1704年之布侖翰（Blenheim）一役（見第四章注[74]前二段）最引人注意。當時英國已進入資本主義之体制，法國則尚未入流。 從歷史事跡看來，大凡海岸線長的國家，農業生產常帶商業性質（如英國之出產羊毛，荷蘭之畜牧重于谷物生產），面積比較小，過去又缺乏中央集權之体制，常在組織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較大陸性格的國家占优勢。而且不僅其民法易受商法的誘導而調節，即存積資本時，商業的財富由于國際貿易之展開，也不難超過農業上的財富。因為前者可謂經常出于變態，后者即企望增進，仍多受天候地理的限制。 國際公法（International Law）之展開也与資本主義之興起有密切關系。葛洛休斯（Hugo Grotius）所著《戰時与平時之法律》（De jure belli ac pacis），被公認為現代國際法先驅，書成于1625年（訂正本出現于1631年），時值荷蘭獨立運動成功之際，而其本人也在荷蘭之政治中產生糾紛。雖說書中引證圣經及古典歷史，可是他心目中的自然法則是以几何作藍圖（因之也影響到霍布斯及洛克）。他也著重私人財產權的重要。葛洛休斯又提倡克制專制皇權，尊重協議（covenant）和市鎮法（municipal law）。這种种著眼，都以資本主義為本位，也都助成資本主義的滋長。 可是17世紀的國際公法，在以后的世紀里成為西歐國家間的習慣法，資本主義國家也挾它對其他國家強制執行。例如鴉片戰爭時巴默斯頓（Palmerston）并不覺得英國人在中國販賣鴉片有何罪咎，反只覺得中國雖頒布嚴峻的禁煙條例，向來并未依法照辦，一朝突然雷厲風行，還設陷階懲罰英國紳商，是不合法的。本來法律應當明确的公布，全面執行毫無偏差，如此也可以算作与自然法則中之公平（fairness）的觀念符合。可是19世紀的中國在社會習慣上并未進展到這程度，而傳統上的官僚組織也沒有技術上的能力將廣泛的法律無偏差的執行，因之常以道德為前提，在執法時上下其手。這兩方之差异，固然可以表示文化進展程度之不同，也在實質上表現大陸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基本差別。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時至今日，這种差別并沒有完全掃除。 19世紀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對遠東的國家施用壓力，不僅仗著船堅炮利物質上之优勢，也感覺本身精神与道德的优越。所謂命定擴張論（manifest destiny）及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都隨著這些條件而展開。這种觀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有顯著改變。只是前已言之，資本主義是一种优勢的組織，因之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形下都有將壓力加諸劣勢組織的趨勢。從被壓迫的一方看來，資本主義也好像始終与帝國主義并肩攜手。這樣的觀感至今尚存在不少人心目之中。本書雖然主張將兩者的界限嚴格區分，豁除誤會，可是仍不能否認上述關連印象之存在。 法西斯主義可算因著資本主義而產生的一种變態。本來資本主義提倡各种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是以各人的私利觀作主宰。法西斯則以政治力量強迫將民間經濟組成集團，干預所有權与雇佣的關系。資本主義的長處則是，在它影響之下，整個社會可以用數目字管理，法西斯即將其整個接收過來，一意造成其獨斷的數目公式，用以支持狹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它統制之下，自由交換已不复存在，例如勞工就不能脫离現有職位。如果資本主義的架构依舊存在的話，則各企業也早失去其獨立自主之性格而承息于國家指定之集團（cor－poration或syndicate）之下。企業家亦被政府征召，為其意識形態服務。主流之外的經驗：丹麥与西班牙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為一种組織上的力量，循著海洋路線發展，好像已在國際間造成一种時間表，隨著交通通訊的進步，自西至東，又通過北美洲而再度進入遠東。可是當中沒有兩個國家的反應可能前后完全一致。本書已經提到9個主要國家的經驗，即各個不同。可見接受資本主義最基本的三個原則——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及技術上支持的因素全盤分配——和所需要的各种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條件，勢必滲透過每一個國家的歷史和地理，而通常也有外界的干涉和誘導。因為這种种因素在時間上的匯集無從標准化，也就在進程之中展開了千變万化的局面，也發生了前后不同的結果。只是資本主義是一种空前的体制，不可能自然而然、慢慢的造成（參照第一章注[28]后之三段），務必經有內外壓力，是故也很難在急遽之階段避免暴力介入。只有人類集体的經濟性格，總在各种急遽變亂之間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則無庸置疑，所在皆然。 即在本書“主流”之外的國家，一般也可以根据上開的原則簡述：丹麥原可算是歐洲北方一雄。丹麥國王曾長期兼掌挪威与瑞典（瑞典在乃世紀与丹麥分治，挪威的隸屬關系則延至19世紀）。這國家也曾分別在印度、西印度群島和非洲占有据點，開拓殖民地。也因為丹麥王室的關系，領有今日德國本部之石勒蘇益格（Schleswig）与荷欠斯泰因（Holstein）。可是這國家的財富，大部分靠漁業及在波羅的海收取過口稅而來，用以招募雇佣軍，長期在大陸作戰，則常得不償失。而且遠洋的發展不如英國与荷蘭之近捷。 荷石兩個地域間的關系，可謂集封建時代統治階級人身及家庭糾纏之大成。石勒蘇益格原為公國，卻是荷爾斯泰因郡主之附庸，歷史上兩個區域不能分割。荷爾斯泰因原為神圣羅馬帝國一部分，后升為公國，石勒蘇益格則始終在化外。15世紀之后，丹麥國王兼為兩公園之公爵，可是因為境內德國貴族的關系，定立了只有人身上的兼理，而不能在地域上吞并的原則。拿破侖戰爭后，維也納會議將荷爾斯泰因划入新成立之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石勒蘇益格仍在邦聯之外。 而且丹麥本土的政治也牽連不少社會复雜的因素。穡夫制雖在18世紀末葉即已廢止，但是遲至1830年間，若干封建因素，例如農民無代价之勞力服務，仍不能廢止，土地也區分為特權的及非特權的兩种，前者付稅低。如此都与資本主義的系統之內，下層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之主旨相違。并且一般農民的生活极為窮困。 1848年之革命傳遍西歐大陸，丹麥采取君主立憲制，正在朝自由主義發展，即与荷石兩個地區之社會人士沖突。因為社會進步，經濟多元化，兩個區域內以德語為主，新興的小資產階級傾向于以“關稅同盟”（Zollverein，詳第六章）為主之新德國。1864年丹麥被普奧聯軍打敗，割讓荷石兩公國，喪失國土約2／5，人口約1／3，一時可算創巨痛深，可是日后看來仍未為非福。 過去丹麥農產品以漢堡（Hamburg）為吞吐港，該地銀行家預墊資金，与丹麥主要港口哥本哈根（Copenhagen）競爭，而經常占优勢。割土之后，丹麥才有机會竭力經營本身之港口，加以波羅的海之過口稅已終止，丹麥更需要在經濟上找新出路。時值美國及俄國之小麥大量出現于西歐市場，各處人民生活程度也有一般之提高，丹麥在19世紀最后30年之改革，針對上述情勢，一般將農業由主食之生產轉移至副食豬、牛、乳酪、雞蛋、大麥及麥片（后二者亦為飼養之用）和甜菜（用于榨糖）之生產，從此整個改變國民經濟与農村社會形貌。丹麥境內水道交通便利，使上述生產之轉變极端有利，即小農亦組織合作社，加入農產之商品化。剩余之人力，除一部遷徙于美洲外，与存積之資金，促進城市工業化。因為農村內勞動者減少，大地主亦須對勞工讓步，而自動的授与各人贍養家室之土地。迄至20世紀，丹麥的政体不僅更趨民主化，殖民地既經放棄，這國家也更添上了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色彩，如津貼健康保險，以便減輕保險費而增加撫恤，和各种救濟失業恤貧養老的措施。 至此我們很難确定丹麥何時進入資本主義体制，但是1864年戰敗割土，卻在她的歷史上成為一個顯然的分水岭。自是她也經過一段改組上下机构重訂當中聯系的程序。經過這些改革，丹麥內部的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的情勢，才极為明顯。于是全國的組織才商業化，亦即進入以數目字管理之形態。 歐洲之西南，西班牙表現著一個更獨特的例子。16世紀，這國家好像有天下第一等強國的气派。可是几度滄桑，在19世紀初年竟受拿破侖之宰割，至20世紀，她還在西歐其他國家后面，掙扎著現代化。可見資本主義在更換世界形貌的時候，在當中因著能适應的狀況和不能适應的狀況，留下了不少特殊的后果。 与西歐其他國家比較，西班牙現代歷史中缺乏一种將農村經濟全盤改組以配合工商業發展的階段。宗教改革期間西班牙向外發展之際，其組織上純然采用朝代國家体制，所以上端表現著國際性格，下端則各王室貴族的結构全未放棄。簡概言之，即未曾全然脫离封建色彩。其經濟力量大部分靠由南美洲搜括之金銀作根底，并未构成西班牙之商業組織。所以一遇到其他國家逐漸改組而為民族國家，西班牙金銀也耗費殆盡之際，其國際地位即隨之衰落，只能走上一段江河日下的道路。今日我們即很難回想到，不出百年之前，西班牙尚在東半球擁有菲律賓群島，在西半球也掌握著古巴，而200年前更奄有南北美洲及中美大部分的盛況。 西班牙的地理環境，也始終与歷史發展有前后連貫之關系。照地圖看來，西班牙位居伊比利半島，除与法國及葡萄牙一線毗連外，四面環海，又有初期航海探險之經驗，應當為一個商業先進國家。可是其國境內部山脈由西向東妨礙地區間之交通，因此以農業為基礎的地方權勢极難推翻。更大的問題則是土地貧瘠，又使用過度，農產歉收，人民生活艱難。中世紀以來回教勢力由北非侵入半島，13至15世紀，西班牙之反擊，以天主教會作號召。即1492年之驅逐猶太人出境，也是以信仰為由。有些歷史家指出，此為資本主義不能在西班牙展開之一大主因。宗教改革期間，西班牙王室也以保衛教會自居，執行其大審判，是以教會地位鞏固，僧侶也能利用他們的力量作為保守勢力之屏藩。可是西班牙又地處歐洲大陸一隅，非交通孔道，雖內部組織松懈而接受外界之壓力不大。一度被拿破侖占領，為時不長。直布羅陀之海港在18世紀屬英，也給西班牙人自尊心很大的刺激，可是又与西班牙的內政關系至微（而甚可能因此戰略要點不在該國掌握之中，才能使之避免卷入二次世界大戰漩渦）。總之西班牙在近世紀的國際場合之中，攻則不足，防則有余，所以能長期處于落后狀態，也能長期保持其非競爭（non－competitive）的性格，影響所及，社會上缺乏有架构之聯系，一般國家觀念淡薄。 19与20世紀外界之發展，終使西班牙政局產生現代性的不穩定狀態，曾兩度為共和國，又兩度复辟（現今之君主制開始于1975年）。可是西班牙各种問題綜合之背景顯示其社會及國民經濟間需要一個全盤的協定，才能融合于現代之潮流，并非君主制或共和制所能解決。 19世紀以來，西班牙有所謂“卡爾派”（Carlists）者，最初不過堅持王位由男性繼承（擁戴王子Don Carlos而反對公主Isabella，所以有此名號），可是這正統的作風及組織延續而至20世紀，卡爾派成為思想上及行動上之极端保守集團，甚至認為鐵道電訊全屬淫技，而主張恢复歷史上之宗教裁判。站在左派的則有無政府主義的工聯派（Anarchosyndicalists，由無政府[anarchy]及工聯（syndicate二字拼成），他們徑自組織工人，在內戰前夕有會員150万人，他們既不參加政府，也對所有的政府組織，不論其為前進或保守，一律反對（他們唯一參加投票是在1936年即內戰前夕），并且他們痛恨天主教，不時焚燒教堂、刺殺傳教士。而更有社會主義者也組織工人，策動罷工。所謂共產党員，反而人數較少，不极端張揚，只是受托洛茨基的影響。西班牙的教會則一向与大地主和軍官勾結。此外還有加泰隆尼亞（Catalonia，東北角，工業比較發達），及巴斯克（Basques北部，乃人种語言的稱呼）等等獨立運動的組織。整個看來即是离心的力量強，缺乏統一互助的基礎。 以上的陣容本來已經具備了1936年至1939年內戰的條件。而當時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及北非殖民地一般不穩定的情形，局面更難維持。國王亞爾丰索十三世（Alfonso X III）曾于1923年暫時停止憲法，令黎越拉（Primo de Rivera）專政七年，結果既不孚人望，且陷于全世界經濟恐慌之窘局中，于1930年被迫辭職，國王亦于翌日出走，局勢愈難收拾。加泰隆尼亞宣告獨立，北部煤礦工人大罷工，勘亂時死3000人。左派人士則要清算教會，而最后左派各政党團体組織“人民陣線”（PopularFront），顯然受蘇聯鼓勵，于是佛朗哥（Franscisco Franco）以兵變而展開內戰，他的部隊稱為共和軍，得到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援助，兩國派正規部隊參戰，德國并借此試驗新武器。政府軍獲得蘇聯接濟，遠遜于法西斯集團之外援，但有不少國際左派及共党人士以個人身份參与。擁護佛朗哥者為天主教會、地主、工業家、卡爾派、軍官、保皇党，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組織長槍党（Falange）。內中以中產階級及下層中產階級為主体，自此佛朗哥的運動也稱長槍党運動。自他奪取政權至1975年去世，佛朗哥為西班牙之獨裁者37年。 長槍党運動，最初顯系法西斯性質。党之標幟為一束箭，以牛軛套之。党的活動帶有宗教式排場，佛朗哥除著軍服外，亦著長槍制服。他奪得政權后，發還教會財產，提倡傳統道德，鉗制新聞与輿論，禁斷其他政党，都不在話下。1939年，西班牙之監獄囚禁27万人。佛朗哥的政敵稱他屠殺政治犯20万人，此數字可能高度的夸張，但是較正确的計算亦稱內戰結束后6年有28000人被處死。 法西斯并非無條件的接受資本主義，佛朗哥之言詞，可能帶宣傳性質，可是他在內戰期間即已發表他的運動目的并非庇蔭資本主義，而系保衛西班牙的經濟利益。他曾自稱：“我們出自中產及下層階級。”他甚至提出讓貧農獲得土地不算完全解決問題，還要以金錢支持，使他們充分有能力經營，所以他主張寬泛的貸款，分散龐大的農產，造成中產農戶。 事實上長槍党運動尊重私人財產所有權，除了過去左翼團体及工會之財產外，很少有沒收征發之情事。但是它使全國的雇主与勞工都配屬于國家主辦的工聯之下，各行業在各地區組織有分聯。控制方式著重人事上的拘束，凡大小負責任之職位概由上至下指派，于是整個生產与支配全受官僚組織節制，罷工閉厂全不可能。工資亦有一定的標准，若干社會主義性格的勞工福利亦在全國通行。生產与投資不复由私人企業家各自作主。長槍党最盛時有党員近百万，從旁有鼓動監視和宣傳的功效。 佛朗哥之運動，著重經濟組織与經濟紀律，他企望使西班牙自給自足，但是他缺乏強有力的政策來改組社會。他個人獨裁的成分強，但他的体制不能算是极權主義，因為雖系法西斯，它仍容許若干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的成分，如1942年恢复西班牙傳統里的議會（cortes）。一方面也是他運气好，剛一得到軍事之成功，适逢第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西班牙雖沒有卷入戰事（但西班牙的志愿軍稱“藍色師團”曾參加德軍攻蘇），而整個世界都在軍事行動之中。而且內外都預期西班牙隨時有參戰可能的當儿，他的嚴格管制也就可視為當然。 西班牙經濟之自給自足，始終沒有做到。但是經過佛朗哥統治，已經成了一個有結构的組織，而尤以大戰結束后，乘著歐洲的复興，1948年至1958年之間有長足的進展，可以作為今日与歐洲其他先進國家分工合作的基礎。佛朗哥事業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他能抵御希特勒的壓力，沒有參加軸心國的戰事。這是否因為他要求北非的殖民地不得而下此決心，已無關宏旨，事實上西班牙能保守中立，戰后才能和西方民主國合作，終于1953年以軍事基地換得美援，從此進入西方民主國家的陣容。 不為意識形態包圍，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長處。長槍党成立時，本有极濃厚的國家主義与帝國主義色彩。可是以后世界局勢之發展使佛朗哥看穿無法實現開拓殖民地之美夢，他即主動放棄海外屬地，不像荷蘭与葡萄牙不識時宜。60年代各种罷工示威運動蜂起，他也決心在1966年將政權的硬度減輕，例如開后言論自由，以議會1／4的席次交由直接選舉，使已婚婦女有選舉權，法律上承認信教自由，停止長槍党控制工會。最后則指定卡洛斯（Juan Carlos）為儲君及他本人之繼承人。后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長槍党運動，自是才全面結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歷史階段。以一個法西斯的首腦，能在第二次大戰后繼續存在，已屬不易，而且佛朗哥的專制政体不經暴動即進入民主体制，尤為歷史上罕有。 然則贊賞獨裁者非本書之宗旨。況且佛朗哥的政權在經濟管制期間產生黑市，官僚机构中出現貪污狼藉的情事。雖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學生，甚至教會，仍在批判、反對他的政權。佛朗哥放在口頭上的救濟貧農政策很少兌現。長槍党執政初十年很少有規划農村之事，以后經濟情形好轉，才逐漸施惠于農民。其重點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國家投資于灌溉及筑林、開拓荒地，放寬信用貸款、維持最低工資。雖有些貧農分得一些田地，但為數不多。而最有效的農村政策，并非將大地產分割為小塊，而是組織貧農，將分割得至小此來彼往不便經營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西班牙一般農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內有了相當的增進。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農業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准提高（此又由于西歐普遍的經濟繁榮），農作物价格提升，同時鄉村人口流動到城市及國外，減少內地壓力所致。 佛朗哥的事跡，使我們更覺得有將歷史視界放寬放大的必要。在現今國際場合中，西班牙實為小國（面積不逾20万平方英里，不及中國1/15，人口在1936年為2500万，在1975年為3500万，亦不過中國一省）。加以內戰以前已經有相當的工礦及商業基礎，土地上增進開發的程度則有限。所以整個的改組与其從最下端和最落后的部門著手，完全放棄私人財產權一切重來（這也是當日人民陣線的計划，內戰期間他們已在沒收地產組織集体農場），不如從中層強制干預生產關系，來得迅速有效。只是兩者都束縛人身自由，也都有殘酷暴虐的趨向，很難使人事前判斷誰是誰非，如是才有內戰之展開。 內戰期間雙方戰死及傷重而死和在敵后被屠殺者27万人。又經過大變動，戰后因各种原因陸續殞身超過尋常死亡率者，与前數合計可能共達90万人。所以西班牙所付代价不為不巨且深。如果這樣的犧牲在歷史上不是全無意義的話，我們只能說這是改造期間難能避免的痛苦。也像其他內戰一樣，志士仁人之血与投机分子之血縱橫交流。所幸長槍党法西斯体制只為過渡期間的惡毒工具，從未被歷史安排作為長遠之寄托。今日西班牙汽車制造工業与化學工業不強，而以旅游為各种企業的最大宗，以全國40％的就業人員從事于服務性質之工作。也因為西班牙之歷史与古跡及气候暨地理環境，才有此机緣。這一方面表示現今世界經濟已超速的國際化，另一方面也顯示人類集体适應于經濟趨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誠有如司馬遷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綜合看來，改組舊式國家以适應資本主義有不同途徑，而內中的基本法則只有一個，此即將下層結构里各种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丹麥以割讓國土而達此目的，西班牙則被法西斯体制統治40年而達此目的。重建一個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帝國，不可能解決西班牙內在的問題（從以后法國在北非的經驗看來，恐怕只會增加問題）。而只有使農產品与農村剩余的勞動力与都市經濟對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進入一個小康局面。世事之發展如是，我們只有更注重從技術角度看資本主義，而不以意識形態看資本主義。具体的敘述与抽象的分析 本書以資本主義為主題，而內中缺乏將“資本”這一因素的功能与效用仔細琢磨的階段，恐不免為批評者所指責。可是各章節早已講明，“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最初就沒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曖昧游离。如果我們在當日有机緣插足的話，必會有不同的建議，即像“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或“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亦較資本主義為佳（前者即見于亞當·斯密筆下。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詞又都已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因為資本主義是一种社會現象，資本雖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點（資本主義之重點在其成為一种組織和一种運動，牽涉到全社會）。 同時，將“資本”這一因素仔細琢磨考察，屬于經濟學的范圍，有如從“价值論”（theory of value）延伸到剝削論（theoryof exploitation）。這個辦法將千變万化的世事，极端簡化為几個能被作者筆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進一步將許多具体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后作者才能將筆下的題材縱橫解剖，左右逢源。這种辦法固然有它啟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經濟研究的線索，不過過于接近哲學，不足為歷史家的憑借。如近身之事，“婚姻”可為歷史題材，因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离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習慣、嫁妝及媒妁之出現都有事實上之根据可供搜索分析。今若舍此不圖而另創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范作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將已經證實的事項交与這抽象的觀念去權衡，則其作用全在支持意識形態，已和歷史研究相去至遠。 這本書的敘述，在每一事例之中，動輒包括數十年，也屬于“大歷史”的畸范。大凡將人類歷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作者已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下圖闡釋白己的態度．現在不妨重述一遍： 圖上實線部分，代表人類之歷史，它不過是自創世以來，和下接未來世界當中之一部分，符合康德（Immanuel Kant）所謂“現象”（phenomena），兩方之虛線部分則符合康氏所謂“超現象”（noumena）（康德之區分由于因果作用[causality]，而不由于前后排列次序。所以我們不能說以上之引證恰“等于”康德所用名詞。然則在歷史學眼光看來，時間亦可以算作一种原因作用，所以稱“符合”，不算完全頂冒）。向外之長箭頭代表人類之理想，經常有脫离現狀的趨勢，實際上這种向外擴充的力量仍被內向的和保守的力量牽制，圖上以較短之箭頭表示之。結果人類采取的路線不外這兩种力量湊合而成的總和。只是我們永遠無法脫离歷史与地理之賦予，縱有突破性的進步，仍只在這弧線范圍之內。實線前后的兩段虛線，既屬“超現象”，我們無法證實，也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推斷。人類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們不能強不知以為知。這樣寫歷史，避免落入一個目的論（teleology）圈套。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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