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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17世紀的內戰，是歷史上一個令人百讀不厭的題目。也因其事跡牽涉廣泛，各种机遇錯綜重疊，多方面的記載細膩詳盡，所以极不容易分析處理。譬如說變亂前后各种扰攘与清教徒所提倡的教義有密切關系，清教徒的思想和行動早已被公認為推進資本主義的一种力量。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可以直接說內戰的起因是由于英國資本主義之勃興，而圓頭党人也在直接或間接中成了資本家的工具？ 查理一世上斷頭台前夕，和他兩個年輕的儿女訣別（王后和兩個年長的王子已避難他邦）。我們至今還能想象他10歲小儿在哭泣中對他的答辭。1649年1月30日倫敦溶浴在冬日的陽光里，斷頭台上的准備卻延遲了一段時間。因為查理在特別法庭審判的時候，不承認法庭有此威權。執行死刑的人也怕他最后抗拒，于是在斷頭台上加釘卡釘，內穿繩索，准備必要時將國王綁縛。而這种准備全屬多慮，臨刑前查理表現相當合作，他甚至拿出一頂絲織睡帽，將自己的長發攏括進去。他又對劊子手說，他頭伏在木塊上的時候不要立即動手，他還要默禱。一到祈禱完畢，他會將兩手伸出，這才是用斧的時候。于是過程全照其安排，于午后二時零四分完成。 這個被命運遺棄的國王，臨刑還說了寬恕他仇人的話，希望英國國民享有他們的自由，并且囑咐生者，應當召開一個全國宗教會議，這些情節，即是300多年之后讀來，還不免令人心折。 查理·斯圖亞特极為剛愎，在政治上缺乏誠信，又受法國王后的影響。他曾在內戰時戰敗被俘，看穿了反對党人不能團結。希望在議會被長老會的一派操縱，而圓頭党軍為獨立教派（in-dependents，后為公理會派〔congregationalists〕）掌握的這种敵對陣容中造成分裂，坐收漁人之利。其王后則在外國買馬招兵，他自己也對愛爾蘭的保皇党另有安排。這种伎倆被克倫威爾識破，查理因此下台。 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標准丈夫、好父親，他信仰虔誠，他的君權神接觀念也使他堅持己念，最后關頭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報天神，下無負臣民。歷史人物和行跡就有這些令人感動又矛盾沖突之處，也可以使以后的歷史家隨著感情上的取舍而左右其文筆。而讀史之人又因所處的環境而有取舍，如有時提倡自由，有時又尊重傳統与紀律，也可以使對同一史跡的看法發生差异。我現在舉的一個例子，是當今英國歷史家艾詩立（Maurice Ashley），研究克倫威爾的權威。他年輕時曾著《克倫威爾：保守的獨裁者》（Oliver Cromwell：TheConservative Dictator），內中對克倫威爾全無好話，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書中被批評，譬如說他嫁女用費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類似嚴苛的批評。20年后，艾詩立又著一新傳記，書題為《克倫威爾之偉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Gromwell）。前書是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陰影下寫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獨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歷史人物身上。我們欽慕艾詩立坦白之余，不免在今后讀史時更存戒心。 英國歷史材料汗牛充棟，容易使外行的我們望而卻步。各种公告記錄早有圖書館檔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記、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憶錄、地方史可以個別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來，又分析為思想史、經濟史、法制史等等類目。而新資料仍不斷發現，例如納米亞（Lewis B Namier）從過去政客的文件中尋出家庭開支敗單等，而從這批資料中根据其數字及交往的關系，斷定其党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輕學者爭起效法。古奇（G．P．Gooch）作《英國17世紀的民主觀念》（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一書，即在一處參閱當日發行的政治傳單，多至30000件。 因為有了以上各种錯綜复雜的因素，英國歷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綜合。在學術上因專長而產生門派，古今中外一律，也無足怪。英國作家既已考證精微，不耐煩旁人作粗淺的解釋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們研究資本主義，卻不能不將英國的17世紀歷史作一种高度的壓縮，才能看出今日公認的資本主義在國際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舊交替之際英格蘭王國及不列顛民族所表現的特征。資本主義在17世紀的英國有長足的發展；這种發展不彰顯于當中任何特別的事跡，而顯現于世紀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從蘇格蘭來英兼英王為始）和世紀后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點）之間的大幅度差异。這個國家的組織在世紀的前端還沒有赶上時代，未有一個眾所公信的方案，各种爭執多集中在一种原則和一种抽象的觀念上，而以宗教為表里。世紀之后期，以上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但已逐漸澄清。所以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以主教管轄圣公會（episco－Pacy）体制，對其他各种宗派不加取締，已成為公認的原則，現代政党之雛形也于此時產生。如果資本主義在此中有所貢獻，其本身必為通過全社會之很多体与面，成為一种帶有綜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种粗枝大葉的觀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這种情形之下，我們非英國史專家，反能旁觀者清。況且中國20世紀也面臨一個大幅度的轉變。英國17世紀的人口，据估計約增加50％，大約從400万進到600万。有宗教上的爭執，但仍保全為一個基督教徒的國家。表面看來，這不能与中國在20世紀的變化相比。可是兩方的改變都牽涉到思想、信仰、內政、外交、社會、經濟与法制——總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体徹頭徹尾的脫胎換骨，在歷史中都無前例可循。又因為經歷時間長久，雖局內人也無法將全部經歷詳細敘述。在這些方面，兩者的經驗應當可以互相映證。 中國100多年來的顛簸始自鴉片戰爭。歷史家溯本歸源追究西方給予中國的影響，很可能對英國史有不同的看法。這也就是說，彼方的改革与設施，短處和長處大凡能對中國此后發展有長期性推進的功效之處，已應視作中國歷史之一部分，不妨編輯采用，研究中國的歷史家（不一定是中國人）或能繼續朝這方面進展。并且中國歷史規模之大，其賦予歷史家之廣幅胸襟，最能与西方歷史家注重精微相平衡。本人不過以客觀的立場在既定題材內重新安排眾所周知的事跡，以适合于本書之体制，并融出前后一貫的看法，還談不上重寫歷史。 1603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去世，都鐸（Tudor）王朝斷嗣，王位由詹姆士一世接繼，是為斯圖亞特（Stuart）王朝之始。詹姆士系伊莉莎白之侄孫，依西方習慣通稱堂表弟（cousin），自兼蘇格蘭國王。這也是朝代國家的辦法，英、蘇兩國此時尚未合并，各有其司法立法行政机构。 詹姆士以學者自居，曾御制《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TrueLaw of Free Monarchies），极度的宣揚君權神授。書中闡釋君權產生于尊卑上下的等級之前，也高于私人財產，所以自由君主不受外界帝王之干預，也不受臣下的要挾約束。他這專制獨裁的作風，与很多希望自由与解放的國民沖突，使斯圖亞特王朝在大眾關系之中陷于不利的地位。 概略說來，以后內戰誠君和成立民國之各种遠因，在詹姆士一朝都已埋下伏筆，有些因素，尚可追溯到几個世紀以前。英國 社會本來是一种混合性的封建体制（全國划分為縣〔shire〕，也有民兵[militia]）。這种封建是中國歷史里所沒有的。有些歐洲學者認為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歐洲西南時，与羅馬帝國的殘骸重疊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顯示著部落組織的型態，其上端卻又隱約表現著若干全國性的中央結构。這种制度的最大特征，為帶有契約性質的從屬關系，例如陪臣（vassal）之對領主（lord）的騎士勤務（knight service），每年有40日的義役。13世紀的大憲章（Magna Carta）又將國王的權利詳細規定，也是基于這种契約關系之精神。 可是到詹姆士嗣位時，以上情形早已改變。騎士勤務原來是因為陪臣有采邑（fief或fee），可以以土養士。這也只能行于中古戰事帶著競技性質，動員簡單后勤的馬虎條件下，最遲在英法百年戰爭之前已失去作用，否則愛德華三世用不著向意大利人大量借債（詳第二章佛羅倫薩部分）支持他的軍事。 大憲章自1215年公布之后曾經同位的君主稍加修正，依例頒布，不下40次，可是一到都鐸王朝，即未再提起。原來都鐸王朝兩位有力量之君主，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一世，父女在位83年，占16世紀之大部分，他們深得民心，亨利在宗教改革時沒收了很多寺院的田產，在位時已賣出一部分，伊莉莎白又繼續賣出。她個人采取穩健的政策，以机智圓滑的態度對付議會，因此都鐸王朝從未發生皇冠与立法机關的沖突，延至斯圖亞特王朝沖突才爆發，而伊莉莎白死時尚負債40万鎊。 英國的議會，本來不能算是立法机關。中世紀的習慣，法律統有過去之成例，凡是以前未曾做過之事，現在有人提出質問，則不能做，也無需立法机關。國王召集議會，全系由于特殊問題發生，需要各界代表參与磋商，有時也倚之判決特殊案件。召集也不定期，議員到會也只算是一种義務。上議院為貴族院，為有爵位及高級僧侶之集會。過去全國土地大部分在他們名下，所以地位重要，現在則爵祿名位由國王頒賜，也可以出錢購買，總之上院控制的財富日削，其威望也因之陵夷。下院為平民院，成員為各縣鄉紳，每縣二人，稱為縣之騎士（knights of the shire）及各自治市之市民（burgesses）。他們地位日高，是因為全國財富逐漸落入他們手中。內戰前夕，傳說下議院的議員論及上議院曾說：“我們可以拿三倍的价格把他們買過來！”所以以后國王与議會的沖突多起于下議院。 既為封建制度，其政權与裂土分茅的形式及土地占有平行存在，地產也不能隨意變賣。但在中世紀，很多人利用技術上的漏洞，脫离此种束縛。名義上不出售，賣方仍自稱領主，而將土地“封”給買方，約為陪臣，得价之后，只責成他供奉一點名義上的義務，就完成了應有的契約關系，甚至“每個夏天采辦一朵薔薇花”，也可以算數。一位法制家曾說，英國習慣法比（commonlaw）的法庭“用虛构的事体堆在虛构的事体之上，以規避歷史上的負擔”，由來已久。 一到16世紀，封邑（manor也可以譯為庄園，可是与中國庄園的性質截然不同）已可自由典買抵當，可是內中又有無限的复雜情形，其症結則是封建制度雖早崩潰，但很多封建習慣并未消除。所謂“終身產業持有人”（freeholder），情形尚屬簡單，直率說來他們即是占有土地之業主，得以自由買賣，也可以自由繼承（按理如直系親屬死盡，應將土地退回封邑之主人，但是事實上無法執行）。即使如此，土地仍配有對封邑應納之地租，但為數之微已不值得過問。最成問題的是“副本產業持有人”（copyholder），他們大都是穡夫（villein，本書不稱農奴，而從serf音譯，詳第三章）的子孫，因為過去封邑記錄內有他們的名字，他們持有抄本，或稱某人某處有此抄本，即以為根据，占用土地。封邑所有人可能否定其根据，將之驅逐，或科之以佃費，稱為“罰款”（entry|fine），要不則強迫他們徑改為佃賃，又將佃賃期間縮短，到期加租或不再續佃。可是在封建時代，穡夫雖沒有領有土地，但他們祖孫有耕耘斯土的權力，亦非改成佃賃即可驅逐之。雖然他們對封邑承派有義務，這种義務有大有小，各處千差万別，即在封邑之中，也可能不同。他們一般缺乏安全感，是內戰前后一個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英國農作物价格自1500年至1600年上漲4倍至6倍，而且上漲趨勢尚未遏止。加以上述土地主權与租賃關系复雜，此時地產之經營產生极大差別，有些農場百年之內佃金增加了10倍，有些則全未增加。總而言之，在封建社會里，農業生產除了耕作人食用之外，大部分維持了有關人物各別的社會地位，很少的人用商業交換的方式謀利。這种情形在都鐸王朝已經改變，至斯圖亞特王朝變化更大。因為這國家已逐漸從自然經濟進展為金融經濟。 圈地（enclosure）在過去被認為是使小農流离失所，成為社會騷動的主因。因為圈地取消公地（common），小民失去牧場，而分得的私地小而不便經營，只好低价賣与大地主，所圈之地全部改為牧場，又減少勞力之需要，引起失業問題。但据最近的研究，則事不盡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情形不一，有些圈地尚為農民自動發起，從農場改為牧場和從牧場改為農場的情形都有。還有圈地之后，用灌木构成樹篱，增加排水溝，改變地形，并不減少工作，還需要更多勞力。總之圈地開始于16世紀之前，經過17、18、19世紀，到本世紀初期才完成，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須之步驟。17世紀的問題大都由于封邑拆散分割買賣，所買賣的特權含糊不清，佃戶又將土地分割遺傳，而習慣法庭只承認現今占有人的使用權（seizin），無法澄清所有權。這樣一來，一般農民惶惶不可終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封邑之主人則不知地產究在何處，也找不到承佃人。按固定收入生活之地主早已入不敷出。此時尚有投机的地主和做官經商的地主在混亂之中得利，成為新的鄉紳階級（gentry）。 農村經濟不能与新興商業合流，也是社會陷于混亂的一個原因。習慣法的成例，農作物只能通過設定的市場以“公平价格”出賣，不得私自交易，市場的組織不能重复。此時城市人口激增，如倫敦自1500年至1600年自60000增至20余万，40年后再增一倍，其供應關系与以前已大不相同，16、17世紀的流動商人（wayward merchants）對各地區間經濟的溝通有相當貢獻，只是他們的生活极不安定，生活也沒有保障。習慣法原為封建社會的產物，沒有應付現代商業的經驗。沒有适當的程序處置動產，在繼承人典當后則將產業交付貸方（mortgagee），借方（mortgagor）即失去使用權。破產与保險當然都談不上，即是控訴對方違約，也須證明本身實際虧本，因違約而喪失的机緣則不能算數，而且訴訟的時期往往很長，動輒10年。另外，社會對流動商人仍相當歧視。 以上各种跡象顯示，英國在17世紀初期所遇的困難固然可以視作一种法制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已進化，法制未能赶上，引起脫序現象。可是實際上的發展，早已經超過這樣的概說。其牽涉的不僅是法律和制度，而且是法律和制度所轄社會体型的本質。在這种情形之下，英國之16、17世紀与中國之19、20世紀有其相似之處。上層人物尚在爭辯如何對付這問題，下層組織早已脫穎而出，其發展超出當事人之歷史經驗，才有內戰之爆發，而且其爭端還摻雜著很多宗教色彩。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因財政困難而召開議會，待議會批准新的稅法。根据中世紀的習慣，平時國王以他自身的收入支付費用。歷來英王皆是全國最大的地主，直接操縱1／6的地產，都鐸王朝沒收寺院產業時，尚可能多至1／5。但經過近百年的變賣、損耗，加以殘存的土田多分散，此時复難發生租賃之功效，大概國王傳統性質之收入，每年不過20万鎊，再加上關稅，即所謂的“吨稅和磅稅”（tonnage and poundage），亦即船鈔以吨計，進口貨物以磅計，每年約可征收20万鎊之數。但國王之開銷，在17世紀初年之平時，也需50至60万鎊。如果爆發國際戰爭，則軍費一項動輒100万鎊。英國此時仍無常備軍，海軍之組織才剛有頭緒，所以王室的財政主管捉襟見肘，經常負債100万鎊以上。也有人說國王生活奢侈，對寵信的人賞賜過度，不過這些指責不能否定其背后的一個事實，即：財政組織過于陳舊，無法融合于政府的功能亟待展開的時勢。 伊莉莎白在位之日，只授權議會討論財政稅收，大凡宗教与外交事宜由其全權處理。一到斯圖亞特王朝，國王權力大減，國王因財政問題召開會議時，議會往往在答复國王財政需要之前，質問其行政方針，而在爭辯時提出宗教与外交事宜。這一方面固然是詹姆士父子不得人緣，一方面也顯示時代已變，17世紀英國已處于一個內憂外患的環境里，其臣民已不再漠視這關系全國人民生活的事体。 17世紀也是清教徒活動的時代，世紀一開始，英國的國王、英格蘭教會和各大學站在一邊，議會与清教徒在另一邊形成對立。可是一提到這題目，歷史家就感到困難，因為清教（puritanism）本身是一個不容易捉摸的名詞，即專家亦稱其“靠不住，無從證實”，有些人又認為它是“高利貸的資本主義与企業的泉源，其潮流則可以領導進步之民主及社會之騷亂”。誠然以上情形都在英國之17世紀發生，可是說者卻不知如何將這些互不牽連的因素綜合在一起。陶尼曾說，歐洲中世紀的思想是以人類各种活動与利害构成一种价值上的層級系統（hierar-Chy of values），經濟只是當中的一個因素，而在這系統之最高瑞，則為宗教。讀者仍不免感到茫然。 在這情形之下，最好把視界放寬，首先承認人類是一种宗教的動物。這里所說的宗教，是廣義的宗教，包括有形与無形的組織，入世与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籠括著人生最后之目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導引出來一個与旁人關系之要領，不妨以宗教視之。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一种顯而易見的迷信，只要它凝聚于一個“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眾的力量，即不失其為廣義之宗教。我自己年輕的時候忽視中國人的宗教性格，后來讀書做事的時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諸己，才領略中國的儒家思想和習慣也是一种宗教。我也記起中國內地，民間在房屋階檐上供奉著“天地君親師之神位”，即已是民國二十多年，祀奉未絕。成婚時男方仍用紅紙大書“文王典禮”，喪事雖用佛教儀節，其“披麻帶孝”，仍是按專制時代的規定。這時候我再讀明史里面考察地方官的條例，就輕易地察覺他們注重各官移風易俗的能力。嘉靖帝朱厚熜因不承認自己承繼于弘治，尊奉本身親生父母，而引起群臣反對，几乎釀成憲法危机。而明清的刑法仍沿襲漢唐，以“五服”之親疏，作判斷的標准。民國初年軍閥通電全國，其文辭仍以“全國各父老”開始，魯迅和陳獨秀反對的即是儒家思想的濫用。即使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与西方新聞界發生沖突時，也仍有儒家的“來百工柔遠人”的集体觀念和基督教所表彰的個人主義兩不相讓的形勢。即是西方人描寫中國人的小說如《大地》（Good Earth）及《夏威夷》（Hawaii），也仍以子承父業的習慣在血緣關系之中得到永生的不朽作題材。曾子所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就在以上各种事跡中不斷重現。尼克松曾說：中國人動輒設想千多年，西方人只顧及几十年，實有其道理。 這后面的一個原則，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不能全憑鐵掌操縱。即算興文字獄、主持特務政治，也要主持裁判的法官和特務的爪牙相信他們自己的工作具有社會价值。大部分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隨時鞭策、到處監視。其所遵循的法則，必有幕后之協調。這种力量，即是我們所述的廣義宗教。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嚴格言之，不外各分等級之士地占有人因襲其社會地位，長期保持其經理的体制。下層政府与各封邑領主之家室不可區分。而朝代國家的辦法，是領士可以遠隔而不相關聯，其人民包括不同种族，使用不同語言（百年戰爭即是由于英王愛德華三世企圖掌握法國之諾曼底；迄拿破侖崛起時，英王仍自稱兼法國國王）。于是宗教更形重要。當時全民屬于教區（parish），向教堂付什一稅，教堂有養生送死、登記各人之出生与婚姻、遺產繼承及其他民事之憑藉，也可以懲戒信民。禮拜缺席的信民尤要被罰。所以教堂不僅為變相的政府，其功效尚超過一般之政府。 17世紀英國之內憂外患，宗教事宜沒有著落，也是其中因素之一。一個世紀之前路德提出宗教改革，已經將羅馬教廷之信用戳穿。可是路德所提信民即是長者說以及加爾文之命定論破坏了整個基督教1000多年來的組織系統。基督教憑的不是中國人在血緣關系里獲得永生，而注重個人的贖身超度（redemp－tion）。也可以說是通過一种神秘解釋，在個人与神的關系中獲得精神上之永生。可是良心之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全系個人之事，沒有外形的協定，是故宗教失去其一般性和社會性，也難成為協定全民生活習慣的一种力量。比如圣餐（thelord’s supper）是基督教中一個重要的贍拜儀式。歷史上的基督曾与他的門徒舉行最后一次晚餐，他曾將面包与酒給予門徒，又說：“吃吧，這是我的身体！”和“喝吧！這是我的血！”中世紀的神學家曾創“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此中trans為改變，substance則是物質。變質說認為僧侶將面包与酒給予信徒，這些物質實際是基督之血肉。路德不承認這种說法，可是仍相信舉行圣餐時基督确實來臨，所以信民必須有信心（faith），也就是要打開自己的心怀，接受神之恩惠。可是圣餐也可以完全當作一种紀念儀式，不涉及基督之來臨。因為這些觀點之不同，禮拜時產生儀式上的差別。甚至面包与酒應由神父親自一一授与信徒，或由長老傳遞；餐桌應橫擺或直放，都能產生嚴重爭執。 一個世紀之前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更將复雜的因素加入微妙的關系中。亨利曾有志做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此志未遂，又想以親信紅衣主教伍爾西（Thomas Wolsey）做教皇，亦失敗，才以离婚為理由和羅馬決裂。他又在事前停繳教皇之年例，事后沒收教堂之財產。凡此財政算盤和民族主義之考慮超過神學領域中之取舍。亨利又自稱是英格蘭教會之首長，更把他自己 和繼位人視為半個教皇。以后英國的國王即是想不干預教堂之事，亦不可得。 亨利身后都鐸王朝之宗教政策經過激烈而反复的波動，不少信徒被殺或亡命海外。1588年西班牙艦隊之來犯，与宗教問題有關（另一方面則由于伊莉莎白出兵援助荷蘭，詳第三章）。最后伊莉莎白朝的妥協，也仍是不了了之。英格蘭教會頒布的三十九信條（Thirty－nine Articles）和祈禱書（Book of Com－on Prayer），仍是在命定論及自由意志之間模棱兩可。仍希望在天主教及加爾文派之間采取中立。只是宗教上的事体很難中立，并且各人對神學解釋之反應往往不可預知。如果一個人能否被拯救，全系預定，則信仰之事确系個人之事，主教也是多余。反之如隨自由意志而轉移，則教會紀律仍极重要，僧侶也有他們的用途。詹姆士一世所說“沒有主教也無需國王”即針對后說著眼。 以后這教會組織問題由三种派系交互作主：（一）主教團（episcopacy）保持現制，承襲羅馬傳統，舊主教傳位于新主教一脈相承，主教對國王負責，有如詹姆士之期望。（二）長老會（presbytery）采取加爾文派組織，教堂由長老及執事等构成，各人由信民推舉，也仍有全國机构，卻不受國王干涉。（三）獨立派（independents，日后發展為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s]）將命定論之作風更推進一步，各教堂主持人由各地信民推舉，不設全國組織，各地都有獨立的小教堂。克倫威爾即為此派，其軍隊將士以此派為多。 清教徒不限于以上各派。獨立派固為其中堅，即較溫和之英格蘭教會僧侶，不堅持取消主教團，只運動在其他方面求改革，仍是清教徒的一支。此外教友會（Ouakers）、浸禮派（Bap tists）等各宗派更是清教徒。總而言之，清教運動開始于伊莉莎白時代，又傳入美洲，至17世紀內戰時達到最高峰。他們大体相信命定論，但清教徒卻不能以神學而成為一個獨特的集團，他們注重淨化教堂，革除各种偽飾，不相信圣餐可能產生奇跡，盡量保存圣經上所述的体制，也嚴格禁止星期天內的娛樂（詹姆士倒在此時提倡信民在行禮拜之后，應使他們以各种競技自娛）。 以上各种經驗均為中國歷史所缺乏。今日我們批閱其記錄，在某些方面不免說其小題大做。舉一個反面的例子：一般西洋人士讀中國歷史，也惊訝于明朝嘉靖帝之“大禮儀”。嘉靖不稱弘治為“皇考”而稱之為“皇伯考”，引起群臣力爭，翰林院官員前往請愿時尚說“國家養士之用端在今日”，以致百多人被廷杖，十余人死于非命。這件事雖未如清教運動之長期抗攘，卻也爭論了好几年，在外人眼里，也是小題大做。其原因則是宗教包括了各种最高的价值和最后的觀點，這些因素無法分割，也無分大小，總之就是不能妥協。 克倫威爾早先并不同意內戰起于宗教問題的說法，以后才逐漸接受。從這里我們也可以想見17世紀英國的宗教是一個牽涉廣泛而又不可捉摸之事物。倘非如此，一位主要的領導人決不會輕率的加入戰斗，更不會在几年之后，還要由旁人告訴他其動作之真意義。此時另一個說法是，“任何物品一經霉爛，總因主教之腳牽扯在內”。可是有正則有反，如果宗教的范圍廣，也可以說當日人文因素單純，所以稍微調整安排就牽涉上一個宗教問題。清教徒的作為雖多，不外保持他們自己与神之直接聯系。所以他們始終反對國王和主教插足其間，也不容任何人將雕刻物、美術品替代稱數，如果此時他們反應激烈，則是因為過去假借威權，各种贊拜之儀節早已歪曲濫用。 在這情形之下，可以預見日后的發展：即清教運動對詹姆士一世的君權神授說一再駁斥，所以內戰尚未爆發之前，英王已處于被動的地位，甚至在精神動員的成算上已經未戰先敗。 外交關系也与宗教問題牽連在一起。 17世紀西歐三個主要國家——荷蘭、法國和西班牙——彼此之間長期處于敵對和作戰之气氛下。英國此時和他們的交往，更處于一個奇特的境域之內，任何時間都要找上一個或兩個為敵國，也可以隨時攀為盟友。此中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王朝國家的習俗不合時宜，而民族國家之組織又未就緒。王朝國家的辦法是各王室之間約為婚姻，其間經濟的援助以嫁妝方式承辦，糾紛也以家事方式調解，親戚間的關系代替同盟，亦可在國際場合中影響第三者。而民族國家的外交，以國家之利害為前提，以金錢与武力為后盾，使節及間諜的活動頻繁，全民參加，用費至多。斯圖亞特王朝与議會沖突之日，雖未明言，國王可以說議會責成他辦事，卻又吝于付費。議會亦可言說王室以國事為家事，在國際場合中的措施動違眾意，反要百姓出錢。 17世紀很多英國人不僅怕國王堅持由英格蘭教會派設主教的体制，還怕恢复天主教。16世紀末期，天主教人士發動了不少改革，曾替羅馬教廷收复不少失地，在歷史中稱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英王在此時提倡君權神授，有將英國重新歸納于天主教羽翼下的趨向。根据過去的經驗，這种運動如果成功，很多人的身家性命資財都將受影響，因此17世紀謠言紛起。而英王詹姆士停止對西班牙的戰事，為查理向西班牙王室征婚未能成功，又替查理娶了一位法國公主，都是不孚眾望、引起怀疑的行動。他的德國女婿以新教徒身份被推戴為波希米亞國王，雖有瑞典和荷蘭精神上的支持，卻敵不過神圣羅馬帝國實力干涉，導致三十年戰爭。但英王詹姆士并未出兵救援。英國与荷蘭的關系則更為特殊。雖然彼此都屬新教，但在漁業和航海業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經營上卻是敵手，終17世紀，英國也与荷蘭大戰了三次。在這情形之下，任何主持國政的都難免遭遇尷尬的局面，而斯圖亞特王朝之不得人望，使這种局面更加惡化。 查理在1625年繼位，聲望更為低下，他雖与法國聯姻，卻因支持西格諾派（Huguenots，法國的新教徒），在法國兩方都不能討好，使其聯法抗西的政策無法實行，只好于1630年結束對西班牙的戰爭。當時議會里的反對派，也算是清教宗，很多人在西印度群島投有重資，西班牙軍隊在此登陸，等于打擊了他們苦心經營的成果。他們在查理不召集議會的11年間，經常借公司營業會商的机會討論政治，于是又把各人在商業上的損失与國王迫害清教徒的事實連成一气。 這几十年英國為向大陸進軍，在各地強迫征調兵員，而其衣服糧秣未備，政府又長期欠餉，以致作戰時缺乏紀律，有時將士抗命，在國內又駐扎于民間，百般騷扰，与中國軍閥時代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處。 如果与蘇格蘭及愛爾蘭之間的問題可以算作外交，則英國的內戰也可以說是終因外交上的問題而發難。詹姆士一世在位22年，他和議會的沖突已經快要決裂。查理一世又因為議會不合作，一味評議他的政策，而于1629年解散議會，之后11年間未召集議會。他用罰款方式，向各人單獨的“勸捐”及收取“造船費”等等辦法搜集經費。這些辦法雖犯眾論，但只要他不借議會之助而能應付財政上的需求，大家痛恨他卻又無可奈何。最后這种局面則為蘇格蘭的問題所打破。 查理受大主教勞德（Willam Land）主使，對蘇格蘭教會加緊管制。因為國王既相信君權神授，“作之君，作之師”，而且兼為兩國之國王，不能在兩國作法不同。可是蘇格蘭教會向來以長老會的形式存在，詹姆士雖派有主教，也未變更其實質。查理的改革則牽動了很多儀式及組織，也間接妨礙了不少蘇格蘭地主的利益。這种行動所引起的反抗，演成一种簽“誓約”（Covenant）的運動，參加的人立誓保全蘇格蘭教會及長老會的組織，一時如火燎原。查理派兵討伐，反被蘇格蘭軍隊打入英格蘭境內。蘇格蘭人對國王的要求為每日軍費850鎊，直到這“主教戰爭”（bishop’s War）獲得解決之日為止。因此查理在1640年召集兩次議會。5月初的議會稱短期議會（Short Par-liament）。國王原來希望議會為他籌餉，批准戰費，但事与愿違，議會反攻擊查理對國事的措施，所以查理將之解散。11月再召集之議會，則稱長期議會（Long Parliament）。因為蘇格蘭的問題未能解決，國王只能再度召開議會。長期議會經過不少波折，可是概言之即是日后与國王對立發生內戰、弒君，被克倫威爾整肅解散，卻又在1660年再度召開，宣告本身應當解散，而召集下一屆（复辟議會）之議會，前后經過20年。 就在長期議會召集之次年，即1641年，愛爾蘭發生變亂，查理一世准備征討。1642年議會通過“民兵法案”（Militia Ordi－nance），軍事權完全掌握在國王手中。于是查理北行，在諾丁漢（Nottingham）成立行營，內戰由此展開。 英國內戰前夕，各种事跡穿插曲折，牽涉的人物，脾气性格复雜，容易引起讀者猜想，是否事實之展開一定要如歷史所決定之程序。其中也好像千頭万緒，稍微安排之不同，即可以使以后之結果發生至大之差异。 可是3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們回頭檢閱這些事跡，就會領會到歷史之戲劇性与歷史邏輯不同。也就是革命之浪漫史不一定与革命之結局相符合。放在個人經歷的立場，其事實千變万化。可是從長時間、遠距离、大視界的眼光看來，雖然各事時机仍不可預測，也有其神秘性，可是其中瞻前至后貫穿縱深的因果關系，則又似乎可以一目了然。 查理一世在蘇格蘭接受誓約時曾說：要是此事他尚不能干預，則英國國王之地位將与威尼斯之統領無异。而以后之發展也确實如此。立憲君主制，國王只是儀式上的領袖。而且政教分离，也是宗教獨立派之始祖布朗（Robert Browne）所提倡的宗旨。可是很難想象17世紀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可以像一個自由城市一樣的管理。英格蘭國王成為英格蘭教會之首長，至查理也已100年，要是此時說他應當置祈禱膜拜之事于不顧，只要安心做富貴閒人，也未免不近人情。同時英國又极端的羡慕荷蘭共和國，書刊常敘述荷蘭的富麗繁華、人民勤奮、自由風气彌漫，甚至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認為英國人艷羡荷蘭城市是英國革命的原因之一。然則荷蘭由于過去無統一之政府及法制，向來各省自主，才可能由城市領導鄉村。而英國企圖效法，反有無處著手之感。 這种种不可能之事日后逐漸成真，當中經過內戰、弒君、革新為民國、复辟和第二次革命彼此牽連的各种大事，英國社會之本質也在動蕩中改組，這种改組，不能說与資本主義無關。 在這种情形下，我們無法以個人之賢愚不肖解釋歷史。只能將英國17世紀的經驗看作一种极大規模的組織与運動，而在其發展中窺見歷史長期的合理性。 查理·斯圖亞特缺乏誠信，可是他對民瘼之關心又很難否定。同時，不少為他盡忠的人士雖冤死而不辭，如前愛爾蘭總督斯椎夫德伯爵（Earl of Strafford），更可見得國王之作為，也不是毫無原則。查理的宗教政策大都受大主教勞德影響。勞德關心小民之生計，反對圈地。對宗教之事，注重紀律，認為英格蘭教會應保持其全國一致之儀式，并且主教的組織万不可缺。從這些條件上講，我們縱然評判他們不合潮流，也不能遽爾說他們的保守立場即是居心叵測。 法律不能暢行，實是內戰無法避免的最大原因。英國的法律和中國的不同，他們沒有每個朝代各自立法的習慣；法律是自古至今一脈相承的。但是他們也沒有將社會各部門統一歸并的法庭，而是教會有教規法庭，封建有領主法庭，商人有市長法庭，國際貿易有海事法庭等。迄至16世紀已有不少整頓，都鐸王朝將司法權集中。可是一般來說，全國性之法庭仍分兩大類，執行習慣法之法庭有民事法庭（Court of Common Pleas）、王座法庭（King’s Bench）（這兩者之間區別微妙，也在長時間不斷改變，有時同一案件可能由當事人挑選其一投入訴訟），和財政大臣的法庭（Court of Exchequer，專受理与國王收入有關之案件）。習慣法根据封建組織里的農村習慣，成例較僵化，各法庭動作較為遲緩。補救的辦法，是在國王名下另設几個職責不同的法庭。內有皇廷大臣的法庭（Court of Chancery，皇廷大臣（Chancellor主持國王的禮拜，他掌握此法庭，表示以國王之良心作主，接受特殊的案件），高級委員會的法庭（Court ofHigh Commission，專管宗教上的事宜），和星房法庭（StarChamber，專管政治犯）等，以及其他几個關系較輕的法庭。 這群組織統稱特權法庭（prerogative courts）。它們審判案件，一般脫离習慣法而根据平衡法（equity）。平衡法本身非法律，只代表一种法律觀念，簡概的可以“以天理良心行事”綜括其宗旨。這中間的分野則是習慣法根据過去成例堆砌而成，凡事都要合法（legal，合法則是有過去之事例可援，合理与否，不再計較），平衡法則須要合理（equitable）。 表面看來習慣法的程序与內容已不合時宜，特權法庭乃為彌補其缺失而設。在斯圖亞特王朝之前，皇廷大臣之法庭已邀請習慣法之律師參加合作，財政大臣的法庭也有接受平衡法的趨向。可是17世紀的糾紛一開，只因“特權”這個字，也可以使兩方分手對立。星房和高級委員會也可以說是平衡法的刑事法庭。它們之成立，是由于習慣法缺乏對付煽動變亂（sedition）和懲戒誹謗（libel）等處置。可是在查理一世的時代，這些法庭懲罰政治犯及宗教犯，尤其是懲罰擅印挑撥性的傳單之作者，慘极人寰。判無期徒刑的不說，帶枷和鞭撻割耳黥面等刑的大有人在。雖說這些刑法也曾行于都鐸王朝（所以它們并非不合法），但時代已變，至此引起极大的反感。所以爭端一展開，很多習慣法的律師（包括法官書記等）站在議會派的一邊，与清教徒為盟友。況且他們長期受著習慣法的影響，認為法律不能在政治的壓力下低頭，也使他們易于同情反對派。 這樣一來，議會派和國王爭執尖銳化的時候，一方企圖醞釀在多方求改革時打開局面，卻因襲了一种過了時的法制系統。另一方掌握了能修正法制的工具，卻用這工具維持君權神授說，又用以保障贊助极權政治之宗教儀式。而且它之施用肉刑，更是在英國文化史里開倒車。 17世紀初期的經濟恐慌，當然只增加了內戰的可能性。西歐大陸國際戰爭之展開，在羊毛沒有出路。荷蘭商船業興起，英國倍感壓力，英倫海峽之間又多海盜出沒。在失業威脅之下，很少人能對國王表示感激。長期議會開會之日，裁決斯椎夫德死刑，倫敦和西敏寺群眾麇集，各行業的學徒乘机鼓噪，空气更加緊張。加以謠言紛起，這時候縱有一分將兩方沖突性和緩化的可能，也在這動亂的气氛中一掃而光了。 長期議會在這种環境之下開會，對立的形態已成定局，于是反對派以一連串行動通過很多法規，以過去國王之抽吨稅与磅稅為違法，將好几個特權法庭取消，星房和高級委員會的法庭更不用說，連皇廷大臣法庭亦被提及討論。只因為這法庭仍有它的用途，才被幸免。前愛爾蘭總督斯椎夫德之判死刑，則是長期議會反對國王調愛爾蘭軍隊前來英國鎮壓反對派，算是給國王及其親信一個嚴重的警告。一般刑事程序既不能達到目的，斯椎夫德之死刑采用了“褫穿公民權法案”（Bill of Attain-der）來執行，也就是他的叛國罪只要議會多數同意，毋須縷列證据。此舉曾有前例，也算合法。大主教勞德則被監禁5年，終在內戰時期處死。議會還怕國王下令終止他們集議，于是通過法案，非經本身同意不能解散議會。 綜合這些行動，長期議會已經走上革命的途徑。它已經無法利用它目前的威權繼續以前的議事程序，也就是以前的議事程序無法容納現在議會給自己攬納的威權。愛爾蘭變亂再起，議會只有再通過法案將全國的軍事性城樓倉庫以及軍官的派任權收歸自身掌管。國王只好离開倫敦，在北邊招兵買馬，內戰于是揭幕。 300多年之后的今日，有關英國之內戰可綜述如下： 大凡一個國家，必定要有一個上層結构（superstructure）和一個下層結构（infrastructure），當中的聯系，有關宗教信仰、社會習慣和經濟利害，統以法律貫穿之。總要做得上下合節，首尾一致。要是當中聯系不應命，政局必不穩定。補救的辦法或改組上層結构，或修正下層結构，再次之則調中層組織，如重訂稅制，頒行新法律。只是英國17世紀有如中國之20世紀，上層結构（國王、議會和英格蘭教會以及軍事外交等机构）与下層結构（土地占有、農業生產与分配、商人之權利義務等）同時与時代脫節，中層的社會、宗教、經濟、法律各种因素都要重新改組。內戰只是這長期改造中顛簸得最厲害的一個階段。 在這里我們也可以重新考慮以上曾提出的一個問題：什么是清教徒？ 中文“清”字，很容易產生誤解。英文的purify，實為純洁化。清教徒有一种將教會洗刷干淨的宏愿，他們的運動是一种帶著戰斗性的群眾運動。所以當初因宗教信仰被迫害的清教徒，宁可离開家鄉，在北美洲披荊斬棘，另開天地，表現一种雙手万能的气概。因之這清教運動必然是一种以“成功”為宗旨的道門（cult of success），也有一种獨立的性格。尤其堅信加爾文命定論的人士，他們既划分世人為預先被選得獲拯救和被遺棄而遭譴罰的兩類，邏輯上他們只能相信自己屬于前者，而与他們作對的屬于后者。只要他們自己在神前忏悔接受神的慈悲，即為已被選獲救的象征。他們自己身后之事既已無庸顧慮，可以專心一致的去證實自己确已獲救。嚴格的來講，他們的生活并沒有另外一种更高尚的目的。清教徒既有了如此心理上的准備，作戰時必一鼓作气，做生意也必表彰其赤手致富的精神。离開基督教神學的立場，我們也可以說，在需要強化民族國家，開拓殖民地，成立資本主義社會的17世紀，清教運動适時而生。清教徒擺脫了中古以來一般人在養生送死的程序中，沒有選擇性的成為教徒的習慣，而在這有机轉性的時期中各人經過一段宗教上的靈感和經驗，容易將他們的一股信心主動的放在正在他們眼前展開的新世界潮流之中，將各人的冒險性格和獨立精神發揚無遺。他們所要求的自由，大致也就是這主動權。 英國內戰，不能用階級斗爭的籠統觀念概述。照理推論，有家世聲望的貴族大地主必較趨向保皇党，新興的紳士階級，尤其中級地主和商人，則有傾向于議會派的理由。可是實際的發展不盡如是，長期議會會員站在兩方的，并不顯示就帶著以上不同的社會色彩。有些家庭的成員甚至參与敵對的陣容。雖說英國東南沿海一帶，尤其接近倫敦的地區，以同情議會派者居多，西北与新型商業接触少的地方則大致同情國王，這樣的對立仍只是一般印象，內中還有無數例外的情事。即是在其中某一方面控制的地區，內中也有不少敵對的人士。所以以后野戰和攻城戰同時展開。長期議會集會初時一般反抗國王的情緒高漲，可是后來過激派做得太過分，引起反感，也激得不少初時同情議會派的人反而支持國王。所以其取舍并不全由經濟利害。 戰事初起時雙方都無常備軍，彼此都以“召列狀”（Com-missions of Array）召募軍隊。一般的情形是地主將他們鄰舍佃農武裝，給養与馬匹也由召集人捐助，議會軍則另有統籌的津貼。雙方都不缺乏軍官，因為很多人曾在大陸參与戰事。勤王軍最大的損失則是海軍不發一矢，全部投效議會軍。國王靠外界接濟的机緣本來已很渺茫，失去海軍之后更為無望。勤王軍受英國地主生活影響，善于馳騁狩獵，因此在騎兵戰術上占优勢。但是他們的資源不充分。戰事持久，議會軍又逐漸占上風。 戰事展開兩年仍胜敗不分，雙方開始尋覓外援。查理一世從愛爾蘭人獲得的援助至為有限，而且他与天主教人士周旋，引起國內英格蘭人的反感。議會則和蘇格蘭接洽，蘇格蘭的條件是議會派的人士簽字于誓約，承認長老會的宗教組織。協議成功后蘇軍入境，使北部的勤王軍兩面受敵，极收牽制之效。但是南部的勤王軍仍能采取攻勢，也曾數次擊敗敵軍。兵餉沒有著落、部隊缺乏紀律是兩方的通病。很多部隊只愿保護家鄉，不愿遠征，還有很多為部隊長一手招募經營，一旦部隊長戰死，部隊即瓦解。 直到1644年冬盡，議會才組織新模范軍（New ModelArmy）。以后，兵餉的發給比較正規化。后勤部隊也漸有頭緒。普通的士兵都穿制服，嚴禁向民間劫掠。議會的會員不得兼軍職。克倫威爾時則例外。他以中將統率新模范軍的騎兵，部下大率由劍橋一帶稱為“東鎮集團”（Eastern Association）之地區募來，將士歷經征戰，宗教上的信仰則屬獨立派。因此，他們日后尚要在英國歷史上留名。此時則因他們以清教徒的精神施用于戰場，獲得成果。1645年納士比（Naseby）一役，他們將查理一世親自指揮的主力擊潰，戰后又追奔逐北十多英里，以至對方全部輜重以及國王之書信文件均被俘獲。勤王軍自此解体。新模范軍之出現，顯示軍隊已非私人构成之組織。英國高層机构已有蛻變之勢，只是內中仍有問題。 納士比之后，議會軍只從事肅清勤王軍殘存的城市和碉堡，但是戰事仍延至1646年夏天。5月，大勢已去，查理化裝出走。先南向倫敦行，半途又折向東北，至此他還想覓船航海，未果，最后北行，自投于參加內戰的蘇格蘭軍。這時他還以為蘇格蘭人對他的處置會比較契合。但是蘇人留他半年，因為談判不得要領，將他交給英國議會以換取40万鎊之欠餉，然后撤退回國。 國王成為俘虜之后，和他敵對的蘇格蘭人、英格蘭議會和新模范軍也開始彼此之間的斗爭，前二者在宗教上為長老會所左右；后者則為獨立派之中堅。這時候絕大多數英國人仍相信國王是不可或缺的，問題只是立憲君主制的詳細內容。查理曾說：“平時治理國家不在刀劍，而在講道壇。”可見得他深信當日宗教在政治上的重要。他的書牘和行動，也顯示他一直沒有放棄以主教治國的希望，唯迫于環境，不得不与對方周旋。一到時机好轉，他仍准備以主教團支持他的君權神授說。議會里的多數派屬于長老會。他們既簽有誓約，也覺得雖不用主教，到底也要有一個全國性的宗教組織，如此英格蘭与蘇格蘭教會的事才有彼此交融的可能。 在獨立派看來，實行誓約，采取長老會的制度，對他們一樣不利。要是因此禁錮他們的教壇和活動，或讓他們在全國体制之外自行瞻拜，都是難以接受的。此時全國仍有供奉教會的什一捐。獨立派被迫以1／10的收入供全國教會，還要另外自費組織教會，另外出錢請牧師。既有全國教會，則有教區，因此人民之行動也仍受其管制。英國議會雖有一部分由于信仰自由而對國王作戰，此時仍下令不許普通人講解圣經；怀疑基督神性的人，仍會被判死刑。听以宗教的獨立派對長老會的多數派也是心存戒懼，也相信他們是想干預人与神之關系。 當這些糾紛尚未解決時，議會提出裁軍。各部隊開始集中悉听遣散，但對欠餉并沒有适當的處置，應募前往愛爾蘭服役的士兵少，以獨立派為主的軍中將士決定自行其是。1647年5月他們派兵強行接收國王查理一世。其次，他們組織軍人參政會（Council of the Army），以將級軍官及每團其他軍官二人士兵二人組成。他們聲稱除了出入鋒鏑，既為自由的公民，最低也有對國事說話的權力。于是推克倫威爾為領袖。他們既和議會做到兩不相容的地步，回頭想与國王交涉可能較為容易。查理則認為陸軍与議會意見分歧正是他得利的机緣，果然為其料中，所謂第二次內戰于1648年展開。 但是在1647年年終之前，國王查理一世又做了兩件失卻民心之事。11月間，他從被扣押的地方逃出，出奔威特島（Isle ofWight），他滿以為島上總督會听其擺布，不料后者仍將之拘禁。12月，他又与蘇格蘭人簽定密約，同意全國實行長老會制3年，且積极壓制獨立派的信仰。在簽訂此約之前，他曾致書議會，要他們考慮陸軍提出的方案。他不僅出爾反爾，而且暗中央結蘇格蘭人進兵，對和他交涉的人講，則是陽用緩兵之計，陰圖克害。所以查理日后之被弒，既有歷史家譽之為烈士，也有的說他是自食苦果。 然則查理在歷史上的地位還算固定。他的一生以君權神授始終。從這出發點，他以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方式（詳第五章）和人身關系（personal）的方式維護一种非人身關系的制度（impersonal institution），因之他既為烈士，也系自招其咎。最難的還是闡釋克倫威爾的歷史地位。他和圓頭党以及宗教上的獨立派提倡良心自由，在歷史上成為一种過渡時期的產物。從長期歷史上講，信教自由開啟政治自由之門，而政治上的自由也開經濟上放任政策之門，因后者才能實現資本主義，可是這連串的關系，卻只能理解，而無法在一人一時一事上找著痕跡。個人的經歷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克倫威爾本人行事，有時候尚在前述關系之中表現矛盾狀態。 所以克倫威爾對西方物質文明的貢獻，還是以間接的在精神方面發生啟發作用為主。他的共和（Commonweaith）和護國（Protectorate）都是由環境造成，也不能在歷史上長久立足。但是他以自由（liberty）的名義參戰，戰胜論功，總是歸于神之光榮。圓頭党軍隊在戰場上唱贊美詩。此中即包涵了一個宗旨：只要各人認為良心無虧，任何應做的事都可以做。但是克倫威爾又不像當日的均平主義者（Levellers）那樣完全以理想支配現實。17世紀人文因素尚屬簡單，在中世紀凡事一成不變的習慣尚未革除之際，他的斷然處置和大刀闊斧的胸襟打破了歷史上的一個死結。經過他的試驗，英國決不能再回复都鐸王朝的舊局面了。 如果這种說法過于抽象和空洞，我們不妨在相反方向找出一兩個例子，作為較實際的證据。勞德任大主教時，約克大主教曾寫信給他：“我發現各處的牧師都在砍伐、更變、修正、節略和增添。”有些荷蘭員工受雇在劍橋以北的沼澤地（the fens）做排水的工作。大主教看到這些工人用他們習用的儀式做禮拜，立刻命令他們參加附近的英格蘭教會。在這新舊交替之際所謂宗教儀式，代表著不同的社會習慣，也代表著不同的人生觀。英格蘭教會更怕變更，自己也拒絕對新時代作調整。又根据可靠的來源，克倫威爾于1647年和查理談判的時候，他曾說出要是荷蘭的政治体系能移植于英國，英國人民必蒙其惠。這种話里表示他念念不忘良心自由，而非關怀一种抽象和空洞的觀念。尤其与英格蘭教會大主教之態度相比，克倫威爾的信仰是他思想的主宰。它既可滲透到政治里，也可以貫穿到商業政策和經濟生活中。他和其他的清教徒一樣，都以為自己的積极性格概系神賜。在同時代一切都在轉變之際，這种信仰也可以發揮于其他的地方。韋伯（Max Weber）說出清教徒之成為資本家，他們不复以賺錢為坏事，而認為是好事。積蓄財富不复受傳統道德觀念束縛，也不按現今的生活程度适可而止，因為賺錢已成為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此看來，克倫威爾雖沒有出面推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卻在他的領導下發育成長，而不在國王及勞德大主教領導下一成不變的環境里發育成長。 現在再追敘1648年的事跡。第二次內戰較前次單純得多。當時國王還被拘禁，雖說議會派、蘇格蘭人和過去的保皇党聯合与圓頭党對敵，但他們沒有統一的軍隊，起事時也只像沒有協定的反叛，此触彼發。新模范軍不費气力就將他們一一削平。只有蘇格蘭軍隊，曾与敵軍進行戰斗。可是蘇軍的行軍狀態，隊伍前后缺乏聯系，就給克倫威爾打得落花流水，整個二次內戰前后未逾半年，圓頭党戰無不胜。戰局一結束，克倫威爾等人即以“流不應流之血”的罪名，清算國王和議會。 整肅議會很容易執行。長期議會的下議院此時大概還有200名議員。圓頭党軍人派兵站駐門口，屬于長老會的議員約140人不許入內，只剩下50到60個議員，史稱“尾間議會”（RumpParliament）。他們任命了一個150人的特別法庭審問查理一世。國王不承認他們有此權力，并且認為自己所代表的不僅是本身，也是全國臣民和他們的自由。但是法庭由過激派為首，仍判他死刑。直到最后仍有很多陪審官不愿在“死刑執行書”（death warrant）上簽名，克倫威爾威脅之后，才有59人在行刑書上簽名。將國王處死是极不得民心的行動，只是這時以武力為主，反對克倫威爾的力量又都被鎮壓，英國的公民國家，自此開始。但是曇花一現，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稱當年為查理二世之第11年）克倫威爾被剖棺割尸示眾，斯圖亞特王朝否定公民國家和護國的合法性。 內戰前后，英國完成了無數政治文獻，有的由議會提出，有些由新模范軍的軍人提出，有的似臨時約法，有時又像議和的條件，內中有限制主教的權力、國王頒布重要任免時議會的同意權。有些文件還提及王室子弟的教育問題。總而言之，都有成文憲法的意義。為什么當中沒有一件為眾所公信？為什么當中沒有一件行得通？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以英國人的公平守法，竟沒有人能提出一個周詳的折衷方案，為眾人遵循？ 這問題似乎可在中國民國初年的無政府形態中找到一個類似的解答：中國軍閥時代，也有很多人發出無數通電和宣言，也前后寫過不少約法和憲法，而這中間最大的問題，則是撰寫者以一种理想的境界為標准，沒有認清自己的立場，也就忽略了這時候政府本身是一個社會上的游体（foreign body）。所以問題的症結不在權力如何分配或執權者應受何种監視，而是在上層的理念如何有效的傳達于下層。此時除非社會整個改組，否則財政与稅收無法合理化，表面上的公平守信并沒有實際上的意義。英國之在17世紀，也和中國在20世紀一樣，正由一個舊式農業体制轉入一個新式的商業体制。除非農村里最基層的結构也能适應商業管理之法制，否則實在無法可遵循，也非單指責執法人員不守法就能解決問題。 克倫威爾在1658年9月去世之前，擔任英國之獨裁者達9年余，最后5年稱“護國公”（Lord Protector）。擁戴他的軍人也讓他自立繼承人，他以自己的儿子理察（Richard）為第二個亦即最后一個護國公。英國有史以來為共和國的時間一共只有11年。其中為護國之5年，實際為變相之君主制。 克倫威爾取得政權之后，找不到一個适當的憲法基礎。“尾間議會”不合作，他親自率兵去解散議會，他自己召集的議會，也發生查理一世同樣的困難。他取消上議院，后來又重新組織了一個上院。克倫威爾也重頒爵祿，很多受封榮銜的人是他的親戚家人，部曲徒從。護國實質上是軍事統治。全國划為11個軍區，每個軍區派一位少將監理，綜攬境內治安收稅以及監督民間日常生活之事。均平主義者為提倡全民平等，到處散發傳單，克倫威爾將他們逮捕入獄。克倫威爾是有為人詬病處。他的儿子理察未曾建軍功，更缺乏威望和駕馭將領的能力，繼任為護國公后才8個月就被迫辭職。護國群龍無首，給斯圖亞特王朝复辟的机會。查理一世的長子查理二世流亡海外多年，終被央請回國，恢复大統。 可是如前所敘，強調個人之賢愚不肖，很難將這段歷史解釋得合理。驟看起來，英國之共和和護國在歷史上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克倫威爾之良心自由，普及于教友會和猶太人，卻不及于英格蘭教會及天主教徒，看來也是不合理。可是歷史家平心靜气的考慮，則又覺得后者之沒有列入一視同仁之內，只因為在獨立派看來他們自己堅持為國教或唯一之真理，蔑視其他人為邪教，自己起先就不贊成一視同仁。有了克倫威爾的宗教政策，再加上他的軍事統制，17世紀的英國才能自一個中世紀的國家，凡事概以抽象的教條主義統治之方式，進入對真人實事負責之形態。歷史家無法替護國公或篡位者克倫威爾一一解說，況且他之所行，不一定是他之所知（所以他動稱天命）。只是在研究資本主義在17世紀英國展開的程序上講，以陸軍少將代替主教和大主教，唯物主義的气氛濃厚，即算軍事統治不符人望，也沒有產生反動的效果，仍不失為一种大膽的嘗試。克倫威爾專政時期，有將一個新興現代國家的侵略性格向外發揚到极端的形勢。這9年之間，英國几乎無時不在征戰之中。克倫威爾自己帶兵討伐愛爾蘭和蘇格蘭。海軍則因搜查荷蘭的船只与荷蘭交戰，又攻占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另外复与瑞典、法國和葡萄牙作戰，每次都以簽訂有利之條約才作罷。1651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規定英國的對外貿易貨物必用英國或對方的船舶載運之原則，不許第三國之商船從中謀利，也是与荷蘭交戰的原因之一。在共和与護國將英國海軍的地位推到极峰。 讀者必須注意馬克思、恩格斯、宋巴特和陶尼都視遠洋貿易為推進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一（馬、恩稱“資本家時代”[capi-talist era]）。在初期聚集資本的時候，商業資本必較工業資本為优先。而迄至克倫威爾時代，英國仍是一個農重于商的國家，這些條件奠定了克倫威爾在划時代的轉變中創造突破環境（breakthrough）的功績，也使日后英國的資本主義与帝國主義結合在一起。克倫威爾与荷蘭作戰時，他仍以上帝之使命作他行動和思想的根据，而有意將兩國合并為一。 從表面上看，1660年查理二世之复辟，是對清教徒革命的一种反動。斯圖亞特王朝既恢复它的政治威權，英格蘭教會也重新掌握了宗教上的獨一地位。可是實際上的發展并未如此順利。查理二世恢复的不是伊莉莎白式的王位，而是立憲君主制的王位，并且對教會也“不能完全革除清教運動的潛在意識”。查理二世在位的25年，也可以視作一段“司法改革”的時期。 查理尚在荷蘭等待回國之際，即發布所謂“白雷達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說明他登基之后人民仍將享有良心上之自由。他也表示將不念舊惡，除了議會提出內戰弒君的罪犯之外，他准備一切赦免。后來約50人被檢舉，只有13人判死刑。地產在動亂期間易手的复原辦法，也由議會制定。原則上前保皇党之地產由原有人申訴取回。但是因籌備罰款不及，倉皇出賣的，則其成交依然算數。所以查理實際上仍承襲不少克倫威爾時期的作為。 查理二世熱衷娛樂与競技，尤其喜愛賽馬，曾自任騎師參与競賽，也擁有不少情婦，以風流出名，稱“快活國王”（merrymonarch）。宗教上他屬于自然神派（deism），相信上帝創造宇宙之后即不再過問世事。但他從未表明這种態度，世人也無從了解。只因他飽經憂患，養成若干玩世不恭的態度，也能守口如瓶，因此除了一個花花公子之外表，歷史家還無法确斷他的真性格。他對信教自由的承諾并未兌現。議會仍通過法案，懲罰不照英格蘭教會的方式做禮拜的教徒。以后又禁止不奉國教的人士就任各种公私職務，牧師的行止也受檢束。又規定倫敦、牛津与劍橋三處之外，不能印刷書籍文件。 國王与議會之融合，只維持了短時間，以后即因對教會的事宜、外交政策和財政問題發生沖突。國王也屢次解散議會。可是查理二世遭遇与查理一世遭遇的困難表面相似，內中有實質上的差別。例如，國王不同意英格蘭教會歧視其他宗派。頒發“信教自由令”（indulgence），赦免不奉國教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議會則于國王對外作戰而需要征稅籌餉之際，強迫國王收回前令，還通過“宣誓法案”（Test Act），強迫文武官員宣誓信奉英格蘭教會及其崇拜儀式，不遵行的即行革職。 查理在位期間与荷蘭作戰兩次（史稱第二次及第三次英荷戰役，以區別于克倫威爾之第一次英荷戰役）。這些戰事愈發顯現歐洲近代國家的真性格。第二次英荷戰役發生于1664年底，持續兩年半。英國派出戰船160艘，裝炮5000尊，海軍23000人。交戰時雙方死傷損失嚴重。英國議會批准戰費250万鎊，是前所未聞的大數目，原擬作三年開銷，而實際上一年即已用罄。再加以作戰期間英國瘟疫流行，1666年9月倫敦又發生大火，延燒五日。在這种情形之下，商業萎縮，而截獲荷蘭船貨的目的也未能如愿，人民之失望可知。戰后荷蘭割其在北美洲据有的新尼德蘭（New Netherlands）給英國，包括今日之紐約市及紐約州，當時的觀察者很難預料此舉在以后歷史上的重大影響。經過這番戰役，兩方在國際上的地位從此固定。第三次英荷戰役雖也有劇烈戰斗，卻無第二次戰役的深遠歷史意義。 查理二世認為外交純系國王之特權。而實際上，議會代表的意見五花八門，也無從采擇眾議。這時候他的表弟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正向北擴張領域，左右如意，掌握的錢財又多，查理和 他訂立密約。英國國王首先答應對荷作戰（第三次英荷戰役），次之更將英國改為天主教國，一俟時机成熟，就公布執行。在這种條件之下，他前后私自接受法國國王的饋贈。其實他所得至微（每年10多万鎊），所冒風險則至大。此時想把英國改成天主教的國家，實在不可思議，所以至今歷史家仍在猜測查理的真動机。 快活國王于1685年2月去世。他這時已秘密接受了天主教，臨終時也由神父施行天主教徐油膏的儀節。王位則傳給三弟詹姆士二世。詹姆士是眾所周知的天主教徒。過去好几年，不少政客和社會上領導的人物想阻止他來繼承王位，希望查理的新教信徒私生子（有人說查理逃難時曾和此子的母親結婚，否認他系私生）蒙茅茲公爵（Duke of Monmouth）繼承大統。為了這一爭端，還曾發生一連串陰謀与命案，好几位知名之士在疑案中犧牲。查理去世前夕，輿情發覺繼承爭奪一事已被渲染過度而應當稍為收斂，所以詹姆士在1685年登基時沒有受到阻礙，泰半由政治風气好轉之故。 詹姆士過去曾率領艦隊對荷蘭作戰，以英勇著名，這時候他申明無意于專制威權而決心遵守現行法律，于是眾心歡悅，議會也通過他需要的經費。蒙茅茲的叛變亦迅速削平。詹姆士躊躇滿志的時候，剛愎自用，缺乏耐性的真性格至此表現出來。防制政府任意逮捕人民的人身保護法案（Habeas Corpus Act），在查理二世末年通過成為法律，新國王則有意將之廢除。議會不合作，他則將之解散。最大的問題則是詹姆士濫用豁免權（dispensing power）廢除宣誓法案。國王本來有豁免權，可以施用于一人一時一事。詹姆士則將此權力置于信教自由令內頒布，廣泛的使不奉英格蘭教會膜拜儀式的人，立時釋去法律上的限制。在我們今日看來，這种舉動良堪欽佩。可是在17世紀，清教徒与主教團爭斗的記憶猶新，國王這种舉動只使才稍平靜的波瀾再被掀起。并且他用這种辦法來提高天主教徒的地位，更使新教教徒在彼此齟齬沖突之中產生一种外來威脅之感。詹姆士以天主教徒為愛爾蘭總督和海軍總司令。另外一個不奉英格蘭教會崇拜儀式之人物則任倫敦塔（Tower of London）總管，掌握著監獄和兵器。因為商業之展開，國王之稅收也有擴充。詹姆士即用這筆財源支持常備軍30000人。對反對派來說，這更是一重威脅。 詹姆士有女二人，都信奉新教，長女瑪麗嫁于荷蘭國家總督（詳第三章）威廉三世，威廉的母親則是被弒英國國王查理一世之女。因之威廉与瑪麗都有繼承英國王位之可能。1588年英國反對國王之人士邀請威廉來此邦干政。所以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即始于女婿推翻岳翁，也是外甥清算舅父。威廉率兵15000在英國西南端登陸，英軍無意抵抗，詹姆士在年底之前倉皇出走，從此流寓海外。1689年初，議會公布國王自動退位，威廉与瑪麗為繼任之國王与王后。 詹姆士出走之前，眾叛親离。邱吉爾之祖先約翰·邱吉爾年幼時為詹姆士的侍從，因國王一手提拔，壯年建立軍功，這時候也歸附威廉。國王之次女，則從父親的勢力范圍內自動逃入姊夫所占領的地區。國王之出走，經過兩次，第一次他已化裝乘小船准備出海，但是潮水不濟，被沿海漁人擁送登岸回倫敦。他再次出走前夕，宮殿已在威廉之荷蘭部隊看管之下。最后他乘小漁船出海，曾在港口逗留6日，卻沒有人留難他。 這些瑣碎情事，与資本主義之發展有何關系？ 它們沒有直接的關系。可是這些事跡證明英國已無法滯留為一個朝代國家，詹姆士在兩次出走之間回倫敦，使效忠于他的義務人士感到窘迫。如果國王不決心自動退位，而准備決最后之一戰，則他們也不能置身事外，因為非如此則對傳統的忠君觀念無所交代。但這些人卻又無意于國王回宮之日置身家性命于不顧，效命勤王。原因是英國已慢慢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他們在情緒上和倫理上都已喪失仿效46年前他們的祖先毀家紓難去追隨查理一世的壯志与赤心。這當中的不同，并不是全由資本主義之展開，卻又不能与資本主義之展開無關。 事實上，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間，英國的政党已開始嶄露頭角。初時并沒有明确的政党宗旨，也沒有确定党員的資格与出身，或者表揚他們的權力与義務，而且最初“党”之一字，也真像在中國傳統政治里一樣，“小人有党”，純粹是罵人的名詞。當時既有一些朝臣政客社會名流經常聚首，對一人一時一事有了逐漸較規律的看法，反對他們的人則以党稱之。起先，查理末年准備在議會通過法案，不讓詹姆士嗣位者，稱為輝格党（Whigs）。而維護詹姆士支持國王及教會傳統体制者為托利党（Tories）。1688年之革命固然以輝格党為主体，也有托利党人士支持，才能產生一种不流血的革命。1689年以后輝格党更采取主動，在各地區市鎮分別增強其實力。時間愈進展，兩党的性格愈趨顯明。輝格党代表大地主及新興商業之利益，托利党代表各處鄉紳及英格蘭教會之利益。前者以倫敦為中心，后者較具內地色彩。再經過几度滄桑，前者成為自由党，后者演化而成保守党。 為什么半個世紀之前類似之爭執會演成兵戈相見，而且參加戰役的主要人物如克倫威爾最初還不知所為何來，而半個世紀之后，則可以化干戈為玉帛，雖說最先仍摻雜了不少暗殺和疑案的成分，以后才能奠定而為政党政治？ 本書已前后約略的講到社會在大動亂之后變質，現在我們提出歷史上的事例作為證据之前，先勾畫一個理論上的輪廓： 大凡任何宗教，對個人的經濟生活都有一种收束緊縮的作用，如摩西十誡。社會愈單純，其警戒檢束的作用愈直接而有效。陶尼曾說： 一個以農民組成的社會，其宗教可能單純一致，因 為它的經濟安排簡單雷同，它已經有了一個單純一致 的形態。一個多面的商業社會則需要能向不同的源流 之中吸收各种因素。這些不同的因素同時也需要自由 的朝它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發展——在這時期之中（他 說的是17世紀的英國）其發展也就是維持它們的宗教 方式。倘非如此，這社會就無法避免經常的摩擦与障 礙。 既然如此，大主教勞德等早應該适應潮流，對信教自由讓步。為什么又有他們的阻撓，使歷史的展開延遲了約近50年？ 這一方面固然由于勞德等缺乏眼光，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客觀條件使他們仍舊堅持舊時代的体制。我們再看布羅代爾所說的話：“任何一個古代結构組成的社會一開金錢使用之門，就會失去已經獲得的平衡。迄今沒有合适掌握著的力量就會被放縱，新的交換方式，對少數的人有利，對其他的否定，使各种事物處于混淆狀態。” 我們綜合這兩种觀點，即可以看出舊社會拒絕改造，大部分是由于內部之因素不能公平而合理的与外界新因素自由互動（金錢總是交換之媒介）。這种缺乏互動（interchangeability）。的弱點迫使它用宗教的名義，施展一种對經濟生活緊束性的限制，构成對本身的掩護。因為它借道德上最高的和最后的名義作主，不容辯駁。只要能達到抗拒新經濟力量于門外之目的，這种自衛的手段不一定要彰明較著。對命定論作不同的解釋，或強迫荷蘭工人到英國教堂做禮拜，又像荷蘭的教堂一度拒絕供給放貸者圣餐，或不給予他們大學學位（詳第三章），都可收同樣的功效。總之，這些因素与趨向出入于是非黑白之間，心理与現實成分參半，雖當事人也不一定能徹底了解其間奧妙。只有靠時日及事跡的累積，其前后之痕跡才容易在歷史上呈現出來。 前面已經說過，經過內戰而有复辟，教會已不能完全去陳清教運動的潛在意識，查理二世在位25年，英國也經過一段司法改革。這也就是說，當其上層机构還只以為复辟是不承認克倫威爾者的一切作為，以為1660年可以上与1649年銜接之際，其下層机构卻因這11年之打開局面而在不斷繼續調整。 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因為他們切身的經驗，羡慕表弟路易十四的作風，也無可厚非。法國在17世紀以紅衣主教為宰相，把天主教當作輔助國家行政的一种工具，國富兵強，用不著開議會，凡爾賽宮闕的規模与儀表為歐洲名國之冠，不到下一個世紀，其弱點尚不致暴露。与之相較，英國呈現的只是長期的吵鬧，內部永遠糾纏不清，看來提倡天主教為國教未嘗不是一种出路。查理已向這路途試探前進，詹姆士則更無忌憚的做。結果，他所標榜的宗教自由以倡導天主教為前提，与這政策相表里的專制皇權也得罪了輝格党。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尊重英格蘭教會的正規体制，對他以豁免權變更法度也不能同意。而查理与詹姆士都未注意到，在他們統治的30几年內，英國內部基層已變質。 英國至17世紀內在的沖突，亦可追究于農業与商業方面的利益不能協調。當日很多政治傳單大肆渲染這种利害沖突。可是在复辟前后，這些條件已在轉變。克倫威爾之航海法案，使他執政時的第一次英荷戰役不及查理二世在位時的第二次英荷戰役，相繼确定了英國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海上威權商業國家。1660年及1689年之間，英國農業的組織和生產技術都有顯著的改進，于是農業已經開始和商業對流，當中很多因素可以開始互相交換。各种利害沖突并不能完全消除，但是可以開始在數目字上折沖。舉一個例子：17世紀末期，英國不僅向外輸出谷物，而且由政府津貼出口，限于船上大副及2／3水手為英國人的船只。這樣一來，這國家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已經開始和通商保護政策發生聯系”。因為問題由抽象變為實際，國事才可以由政党政治解決，君權神授再沒有提出來的必要。所以威廉与瑪麗象征著英國在本質上變成一個現代國家，下面我們就可以說明這种体制之构成經過及其与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 英國內戰前土地換主的情形，是迭經學者爭辯的一個題目。不過他們都承認，迄至1640年間，買賣頻繁顯示有些地主日趨衰落，有些臻榮日上，日居月儲，有些人乘著金融經濟展開的局面而發達，有些人則不能适應環境，以至江河日下。 所以有此种局勢混淆之机緣，還是由于封建土地之占有未做有系統的現代化。有些土地之占有者，只依昔日成例每個夏天采辦一朵薔薇花，或者貢獻一磅胡椒，就完成了對領主的義務。而且副本產業持有人是否對所耕种的土地享有特權，或者即是一般的佃農（前者稱customary tenants，后者則稱ten－ants at will）也含糊不清，還有的義務及于洗領主之羊、為領主養狗等等离奇古怪之規定。至詹姆士一世出賣國王所領的土地時，尚有賬簿上之田土在實際地方找不到，總佃戶（tenants－in－chief）不知何往。此外尚有提議的買价為100年租金（可見得租金之低）的情事，也有讓副本產業持有人以7年租金買下，而后者仍不愿承受的情事。這些情形可算特殊，但是社會下層既有此种种現象，其上層無法以數目字管理，當為不爭之事實。 內戰當然也不是一种公平而合理的處置。首先議會查封勤王人士之資產，其次要他們自己出首接受罰款，罰款為土地1／6到1／2或2／3的价格，實際則又有各种折算辦法，所以有不少業主只付了一年或兩年的租金，即可以銷案作數。也有土地确被沒收拍賣而業主自行買回之事。而事實仍不如是單純。戰時稅率特高，房地產經過破坏，田園也缺乏整頓。還有些佃戶趁著業主不在，自行圈地，使以后的產業無從查考。總之，有了各樣變態，即專家也說無從將其中詳情清查出來作有系統的研究。 可是仔細的分析困難，初步的觀察仍是可能。整個17世紀的演化，無從產生個別的公平合理，而在技術的角度上來看，則有將土地占有正規化和系統化的趨勢。即在內戰爆發之前夕，有心計的地主已將手中的產業收束整備。以上所說封押、罰款、沒收、拍賣、還贖諸程序，加以地主率領佃農在戰場上使用武力，只利于強者，不利于弱者。利于在現地經營之地主，而不利于离鄉背井之地主。利于資源丰富，有現款周轉，能与金融界人士交往，能賒借之地主；而不利于手頭拮据，孤立無援之地主。于是各項安排等于將土地所有權加以一种約束。過去很多支离破碎的所有權和含糊曖昧的主佃關系，雖不能一掃而光，也已有相當的改進。一般庄園的數目減少，每一單位的面積增多，所轄田地結构較前致密。副本產業并沒有全部肅清，但也已顯著減少。查理二世复辟時，副本產業引起的爭執已不再是重要問題。我們只能想象這些穡夫之子孫，少數運气好的，因為不同的机緣，變成了自由產業人，也就是實際的業主。多數的則成租賃的佃戶，還有些則被擠出農業之外，茲后成為城市之勞動階級。陶尼說內戰是一座大熔爐（melting pot），“地歸業主，以扣仗的方式執行要比法庭告狀便宜得多”（foreclosure wascheaper by war than by litigation）。他又說及內戰前后各种宗教上的沖突，實有各种非人身的原因，總之就是將農業組織商業化。這种种說法，無非解釋從技術的角度（所以非人身關系）來看，以上各种因素匯合而成時代之一大潮流，無可阻擋。內戰既為一大熔爐，則經過重整的私人財產權，必較前堅韌。照商業的方式處理，也就符合實際，能夠廣泛的公平交換。過去以宗教的名義沖突，不外各人堅持己見，動輒引用道德上最高的与最后的觀念，拒絕調解与妥協。戰后則經濟的結构商業化，既能引用數目字管理，也用不著再以一种抽象的觀念去支持各項爭執。 1600年查理二世复辟時，已經正式放棄土地領主應有的騎士服務，土地領有的規律化也使土地稅合理化。可是當時并無人能了解。光榮革命之后的1692年，新頒布的土地稅以全國均一的稅率征收，也不用包稅人（tax farmers），收入即逾200万鎊，解入國庫，為前所未有的情形。翌年則有皇家礦產法案（Mines Royal Act of 1693）之公布。過去，民間礦產內發現之金銀歸屬國王。其實貴重金屬發現的情形不多，只是有了這种規定之牽制，地產交易即受限制。此法案通過，皇室放棄前述權利。于是礦業大興，英國礦產開拓公司（Mines Adventurersof England）在短時間內募足資本125000鎊，在當日是一個很大的企業，也刺激其他工商業的全面增長。 有了土地占有之合理化和圈地之繼續推行，內地的交通才能展開。關于17世紀英國道路修筑的情形，迄今尚缺乏可靠記錄，其零星的記述也無法綜合。原因是始終沒有一個管理全國公路的組織。迄至都鐸王朝，英國的內陸交通仍承襲羅馬時代的系統。有局部的增添，沒有全盤的改進。遲至1555年才有全國各教區負責維持境內道路之規定。最初的一條付費公路（turnpike）修筑于1663年，因當時劍橋的三個教區無力維持南北孔道之暢通，于是呈請議會向通行的車輛收費作為補助，不料此例一開，日后付費公路成為全國之規模，而在18世紀下期构成一個全國性的交通网。 光榮革命之后，各處公路已有增進，驛車与運貨馬車已將倫敦与各地區中心聯系起來。再助之以內河航行与沿海交通之增進，報載价格之出現，農產品的市場因而整体化，并使農業技術之改進及產品專業化成為可能。18世紀，英國大量向外輸出谷物，農業和商業間的距离縮短，更加強了全國經濟一元化的趨向。 与道路交通密切相關的是郵政的展開。英國在亨利八世時已經有一個初具胚胎的郵政組織。此后到1657年克倫威爾任命第一位郵務總長，而有了全國性的郵政，并且開始与海外大城市經常通郵。复辟之后，郵信用途大增。1661年夏天的兩個星期之內，英國從荷蘭收到的信件各為1435封和1545封。到1681年，一便士一封的信件成為常規。到17世紀末，任何城市都有一星期三次的郵信投遞。東部和西南部則每日投遞。 前面已經說過，英國的習慣法，是中世紀的遺物，內中有很多程序不适于新時代与商業發展。例如典當時其產業即交貸方（mortgagee）保管，沒有贖當時借方權利（equity of redemp－tion）的處置，對動產缺乏律定遺傳的次序（entail）規定，違約時之處罪限于定約人實際之損失，其失誤之机緣不能算數，況且尚有一個极長的等待期間，動輒7年，保險与破產當然都談不上。 在以上紛亂的時代，全靠皇廷大臣的法庭（Court of Chan-cery）以平衡法判斷了一些案件，打破了當中一些僵局。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這法庭更加緊工作，更有以平衡的原則補救習慣法之不足的趨勢。此時牽入的案件涉及典當時死當時借方之權利、女子財產權之保障、破產、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以及欺詐內涉及“過分的施用誘導力”（undue influ-ence）的原則。而且引用的原則積少成多。當初平衡法之有彈性，純在其不顧成例，至此，所判的案件也自創成例，于是平衡法与習慣法對流。1689年光榮革命成功，賀爾特（Sir JohnHolt）任高等法庭首席法官。他上承柯克（Edward Coke），下為曼斯菲（William Murray Mansfield）舖路，是英國司法史里有名的人物之一。他反對奴隸制度，支持光榮革命的精神，在法律上則看清了習慣法不适于現代商業，于是規定今后高等法庭（King’s Bench仍是習慣法庭）受理与商人有關的案子概依商業習慣處理。此中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必有相似的變化，否則他這种改革即不遭激烈的反對，也不見得行得通。 光榮革命前后，政治制度已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作主宰，而以司法為主。克拉克爵士綜合前后情形，曾作下面的一段觀察： 司法衙門和法庭不斷的工作，除了几個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樹立法規的情形總是在進展之中。相反的，法律改革的呼聲雖高，但是危机一發生，縱在最革命的關頭，有關土地〔的買賣典當占用等）及商業合同各事，卻連一樁立法也未完成。 立法和行政總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強迫下面照上級命令辦事的意味。資本主義牽涉里，凡私人財產權的，務必在真人實事之間批判明白。所以司法權為更有效的評判工具。審判案件雖只對一人一事著眼，其成例積少成多，也能創造制度。 威廉与瑪麗雖有承繼斯圖亞特王朝之資格，他們被邀來英國，還是要經過一個選舉的程序。君權既非神授而實由于民授，則國王之權利与義務勢必需要新的調整。 過去英國國王以人身對財政負責，公私不分。王后之嫁妝，當作國庫收入，國王之情婦，也由公款開銷。一到支費短絀，王室即典賣珍寶，或借債不還，有如查理一世提用商人存于鑄錢局待鑄的金銀，查理二世停付借款的利息，甚至克倫威爾也要向東印度公司強迫借款。這种种作風，使朝代國家的本質無法革新。私人財產權之沒有保障，尤其是爭論之淵藪。1694年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成立，對以上各事有了徹底的解決，今后國家財政數字之短絀，屬于國債（national debt），并且預先將國債定為一种制度，開“赤字財政”（deficit financing）之門。資本家既成了國家的債權人，則他們直接与間接之間必增加了操縱國事的力量。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与國家互為一体，它（本身）即成為了國家”（見第一章），也在這地方產生效驗。 英倫銀行成立時有股東1267人，由國王威廉和王后為首（因此也更划分了國王及王后与國事間的界限）。其原始資料指出，這股東的成分，“毫無例外”都是倫敦商人，他們的宗教剖面則是“徹底的新教徒”。所湊集的資本不是現金，而是由他們預墊供給政府軍需和存在銀匠店里的金銀，有財政部之籌碼（tally）及銀匠所發的收据為憑，這批賬目，一共120万鎊，就算是資本，由股東組織的董事會出面貸与政府，年利八分。只要利息照付，本金可以永遠借下去。而且有了這樣的保障，英倫銀行也可以發行鈔票達120万鎊之數，政府即以酒稅及關稅作擔保。于是銀行將鈔票流通于市間時，也以借款的方式施行，至此一舉兩得，兩頭生息。這也是信用膨脹（credit inflation）的開始。 1694年9月，銀行剛成立不久，政府要它匯款20万鎊到法蘭德斯對法作戰的英軍陣營。這不是開一張支票，立即可由約翰·邱吉爾在比利時兌現。當時尚無分行，國際信用也未組織就緒。其辦法，是銀行的董事會全部到英軍里面去，籌款的職員也分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處，尤其沒有忽略了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歐洲商人听說倫敦商人都已站在英軍一邊，于是也把他們能控制的資源撥給邱吉爾，這樣才完成了所謂的匯款。英國打敗法國，實由于南歐及北歐在財政上之支持。邱吉爾所領導的戰事，也使國際信用之組織更具体化。而且英國又掌握了主動的地位。兩者都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信用膨脹持續發展，一方面由于大陸之戰事，英國之支出由1702年每年500万鎊增到1714年每年800万鎊。英國的國債也由1300万鎊增至3600万鎊，英倫銀行的資本也同樣在擴充。 農業資本使用現代方式划匯，卻經過一段波折。光榮革命之后，英國的土地權已大致固定，又因為平衡法已能与習慣法并行，商業性的法律可以引用到農業社會，引起兩种資金的對流。17世紀末期，土地銀行（land banks）紛紛組成。很多地主希望一方面保有地產，一方面以其信用作商業上的交易。只是組織不健全，發展過于迅速，尤其是不能協定彼此擴張業務的程序，所以紛紛失敗，要等到18世紀后期才逐漸成形。此時土地流動性更大，于是英格蘭与蘇格蘭的地方銀行和鄉村銀行才如雨后春筍一樣的出現。至此不僅信用膨脹，農業間与商業間的隔閡更為消失，其資金更能互相支持。全國資源結成了一個龐大的信用网。 保險業之展開只比英倫銀行之成立稍遲一步。17世紀末期，很多較小的公司已經出現。1710年則有太陽火險公司（SunFire Company）開始營業。10年之后，更有倫敦保險公司（London Assurance）和皇家交換保險公司（Royal ExchangeAssurance）。他們的業務象征了英國金融財政組織的成熟。此后英國的經濟組織不僅超過荷蘭，而且成為世界之最先進，而且執全世界牛耳達好几個世紀之久。 資本主義能在英國成為一种組織与一种運動，而且在17世紀末葉落地生根，是世界史里一樁大事。英國的改造，經過時間之長久，情形之复雜，無可形容。很多當事人都以宗教這一名詞解釋他們所作所為的動机。這也等于說，在這新舊交替之間，他們倫理上最高的与最后的宗旨發生了根本的沖突。我們雖不能在事前說這种沖突無非經濟利益作祟，卻可以在事后說因為內戰与革命的几度顛覆，社會已經重新改造，一种新的經濟組織已經成為眾所公認的事實。在新組織与新社會之下，君權神授說已失去其憑藉，良心上之自由不复成為問題，所以威廉与瑪麗之后，因宗教沖突而產生的政治糾紛愈發減少。王后安妮（Anne）曾指派兩個保皇党的主教，引起輝格党人不滿，沙史威爾（Dr．Henry Sacheverell）用講壇評議政治，被罰三年不得講教。這已經不能和查理一世和勞德主教或甚至克倫威爾當權時以宗教問題發難引起如火如荼的反應相較了，而禁止擅印書籍傳單的法案也早已解除。 這百年的歷史雖然复雜，從最初不能由數目字管理到用數目字管理的趨勢則非常的明顯。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其中趨向能用數目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從我們前述的三個條件下造成：此即資金廣泛的流通，產業所有人雇用經理，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詳第一章）。這三個條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沒有法律在后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騙（fraud）假冒（forgery）和侵吞挪用錢物（embezzlement）的各种措施，在這時期被重視。 我們再檢閱這一章歷史，即可以看出像英國這樣一個農業基礎鞏固的國家要進入以嚴密的商業組織作規范的体制，首先必須重新安排其低層机构。在事實上這已經做到將土地所有權規律化及農場擴大（農場若不擴大，農業生產技術必不易展開，所有人也請不起律師，不能承擔法律上的權利与義務）。次之則要重新厘定高層机构与低層机构間之聯系。新稅制之展開以及平衡法的原則在習慣法庭內施用，可算采取了這种步驟。有了如是的准備，其下端各种經濟因素即可以自由交換。以后要更革其上層机构就輕而易舉。因為一切都可以從數目字上排布，神權已喪失其權威地位。從此政教分离成了公認的原則。光榮革命算是承先啟后的一大分水岭。18世紀的英國已不同于17世紀的英國。 可是本書的主題為資本主義，卻不能只將斯圖亞特王朝100多年的歷史拿出來交卷。如何將這一朝斷代史与研究的專題分隔，仍是主要問題。 我們必須看清：資本主義以一個現今的名詞去囊括相當長時間的歷史產物（即算英國資本主義奠定于光榮革命，至今也有300年），它繁复眾多的內涵（connotation）我們不能不加解釋即賦予一個簡單明晰的意義（denotation）。比如說17世紀英國為立憲君主制、兩党政治和內閣制度都在光榮革命前后產生，也与以上所述有密切的關系，卻不能一并歸納于資本主義。另一方面，販賣人口是初期存積資本的方式之一，既實行于威尼斯与荷蘭，也為英國所采用（英國以the Asiento的名義有向南美洲輸入奴隸的專利）。可是今日我們即不能隨便將奴隸之買賣牽扯過去。以上國家都曾將國家權力授与開拓殖民地之私人資本和它們的經紀人。荷蘭与英國授与海外公司的專利權，是因為這些公司不僅自備戰艦，也在各處筑有炮台，如何處置這類問題，也待斟酌。 將各种條件綜合融和之后，我建議給資本主義以下的定義：資本主義是一种經濟的組織与制度，內中物品之生產与分配，以私人資本出面主持。大凡一個國家采取這种制度以擴充國民資本為當前主要任務之一，所以私人資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這樣一個定義，已經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与政治生活聯成一气。其中各种因素相連結而發展到最高潮時，勢必又涉及宗教。在我看來，資本主義必須有法制維持，因為如此一個龐大的机构不可能憑空存在。英國國王与清教徒沖突最激烈的時候，雙方即開始爭奪立法權。如果說資本主義純粹是一种民間的組織，与政治無關，就忽視了歷史發展之程序。所以我也相信研究資本主義必先從每一國界內著手。 有些學者注重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他們認為資本家首先進入制造，次又壟斷制造，自外放分工辦法開始設置工厂。本章一字未提，卻已替這程序安擺上了一段歷史的背景。也就是說，這不過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后果之一。有些作家過度重視勞工出賣勞動力，實在是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其中較极端的，甚至認為凡人一被人雇佣即為被剝削，即為受凌辱。帶現實性的歷史家無從對如此的絕對平等觀念關說。 從中國歷史看來，雇用勞工從未在經濟史上產生划時代的后果。在這里我也更要申明：歷史家舖陳往事，注重將已經發生的事体帶著因果關系敷說，間常提到將來的趨勢。他不能放棄這項主要的任務，而沉湎于他自己認為應當發生卻在歷史上從未發生之事物，或甚至從這應當的一個觀念將主題牽扯到現實之外。 還有些學者注重資本主義的精神，我認為這不過是构成資本主義的因素之一。本章已約略提及，現在不妨再重复的解說一次。所謂資本主義的精神，可以說是凝集于兩個思想上的重點，兩者也是互為關聯。一為成功，一為賭博与冒險（參照第二章注。前者可以從清教徒的態度看出。他們認為人類不因丰功偉業而得救，但得救者必有功業。克倫威爾在第一次英荷戰役之后，對荷蘭的議和使者說：“你們訴諸上天，現在神已經給你們不利的判斷。”如此將一個商業戰爭的成果歸因于上天，可見經濟上的經營也必帶著宗教式之虔誠，因此力量龐大。凡是資本主義之展開，首先必有賭博与冒險性質，這東西在克倫威爾之弒君表現無遺。中世紀以來歐洲之君權神授說是一种強有力的信仰。很多人相信國王是神在人世間的經紀。他的決心，表現著神之旨意。所以后來查理一世雖戰敗而堅決不接受立憲君主制，克倫威爾覺得只能以弒君這辦法打開僵局，這行動帶著极大的冒險性格。對英國而言，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賭博。克倫威爾縱無意提倡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英國潛在的因素卻因這個環境突破而發揚。一個海上的國家在國際競爭激烈的場合中既已將神權推翻，并且將朝代國家的性格革除，她還靠什么作她存在之理由（raison d’etre）？豈不只有在經濟上發展，在內加緊商業性質的組織，在外增強國際貿易，開拓殖民地？17世紀前期因為經濟組織缺乏條理，失業者多，有些人以為英國人口業已過剩。17世紀后半期局勢打開，其追求經濟合理性的動量只有繼續加強。于是“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開始和通商保護政策發生聯系”（詳上注[53]）。當初國王強迫向人民借款，最后則資本家自動要求作為國家之債權人。這一串事跡，也都匯集于上述提議的定義之內。 只是國家既進入資本家時代，資本家則為國家之主人，一切以他們為本位。販賣人口還只是此間不仁不義的事件之一，此外還有以救濟窮困的名目，攬截著失業的小民禁閉窄室，強迫工作，處之如罪犯（英國自伊莉莎白朝的法律，規定每一教區有救濟境內窮人的義務）。幼童每天工作10多小時以上，有的在煤坑里拖煤。法律上只有最高工資的上限規定，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工人集會討論他們的福利，即触犯刑法。保護私人財產做到如此程度，偷竊一兩件零星的物品即可以判死刑，婦女幼童亦無可幸免，而加之以絞吊。這些事實，都因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之經濟体系而產生，也都出現于英國，也都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已經詳載于書刊，至今摘錄于一般大學教科書內，無庸詳加釋注。我們又豈能在提及資本主義，將之忽略不提？ 我們不能為資本主義掩飾，也用不著替資本主義辯護。只是從一個歷史家的眼光看來，這些事跡既產生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也揭舉暴露于資本主義社會之書刊。但最后，將如此不仁不義的行動革除，仍是由資本主義的政府執行。這只表現我們在定義中所說私人資本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其目的在擴充國民資本而已。倘非如此，這种組織与制度即不能在歷史上的長期合理性之條件下存在。也就是說資本主義能夠亙世紀的存在，端在它能在發育成長時，及時更正本身之錯誤。要是我們不承認這种事實，則只好說資本主義自始至終代表一种賣貴買賤狹窄的利己主義，因此它已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前發展到最高度。可是很少歷史家愿意接受如此一种說法。 從英國17世紀的歷史看來，因為清教運動的關系，資本主義之發展牽涉到一個良心（conscience）上的主題。過去什么是“合于良心”（conscionable），只有國王能作最后決定，這也就是特權法庭理論上的根据。經過弒君、复辟与光榮革命之后，習慣法庭廣泛接受了一個平衡的原則。起先是否合于良心的觀念，至此代之以是否公平（equitable）的考慮。一個絕對的道德問題，可以蛻變而為相對的技術因素。在我看來，這社會素質上的進化，超過其他一切特征。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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