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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隔赫德遜河不到10英里。大家都知道這條河流因17世紀探險家亨利·赫德遜（Henry Hudson）而得名，可是很少人知道當日赫德遜受荷蘭東印度公司之聘，來紐約探險，其目的不是在北美洲拓土，而是希望找到一條“西北路線”進入遠東与中國通商。原來17世紀初年，歐洲人的地理知識簡陋，也不知道加拿大和太平洋的寬度与縱深，滿以為循著西北路線不斷前進，不久即可以到達中國。而當日中國也是眾所傳聞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17世紀初年，荷蘭正為了獨立而發動獨立戰爭。此時南方的海洋又為很多國家競爭的區域，若反其道而行，可能會有意外的收獲。荷蘭已經發現不少富國強兵的秘訣，如果此道一通，定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用不著說，這個夢想沒有成為事實。荷蘭雖在赫德遜河畔開拓了一些土地，著名的荷蘭人如羅斯福一家也在此落地生根。但在第二次英荷戰爭之后，這一地區割予英國，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紐約，亦即新約克，以向約克公爵示敬（約克公爵以后承襲皇位，為英王詹姆士二世，因為不孚人望，被驅逐失國，此是后話。在与荷蘭作戰時則為海上英雄，得到議會褒謝，是以今日世界最大的港口仍以約克名號，紀念其戰功）。 荷蘭在西半球的發展，沒有得到實際的效果。但是荷蘭人繞非洲海岸進航遠東，卻收獲甚丰，也曾一度占据台灣。了解中國并不如傳聞中富庶，以后西歐國家宰割中國，荷人參与不深。荷蘭在南洋開拓的殖民地，則為爪哇、蘇門答腊、婆羅洲等地，也是世界上資源盈溢的地方。17世紀初年，荷蘭人口不過150万，竟將這一個廣大的地區占据了好几百年。這殖民大帝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后被重整，固然是新時代民族自決潮流的影響，而促進這潮流展開的一主要因素，則是中國抵抗日本之成功。所以荷蘭之向外拓土，直接間接的仍与中國有相當關聯。 以上一段文字，概括了好几個世紀的事跡，提及了不少國家，也把本書編者、作者和讀者所在的地區，牽扯在一起。驟看起來，好像這故事缺乏結构，內中各事的發生，全憑机遇，其過程既無從逆睹，當事人也只好各听命運之安排。可是我們把這些事跡重新綜合起來，再度考慮，則可以看出因為交通通信的進步，東西兩半球、新舊兩世界業已結合為一。開始時，各方不平衡的因素必有一段沖突与摩擦，同時以強凌弱的形態也不可避免。長期發展之后，局面則趨于平衡。而最先使這龐大運動發軔的則是所謂的資本主義。 本書以上兩章，已斷斷續續的提及資本主義的精神。荷蘭人向外發展，即不能与這种精神分离。“唯利是圖”的野心促使荷蘭人敢作敢為。一方面也倚靠這精神，荷蘭才膽敢以蕞爾小國，前后与西班牙、英國、法國和瑞典交戰。荷蘭人甩脫君權和神權的束縛，趨利務實，因之整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領導下發展成為一种組織和一种運動。這時候其主政者隨著社會与經濟之潮流，必多少傾向于唯物主義、個人主義与自由主義，否則無從產生上述的一种賭博与冒險性格。這种不受約束的性格，也終必与种族主義与帝國主義結不解緣。以前荷蘭人企圖獨占治肉香料的生產，不惜戕害東南亞土人，又在西半球大規模販賣人口，亦仍就追隨“唯利是圖”的宗旨，不受人道主義約束之故。 在這种情形下，我們研究資本主義，就無法划出一定的界限，將資本主義說成一种孤立的和抽象的因素。也不能因為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种組織与一种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某些好与坏的事跡，就憑著這些事跡來臧否資本主義。 站在20世紀的末期，我們承認資本主義是推進現代社會的一种工具，在這种發展之中，荷蘭曾提供實質上的貢獻。除非先站在技術的立場，將荷蘭獨立的沿革和背景作較詳盡的敘述，我們無法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在長期歷史之發展中算作資本主義之特質，而哪些因素只能算作個別和偶然的背景。 我們今日泛稱的荷蘭，正式的國名應為尼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她在16世紀獨立時，則為尼德蘭聯邦（United Provinces），或稱荷蘭共和國（DutchRepublic），荷蘭（Holland）不過是7個省（今則11省）當中之一。 這個國家与比利時、盧森堡在中世紀統稱“低地國家”（Low Countries）。其全部地區里雖有民族語言之不同，在荷蘭獨立之前卻未曾在歷史上以如上三個單位的政治体系出現。荷民過去也缺乏組織自主國家的經驗。或因歐洲中世紀封建影響濃厚，各處地域成為公爵、伯爵世襲的產業及公主、郡主的嫁妝。其有效的政府，總在最下端。即在1500年前后，西歐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s）只有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算是粗具胚胎。以上各國疆域完整，界限明顯，境內人民語言一致，歷史上又為強有力的王室控制，才能規模粗具的表現一些現代國家的形態。但這种表現仍极有限度，因為過去政府功能簡單，財政權与警察權多為下級威權所操縱（詳第一章）。今后由于新時代的需要，王室准備向全國國民抽稅，成立常備軍，創設文官組織（bureaucracy），厘定司法制度，勢必与新興的和舊有的勢力發生齟齬。又因主教（bishop）權責涉及宗教与信仰，更容易引起全國的騷動。西歐近代史里的好几個世紀，都在這种沖突中度過。英國的內戰、法國大革命，即是這种改組的高潮及尾聲。本章要指出的是：低地國家歷史上缺乏一個有力的王室，不能參照以上各國的情形，進入中央集權体制。此地刻不容緩地需要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在這种雙重條件之下，才有荷蘭共和國之登場。 另外還有一個妨礙低地國家實行中央集權的因素，則是其中市鎮林立。根据中世紀的習慣，每個市鎮，獲得封建諸侯的特許狀（charter）而有豁免權（immunity），封建法律只行于鄉間，城牆之內概不适用。自治的市民（burgher）有權自行立法，各諸侯不能直接向市民全面抽稅，即使情勢需要，封建諸侯向各市鎮有所需求時，也要以磋商及自動捐助的名義承辦。大批的市民當初多是穡夫（serf或villein，一般譯為“農奴”易生誤解，本書統稱為穡夫），或是穡夫之子孫。西歐一般的習慣法，只要在城市里居留一年零一天，即成為市民，有些地方只要101天。但是在低地國家里，有時只要40天即可以算數。 地產的貶值，也是市民力量抬頭、封建力量江河日下的一种象征及推動的力量。城鎮之內雖然市民自治，其地產仍為封建領主所有，當初按裂土分茅（subinfeudation）的方式，由下層掌管不得買賣（如果可以自由買賣，則整個封建制度無法維持）。可是市民在地產上筑有房舍，他們向封建領主所付地租不能因時价而調整。所有房屋，根据習慣法為動產。所以在新時代貨幣流通物价大漲之際，地租已不复成為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房租則隨著物价而高漲，市民擁有房屋者，逐漸漠視地主之存在，有喧賓奪主之勢。 低地國家經濟的發展，也拜地利之賜。阿姆斯特丹已北通波羅的海（其中通過丹麥与瑞典間之海峽路線為荷蘭人首先創用），這整個地區之內又有三條主要河流來自德、法之腹地，經此而入北海。內中斯克爾特河（Scheldt）与英國之泰晤士河隔英倫海峽正對，總管這河流入海之安特衛普（Antwerp）与布魯日（Bruges）（今日同屬比利時）同時成為中世紀以來歐洲之重要港口。低地國家內之法蘭德斯（Flanders，今日大部分屬比利時，各有一部分屬于法國及荷蘭），13世紀以來已成為毛織品生產中心，其中無數市鎮隨著這种手工業之發展而繁榮。本地羊毛供應不及，則向英國輸入，織成的毛布輸出遠近各地，南至地中海。同時傳統的魚鹽之利也沒有被忽視。14世紀以來，隨時腦制鯡魚的方法有了改進，能使北海的水產維持較長的時間，推銷到遠地。魚船和魚网的設計也全面革新，引起采捕運銷之集中。低地國家北部今日稱為荷蘭地區的整個經濟結构為之改觀。 此時整個低地國家分成10個內外的政治單位，布拉班特（Brabant）、格德司（Guelders）為公國（dukedoms）；荷蘭与法蘭德斯則為郡（counties）；尤特列克特（Utrecht）為主教區（bishopric）。因為社會經濟的變化，各諸侯親王提升一些貴族，使他們主持內部的經理，由此打破了封建的平衡，使貴族間發生糾葛，而使低地國家內部的政治复雜化。各諸侯最大的困難是入不敷出，所以又只好向各市鎮讓步，以便擴展財源。即如尤特列克特的主教，一方面在尤城加緊管制，一方面又在四郊支持新興的市鎮。此時各城鎮所獲得的特權，可以阿姆斯特丹 1400年的新特許狀作代表。這特許狀承認市政理事會的理事可以各以選舉選出他們的繼任，如此當然增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 本書根据歐洲歷史學家的作法，概稱以上各政治單位為“省”（provincial states）。14世紀一個重要的發展則是省議會（State assemblies）的抬頭。這些省議會的來源仍是專家們爭辯的一個題目，似乎無人能作定論，只是在各省享國的諸侯王子，因財政的需要，不得不時或召集下屬的首長，自己的幕僚，和各市鎮內炙手可熱的人士，檢討內政外交政策，已成為13世紀以來的一种趨勢。 低地國家的經濟發展當然引起四周王國覬覦。英、法、德（德國這時沒有統一，但神圣羅馬帝國實質上代表德奧，成為一個較為松疏的組織，而且低地地區很多省名義上尚是帝國一部分）都曾有吞并這地區的野心。一則由于彼此間的嫉視，二則由于無人能滿足低地國家內部的需要，此謀無法實現。其另外一种手段，則是這些王室支商經常与低地國家境內10余個省之諸侯親王聯姻。但所締婚姻立有合同，清楚規定承繼的各种情事。各省的有力人士，即在此時強調他們無意參加諸侯親王間的朝代戰爭，也沒有捐輸支持這种戰爭的義務。這种局外中立的立場見諸文字。 15世紀初年，低地國家之10余省，除了東北角之外，全部為勃艮第（Burgundy）所得，其發展极為曲折，也有浪漫史及傳奇性的情調，至今尚有歷史家稱之為命運的安排。勃艮策公爵原為法國王室的支裔，所轄之勃艮給在今日法國東北。其獲得低地國家的辦法，首先由菲力普公爵与法蘭德斯的繼承人（后來成為女伯爵的瑪伽莉達）聯婚。他遺有三子一女，也透過聯姻与這區域內的諸侯親王結為姻親。這些諸侯親王本來就有不少借婚 姻來維持彼此關系，而布拉班特的女公爵也是瑪伽莉達的姑母，女公爵無后，故將所屬地傳于侄女，因之此地區也落入勃艮第手中。若照正常關系發展，此三子一女各立門戶，以后也各有千秋，數代之后，与宗主的關系必日趨淡漠，各支裔与地方的關系加深。但勃艮第這四個房系之中有三個支裔各自向外發展，其繼承人或死于英法百年戰爭，或死于法國內戰，或在低地國家之內爭中參与敗方而被放逐，多絕嗣而無后，他們所承繼的省份，透過兄終弟及的辦法匯歸勃艮第之正宗。 所以菲力普之長子綽號為“約翰無畏”（John the Fear－less）及孫子并號為“菲力普好人”（Philip the Good）繼承大統時，勃艮第已將低地國家內各諸侯親王一掃而光（其中仍有一些統治不及的地區則在政治上并不重要），尤特列克特及列日（Liege）主教區之主教則派親戚家人充任（尤城主教大衛為菲力普好人之私生子）。這樣一來，勃艮第的領域在瑞士至北海之間連成一片，有在今日德法之間造成第三個大王國的形勢。 菲力普好人之子“查理冒失”（Charles the Bold）于1466年嗣位。他們祖孫三代統治低地國家約50年，极力支持這地區經濟的發展。14及15世紀，德國北部的自由城市聯結而成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有壟斷波羅的海至英倫海峽商業的趨勢，并且以武力作商業的后盾。勃艮第的公爵支持荷蘭及齊蘭（Zeeland，与荷蘭為鄰的另一濱海省）的海員，鼓勵他們向漢撒同盟的城市作戰。勃艮第也竭力使安特衛普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港口与國際城市。如此一來低地國家國民實受其惠，也樂于有這樣一個保障其安全的王室。 勃艮第既開拓了一個縱長500英里橫寬300英里的王國，即必須對全境的統御經理作籌謀一致的打算。于是在每一個省，派出總督（stadhouder或stadtholder），以代替原來的諸侯皇子（后來荷蘭獨立時，其主政者仍用這官銜發難）。召開一個全國議會（states－general），決定低地國家內的稅收，以便支持勃艮策公爵的軍費。這已經是超過前例，因為過去每省自為一單位，要募兵籌餉時也只臨時磋商于各省。而查理冒失所創設的司法，与當地人提倡的地方自治有很大的抵触。在他督導之下，低地國家開設了一所最高法院，規定以后各地的公文全要用拉 丁文或法文，而且法律是以羅馬法為根据（因為低地國家的人民，尤其荷蘭人，向來使用習慣法和不成文法）。這种政策一公布就引起普遍反對，列日農民反叛，打死境內的法官律師。荷蘭的一個鄉鎮更自行創造一個條例，“凡有引用外國或冷僻法律名詞而不譯為通用荷蘭文者”，一律罰款兩鎊。1476年全國議會否決了查理征稅籌餉的要求。 要是這种僵局繼續下去，以后的發展將無法逆料，但是翌年（1477）查理冒失戰死，繼承者為20歲的女公爵瑪麗。勃艮第公園在戰后失掉了勃艮第（此地從此成為法國領土），只成為低地國家的王室。一時各省重要人士聚會于更特（Ghent），草擬一份文件叫做“大特權”（Groot Privilegie）。內中說明最高法院不能复核各地法庭本身足能解決的案件，各地產業所有人及市鎮不能被傳答复他們境域之外的問題，所有公文一律用低地國家內之語言；除非產業所有人同意，女公爵不得對外宣戰、在境內抽稅或鑄幣。所有官員都要由本地人充任，即是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經過各市鎮同意。 當時低地國家正遭逢內部叛亂及法國入侵的威脅，瑪麗迫于無奈，只好接受。“大特權”有如入憲章，本身無強迫執行的力量，只是彰顯低地國家构成時的內向性格。此后1579年的尤特列克特聯盟（Union of Utrecht）是荷蘭獨立的先聲。盟內宣言即申明各省城鎮原有的特權不因同盟而失效，同盟對重要事件的行動，必須獲得所有各省全体一致同意。 瑪麗之婚姻使低地國家剛脫离勃艮策的掌握，又陷入哈布斯堡（Hapsburg）皇室彀中。瑪麗与奧國大公爵麥西米林（Maximilian）聯婚，原有低地國家人士贊助。15世紀末年法國強鄰壓境，有了一個德奧血統的皇子作駙馬，也可以借此將力量稍微平衡。不料哈布斯堡朝也在利用聯姻擴展地盤，較勃艮第更胜一籌。所并吞的不止是公國、郡國的小地盤，一來就并吞一個現代型歐洲國家。麥西米林本人則被選為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當日神圣羅馬皇帝還由七個國王主教等推舉，16世紀以后就由哈布斯堡家世襲），至他孫子查理五世時，低地國家的首長不僅是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而且擁有奧地利。又通過奧地利掌握匈牙利和波希米亞（今日捷克），同時還兼西班牙國王，更因后者的關系，控制了意大利半島和美洲一些領域。哈布斯堡家族囊括半個歐洲，引起英國和法國的反應。尤以法國眼看自己的領域被哈布斯堡王朝三面包圍，亟思抵制。于是以遠交近攻的辦法，糾結歐洲更外圍的盟友如土耳其、蘇格蘭及瑞典、丹麥進行一种更大規模的反包圍。 低地國家包括今日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原來希望在一個國王之下，有一點安全保障，其立國之政策則為局外中立、地方分權，以便各城鎮各自發展本身的經濟利益。而此時（16世紀）眼看局勢之發展与他們的愿望愈來愈遠。 16世紀也是宗教改革的時期。 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公布他的“九十五條論題”，原來不過是由他自己良心的驅使，從神學的角度對當日宗教的設施發表一些意見。（他將95條論題釘在威騰堡[Wittemberg]教堂門上，符合當時行事的辦法。因為他雖身為僧侶，仍在威騰堡大學擁有教授的職位，教堂大門則是神學系的公告牌。）此一行動在歷史上掀動的大波瀾，為其本人始料未及。歐洲社會經濟條件本來已和中世紀所定制度相去甚遠，宗教改革的呼聲在這時候被提出，只有使其他各种需要改革的運動更能借題發揮，其范圍也更擴大、趨向也更顯明。事后看來，這也是必然之事。 新教的宗旨在信教自由，“凡信徒即可以做長老”（priest－hood of believers）風气的倡導之下，西歐和北歐產生了很多宗派。其中路德派尚是其中較保守者，馬丁·路德主張革除羅馬教廷若干陋習，可是他對社會秩序仍保持傳統的看法。因此路德派容易在德國被接收。很多諸侯親王在支持路德后，就脫离羅馬和維也納的束縛，而他們在自己領域里的威權并未受減損。（德國這時為約300個單位組成，諸侯親王和各主教的屬區各百余，自由城市也約百余。）新教的“左翼”則可以再洗禮派（Anabaptists）為代表。此派無意在神學上和哲學上鑽研。他們只希望將圣經上所敘述的基督教原始性格重現于人間。他們的教堂是一种受苦受難的組織。因之他們也創出一种不務家人生產事業，只在情緒上求發泄的趨向。以此作為標榜，他們容易打進下層社會，如荷蘭的縫工和面包烤匠即成為再洗禮派的領袖。法蘭德斯的織工也組織不少小單位。其中有些人走上無政府主義和原始共產主義道路。他們的弱點則是不能在体制上作為新社會制度的精神支柱。最后在低地國家內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仍是保守派与過激派之間的加爾文派（Calvinists）。 加爾文，法國人，他的神學立場以“命定論”（predestina－tion）為核心。簡單的來說則是人不論賢愚不肖，將來或入天堂，或入地獄，早為神所預定。然則如此，命定論仍有各种問題，如：這种命定是一种絕對的、或相對的因素？難道人之為惡真是神之主謀，而不僅是他自己違背神的意旨？如果真有命定，則一個人要在是非可否之間下決心，又如何能确定他之選擇即是神的安排？諸如此類問題，固可以邏輯答复，也可視作人類經驗以外，非邏輯所能解釋的一种神秘現象，本書以下各節還有机會敘及。其不墜入一個机械式的解說之中，反可以被多方接受，也使新時代高層社會的領袖及思想家對之感到興趣。當賦命定論以堅定的解釋時，則有“我個人之命運非人間其他威權可以左右”的气概，而抱持此种觀念的人也有傾心于事業成功的趨向，如此才能證明他自己确有神佑。這些气概与趨向使命定論被公認為有助長唯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功效，為推進資本主義的有力工具。 16世紀低地國家的經濟又有了新的發展，毛織工業以外放分工辦法（詳第一、二章）進出于今日比利時南部和法國北部各小市鎮和村庄，由于脫离了城市同業公會的束縛，范圍日益廣大，也更具有資本主義的性格。同時荷蘭与齊蘭的船舶也在擴充，至16世紀中期之后通過丹麥、瑞典海峽，出入波羅的海之船只1／2到2／3為低地國家所有，每年超過2000艘，其中大部分屬于荷蘭。這些船只每年以一半的時間捕魚，其他時間為商船載貨，北至波羅的海，南及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雖然僅出入于沿海無數的市鎮与村庄，可是經營的資本浩大，背后財務之支持者多為大城市的商人，而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為主。 低地國家之內，本已產生各种利害沖突，如經外放分工辦法織成的毛布的价格低于城鎮里同業公會所公訂。有些地方寺院林立，僧侶持有某些商業稅收的特權，又不免与信民沖突。鄉間的士紳在城市勢力發展后，否定僧侶有對他們抽稅的權力，這些市鎮出錢收買附郭封建領主的特權，包括路稅、漁獵特權等，而用這些特權作基礎，支持他們在經濟上管制的力量。 低地國家南北不同，也引起猜忌。北方荷語通行地區，不承認哈布斯堡屬于日耳曼系統，此王朝与勃艮第的淵源，加上以布魯塞爾（今日比利時首都）為政府中心，及引用很多律師法官造成官僚政治，使其“法國勢力”和“外來因素”色彩較濃。低地國家的東北角，曾多年聯合反抗查理五世，他們所用的東荷蘭語和低地德語接近，再洗禮派因著語言的接近，很容易從德國滲透入這地區。至1543年查理五世將這地區全部占領，從此統率了低地國家的17個省區，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但低地國家內的很多省區仍不承認他是國王，只不過是一個身兼領17個區域首長職務的親王而已。所以他必須依照成例，以個別不同的方式在各該省區執行其權責。如果變更体制，各省區仍可拒絕承應。 所以16世紀中期，低地國家享受短時間的和平和統一，各自享有境內五花八門的各种既得權益（vested interests）。查理五世本來可以實際領有這塊領域，但因又分身做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忙于在德國應付馬丁·路德，又要主持抵抗土耳其人及在意大利半島的戰事。他忙碌了半生，總希望創造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帝國，削平各种异端邪說而重新以天主教廣布于他所管轄的領域与人民之間，但事与愿違，于1556年自愿退位。治下的帝國分為兩部分：德奧与神圣羅馬帝國之部分，傳于皇弟斐迪南；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半島之領域及低地國家則傳予其子菲力普二世。后者在位60年，也是低地國家變亂的開始，以后終于演發至荷蘭獨立。其中原因甚多，但是中世紀以來歐洲人所崇奉的价值以宗教為首要（最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過民族國家和社會經濟地位），所以1566年，約有300多個低級貴族在布魯塞爾提出要求，請終止對宗教异端的迫害，荷蘭獨立戰爭因此而展開。 荷蘭之獨立，肇始于1566年的請愿活動，其實哈布斯堡王室懲辦异教徒，歷來已久。1550年查理五世曾頒發嚴峻的命令。內稱：凡印刷、抄寫和傳播路德、加爾文、茲文利（Zwingli）等离經叛道文件的人，一律處死。未經批准私閱圣經或在公開及私人場合下講解圣經的也處死。如果触犯這罪條的表示忏悔，則男子斬首，女子活埋，不忏悔的即綁在木樁上燒死。在查理五世退位之前，低地國家內因新教异端被處死者，數目已多，有人曾說以万計，最低限度也以千計。 各教派的發展也有不同的命運，如再洗禮派在哈布斯堡王朝時曾受迫害，在獨立戰爭時卻很少被提起，而戰事几乎完全由加爾文派來領導。加爾文派原由法國北部滲入低地國家，盛行于法蘭德斯，而今日比利時南部經過80年戰爭，這些地區則仍為天主教盛行地區，又仍屬西班牙統治（而成為日后之比利時）。加爾文派盛行北方，成為昔日之荷蘭共和國（今日之尼德蘭國）全國通行的信仰。可見得宗教触及人類之生活与思想，兩者間之關系非常微妙。所以信民在膜拜時固然可以無限虔誠，也可以混入不少俗念，多時尚非當事人所可洞悉。莫特里（JohnLothrop Motley）研究荷蘭獨立運動及獨立戰爭多年，他曾寫出：“關于對上天問題之解釋，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誘而放棄了他們的宗旨。宗教上的事，人性經常是可以揉轉混合的。一到物質上財政上的事，抵抗強權，才會眾心一致。”這說法即指出當日宗教之爭端實為其表，而其他很多社會經濟特權等問題則為其里。倘非后者，也不會有前者。 現在歷史家已經公認查理五世生長于低地國家，深悉民情，他雖懲辦异教徒，仍不愿惊動這區域內其他的复雜因素。其子菲力普二世，則被認是西班牙人。他排斥异端，借著宗教問題整飭低地國家內部管理權之情事。他一方面計划在全境創設新主教區（bishoprics），一方面又維持常備軍。以宗教馴服信民，帶著一种政教合一的趨勢，而以武力作后盾，其軍費亦取給于當地人民，間接又多了一個增稅之威脅。1566年初的請愿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复，各地示威運動蜂起。有些城市將各天主教堂里的圣像等標幟搗毀，同時也有不少下層民眾，對几次大洪水沒有适當的救濟而使食物价格高漲，表示憤慨。對征收什一稅的教堂及蠻橫的法庭不滿。低地國家的高層社會，則看穿菲力普的种种做法是在克制他們歷史上的特權。 菲力普此時人在西班牙，于1567年派阿爾瓦（Duke ofAlva）帶領10000精兵越過阿爾卑斯山而來，這些隊伍穿著精良的甲胄，攜帶前所未有的滑膛槍，并且決定以戰養戰。1569年菲力普根据阿爾瓦的建議，公布了低地國家的新稅制，內中以營業稅值百抽十最為苛刻。當日民間經濟不像今日社會，每樣物品轉手一次就要增价10％，是全民一個极重的負擔，于是市民停止交易，各地騷動不可收拾。 低地國家的武裝抵抗開始于1569年左右，到1648年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是役歐洲多數國家都被卷入）和會時，各國（包括西班牙）承認荷蘭共和國之獨立。其中尤特列克特聯盟訂于1579年，已于上述。荷蘭共和國宣布獨立，則在1581年，其實1609年共和國与西班牙曾簽訂12年的休戰公約，這時荷蘭已在事實上被承認，但是歷史家綜合前后，統稱荷蘭的獨立運動歷時80年之久。此中發展之詳情非本書所能或應縷述，以下只對与我們之題材有切要的地方扼要提及： 領導獨立戰爭的奧倫治皇子（Prince of Orange此人又名“威廉寡言”[William the Silent]）承襲了法國南部奧倫治和德國西部納紹（Nassau）的采邑，又在荷蘭、齊蘭、布拉班特和格德司擁有庄園，是低地國家首富之一，也是高級貴族，向來与哈布斯堡王室接近，但到舉兵造反前夕，仍未顯露意圖，所以有此名號。他原來為天主教徒，后改為路德派，又于戰事期間成為加爾文派信徒。作戰16年，后于1584年被西班牙主使刺死。荷蘭獨立之后，他的子孫繼嗣。但是他們只用總督（stadtholder）名號，其職務雖世襲，仍稱通過各省之選舉，其中雖有間斷，但如此直至拿破侖時為止。也可以說是替立憲君主制（constitutionalmonarchy）打開了一條出路。（拿破侖敗后奧倫治家的繼承人則复辟為王，也是現今荷蘭的王室。） 戰爭期間，控制城鎮成為兩方的主要戰略，所以攻城戰极為重要，1578年帕瑪公爵（Duke of Parma，Alexander Farnese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之侄）取得軍權后，改變戰略，重點在截斷斯克爾特河下游的交通，使依賴此河与內外交通的城鎮不戰而降（也有實效），所以其目的仍是掌握人口中心，而非消滅對方的野戰軍。作戰方式趨向職業化，火炮与筑城同屬重要。除了被圍時全城人民因為生命財產攸關而集体加入外，通常兩方交戰員都是外籍募兵，西班牙的兵員曾到60000至80000人，使軍費与財政成為決定戰事發展的主要的因素。獨立軍除在各地派捐之外，初期高級貴族如威廉寡言等人毀家紓難，沒收天主教堂資產，以及鄰國如英、法、德各處之接濟，都屬重要。其長期的影響，則是戰后低地國家內之貴族更形沒落，荷蘭城鎮中之資產階級愈加抬頭。 菲力普以戰養戰的計划完全失敗，營業稅值百抽十無法達到預期之目的，反要從馬德里以大量金銀（首先來自南美洲）輸送到低地國家。如此長期以現款使用于這個狹小的地區，促使此間金融經濟加速展開。即在戰時的荷蘭，其港口的貿易也大增。變亂開始時，南方各地新教徒及反西班牙人士包括不少技術員工。猶太人和資本家，紛紛避地他邦，直到1588年英國女王出面援荷，各界人士重返大陸庭集于北部，助長荷蘭工商業之發展。菲力普不能有效處置低地國家，与西班牙全面戰略有密切關系。他這時要防備土耳其西侵（勒潘托[Lepanto]之海戰，已于第二章言及，即發生于1571年，西方之聯軍由西班牙領導），又要干預法國之內爭，且要制止英國介入低地國家之事。最后，則有大艦隊（Armada）之征英，都是极為浩費，很多行動沒有成功，反而重重牽制菲力普的發展。對荷戰事曠日持久，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當初一個宗教問題演變為荷蘭人的民族戰爭，西班牙只能控制低地國家的南部，而此地日后也終于演變為今日之比利時。 威廉寡言又以“海上乞丐”（Sea Beggars）為机動部隊。原來1566年低級貴族請愿時，一位權臣曾輕蔑的稱他們為“叫化子”（gueux），造反的人偏以此名號自榮，曾編制叫化子歌謠傳頌，設計叫化子的圖樣自相標榜。所以經威廉發給特許狀（let－ters of marque）的武裝民船有交戰員之身份，通稱“海上乞丐”。他們出沒無常，也給獨立軍助威不少。不過他們肆無忌憚，有時趁火打劫，殺人掠貨之際，不嚴格區分敵友。就歷史發展而言，他們助長了荷蘭人日后在海上的發展，而他們所表現“海上無騎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為16、17世紀的一般風气。 從以上各种發展綜合看來，新時代的趨向符合克拉克所說的“戰爭是一种國營事業”（War became a business of thestate）。荷蘭立國之后，沒有更好的邏輯去支持她的存在，只好縱容此种趨向繼續發展，而在其過程中表現出一种資本主義的性格。 荷蘭共和國之立國可以說是發揮了自由的精神，但仍不能算作民主。而所謂的自由，也只是容許了社會上能說話的人物繼續保全他們的權益，并不鼓勵所有人各抒所見。在1600年前后，7個省的省議會約有代表2000人，稱為“攝政階級”（regentclass），是一切威權与財富之精萃，因之每一個城鎮里的政治可能為极少的特殊階級壟斷，有些家族彼此照顧，他們的地方勢力也等于世襲。 獨立之初，全國的加爾文派只占1/10人口，至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的新教信徒不能在市政府里任職之規定。只是這种限制并未強制執行，隨著時間之進展，其要求反更松懈。為此，有所謂控訴派（Remonstrants）及反控訴派（Contra－remonstrants）的爭執。這兩派同稱為加爾文信徒，也同時有神學威權的支持。他們的爭執在于對命定論的解釋。前者要求對命定論不作過于嚴格的定法。有人批評他們根本不承認命定論。這時荷蘭省（荷蘭共和國內7省之一省）的權要，以奧登巴內佛（Johan Van Oldenbarneveldt）為領袖，堅決提倡荷蘭聯邦，為一种邦聯，權在各省，本身可以編組軍隊，軍士效忠于本省。他在全國會議里有多數支持的力量，1609年与西班牙停戰的協定12年，大部分應歸功于奧登巴內佛。 他站在控訴派的一邊，和他們的發言人接近，又把宗教問題与政治問題甚至憲法問題混在一起。控訴派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把命定論解釋得比較自由化，但因他們要求荷蘭省政府的保護，又重啟政權闡釋教義之門，使政府有決定教義的權力。 于是反控訴派（由大多數牧師組成，也算是加爾文的正規派），站在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之后，舉他為領導。慕黎斯王子乃威廉寡言之子，此時為7個省中5個省之總督（另外二省則推他的從兄弟為總督）。他對宗教問題并無興趣，他本人的政策，則和奧登巴內佛格格不入。因為他兼聯邦陸海軍總司令，當然不樂意各省在他麾下之外自組軍隊。這時荷蘭一省占全國之大半，可能多至2／3，又是首富，如果再提倡更強化的地方分權，也等于以一省的力量凌駕于全國之上了。總之，他認為新共和國如果不繼續向西班牙抗戰，就不能維持內部之統一，因此更不贊成奧登巴內佛所談判的12年停戰。除此之外，他對奧倫治一家朝代之利益也相當有興趣。 在此沖突之中，奧登巴內佛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及萊登（Leiden）大學的智囊團接近。慕黎斯則代表當時各省的貴族，也有下級的支持，他本人則為有力量的軍事領袖。他對付奧登巴內佛的辦法半系合法的部署，半系政變。首先解散各省組織的軍隊，又將奧登巴內佛及其親信拘捕，更將控訴派之人士逐出各省議會之外，然后組織特別法庭以叛國罪名義于1619年將政敵奧登巴內佛處死刑。一方面全國改革教堂集會，六個月后，于1619年閉幕，正式宣布控訴派為异端，自此确定了狹義加爾文派之立場。 局勢急轉直下，以奧倫治家為核心，組織皇室，中央集權，注重軍事力量，為必然趨勢，況且后面又有一個帶保守性標榜正規的教廷。但這些現象正是几十年獨立運動要掃蕩的對象，戰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和這些條件背道而馳，加之荷蘭一省擔負聯邦大量經費，有時多至3／4，歷史与現實都不容許如此全面開倒車。慕黎斯將以前的盟友以罪犯處死，已是駭人听聞。奧登巴內佛死后，慕黎斯自己也只有6年壽命，以后他的繼承人被稱為奧倫治派（Orangists），有時對共和國体制是一种威脅，然則他們代表了內地各省的利益，与荷蘭省之水上及外向的發展相對，又不可少，歷史上兩者因沖突產生危机的情況并不常見，即使有，也仍能在最后關頭化干戈為玉帛。各省曾主張不設總督，只是不久又因為事實之需要，仍請奧倫治家出馬，可見得威廉寡言及其后人對荷蘭之實行資本主義，雖不直接參与，仍有一种支持的效用，他們保持著荷蘭共和國為一個民族國家，若非如此，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之經營仍是一兩個自由城市的体制，其發展必受限制。 荷蘭改革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也沒有成為一個排斥异己的團体，正規派雖被承認是正宗，可是控訴派的异端不過對命定論有不同的解釋，也禁無可禁，全國會議后之10年，他們已經公開露面。改革教會自1618－1619的全國會議之后，也未再召開。自此天主教、猶太教及再洗禮派也在荷蘭共和國中活動，當日之信教自由在歐洲國家之中尚屬首見。其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加爾文派的教會，其每一個單位由本身的牧師、教士、長老和執事組成，本來就帶著一种地方自治的性格，也与荷蘭共和國的政治体系平行，不复在政爭中增加糾葛。 在這些條件之下，全國的組織集地方分權之大成，原則上承襲了封建時代的体制，不過時代的進步，交通通信發達，金錢的使用展開，以攝政階級為主体組成的城鎮，只有隨著他們本身的性格去發展工商業，盡量存積資本。我們也可以說荷蘭共和國在1600年前后已整個的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如此一個新型的民族國家，在此時有了這樣的一段表現，為世界史中的創舉。 17世紀的旅游者一進入荷蘭，就發覺這個國家不僅上端是7個各自保有獨立主權的小國家拼合而成，而且下面每一個小單位之內仍有不少市鎮保留著若干獨立自主的性格。所以這新國家的体制曾被批評為“胡亂”、“陳舊”和“复雜”。她的海軍由5個不同的海軍樞密院（admiralty colleges）掌握，阿姆斯特丹城自組郵局，向海外通郵，直到1752年才由全國郵政接收。共和國無外交部或外務首長。國家如有全國性的事件，只能向全國議會接洽。1654年荷蘭省竟宣稱她在某种范圍之內有單獨与外國定約之權，不待聯邦政府批准。 在組織方面講，荷蘭共和國縱橫分割，成為無數小單位。橫向分割的界限為宗教及社會階級，縱的方面則是各省鎮地區。如此的体制，可以說是和傳統中國的衙門政治完全相反。傳統中國注重外表上的整齊划一，下層机构根据上層机构的政令組成，其不合實際的地方存積在下端，由官僚粉飾掩蓋。尼德蘭的新國家，由下層机构自己作主，所以能夠全部存真。國家的政策只有一种從屬的關系，而不是主宰。其重點在保護私人的及商業上的利益。在此前提之下，提倡自由，成為一時風气，而所謂自由，也仍以商業上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為主。并且荷蘭共和國的對外戰爭如1652及1665之對英戰爭及1672年之對法戰爭，雖說牽涉了很多其他原因，其中商業上和經濟上的沖突總是一個帶決定性的因素。 當日四周鄰國仍保持以農業為主的經濟体制，既有工業的制造，也以本地的資源為主，而荷蘭獨特地采取了商業体制。于是阿姆斯特丹不僅是船舶進出的中心，也是國際銀行業与保險業的中心。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創始于1609年，亦即与西班牙停戰的初年。它不發行貨幣，而以存款為主要業務。當日各地不同的貨幣良莠不齊，商人無法找到大量又合標准的貨幣匯票，為國際貿易中的一大缺陷，阿姆斯特丹銀行接受各种成色不同的貨幣存款后，給存款人以它自身所定的一种等于荷幣的信用貨幣，登記于賬簿之上，存款人即以此信用与人交易，因為所存貨幣儲蓄于保險庫內，查核稽嚴，又由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出面作保障，所以這銀行信用昭著。而且阿姆斯特丹立法，凡轉手在600荷蘭盾（guilders）以上的交易，一律用這銀行的信用貨幣支付。不久之后，這銀行的信用貨幣价值高于外間通行的貨幣。于是得款人也不要求兌現，安心長期的倚靠銀行掌管其收支，使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越做越大。 之后，這銀行又展開接受金銀條塊存款的業務。銀行給予存款人之信用貨幣的數目，低于存入金銀之市价的5％，存款人在所得信用貨幣之外，銀行也另給存入金銀之收据，在6個月之內存款人或其利益轉讓人，若能將銀行所給予之信用貨幣數目還清，并付少許手續費，仍可憑收据取回其存入之金銀，所以銀行之信用貨幣及儲存金銀之收据，同時可以在市場買賣，只是贖取金銀時兩者都不可缺。而用荷幣購買信用貨幣之貼水（agio）通常也是5％，因之贖回金銀無利可圖，反要付手續費，故在一般情形下，收据無轉讓价值，通常令其逾期作廢，存入之金銀歸銀行所有，其發行的信用貨幣，等于支票存戶之存款。如此積年累月的經營，銀行的資本愈積愈多。同時貴金屬被銀行收買，不复為使市价大幅波動的工具，它們所代表的信用，也經常被使用著，不像傳統中國，財主以金銀窖藏，或者制成首飾器皿，消极地和閉門自守地保存其購買力。 以上的情形，顯示著歐洲初期信用貨幣開創前后的情形，也呈現著當日所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以确實掌握金銀為保持國家財富之根源。此時若非直接控制金銀，則無法展開其信用（今日則以外匯存儲數為衡量經濟力度之尺度）。 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据說創始于1530年。這不是交易所之最先發初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很多城市里的交易所都比這時期早，有的竟早了几百年。不過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首先將現代商業的組織与技術滲入，也可以說是首先帶有資本主義特性。現在看來，至17世紀中期，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仍不過是一般商人匯集之處，通過交易所可以買賣轉手的物品達300多种，包括農產、礦產及制成品，胡椒則有五种。可是有組織的將政府公債以价轉手和將公司股票公開競爭的出賣，要到17世紀后期方才成熟。征之以上阿姆斯特丹銀行業務展開情形，也可以見得貨幣市場有賴于長時間的經營，才能使資金愈為集中，運轉也愈顯定型，而世紀后期之買空賣空（荷語為windhandel直譯為“風中成交”），其所謂“出賣尚未捕獲之鯡魚，發售尚未開采之礦產”都出此門徑），起先有了“預期交貨”（futurity）的型態，次之則公司股票也可以“拋空”（selling short，賣者先以借來之公司股票高价賣出，以后趁跌价時購進彌補以從中牟利），都由阿姆斯特丹首創，于1689年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傳入倫敦。 買空賣空的投机事業為人以道德的名義垢病。可是行之几百年之后，在今日有條理之市場中，被認為有其社會功能与效用。出賣尚未捕獲之鯡魚及發售尚未開采之礦產，也可以說是讓資本家投資于待展開之事業，也向推銷商保證貨物來源及可以預為籌備之价格。買方也通知了賣方，即使生產過剩預定出賣之商品已有被指定的市場和被保證的价格。大凡投机商將各种風險事業及吸收大幅盈虧作為他們的專長，則一般商人更能作較安穩的經營。甚至生產者也可以付少數之价款，以購買權（option，漲价時賣方仍有照預定价格出售之義務，跌价時則買方只放棄定款，不被強迫購買）的方式預定本人生產之商品，作為一种間接局部的保險，因此更可以大量投資，冒更大之險，去采用以前未曾采用之生產方式，而涉獵于以前未曾涉獵的地區使生產成本愈低、利潤愈高。本書前已說及，資本主義帶有試驗与賭博的性格，而不安于按部就班的平淡經營。買空賣空使這种放寬領域的行動為可能。這中間可能發生的弊端极多，也可能影響公眾的安全。一個為政府監督的商場能使如此种种經營有秩序地繼續下去，無疑的這國家已進入資本主義体制。 布羅代爾曾說，資本主義端在它与國家互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國家（第一章）。荷蘭共和國透過司法和立法，使各种冒險与賭博的行動合理化，當初必遷就于資本家，否則不可能突破傳統道德觀念之約束。事實上共和國初成立時，傳統的道德觀念并未消失。改革教會仍有不許放高利貸者參加圣餐的情事，各大學也不發給他們學位，尤特列克特大學神學系更以傳單制止之。后來由荷蘭省及菲斯蘭省（Friesland）出面申明教堂不能干預銀行之事，這些阻攔才告平息。能如此急轉直下，實因荷蘭地方小，歷史情形特殊；阿姆斯特丹占著商業戰略重要的位置，而加爾文派也始終沒有一個机會堅持其立場，才使地方分權政教分离的精神排除眾議。發揮得盡致。因此我們考慮到資本主義之形成，不能忽略這許多因素錯綜的關系，也更能体會到地理因素在歷史上的重要。 經濟史學家熊彼德說及荷蘭共和國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是基于三個條件：一是朝代國家向商人強迫借貸而通常有借無還，二是貨幣市場缺乏組織，三是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因為美洲之金銀尚在不斷的輸入，無法扼止。荷蘭共和國本身已將前兩個條件消除，第三條件雖沒有完全逆轉，到17世紀下半期金銀的輸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業利息由12％跌至10％而更跌至6％，有一段時間內更低至4％，已低于一般新教領袖認為非高利貸的數額。利率既低，以前無利可圖的事業此時轉為有利。由于荷蘭的利率經常低于英國約2％及3％，阿姆斯特丹銀行家与保險業的經營，遂得以超過國界，向英國和其他國家發展，而表現一种國際性質。 荷蘭共和國此時還有一种較西歐其他國家占优勢的條件，為造船業之突出。其標准之商船稱“弗羅伊德”（fluyd），它的特點不在設計之复雜，而是簡單。通常船長125英尺，載重300吨，因此与戰艦及大型商船分為兩途。“弗羅伊德”船長為其寬之5倍至6倍，船頭直截下水，船尾為圓形，沒有一般戰艦及大型商船之重樓疊閣，脫离了中世紀以來的設計，開始表現近代船只之直線型。由于桅杆之間距离大，又節省船員艙房，因此載貨多，可節省腳水30％至50％。其他各國商船不僅難望其項背，即制造技術亦不及荷蘭之价廉工精。“弗羅伊德”只用于西歐地區，其他遠洋航船另有其設計。 16世紀末，荷蘭船開始航行于遠洋，1590年后航行于西印度群島，1595年進入遠東，也在這同時進入地中海，1601年各國船只進入倫敦的共714艘，英船為207艘，荷船則有360艘。此時据估計，荷蘭共和國共有各式商船2000艘，總吨數在50万吨以上。其國民經常有20000人捕魚，20000人參与西葡貿易。這在一個人口只100多万的國家是一個很大的比例。 17世紀初期，荷蘭共和國實際掌握著瑞典的經濟，又因三十年戰爭，漢撒同盟的力量衰微，英國則因內爭而引發內戰，荷蘭經營之航海業及國際貿易一時世無其匹。遠東運來的治肉香料，仍為大宗。此外瑞典之銅、鐵、柏油及瀝青，波蘭及俄國之麻及亞麻繩索（均用于造船），挪威之木材，波羅的海各處所產之谷物，全部西南運。西班牙与葡萄牙經常感到食糧短缺，全賴北方剩余的國家供應，此時又全賴荷蘭的船運解決交通問題，即在獨立戰爭，荷蘭共和國与菲力普交戰之際，亦未停止。法國食鹽為腌制魚類之必需品，為北運物產之大宗。法國之酒大批由荷蘭人預先購買，荷蘭共和國商人在法國派有長駐經紀，專營此業。此時歐洲的毛織品有几個生產中心，各有專長的產品也由荷蘭商人作中間交換人。此外，德國出產的兵器推銷至遠東，英國与法國的食糧不足或過剩時，亦是由荷蘭人為之截長補短。至17世紀，荷蘭人已發明一面捕魚，一面在船上腌制裝桶的辦法，所以其水產能以較低廉的价格行銷各國，甚至在英國附近水上所捕之魚行銷英倫，此最為英國人指責。此外經荷船轉運的貨物尚有皮毛、皮革和鉀鹼。總之，歐洲經過長時間的人口增加，城市興起，產生了一种國際市場物資全面供應的形勢。以上所述大都是國家經濟及一般市民之必需品。荷蘭人的經營，瑞在“以低廉的价格造船，而將之徹底使用盡致”（build ShipsCheaply and drive them to death）。其能運載不同而又笨重的貨物，而無其他國家能与之競爭，所以前述市場投机的事業，也要有如此下層的堅韌耐久的工作支持，否則無從有組織的展開一种有秩序的商業經濟。 中外學者有時提及，中國北宋期間、明清之際，有商業資本活躍的情形，并提出一個全國市場的形貌。乍看起來，好像与歐洲的國際市場不相上下。但是仔細比較以后，則可以指出中國從未產生一個如此各地區各就所長，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的局面。同時荷蘭人已經在西歐和北歐有了相當的制海權，中國歷史里更無此事例。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權階級執國家經濟各前進部門之牛耳，又通過共和國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內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夢想之事，即本書最粗淺的解釋，也可以說明兩方有天淵之別。 過去有很多學者強調荷蘭商人是靠剝削掠奪殖民地來累積資本。20世紀后一般的看法則重視歷史上的小商人刻苦成家，如莫特里所說的，“漁人和河上的筏夫成為海上的冒險家和商業的皇子”，以及“窮困的法蘭德斯織工變成雄厚的制造家”。這种情形誠然有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紳商，并非在17世紀初期突然發富。即如我們列舉以上銀行、股票市場、造船和國際貿易的展開，也隱約可以推斷其后面必有一段艱難創造的背景。但這也不是說剝削掠奪并未發生，這一點即荷蘭本國的歷史家也不隱諱。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資本650万荷幣（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只有資本30000鎊）。這公司由不同之“廳”（chambers）組成，阿姆斯特丹廳即承擔公司一半的債務。在10年之內，公司只發放一次紅利，然其數額為股本之162％。世紀中期，這公司在東印度積存儲幣金即達2000万荷幣，為當初投資之三倍。原來東印度公司經過全國議會立案的時候，荷蘭尚在戰時，這公司被賦予在它武力能克服的地區執行國家最高權力的任命，所以公司的海外執行人等于大帝國殖民地的開拓者，早有立法的根据。 荷蘭人獨霸遠東治肉香料專利權的經過，早經以前的作家一再詳細敘述。過去葡萄牙人首先進入東方，只控制著印度至紅海間的水道，使印度洋運來的香料都落入他們手中（詳第二章）。荷蘭人的辦法是擯棄所有中間人，直接進入產地，故舍亞洲大陸而進入印尼。在當地的政策，也非常的簡單，凡出產香料的主要島嶼，即以武力占領，不能占領或其他出產較少的地方則將其作物破坏，甚至將其島上人口殺戮遷移。荷蘭人能較葡萄牙人及英、法人占优勢者，端在其資本組織雄厚，如每三四年即裝備能戰斗之商船50艘進入此地區，所以有足夠的力量將對方封鎖困住，或使用武力，在某些場合，不待交涉即開火。1619年以巴達維亞（Batavia）為設防的根据地，禁止他國商人履足香料群島（spice islands，西塞蒲斯与新几內亞間的島嶼），几乎完全壟斷了肉豆蔻和丁香的生產，也掌握了胡椒与肉桂的供應，歐洲香料市場的价格可以一次陡漲二倍半，即是此故。印尼的土人也受他們統制，酋領被任為攝政階級（regents），以封建方式受荷蘭東印度公司管制。荷蘭人控制的生產以后也延伸到其他物質，如咖啡、靛青、奎宁。土著的供應某時候甚至成為一种上貢制度。荷屬東印度的農業自此世紀后受國際市場支配。 西印度公司組織于1621年，當時与西班牙的停戰協定已失效。西印度公司也以攔截西、葡越洋的商業，奪取他們在美洲的殖民地（如巴西）和販賣人口為要事。宋巴特曾指出，此公司在1623到1636年間制造船只800余艘，可是同時期卻截得敵船540艘，其船貨价格已兩倍于造船時投入的資本。1628年一次截獲 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銀總值荷幣800万元。种种的發展使我們只好相信克拉克所說：“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种商業的事体，一半是征服占領，也可以說一半是對缺乏抵抗能力的土著所加的一种搶劫。”阿姆斯特丹保險公司本身擁有戰艦60艘巡游各地，也只有在這情形下獲得确切的解釋。 荷蘭獨立戰爭期間，很多企業家与技術人員和工匠北移，其影響以紡織業和金屬与机件的制作最為顯著。一般來說，提及荷蘭共和國的書籍大多會提及萊登的毛織品。其生產額在1584至1619的35年之內增加了四倍。還有一件膾炙人口的事，則是阿姆斯特丹的資本家基爾（Louis de Geer）原來有低地國家南部的背景，17世紀上半期又在瑞典置有地產，從此掌瑞典礦產之牛耳。又在荷蘭替瑞典承造整隊的戰艦，全部裝配妥當才開往瑞典交貨。獨立戰爭之前，低地國家北部之工商業遠不如南部。阿爾瓦征營業稅時，曾組織委員會估計各省工業出產品的總价格，這數字至今獨在，從中可以看出遲至1570年，荷蘭省及尤特列克特尚不能与法蘭德斯及布拉班特相比。戰后形勢全殊，原因并不是工業本身條件改進，而是由于政府体制和社會條件全面支持重商政策。在此种商業的組織系統之下，工業資本也得到特殊待遇和鼓勵。荷蘭在17世紀之初的工業制造仍受同業公會過去習慣的束縛，隨著時代進展，這种种束縛才逐漸解除，使我們体會到資本主義之形成，牽涉千頭万緒。在荷蘭的歷史中，連上述外交海戰及殖民地政策，都有直接与間接的關系。工厂与工厂制度實為其果，而非其因。也就是說，物品的分配交換超過其制造，為构成這國家資本主義体制的導因。 在資本主義展開為一种組織与一种運動之際，荷蘭的農業始終只居被動。還好荷蘭共和國的農業、畜牧發展較谷物生產 重要。人口增加商業交往頻繁之際，由外輸入谷物，使農業無法像其他國家一樣維持經濟和社會上的主導地位。這也可以算作資本主義比較容易在荷蘭落地生根的一大主因，而且荷蘭的經濟和財政情況繼續增進。剩余的商業資本立即投資于農業。海堤和河堤的修筑、風力抽水机的放置、牲畜的种育、人工培植的草場、精密的工作和沼澤地排水等等新設施和新技術，也确使鄉村受惠，使農業与國家經濟最前進的部門不致脫節。而這國家內部的交通也得水運之利，不致和一般大陸國家一樣產生一國內地与濱海間無可彌補的大距离。 荷蘭共和國不設職業警察，由陸軍和城市里的自衛隊協助維持秩序。城市里的陪審員（jurors）由市政會推舉，鄉村間各地區的行政官和司法官由省議會派遣。所以攝政階級將他們在城市里的權力延伸至鄉村；政府里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權也由同一階級包辦。低地國家過去的經驗是刑法處分嚴厲，民法對私人財產的處置詳盡周密。荷蘭共和國獨立之后，甚至各省的法庭也無權复審各市鎮裁定的刑事案件，但有權接受民事上訴。此中更可以看出資本家和私人財產權的力量鞏固。 17世紀的通貨膨脹，使工資降低，荷蘭的資本主義体制也使勞動階級的生活更為苦楚，再加上失業成為周期性的現象，所以一般民眾的生活反有倒退趨勢。當日的旅游者指出阿姆斯特丹乞丐触目皆是。童工6歲開始工作，夜以繼日，終年累月，既無假期也無星期日的休息。工人的集會則有嚴禁，1692年的禁令甚至以死刑相威脅。改革的要求雖見諸文字，但還沒有人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在以上各种情形之下，荷蘭共和國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之先進。她在國際間的地位，以歷日上（chronological）的17世紀為最高，亦即1600年到1700年間。此后她的領導地位為英國取代。以今日之眼光，我們可以很容易指出這國家所開創的財富無從流通到下層社會里去，因此無法使生產与消費同時作超時代的擴大。此外，還有諸种問題，如科技之待展開、教育之待普及、交通通信之待繼續增進等。此類問題若得不到滿足，任何國家也無法創造一個合理的社會体制來支持這個理想。（伊朗在20世紀尚不能如此，遑論及17世紀之荷蘭。） 荷蘭之成就，端在重新組織民族國家之關頭，擺脫了朝代政治及宗教的束縛，又吸收了大量有企划能力的移民，使其能將歷史上市鎮自治的特色充分發揮到貨幣銀行、水上交通和遠洋冒險諸方面去。可是如此特創体制，也在國際關系中產生了一個不平衡的局面。17世紀很多國際戰事的發生，多少和這不平衡的局面有關。荷蘭已經在陸戰時證明她攻雖不足，防則有余，所以尚不致在歐洲大陸產生大問題。她在海上的發展，卻是歷史上的一种新因素。當時所產生的反響，在英國超過西葡。英國本身為海上國家，對外輸出以羊毛為大宗，經常占總數75％至90％之間，如此農業又与國際貿易不可分割。17世紀英國之內戰及混亂，大体由于歐洲局勢劇烈的變化影響到軍事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各种問題。一時諸事紛至沓來，其處置也談不上合理。一到17世紀后期，則有如若干英國歷史家所提及，這國家已“看穿了本身之陳舊落伍”，而“有意識的模仿荷蘭”。英國之改造，卻比荷蘭更徹底，因此也把資本主義的体制向前更推進一步。這里我們可以引用很多歷史家所說，一到1700年，歐洲最重要的商業城市已是倫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了。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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