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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書和教書的一段經驗，是在成人教育的范圍中，要提出有關歷史的新題材時，与其循規蹈矩的從疆域沿革世系制度說起，不如先引導出一件非常的事跡。在敘述這事跡時，自然會牽涉到相關的背景。表面看來，這种作法好像缺乏系統。實際這才是將讀者或听眾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盤出，既有示范功用，追敘也有重點。所犧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獲得的則是時間上的經濟与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學、中學以至大學讀書的時候，在西洋史里只注重英國、法國、德國和帝俄的發展，很少提及意大利。只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卻沒听過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這城市內3／8的面積，又据克里特島（Crete）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軍不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數一數二的地位，達几個世紀之久。過去我們對這些事跡漠不關心，今日則應廣為宣揚，這是因為世界的歷史業已改變，中國的歷史也在改變。撫今追昔，我們對過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從前在學校里認為世界史里屈指可數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侖、俾斯麥的功業，固已失去渲赫的地位。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有別于朝代的國家（dynastic states）的興起，也難再于20世紀的末期被視為令人胸怀激動的歷史新聞。而今天一般讀者亟要知道的，則是何以其中有些國家富強，有些貧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則成為后起之秀。 威尼斯稱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間，和中國之宋（960-1279）、元（1271－1368）兩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時。在這500年的前端，歐洲所有的民族國家全未登場。即到后端，英國与法國雖有現代國家的雛形，也未成熟。而德國与意國之出現，尚在中國清朝之咸丰同治年間，還是几個世紀以后之事。這也是我們不能把歷史上每一個國家當作和其他國家相類似的單位，從它的疆域沿革上著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現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跡發生于西元1355年。這年4月，威尼斯的統領華立羅（Marino Faliero）被36人組成的法庭裁決犯有叛國罪，處以死刑。這事情不僅成為歷史家反复研究不能完全定奪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后文學家和藝術家籍以發揮自己情緒的一种題材。19世紀初年，歐洲“浪漫主義”（romanti－cism）大興。畫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畫渲染歷史上的惊險情事著名。他有一幅“華立羅之死刑”證實被梟首的統領陰謀發動政變，企圖做獨裁者，實系國民公敵。所以畫上犯人的尸体僵仆在統領官邸的石梯之前。監刑的十人委員會（Council of 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員會）委員之一站在陽台上，一手抓著行刑所用的劍，上面尚是鮮血淋漓，當眾宣布，統領叛國依然罪有應得，很有孟子所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詩人拜倫（Lord Byron）与德拉克洛瓦同時，對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拜倫費時三個月，作成一部五幕劇，据他自己說，他考慮作此劇已有數年，內中情節以盡量接近歷史為原則。他筆下的華立羅不僅是英明的國家領袖，也是大眾英雄。他替威城作戰，歷經几十年，在血淚星霜中，戰功赫赫，而且他又關心民瘼。和當時威城的貴族驕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里，极盡盤剝凌辱之事，明顯對比。華立羅希望喚起下層民眾，尤以政府管轄的造船厂（在威尼斯稱arsenal）的員工，推翻現在的統治階級，組織民主化的政府。事雖不成，這悲劇式的英雄在臨刑前慷慨的宣揚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殘害他的人為之低頭。 為什么這兩人的借題發揮會如此南轅北轍？我們且看歷史的記載： 華立羅事件開始于1355年的Giovedi Grasso節日，圣馬可廣場內有各項競技和雜耍。事后統領依成例在官邸（即在圣馬可教堂和廣場之側，今日仍在）設宴。一時威城權要麇集。有一個年輕人叫做斯東諾（Michele Steno）半瘋半醉地對与會的一位女賓表示熱情，超出常情之所能容，華立羅命令將他逐出邸外。但是不知如何斯東諾竟又跑到邸內的會議室，在統領所常坐的椅背上涂寫了兩句韻文，意思是華立羅的妻子，貌美年輕，不幸已有外遇。 在華立羅控告之下，斯東諾被四十人委員會（Council ofForty，有司法權，詳下）審判，但是只被判禁足兩月。以他冒犯統領情節之重，而處罰如此之輕，華立羅已在冒火。事有湊巧，當時又有一個管造船厂的平民管理員，叫做伊沙內羅（Bertuc－cio Isarello），來向統領訴苦：只為拒絕雇用一位貴族引荐來的船工，被這貴族毆打。統領回答，這城市里的特權階級跋扈，他自己尚受制于人，也無能為力。伊沙內羅就說只要統領有決心，現況不難改變，如是他們已經有了發生政變的机謀。 造船厂的工人早已對現狀不滿，他們又依成例間常充任統領的衛隊，所以組織他們造反，是合于邏輯的。經過華立羅的同意，伊沙內羅協通了20個同謀者，每人又召集40個下屬。對這些下屬卻沒有講明白陰謀的動机和目的。當年威尼斯正和熱那亞（Genoa）作戰，鳴鐘即是傳告敵艦已入海沼內侵，根据規定，城中的貴族也要到廣場集合。華立羅預定4月15日晚上，在圣馬可廣場鳴警報，趁這慌亂之中，參与陰謀的800人即不難將這些貴族或殺或擒，可望一网打盡。然后華立羅宣布改組政府。 可是事机不密，參加的員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親友開始互相警告，不要在此時此刻進入廣場，以免禍及。十人委員會聞訊開始調查，首先他們在一座寺院里秘密開會，以決定統領本人是否与聞陰謀。既獲悉華立羅确系主犯，即開始在統領官邸，實際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門內公開審訊。十人委員會依成例擴大為36人的特別法庭。華立羅被判有罪。4月16日黃昏，伊沙內羅被絞死。17日清晨華立羅受刑。刑畢官邸的大門開放，讓群眾觀視，當晚尸体送到一個荒島上埋葬，不設墓碑。 在官方的記錄里，這案件只用兩個字寫出（non scribtur），可譯為“不書”，意謂：“我們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會議室，向來有歷任統領的畫像。在華立羅的位置處，則用黑紗蓋著，上書“在此者為華立羅，因犯罪而被斬首”。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后，還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舉行紀念儀式，在游行的隊伍中，有人捧出帶血污的花緞，仍稱是1355行刑的遺跡。 經過歷史家的考證，以上所說華立羅之妻的艷聞外遇，沒有實際的根据。大概因為官方記錄不提及華立羅謀反的詳情，其中出諸道听途說的細節也滲入正式歷史之內。譬如說華立羅受刑之日，他已76歲，他的妻子才45歲。她的名字也在各書之中寫成兩樣。扰事的斯東諾則确有其人，他后來也成為威尼斯的統領，在位期間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為歷史上有能力的領袖之一。在1355年，他還太年輕，很難被邀請到統領一年一度的宴會里去。如果他真有在華立羅面前放肆闖下大禍的輕佻情節，照理也不該再有各种机緣，循威尼斯的正規途徑，由海軍軍官，而后任省長，最后被推舉為統領。 只是華立羅陰謀之動机，還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無子嗣（拜倫的劇本里替他添了一個侄子，但是沒有歷史上的根据），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聲望的貴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許多部門服務，也曾帶兵作戰，現任的統領一職，是終身制，他半年之前當選時，獲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亞威農（Avignon，法國境內，是教皇駐蹕之處）作外交上的交涉。据他向朋友道說，他從未企求或運動這職位。然則何以几月之后，冒此大險，以致身敗名裂？ 斯東諾的導火線雖沒有根据，華立羅与造船厂頭目伊沙內羅及其他員工的來往卻是證据确鑿，所以后來判死刑的不只他們兩人，而有10余人之多。這些情形引起拜倫將他自己在19世紀初期的階級斗爭思想寫進華立羅的頭腦与口中。可是華立羅從未表示他要領導工人運動，同時這种運動放在14世紀中葉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遠，歐洲人口一時大減，勞動力缺乏，已經引起工資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著促成暴動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畫，代表著法國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階級企求自由的精神。他們所反抗的暴君乃是舊体制（ancienregime）的遺物，亦即是貴族、僧侶的領導人。以這种題材，加之于華立羅和威尼斯，則又不免張冠李戴。華立羅很可能的有做威權皇子（authoritative prince）的決心。他很可能認為威尼斯的統領應有實權，不當受城中貴族層層節制。有些歷史家認為他是主戰派，他之發動政變乃是希望与熱那亞作戰到底，不為和議派的壓力所轉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劇并沒有浪漫畫家筆下牽涉之深。只能當作一种政治上和技術上的問題，也只有片面的歷史意義。 今日我們檢閱陳跡，去華立羅企圖發動政變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詩人与畫家的筆下宣揚也超過一個半世紀。我們与其跟著拜倫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測這悲劇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質問何以他的心情會引起后人如斯的注意。這題材既為舞台上的腳本，又是沙龍中的名畫，則作劇作畫的已經准備將此情此景永遠保留，吟詠觀摩。難道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則是引人入胜的不僅在于當時一段事實，而是牽涉著這事實的背景。拜倫說得好：“統領華立羅的陰謀，是現代歷史中一個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鑒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著他又說：“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個夢，她的歷史像一段傳奇。” 關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兩位現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間無匹。有理智的人不會在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時至今日，這城市內歷史上有名的建筑物，都有繼續沉浸在水中的危險。國際間援救的組織，正設法將軟泥注入這些建筑的地基內，希望將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來就不是計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島，此城乃在倉卒之中創設。一部19世紀的歷史如是說：“他們都是難民，為數四万余，在5世紀被蠻族逐出他們的故鄉，在這海沼之中避難。此處土地經常移動，處于咸水的沼澤之中，難民發現無土可耕，無石可采，無鐵可鑄，無木材可作房舍，甚至無清水可飲。他們（仍然）在此創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謂黎多原來泛指威尼斯各島，今日則為兩個主島之一，在西邊，与東邊的圣馬可（San Marco）毗鄰，中間只有一條大運河分隔。歷來的安排，商場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眾的廣場則在圣馬可。此外尚有環繞的諸島，已屬次要。這威尼斯城處亞德里亞（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東西海岸的分歧點。兩島去大陸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內中卻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識，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歷史中，威尼斯曾數度瀕于被侵犯的危險，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侖將她撥給奧國之前，未曾為外國軍隊占領，其受大陸農業的影響也至微。 拜倫所說，威尼斯的歷史可以當作一段傳奇看待，雖然容易体會，卻無法直接的形容，現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釋： 過去約2000年來，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權政府。君權的根据，總是“君權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義，也有道德上的附帶條件。要是神啟示于人，作之君，當然責成他率領臣民為善，否則就沒有邏輯上的意義了。我們尚在它陰影之下，不容易遽爾体會到這种觀念的源遠流長。中國到20世紀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國在17世紀初年詹姆士一世也還在提倡君權神授，他自己著書不算，還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親自說：“沒有主教就沒有國王。”（no bishop，no King）其要義也就是要不讓他派出僧侶管制臣民的心靈生活，就用不著由他出面做國家之首長。 在這時候如果有人出面說：我偏不信你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無非丰衣足食，既能溫飽，則求繁富。然后得隴望蜀，更憧憬于權力与幻想間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達到目的，也不關你事。至于我的善惡，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關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預。 這种意見，也可以算是資本主義的原始思想。說來容易，做去卻行不通。即楊朱為我（第一章）也有這种傾向，已經被孟子与墨翟一并罵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顯示歷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著“自由的构造”（free 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東西的哲學家能夠提出上述意見時，各种權力的組織早已畫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干淨。社會制度也与這權力的系統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經濟的展開也非常的遲緩，更不容各個人或者一個集團的人設想他們的私人財富可以繼續擴充，終身沒有限制。 威尼斯則在這不可能的條件內產生了一段例外，無須將上述意見特別標榜，卻已經在事實上證明，“自由的构造”事屬可行。她最起初的歷史，約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威尼斯對意大利大陸上的政爭，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態度。可是當初的40000難民經過几個世紀的移民和繁殖達到10万左右，早已超過“不足為外人道”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魚鹽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亞德里亞近海立下了一個商業上的基礎，以后向東發展，執地中海商業之牛耳，可以說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會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礙，得以將其組織，全部适用于經濟上最合理的規范上去，以資金之活用（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經理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facilities）的原則，使所有權（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結為一元（詳第一章）。其國家勢力既膨脹，個人活動的范圍也擴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輕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參加海外旅行，開始帶貨，次之參加股份貿易（col-leganza），將資本愈積愈大，以后在海外建農場，在大陸造別墅，和在大運河河岸蓋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軍將領的地位，常為貴族壟斷。但是13世紀之前社會流動性大。直到1323年后，才規定貴族及其家屬（經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會議”（Grand Council）的會員，而威尼斯的貴族仍只有少數擁有地產，大多數還是城中紳商。同時貴族只是一种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紳商卻也不一定是貴族。 從一個歷史家的眼光來看，賺錢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這個城市國家人口一經固定在10万左右，經商給了他們一個共通的目的，而且緊湊的居住在海島上，他們也感到休戚相關。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几個世紀不斷的發展，在這經濟生活中，經常產生一种生活上的動態，富于打破環境的經驗，与眾不同。和歐洲中世紀大部分尚在一成不變的情形下比較，愈顯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動活潑。所以拜倫一方面嫉視威尼斯的貴族，一方面仍覺得威尼斯傳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尋味之處。 布羅代爾說：“資本主義之發展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險，愿意投机。”他又認為“欺騙”也是因素之一。“這競賽的規則乃是發明一种新規則——去針對市場的現行規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運轉。”為什么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在他的書里強調“浮士德眼界”（Faustian 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傳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開現局的代表），是現代經濟的哲學基礎？得隴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問題既已解決，則企圖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單調的目的既已達成，則開始制造繁复的問題。以前不合法不敢嘗試的事項現在則使之合法且毅然嘗試。這种突出環境進入新領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歷史成為一段傳奇。人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万左右人口，有似中國明朝的偏僻小縣。她在1000多年的歷史中，也做過一些不仁不義之事。可是她的成功并不是使全部公民都成市儈。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勢力西侵，成為文藝复興的中流砥柱。她的建筑和几個世紀以來收集的美術品，至今仍是傳世之寶。她的印刷業，也一度是西歐文物的先驅。而她在商業組織与造船業的成就，當然更在世界歷史里樹立了一座里程碑。 威尼斯之成為一座自由城市，大部分由于歷史上各种因素的不期匯集。她緊靠著意大利半島，原屬西羅馬帝國。自從日耳曼民族在5世紀席卷意大利半島之后，東羅馬帝國（國都在君士坦丁堡，也稱拜占庭帝國，實系希腊人經營的一個王朝）的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曾于6世紀中葉一度派兵恢复半島上的大部疆土。可是日耳曼民族的問題還未解決，回教徒的勢力又伸張，查士丁尼死后，拜占庭帝國僅能保持意大利半島靴形的疆域中的靴尖及足跟的小部分。威尼斯及今日之南斯拉夫海岸，名義上仍為拜占庭帝國的領土，實際上則為獨立。 意大利半島也迭經其他民族与王朝的侵占。西元800年教皇李奧三世（Leo III）加冕于查理曼，使他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也是在名義上恢复西方帝國的辦法。其實查理曼所控制的土地在北方，其居民以操德法語的為多。此例一開，只引起以后近1000年教皇与查理曼之繼承人在各處爭權。神圣羅馬帝國始終在今日之德奧，但是她的勢力又侵入意大利。威尼斯除了极少數情形之下，對各方都不得罪，只保持她實質上的獨立。同時她以外交手腕，獲得各處通商和免稅減稅的權利。 威尼斯擴張的經過，可以最簡單的几個整數日期概況之：西元1000年前，她的經營大致不出波河兩岸及附近沿海。1000年后才伸張到亞德里亞海里去，并且參加近東（Levent）的貿易。1200年后經過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威城大為擴張海外殖民地，連接一連串的領土、港灣和重要城市里的居留地造成一座商業王國。1400年后，才在意大利大陸拓土，可是這“朝西的發展”也象征著朝東及海外的發展已趨盡頭。1500年后她雖然以精力和財富對文藝复興有實質上的貢獻，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則大不如前，雖想保持几百年來經營的海上王國，事實上已不可能。如此粗線條的綱要不免為專家所笑，在此卻符合我們的需要。 初期資本主義的成功，端在專利，專利則要消滅競爭者。威尼斯首先制鹽，她又有船只，通行附近各口岸，于是早期即為波河各處食鹽的供給者。但是威城自己所產的食鹽不夠供應，即由政府出面，定購其他產鹽處的全部生產，同時也向消費的城鎮訂約，供應他們全部需要。雖然有時也通融產鹽的市鎮，少量的直接供給鄰近的地區，但是一般的原則，不讓買方和賣方直接碰頭，威尼斯做中間人。這种辦法也為其他市鎮所樂于接受，因為這些城鎮也有他們自己的食鹽專利，批發的來源和出路一固定，這些市鎮也可以對民間專買或專賣。同時威尼斯也派有警衛和船只巡行波河。 從食鹽的供應推廣到食糧。小麥的供應不能全部管制，無法專利。但是威尼斯首先鼓勵各處剩余的食糧發送到她城中發賣。在一定時間之內，她擔保最低价格，如果找不到主顧，由本地政府承包收買，逐漸的指定威尼斯為亞德里亞海的特定市場（staple city）。她派船只將亞德里亞海的海盜肅清，勒令所有的運糧船一律都要到威尼斯卸貨。威尼斯商人私自將糧食直接運往其他港口將遭嚴罰。各處來港購糧的船只當然也不是全部空艙而來，于是木材、蔬菜、豬肉、薪炭，都集中于威城海沼之中。在今日之南斯拉夫沿岸的兩個港口城市，一為查拉（Zara），一為拉固沙（Ragusa），也有相當多的船舶，想在商業上出頭。威尼斯派兵占領這地區，于是土人不服，叛變的情事在歷史連亙的發生。可見得自始至終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發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們的武裝和后盾。 地理位置上的优勢，對威尼斯歷史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近代作家湯普森說：“只要看地圖，我們也可一目了然，威尼斯是距歐洲中心點最近的港口。日耳曼的商人在此地先与海岸接触，中東的商人也是由此地將他們的貨物資運到距市場最近的地方。”其實此优勢還不限于直線上的短距离。意大利半島的北端与大陸的主体相接之處，只有几個為數不多的要隘。在東部与德奧相通的為布侖納隘道（Brenner Pass），從這高地到海上是一段沒有障礙的大斜坡，直達威尼斯。西部則以圣伯納隘道（St．Bernard Pass）通日內瓦及法國之香檳省（Cham-pagne），后者在中世紀的市集經常引起國際商人注意。而當地的貨物一經圣伯納南運之后，也可以循波河東流而入海，与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亞德里亞海的另外一個好處，則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利曾被稱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厲害的國家”。我們剔除陸上的來犯者不說，海上的來犯者，通常來自西南海岸，如法國之諾曼人（Normans）、西班牙之亞拉岡（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Saracens）等是，而不及于北岸。這樣威尼斯將達爾馬希亞（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后，比其他自由城市有了最初几百年沒有被間斷發展的优勢。而達爾馬希亞之森林，也成為威尼斯日后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只向地中海東部發展之際，十字軍東征應時而發生。初期的東征采取陸路，但是不能缺乏海運的支援，同時十字軍既在中東獲得立足之地，跟隨著軍人的各色商人也向圣地進發，而天主教徒對圣地的膜拜，更支持一种新生的旅游業。而這些事情的背景則有西歐的經濟，經過漫長遲緩的發展，在11世紀后表現突然開朗起來。于是對威尼斯經商有利的條件一時匯集。她向東方輸出之貨品有毛巾、木材、金屬，內中尤以銅、銀在中東最受歡迎。從東方輸入的物資包括絲綢、食糖、香水、木棉和調味香料。后者包括胡椒、肉桂、豆蔻等，來自遠東，通常容積小，不多占船艙位置，所以每一容積內价格高，為冷凍尚未發明之前儲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無其他來源，所以最為重要。 谷物的供應也是威尼斯商業中重要的一環。迄至15世紀之前，威尼斯無意作食物之生產者。她的食糧來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甚至遠至小亞細亞及黑海之濱。威尼斯宁愿做食糧的轉口商，乘著各處气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糧价有波動時贏利，而不愿自己經營農業。這和中國官僚處處籌謀食物之自給自足，不鼓勵各地專業發展其所長，忽視分配与運輸的組織有絕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態度影響西方的社會心理至大。 販賣奴隸是初期商業鏈條的一個重要環節，威尼斯參与其事，視作當然，也沒有在各种記錄中留下在良心上責備的痕跡。基督教徒的一個觀念，則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隸（因為根据他們的信念，一個人要受洗禮，才真是神前的蒼生赤子，否則仍是野蠻人，讓他們服役于無酬給的勞動，也不為過）。即算這种信條，也是規避的辦法，例如拜占庭帝國的人民屬于希腊正教，名義上屬于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強辭的說他們都是异教徒。俘虜只是奴隸來源之一，大部分奴隸出于本地人之綁架，在希腊境內尚有特別組織的公司專營此業，他們將捕獲的人口販賣与他种人。再有則中世紀以來，海軍、海商与海盜，難有實質上的區別。有些武裝商船突然出現于無防備的海岸，擄獲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的黑人可以北運，斯拉夫人可以南運，希腊人和韃靼人可以西運，并沒有一定的型式，也沒有一貫的主持人。奴隸在意大利多為家中仆婢，有的也為妾媵。在中東有的為宦官，在埃及收入軍隊里。土耳其各部落的習慣則專門收集年幼的奴隸，訓練成為特种干部，儲備為日后的高級將領。看樣子也是當時奴隸來源充裕，于是土耳其人利用這种環境，使這些沒有家庭關系的年輕人為他們舍死亡命，日后也收到种族通婚的成效。不過，大多數的奴隸則被發放于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島种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歐洲最大的奴隸市場。至1366年威城才禁止公開拍賣人口。不過零星販賣奴隸之事，仍常有之。這類事情以及威尼斯在亞德里亞海發展之經過，只顯示資本主義國家之初興起時其積存資本不擇手段，有時難以避免中國人所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說法。 十字軍一開始就把資本主義的冒險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誠混為一談。參与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戰奮不顧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順便侵略拜占庭帝國，覬覦希腊人在中東的屬地，包括今日在敘利亞及以色列沿海各城鎮。意大利沿海的三個城市國家，即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Pisa），又經常內哄。他們的爭執，尚牽涉到愛琴海及黑海各處之發展与在拜占庭帝國經商的优先權。簡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權這題目上爭霸。 這些事跡已經很复雜。而內中情節之傳奇性接近荒唐者，無過于十字軍之第四次東征。其荒誕不經，一位歷史學家稱之為“可恥的光榮”（shameful glory）。 第四次東征之領導者為香檳之元帥威哈陶因（Geoffrey deVillehardouin）。香檳省的伯爵，同時為英國、法國兩國王之侄子，所以由他發動組織第四次東征，歐洲各地的武士響應熱烈。威哈陶因与威尼斯的統領丹多羅（Enrico Dandolo）簽定合同，預定參与東征的有騎士4500人，侍騎9000人及所有的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備船只籌備給養一年，為价84000銀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備武裝船只50艘，無代价，但是東征獲得領士，威城得分享其一半。 在預定集合之前，這种協定已有相當的蹊蹺。參加十字軍的人物鑒于前次的經驗，認為要徹底解決回教徒的勢力，只有繼續南進，徹底打擊埃及。而威尼斯則因為商業的利益，和埃及訂有密約，不打算南犯。威尼斯的眼光針對北方，并且怀疑拜占庭帝國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協議，而事實也确如此，他們已經在背面接頭。 可是在表面上講威尼斯已經履行了她的合約，在1202年各事都已准備妥當。運輸船艦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別新造，船頭有艙門專供馬匹上下。此外武裝船只之蜈蚣船，因一船有100多名划槳手，當船槳伸出時狀似多足的爬虫，其所謂武裝，則系近敵時，此100多名槳手都可以投入戰斗。威尼斯整備蜈蚣船50只，最低限度即需划槳手6000人，雖說部分可以在亞德里亞海北岸斯拉夫人的地區招募，以一座只有10万人口的城市國家，如時完成這樣的整奮，也可謂已經竭盡其力。 可是威哈陶因不能履行他的合約。東征人馬預定33500，屆時只有10000人湊集停當，同時他們沒有辦法籌集84000銀馬克之供應費。領導人再三請贊助人捐輸，也只湊得50000銀馬克。威尼斯則堅持合同里的條款，不能減半的或部分的執行。這10000遠征軍駐扎于威尼斯一座外圍島上，進退不得。 統領丹多羅年已80多歲，雙目失明，在各种記錄之中，也是一位傳奇人物，有些歷史家臆度他早已預料威哈陶因無法履約，于是胸有成竹。然而這時的查拉，在匈牙利國王援助与慫恿之下，又叛變威尼斯，勢為一個新對頭，也可能為亞德里亞海商業間的競爭者。況且地處于威尼斯船艦往東途中，也是今后安全的威脅。 丹多羅即建議，如果東征的武士會同他剿滅查拉的叛變，獲得的戰利品不難抵作合同內的供應費計算。西歐的武士無意將對土耳其人及埃及人作戰的計划用在斯拉夫人身上，同時這一改變計划要他們攻擊基督教徒的同教人，只是船只与供養都在威尼斯人手里，他們駐地和威尼斯也有海沼之隔，總之無可奈何，只好听丹多羅擺布。 十字軍不費气力的攻占查拉，已是1202年的11月，而且這地方一被占領，拉丁的武士即与威尼斯海軍隊伍因爭奪戰利品發生沖突，雙方經過制壓之下，沒有釀成大變，但是嚴冬快要降臨，于是決定在查拉過冬，明春再向圣地進發。 此時即有所謂阿魯修士皇子（Young Alexius）出現。阿魯修士皇子是現下拜占庭皇帝阿魯修士三世的侄子。据他稱叔父篡位，并且又對十字軍的運動毫無貢獻。如果威哈陶因的10000人和威尼斯的海軍幫他進軍君士坦丁堡，赶走篡位的叔父，他自己登上拜占庭大寶之后，當立即打開國庫，盡量的支援東征，甚至還派兵10000人參加戰役。十字軍的武士既已在查拉有了一次的改變路線，再迂回一次，也無礙大局，況且他們也早聞名于君士坦丁堡之富裕，所以除少數的武士不同意而中途退出，大部分船艦人馬，放棄了東征的路線，而移戈北向。 經過一場戰斗，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占領，但是在紛亂期間阿魯修士三世出走之前，已將國庫金銀及珍寶攜走一空。阿魯修士皇子雖登极為阿魯修士四世，他的政令還不能奉行，他頒布的新稅也為人民反抗。他自己率兵企圖擒獲在逃的叔父，也沒有結果。此時十字軍已退出城外駐扎，他們向阿魯修士四世討賬，從夏至冬毫無結果，有一次還几乎為拜占庭人設伏所害。 1204年年初拜占庭帝國里的希腊人發生政變，他們將阿魯修士四世處死，又立了一個新皇帝，稱阿魯修士五世。新皇帝對西方聯軍毫無負擔債務的表示，卻一心著手修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于是丹多羅和威哈陶因商量，決心推翻整個拜占庭希腊人的政府，另推選西方來的一個貴族作皇帝，也另派一個威尼斯人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事成之后新皇帝管轄國都与國境1／4的地方，其余3／4，由威尼斯和十字軍的統率人對分。這就是日后威尼斯占領君士坦丁堡3／8面積的由來。 第二次攻城戰發動于1204年4月，以威尼斯戰艦出力最多，這些戰艦上面裝設著攻城工具如擲石机和云梯。其桅杆上則裝有平台，當船艦行駛至靠海的城牆邊上時，平台上的戰士緣著繩索跳上女牆，又再援引其他的戰士登城。第一座碉堡被占領，其他的工事也望風瓦解。城破之后戰胜者執行傳統的奸淫擄掠三日。聯軍統帥命令所有的物品繳納集中均分，据稱財物值40万銀馬克，又有甲胄一万副。十字軍人的回憶錄都認為威尼斯統領丹多羅為全部經過之主宰。他的籌謀不見諸文字。很可能他認為契約与債務必須嚴格信守，如果國家的首長不負責，可以責成全民負責。 可是如此一來，十字軍恢复圣地的目的全部置之腦后。將希腊瓜分只能在紙面上為之，然則事實上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西方的武士也在重要區域及据點布置了不少的藩屬地帶。而以威城占領的地區最為廣泛。在君士坦丁堡，所轄包括碼頭和港口。她又付出一部分現金，獲得克里特島全島的所有權。在愛琴海則取得一座叫黑橋（Negroponte）的港口，在希腊半島的東南則又控制了莫登（Modon）及柯侖（Coron）。這些据點再加以威尼斯原已控制的查拉和拉固沙，和中東海岸基督教徒原已据有的亞魁（Acre），內中也有威尼斯的居留地，就造成了地中海上商業王國的立足點，与近代英國之控制直布羅陀、馬爾他島、亞力山大港及蘇伊士的情形類似，只是威尼斯先動手了600年。同時她又与拜占庭的拉丁皇帝訂有條約，凡与威尼斯作戰國之人民不得來帝國經商。直到1261年拉丁皇帝被推翻，威尼斯實際上獨霸著東地中海的領海權56年。但是東羅馬帝國成為一個被分割的殖民地，有些歷史家認為是不出200年后土耳其人占領君士坦丁堡的先聲。 讀者看到這里也可充分的了解威尼斯的政府不是我們平常心目中的政府。它凡事都以威城商業興趣為轉移。有人曾說歷史上的威尼斯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和“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即是一個股份公司。它的統領就是它的總經理。而參議院，就是它的董事會。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雖過于簡化事實，卻給一般讀者一段直接的概念。 從丹多羅的事跡看來，威尼斯的統領出將入相，可能掌握相當的權力，不過這權力逐漸地被檢束，否則一個半世紀之后，華立羅就用不著采取兵變方式奪取政權了。這后面的背景，也是人文發達，商業組織趨繁复，大凡有技術性的問題，委員會的處置比寡頭政治來得有效。在此條件下，威尼斯的貴族逐漸抬頭，他們一方面凌駕于一般平民之上，一方面也就減縮統領的職權。 威尼斯的統領系終身制。最初的統領由拜占庭帝國任命，從11世紀以來，都由本地人士選舉產生。自西元726年至威尼斯1797年滅亡，全部統領的名單仍在，共119人，所以在1071年的歷史里，平均任期為九年。這統領的職務也是世界上依選舉制而產生之最久者。 統領名單也表現威尼斯初期政治中大家巨閥的力量顯著。例如西元811年至942年之131年中，帕底西巴扎（Participazio）家任統領的7人，西元887年至979年之92年中堪定諾（Can－diano）家任統領者5人。自1096年至1172年之76年間，有62年之內統領的職務不出于麥其爾（Michiel）及其女婿之家里。以后遺傳的力量仍是雄厚，例如康大黎尼（Contarini）家有統領8人，摩洛西尼（Morosini）家出統領4人，即丹多羅家也有4人任統領。不過同一家的統領，不集中于一段緊湊的時間內，表示威尼斯這些有聲望的家庭始終在島上保持他們的門第，只是最高的權力不為任何一家壟斷而已。 統領雖為終身制，但被彈劾的情事亦經常有之，像華立羅被判死刑雖算特殊，但是威尼斯的統領被暗殺、被罷免和被流放者重見疊出，不足為奇。吊詭（paradox）的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威尼斯政局只歷經极短時間的顛簸，仍能保持長期的穩定。像華立羅事件之迅速而有決定性的處理，即未產生任何余波，其后面之背景是：威尼斯之貴族（大約200家），代表著1000多人的大會議，始終不放棄對局勢之掌握。 防制統領大權獨攬，威尼斯采取种种辦法，有些甚為离奇。 統領之選擇以秘密投票方式由41個選舉人決定之。但是這41個選舉人自身卻經過一個极為复雜而又瑣碎的辦法產生。自1268年之后，首先在擴大會議有資格的會員內抽簽而產生30人，次在此30人內抽簽淘汰而為9人，此9人即開始選舉40人。此40人又不是選舉人，再用抽簽的方法淘汰為12人，此12人又選舉25人。再用抽簽的方法淘汰至9人，此9人再選舉45人。此45人經過第三次抽簽淘汰為11人，這11人才選舉出來上述的41個統領選舉人。全部程序一共抽簽5次，提名投票4次，有如“三跪九叩首”，還只產生了41個選舉人。 另外一個防制統領擅權的辦法，叫做“統領的誓辭”（promissione）。這种誓辭由來已久。最初不過是一种形式，由就職的統領自己擬稿，表示他愿意盡力履行他的職責。可是后來越來越复雜，11世紀之后，新統領就職前，由一個特別委員會草擬誓辭，另外一個委員會檢閱前任統領的記錄，如果發現以前沒有防范得周到，使前任統領得以自由行動的地方，可以在此時提醒草擬委員會注意，將防制的辦法添入誓辭之內。于是誓辭等于一件合同。在1229年威尼斯責成統領翟波羅（GiacomoTiepolo）的誓辭，新統領除了他的薪水和附近城市所進貢他份下所得苹果、櫻桃和螃蟹之外不得在職務內有法外之收入，他主持自由捐款，尊重國家秘密。不能單獨与教皇、東西羅馬帝國的皇帝或其他國王有私人文書來往。他接收的禮物有极嚴格的限制。他不能提出統領的繼承人。1275年統領康大黎尼（JacopoContarini）的誓辭，則禁止新統領（時年81歲）未得擴大會議同意与外國人結婚、他和他的儿輩不能在威尼斯所轄地域之外購買地產、不得承購政府的公債、他們在威尼斯殖民地內的地產限于統領就職一年內轉讓与人。他的儿輩除任駐外大使或船長外不得在政府內接受任何職務。 威尼斯之成為一個城市國家，初時接受希腊羅馬傳統，最低限度在外表上，政府的權力由全民大會（general assembly）產生。全民大會本來就沒有嚴格的形式，不過在產生新統領和宣布重要國策時，群眾聚集于圣馬可廣場，有些則栖身船上。通常一聲叱喝，算是在民意上獲得表決。在社會進化、政府組織越趨向技術化的條件之下，擴大會議（great council，Maggior Con－siglio）在13世紀成為真正權力的基礎。這會議囊括威尼斯所有重要的家庭，當初也包含著在大陸上領有土地，可追溯到以前家世的貴族和城中重要的紳商。可是其間的界限，越來越含糊。1297年后，擴大會議固定其會員資格，限于以前曾任會員。1323年會員之資格可以世襲。不久之后所有會員及其婚姻子孫記入“金譜”（Golden Book）。其中男性之成年人，通常1200人至2000余人，為擴大會議之會員，凡是威城政府之重要職務，無不被他們攬納。因為擴大會議最重要的職務為選舉，通過選舉權，此机构也是全市權力的基礎。我們所說威城的貴族，在13世紀之后，也純粹指金譜上有名之人士，很多專靠祖先經商起家。不過這并沒有完全截斬社會的流動性，金譜之世襲由父系決定，沒有不能与平民結婚的限制。平民也仍能經商致富，超過金譜有名的人士。以后少數的貴族，有些淪落到极為窮困，目不識丁，靠救濟金生活。亦間有平民也被升遷為貴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擊敗熱那亞來犯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軍功升為貴族。 大會議人數太多，不能主持經常性的事務，于是授權于參議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員會（council of forty）。這兩個机构有司法及立法權，有時也合并開會，四十人委員會對刑事案件有复審權，有時像最高法院，有時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個委員會。此外統領也有統領委員會，似同內閣。前述的十人委員會，則完全是一個公安机构，所轄如國家保密局。不過威尼斯1000多年的歷史內，這些机构的性質常有變動，并且很多政治上的問題以幕后征集意見解決。各种臨時委員會（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數，如判決華立羅死刑之法庭，即系一個臨時委員會。通常一個帶活動性的政客，同時兼攝好几處的職務，如海軍高級將領也出席參議院的會議，艦隊的司令官則由統領和四十人委員會的頭目商詢后委派。總之各种任務互相牽連重疊，沒有一個机构能獨行其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職為一年，連選得連任，被選人一定要服務，不許推辭。 以今日看來，我們可以覺得威尼斯的体制，讓人口內6％至7％的貴族去壟斷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無乃專制之甚。可是這在中世紀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開明。因為全民自治事實上不可想象。在几個小島上，以一兩千人主持國政，也包括了大致上應該縷列的人物。歐洲在中世紀趨向近代時，占有土地之貴族（landed nobility）和新興的紳商常發生沖突。威尼斯沒有封建的傳統，也不設陸軍，在大陸上作戰通常以雇佣軍（condottieri）為之，抽稅則以間接稅（如關稅、貨物轉口稅、食鹽公賣等）為主。在這种條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沖突，即在15世紀之后，在大陸上擁有相當多的領土，威城人士經營的農場仍只以收入為主，其財富不特別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勢力。 威尼斯名義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約束，是另外一种獨特的現象。威城有60個到70個教區，每個教區的神父由區內房產所有人推舉，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級的僧侶，由參議院提名后由統領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選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 saint），此人即是圣馬可，其意義有如中國之城隍。威尼斯圣馬可教堂与統領之官邸毗連，等于統領的附屬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帶有獨立的气派，一般僧侶受貴族監視，有如各种文官組織。于是引起一位現代學者說：“威尼斯之處置教會事宜，好像羅馬簡直就不存在。” 當神圣羅馬帝國与教廷長期斗爭之際，威尼斯能夠在兩方之間左右逢源，由來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請神圣羅馬皇帝及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在城中會面。中世紀以來，教廷与各處侯王及國王沖突時，教皇執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開除教籍”，此處分加于國家首領及于全國全城。當施行時，對被處分者之從屬關系及所作誓辭与契約及義務，一律取消無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為他們主持養生送死的儀式。凡婚姻關系遺產轉讓等之受教規決定者，也失去憑籍。被開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們的船只和貨物也可以听由掠取沒收。歷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牽涉到神圣羅馬帝國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約翰，均在這种處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開除教籍的處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費瓦瓦（Ferrara）王子之繼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開除教籍。一時費瓦瓦附近的城鎮聯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賠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產生外界的困難，沒有引發內部真正的危机，也仍歸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內長老僧侶。 自12世紀以來，在今日德國境內之王室貴族，分為兩個党派，其影響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羅馬帝國之中央集權，其幕后多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歷史地位的貴族。親教廷派（Guelphs）多數贊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興之社會經濟勢力（32）。這种爭執醞釀至13及14世紀，使無數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終沒有介入，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貴族不足构成獨特的政治勢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員都已歸并于城市中薪水階級之故。 威尼斯之屬于資本主義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業資本壟斷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資本的人操縱了工業的很多部門，而主要提供資本的人則是經商的貴族”。而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環境及特別机緣而產生。韋伯所謂資本主義的精神出諸清教徒，宋巴特謂之出諸猶太教（詳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說到宗教，我們還可以提出自中世紀以來，天主教對于“高利貸”（usury）有极廣泛的解釋，甚至一般的貸款收息，也屬于usury，不僅禁之于僧侶，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顧這种禁例，后來教堂的申飭比較嚴格，威城表面服從，也頒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貸的法令，實際則留下技術上的漏洞，放貸收息進行如故。 這城市國家的人民，曾被稱為“文藝复興期間最唯利是圖、頂貪婪而特別注重物質生活的人民”。不論其公平与否，只是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說是人類的共通性格。通過一种特殊的机緣，才表現發揮無余，也更顯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猶太人，划住在大陸的禁區，只准業醫，他們放貸給一般市民，禁不胜禁，這城市國家對付他們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勢。有時候讓他們來島上居住，過一時候又全部驅逐。后來又讓他們來城中，更定下規則，每次逗留不過15天，胸前要縫綴黃色的圓圈，而且他們不得在島上置地產開學校。所以猶太人縱在不同的時間內給了這城市不同的影響，卻始終無法取得主動的地位。威尼斯社會上的商業性格，還是要追究于本身的歷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會的上層已有清一色的形態，而且統治階級的經濟力量又和他們的經理能力互為表里，其管制下層的條件也比較容易得心應手。在此條件下，她處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屬重要，否則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這城市曾經歷傳染病嚴重的災害，1348年全城約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經移民填補，大部分來自意大利大陸。這些移民既為威城的工資吸引而來，初來時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沒有蠢動生事的趨向与動机了。 威城本身沒有農業人口，這城市里的工業生產也比較簡單。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業中心。她出口的毛織品大部分來自西歐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蘭。16世紀之后她的紡織業曾一度抬頭，以漂染絲織品為盛，其生產方式大部分依賴“外放分工辦法”（putting－out system），經理人將工作分派于海沼內外及大陸邊緣各地，并無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鏡子、肥皂、金屬裝飾品之制造，當日半屬奢侈品，也無從大量的生產。造船和制幣用人較多，則經過政府人員密切的監視。 各种作業，另有他們的同業公會。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業公會。同業公會除了維持制造的標准，厘定學徒的經歷出身外，還有周濟本行孤寡窮困的義務，會長由同業推舉，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負責。威尼斯最大的行業是海員，但是海員不許組織公會。此外我們認為是自由職業者（profes－sionals），如律師及公證人（notaries），也沒有公會。對外貿易的商人更無需組織公會，因為整個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們的一個大公會。 威尼斯被歷史家一致認為效率高、長期穩定的主要原因，還是內部的結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業并沒有被少數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參与。即匠工寡婦，稍有儲蓄，也可以參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資。此城市行征兵制。征兵的方法為預先將壯齡男子組成12人的集團，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時按次序征召入伍。但是征兵不作陸戰之用（陸戰用雇佣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軍。在長期間內，威尼斯又常采取戰時体制，商船組織護航隊，有些尚為政府所有，因此商業艦隊与海軍之間，出入甚微。總之，他們的活動即為全城安全与生計之所在。這些條件都足以養成上下人心團結。專政的貴族，既沒有留給一般平民必須生事造反之動机，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會，因之能造成一個長期穩定的局面。但是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飾威城強調特務政治的缺點。密探活動頻繁，對勞工謀反的處置過度的嚴厲。也不能掩飾她的強硬對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點，局勢不利的時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而特別在這种尷尬的局面之下，統治階級猜疑滿腹，也就在這种時期之中，可能發生華立羅事件之類疑案与陰謀。 從上面的縷敘看來，我們認為威尼斯屬于資本主義的体制，已經不容疑義。可是這种論斷，仍不能推翻當前的一個問題：資本主義是19世紀創用的名詞，我們將之施用于13世紀和14世紀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進之間，還沒有把疑難之處解釋得很清楚，卻又產生了新的疑難和誤解？ 這也就是縷敘至此，我們還不能決定何者是資本主義的共通性格，何者則是威尼斯島國特殊的情形。除非將其他帶有資本主義体制的國家或其代表作過一番類似詳盡的縷敘，我們無法用歸納法將以往的事跡歸并于現用名詞之下，使之解答現有問題。資本主義首先出現于意大利，可以算為多數的學者和作家所公認。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為她的記錄最詳盡，局勢最顯然，發展不僅不遭挫折而且歷時最長久。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國家的情形也應該有一兩段的概述，才能使讀者相信威尼斯的發展已經一馬當先，在初期資本主義形成時，确是個中翹楚。 先說佛羅倫薩（Florence）：這城市跨越亞諾（Arno）河上，曾先后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國占領，在12世紀成為一座自治的市鎮。此間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歷史根据。有些歷史家相信最早的同業公會可能遠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間已開始活動，雖說現存文獻只能推證到1182年。佛羅倫薩以紡織業和銀行業著名。這城市起先輸入英國及法蘭德斯（Flanders，比利時及法國荷蘭之一部分）之毛織品，加工染色之后賣出，以后徑自輸入羊毛，自織自造。在14世紀初期，年產毛布80000匹，雇用勞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業中心之一。佛羅倫薩的銀行業与路卡及塞納（Siena）齊名。他們一部分的業務，是將各國的基督教徒什一捐匯給教會。其實各地早有包稅人（tax farmers）包辦，銀行家接收他們的匯款后并不直接繳解。如英國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銀行即通過他們大批收買羊毛，再轉送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或意大利本國發賣。銀行之總行則先墊款与教廷銷賬。于是出進之間獲收大利。佛羅倫薩的銀行以高利貸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別風險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賬，銀行關閉影響全城生計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親教皇派的沖突，由德國傳入意大利，也使佛羅倫薩大受影響。1282年親教皇派得勢，立刻引起城中7個高級同業公會專政。這7個公會有兩個代表毛織業（一個主持進口昵織品之加工，一個主持本地之織造），一個主持絲織品，一個主持銀行業，一個主持醫藥及制肉香料之進口，一個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證人，一個主持皮貨之販賣。其中前4個同業公會最為重要，他們挾有雄厚的資本，重要的公會，有私人組織的軍隊護送商業交往，在沿途設有棧居，能与外國當局協定關稅，解決彼此爭執，也備有法庭法警和監獄。 原來前述保皇党和親教皇派的沖突，所謂保皇党代表鄉鎮封建制度里遺下的貴族（歐洲的封建制度本來就是一种農業社會的組織），親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紳商，此為一种粗枝大葉的解釋，實際情形各時各地不同。佛羅倫薩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腊的拜占庭帝國進攻后，神圣羅馬帝國及教皇企圖掌握這地方，兩方都從封建制度的組織著手。當日風气敗坏，主要的僧侶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處擁有地產，遺傳子孫。城市中的貴族則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獲得不同的附屬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他們力量充實之后，就強迫近郊的騎士在城中備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內，必有一部分時間居住于城市之內。這种低級貴族与城中紳商通婚的情形相當多。況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則組成。有勢力之豪族則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視下面的房舍。于是一段街市成為一座特別的塔壘社區（tower association）。 1282年佛羅倫薩人口有45000。過去同業公會的情形很少提及，我們只知道她于西元1000年前后，隨著沿海城市如比薩及路卡發展商業，只因為据在亞諾河中游，又是陸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為工業中心。如果她的社會組織也算是資本主義体制，則此种体制也和封建制度結下不解緣，紳商与貴族不分。她的同業公會力量最充裕時，代表著“工業資本主義最緊張也最無忌憚的形式”。他們派出大批探員，對少數与他們作對的勞工，動輒拘捕，輕則不發工資、不給工作，稍重則放逐。而且工人常被這些公會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喪失生命，這時候政府對各公會的處置則一味支持。 這7個高級同業公會覺得他們過于孤立，以后也曾邀請5個中級同業公會及其余的9個下級同業參加政府。其實這中下之間沒有嚴格的區別，他們都是小商店的老板，和工匠自己經營業務的小門戶，包括屠戶、泥水匠、面包烤戶等等。有時候他們對無產階級的，即對大多數紡織勞工，刻毒超過高級同業公會，并且他們自己蒙高級同業公會的青睞，也不便辜負他們的好意。參加政府的方式，通常只有象征的意義。佛羅倫薩的政府由几個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級公會可以好几個合推一個市政代表，或者輪流交接一個市政代表的職位。這些中下級的公會也參加市區里的民兵。佛羅倫薩的民兵組織為20個連。每個連有它一定的地區，各有不同的旗幟，后面都由同業公會主持。無產階級則不准組織公會。凡是10個以上的工人集會就算違法。1345年，已經算是佛羅倫薩的民主時代（詳下段），有一個紡織工人叫做白蘭定尼（Cinto Brandini）的企圖組織工會，半夜從床上被抓出來，雖然激起同行工人罷工，此人終被判吊刑，不久絞死。 資產階級縱掌握全局，他們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濟。讀者務必明了佛羅倫薩之公會，所轄并非個人的會員，而是很多小單位。從這些小單位里又影響到很多家族間的恩怨。1301年后這城市里的親教皇派又分成“黑”“白”兩系，而且兩方都從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現，很少人能了解黑白爭執的原委，只知牽涉极為廣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內兄弟也為之生隙。 從西元1343年到1382年約40年的時間，佛羅倫薩進入一段稱為“民主化”的時期。原因是佛羅倫薩的銀行借貸給英國國王，被愛德華三世賴債，引起經濟危机，同時黑死病使城中人口減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張的机會。但出頭者仍是小資產階級。城中的9個市政代表，高級公會只占2個，中級公會倒占了3個，下級公會也占了3個，其他一個則在三個等級里輪流充派。1378年佛羅倫薩城發生前所未有的市民運動，工人示威，政府為之垮台，以前不許組織公會之無產者，至此又組織了3個公會，將佛羅倫薩長期歷史上的21個公會擴充為24個。他們并且對市政府的財政稅收政策提出了很多過激的要求。這城市里的高層人士，也虛与周旋。直到下層民眾的組織者以為目的已達而開始松懈時，資產階級才開始全面反攻，以后反革命的潮流繼續擴張，1378年的群眾領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三年之后，連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勢力淹沒無余，佛羅倫薩恢复以前資本家專政的形態。 敘述如是之事跡時，歷史家曾說佛羅倫薩是一個“政治上的試驗管”。她經体驗過“貴族主政、暴權政治、中產階級与無產階級的沖突、有限制与無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專政、沙弗那羅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終至于麥迪奇（Medici）的獨裁”。 沙弗那羅拉是15世紀末期的一個神秘主義者，他一面攻擊教皇及佛羅倫薩上級人士的靡爛生活，一方面以預言和自創的奇跡吸引下層民眾，一時整個城市被他領導，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主導者。不過他對信徒的要求過于嚴格，由于群眾對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后于1498年為他的政敵所乘，被控倡導邪說，受絞刑后尸体焚毀。 麥迪奇一家也是由銀行業致富，他們在16世紀提倡自由主義，不明顯地控制政府內任何固定的位置，只是用他們的財力和權勢操縱佛羅倫薩的政治。在他們領導之下，佛羅倫薩的領域大為擴張，1569年后稱突斯坎大公國（Grand Duchy of Tus-cany），麥迪奇其家人相繼為大公爵。 米蘭有很多地方与佛羅倫薩相似，也是紡織中心，所出錦緞及天鵝絨，馳名內外，也是國際貿易來往的孔道，与附近農業地域毗連，也是冶鐵和制造兵器的重鎮，因此受大陸政治的影響也愈濃厚。前述城中筑塔，公會与貴族相通的情形也發生于米蘭。12世紀的城市自治運動傳遍于意大利北部，不僅城市如此，即鄉鎮与村庄也紛紛出面組織類似地方自治的机构。米蘭則因為利害沖突，出兵吞并鄰近的地方，引起神圣羅馬帝國的腓特烈一世干涉。1162年腓特烈圍城9個月，攻陷米蘭，將全城縱火焚毀。這城市重建之后又經過12世紀之后半期，及13世紀之前半期繼續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獨立的地位，同時成為北意大利許多市鎮之盟主。 米蘭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組織的方式构成一种宗教式的會社，在13世紀開始露面，漸有能力推舉城內的重要官吏，后來被少數貴族支持，成為親教皇派。和他們相抗的，大概以低級貴族和大商人為主体，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為保皇党。其中情節之复雜，雖專家不敢作确切的論斷。只是政爭結果，保皇党獲胜。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一家即以此為本錢，起先取得米蘭主政的地位，其次將之固定于家內世襲，在14世紀末期更得到神圣羅馬帝國的承諾，稱米蘭公爵（Duke of Milan）。15世紀威斯康堤一家斷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著為米蘭公爵。1535年此城及所轄地區為西班牙吞并。西班牙治理米蘭几近200年，終在國際戰爭中轉割与奧地利。 熱那亞与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万左右，也以造船業和對外貿易著稱。并且因為經營近東商業，和威尼斯長時間作對。她于1298年海戰打敗威尼斯，1380年又几乎大獲全胜，艦隊已經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后威尼斯東巡的艦隊回航，才將她打敗，熱那亞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個海沼与大陸懸隔，熱那亞背海的部分則三面環山。后者的權貴多在大陸接置地產，因之熱那亞的政治不能脫离意大利大陸上保皇党及親教皇派的糾紛。擁有地產的貴族在城中競爭失敗被放逐，縱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隨時卷土重來。因此熱那亞的政治經常不穩定。商業的政治力量需要農業勢力扶植，政爭時兩方都向外界乞援，成為長期以來的習慣。1396年乞援于法國，茲后法國在此地派有總督，熱那亞實際上失去了她獨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為第一流的城市國家。 意大利歷史向來以繁瑣令人視為畏途，其中無數的末枝細節，無從一一縷列，也無法整理。可是從研究資本主義起源的立場，對其中的夾雜囉嗦卻不難給予一個籠統的概說。當資本主義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現時，和封建制度沒有一個可以一刀兩斷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張不用資本主義萌芽等字樣，以免發生誤解）。封建制度的三個基本條件，即威權粉碎、公眾事務變成私人產業和武士傳統（詳第一章），在前述佛羅倫薩和米蘭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興的城市國家和同業公會相沿引用。不過封建制度發展的地盤在鄉村，以農業為基礎，新興的工商業出現于大城市之間，以金錢為媒介而已。原來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權精神，對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裨益。資本主義旨在存積資本，不能与利潤分离，而利潤的由來，則是各地區間經濟條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權，才能使各地區充分發揮他們個別的优勢條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對進入資本主義的体制，在這一方面講，具備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國家像佛羅倫薩、米蘭和熱內亞不能摒棄封建制度中內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維持一個社會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換（interchangeable）之原則。資本主義的商業体制，其功能通過金錢，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另一方面，封建制度里的從屬關系不便押贖轉賣，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義務与特權尤不能按時价調整。布羅代爾曾說：“任何一個依古代結构組成的社會一開金錢使用之門，就會失去已經獲得的平衡。沒有合适掌握著力量就會被放縱，新的交換方式對少數人有利，對其他人則否，使各种事物處于淆亂狀態。”這些城市里起先出現君主專制（despotism），其次央請外強干涉，都是由于這种情形發生，內外的專制皇權以強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強就范。 所以在這些城市國家內出現的新興工業，雖有由“外放分工辦法”轉進到工厂制的趨勢，其資本主義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馬克思說及這些地區的“資本家生產方式”，只“或斷或續的出現”（詳注[42]），不為無因。 給勞工低于生活費的工資，迫害勞工，值得有正義感的人士口誅筆伐，但是這种种不仁不義之事，只要它們沒有使整個組織垮台，或其運動停滯，就不能算是初期資本主義發展中的致命傷。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种理性的系統（rational system），端在其能繼續發展。在這需要的條件之下，不能沒有國家法治的維持。意大利大陸上各城市國家的經驗，則是無從產生一种政治体系，來繼續培養資本主義之成長。米蘭在西班牙統治時代，政府組織抄襲西班牙的貴族型式，工業衰退，人口外移。在奧國統治期間的最后一段時期，經濟已有复興的趨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將以前典賣承包与人的稅收及產業贖回，資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現金回籠，但是這批資金多用于購買公債及土地，投資于國際貿易。城中雖有紡織及冶金的基礎，卻沒有得到投資和擴張的机會。針對這种情形，布羅代爾特別指出，存積資本不僅是個數量上的問題，而且需要繼續成長的机會和環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們覺得研究初期資本主義的形成時，專門注重工業資本是不夠的。即算考察得徹底，仍只成為資本主義的病理家。在這种情形下，我們可以回頭再檢閱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沒有農業基礎又缺乏雄厚的工業，反能保持在商業資本上不斷的成長，而且在海外開拓殖民地，在內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議政治（parliamentarianism of limited franchise）（不過，用“議會”[parlamento]這個字稱呼立法机构，始自米蘭），都替以后較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創設了新例。 檢討威尼斯的資本主義体制，我們還是從資金流通、經理雇聘、和服務性質的事業一体使用的三個原則（詳第一章）比較容易著手。 在构成資本主義的体制時，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創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術适用于本身的環境。即如在銀行業開始活動的時間和活動地區的范圍上講，威尼斯遠不如佛羅倫薩，即較小的市鎮如路卡和塞納也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資金用于本地的商業，不在外國做投資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國王室，在財政上支持他們的對外戰爭。這种穩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終。迄至15世紀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陸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業道路的安全，向有關各國獲得貿易的特權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發展的侵略性和積极性截然不同。 歐洲中世紀以來，國王私人對國家財政負責，一到緊要關頭，需要押當珍寶首飾，向臣民借債又常有借無還，最妨礙信用之展開，威城無此种毛病。1171年因為准備与拜占庭帝國交戰，威尼斯曾向人民強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銀馬克，代之以公債、證券得以買賣。1262年又將所有公債歸并整理，對證券付年利5％，這利息雖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間斷。 威尼斯沒有產生過巴底（Bardi）、帕露齊（Peruzzi）和麥迪奇式的銀行家兼財閥。她的新式銀行如黎多銀行（Banco diRialto）和信用通匯銀行（Banco Giro of Venice）出現時，已分別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銀行界先進，已經算遲。其他小銀行之產生，有如中國之錢庄，起先在黎多橋畔擺攤子，主要的業務不是放債，而是轉賬。銀行家持有大型的賬薄，主顧口頭傳示，將存款轉撥給交易的賬戶，免于現款出進。照理主顧不能透支，銀行不得記浮賬，發空頭借款，可是事實上如此圓通周轉的情事經常有之。威尼斯的好處是地方小，重要批發商和銀行家也屈指可數，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辦法對付。如果有人做得過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島，就等于叫他歇業。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貸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貸普遍展開。天主教不許高利貸的禁令，也可以用匯票規避，如果銀行或錢舖將應該接受匯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時將應付的數目減低或增高，次之則匯票可以買賣轉讓，因之也可以利用為一种短期貸款的工具，通常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風險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貸方承受風險。 合伙經商之稱colleganza者開始最早，以后雖不重要，也沒有完全斷絕。其原則是各投資者將貨物信托与一個隨船旅行的經紀，此人也可能是船員，凡獲利他都抽取1／4。一次的商運經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資人，他們的股份可大可小。隨船的經紀也可能在10個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時投資于很多個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戶，坐收多方輾轉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頒行的航海法規定，凡是商船總要有一個貨主或其代表為全船首長。熟悉航海技術的船長反成為首長的大副。船上又有一個書記，帶有公務人員的身份，對政府的商務委員會（Consoli dei Mer－canti）負責。他對船上貨物有极詳盡的記載，必要時能拿出作證，凡是船上有違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長也要提出報告。 隨著時代的進展，這些組織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經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個駐屯海外，掌管近東埃及希腊和黑海間的買賣，一個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經無須隨船來往，無親屬關系的人合伙經商的情形漸多，海外經紀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報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經商組織似有限公司者，所訂合同有時間限制，通常有效期為3年至5年。亦有組織一個集團包船或承包整個護航隊的船艙，接受其他商客的運費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獨占，總希望商業的利益讓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對方的外國已有政府專利，例如在埃及購買香料，或在亞魁來辦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須組織經營的財團（cartels），集体和對方講价錢。 复式簿記起先以為為威尼斯首創，現在看來熱那亞出現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進，如用阿拉伯字記賬，將借方列在左端，貸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紀威尼斯已經開始有海上保險，并及于船貨。大概十字軍東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經常帶信，威尼斯与各地商業消息之來往已無問題。14世紀以來威尼斯商人又經常得到大批關于海外貿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紀之初，威城与西歐國家密切接触之后，參議院每月派一個郵差由陸路傳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費托帶信件。 威尼斯參議院有監督造船厂工作之職權，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規定它們的尺寸，因為有時候政府需要出价收買。在多數情形下，參議院組織商船護航隊。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節。護航隊的海軍提督由統領會同四十人委員會委派。因為其中有些商船尚為政府所有（貨艙則已租賃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槳手又戰時即參加戰斗，所以商船隊与海軍船并沒有實質上的區別。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術有了顯著的進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槳手，三人成為一個小單位，行動較前更為便利。威尼斯的護航隊，一般官有民用，開始進出于英倫海峽，往來于倫敦、南開普頓和布魯茲（Bruges）等處。這些船只帶來生絲、棉花、樟腦、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從西歐運回地中海則為羊毛、皮革、錫、白蜡、缽碟、紡織品、黃銅器等等。史料顯示，從北歐到南歐，水運費用和陸運費用的比較，是1：20，可以想見這种航行利潤之富，不過后來受英法百年戰爭的扰亂而長期停頓。 威尼斯對其公民的管制可算嚴格，可是其种种規定無一不是替她的商業繁榮和前途著想。和其他政治組織比較，她制度里官僚主義的作風不能算濃厚。這也就是說，她不以創造程序、注重形式、滿足官僚自尊心為目的。參議院以下各种執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員會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師從中協助解答各种問題。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羅（Giacomo Tiepolo）為統領時，在13世紀前期編纂的，后來根据商業習慣和社會環境的改變，又經過多次修正。從時間上看，這創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雖說可以溯源于羅馬法，其中大多數條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經過實際的運用，于11、12和13世紀之后成為各地的習慣法，又透過法國，才被北歐各國接受。我們現在看來，這些法律對樹立現代商業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貢獻。匯票、提貨單和信用狀能夠協商、轉讓、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經用不著說了。像“海損”（averaging loss），“海難救助之求酬權”（salvage 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bottomry，借方承擔船的海上損失）和“船貨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條例，遲至17世紀在英國仍認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經通行好几百年了。這后面几項措施在12世紀以來即成為“間接保險”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銀行家和保險家都能預先計算損失，對于借錢与貸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計對方冒險的程度，于是經商成為一种有結构、能協定的活動。在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開，于是剩余的資金此來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說歐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歐羅曼司語言國家的功勞，看樣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傳到法國的香檳省。 不僅是中國的作家，連很多西方學者，直到最近才能徹底体會到，商業大規模展開，所依賴的不是貨幣，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業之進出，不一定要貨幣親自登場。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賴于以農起家的資本家和商人間的鴻溝逐漸消失，社會之間產生一种“架构上通貫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中之內在物資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換，于是可以開始在數目字上管理。韋伯所說資本主義的經濟体系，必須是一种“能供計算的法治系統”（calculable legalsystem）。雖說這系統也可以通過立法的程序在紙面上產生，它到底要与社會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閉門造車。我們看到中世紀結束時英國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國這樣一個大陸型國家，要樹立一個類似的体系之艱難了。 我們縱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較，去衡量威尼斯對信用制度所作技術上貢獻之程度，其成為此間中流砥柱，應毋庸置疑。因為意大利的城市國家中沒有一個如威尼斯牽動如此多的商人，經營如此之久，而其組織設備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稱為“科學統計之出生地”。政府對稍重要商人的資本都加以調查，見于官方記錄。接受商業訴訟之法庭為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來的商人与本地人訂有合同，發生爭執，也可以提交此商業法庭判斷。律師由官方指派，但是當事人自雇律師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賬簿和通訊都可以傳送到法庭核閱。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則享有治外法權。 一個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則是15世紀初年她的財政收入，已超過每年150万金達卡（ducats，每達卡含純金3．55格蘭姆，近于1／8盎司）之數。以現代的价值計，約近于美金8500万元。當時中國的人口，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間。明朝人所謂“天下稅糧二千七百余石”，雖然無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達卡處于一個相類似的范疇之內。 關于威尼斯之衰亡，歷史家至今還有各种不同的爭執。傳統的解釋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東部失去了憑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經過好望角，茲后截斷紅海間制肉香料的交通，使遠東的產品環繞非洲進入西歐。也有些歷史家認為這种過于簡化事實的說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貿易并沒有因這兩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沒有完全截斷紅海間的來往。16世紀末期，威尼斯的商業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間的貿易只有增加，沒有減退。中歐的礦產也增加生產，通過威尼斯去換取東南的物資。威城的銀行也替北歐及意大利各城市轉賬。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現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蘭。 還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應當于1400年之后在大陸拓地，陸上的發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顧西則不能顧東。還有作家認為亞德里亞海岸的森林砍伐過度，影響以后威尼斯的造船業。也有人認為威尼斯不應當讓雇佣軍作戰。16世紀之后威尼斯的工業雖有片面的發展，其主權則在外國人手里，威尼斯則因公債和軍費累積過多，文藝复興期間，大量資金用于建筑，沒有在產業上投資。也還有人責備威尼斯不能遠瞻整個歐洲和整個世界改變的局面，沒有用她的力量作未來統一意大利的打算。 這些情形都有所稱敘的理由，也代表見作歷史，必有個別的見解。但是我們今日在20世紀的末期，以長時間、遠距离的姿態，重新檢閱威城發展之經過，以考察資本主義的形成重心，則認為關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觀念解釋。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內部和諧，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結构簡單，所以她用商業組織的方式將10多万人的財產所有權（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結成一個羅网，將公私各部門一并籠罩，于是私人資本能繼續增積，政府也成為資本家的代言人和經理，在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資本主義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勢，用不著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發揮盡致。以后縱能擴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數目字上增進，又在文藝复興的時代里有過實質上的貢獻，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險精神和組織能力——這些因素，為有些學者稱為資本主義精神——都已經歷過最高峰時代的改變，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軍与商業艦隊不分，轉口的利潤超過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興國家赶上時代，今昔之不同越加顯然。在十字軍東征時代，威尼斯成為東西之間的樞紐。可是在遠洋探險的時代，她即被東西的新興海上勢力所阻塞。縱使16世紀和17世紀間常仍有片面的繁榮，也還是由于其他海上國家有了特別的發展，暫時將紅海与直布羅陀間的一段事業擱置，并非長久的趨勢。很顯然的，1571年西歐天主教的聯合艦隊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敗土耳其艦隊，威尼斯雖然參加，已不能采取領導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隊。這和几個世紀之前稱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語。 為什么威尼斯不積极開拓遠洋，在科技上突破環境？16世紀的造船業又有了繼續的改進，勒潘托海戰已有火器出現（雖然戰事仍由白刃決定），威尼斯尚是發明戴眼鏡的地方和出版業的中心。如果這些條件与她的財富結合起來，發為一种積极的運動，威尼斯似乎應當能突破環境，繼續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歷史的前端。為什么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 如此的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為眾所公認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類似的問題時，我們即逼近于地緣政治內對付同一問題，各地區必會呈現不同之效率或無效率（comparative efficiencyor deficiency）的一個原則。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國家以遠洋為近鄰，又有更多人力和資源，必定要較一個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奧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動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為明顯。我們的目的，在研究資本主義之展開，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個技術上的條件逆轉，而是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維持其所創造的一种運動。除此之外，我們与其絞盡腦汁去猜測何以沒有發生的事情竟沒有發生，不如節省精力，去觀測已經發生的事情在何种情況之下發生。所以我們敘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結束。下面兩章介紹資本主義在荷蘭和英國展開的經過，當中也不乏這些國家打破現狀創造新局面的經驗。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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