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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昂熱拉·黛爾菲婭駕駛著車。她坐在一輛白色梅塞德斯250S型車的方向盤后。我坐在她身旁。烈日當空。瀝青路面一閃一閃的。昂熱拉穿一條白褲子和一件中山裝式樣的胸衣,高領,綠松石色。她只化了淡妝。我們沿著羅伊·阿爾伯特街開下去。它七拐八拐,經過一條鐵軌,穿過狹窄的胡同,胡同里是破落的舊房子,牆上貼著撕碎了一半的標語,橫穿過安提伯斯路,來到了十字架路上。我們朝西開去。我記得,當我們乘她的車行駛時,總是昂熱拉坐在方向盤后。我斜坐著,凝視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視她。她的紅發亮閃閃。她開車很穩,車技很好,不管什么速度都慎重小心。我望著方向盤上她的雙手。我忽然在棕色的右手背上看到一塊很亮的斑。
  “您受過傷嗎?”
  “哪儿?”
  “右手背上。那塊白斑……”
  昂熱拉猶疑著,自從我認識她以來,她這是頭一回不知所措。
  “這塊斑很滑稽,”她說,“它晒不黑,永遠不黑。隨我怎么晒。”
  “可怎么晒不黑呢?”
  她聳聳肩。
  “不清楚。几年前我去找一位算命女。這里這种人多的是。圣拉帕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她每周來戛納兩次,到一家飯店里,在那里接待。一些朋友說服了我也去看看。我听到了一大堆廢話。不,這不公正。那女人對我講的許多事果然符合事實。她也看了這塊亮斑。她說,我年輕時受過一次惊嚇,這塊斑就由此而來,它將永不消失……”
  “您受過惊嚇嗎?”
  她不置可否。
  我脫口而出,說出口后才意識到了我的話:“我不相信這塊斑會永久留著。它會消失的。”
  “它為什么要消失?”
  “這我不明白。我感覺到,非常強烈。我……”
  “怎么?”
  “沒什么,”我說,“我在瞎說。”
  “是的。”昂熱拉說。她打開汽車上的收音机。
  響起了鮑勃·迪蘭的聲音:“一個男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
  “《隨風飄去》。”我說。
  隨后我們异口同聲地說:“我最喜歡的歌。”
  這下昂熱拉轉過頭來一會儿,望著我。她的棕色眼睛很大。
  “真的,”我說,“這是我最喜歡的歌。”
  “是的,一只炮彈要飛行多久才能被徹底查禁?”鮑勃·迪蘭唱道。
  “也是我的。”昂熱拉說。她又望向前方。我們沿著十字架路向上行駛。大海像液体的鉛在閃爍。棕櫚樹樹葉低垂。白色的別墅,白色的大酒店。世界上最昂貴的汽車。
  “答案,我的朋友,隨風飄去。答案隨風飄去……”鮑勃·迪蘭唱道。
  昂熱拉關掉收音机。雖然汽車很多,她還是找到了一個空檔,靈巧地退后,停到路邊。我們下車。坐在車子里,開車帶起的風和敞開的窗戶緩和了炎熱。現在,它像一把錘子似的擊在我的頭顱上。
  “咱們得走一小段。”昂熱拉說。我們沿十字架路西行,經過許多豪華的商店,它們中午關著門。在一排低矮的伸出來的店尾坐落著巴黎珠寶商凡·克萊夫和阿爾佩爾斯的分店。由于它是在這一排房子的末尾,這家店也有側面。我在櫥窗里看到了非常美麗的首飾、鑽石、綠寶石、項鏈和手鐲,也有整套的裝飾。我停步片刻。昂熱拉站在我身旁。我突然察覺,她在觀看側邊櫥窗里的某一件首飾。那是一只長長的鑽石耳飾,制作得非常精美,耳環上有一种飄帶,鑽石可以一顆一顆地穿上線挂下來。我還沒來得及看這耳飾,就感覺到昂熱拉的手挽住了我的臂肘。我們繼續往前走。現在我的左腳疼起來了。我想,伊爾德·赫爾曼,如果她想要的話,她可以打電話買下凡·克萊夫和阿爾佩爾斯櫥窗里陳列的一切,再加上他們店里保險箱里的一切,簽張支票,据為己有。住在她的鬼屋里的發瘋的伊爾德。或者她根本不瘋。一輛勞斯萊斯車緩緩駛過我們身旁。那位穿制服的中國司机身旁坐著一位穿制服的仆人,后座上坐著疲倦的、無聊地張望的主人,身著襯衫和褲子,正在打電話。
   
21

  “費利克斯”餐廳也是一座白色平房。旁邊的商店縮在后面,空地上有棕櫚樹和很多花草。遮篷下放有椅子,但飯店里開著空調,因此滿滿的。里面的酒吧里有人在等著空下一張桌子來。店主看到了昂熱拉,笑容滿面地走過來招呼她。他似乎跟她很熟。昂熱拉為我們作介紹。訂好的那張桌子位于飯店的外面一排的盡頭,只有一塊玻璃把我們跟十字架路隔開。我們坐在一起,這在法國的飯店里是司空見慣的。我們喝了兩杯“里查斯”開胃。然后我為兩人各叫了一份雞尾蝦和一份烤牛排。這儿空气清涼怡人。對面牆上被照亮的玻璃框里,有平坦的女性人体像。護牆板的木頭是黑色的。侍者把黃油放在冰塊中端來,還有松脆新鮮的白面包片,是由長棍式面包橫切下來的。我們邊吃撒了鹽的黃油面包片邊等雞尾蝦。我望著室外,望著炎熱的中午。那個索馬里人打開那瓶堂·佩里尼翁酒,這也是我要的,原先放在我們桌旁的冰桶里。他倒給我一口,我品嘗。它很涼,味道好极了。我點頭。那個索馬里人斟滿我們的杯子,又把瓶子放進銀質冰桶,走開了。我們對飲。
  對面,在海邊的林陰路上,在海灘邊,一個畫家把他的畫挂在一根繩子上,繩子系在兩棵棕櫚樹上。那些畫非常活潑,色彩丰富,畫的是十字架路、老碼頭和風景。畫家是個年輕人,坐在地上。人們從旁邊走過,連看都不看他的畫。
  “他每天在那儿,”昂熱拉說,“很有天才。但是他不走運。”
  “您夠走運的。”我說。
  “噢,是的。”她說,迅速敲敲木頭,“我肯定有運气。您呢,盧卡斯先生?”
  我講出了我很多年沒講過的話:“我運气很大。我認識了您,夫人。您坐在我身旁。我可以打量您。您是因為我才進城的。”
  “無稽之談。我得自己照顧自己。”
  “啊哈。”我說。
  她望著我,笑吟吟的,她總是這樣微笑。她的眼里有微細的金色亮點在閃爍。在晒得黑黝黝的皮膚上,眼角的小皺紋非常纖細。這雙愉快的眼睛里藏有悲傷,悲傷的一道陰影。
  “您害怕很多東西嗎,先生?”昂熱拉問。
  “什么?”
  “您已經听明白我的話了。害怕人和事。您這樣嗎?”
  “不。”我撒謊。
  “我怕。”昂熱拉說,“我常害怕我自身,怕我不能再畫畫,或顧客离去我不再有錢……”
  “還怕孤獨。”
  “不,一點也不怕它。”她說,但她的微笑呆滯了,“我很喜歡孤獨。”
  “那就是怕又得逃跑。”
  “您還沒忘記嗎?”她笑意更濃了。
  “沒有。”我說,“為什么……”
  “您看,”她迅速說,“我的一個老朋友來了。”她用下巴指指。一個瘦長的、也許五十二歲左右的男人向飯店走來。他衣著非常齊整,背著一個大包。這人給人一种內向、孤僻的印象。“這是費爾南。姓什么我不知道。費爾南學過建筑。他天賦很高。后來,在一次事故中,他母親半身癱瘓。無可救藥。這一定已經過去二十、二十五年了,遠在我來戛納之前。費爾南放棄了他的學業。他愛他的母親。為了能把她送進一家稍微舒适些的療養院,他不得不立即掙錢。從此以后費爾南就賣彩票。”
  “什么彩票?”
  “法國什么樣的彩票都有——數字的、大型和小型的賽馬,國家的价格……”
  侍者端上來雞尾蝦。蝦很大,味道鮮美,我還從沒吃到過。
  “好吃嗎?”
  我點點頭。
  “我很高興。”昂熱拉說,“我很希望這里的一切都合您的口味,您感到舒适。”
  我說:“我一生中還從沒感到這么舒适過。”
  “盧卡斯先生!”昂熱拉說。
  “不,這确實是真的!”
  “這我不信。”她嚴肅地望著我,“常有女人對您講,您風度翩翩嗎?”
  “不錯。可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女人這么說是出于好心。因為她們有所圖,因為我對她們客气。因此她們也講點客气話。從來就沒有什么意思。”
  “是這么回事嗎?”
  “是的,”我說,“就是這么口事。”
  “但我不是這樣。”昂熱拉說,“我對您無所圖。我不是只想客气。我有所指。我要您知道,非常嚴肅地知道,真的相信,因為這是真的:您風度翩翩。”她舉起她的香檳杯,我舉起我的。“Le chaim!”昂熱拉說。
  “這是什么意思?”
  “為生活干杯,為幸福干杯。這是希伯來語。我有很多猶太朋友。怎么樣?”
  我也說聲:“Le chaim!”這時,那個身材瘦長、面色蒼白、拿著公文包的男人已經走過來了。當他看到向他招手的昂熱拉時,他扭扭那張顯得心不在焉的臉,笑著露出了牙齒。費爾南很快走到我們這一桌來了。我看到他的額頭上汗淋淋的。
  我們從他那儿買下了明天在巴黎舉行的某种大型賽馬的彩票和半本數字彩的彩票。昂熱拉自己付她的彩票,她堅持要這樣。
  “您贏過彩票嗎?”我問費爾南。
  “贏過三次,先生。”他說,“一次三億法郎,一次四億五法郎,一次一億法郎。”
  “什么?”
  “他指的是舊法郎。”昂熱拉說,“不管您怎樣努力——過了這么多年,這里的人還都是講舊法郎,用它計算。”
  “原來是這樣。您出售這种利潤低微的東西多長時間了?”我問費爾南。
  “打我工作以來。”
  “您工作多長時間了?”
  “二十三年。不過,每當夫人見到我時,她就買下我的彩票,總是這樣。”
  “我貪錢。”昂熱拉說,笑望著我們倆。這時,她眼里那舞動的金點又浮現出來了。“我貪錢貪得發瘋。有一天我會贏到一百万新法郎,到時咱們倆喝一杯,費爾南,怎么樣?”
  “行,夫人。”
  “失去知覺。”昂熱拉說。
  “什么?”
  “到時候咱們要喝得失去知覺。”
  “噢,是的,那當然,徹底失去知覺。”費爾南說。
  “另外,”我說,“您一定是口渴了,先生。您想喝什么?”
  “可是先生……”
  “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昂熱拉說,“咱們全是朋友。好了——站在吧台旁來一杯?”
  “多謝了,兩位。”費爾南說,走向后面的酒吧。美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仍在那邊等桌子空下來。他指指我們,得到了滿滿一大杯香檳。
  費爾南舉起他的杯子,聲音洪亮得全飯店都能听到,但是沒有人抬起頭來,他沖我們喊:“為你們的幸福干杯!”
  “Le chaim!”昂熱拉回喊道。我們舉起杯子。
  “再來一杯?”我問。
  “Le chaim!”費爾南喊道。
  “是的,再來一杯。這個家庭曾經很富有。父親死了。后來,費爾南和他的母親就一貧如洗了。您窮過嗎,盧卡斯先生?”
  “是的,”我說,“窮得很。”
  侍者拿走了雞尾蝦。烤牛排端上來了。
  “我也曾經非常窮。”當我們開始吃時,昂熱拉說,“當然是一開始。當我在巴黎學畫時。”
  “您的父母……”
  “他們死了。”她迅速說,“是的,當時我非常窮。但不久我得到了訂單有了錢,一大筆錢。這肉您吃得來嗎?半熟?您喜歡這樣嗎?”我點頭。“后來我犯了一個錯誤。我信任了一個男人。他說,他要拿我的錢去股市上投机。”
  “你信賴了那個男人?”
  “我愛過那個男人——您知道,那時候會多么輕信。他拿著我的錢溜走了,我身無分文地坐在那儿。今天我又好起來了。但我今天小心得多了。我對您講過,我把我所有的都換成了首飾。我節儉、多疑。我永遠不會再把我的錢托付給男人。”看到她大方、饑餓地吃著,我覺得真美。
  “如果再來一個讓您愛上的男人,您當然又會這么做。”我說。
  “愛情的事我可以料想得到,”昂熱拉說,“在這上面我不走運。什么是愛情?一件空洞無物的東西。然后男人們离開女人們,或者女人們离開男人們。當然,如果正常的話,他們會不時地相互需要。但您說這是愛情嗎?”
  “不是。”我說。
  “您看,”昂熱拉說,“Le chaim!”
  “Le chaim!”我說。
   
22

  在我們桌上做蘇澤特小煎餅時,侍者點燃了酒精,一道火焰躥升得老高,昂熱拉像個孩子似的笑了。
  “這總是令我激動。”她說。
  “您愛火焰嗎?”
  “對,非常喜愛。”她說,“多年來我就在試著畫火焰。我沒有成功。”
  一個衣衫襤褸、赤腳的女孩走進來。女孩身前挂著一只編織籃,里面有五六只布做的動物。那女孩蒼白瘦弱,眼睛哭得腫腫的。她一桌一桌地走。現在,她站在我們面前。
  “一只也沒賣掉嗎?”昂熱拉問。
  小女孩愁容滿面地搖搖頭。她的雙腳沾滿了灰塵,髒兮兮的。
  “你的動物多少錢?”
  “十法郎,夫人。”
  “我買只驢子。”昂熱拉說,給小女孩一張十法郎的紙幣。
  “我買只熊。”我說。小女孩點點頭,沒有道謝,又挎著她的籃子走開了。在門口,她跟那個賣彩票的費爾南撞在了一起。他在那里稍微躲一躲炎熱,又往前走了。我看到,他在跟那個小女孩講話。他們并肩走向“卡爾頓”酒店。昂熱拉這時已經檢查了兩只小布動物。
  “驢子裂了,”她說,“鋸末漏了出來,一只耳朵差不多扯掉了,而且很髒。”
  “這只熊也髒,”我說,“非常、非常的髒。它的毛磨掉了。咱們就把它們留在這儿吧。”
  “噢,不!”昂熱拉說,“不!我將我的驢子送給您,您把您的熊送給我,咱們倆把它們保存好。”
  “保存起來干什么?”
  “哎呀,不干什么。迷信罷了。”昂熱拉說,“我將把您的熊系在我的車子里。您也會保存我的驢子嗎?”
  “肯定會,”我說,“作為對這一天的回憶。”
  “不,”昂熱拉說,“作為對那個我們還很貧窮很年輕很幸福的時候的回憶。”
   
23

  當海軍少尉勞倫特·維阿拉走進來時,我們已吃過奶酪和喝過咖啡,正在喝一杯助消化的阿爾瑪白蘭地。他身著麻布襯衫和麻布褲子,黑頭發,被太陽晒得黧黑。他轉頭尋找座位,沒找到,看見了昂熱拉和我,就快步向我們走來。
  “昂熱拉!”他吻她的手,沖我點點頭,“我可以坐這儿嗎?”
  “當然。”我說,轉向侍者,“再給先生來一杯白蘭地。”
  “你們認識?”我問維阿拉。
  “認識多年了!”他含情脈脈地望著她,“你好嗎,昂熱拉?”
  “好极了。你呢?”
  維阿拉說:“你知道的,我在檢查游艇爆炸案。我一直到剛才都在實驗室里工作。我還沒結束。但最遲明天我就能說出,那是种什么炸藥,從哪儿來的。”侍者為維阿拉拿來一杯阿爾瑪白蘭地。“我倒過來開始。”他說,“這是特洛伊斯·克萊夫斯酒,我最喜歡的牌子。已經喝過一點了嗎?”
  “是的,”昂熱拉說,“已經喝過一點了,勞倫特。”
  “等我們解決了這個案子,”維阿拉說,“請你們允許我在這儿請你們吃飯,就我們三個人,怎么樣?我喜歡您,盧卡斯先生,昂熱拉又是我的老朋友,親密的老朋友。你們接受嗎?”
  “很樂意,勞倫特。”昂熱拉說,將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這讓我心里陡然充滿了妒忌。“可現在我們得走了。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處理。”
  “明天一大早給您打電話去‘庄嚴’酒店。”維阿拉對我講,“請您祝福我。”
  “我會這么做的。”
  我們走時,勞倫特在昂熱拉臉上象征性地吻了一下。當我結賬時,他們彼此交談。
  我回頭看。昂熱拉仍在跟維阿拉交談。然后,昂熱拉向我走來,挽住我的胳膊。我們离開“費利克斯”,走向她的車。
  “您怎么了?”她問。
  “沒什么。”
  “肯定有事!”
  “沒有,真的沒有,黛爾菲婭夫人。”
  “請您叫我昂熱拉。我叫您羅伯特。請您現在告訴我您是怎么了。”
  “這是個可愛的家伙,這位維阿拉。”我說。
  “啊!原來是這樣。”昂熱拉說,“對,很可愛。最可愛的人之一。”
  “是的。”
  “您想知道,我有沒有跟他睡過覺。”昂熱拉說。
  “什么話,這是……不,夫人……”
  “昂熱拉。”
  “不,昂熱拉,這我真的不想知道……您跟他睡過嗎?”
  “睡過几次,多年以前。”當我們經過凡·克萊夫分店時,昂熱拉說,“不行。我們……我的天,我們根本不合适。于是我們說,我們還可以做朋友。我們就成了朋友。我們將這樣做下去。放心了嗎?”
  “我沒有權利放心或不放心!”
  “不錯。但我還是想知道。”
  “請您原諒,我不應該這樣。”我說。
  我們來到了她的車前。車里熱得跟地獄似的。我旋下我這一側的車窗。昂熱拉在手套格里找到一根線,果然將那只孤寂的小熊系在了反光鏡下。又有豪華車從我們身旁呼嘯而過。
  我望著昂熱拉,看她固定小熊,說:“拉克洛斯先生告訴了我一些數字。”
  “什么數字?”
  “有關他和我要在此打交道的那些富人。比如說,在美國,百分之二點五的人統治著三分之二的經濟。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場通貨膨脹,都會讓他們富起來,而其他所有人卻越來越窮。”
  “是啊,”昂熱拉說,“這話他也對我講過。現在它挂牢了,這只小熊。”
  “您對這個不感興趣……”
  “我對它非常感興趣,盧卡斯先生。我是個社會主義者。我猜,您也是個社會主義者。”
  “當然。”我說,“如果不是傻瓜,如今的人還能是什么呢?”
  “但咱們倆是有點歇斯底里的社會主義者,我的親愛的。”昂熱拉說,“比如說我吧,我靠這些‘大富豪’生活。您住在一家‘大富豪’的酒店里。咱們剛剛在一家窮人們不會進去的飯館里吃過飯——若在從前咱們倆誰都不會進去的。我有一种感覺,您在此碰上的無限財富給您的印象有些太深刻了。”
  “一點也不,您這位沙龍女社會主義分子。”我說。
  “就是,就是,您這位沙龍社會主義分子。”她說,“咱們能不能達成共識?咱們樂于生活优裕,但還是想做社會主義者?”
  “行。”我說。
  “您要是想想這痛苦的世界,這算不算歇斯底里?”
  “是的。”我說,感到左胸側微微地疼。
  我迅速地偷嚼了兩粒硝酸甘油膠囊。
  “您在干什么?”昂熱拉馬上問。
  “這是一种飯后我總要服用的藥。”我說。我們沿十字架路往上開去。沒有一絲風。
   
24

  昂熱拉只將車開到“庄嚴”酒店。這里站著一位身著深藍色制服的魁梧男人——一位泊車師傅。昂熱拉下車,我也下車。那位泊車師傅名叫澤爾熱。他使勁握著昂熱拉的手。從交談中我听出來,當昂熱拉要在城里呆上較長時間時,她總是把她的車停在這里,停在清涼的地下車庫里。兩個人談起了在卡格奈斯—蘇梅爾賽馬場舉行的上一場賽馬。我走進大廳,問有沒有給我的消息。勃蘭登伯格還沒回電,沒有什么給我的消息。
  我走回室外。我把那個髒兮兮的玩具驢放在看門人那儿,他把它塞進了我的保險箱。
  澤爾熱正把車開下車庫。
  “好了,”昂熱拉說,“現在出發吧,羅伯特,去購物!”
  我們一直走到電影節大樓,因為節日將至,那里正在忙乎。我們從那儿拐彎,來到主要的商業街安提伯斯路。
  接下來的三個小時里全由昂熱拉作決定。她陪我走進一家男士時裝店,在這里為我挑選我需要的東西:白色、淺藍色和深藍色的很輕便的褲子各兩條,配套的非常輕便的襯衫穿在上面,可以塞進敞開的襯衫里的圍巾。我當然得一一試過。雖然有一台風扇在轉,試衣間里仍很熱。我穿上后走到隔帘前,昂熱拉對我進行評判。她并不是一下子就對布料和顏色感到滿意,花了好長時間,不過我無所謂。一股強烈的幸福感攫住了我。
  昂熱拉坐在一張椅子里吸煙,我總是像個模特儿似的從更衣間里鑽出來。昂熱拉挑選出的褲子是那么緊,我想,我穿不上它們。它們的口袋非常小。白色的合适,其它的得改。襯衫全合身。昂熱拉也選了一條深藍色帶白點的襯衫。這件襯衫跟這條褲子我當場就穿上了。昂熱拉給我在脖子上圍了一條金黃色帶藍點的絲巾。我在更衣間的鏡子里觀看我自己,感到好像是站在一個陌生人對面。我覺得,我變得苗條多了,看上去更年輕了,突然也不那么熱不可耐了,只有兩腳還嫌熱。我付錢,女售貨員說,其它東西以及我的西服、我的襯衫和我的領帶將送到“庄嚴”酒店。
  昂熱拉拉著我往前。在第二家店里,她為我挑了一套米色的和一套几乎是白色的西服,還配上了卡丁牌領帶。這家店里也有燕尾服。售貨員是個年輕的、非常熱情的同性戀,昂熱拉跟他非常談得來。他把西服時裝一套套地抱過來,直到昂熱拉找到一套她如意的。布料非常精致、薄薄的、防皺。我買下黑褲子、白上衣和几個寬邊領結,這正是眼下的時髦。我也買了配套的襯衫。當然又是昂熱拉挑選的。讓人把燕尾服和襯衫送到酒店。
  “現在去‘洛普’。”當我們又來到安提伯斯路上時,昂熱拉說。這條街上汽車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單線前進。“那是戛納最好的鞋店。”她走路迅速輕快,我很難跟上她。包裝我讓她開心,她非常重視,不找到她認為最适合我的決不罷休。穿著襯衫和褲子我已經覺得大變樣了,那炎熱不再那么難以忍受了。
  在“洛普”店里,昂熱拉為我挑選了很軟的、舒适的便鞋——白色的、棕色的、黑色的和一雙配燕尾服的漆皮鞋。我得穿上鞋來回走動,好看看它們是否跟腳。雖然我一直憎恨這种事,但在這里卻感到其樂無窮。昂熱拉又坐在那里,仔細觀看,吸著煙。她吸煙很多,跟我一樣。一雙便鞋,那雙白的,我當場就穿上了。其余所有的,包括我的舊鞋和我的襪子,都讓人送到酒店。
  當我們最終离開“洛普”時,我停了下來。
  “什么事?”昂熱拉吃惊地問,“您不舒服嗎?”
  “不是,”我說,“我覺得美妙极了。美妙無比,前所未有。我感覺自己變了,昂熱拉,就像童話里一樣變了。我感覺更年輕了,昂熱拉,年輕了許多。有點飄飄然……”
  “是的,”她說,“是的,羅伯特。這真好。我要的正是這個。噢!”
  “什么?”
  “您剛剛笑了。”昂熱拉說,突然變得很嚴肅,“您頭一回真正地笑了。”
  “這是因為您。只有您,只有您能做到這一切。”
  “廢話。”她匆匆地說,“走吧,我現在還需要我的東西。”
  我走。香港不是這樣的,新加坡不是,悉尼也不是:不是這么讓人開心,這么輕松,這么欣喜若狂,就像這里一樣,就像在戛納這堵塞的安提伯斯路上,在昂熱拉身旁一樣。我根本沒意識到我走得有什么不一樣,直到昂熱拉有些喘不過气來地說:“慢點!您走慢一點,羅伯特。我透不過气來了!”
  于是我們停下來,相視而笑,大笑了很長時間。我突然想:這就是幸福。我曾經相信我從來不知道它或者忘記了它。孩子時一只小狗曾經帶給我歡樂。現在,快五十歲時,我又幸福了。因為一個陌生的女子對我表現出了人性的興趣,人性的同情,人性的友好。下午的太陽斜斜地燃燒在安提伯斯路上。人們來去匆匆,汽車爬過,保險杆頂著保險杆。我回味我在這里遇上的一切是多么的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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