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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開始服刑的時候，那望不到盡頭的漫長刑期壓倒了我，同古拉格群島世界的初步接触把我摧毀了。因而我絕對不曾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心靈還會逐漸地振作起來，會隨著歲月的流逝不知不覺地，像登上夏威夷的洛阿火山一樣，登上那看不見的“群島”的高峰，并且會站在那山巔上鎮定自若地縱目四顧整個“群島”，甚至還會被這難以置信的海洋的万頃波濤的光輝所吸引。 刑期的中間一部分，我是在一個黃金般美好的小島上度過的，那里給囚犯吃得飽，給水喝，囚室里也溫暖、清洁。為了換取到這一切，要求于我們的并不多：只須在書桌旁邊坐十二小時，滿足首長的愿望。 可是，我卻忽然失掉了享受這种清福的興趣！……因為我已經摸索到f監獄生活的某种新的意義。回顧過去，如今我覺得莫斯科的紅色普列斯尼亞監獄的“專用犯人”對我們的勸告—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得爭取不落到一般勞動里去！”——實在是太可怜了。我們付出的代价太大，簡直無法与所得到的東西相比。 監獄啟發了我的寫作愿望。如今我把全部時間都投到這一愛好中去，對于公家的工作厚著臉皮能拖就拖。我要直起腰來，這對我來說比黃金島上的黃油和白糖顯得更加珍貴了。 于是，我們几個人便被人家給“弄直了腰”——決定把我們押往特种勞改營。 押往特种勞改營的過程是漫長的，花了整整三個月（十九世紀騎馬也比這快得多）。路上我們走得那么緩慢，甚至這段路就像是生活中的整整一個階段，它長得似乎連我的性格和觀點都在這期間改變了。 但旅途中一直是興致勃勃的、愉快的、這旅行頗有意義。迎面吹來的微風清新而令人振奮，那是苦役刑的風，也是自由的風。四面八方湊近來的人和事都向我們表明：真理在我們這邊！在我們這邊！絕不在審判和監禁我們的人們那邊。 到達熟悉的布蒂爾卡監獄，歡迎我們的是小窗戶里進發出的女人的尖叫聲，那大概是些單身監禁的囚犯在叫：“救人呀！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喊叫聲隨即就在看守的巴掌中被憋回去了。 在布蒂爾卡的“轉運站”里，把我們和一些一九四九年判刑的新犯人混編在一起。他們這些人的刑期都很可笑，不是一般的“十元券”（即十年），而是“四分之一”（世紀）（即刑期二十五年）。每當他們在無數次的點名中報告自己的滿刑日期時，听來簡直像是在故意捉弄人：“一九七四年十月！”“一九七五年二月！” 坐這么長時間的牢！簡直不可想象。必須搞到一把老虎鉗，把鐵絲网剪斷才行。 這种二十五年的刑期本身就會給囚犯們造成一种新的品質。政權當局已經朝著我們使出了所能使出的一切招數。現在輪到我們，囚犯們，說話了。我們要說出自由的語言——說出那些不可能再受約束和威脅的話，說出我們一生中未曾說過的、而對于明确態度、團結戰斗又是必不可少的話。 我們是在喀山火車站上，在“斯托雷平囚車”中，從車站的廣播喇叭里听到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的。戰爭的第一天上午北朝鮮人就穿過南朝鮮人的堅固防線前進了十公里，而后，北朝鮮人卻硬要使世界相信是他們先受到攻擊的。任何一個上過前線的甚至最傻的戰士都可以判斷出：首先發起進攻的正是在第一天就大步前進十公里的一方。 這個朝鮮戰爭使我們也感到了興奮。我們這些不安分的人個個都盼望著暴風雨的來臨！因為沒有暴風雨，沒有暴風雨，沒有暴風雨的話，我們是注定要慢慢地被折磨死的！ 過了梁贊，初升太陽的紅色光芒從囚車上釘死的小窗孔直射進來。站在我們這個格子對面的年輕押解兵被照得眯起了眼睛。押解兵确實像個押解兵的樣子：每個格子里塞進我們十五個人，只發給咸鯡魚吃。不過，确實還給送點水來，早晚兩次還放出去解手。因此，我們對他并沒有什么不滿的。但是，這個小伙子卻忽然心不在焉地、甚至是毫無惡意地脫口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他說我們是人民的敵人。 這可不得了了！我們這個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人一齊向他喊起來： “我們是人民的敵人，那么為什么集体農庄里沒有東西吃？！” “一看就知道，你這小子也是農村來的，你大概還想留在部隊超期服役吧。當個哈巴狗！大概你也不想再回去种地了吧？” “如果我們是敵人，那你們干嗎還把這烏鴉囚車涂上別的顏色呢？可以公開地押運嘛！” “喂，孩子！我有兩個像你這么大的儿子都死在前線了。可我呢，倒成了敵人，是嗎？” 已經有許久許久沒有從我們的口里飛出過這一類的話語了！我們喊出的都是些最普通的道理，都是些可以看得見的事，因而它也是難以駁倒的。 一個超期服役的軍士走過來幫助這個不知所措的小伙子，但是，他并沒有把誰揪到禁閉室去，也沒有記下誰的名字，他只是幫助他的弟兄招架而已。這個現象又被我們認作新時期到來的跡象了。（其實，一九五0年會有什么“新”時期呢？！）木！這只是一种跡象，它表明新刑期和新建的政治犯勞改營在囚犯中間造成成了一种新關系。 我們同兩名押解兵的爭論后來發展為純粹的論据競賽了。年輕的士兵們瞅著我們，已經不敢再把我們這個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任何人叫做人民敵人了，他們企圖用報紙上和政治教材里的話來反駁我們，可是，盡管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但确已感覺到自己的話是多么虛偽、多么言不由衷了。 “你們看看，孩子們！你們往窗外看看！”我們對他們說，“看你們把俄羅斯搞成什么樣子啦！” 窗外是一片撒滿爛麥秸的、坎坷不平的、破爛貧困的國土（我們的火車走的是魯札耶夫線，外國人向來不走這條線）。假如當年的拔都汗看到的俄羅斯的土地是這种樣子的話，他也許就不會來奪取立了。 在一個叫托爾別耶沃的寂靜的小站上，我們看到一位老人從站台上走過去，腳上穿著樹皮鞋。一個鄉下老大娘站在我們的小窗前，透過車窗上的和里面的兩層鐵欄杆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們這些緊緊擠在上展板舖上的人們。我們的老百姓觀看“不幸的”人們時從來都是用這种眼光看的。几滴稀疏的淚珠順著她那衰老的臉滾下來。她呆痴地站在那里看著，就像我們中間有她的親生儿子似的。“不許看，老大娘！”押解兵的聲音并不粗暴。老大娘甚至連頭也沒回一下。她身旁站著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辮子上結著白色帶子。小姑娘的眼神更加嚴峻，嚴峻得与她的年齡很不相稱，兩只眼睛睜得大大的，眨也不眨一下。看那樣子，我想，她一定是把我們的模樣永遠深深地印在腦海里了。火車輕輕地開動了。老太婆舉起污黑的手指鄭重其事、不慌不忙地朝著我們畫了個十字。 在另一個車站上，一個穿花布連衣裙的姑娘毫不拘束、毫無懼色地走到我們窗子近前，急急忙忙地問我們：你們是根据哪一條判刑的？刑期多久？“躲開！”正在月台上來回巡邏的押解兵對她喊叫但姑娘卻說：“你要把我怎么樣？我自己也是和他們一樣的！喂，你把這包香煙交給小伙子們吧！”她隨手從提包里掏出一包香煙。（我們原也猜想她可能也坐過牢。在這樣一些到處流浪的人中間，多少人已經在“群島”上受過教育了啊！）“躲開！要不，把你也關起來！”押解隊副隊長從車廂里跳出來對她喊叫。她朝著他那個超期服役的腦袋輕蔑地瞥了一眼，說：“去你媽的！……”接著又鼓勵我們說：“……別理他們！小伙子們！”然后就傲然走開了 我們一路上就是這樣走的。所以，我們并不認為押解人員會感到他們是代表人民的。我們越往前走情緒越高，越感到正義在我們這邊，整個俄國是同我們站在一起的。快要結束了，這种行當快要結束了。 在古比雪夫的遞解站里，我們歇腳“晒太陽”足足歇了一個多月。在這里也遇到了奇跡。忽然，旁邊四室里傳來了刑事慣犯的歇斯底里的喊叫聲（這些家伙連喊叫的聲音都特別難听、刺耳）：“快來呀！救命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法西斯分子！” 這可是新鮮事！我們這些“法西斯分子”竟敢打刑事慣犯？從前可總是挨他們打的呀。 但是，不大一會儿就重新分編了房間，我們這才知道：剛才的事并沒有什么稀奇，它只不過是一個先聲。有個叫帕維爾·巴拉紐克的人，生得膀寬腰圓，胳膊像小樹一般粗，兩只大手既隨時准備握手，也隨時准備給人以打擊。他黑黑的臉膛，鷹鼻子，与其說像個烏克蘭人，不如說更像格魯吉亞人。他是個剛從前線回來的軍官，曾用高射机槍擊落過三架敵机；本來提名要授予他英雄稱號的，但是被部隊里的特別處給否定了。從前他也進過懲戒營，但從那里戴著勳章出來了。現在他被判刑十年。按新刑期來說，十年算是“小孩子的刑期”了。 他是從諾沃格勒-沃倫斯克監獄里來的，一路上早就領教過刑事慣犯那一套了，而且已經同他們打過架。剛才，他正在隔壁房間的上舖安靜地跟別人下棋。本來這屋里住的都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人，可是管理員卻忽然要塞進來兩個刑事慣犯。這兩個家伙漫不經心地叼著白海牌香煙，一進來便到靠窗子的舖上去清理他們的“合法”位子。其中一個邊開玩笑說：“哼，我就知道又把咱們塞到土匪窩里來啦1”這時，還不大了解刑事慣犯的天真的維利耶夫就想給他們打打气，便說：“我們不是土匪，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你呢？”“我嗎？挪用公款。是個有學問的人！”他們把靠窗睡的兩個人赶開，把自己的背包放到“合法”位子上，接著就到各舖上去查看別人的背包，開始找碴儿。而那些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怎么樣呢？不，他們當時還是老樣子，絲毫沒有反抗。六十個大男人俯首貼耳地等著那些人過來搶他們的東西。這些不容別人反抗的慣犯們的囂張气焰有一种施定身法的效果她們心里有數，監獄當局總是會給他們撐腰的）。巴拉紐克這時似乎仍在下棋，可是他那兩只大眼睛早在掃著這兩個人了，暗自盤算著該怎么動手。當其中一個刑事慣犯走到他舖前時，他就用耷拉在床邊的一條腿狠狠地朝著那個家伙的臉踢了過去，隨即跳下床來，抓起馬桶上的木蓋子朝第二個人的頭上打去。就這樣，他狠狠地用木頭蓋子輪流打他們兩個。木蓋子打裂了，他便抓起那四公分方木制的十字接頭來繼續打。兩個刑事慣犯開始求饒了。不過還得承認，在他們的哀叫聲中也有點幽默，他們并沒有放棄逗人笑的企圖，只听他們說：“哎，你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用十字架打人!？”“你好像不瘋嘛，怎么欺負別人呢？”但是，巴拉紐克是了解這些人的，他并不住手。這時其中一個便沖到窗前去喊叫：“來人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 兩個刑事慣犯一直記恨在心，后來他們曾几次嚇唬巴拉紐克說：“你身上可有股子死尸味！咱們走著瞧！”但是，以后沒敢再逞凶。 我們房間里很快又同母狗（狗腿子）們發生了沖突。有一次。我們正在放風并趁机松動松動，女看守命令一個狗腿子去催促廁所里的人快出來、催就催吧，可是他那副傲慢的神气（對待“政治犯”嘛！）卻惹惱了一個剛開始服刑的年輕人。神經質的沃洛佳·格爾舒尼正想制止他，可是那狗腿子一拳就把年輕人打翻在地了。要是從前，犯第五十八條的人也許就忍气吞聲了，可是此刻一個叫馬克西姆的阿塞拜疆人（他曾殺死了他們集体農庄的主席）向狗腿子身上扔了塊石頭，同時巴拉紐克過去朝他的下巴給了一拳。這時狗腿子抽出刀子照巴拉紐克划了一刀（他們這些給看守當幫手的人有時帶著刀子，這對我們來說并不稀奇）。狗腿子拔腿向看守跑去，巴拉紐克在后面緊追。這時我們都被迅速赶進了四室。監獄的軍官們來了，他們查問是誰手的，并且威脅要對有這類“匪徒行徑”的人延長刑期．（內務部人員當然心疼那些母狗）。巴拉紐克流著血，挺身而出：“是我打的。只要我活著，今后還要打這幫龜孫子！”監獄的“教父”馬上警告我們：“你們這些反革命分子沒有什么可驕傲的，還是老老實實裝啞巴更安全些！”這時候，沃洛佳·格爾舒尼又出來說話了，他是在大學一年級被抓來的，几乎還是個孩子，他和那個曾經指揮社會革命党人戰斗團的格爾舒尼不僅是同姓，他還是那個人的親侄子。“不許你叫我們反革命分子！”他像一只公雞似的伸著脖子朝著監獄的“教父’”喊道，“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們又是革命者！只不過是要革蘇維埃政權的命！” 啊，多有意思！總算活到了這么一天！而那個“教父”卻只是把臉一沉，蹙蹙眉頭，也就把話咽下去了！沒有把誰再關進禁閉室。看守們、軍官們也都灰溜溜地走開了。 原來在監獄里也可以這樣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頂撞他們？大聲把你想說的話講出來？我們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該挨打！我們曾經哭過鼻子，所以人們就打我們。 我們將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話般的勞改營去，那里的人都像納粹分子一樣佩帶著號碼。但是，那里都是政治犯，總可以擺脫這些普通刑事犯的糾纏了。或許到了那里就可以開始那樣生活了吧？沃洛佳·格爾舒尼是個圓臉尖下頜的孩子，長著一對黑眼珠，蒼白的面孔上總是閃耀著希望。他說：“等咱們到了特种勞改營，可得好好辨別一下．到底該‘跟著誰走’。”多么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認為，到了那里就會真地接触到各党派的各式各樣的思想，听到他們的辯論，了解各种綱領，各种地下活動。“跟著誰走”？好像我們真有這种選擇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發共和國逮捕令的人們和編組押解犯名單的人們事先還沒有替我們決定命運似的！ 我們住的牢房是舊馬棚改建的。棚子很長，原先放兩排牲口槽的地方現在擺了兩排雙層板床，過道中間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圓木柱子支撐著古老的屋頂勉強不會塌下來，兩邊牆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馬棚窗子，只是為了從外面往里扔干草時不落到牲口槽外面。現在這些窗口也都戴上“籠口’‘（安在窗外遮擋視線的罩斗）了。這間牢房里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么人都有，大半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人，大都是些沒有文化的庄稼漢。這是因為那一帶正在進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愿參加集体農庄的，或被怀疑為不愿參加的人，全部被抓起來了。此外，還有不少西部烏克蘭人，即所謂的“奧烏恩”分子和那些膽敢收留奧烏恩分子在 家里過夜或給他們吃過一頓飯的人。再就是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 共和國抓來的人了，他們中間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 次被捕的所謂“二進獄者”。當然，還有几個外國人。 我們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個特种勞改營的（從派工員口里 听說，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細地觀察著這些人，是命運把我 們牽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們。 我覺得特別使我難過的是那些愛沙尼亞人和立陶宛人。雖然 在這牢房里面我与他們處于同樣地位，但我內心卻感到在他們面 前無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們抓進來的。他們都是些純朴、勤 勞、信守諾言、安分守己的人。他們怎么會也落到這种絞肉机中 來了呢？他們沒有招惹任何人，平靜地過著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 社會道德比我們這里還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為他們住在我 們近旁而且擋著我們去海洋的路，他們就有罪了。 “作一個俄國人真可恥！”——當年俄國扼殺波蘭的時候，赫 爾岑就曾經這樣激動地說過。今天，面對著這些不喜爭戰而且毫 無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個蘇聯人有雙倍的恥辱。 我對拉脫維亞人的感情還要复雜得多。這里似乎有某种命運 之手在捉弄著我們。這是他們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烏克蘭人呢？我們已經很久不使用“烏克蘭民族主義 者”這個提法了，我們只說“班杰拉分子”，而且這個詞在我們這 里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罵人的詞了，以至誰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 的實質。（還有，我們使用“匪徒”這個詞也是這樣的。按我們習 慣的用法是：凡是為了我們而殺人的都是“游擊隊員”，而凡是殺 我們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農民在內。） 而問題的實質則是：盡管有過一個時期，在千年前的基輔羅 斯時代，我們大家确實曾經組成過統一的民族，但是，從那以后 這個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紀以來我們和他們的生活、習慣、語言都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了。所謂的“重新統一”本來就是十分困難的。盡管或許曾有人抱有過這种重新組織從前那种兄弟大家庭的真誠愿望，但是，我們沒有很好地利用過去三個世紀的時間。俄國還從來沒有過這樣一位政治家，他能認真地想一想：怎樣才能使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結成親人，怎樣才能消除雙方之間的隔閡和創傷。（假如沒有隔閡和創傷的話，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會組織什么烏克蘭委員會，也不會有以后的“拉達”了。不過二月革命時期他們只要求實行聯邦制，誰也沒想分离出去。這种殘酷的分裂肇始于共產党當政的年代。） 布爾什維克在取得政權之前對于這個問題的處理并沒有遇到困難。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報》上發表過列宁的這樣的話：“我們把烏克蘭和別的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看作被俄國沙皇和資本家們所兼并的地方。”他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在烏克蘭已經組織起中央權力机构——中央“拉達”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還通過了一個《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該不是開玩笑的吧？當時這個宣言宣布俄國各族人民擁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權和自決權，那該不是欺騙人的吧？半年之后，蘇維埃政府曾請求德意志帝國協助蘇維埃俄國同烏克蘭簽定“和約”并划定雙方的准确國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宁同烏克蘭黑特曼——斯柯羅帕德斯基共同簽署了這項和約。列宁的這一行動表明，他完全容忍了烏克蘭從俄國分离出去，甚至容忍烏克蘭在分离出去后成為君主國！ 但是怪了。德國人剛被協約國打敗（這總不該影響我們對待烏克蘭的原則吧1），黑特曼也跟著他們垮台，布爾什維克的那點實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點了，——布爾什維克馬上越過了他們承認的邊界線，把自己的政權強加在同一血統的兄弟們身上。不錯，在那以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我們曾不遺余力地、甚至是勉強地利用“莫瓦”——烏克蘭的語言——大作文章，使那里的弟兄們相信他們自己是完全獨立的，而且是隨時可以從我們這里分离出去的。但是，當他們在戰爭結束時剛一表示想要這么作的時候，我們卻宣布他們是“班杰拉分子”，并開始追捕、拷打并處決他們，或者把他們關進勞改營了。（其實“班杰拉分子”也和“彼得留拉分子”一樣，都只不過是一些不愿意在异族政權統治下生活的普通烏克蘭人而已。當他們了解到希特勒也并不給予他們曾經許諾的自由時，他們便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同希特勒作戰。但是，我們對這一點卻緘口不言，因為提這一點對我們不利，就像我們從來不提一九四四年的華沙起義一樣。） 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即我們的兄弟們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講話，用它教育孩子，寫商店招牌，這為什么會使我們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在他的小說《白衛軍》中）在這個問題上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感情的影響。既然兩個民族過去沒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們之間有不同之處（只要他們，少數人，有這樣的感覺就夠了），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么辦法！既然錯過了時間，——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錯過的，雙方關系主要不是在沙皇時代而是在共產党當政時期尖銳化的！——他們要分离出去。我們為什么要生气呢？是舍不得敖德薩的海濱浴場？舍不得切爾卡塞的水果？ 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是很痛心的，因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里，都有烏克蘭和俄羅斯兩者的結合。但是，在勞改營里同烏克蘭人的長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們為此痛苦了多么久啊！我們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為老一代人的錯誤付出代价。 跺著腳喊叫：“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說一句：“誰想生活，就讓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在二十世紀末 期，我們不應該仍舊生活在使我們最后那位不太聰明的皇帝傷透 腦筋的那個空想的世界里了。不管看來多么奇怪，但事實是：“先 進學說”關于民族主義正在衰落的預言并沒有實現。在原子和控 制論的時代，它——民族主義——不知為什么反而興盛起來了。這 樣一個時刻正在到來：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必須履行我們 關于自決權和獨立的全部諾言。而且我們應該主動地使它兌現，不 要等待別人在火堆上燒死我們，在河里淹死我們或者砍掉我們的 腦袋。我們究竟是不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一點，我們不能靠疆土之廣大，被保護民族之眾多來證明，而只能靠行動之偉大來證 明，還要靠我們放棄了那些不愿意和我們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后在 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細作來證明。 對烏克蘭的處理將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現在就應該看到總 的發展趨勢。既然過去多少世紀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那就是 說，該是我們來表明自己明智的時候了。我們必須交給他們自己 去決定。是交給聯邦制派，還是交給分立派？那就要看他們之間 誰能說服誰了。不讓步，則是愚蠢，是殘酷。我們現在越是溫和、 忍讓和通情達理，那么將來重新恢复統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讓他們自己生活，自己去試試吧。他們很快就會感覺到：分 离出去并不能解決他們的所有問題。 不知為什么，讓我們在長長的馬棚車房里住了很長時間，沒 往斯捷普特种營押送。自然，我們并不著急，我們在這里很愉快，到了那里只會不如這里。 我們這里也不乏新聞消息，每天都有人拿來半張破報紙。常常是我念給全屋的人听，而我總是帶著感情念，那里也确實有應該帶著感情念的東西。 那些日子正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解放十周年紀念。我們牢房里的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中間有些人懂俄語，他們把這些消息翻譯給別人听（這時我就稍停一停）。當那些人听到在他們的國家里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起了怎樣的“自由和繁榮”的生活時，他們竟失聲痛哭起來了，上下舖的人一齊大哭。這些從波羅的海沿岸來的人（他們占整個遞解站人數的近三分之一），每人都丟下了一個破碎的家庭。不，如果還有“家庭”，那就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的“家庭”也正在跟著另一批押解犯人被同樣地押往西伯利亞。 但是，最使我們這些遞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動的當然還是關于朝鮮的消息。斯大林的閃擊戰在那里失敗了。聯合國的志愿軍已經召集起來。我們把朝鮮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西班牙。（很可能斯大林就是把它當作第三次大戰的彩排而開始的吧。）特別使我興奮的是聯合國的士兵們：看，他們那個旗子多有意思！這個旗幟什么人不聯合呢？它簡直是未來的人類總体的雛形！ 使我們厭惡的是，我們不能有比厭惡更進一步的行動。“我們死掉也不要緊，只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著我們死亡而無動于衷的人們能夠安然無恙就行！”——難道我們能夠這樣想嗎？不能，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絕對不能！我們确實在渴望著暴風雨的來臨！‘人們也許會感到惊奇：“人怎么可能有這种無恥的、絕望的思想呢？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在監獄外面的廣大人民要遭受戰爭災禍嗎？！”“但是，獄外的人們可一點也沒有想到過我們呀！”“那么說，你們怎么啦？竟然希望爆發世界大戰？”“可是你在一九五O年就給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么他們除了希望發生世界大 戰之外還能希望什么別的呢？” 現在，當我回憶起當時我們那些虛幻而有害的希望時，自己 也感到荒唐。全面的核毀滅不管對誰來說都不是出路。何況，即 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种戰爭狀態都只能成為國內暴政的借口，會 加強國內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講出真實情況，不說出我們在那 個夏天的實際想法，那么，我寫的歷史就被歪曲了。 羅曼·羅蘭那一代人年輕時曾因為擔心戰爭爆發而苦惱，而 我們這一代囚徒則相反，我們是因為沒有戰爭而苦惱。這就是政治犯特种勞改營當時的真實精神狀態。我們就是被逼到了這种地 步。世界大戰帶給我們的只會是兩种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 來（從炮樓上掃射我們，像德國人干的那樣在我們的食品里放毒 和使用杆菌），或者，也許會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 迅速地得到解脫，總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滿期好些。 彼佳·帕-弗就是這樣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們牢房里從 歐洲回國的人中最后一個活下來的人。戰爭剛剛結束時，所有牢 房里塞滿了像他這樣從歐洲回來的質朴的俄羅斯人，但是，那時 候回國的人早都已進了勞改營或者入土了，沒回來的人也都下決 心不回來了。可是這個彼佳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正常人誰都不再回國的時候，自愿回到祖國來的。 戰爭爆發的時候他正在哈爾科夫市的職業學校學習，他是戰 時強迫動員到那里去學手藝的。不久，德國人來了，又把他們這 幫半大孩子強迫送到了德國。他這個“東方奴隸”在那里一直呆 到戰爭結束。他在那里養成了一种心理狀態，認為人應該盡量使 生活過得輕松些，不要像自己小時那樣被人強迫去勞動。在西方， 他利用了歐洲人的輕信態度和邊境控制不甚嚴緊的狀況，把法國 的汽車開到意大利，再把意大利的車開到法國，減价出售，從中 謀利。但是，他在法國到底還是被查出來，他被捕了。這時，他 給蘇聯駐法大使館寫了封信，表示愿意回到他親愛的祖國去。帕一弗當時是這樣盤算的：如果蹲法國監獄，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后一天，而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蘇聯呢，他由于叛國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滂沱大雨已經開始落雨點了。而蘇聯呢，据他說，開戰后連三年也保不住。因此，還是去蘇聯監獄更有好處。大使館的朋友們自然是很快就來接收他了，并且擁抱了彼佳·帕一弗。法國當局欣然同意把這個盜竊犯移交給蘇方。大使館里集結了大約三十名像帕一弗這樣的和有類似情況的人。使館把他們用輪船舒舒服服地運到了蘇聯的摩爾曼斯克。靠岸之后，放他們到市內去游逛游逛，然后，就在一晝夜之內又把他們一個個全都逮捕起來了。 現在，在我們牢房里，彼佳能夠代替西方的報紙（他曾仔細閱讀過西方報刊關于克拉夫琴科案件的報導），也能夠代替劇院（他可以輕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樂）和電影（他給我們講述西方影片的內容，邊講還邊表演）。 古比雪夫的遞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時可以在大院子里相遇。還可以透過窗外的罩斗同院里的囚犯談話。去廁所時可以走近家屬工棚的敞開的、釘了鐵柵欄、但沒裝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里住的是帶著孩子的女犯人（她們也都是從波羅的海沿岸一帶和西部烏克蘭抓來的）。在兩座馬棚牢房之間的牆上有一個小孔，我們把它叫做“電話”，每天從早到晚小孔兩邊總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臥著互相交換消息。 這种自由更加刺激了我們的好斗心，我們更感到自己腳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們的人們腳下的土地卻似乎就要燃燒起來了。于是，在院里散步的時候，我們也不免要昂起頭來望望那灰白的悶熱的六月天空。假如這時在那天空中出現敵人的轟炸机編隊，我們是既不會惊奇，也不會害怕的。我們的生活實在不像生活了。 從卡拉巴斯遞解站來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們帶來了一些謠傳，說那里出現了小傳單，上面寫著：“受夠了！”我們互相鼓气，情緒越來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克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個炎熱的夜晚，大家都像從蒸籠里出來一樣，熱汗直流，這時候看守們卻把我們塞進烏鴉車，擠得滿滿的。我們便從車廂里對看守們喊起來：“等著瞧吧，兔崽子們！杜魯門會來收拾你們的！把原子彈扔到你們頭上！”可是看守們卻一聲沒吭。他們也感覺到了我們這方面的力量在增長，而且我們深信自己是正義的。我們非常渴望真理的實現，甚至宁愿在同一顆炸彈之下和這些劊子手們同歸于盡。我們所處的境地沒有什么可丟失的。 不寫下這個情況，就無法揭示五十年代古拉格群島的全貌。 鄂木斯克的牢獄是關押過陽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可不是匆匆忙忙用木板釘起來的古拉格系統下的遞解站。這是沙皇葉卡捷琳娜時期建造的威嚴的監獄，特別是它的地下室。要是找拍電影的場景，沒有比這地下牢房更合适的了。四方形的小窗口就是一條通向地面的斜坑道的下端。根据這條三米深的斜坑道便可以看出車房的牆是用什么构成，有多么堅固了。牢房里沒有所謂的屋頂，它是一個形成穹隆狀的傾斜的大石洞。有一面牆濕淋淋的，不斷地滲出水來，滴到地上。早晚這里漆黑一片，即使在晴朗的白天牢里也是昏暗的。看不見老鼠，但是總感覺到它的存在。本來石穹隆有些地方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但監獄當局還是想方設法在這里修了兩層睡舖下舖剛剛高出地面一點點，只有腳踝骨那么高。 我們在使人放縱的古比雪夫遞解站期間發展起來的那种模糊的反抗精神，看來，遇到這樣的監獄之后總該被壓服了吧。但是，并沒有！每天晚上，在蜡燭般微弱的十五支光的電燈下，敖德薩大教堂的長老，謝了頂的、瘦長臉膛的德羅茲多夫老頭，還是照例要站到坑道窗口的底端去，用低低的聲音，滿怀著迎接生命的終結的無限感慨，唱起他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 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 它有如背叛的行徑，恰似暴君的乖戾。 而這座監獄，在霧气中挺立的 這可怖的幽靈，卻比秋夜還黑！ 他只是唱給我們听。不過，在這里，即使大聲喊叫，外面也听不見。他唱的時候，可以看見他尖突的喉結在那干癟的、青銅色的脖子皮膚下面滾動。他邊唱邊抽泣，他在回憶，在腦海中一幕幕重溫過去几十年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他的內心戰栗感染著我們： 雖然這里一片沉寂， 但監獄絕不是墳地。 而你，看守人呀， 且莫疏忽大意！ 在這樣的監獄里，听這樣的歌聲！“一切都是合拍的，一切都是和我們這些囚犯們所等待的東西合拍的。 听完他的歌。我們就在黑暗中，在陰冷潮濕中收拾收拾睡覺了。是啊，此時此刻還有誰的話語能溫暖我們的心呢？ 這時，仿佛是對這期待的響應一樣傳來了一個聲音，這是伊万·阿列克謝耶維奇·斯帕斯基說話了。他的聲音好像是陽思妥耶夫斯基小說里所有主人公的混合聲音。這聲音時而高亢得無法攀援，時而又低沉得令人窒息，它既不單調，也不宁靜，仿佛隨時可能變成哭泣、變成痛苦的吶喊。即使是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筆下的廉价小說《紅色馬頓那》之類，要是用這种聲音，用這种充滿信念、痛苦和憎恨的聲音讀出來，也會像是關于羅蘭的史詩那樣激動人心。所以，真實也罷，完全是臆造也罷，反正他所講的故事已經作為一個史詩銘刻在我們記憶里了，他講到維克托·沃羅宁曾徒步急行軍一百五十公里奇襲托列多，給阿爾卡扎爾要塞解了圍。 其實，要把這個斯帕斯基本人的一生寫成小說的話，它在小說中也未必會是最糟糕的一部。斯帕斯基青年時就曾參加過“冰上進軍”“，整個內戰時期他一直南征北戰。后來流亡到意大利。在國外修完了俄國芭蕾舞課程（好像是跟卡爾薩維娜學習的），又在俄國某伯爵夫人家里學會了一手做細木家具的漂亮手藝。（后來，在勞改營里，無人不夸他的好手藝：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給勞改營的頭頭們做了一張小桌，線條优美一，輕便漂亮，使他們大為惊訝。不錯，這張小桌子他整整做了一個月。）后來，他曾隨著芭蕾舞劇團在歐洲各地巡回演出。在西班牙戰爭期間，他替意大利拍攝過新聞記錄影片。后來，他用了一個稍為有點變音的意大利人名字——若万尼·帕斯基——在意大利軍隊里當了少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隨部隊又來到他的故鄉頓河一帶。盡管當時總的形勢是蘇聯軍隊仍在繼續后退，但他指揮的那個營在這里很快就落入了蘇軍包圍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沖出去，但是組成該營基本力量的那些意大利孩子們嚇哭了；他們想活命！這時斯帕斯基少校動搖了，終于挂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机會用一顆子彈了此一生的，但那時他卻產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蘇聯人到底是個什么樣子。他本來能夠作為意大利軍普通戰俘在四年之后被送回意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俄羅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虜他的蘇軍軍官們無話不談，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然你不幸是個俄國人，你本該像諱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對此諱莫如深呀，否則，哪里會有你的便宜！先關了他一年，后來又在哈爾科夫的國際戰俘營（也還有這樣一個營呢，里面關押著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里關了三年。在他已經被關押四年之后——這四年除外——又到了他二十五年！哪里還要等二十五年呀，在這苦役營里，他已注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們進了鄂木斯克監獄，然后又被轉押到巴夫洛達監獄。這兩處監獄之所以同意接受我們這批犯人，是因為這兩個市的當局有一個重大的疏忽：至今還沒有建立專門的速解站。巴夫洛達市甚至更加可恥：連黑烏鴉囚車也沒有，因而只好讓我們這些囚犯排著隊從車站走到監獄，經過好几個街區，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見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頭十年就是這樣押解犯人的。我們通過的几個街區沒有一條柏油馬路，沒有自來水管，只見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黃沙里。實際上只是從監獄的兩層磚房開始才有點像個城市樣子。 但是，用二十世紀的眼光來看，這所監獄給人的感覺不是恐怖，而是宁靜，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寬敞寂靜的小院，屋邊牆角處長出一點可怜的小草，用木板隔開的放風場地也不顯得可怕。二層樓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釘著稀疏的鐵柵欄，窗外沒有裝“籠口”，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腳下，在獄牆和外面的院牆之間，鐵鏈拴著一只大黃狗，時而像是發現了什么動靜似地曳著鐵鏈跑几步，汪汪兩聲。但它也不像監獄里的狗，樣子不可怕，不像那些專門訓練來咬人的狼狗。一身蓬松的淺黃毛說明它是一只普通种的看家狗（哈薩克斯坦有這樣一种狗），而且，它已經老得不行了。這狗倒像那些好心腸的老年看守，這些人都是從軍隊調來的，他們毫不隱諱自己已經為這狗一般的看守職務所苦惱了。 越過獄牆，可以看到街道、賣啤酒的小舖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著的人——他們是來給犯人送東西或是等著取回容器的。再往遠看就是住宅區，平房組成的一片片街區，額爾齊斯河的河灣，甚至可以看見河對岸很遠的地方。 崗樓上的哨兵剛剛把留下了“牢飯”的空籃子退還給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姑娘。小女孩接過籃子，一抬頭看到了我們正站在窗口向她揮手致意，但她卻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從容不迫地、庄重地向啤酒小舖的房后走去了，她怕崗樓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后，她就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她放下籃子，舉起雙手使勁朝我們不住地揮動，邊揮手邊笑！然后，她用手指作出各种圈圈點點的動作，向我們表示：“寫吧，寫小紙條吧！”又在空中划了一條拋物線，表示：“扔下來，扔給我！”然后又向市區那邊指了指，意思是：“我送去，替你們轉交!”然后她又把兩手張開，好像在說；“還有什么事？還能幫你們作點什么？朋友們？” 她做這一切時是那么誠懇、直爽，絲毫不像我們那些備受欺凌虐待的獄外的自由人們，不像那些被弄得昏頭昏腦的公民們。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這樣的時刻到了嗎？或者只是在哈薩克斯坦如此？須知，這里的居民中几乎有一半人是流放來的呀！…… 可愛的無畏的小女孩啊!難為你那么快就學會、就正确地掌握了監獄生活這門科學！世界上仍舊存在像你這樣的人，這本身該是多么令人欣慰啊！（我這眼角里是不是奪眶欲出的喜悅的淚水？）……請你，無名的女孩子，接受我們的敬禮吧！啊，要是全國人民都像這樣該有多好！那就誰也不敢來關押他們了！那些可詛咒的爪牙就會統統完蛋！ 當然，在我們的棉背心里還藏著几節鉛筆芯斷頭。也有几小塊紙片。可以從牆上摳下一小塊灰泥來，用細線把小條子纏上，扔到她的眼前去。但是，我們在這個巴夫洛達市确實沒有任何事情要求她幫忙的。所以我們只是向她鞠躬道謝，揮手致意而已。 我們被帶進了沙漠地帶。甚至那質朴僻靜的小市巴夫洛達后來想起來都像一個燈火輝煌的大都市。 現在，斯捷普特种勞改營的押解隊把我們接收了。（不過，幸而還不是杰茲卡茲甘的勞改營分部。我們一路上都在禱告命運之神，千万不要把我們弄到銅礦去。）來了几輛大卡車接我們，車幫加高了很多，車身前部裝著鐵柵欄以保護那些沖鋒槍手并把我們像野獸一樣隔開來。我們被緊緊地塞到車里，蜷著腿坐下，臉朝車后。我們就這樣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整整顛簸搖晃了八個小時。沖鋒槍手坐在駕駛室的頂篷上，槍口一直對准我們的后背。 那些少尉們、上士們則坐在駕駛室里。我們這輛車的駕駛室里坐的是一個軍官的妻子和她的一個五六歲的女孩。每當汽車停下來休息時，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地上跑，采集野花，大聲和媽媽說話。對于沖鋒槍、軍犬、從車里露出頭來的丑陋的囚犯們，她都毫不在意。我們這個可怕的世界并沒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所遜色，她甚至沒有向我們這邊投過來哪怕是好奇的一瞥……這時，我想起了札哥爾斯克特种監獄里的准尉的小儿子。那個小孩最喜歡的游戲是：叫兩個鄰居孩子把手背在身后（有時還把他們的手綁起來）在路上走，他自己則拿著根子走在旁邊押解他們。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親過什么生活，孩子們就玩什么游戲…… 我們渡過了額爾齊斯河。汽車經過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后行駛在平坦的沙漠上，黃昏時停下來休息。這時，飛駛的車輪帶起的淺灰色旋風也隨著平息下來，我們沉浸在額爾齊斯河的气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气和蒿草的芳香中。我們滿身塵土，面向走過來的方向（絕對不許回頭看前進的方向），沉默著（絕不許講話），心里想著那個未來的特种勞改營，它的名稱人像是俄羅斯人起的。換乘“斯托雷平囚車”時，車頂上吊看我們的“卷宗”，我們看到過那上面有勞改營的名稱——埃克巴斯圖茲。但是誰也想不出它在地圖上的位置，只有奧列格·伊万諾夫中校記得這是一個煤礦。我們還曾設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國邊界不遠的地方（某些人甚至為此而高興，同為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中國比我國還要坏得多）。原海軍中校布爾科夫斯基是個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對誰都不屑一顧。本來嘛，他是共產党員，是被錯抓的，周圍這些人都是人民的敵人。但對我還算另眼看待，因為我曾經是蘇軍軍官，而且沒有當過德國俘虜。他幫我想起了在大學學過、但早已忘記的東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划一道正午線，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從九十度中減去太陽處于中天時的高度，就能得出我們所在地的地理緯度數。盡管求不出經度來，但能知道緯度也多少算一种安慰了。 我們的汽車不停地往前開。天黑了。根据夜空中明亮的星辰，我們才明确地知道：我們正在被押往“南南西”的方向。 后面汽車車燈的光柱里，一縷縷灰塵在飛舞。其實，道路上空塵土飛揚，只不過在燈光下才看得見。我這時有一种奇特的幻覺：似乎整個世界都是漆黑的，整個世界都在搖晃，只有這些塵土的微粒在發光，在飛旋，在畫出未來的不祥圖景。 我們是被押往哪個天涯海角啊？去哪個洞穴啊？我們注定要在什么地方進行我們的革命呢？ 蜷著的腿已經麻木，覺得已經不是自己的腿。半夜時我們來到了用高高的木板牆圍起來的勞改營。在漆黑的沙漠中，在离開沉睡的黑呼呼的村庄不遠的地方，這片營地被四周崗樓上的燈光照得通明。 又按各人的案情點了一次名（“一九七五年三月！”）。然后，把我們帶進兩道高大的門內去度過今后的四分之一世紀。 全營都在沉睡，但所有工棚的窗子都透出明亮的燈光，仿佛那里的生活正在沸騰。夜晚不熄燈，這就表明，這里實行的是監獄制度。工棚的門從外面用沉甸甸的挂鎖反鎖住，在一個個明亮的長方形窗孔里可以看到黑色的鐵柵欄。 出來接人的生活助理員的身上縫著許多塊號碼布。 在德國法西斯的集中營里人們身上是帶著號碼的，這你在報紙上看到過吧？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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