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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常常表現得匆忙而又慷慨豁達。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棄許多東西，譬如，放棄“苦役刑”這個詞。其實，這個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強制勞動所”或模棱兩可的“勞動改造營”之類的詞同日而語。從高高的法官席上擲給被判刑人的“苦役刑”這個詞，有如剛剛往下落的斬首机，在審判庭上就已經足以打斷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這個詞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這些人才是真正殺人越貨的家伙呢！（這里也表現了人類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脫的本性。人總是設想自己還不是最坏的人，還沒有處于最坏的境況。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縫著號碼的！那，當然，是些十惡不赦的罪犯嘍！咱們身上就沒給挂上號碼嘛！……別忙，會給你挂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愛一些舊字眼。他記得：有些國家就是靠這些字眼維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沒有任何無產階級需要的情況下，把過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詞——“軍官”、“將軍”、“經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當斯大林覺得他座下的馬車已經把他拉上山頂的時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廢除苦役刑之后的第二十六個年頭毅然恢复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大戰役的人民胜利給普通公民帶來的第一批胜利果實，就是關于鐵路軍事化的命令（實際上就是讓軍事法庭審判孩子和婦女們），以及在一天之后（四月十七日）發布的關于實行苦役刑和絞刑的命令。（絞架也是古代留下來的一种很好的設置；手槍只是“砰”的一響，怎么能和絞架相提并論呢？！絞架可以拖長死亡的過程，可以同時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細節呀！）從那時起，各次胜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難逃的人們赶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統架——起初是從庫班河畔和頓河畔赶去，接著便是從德聶伯河東岸烏克蘭地區，從庫爾斯克、奧勒爾、斯摩棱斯克等地區。軍事法庭緊跟著蘇聯軍隊來到。有些人在當地就被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設立的苦役勞改點去。 這類苦役勞改點中最早的一個，顯然是建立在沃爾庫塔的第十七號礦井（很快便在諾里爾斯克、杰茲卡茲甘等地也都建立起來了），當局几乎毫不掩飾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這是公開的殺人場，等于希特勒德國的窒息汽車。不過，這里按照古拉格的傳統把死亡時間拖長了，這是為了延長那些在劫難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們在死前多干些活儿。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寬二十米長的北方常見的帳篷里。把帳篷用木板圍起來，木板和帳篷中間填滿鋸末，這樣，帳篷就成了某种簡易工棚。原定每間帳篷里，如果睡“小車廂”的話，可以往八十人，睡通舖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則是每間住二百人。 但這可不是硬擠！這叫做居住面積的“合理利用”。給政治苦役犯們規定的是兩班制的十二小時工作日，沒有休假。因此，不論什么時間總是有一百人在勞動，只一百人在工棚。 勞動時，囚犯們由攜帶軍犬的警衛隊包圍著。如果看守人員不懶，就隨手打他們几下。要想使他們振作精神的話，就用沖鋒槍托干。在往返營區的路上，押解隊的大兵一高興就可以用沖鋒槍朝苦役犯隊伍掃上一梭子彈，誰也不會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責任。筋疲力盡的政治苦役犯的隊伍，從老遠處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隊伍迥然不同———它顯得那么憂傷、迷們，步履是那么艱難、沉重。 說起勞動的十二個小時，真可說是度日如年（在諾里爾斯克那种北极地區的、凜冽的北風中，在紛飛的大雪中，他們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時之間僅有十分鐘可以取取暖）。規定的十二小時休息時間，也安排得盡可能地荒謬。在這十二小時里，他們被帶到一個隔离區，又帶到另一隔离區，要站隊，要搜身。進入居住區后立即被塞進永遠不通風的帳篷——沒有窗戶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鎖。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濕的空气變得越來越濃，不習慣的人簡直連兩分鐘都呆不下去。對政治苦役犯來說，這居住區比勞動區更加難以忍受。去廁所、食堂、衛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許的！這些都通過馬桶或者送飯窗口來解決。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時期，斯大林設立的苦役刑就是這個樣子：它把勞改營里最坏的東西同監獄里最坏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了。 契柯夫的作品證明，沙皇時代的苦役刑還遠遠沒有這么多發明創造。當年關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薩哈林）監獄的政治苦役犯們，不僅晝夜任何時候都可以到院子里和去廁所（那里甚至完全不用馬桶！），而且整個白天可以隨時去市里！所以，“苦役刑”這個詞的真正含義（總該“物歸其主”嘛！）還得算斯大林最了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個小時的休息時間里，他們要經過早晚兩次點名。這可不像普通犯人點名那樣單純地數數人頭，而是一絲不苟地一個一個地點名。每隊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點到的人必需一晝夜兩次毫不含糊、毫不遲疑地大聲回答出自己的號碼、自己那令人厭惡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條文、刑期、判決机關和滿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則不得不每晝夜兩次忍著痛苦恭听這一切。在這十二個小時里還有兩次分發食物：經過送飯窗口分發大碗飯，再經過送飯窗口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勞動，也沒有資格抬飯桶。這類服務工作全由刑事慣犯擔當，而刑事慣犯對政治犯的搶劫、盤剝越是殘酷無情，他們自己就會過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營主人的歡心。在這里，在盤剝壓迫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囚犯這一點上，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利益總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還要受到饑餓的折磨。但是，因為一切報表單据都不必留作歷史的見證，所以，報單上還有照樣寫著：政治苦役犯可以領到“礦工菜”和“獎勵菜”補助。這些東西本來就少得可怜，還要經過三層偷竊和盤剝。所有這些也都要經過送飯口和一整套繁瑣程序才能得到：要逐個點名，要拿菜票換大碗，等等。等到終于可以躺在舖板上睡一覺的時候，送飯口又打開了，又叫名字：開始發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們是由隊長把菜票領來，一起交給伙房的）。 就這樣，名義上十二個小時的在囚室的空閒時間，最多不過剩下四個小時能夠安靜下來睡一覺。 此外，當然，政治苦役犯是領不到任何現錢的。不論是寄給他們的郵包還是信件，他們也都無權接受。（在他們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響的頭腦里，不應該保留關于過去的獄外生活的半點記憶。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北极地區的黑夜中，除了勞動和這間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應該在他們腦海里存在。） 由于這一切，政治苦役犯們大都很順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爾庫塔勞改營的第一張字母表名單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編號。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個字母，每個字母從一號編到一千號），所有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內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為什么沒有在一個月之內都死去。 在諾里爾斯克，常有火車開到隔离區來為第二十五煉鈷厂起運礦石。這時，政治苦役犯們就躺到火車軌道上以求快些結束這一切。大約有二十几個人絕望之余逃進了凍土地帶，但他們還是被飛机發現并打死了。他們的尸体就堆垛在囚犯們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爾庫塔的第二礦井有個女苦役犯勞改點。女苦役犯們的號碼是縫在后背和頭巾上的。她們不僅要參加所有井下勞動，而且還……而且還超額完成計划！…… 不過，我已經听到祖國同胞和同時代的人們向我發出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講的都是些什么人的事呀？！不錯，正是為了讓他們死絕才監禁他們的！而且這樣做是正确的！因為他們是些叛徒、偽警察、偽市長！就應該這樣對待他們！你大概是心疼他們吧？（如果是這樣，你也清楚，那對你的批評可就會超出文學范圍而必須由某些机關來處理了！）我還仿佛听到一些婦女的聲音對我喊：“那里關的婦女都是曾經給德國鬼子當褥子的！”（我沒有夸大吧？不是确實有一些我國的婦女把另一些我國的婦女叫做褥子嗎？） 我滿可以像現在揭發個人迷信現象那樣給予簡單的回答，這對我來說是最省事的，就是，講几個被判處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講講三個女共青團員志愿兵的事。她們曾駕駛輕型轟炸机去執行轟炸任務，但中途害怕了，沒敢去轟炸敵軍目標，而是把炸彈扔在荒野后就安全返航了。她們向上級報告說完成了任務。可是，后來，其中一個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團員的良心的譴責，把真情向本部隊的共青團小組長（也是一個女孩子）匯報了。而小組長當然立即匯報了“特別處”，于是三個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講完這類事例之后，便義正詞嚴地喊一聲：看，斯大林的獨斷專行處罰了一些多么忠誠的蘇聯公民呀！然后就再不需要為獨斷專行本身而憤慨，只須慨歎那些使共青團員和共產党員們遭受無妄之災的、現在幸而已經全都得到糾正的錯誤了。 但是，如果不把問題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來，我總覺得于心有愧。 就先談婦女吧。我們知道，婦女現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錯，還沒有解除她們的雙重勞動，但她們總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縛，擺脫了社會歧視的重壓，不再受卡巴諾娃那一套了吧。但是，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我們還認為婦女們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個人就是犯了反愛國主義罪行和刑事罪，這豈不等于我們又為她們准備了一套比卡巴諾娃更坏的東西嗎？況且，整個世界文學（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頌擺脫了民族界限、擺脫了將軍們和外交家們的意圖的愛情自由嗎？而我們卻在這個問題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標准；沒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女人不得与男人相逢相識，女人的身体首先是祖國的財產！ 首先，讓我們看看這些婦女是些什么人吧。看看她們不是在戰場上同敵人相逢，而是在被窩里相逢的時候，她們才有多大年紀？大概總不過三十歲，甚至不過二十五歲吧。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從孩提時期就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教育的，是在蘇維埃學校里接受蘇維埃思想教育成長起來的！那么，我們豈不是在為自己親手培育的果實而感到憤慨嗎？這些女人中間，有些女孩子這樣作是因為深深銘記住了我們曾在十五個年頭中無休止地叫喊過的一句話：沒有任何祖國！“祖國”只是一种反動思想的臆造！第二种女孩子可能是因為對于我們的小會、大會、游行示威、沒有接吻鏡頭的電影、沒有擁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厭倦了吧。還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細節和他們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領所征服了，而這些也恰恰是我們那些完成五年計划的小伙子們和伏龍芝軍官學校培養出來的指揮員們所缺乏的。第四种人則可能僅僅是為了擺脫饑餓。是的，由于原始的、動物的饑餓，也就是說，因為她們沒有東西填飽肚子。第五种人，也許，只是因為看到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免于一死、拯救自己的親人、免于同他們分离吧。 我曾經到過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羅杜布市，那是在敵人剛剛撤走的時候。人們告訴我：曾經有一支馬扎爾人（匈牙利人）的衛戍部隊在這里駐扎了很長時間，防備游擊隊攻城。后來，一聲令下，這支部隊要調防到別處去了。于是，就有几十個當地的婦女，不顧羞恥，跑到火車站去送別那些侵略者，而且她們竟是那么號陶大哭，据一個刻薄的鞋匠說，“連送她們自己丈夫上前線的時候都沒有哭得那樣傷心”！ 几天之后，蘇軍軍事法庭來到了斯塔羅杜布市。當然嘍，它不會把告密者的話當耳旁風的。免不了有几個哭送過馬扎爾士兵的婦女被送到沃爾庫塔的第二號礦井去。 可是，請問，同胞們和同時代的人們，這究竟是誰的罪過呢？誰的罪過？是這些女人的罪過嗎？還是我們的，我們全体同胞和當代人的罪過？我們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呢？為什么使得我們的婦女們竟然离開我們而扑進了占領軍的怀抱？這難道不是我們所付出的無數代价中的一种嗎？由于我們倉促地選定了那條道路，由于我們不回顧過去的損失，也不展望將來，而在雜沓紛亂中沿著那條道路走了過來，我們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后很長時期還要繼續付出這一類代价嗎？ 或許，對這些婦女和姑娘應該給以道義上的譴責（但也總得听听她們的申訴吧！），或許應該尖刻地嘲笑她們一番。但是，為了這些事就應該判她們苦役刑嗎？該把她們送到北极地區的殺人場去嗎？ “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貝利亞干的！” 很抱歉，不對！那些遣送她們的、羈押她們的、打死她們的人們目前還呆在退休人員委員會里，并且還在監視著我們社會的道德發展情況！而我們自己呢？我們听到“給德國鬼子當褥子”這樣的話時，不也只是會心地點點頭嗎？我們至今仍然認為這些婦女有罪，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甚至是更加危險的，比她們當年坐牢本身還要危險。 “好，就算是這樣吧。可是那些男人們總是罪有應得吧？！他們是祖國的叛徒，是社會的叛徒！” 這里也還是能夠設法開脫的。可以提醒人們（而且這是事實）：那些主要罪犯們，當然不會留在當地坐等我們的軍事法庭和絞刑架到來。他們千方百計逃往西方，而且許多人确實逃掉了。我們的懲罰性偵查机關是靠了一些羔羊才湊滿它的任務數字的。鄰居的告密在這里起了很大作用：“不知為什么他家里住過德國鬼子。為什么德國人偏喜歡他家呢？”“那個家伙用自己的雪橇給德國鬼子運過干草。直接通敵！” 當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這一切都推到個人迷信上去：确實有過過火的地方，可現在全都改正了。現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么，教師們呢？當時教師們同他們的學校和學生一起統統被倉皇后退的我國軍隊所拋棄，有的拋棄一年，有的兩年，有的竟達三年之久。由于領袖人物的昏庸，由于將軍們的無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這些教師們怎么辦呢？他們應該教育還是不該教育自己的學生呢？讓孩子們怎么辦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經達到十五周歲并可以靠自己勞動維持生活或能去參加游擊隊的孩子，我是問小孩子們該怎么辦？他們應該學習還是該像公羊似地閒逛上兩三個年頭，從而為最高統帥的錯誤贖罪呢？既然老爺子沒給我買棉帽子，我就應該讓耳朵凍著，是這樣嗎？…… 不知道為什么，不論在丹麥、挪威、比利時，還是在法國，這些事都沒有成為問題。那里的人們并沒有認為被各种情況所迫或被本國的不明智的統治者輕易地送到德國人政權統治下的人民，現在就根本不該活下去了。那里的學校在德軍占領期間曾照常上課，鐵路曾照常通車，還曾有過地方自治机构。 所以，總是有些人（當然是他們嘍，絕不是我們！）的腦筋被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因為在我們這里，學校的教師們往往會收到游擊隊偷偷送來的條子：“絕對不許你上課！否則將來跟你算帳！”而你如果在鐵路上做工，反簡直就是与敵人合作了。至于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國行為。 誰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脫离了學習，很可能以后就無法再學習。那么，如果那位各時代、各民族的英明戰略家失算了，在這种情況下，青草是該繼續生長還是該枯萎掉？教師應該繼續教孩子們念書，還是應該暫時不教呢？ 當然，為了教孩子們念書，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就得從學校里把留著八字胡髭的人的像片拿掉，并且，也許還不得不挂上留著鼻下小胡子的人的像片。楓樹晚會不能按蘇聯的習慣在新年舉行了，要改在圣誕節舉行，而且在這种晚會上（還有在帝國的別的什么紀念日儀式上，反正不是在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儀式上）校長還必須致辭頌揚新的美好生活，盡管實際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這之前校長不也是常常致辭頌揚美好生活嗎？那時的實際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說，從前不得不昧著良心對孩子們撒謊的情況比這時還要厲害得多呢，因為那時有足夠的時間讓那些謊言固定下來，并且在教學法專家和教育視察員們的精心設計下使謊言滲透到教學大綱里去。那時候在每一節課上，不管是否合适，也不管是講昆虫軀体結构還是講從屬連接詞，都必須對上帝踢上一腳（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須不放過机會來歌頌我們無限的自由（盡管你實際上由于擔心夜里的叫門聲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誦屠格涅夫的詩篇，還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圖上的第聶伯河流，你都必須詛咒從前的貧苦并權力稱頌今天的富裕生活，雖然你和孩子們都親眼看到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里的孩子們憑配給卡片每天才能領到三百克面包。 所有這一切都既沒有被看作對真理的犯罪，也沒有被看作對孩子心靈的，對神圣精神的犯罪。 如今呢，處在侵略者短暫而不穩固的制度下，需要撒謊的情況少得多了，況且這是對另一方面撒謊。對另一方面撒謊呀！誰知道，原來這也就是症結之所在！正因為如此，祖國的聲音和地下區委的鉛筆就來禁止你教學生們國語、地理、算術了。你如膽敢去教，就判你二十年苦役刑！ 同胞們，你們點頭吧！看，那不是正帶著軍犬把人們送進有馬桶的工棚嗎？你們快朝他們身上扔石頭吧，因為他們竟敢給你們的孩子講課呀！ 但是，我的同胞們（特別是一些從优惠的領導机關退休的同胞們，那些在四十五歲就開始領養老金的聰明人們）卻都向我圍攏過來了。他們揮著拳頭對我說：當初我保衛的是什么人？我應該保衛那些給敵人當市長、村長、警察、翻譯的坏蛋和渣滓嗎？！ 那么，好吧。讓我們往下看吧，看下去。因為我們把人只看成小木棒，我們砍倒的森林太多了。不管怎樣，有朝一日，未來一定會迫使我們反省，迫使我們思考其原因的。 音樂奏起來了，歌聲在耳邊回蕩：“讓我們那神圣的憤怒，去把……”這怎么能不使人激動万分呢？我們那固有的、曾經受到禁止、嘲弄、打擊和詛咒的愛國主義，今天忽然被允許了，又受到鼓勵了，甚至被歌頌為崇高的了。這怎么能不使我們所有俄羅斯人精神振奮？怎能不把我們胸中激蕩著的一顆顆圣洁的心聯結在一起呢？況且我們俄羅斯人本性就是寬容大度的——隨他去吧！——此時，在外來的劊子手逐漸逼近時，還能夠不饒恕那些土生土長的劊子手嗎？！可是，后來呢？后來卻要壓制住內心隱隱約約的怀疑和自己那匆忙的寬宏大度，反而要盡量异口同聲地、激烈地去咒罵那些背叛祖國的人，咒罵那些顯然比我們坏的、不忘舊怨的人嗎？ 俄羅斯聳立在大地上已有十一個世紀了，它有過許多敵人，進行過多次戰爭啊！但是，俄羅斯出現過許多叛徒嗎？它產生過大群的叛徒嗎？似乎并沒有。即使在敵視勞動人民的舊社會制度下，連敵人也都沒有指責過俄羅斯性格是背叛、反复無常、不可信任的呀！ 如今，我們這里建立起了最公正的社會制度，爆發了最正義的戰爭，而我們的人民卻忽然暴露出自己的隊伍中有成万的、數十万的叛徒！ 這些人都是從哪儿來的？為什么會這樣？ 也許是并未熄滅的當年的內戰如今又重新進發了吧？他們都是沒有被消滅干淨的白匪吧？不，完全不是這樣！前面已經說過，許多逃亡國外的白俄（包括那個臭名昭著的鄧尼金）都站到蘇維埃俄羅斯一邊來了，他們也反對希特勒。這些人是可以自由選擇的，但他們卻做了這樣的抉擇。 這几万人．几十万人（偽警察、懲罰隊隊員。村長和翻譯）的叛徒都是從蘇聯公民中間產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他們也是在十月革命后長大的。 那么，是什么迫使他們去干那些事的呢？……他們是些什么人呢？ 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們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帶輾過的人，是在我們的下水道濁流中失去了雙親、家屬和戀人的人們，或者是本人就曾經在勞改營和流放地的深淵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監者送食物包裹的小窗口前排隊把腿腳凍僵或落下病根的人們。也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則是在這殘酷的几十年中喪失了獲得大地上最寶貴的東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這里不得不順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偉大的法令應允給予他們的呀，更何況他們在內戰年代里為了獲得這些土地曾經流過血！（然而，蘇軍軍官們則可以繼承別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牆圍起來的大片房產，這是另一回事：這是給了我們的，那當然是可以允許的！）還有一些人是“因為偷割了麥穗”坐過監獄，有些人則是被剝奪了自由選擇居住地點的權利，或者是被剝奪了操持自己從事多年的心愛的手藝的權利（我們曾經以宗教的狂熱摧毀了所有的手藝行業，可我們現在卻把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們這里的人們都會十分輕蔑地（宣傳鼓動員們則是加倍輕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護憲派們更是倍上加倍地輕蔑地）撇著嘴說：這些人都是“受過蘇維埃政權委屈的人”，是“過去受過懲罰的人”，是“從前的富農子弟”，他們都是“對蘇維埃政權怀恨在心的人”。 一個人這么說，另一個人點點頭，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權本來就有權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這里，出在他們“受了委屈”……他們“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沒有一個人喊一聲：你住口吧！見你的鬼去吧！你們到底是不是認為存在決定意識？決定不決定？或者你們想說：只有在對你們有利的時候存在才決定意識，而對你們不利的時候就不決定了，是嗎？ 我們這里還有一些人會微微蹙著額頭這樣說：“是啊，是犯過某些錯誤。”而且永遠使用這個惡作劇而又不受懲罰的無人稱句子——犯過。可就不知道是誰犯過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運工和農庄庄員們犯過的了。誰也沒有勇气說：是共產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換班的、不負責任的領導人犯的！除了掌握著政權的人們之外，那些錯誤還會由誰“犯過”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嗎？總該有點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請問，你們這．些人，几百万領導者，當時干什么來著？ 不僅如此，連這些錯誤本身也在我們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開了，變成了某种朦朦朧朧的、不清楚的、沒有輪廓的斑點，它已經不再被看作遲鈍、狂熱、用心險惡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個問題上，即在共產党人把共產党人關進了監牢這個問題上，承認了所有的錯誤。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農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滅、被遷移到全國各地而且被剝奪了記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權利——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錯誤了！我們在本書的開頭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來也不算是錯誤了。對于同希特勒作戰毫無准備，擺出一副騙人的架式在不斷變換口號中可恥地后退，僅僅依靠俄國伊万的精神和為神圣的俄羅斯而戰的口號才在伏爾加河一帶迫使德國人止步——對于這一切，不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變而几乎成為他的主要功勳了。 在僅僅兩個月之內，我們就把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丟給了敵人，同時也拋棄了上述那些沒有消滅干淨的家庭和在警衛逃跑后才四散逃亡的千万個勞改營里的犯人，丟下了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許多監獄，在那里直到敵人到來時還彌漫著槍殺触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的硝煙。 當我們還有力量的時候，我們窒殺、毒害所有這些不幸的人們，不雇佣他們，不給他們机會做工，把他們赶出住宅，逼死他們。而一旦我們的無能暴露出來的時候，我們又立即要求他們忘掉強加給他們的一切災禍，忘掉他們那被槍殺的親人，忘掉他們那餓死在凍土地帶的父母和孩子們，忘掉自己家庭的破產和我們對他們的志恩負義，忘掉內務部的審訊和酷刑，忘掉饑餓的勞改營了。不僅要求他們忘掉這一切，還要求他們立即去參加游擊隊，轉入地下，并且不惜生命地去保衛祖國。（但卻絕口不提我們自己應該改變態度！何況我們誰也沒有給予他們希望，沒有使他們能夠指望我們有朝一日回來之后會改變過去對待他們的態度，會与從前有所不同，不會再毒害他們、驅逐他們、把他們關進監牢，不再槍殺他們！） 在這种情況下，到底對什么感到奇怪才合乎邏輯呢？是奇怪怎么會有那么多人歡迎德國人到來呢？還是應該奇怪這樣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國人還有時不得不搞一點“司法審判”之類裝裝門面呢。例如，他們審判蘇維埃政權時期的告密者們，在基輔市槍決臨河街尼科爾斯克教堂執事等。而且這類情況并不是個別的。） 還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們呢？我們連續二十年迫害宗教、關閉教堂。德國人來了，他們開放了教堂（德國人撤走之后，我們沒好意思立即再關閉它）。就以頓河羅斯托夫為例吧，那里開放教堂的儀式受到了群眾的歡呼，招來了大批群眾。不，這些人應該為此去詛咒德國人，是嗎？ 就在這個羅斯托夫市，戰爭爆發后沒有几天，工程師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姆-弗被捕了，他隨即死在偵訊室里。其后好几個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戰戰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國人來到之后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覺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覺。”不，她應該衷心祝愿那些殺害她丈夫的劊子手們回來，是嗎？ 一九四三年五月，還是德國人占領的時候，在文尼察市的林邊大街的公園里（這個公園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蘇維埃用很高的圍牆圍了起來，并宣布這里是“國防人民委員部用地，禁止入內”）偶然地開始挖掘几個已經很難辨認的、雜草叢生的墳墓。結果，在這個公園里總共發現了三十九個死人坑：每個都是深三米半，長三米，寬四米；每個坑里最上層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層層交叉垛起來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臂膀都用繩子綁著，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徑手槍從腦后打死的。顯然，他們是在監獄里被槍斃后，夜間拖出來埋掉的。根据某些人保存的文件辨認，曾經識別出了一些人，他們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處“徒刑二十年，并剝奪通信權”的。這里的一張珍貴的照片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們到現場來觀看或者來辨認尸体的情況。越往后，發現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東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帶開始挖掘，在皮羅果夫醫院旁邊又發現了四十二個墓穴。然后是在“高爾基文·化休息公園”——在公園的“游藝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体育場和露天舞池的地下，又發現了十四個死人坑。在這總共九十五個坑墓里共埋有尸体九千四百三十九具。這還僅僅是在一個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發現的。那么，別的城市里還有多少沒有被發現的呢？那些市民們看了這些尸体之后，應該拚命去參加游擊隊，是嗎？ 說到這里，如果我們是公正的，就該作這樣的設想：既然人們踐踏我們的身体和我們所喜愛的東西時我們會感到難受，那么，被我們踐踏的人當然也會感到難受。不是嗎？那些被我們消滅的人們有權憎恨我們——這個想法或許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對？他們沒有這种權利？他們應該怀著對我們的無限感激而死去？ 我們總是說那些偽警察和偽市長們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這仇恨是我們自己播种在他們心里的呀，它是我們的“生產下腳料”。國家公訴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說的？他說：“在我們看來，每一种犯罪都是該社會制度的產物。”同志們，這是你們的制度的產物！應該記住自己的學說嘛！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在那些拿起利劍攻擊我們和用言論反對我們的人們（我們的同胞們）中間，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于私人動机的人：他們的財產并沒有被沒收（他們本來一無所有），他們自己，甚至他們的家屬，沒有蹲過勞改營。可是連他們也早被折磨得透不過气來了。其原因在于我們的制度，在于這個制度本身對個人命運視同草芥，在于對信仰的迫害，在于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說什么沒有任何一個別的國家 “人們可以這樣自由呼……”在于那些虔誠信徒們對領袖的膜拜，在于爭先簽名認購公債時對那支鉛筆的爭奪，在于那照例要轉為熱烈歡呼的雷鳴般的鼓掌聲！我們能夠設想這些人，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們國家這种酸臭的空气嗎？（偵訊人員在審訊費奧多爾·弗洛里亞神父時，曾指責他竟敢在羅馬尼亞人面前談論斯大林的一些丑事。神父回答說：“關于你們，我還能講些什么別的話呢？我知道什么，就講什么。發生過什么事，我就談了什么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們對他的要求，則應該是：你撒謊吧！你昧良心吧！并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對我們有利就行！但是，這看起來豈不是有點不象唯物主義了嗎，啊？） 有過這樣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間的事，發生在我去參軍之前。當時我和妻子都是剛剛當教員，我們在莫羅佐夫斯克鎮上租了一套房子（這個小鎮第二年就被德國人占領了）和另外兩個房客——沒有子女的布羅涅維茨基夫婦——同住一個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布羅涅維茨基是個工程師，年近六十，這個知識分子很像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詳，聰慧。我現在想起他那長方形的臉膛，還總覺得他是戴著一副夾鼻眼鏡似的，其實。也許他并不戴眼鏡。他的妻子比他還要恬靜，溫順。她的臉色顯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亞麻色頭發貼在頭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歲，可是，看她的動作卻像是年紀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歡這兩個人，他們對我們大概也頗有好感，特別是因為我們兩家都不是那种貪婪地操持家業的家庭。 每到黃昏，我們四人就坐在門前的台階上。一輪明月高照，微風吹來，暖洋洋的，夜晚十分宁靜。當時，那宁靜還沒有被敵机的轟鳴和炮彈爆炸聲所毀坏。不過，德國人的進逼已經使我們很不安，就像那看不見的、然而是沉重悶人的烏云順著乳白色天空朝著這輪無可奈何的小月亮壓過來一樣。火車站上每天都有一列列開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車停下來，逃難的人們使鎮上的集市充滿了各种流言，气氛很恐怖。這些人從口袋里掏出不計其數的百盧布鈔票留在集市上，然后就往遠處逃去了。他們能夠說出我軍又放棄了哪些城市，而情報局卻在這之后很久還不提這些地方，不敢叫老百姓知道真實情況。（談到這些城市時，布羅涅維茨基不用“放棄了”這個詞，而是說“奪取了”。） 我們坐在台階上聊天。我和妻子還很年輕，當時還滿怀著對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當我們要想表達這种內心的不安時，卻又找不出什么比報紙上說的更聰明的話來。所以，我們和布羅涅維茨基夫婦在一起覺得很輕松：當時我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說，并沒有覺察到相互之間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們兩個人很可能是怀著詫异的心情望著我們這兩個初生的牛犢儿的。我們雖是剛剛度過三十年代，但卻好像沒有在三十年代生活過一樣。他們問我們：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給我們留下了什么記憶？什么記憶？學院里的圖書館、考試、愉快的体育行軍、文娛活動，嗯，當然啦，還有愛情，那正是談戀愛的年齡嘛。那時候我們學院的教授沒有人被抓進監獄嗎？啊，對呀，好像是有兩三個人被抓進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們的職位。那么學生呢？沒有被捕的嗎？我們想起來了：對，有。有几個高年級的學生被抓走了。可這又怎么樣呢？沒關系，我們還照常跳舞。在你們的親友中間呢？……嗯，……誰也沒有被触動嗎？是啊，誰也沒有…… 因為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這些都回憶起來。但實際情況就是上面所說的那樣。正因為我當時并不屬于專搞体育活動和跳舞的一類年輕人，又不屬于一頭鑽進自己的科學和公式里去的狂熱者之類，所以這就顯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為一直是對政治非常感興趣的。剛剛十歲的時候，我這個黃口孺子就膽敢不相信維辛斯基了，我曾對當時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審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過惊异。但是，并沒有什么東西推動我繼續思考下去，沒有東西推動我把那几次小小的（當時曾顯得聲勢浩大的）莫斯科公審同整個國土上滾動著的鎮壓的巨輪聯系起來（犧牲在這個巨輪下的人數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隊中度過的：排面包隊、牛奶隊、糧食隊（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有肉）。但是，我當時還不能把現象聯系起來看，還認識不到缺乏糧食就意味著農村的破產，也不懂得這是為什么。當時我們有另外一种公式：這叫做“暫時的困難”。在我們那個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從來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們的家屬自然不會挂出黑旗來，而我那些同學們也決不會提起他們被捕的父親。 從報紙上看，一切都完美無缺，朝气蓬勃。 何況年輕人本來就是愿意接受“一切都好”這种想法的。 現在我才明白，當時布羅涅維茨基夫婦要想對我們談點什么，該有多么危險。但是他，這個曾經遭受過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最殘酷的打擊的老工程師，還是對我們多少吐露了一點點：他在監獄里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監獄，不止在一個勞改營里呆過。但他只是怀著激動的心情對我們談了其中最早的一個杰茲卡茲甘勞改營，談到被污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气，談到大批屠殺，談到多次遞交莫斯科的申訴書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杰茲-卡茲-甘”這個詞，也像它的無情歷史一樣，一听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銼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么樣呢？這個杰茲卡茲甘是否多少改變了我和妻子對世界的看法呢？沒有。當然沒有。因為那不是發生在我們身旁的事，不是親身經歷呀。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傳的。最省事的辦法是不去想它。最輕松的是把它忘掉。） 當布羅涅維茨基已經解除監禁時，當時還很年輕的、他現在的妻子來到了杰茲卡茲甘。就在這里，在鐵絲网的陰影下，他們結婚了。戰爭爆發前夕，他們奇跡般地獲得了自由，來到了這個莫羅佐夫斯克市，當然，是帶著有污點的公民證來的。布羅涅維茨基在某個小小的建筑事務所找了個工作，他妻子當了會計。 不久，我從莫羅佐夫斯克參了軍，我的妻子也离開了那個小鎮。接著，莫羅佐夫斯克鎮落入德國人手中。后來它又被蘇軍收复了。記得我在前線時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說：“你會想到嗎？听說在德國人占領莫羅佐夫斯克鎮期間，布羅漢維茨基還當了偽鎮長呢！真卑鄙！”我那時也很吃惊，心里也認為：“真卑鄙！” 但是，經過許多年之后，當我躺在某處監獄里的烏黑的舖板上回憶往事的時候，我又記起了布羅涅維茨基。這時我就不再怀著從前那种孩子般輕率的心情譴責他了。他曾經被無理地剝奪了工作；后來給他的工作与他的能力极不相稱；人們把他逮捕入獄，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臉。他該怎么辦呢？他還應該相信這一切都是進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他的親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國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無所謂，是嗎？ 透過向我們投擲過來的一小團稱為“個人迷信”的云霧，通過我們本身在其間起了變化的時間層次（光線通過許多層次時是會發生折射和輻射的呀），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當時的自己，已經不是這些年代和我們自己原來的樣子了。把斯大林神化。對一切東西都毫無保留地給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党、共青團、城市里的青年學生和那些知識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滅和被遣散的知識分子的人們），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階層（工人階級），因為他們家里的有線轉播喇叭是從早晨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斯帕斯克門樓上的鐘聲開始，直到深夜的《國際歌》為止一直不關閉的。對這些人來說，廣播員列維坦的聲音已經變成他們的良心之聲了。（我這里說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階層，因為還有不少人對于工業生產方面頒布的有關“二十分鐘遲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厂的作法，是并不擁護的。）但是，當時在城市中也還有少數人（其實也并不很少，總有几百万吧），他們，只要有膽量，也曾厭惡地拔出廣播喇叭的插頭，他們在每一份報紙的每一頁上都只看到滿紙的謊言。他們把投票選舉日當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這少數人看來，我們現在實行的專政既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也不是人民的專政，更不是蘇維埃式的專政（因為有人還記得“蘇維埃”這個詞最初的正确含義），而只不過是共產党少數的掠奪性專政，而且帶有极粗野的性質。 人類几乎不會不帶情緒地、不帶感情地認識問題。人一旦看出某個東西不好，他几乎不可能強迫自己同時看到它好的一面。我們過去的生活中并不盡是使人難堪的丑惡東西，報紙上的話也并非每個字都是謊言。但是，這些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到處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圍著的少數人，如今卻把整個國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丑惡，把報紙上的各欄從頭到尾部看成謊言了。還要提醒一下，當時西方電台還沒有俄語廣播（而且，當時收音机的數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們的唯一消息來源只有我們的報紙和官方廣播。布羅漢維茨基夫婦和類似他們的人們正是把這些看成了難以擺脫的、無盡無休的謊言，或者是懦怯的隱瞞。當時我們的報紙關于國外所報道的一切，不論是關于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毀滅的報道，還是關于西方社會党人的背叛行徑，關于整個西班牙一致奮起反抗佛朗哥政權的報道（一九四二年則報道說：尼赫魯要求印度獨立是他的背叛意圖的表現，因為据說印度獨立便會削弱我們當時的盟國大英帝國）——原來也都是謊言。按照“誰不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敵人”這個公式進行的极端可憎的宣傳，甚至從來都不想區別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的立場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場，不想區分是列昂·布呂姆還是希特勒，是英國國會還是德國（一九三三年前的）國會。既然如此，那么，當報紙上宣傳德國廣場上焚書的火堆在燃燒，說古條頓族的某种獸行又已复活的時候（不要忘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皇的宣傳就編造過許多關干條頓人獸行的故事了），為什么布羅涅維茨基就應該把這些幻想故事般的報道同其他報道區別開，并且信以為真呢？為什么他應該在德國的納粹主義身上看到那种獸性的東西呢？（現在咒罵德國納粹主義的語言几乎就是從前咒罵彭加勒、畢蘇斯基、英國保守党人等時所使用的同樣一些极端語言呀！）而且這种獸性的表現不也就是布羅涅維茨基本人、整個古拉格群島、俄羅斯的大城市和農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中所非常現實地体驗過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躪吧？還有，報紙上關于希特勒分子的報道也未免轉變得太快了——忽而，報道說：蘇德兩國的親善的哨兵在可惡的波蘭人的領土上友好會師了。接著，報紙上便對這些“反對英法大銀行家”的德國勇士們掀起一片頌揚的浪潮，還要在《真理報》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講話全文；可是，忽而在某個早上（就是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報紙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標題：整個歐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鐵蹄下呻吟！這些都只能證實報紙上的謊言是多么輕率，而絕不能使布羅漢維茨基之類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親自領教過的我國劊子手之外還存在另外一些能与之相提并論的劊子手。而且，即使這時為了說服他而每天把B.B．C（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訊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面前，那么，能夠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過是：對俄國來說，希特勒不過是第二號危險，而絕對地，在斯大林在世時，不是第一號危險。何況B.B．C并沒有把電訊稿送給他呀，而對他發布消息的卻只有蘇聯情報局，這個局的威信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樣的。至于被疏散的人們帶來的各种傳聞，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從德國來的，也不是從被占領區來的。當時從被占領區還沒有回來過一個活證人）。因此，布羅涅維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夠算是第一手材料的，只有他經歷過的杰茲卡茲甘勞改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饑餓、消滅富農運動，還有摧毀教堂。這樣，布羅漢維茨基（以及多少万像他這樣的孤立的個人）隨著德國軍隊的迫近就產生了一种感覺，覺得他們期待的時机到來了，而且這种時机是唯一的、不會再來的，是已經二十年不曾對它抱過希望的，它是我們一生中，与緩慢的歷史進程相比十分短暫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机會；在這個時刻他（他們）能夠宣布自己不贊同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情，不贊同在他的國家里發生的、干下的、哄鬧著強行貫徹并踐踏過去的那一切東西；他希望自己能夠通過某种還模糊不清的道路為他那處在毀滅中的國家做一點什么事，為了复興俄羅斯人的某种社會秩序做一點事情。不錯，布羅漢維茨基把過去的事全都記住了。他什么也沒有原諒。他絕不可能對那個政權，那個殘酷毒打了整個俄羅斯的、給俄羅斯造成了集体農庄式的貧困、帶來了道德墮落、而今又使它經受著空前的戰爭慘敗的政權感到親近。因此，在我們談話時他只能強壓住激動的呼吸，眼望著像我這樣的，象我們這樣的不懂事的初生犢儿，感到自己實在沒有力量使我們改變看法。他在期待著某個人的出現，他期待著，不管是誰，只要能換掉斯大林的政權就行！（這是一种心理上的對立面轉化現象：別的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惡的、自己的這一套！難道還能設想出世界上有誰會比我們的人更坏嗎？順便提一下，這事發生在頓河州，而頓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樣等待著德國人到來的。）于是，這個當了一輩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羅涅維茨基，在他已經年過六旬的時候卻決定邁出這政治性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羅佐夫斯克鎮的鎮參議會…… 在這以后，我想，他必定很快就發現自已落入了一個什么樣的境地，他發現：在新來的德國人眼里，俄國要比在跑掉的人們眼里更加一錢不值，更使人厭惡。吸血鬼所需要的原來只是俄國的血汁，他們可以任憑它的軀体爛掉。原來他們不是要他這個新鎮長來領導俄國居民的社會各階層，而是要他來領導德國警察的幫凶們的。但是，既然他已經被安裝在滾軸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坏都得跟著轉。他剛剛從一些劊子手腳下解脫出來，卻去幫助另一些劊子手了。這時候，他看到：原以為与蘇維埃思想對立的愛國主義思想現在卻跟蘇維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愛國主義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議的方式從一直保有著它的少數人那里，像透過篩子一樣，轉移到多數人那里去了：過去是怎樣攻擊和嘲罵它的，現已完全忘卻，現在它又變成另一棵大樹的主樹干了。 他（他們）必定感到了恐怖和無路可走。峽谷兩面的山都向他逼壓過來，留下的只有兩條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當然，他們中間并不都是布羅涅維茨基這樣的人。還有一大群嗜血嗜權的烏鴉也湊集到這一短暫的災禍中的筵席上來了。但是，這些東西是到處都飛的！這些東西對內務部同樣十分合适。馬穆洛夫就是這樣的人，杜金卡勞改營中的安東諾夫也是，還有什么玻綏沙普卡之類。難道還有比這些人更殘忍的劊子手嗎？他們稱王稱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們看到一個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這個人在德軍和內務部兩邊的宴席上都是座上賓。 講過城市的情況之后，我們還應該談談農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歡責怪農村，說它保守，說它在政治上遲鈍。但是，戰前的我國農村——几乎是整個農村——卻都是清醒的，遠遠比城市清醒。農村根本沒有像城市那樣把老爺子斯大林神化（對世界革命也是一樣）。農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問題。農民清楚地記得怎樣向它許諾過給他們土地，然后又怎樣把土地收回去了；他們記得在集体農庄化之前是怎樣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農庄里又是怎樣的Z記得怎樣從院子里牽走了他們的小牛和羊羔，甚至連母雞也給捉去了；他們還記得人們是怎樣站污辱罵教會的。那時候廣播喇叭還沒有在每個農戶家里哇啦哇啦叫，還不是每個村里都由一個識字人來讀報紙，因此，什么張作霖們、麥克唐納們、希特勒們等等，對于俄國農民來說都統統無所謂，几乎等于一堆沒有用的碎木頭。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贊省的一個小村子的庄稼漢們聚集在鐵匠坊前的廣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廣播講話。當斯大林這位迄今為止一直是鐵面無情的、對俄羅斯農民的眼淚無動于衷的老爺子以倉皇失措的哭喪聲調說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話：“兄弟們和姐妹們！……”的時候，一個庄稼漢沖著黑色廣播喇叭大聲回答說：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這個不？”說著，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窩一砍，搖晃著胳膊，朝著擴音喇叭做了個俄羅斯人慣做的、极粗俗的動作。 人群中頓時進發出一陣哈哈大笑。 假如我們去問問所有農村的每一個目擊者，我們便會發現千万起這樣的情況，也許還會更多。 戰爭開始時，俄羅斯農民的情緒，也就是說，那些在小火車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著便与送行的親人們在飛揚的塵土中跳舞的后備兵員的情緒，就是這樣的。更何況不久就遭到了俄國歷史上空前的慘敗，以致新舊兩個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爾加河沿岸的大片農村地區淪入敵人手中，千百万農民轉瞬間脫离了集体農庄政權。于是（不要再撒謊和偽造歷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來各共和國所希望的只是獨立！農民所希望的只是脫离集体農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擺脫那農奴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來的德國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頂、傲慢無禮的話，假如他們沒有為了大德意志帝國的方便而把集体農庄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動地保持下來的話，假如他們沒有產生那种把俄國變為殖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話，那么，民族獨立的意識也許就不會再回到那永遠窒息它的地方來，我們也就未必會慶祝俄國共產主義的二十五周年了。（將來必定還會有人來講講那些游擊隊的情況，說明被占領區的農民完全不是自愿參加游擊隊的。會有人講講農民們最初是怎樣武裝起來反對游擊隊、不讓游擊隊搶走糧食和牲口的。） 誰還記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從北高加索的偉大出走嗎？誰能在世界歷史中找到与此類似的先例？那是大批居民，特別是農村人口，成群結隊地跟隨著被擊潰的敵人，跟隨著外國人逃走啊！他們可就是不愿意留在胜利了的自己人這邊。看吧，在 北風呼嘯的一月嚴寒中，望不到頭的載重馬車的行列，后面還是馬車的行列！ 為什么會有几十万人甚至在希特勒的丑惡制度下毅然穿上了敵人的軍裝？其社會根源就在于此。說到這里，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再說明一下弗拉索夫分子了。 閱讀本書的第一部時，讀者還沒有准備好接受全部事實。（何況我也并不掌握全部事實。將來肯定會有專題研究報告的。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附帶的題目。）在那里，在本書的開頭，當讀者還沒有跟我們一道走過勞改營的全部道路時，我只是向讀者發出了一個注意信號，請他想一想。現在，當我們已經見過了那些囚犯宿泊點、遞解站、伐木場和勞改營的泔水池之后，或許讀者會變得更容易談得攏了吧。在第一部中，我只談到了那些由于絕望、俘虜營的饑餓、走投無路而拿起武器的弗拉索夫分子。（其實，在那里也可以深思一下：德國人本來是只想利用俄國俘虜替他們執行非戰斗任務和后勤任務的，按理說，這對那些只想保住性命的人來說該是最好、最安全的出路吧。那么為什么還有人硬要拿起武器去面對面地打蘇聯紅軍呢？） 寫到這里，我們無法再拖延了，只得也談談那些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就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要拿起武器去痛打那些紅色政委、契卡人員和集体化推行者的人們了。記得嗎，列宁說過：“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掌握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就只配被人當做奴隸使喚。”在這里，值得我們自豪的是，蘇德戰爭确實顯示出：我們并不是自由主義的歷史研究論文中所唾罵的那种奴隸；當我們伸手操刀准備去砍掉老爺子斯大林的首級時，我們決不是奴隸！（而且，從這一角度來說，當年也不是作為奴隸挺起腰來穿上紅軍的軍大衣的；可誰知道那軍大衣僅僅象征著短暫的自由呢！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這在當時是不可能預見到的。） 這些親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人們，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當時在世界其他地方還誰也不懂得的東西，即：在整個地球上，在人類全部歷史中，還從來沒有比布爾什維克的自稱為“蘇維埃”的制度更殘暴、更血腥、同時又更狡黠奸詐的制度。他們懂得了：不論是按其虐殺人數之多、延續年代之久、計謀策划之深思遠慮來說，還是按其徹底統一化的极极性質來說，人世間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這個制度相提并論。甚至當時遮住了整個西歐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現在，時机來了，武器落入了這些人手中。此時此地難道他們應該克制住自己，讓布爾什維克度過這垂危時刻，讓它重新堅定地站起來再壓迫人嗎？難道到那時再去同它進行斗爭嗎？（這种斗爭直到今天還沒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開展起來呢！）不，當然是應該以布爾什維主義之道還治于布爾什維主義之身的：也就是象它自己當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被削弱之机緊緊咬住俄國的軀体一樣，應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同樣時刻狠狠地打擊它。 是的，早在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時期我國人民的這种厭戰情緒就已經暴露了。一度是斯大林的親近助手、擔任過聯共（布）政治局書記兼組織部書記的B·l’·巴扎諾夫就曾經企圖利用人民的這种情緒：他把被俘的紅軍戰士交給逃亡的白俄軍官指揮，讓他們去与蘇軍對峙，不是為了讓他們去戰斗，而是為了讓他們去說服蘇聯軍隊。他的這一試驗由于芬蘭突然宣布投降而未能進行到底。 蘇德戰爭爆發了。那是在進行過令人窒息的農業集体化十年之后，在烏克蘭發生大瘟疫六年之后（六百万人死于瘟疫，這事竟沒有為比鄰的歐洲所發現！），在內務部的惡魔肆行暴虐四年之后，在發布了有關生產的鐐銬性法規一年之后的事。這時國內各集中營里總共關押著一千五百万人，全体老年居民對革命前的生活仍然記憶猶新。在這种情況下，普通人民對于戰爭爆發的最合理、最自然的反應就是：可以端一口气并且獲得解放了。最自然的感情就是：對本國政權的厭惡。所以，并不是因為我們的什么“措手不及”或德國人的什么“空軍和坦克部隊數量上的优勢”（順便說一下，當時蘇聯工農紅軍的各兵种在數量上都占优勢）就能夠那么輕而易舉地造成災難性包圍圈的。（在別洛斯托克和斯摩．棱斯克兩地各有三十万人，在勃良斯克和基輔各有六十五万名武裝的男子漢被圍殲了！）整條整條的戰線垮掉了，逼得各野戰軍倉皇向縱深潰退。“這是俄國歷史上一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大概也是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次戰爭中從未見過的潰敗。而且那個一錢不值的政權也就轉瞬間癱瘓了，它的臣民們像离開一具耷拉著腦袋的尸体一樣急忙地躲開了它。（許多區委會、市委會在五分鐘之內就全被吹散了，這使得斯大林气急敗坏。）一九四一年的這次震蕩，本來是可以結束這個政權的（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止，蘇聯一億五千万人口中已經有六千万不在斯大林統治下了）。難怪我們在斯大林的命令（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0019號）中听到這樣的叫嚷；“在所有的（！）戰線上，都有大量（！）的人員甚至朝著敵人的方向（！）跑去，有的部隊剛一与敵人接触就扔掉了武器！”（一九四一年七月初，被包圍在別洛斯托克的三十四万俘虜中就有二十万人投敵了！）斯大林認為情況十分危急，以致不得不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電請邱吉爾速派英軍二十五個師團到三十個師團在蘇聯領土登陸。曾有哪一個共產党員比這更喪魂落魄過？ 看看這個時期的士气吧：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四三六步兵團團長科諾諾夫少校公開對全團人員說他要投到德國人一邊去，加入解放軍以推翻斯大林政權。他希望志愿者跟他一塊走。這時他不但沒有遇到反抗，而且是全團都跟著他走了！三個星期之后，科諾諾夫在對方建立了哥薩克志愿兵團（他本人就是頓河流域的哥薩克）。后來，當他到莫吉廖夫市近郊的戰俘營里去招募志愿兵時，全營五千名紅軍戰俘中就有四千名立即表示愿意跟他去，但是他沒法全要。——同年，關在提爾吉特市附近俘虜營里的蘇聯戰俘的一半人（既一万二千人）簽署了一份聲明，宣稱現在到了把戰爭變為國內戰爭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忘記布良斯克州洛克奇地方的全民運動：他們在德國人到來之前就建立了不靠德國人的俄羅斯人自治机构，他們全州八個區一百多万人口一直過著繁榮的生活。洛克奇人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成立俄羅斯人的民族政府；全占領區的俄國人自治；宣布俄國獨立，其國界應為一九三八年的國界；建立由俄國軍官指揮的解放軍。 頓河哥薩克村鎮的居民捧著面包和鹽迎接德國人的到來。他們可沒忘記共產党是怎樣把他們十六歲到六十五歲的男人一個不留地殺光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在盧加城十，列宁格勒醫學院學生馬丁諾夫斯基組織了一支游擊隊，主要成員是蘇聯大學生。目標是擺脫共產主義。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波爾霍夫城下，不久前的列宁格勒研究生魯特琴科中尉建立了一支由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島）大學生及陷入包圍的士兵們組成的同樣的反共部隊。但是德國人把這支部隊拉去當德軍服務隊用了。 一九四一年以前，蘇聯國民很自然地認為：外國軍隊的到來也就意味著共產主義制度的覆亡，外國軍隊的到來對我們來說不可能有別的意義。人們期待著一個能夠把他們從布爾什維主義下解放出來的政治綱領。 難道走過了蘇維埃宣傳的密林，穿過了層層疊疊的希特勒軍隊之后，我們還能夠輕易地相信西方各盟國參加這次戰爭不是為了普遍的自由。而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西歐一地的自由嗎？難道會相信他們只是為了反對納粹主義和更好地利用蘇軍的力重，將來如何就不聞不問了嗎？相反，我們會相信我們的盟國將忠于自由原則本身，將不會再把我們拋回最坏的專制下面去，這不是更加自然嗎？……不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曾為這些盟國出生入死，而它們當年卻置我軍的潰亡于不顧而急于保全自己。是有過這种經驗，但這個經驗過于嚴酷，以至于叫人心里難以接受。 我們已經根据自身的体驗學會了不再相信任何蘇聯的宣傳了。因此，我們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相信那些關于納粹分子想把俄國變為殖民地、想把我國人民變為德國人的奴隸的童話了，因為實在難以設想二十世紀的人類頭腦中還會有這般荒唐的想法。在沒有親身經歷之前是不可能相信這些的。還有，一九四二年在奧辛托爾夫成立了一支俄羅斯人的新編部隊，它募集到的志愿兵遠遠超過部隊定額。在斯摩棱斯克地區和白俄羅斯，農民為了保衛農村，并且為了對付莫斯科指揮下的游擊隊的襲擊，自己組織起了“民警”隊，人數達到十万人（后來德國人害怕了，禁止了他們的活動）。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弗拉索夫到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兩地去進行宣傳活動時，還受到了普遍的歡迎。當時人們還在期待：什么時候才能有我們自己的獨立的政府和獨立的軍隊呢？我有證据可以證明，當時普斯科夫州波熱列維茨區的農村居民是多么歡迎駐在當地的弗拉索夫部隊，那個部隊不搶劫，不打罵，穿的是舊式俄軍制服，幫助農民收割庄稼。所以，這支部隊曾被當做俄國人自己的非集体農庄的政權。不少普通居民志愿報名參加了這支隊伍（就像在洛克奇報名參加沃斯克博伊尼科夫的隊伍一樣）。這難道還不值得想一想嗎？他們有什么必要這樣干呢？他們并不是呆在俘虜營里的呀！而且德國人是禁止弗拉索夫擴充隊伍的呀（德國人說：叫他們去當警察吧！）。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哈爾科夫市近郊的一個俘虜營里還有人在宣讀關于（假的）弗拉索夫運動的傳單，其結果竟有七百三十名軍官簽名要求參加俄國解放軍！而且這是在他們經歷了整整兩年的戰爭之后，其中’戶少人還是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的英雄呢，包括一些師長、旅長和團政委在內！還應該指出，當時這個俘虜營里的人是能吃得很飽的，因此，絕不是饑餓時的絕望迫使他們簽名的。（但是，這七百三十個簽名者中的七百二十二人竟然直到戰爭結束時也沒有被釋放出來并吸收他們參加活動，這足以證明德國人遲鈍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還有許多万人從蘇聯地區成群結隊地跟著退卻的德軍逃亡：人們就是不想留在共產主義統治之下！ 我敢斷言：假如說我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即使是放過了一次哪怕從遠處朝著斯大林政府晃几下槍杆子也好的机會，即使是放過了朝著生身慈父哪怕是揮揮拳頭、罵一聲娘的机會，那末，這個“人民”也可以說簡直是一錢不值，是由不可救藥的奴才所組成的人民。那么，在上層呢？德國人那里還曾經發生過軍事將領們的政變陰謀，可是我們這里呢？我們的軍界上層分子都是些（直到今天還是）微不足道的、被党的思想体系和利欲心所腐蝕了的人，他們已經不像別國軍人那樣保存著本國的民族精神了。那些對這個政權奮起反抗、戰斗的完全是下層人民，是士兵、農民、哥薩克。這是純粹的下層，這里几乎完全沒有逃亡的舊貴族、富裕階層的人士或知識分子參加。假如這一運動當時可以像戰爭開頭几周那樣自由發展的話，那它必定會發展成為某种新的普加喬夫起義：按參加這次運動的階層的廣泛性和深度、人民對它的支持、清算官僚們的胡作非為的精神、領導力量薄弱而群眾自豪性強等方面來說，都可以這么說。無論如何，自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在俄國開展的知識分子的“解放運動”，雖然也虛偽地宣布過為人民謀福利的目的，并且最終導致了“由二月到十月”的結果，但与這些自發的下層的運動相比，后者遠遠比它更具有群眾性，具有普遍人民性。但是，這些下層運動命中注定得不到發展，反而被打上一個可恥的烙印——“對我們神圣祖國仿背叛！”——而歸于覆滅了。 我們已經沒有興趣再對各种事件的社會意義作出說明了，因為在我國對此是可以隨心所欲、信口雌黃的。同里賓特洛甫和希特勒簽定的友好條約是怎么回事？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兩人在戰前那种神气活現的樣子是怎么回事？接著就是使人震惊的昏庸無能、准備不足和指揮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而且把几十万几十万的軍隊丟在包圍圈里。所有這一切難道都不是對祖國的背叛嗎？！這些行為造成的后果不是嚴重得多嗎？為什么我們卻讓這些叛徒們至今仍然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的豪華公寓里養尊處优呢？ 啊！如果能使我國的所有劊子手和所有叛徒，從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么，被告席該有多長、多長、多長啊！ 對于有傷大雅的問題，我們這里向來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過來對著我高喊： “那么，原則呢？！還要不要原則？！難道一個俄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認為正确的目的，就有權利依靠德國帝國主義的幫助嗎？！何況是正在同德國帝國主義進行無情戰爭的時候？！” 這倒的确是個關鍵性問題：為了達到你認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國進行戰爭的德國帝國主義的支援嗎？ 今天，人們無疑會异口同聲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么，請問，當年從瑞士開往瑞典而且（現在我們才知道）還曾經繞道柏林的、封上鉛印的德國車廂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時候，從孟什維克人到立憲民主党人的報紙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爾什維克們卻解釋說；這是可以的，指責這一點甚至是可笑的。況且，還不只是那一節車廂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爾什維克從俄國開出去多少車廂啊！那些都是裝滿了各种食品和黃金的車廂，而且全都送進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戰爭變為國內戰爭！”——這個口號本來是列宁首先提出來的嘛，是他早于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為了什么目的呀？！” 噢，你說說是為了什么目的？你們宣布的那些目的現在到哪儿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凱撒，小凱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當時的俄國政府是什么政府？是臨時政府 可是，不要忘記，我國的報刊在戰爭的狂暴中談到凱撒時，不也是除了“殘暴的”、“嗜血成性的”這類字眼外沒有用過別的嗎？而談到凱撒的士兵時我們則是這樣拼命喊叫的：“他們殘暴成性，竟用石頭敲碎孩子們的腦袋！”不過，就算是凱撒吧，情況也還是一樣的。況且，臨時政府也并沒有成立過肅反委員會，沒有向人們的后腦勺開槍，沒有把人們關進勞改營，沒有赶進集体農庄！臨時政府也不同于斯大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苦役營里字母表名單上的囚犯批成批地死去，這并沒有使某個人動心。只不過是戰爭結束了，不再需要這种恐怖手段了，也不會再出現偽警察了；需要勞動力，而苦役營里的勞動力卻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從一九四五年開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當作牢房了：白天允許打開門，馬桶可以拿到廁所去，苦役犯們可以自己去醫務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時候則要他們跑步去——可以振奮精神嘛！那些盤剝政治犯的刑事犯們被送走了，從政治苦役犯中間挑選出一些人來從事輔助性勞動。后來，又允許他們和親友通信，每年兩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間，苦役營和勞改營的界線已經相當模糊了：有些勞改營的工程技術領導不懂得政治，他們為了完成生產計划而開始（至少是在沃爾庫塔營里開始了）把一些有技術專長的政治苦役犯調撥到普通勞改點去勞動，在那里，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帶著號碼之外就沒有別的不同之處了。同時又把普通勞改營里的一些人塞到苦役營來補充勞力之不足，當牲口使用。 這樣，那些只會抓生產而不懂政治的勞改營頭頭們便險些把斯大林恢复苦役刑的偉大思想給葬送掉。可是，正在這時，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及時地想出了辦法——把刑事慣犯和普通犯這些社會親近分子，与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不可救藥的社會异己分子分別關押； 這也是為了“鞏固后方”而提出來的一個更加偉大的意圖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經在准備即將到來的另一次戰爭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种勞改營。為特种勞改營制定了一套特別條例，這條例比原先的苦役營稍微寬大些，但比一般勞改營卻要嚴厲得多。 為了有所區別，這些勞改營的名稱不用地名，而是給它們取了一些富于幻想的有詩意的名字。建立了諸如：諾里爾斯克的戈爾拉格（即山地營），科雷馬河上的別爾拉格（即沿岸營），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礦物營），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營），波奇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營），泰謝特的奧澤爾拉格（即湖泊營），哈薩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營），彼斯強拉格（即沙地營）和魯格拉格（即草地營），克麥羅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蘆葦營）等等。 勞動改造營里傳開謠言了，說是要把第五十八條囚犯送到特种勞改營去消滅掉（當然，不論是將要執行任務的人，還是將被消滅的人，誰都十分清楚：要這么干的話，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宣判之類的程序）。 頓時，登記分配處（烏勒契）和契卡行動處都忙碌起來了：他們得編制各种秘密名單，送到某處去審查、協商。不久就開來了一列列紅色列車，調來几連佩帶紅色領章、配備著沖鋒槍、警犬和小錘子的精壯士兵擔任押解任務。隨后便是按名單叫人了。那些被點名的人民敵人就無可挽回地斷然被帶出工棚，起解到遙遠的地方去。 但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人并沒有全被叫出去。只是到了后來，人們對許多熟人的情況作了比較之后，才明白留在普通勞改營里和普通犯們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這些都是按第五十八條第10分條判刑的人，即犯有一般反蘇宣傳罪的人，也就是沒有對任何他人講過、沒有共犯的，在犯罪時處于忘我狀態的單個犯人（盡管無法設想會有這樣的“煽動者”，但确實有几百万人正是根据這條罪狀被判刑、被立案的。現在這些人留在古拉格群島的老勞改營里）。只要煽動者是兩個人或三個人在一起的，只要他們曾經有過哪怕一點點互相傾听、呼應或唱和的傾向，那么，對他們就有“添秤”，即可以對他們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條第11分條的“集團條款”，因而他們如今也就得作為反蘇組織的發酵劑而被送往特种勞改營去了。至于那些背叛祖國的人們（适用第五十八條第1分條之甲、乙兩項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和分立主義分子（适用第五十八條第2分條的），世界資產階級代理人（第五十八條第4分條）、間諜（适用五十八條一6）、破坏分子（五十八一月、恐怖分子（五十八一8）、暗害分子（三十八一9）以及經濟方面的怠一二者（五十八一14）等，當然都被送走了。他們中間還很方便地夾雜進了一些德國人俘虜（敏營的）和日本人俘虜（奧澤爾營的），那是打算在一九四八年之后繼續把這些人留下來的。 同時，知情不報者（适用第五十八條第12分條的）和敵人的幫凶（适用五十八一3）都留在普通勞改營里了。相反，被控通敵的政治苦役犯則全部同其他人一起押送到特种營去。 這种區分還具有比我們所描述的更深刻的含義。根据某些至今還不清楚的特征，把某些判刑二十五年的女叛國犯（例如在翁日營里）也留在了普通勞改營里。有些地方的勞改營關押的全是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偽警察，但卻又不叫做特种勞改營，那里的囚犯們也不佩帶號碼，但是管理制度卻异常嚴峻（例如：伏爾加河的薩馬爾河灣處的紅色格林卡；哈卡斯自治州希林區的土依姆營；南庫頁島營等）。這些營里的管理极其嚴厲，生活一點也不比特种勞改營里輕松。 這是一次對古拉格群島進行的偉大分割。為了避免將來再把它混雜起來，還特別規定：從一九四九年起，每一個新炮制出來的“群島”居民，除了法庭的判決書之外還必需拿到一張被關押的“決定”（國家安全委員會州分局和檢察机關的聯合決定），上面要注明該把這只小羊關在什么樣的勞改營里。 這樣，就像為了長出新芽而正在死去的种子一樣，斯大林播下的苦役刑的种子就在特种勞改營里露出了新芽。 紅色囚犯列車沿著祖國和“群島”之間的斜線把一批批新人員帶走了。 而在英塔河上，人們想出的辦法卻更簡便：只要把這個畜群從一些大門赶進另一些大門就行了。 契訶夫曾經抱怨過，說我們國家沒有給“什么是苦役刑以及它為什么是必需的”這個問題下過定義。 可那是文明的十九世紀的事呀！在我們這穴居的二十世紀中葉，我們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什么又苦役刑，也不需要什么定義。既然老爺子已經這樣決定——這也就是全部“定義”了。 于是我們就都得心領神會地不住點頭。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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