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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伊塞克湖草根

　　對魯薩諾夫接受全劑量的反應如何，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不放心，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几次，就連下班之后也沒有馬上就走。如果按排定的順序由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話，她就用不著去那么多次了，可是奧林皮阿達還是被調去參加工會司庫的學習班，今天替換她的是圖爾貢值班，而圖爾貢這個人是很不可靠的。
　　魯薩諾夫接受注射之后很不好受，但還沒到忍受不了的限度。打過針之后就讓他服了安眠藥，他雖然沒有醒過，但老是翻身、扭動和呻吟。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每次都要停留一會儿，對他進行觀察，听听他脈搏的跳動。他有時蟋縮著身子，有時又伸直兩腿。他的臉已變得通紅，殲淡淡的。他的這個不戴眼鏡而又擱在枕頭上的腦袋，已不再顯得那么官气十足。禿頂上所剩無几的稀疏白發緊緊地貼在顱頂上。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到病房里去的次數雖多，但她同時也兼顧別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認為是病房里的組長，這個職務雖然有名無實，但總得有人擔任。所以，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离開魯薩諾夫的病床轉向鄰近一位病號的時候宣布說：
　　“科斯托格洛托夫。從今天起您擔任病房里的組長。”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報紙的（漢加爾特已是第二次進來，而他仍在看報）。漢加爾特總是無法預料他會做出什么奇怪的反應，所以說這句話時臉上還帶著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釋，她自己也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种形式罷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視線离開報紙，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該怎樣表示對醫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兩條長腿。他態度非常友好地說了這樣一番話：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讓我在道義上蒙受不可彌補的損失。任何一個當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錯誤，而有時還會權迷心竅。因此，經過多年的反复思考，我發誓不再擔任什么行政職務。”
　　“那就是說，您曾經擔任過，對嗎？而且，職務還挺高，是吧？”她也善于以開玩笑的口吻跟他談話。
　　“最高職務是副排長。不過實際上職務還高些。我們的排長因為實在遲鈍和無能被送去進修，進修出來之后至少得當個炮兵連長，但不再回到我們炮兵營。而上面派來接替他的另一位軍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里去了。我們的營長對此并不反對，因為我是個挺棒的測繪兵，小伙子們也都听我的。這樣，我雖然只有上士軍銜，卻擔任了兩年代理排長——從葉列茨直打到奧得河畔法蘭克福。順便說一句，不管有多么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
　　他雖然把兩條腿屈了起來，但畢竟不大禮貌，所以還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漢加爾特在听他講或自己在講話的時候，微笑始終沒有從臉上消失。“既然是這樣，您何必推辭呢？如今這差使也會使您滿意的。”
　　“這真是妙不可言的邏輯！——會使我滿意！而民主呢？您豈不是在踐踏民主原則：病房的人又沒選我，選舉人連我的履歷也不知道…順便說說，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說說吧。”
　　她照例說話聲音不大，他也把聲音壓低，讓她一個人听見。魯薩諾夫在睡覺，扎齊爾科繼續看書，波杜耶夫的床位空著，几乎沒有人能听到他們的談話。
　　“說來話長啊。況且，我坐著而您站著，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這樣跟女同志談話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這會儿我像士兵那樣站起來在通道上立正，那就會顯得更蠢。您還是在我的床邊上坐下吧，請。”
　　“其實，我倒是該走了，”她說，不過，還是在床治上坐了下來。
　　“您瞧，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過的苦頭，大多是由于熱衷于民主。我曾企圖在部隊里樹立民主作風，就是說，允許大家議論。結果，1939年沒選送我進軍官學校，繼續讓我留下當兵。1940年總算到了軍官學校，可是在那里由于頂撞領導而被清除了出來。直到1941年才勉強畢業于遠東的一個軍士訓練學校。說心里話，我沒當上軍官可真感到懊喪，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軍官。年輕的時候這樣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難受。不過，我還是把公道看得高于一切。”
　　“有一個跟我很接近的人，”漢加爾特眼睛望著被子說，“差不多也是這樣的遭遇：很有才能，卻始終是普遍一兵。”短暫的停頓、瞬間的沉默掠過他們的腦海，她抬起了眼睛。“不過，您直到今天還是像從前那樣。”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還是普通一兵？”
　　“很會頂撞人。比方說，您跟醫生談話的一貫態度怎樣？特別是跟我。”
　　正如薇拉·漢加爾特所有的談話和動作，她提出這個問題時的態度是嚴厲的，但她的嚴厲十分奇特，可說是整個儿洋溢著一种和諧的美。
　　“我頂撞您？我跟您談話可是畢恭畢敬的。您大概還不知道，這是我最禮貌的談話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為您無法想像我當時的處境有多么困難。我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他們才放我出州境。我來到這里，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只得把氈靴夾在腋下，要知道，我們那邊已經是相當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簡直可以擰出水來。我把氈靴放在行李寄存處，坐上了電車去老城，那里我有一個地址，還是在前線時我手下的一個士兵留給的。當時天已經黑了，全車的人都勸我不要去，說是會被人殺了的！1953年大赦之后，所有的流氓和騙子都放了出來，從此再也透不住他們了。而我對于那個士兵是不是還在那里，心里也沒有把握，至于那條街在什么地方，誰也說不上來。于是我就去找旅館。有些旅館的前廳那么漂亮，我這雙腳走進去自己都會感到難為情。有几處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見到我遞過去的不是身份證，而是流放證明，馬上就回答說：‘不行！不行！唉，有什么辦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愿，可為什么要像條狗似的死在篱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對他們說：‘听著，我縣屬于你們管的。你們就安排我過夜好了。’他們支支吾吾地說：‘您可以到茶館去過夜，我們一般不去那里檢查證件。’可是我沒找到茶館，就又回到火車站。睡在火車站上也不行，因為民警要赶。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們門診部。先是排隊。診斷之后說我必須馬上住院。這么一來，我就得乘兩趟電車到城市另一端的監督處去。雖然整個蘇聯都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可是監督官走開了，根本沒把工作當成一回事儿。他也沒留張字條讓流放人員明白他自己會不會回來。這時我想，如果把證明交給他，那我恐怕就沒法從火車站取回氈靴。于是我就再乘兩趟電車折回火車站。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個半小時。”
　　“我好像不記得您還帶著氈靴。難道真有嗎？”
　　“您不會記得，因為我就在那儿的火車站上把那雙氈靴賣給了一位大叔。我心里想，這個冬天我要躺在醫院里，下一個冬天我反正活不到。賣了氈靴就又去監督處！光是坐電車就花了10個盧布。那邊還有1，000米爛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厲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論走到哪儿，都得背著自己的行李袋。謝天謝他，監督官總算回來了。我把流放地所屬州監督處的證明交給他作抵押，并出示你們門診部開的住院證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這几個字。于是我就坐車……還不是到你們這儿來，而是去市中心。因為我從海報上看到，那里正在上演《睡美人》”
　　“噢，原來如此！您倒還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這樣，我才不會讓您住進來呢！決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這是奇跡！臨死之前還能最后一次去看芭蕾舞！何況，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輩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見鬼！劇院臨時把節目換了！《睡美人》換上了《阿古一瓦雷》。”
　　漢加爾特不出聲地笑著連連搖頭。毫無疑問，她對一個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頭是贊賞的，非常贊賞。
　　“怎么辦？音樂學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舉行鋼琴獨奏音樂會。可是這地方离車站太遠，去那里連個凳子角也占不到。而雨卻一直下個不停！只有一條路了：到醫院里來，把我自己交給你們。我坐上車來了，院方說：‘沒有床位，只得等几天了。’可病人們告訴我：等上一個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說，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呢？我該怎么辦？不采用勞改營里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時還打算從我手里把證明拿走，是不是？……在這种情況下，我該用什么態度跟您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兩個人都覺得可笑。
　　他在講這一切的時候，是不用動什么腦筋的，心里卻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醫學院畢業，那么現在至少是31歲，跟他差不多的同齡人。可是為什么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他看來比23歲的卓娘還年輕？不是根据面貌，而是根据靦腆、羞怯的習性給人留下這种感覺。在這种情況下，往往會使人猜測，她也許還沒有…只要仔細觀察，就會根据一些微小的舉動發現她們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漢加爾特是結過婚的。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漢加爾特望著他，也感到奇怪：為什么他最初給她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友好，那么粗野。誠然，他目光陰郁，性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藹可親的態度看人、說話，就像現在這樣。确切點說，他任何時候都兩种態度兼備，你也無法知道，他會以哪种態度對待你。
　　“關于芭蕾舞和氈靴的事，我現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來。“可是那皮靴呢？您豈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對我們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坏？”
　　這時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牽動。“要知道，哪怕是在監獄里，也有放風的規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則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們總不愿剝奪我呼吸新鮮空气的權利吧？”
　　的确，漢加爾特曾看到過他怎樣沿著這個醫療中心的冷僻小徑久久地徘徊：他從被服管理員那里設法要來了一件女病號長衫，這种衣服因為數量不夠，不發給男病號；軍用皮帶下長衫的皺折從腹部赶向兩側，但長衫的下擺還是常常被扯開。他腳上穿的是皮靴，頭上不戴帽子，黑發蓬亂，邁著堅定的大步，眼睛望著身前路面的石頭，走到自己規定的界限就轉過身來再走。他總是背著手，而且總是一個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這几天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就會來查病房，要是他看見您那雙皮靴，您知道會怎么樣？我會受到通報批評的。”
　　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請求他，甚至帶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气，而是多少帶點從屬的味道，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這种口气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間從來沒有過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爪子碰了碰她的手，勸慰她：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證，他絕對發現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間里我也不會讓他撞見我穿著靴子。”
　　“可是在林蔭小路上呢？”
　　“在那里他認不出我就是他這棟樓里的！如果您愿意的話，讓我們來開個玩笑，不妨寫封匿名信，告發我藏有皮靴，讓他帶兩名護理員來搜好了，反正他們永遠也找不到。”
　　“難道寫告密信這种事也能做嗎？”她又眯起了眼睛。
　　還有一點他不能理解：她干嗎要涂口紅？這只能使她顯得俗气，破坏了她的清秀。他歎了口气：
　　“反正有人寫，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么寫的呀！寫了還能起作用。古羅馬人說：testis unus－testls nullus，一個人證明不能算人證。可是到了20世紀，即使一個人證明也是多此一舉，一個人證也不需要了。”
　　她移開了視線。這种事情是不大好談的。
　　“那么您打算把它們藏到哪里去呢？”
　　“靴子嗎？辦法有好几十种，要看有多少時間可以利用。可以扔到沒生火的爐子里去，可以用繩子吊到窗外。您放心好了！”
　　讓人沒法不笑，也讓人沒法不相信他真的能蒙混過去。
　　“不過，頭一天您是怎么耍了花招沒把靴子交出去的呢？”
　　“這可太簡單了，在換衣服的那間小屋里，我把靴子放在門的背后。護理員把其余的東西統統塞進一個帶號牌的口袋里拿到中心保管處去了。我從浴室里出來，用報紙把靴子一裹，也就帶進來了。”
　　他們這已經是在東扯西拉了。可上班的時間她為什么坐在這里閒聊呢？魯薩諾夫睡得很不安穩，直出汗，但還算是睡著了，沒出現嘔吐。漢加爾特又一次把了把他的脈，正要离去，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回過頭來對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您還沒得到補充營養嗎？”
　　“根本沒有，”科斯托格洛托夫盯著她看。
　　“那就從明天開始。每天兩只雞蛋、兩杯牛奶和50克黃油。”
　　“什——什么？不會是我听錯了吧？要知道，一生中從來沒給我吃過這么好的伙食！……不過，您知道，這倒也公平。不消說，我是連病假補貼也得不到的。”
　　“這怎么會呢？”
　　“很簡單。因為薇加入工會的時間還不滿六個月。我也就什么權利也享受不到。”
　　“哎呀——呀！怎么弄成了這樣呢？”
　　“是啊，我已經沒有這种生活習慣了。當初我到了流放地，豈不應該想到盡快加入工會？”
　　從一方面來說，這人是那么机靈，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又是那么沒有适應能力。這份補充營養還是漢加爾特為他爭取的，費了好大的力气，很不容易爭取到的……不過她該走了，這樣談下去是能談一整天的。
　　她已經快走到門口了，只听得科斯托格洛托夫帶著譏諷的口气喊道：
　　“等一等，您是不是在籠絡我這個病房小組長？要是我上任的頭一天就落得貪贓受賄，我就會永遠受到良心的譴責…”
　　漢加爾特走了出去。
　　但是在病人吃過午飯之后，她必然還得去看一下魯薩諾夫。這時她已得悉，院長查病房的時間就定在明天。這樣，病房里就又多出來一件事情要做——檢查病人的床頭柜，因為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特別注意床頭柜，不許里面有糕點碎屑和過多的食品，最好是除了發給的面包和白糖以外，什么也沒有。他還檢查衛生，連細心的女人都想不到的地方他也能挑出毛病來。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登上二樓，首先昂起頭來察看天花板和柜子上面的一些地方。她好像看見西布加托夫病床上方的角落里有蜘蛛网（外面，太陽露出了臉儿，樓內更亮些了）。漢加爾特把護理員叫來（正好是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值班，不知為什么所有的麻煩事儿總是落到她的身上），告訴她明天要檢查衛生，而現在應該怎樣打掃和洗刷，還指給她看那張蜘蛛网。
　　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從長衫里邊掏出眼鏡來戴上，說：
　　“果然是，您說得一點不錯。真不像話！”她摘下眼鏡就去搬梯子，取刷子。她打掃衛生時從來不戴眼鏡。
　　接著，漢加爾特走進了男病房。魯薩諾夫還是那樣躺著，直出汗，但脈搏慢了下來，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恰好穿上了靴子和長衫，准備出去散步。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向全病房宣布明天有一次重要的巡診，請大家先把自己的床頭柜整理一下，然后由她再進行檢查。
　　“我們先從小組長查起，”她說。
　　其實，也不必從小組長查起，可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偏偏向那個角落走去。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的整個身段，就像兩個頂點相接的三角形：下面的三角形寬些，上面的三角形較窄。她的腰肢是那么細，簡直能使兩手的十指對接起來，而且把她舉起。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并沒做出任何這類舉動，而只是樂呵呵地打開了自己的床頭柜讓她檢查：
　　“請吧。”
　　“噢，對不起，請讓我過去，”她一路濟過去。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一旁。她緊挨著床頭柜坐到他的床沿上，并開始檢查。
　　她坐著，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她的后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脖子——袒露的纖細線條，她的頭發，顏色不深不淺，就那么盤在腦后，沒有任何赶時髦的派頭。
　　不行，應當設法從這种情感的浪潮中擺脫出來。不能每遇到一個可愛的女人就失魂落魄。剛才她跟他在這里坐了一會儿，聊了聊天儿，然后就走了，可他這几個小時一直在想著她。可是她呢？晚上回到家里，有丈夫擁抱她。
　　必須擺脫出來！但是，要想擺脫，又必須通過女人這條途徑，否則便不可能。
　　他站在那里，直愣愣地望著她的后腦。她那長衫的后領豎了起來，形成一個尖頂小帽似的，于是一根圓鼓鼓的小骨頭——脊椎骨最上面的一節現露了出來。真想用手指去撫摩一下。
　　“不用說，這床頭柜是醫院里最迅退的一只，”其時漢加爾特正在評論。“面包屑，油紙，還有馬合煙、書和手套。您怎么不害臊呢？您今天就得把這些東西統統收拾干淨。”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望著她的脖頸，一聲不吭。
　　她拉開床頭柜上端的那只小抽屜，即刻在其他零星小東西中間發現一只盛有約40毫升褐色液体的小瓶。瓶口塞得很緊，旁邊有一只好像旅行時攜帶的塑料小杯子，還有一支滴管。
　　“這是什么？藥嗎？”
　　科斯托格洛托夫輕輕地吹了一聲口哨。
　　“是些沒什么用的東西。”
　　“這是什么藥？我們沒給過您這种東西。”
　　“那又怎么了，難道我不能自備一點藥嗎？”
　　“只要您住在我們醫院里，而且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當然不能有自備藥品！”
　　“咯，是我不好意思告訴您…位藥水是治雞眼的。”
　　然而，她把那只沒貼標簽的小瓶子在手中轉來轉去，想打開瓶塞噢一噴，這時科斯托格洛托夫馬上加以阻止。他把兩只粗大的手掌一齊按在她的手上，并把她正要拔去瓶塞的那一只手扳開了。
　　這种手与手的接触，照例是談話的必然繼續……
　　“當心點，”他悄悄地提醒她。“這可需要有點學問。不能濺到手上，也不能噢。”
　　說著也就很自然地把小瓶拿了過來。
　　這畢竟超出了一切儿戲的限度！
　　“這是什么？”漢加爾特皺起了眉頭。“一种烈性藥劑，是嗎廣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她身旁坐下，一本正經地悄聲說：
　　“一种很厲害的藥劑。這是伊塞克湖草根。無論是用它泡的藥水還是干根，都噢不得。所以塞得這么緊。如果手接触過這种草根，事后又沒把手洗干淨，而且無意中碰到了舌頭上，那么命也就沒了。”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感到后怕：
　　“那您要它干什么？”
　　“糟就糟在這里，”科斯托格洛托夫呼咕了起來，“被您發現了，我就有點麻煩。我該把它藏好……我是用它治病的，直到現在還在用呢。”
　　“僅僅是為了這個目的？”她審視著他。這會儿她的眼睛一點也不眯縫，此刻她是個醫生，僅僅是個醫生。
　　她雖然不失醫生的威嚴，但眼睛卻透出咖啡色的和悅目光。
　　“僅此而已，”他老老實實地說。
　　“說不定您是……留著必要時用的？”她依然不大放心。
　　“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實說，在到這儿來的路上我的确有過那种念頭。為的是不再多受折磨……但是后來疼痛消失了，這個念頭也就打消了。不過，我還繼續用它治病。”
　　“暗地里？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
　　“既然不給人以生活自由，那有什么辦法呢？不是到處都有什么制度和規定嗎？”
　　“那么用的劑量是多少？”
　　“按級數增減。從1滴到10滴，再從10滴到1滴，然后停上川天。眼下正處在間隔的階段。老實說，我不相信我的疼痛的消失僅僅是由于照了愛克斯先。可能也由于草根的功效。”
　　他們倆都壓低了談話的聲音。
　　“這是用什么泡的呢？”
　　“用伏特加酒。”
　　“您自己泡制的嗎？”
　　“是啊！”
　　“濃度呢？”
　　“這怎么說呢……他給了我一小捆，說：這些可以泡一升半。我就大致分了一下。”
　　“但是，能稱多重呢？”
　　“他也沒稱。只是大致估了估。”
　　“估了估？這种劇毒的東西只是估了估？這是毒性很厲害的烏頭！您自己考慮考慮厂
　　“我有什么好考慮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點生气了。“您要是能嘗嘗一個人在整個宇宙中奄奄一息是什么滋味，而監督處又不讓您跨出村子一步，那您倒是去考慮考慮這馬頭看看！還問能稱多重！您可知道，為了這把草根我要冒多大風險嗎？延長20年苦役！罪名是擅自离開流放地。可我還是去了。到150千米以外的地方去。那里的深山老林里住著一位姓克列緬佐夫的老人，胡須像巴甫洛夫院士。本世紀初他作為移民流刑犯去到了那里。是個不折不扣的立醫生！他自己采藥，自己規定劑量。他在自己所住的村里也被人取笑，在自己的故土更是談不上權威。不過，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人到他那里去求醫。《真理報》的一位記者還去采訪過他。据說，那位記者也很信服。可是現在，傳說這位老人被投進了監獄。因為不知是哪個傻瓜泡了半升藥酒，隨便放在廚房里，而過十月革命節的時候家里請客，因為伏特加酒不夠了，客人們在主人走開的時候把藥酒喝了。結果死了3個人。還有一戶人家的孩子也因為誤服了藥酒中了毒。可這跟老人有什么相干？他豈不警告過……”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發現所說的這些情況恰恰對自己不利，所以不再說下去了。
　　漢加爾特激動了起來：
　　“問題就在這里！公共病房里禁止存放烈性物質！這是絕對不允許的！否則就有可能造成不幸事件的發生。快把那個小瓶交給我吧！”
　　“不，”他斷然拒絕。
　　“交出來！”她雙眉經成了一條線，把手伸向他握緊了的拳頭。
　　科斯托格洛托夫那結實有力、干過許多活的大手握得很緊，手指掩得嚴嚴實實，連小瓶的影子也看不見。
　　他微微一笑：
　　“這樣您是達不到目的的。”
　　她舒展開眉頭：
　　“反正我知道您什么時候出去散步，趁您不在我會把瓶子沒收。”
　　“您提醒我，這很好，我一定把它藏起來。”
　　“用繩子吊在窗外嗎？現在我該怎么辦呢，去告發嗎？”
　　“我不相信您會去告發。您自己今天還譴責過告密行為！”
　　“可是您逼得我沒有辦法啊！”
　　“那就該去告密是不是？不体面。您擔心藥劑會被別人，比方說被這個魯薩諾夫同志拿去喝了是不是？我不會讓這种事情發生的。我把它包起來藏好。而我終究是要离開你們這里的，不用說，那時我還要用這种草根來治病！您不相信它的效力吧？”
　　“一點也不相信。這是愚昧者的迷信和拿生命當儿戲。我只相信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道理。老師們就是這樣教我的。所有的腫瘤學家也都是這樣認為的。把小瓶拿來。”
　　她還是試圖板開他最上面的那個指頭。
　　他看著她那雙气惱的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不但不愿再固執下去，和她爭論，而且心甘情愿把這只小瓶交給她，甚至把整個床頭柜都給她也愿意。但在信念上要他讓步卻十分困難。
　　“咳，神圣的科學啊！”他歎了口气。“如果這一切都是那么絕對正确的話，也就不會每過10年自己否定自己了。我該相信什么呢？相信你們的針劑嗎？那為什么你們又決定給我打新的針劑呢？這新的針劑是什么？”
　　“是很有用的藥物！對您的生命十分重要！我們必須拯救您的生命！”她特別堅決地對他說出了這几句話，眼睛里閃耀著信心的光芒。“別以為您的病已經治好了！”
　　“那好，能說得确切點嗎？這种針劑能起什么作用？”
　　“可為什么還要對您說得确切點呢！打這种針能治您的病。能抑制轉移。講得更确切，您反而不懂……好吧，那就把瓶子給我，而我向您保證，您什么時候出院，我就把它還給您！”
　　他們相互注視著對方的眼睛。
　　他看上去十分滑稽——已經為出去散步穿好了女式病號長衫，腰里束著帶五角星的皮帶。
　　但是，她還是要他把瓶子交出來，態度是多么堅決！把小瓶交出去也算不了什么，他并不是舍不得，家里他還有比這多十倍的烏頭呢。他感到遺憾的是另一件事情：這個有一雙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的可愛的女人，臉上是那么容光煥發，跟她談話是那么愉快，然而要吻吻她是永遠也不可能的。等到他回到自己那偏僻的流放地，就甚至無法相信自己曾經同這樣一個容光煥發的女人并肩坐在一起過，而且，她還想盡一切辦法想拯救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生命！
　　其實，拯救他的生命，正是她力不能及的事情。
　　“交給您，我也不放心，”他開玩笑說。“說不定會被您家里的什么人誤喝了。”
　　（誰！她家里誰可能誤喝？！她是獨居的。此刻說這樣的話倒真的不合時宜，有點失体統了。）
　　“好吧，那就來上一個不分胜負。干脆把它倒掉好了。”
　　他笑了起來。使他遺憾的是，自己能為她做的事情竟如此之少。
　　“得了。我到外面去把它倒掉。”
　　不管怎么說，她沒有必要涂口紅。
　　“不，現在我可不相信您了。我得親眼看到您這樣做。”
　　“不過我有個好主意！何必倒掉呢？不如我把它送給一個你們反正救不了的人。說不定對他能起作用，您說呢？”
　　“這能給誰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向瓦季姆峽齊爾科的床位那里一擺頭，把聲音壓得更低：
　　“他得的不就是黑素細胞瘤嗎？”
　　“現在我更覺得非倒掉不可了。否則您必定會給我闖出禍來，把什么人毒死！再說，您怎么會忍心把毒藥交給一個重病人？要是他服毒自殺呢？難道您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她總是回避稱呼他的名字。在這次長談的全過程中她沒有一次稱呼過他的姓或名。
　　“這樣的人是決不會自殺的。他是個堅強的小伙子。”
　　“不行，說不行就是不行！我們走吧，去把它倒掉！”
　　“我今天的情緒實在是太好啦。得了，咱們走吧。”
　　于是他們從床位之間的通道走過去，然后下樓。
　　“可您不會覺得冷嗎？”
　　“不會，我里邊襯著毛衣。”
　　“瞧，她說“里邊襯著毛衣”。她為什么要這樣說呢？現在真想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樣的毛衣，什么顏色。然而，這也是他永遠看不到的。
　　他們走到台階上。天已放晴，春意盎然，外地來的人很難相信今天才2月7日。陽光燦爛。枝杈高聳的白楊和組成樹篱的灌木都還是光禿禿的，但背陰處的積雪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小簇了。樹木間倒伏著隔年的蕪草，有棕紅色的，有灰白色的。小徑、五條、方石、瀝青路面還是濕潤的，沒有晒干。小花園里像平時一樣活躍，人來人往：有的對面而來，有的從身旁繞過，有的成對角方向交叉。其中有醫生、護士、護理員、勤雜工、住院病人的家屬。在兩個地方甚至有人坐到了長椅上。各科的樓房這里那里有的窗子已被打開了。
　　如果就在台階前把藥酒倒掉，那也太不像話。
　　“到那邊去吧！”他指了指癌症樓与耳鼻喉症住院樓之間的一條通道。這是他散步的地點之一。
　　他們并排走在石板小徑上。漢加爾特那頂按航空帽式樣制作的醫生小帽正好齊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肩頭。
　　他瞥了漢加爾特一眼。她走路時神態嚴肅，仿佛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覺得有點可笑。
　　“請問，您上中學的時候，叫您什么名字？”他突然問道。
　　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您這是什么意思？”
　　“當然，沒任何意思，只不過問問罷了。”
　　她默默地往前走了几步，石板路上響起微弱的基蠢聲。還是在頭一回，當他躺在地板上等死而漢加爾特走近他的時候，他就發現她有一對羚羊般的細腿肚子。
　　“薇加，”她說。
　　（其實，這也不是真話。不完全是真話。在中學里這樣稱呼她的只有一個人。就是那個有才能而未能從戰爭中歸來的普通一兵。由于一時的沖動，她不知為什么竟把這個名字告訴了第三者。）
　　他們從陰暗處走上兩棟樓房之間的通道——這里既有陽光的直接照射，又有一股微風。
　　“薇加？取星座的名字？但滾加這顆星亮得耀眼。”
　　他們停住了腳步。
　　“我可并不耀眼，’她點了點頭說道。“我只不過是薇拉·漢加爾特。僅此而已。”
　　這一回不是她在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而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頭一次在她面前不知所措。
　　“我是想說……”他為自己辯護。
　　“全都明明白白。倒吧！”她發出了命令。
　　她沒讓自己露出一絲微笑。
　　科斯托格洛托夫把擰得很緊的瓶塞旋松后小心翼翼地拔去，然后彎下了身子（他穿著下擺搭拉在靴筒上方的裙式長衫做這种動作，樣子很可笑），從舖路時留下的一小堆石頭上掀開了一塊。
　　“請您看看！否則您會說我把藥酒倒在自己口袋里了！”他蹲在她腳旁聲稱。
　　他還是在頭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就注意到她的腿，注意到她那羚羊式的腿肚子了。
　　他把深褐色的渾濁藥酒倒在陰濕小坑里黑糊糊的泥土上。這种東西也許能要准的命，也許能使某人恢复健康。
　　“可以蓋上了吧？”他問。
　　她俯視著他，臉上露出了笑容。
　　在倒藥酒、蓋上石頭的這一過程中，有一种孩童式的動作。但這孩童式的動作，又像是在發誓似的，仿佛是發誓保守秘密。
　　“您倒是夸獎我一下呀，”他站了起來。
　　“是該夸獎您，”她微微一笑。但仍有點憂郁。“您散步吧。”
　　于是她向癌症樓走去。
　　他望著她的白色的背影。望著兩個三角形：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女性對他的任何一种關注都能使他激動到何种地步！每一句話在他听來都包含著比實際上更多的涵義。每一個舉動之后都會使他期待著什么。
　　薇加。薇加·漢加爾特。這里還存在著某种不能溝通的東西，但這一點此刻他還不明白。他望著她的背影。
　　“薇加！薇加！他悄聲說，力圖遙送自己的心聲。“回來吧，你听見嗎？回來吧！暗，轉過身來！”
　　但心聲沒有傳到。她沒有轉過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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