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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學時，我在《無線電与試驗》中第一次讀到了有關磁錄音的文章。那時候在日本甚至擁有電留聲机的人都很少，這种留聲机的唱片是用虫膝或者鋁材制成的，質量粗糙，鋼針發出難听的聲音，而且很快就把唱片磨坏了。但是NHK，也就是日本廣播協會，當時從德國引進了一台鋼帶錄音机。這台机器的設計是嶄新的，它用一條金屬帶作為錄音媒体，它的保真度比我們家那台維克多牌電留聲机高得多。也就在相同的時候，有報道說，東北大學的永井健三博士制造出一种鋼絲錄音机。我對錄下自己的聲音很感興趣，決定自制一台鋼絲錄音机。實際上我對這种錄音机一無所知，但我有年青人勇往直前的熱情，我到外面去買了一些鋼琴弦回來，就動手干了起來。第一個挑戰，至少也是最嚴峻的挑戰，就是設計和制造一個錄音頭。我搞了一整年，用各种各樣的東西試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全都失敗了。后來我總算弄懂了失敗的原因，關鍵在于錄音頭的間隙，聲音就是通過這個間隙以電信號的形式傳輸到鋼絲上去的，這個間隙太寬了，所以信號都耗散掉了。我一點都不知道偏置電流的重要性，也不知道怎樣產生偏置電流，而永井博士已經完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當時我能夠弄到手的書籍和雜志上都沒有解釋這個問題，而我自己的知識又少得可怜。就這樣，僅憑知道一點基本原理和簡單的實際方法，我硬是試了很久。失敗了多次，我感到失望，自信心也受到挫傷，但是我并沒有喪失勇气。 初中的最后一年，我告訴父母親和老師，我想參加第八高等學校(現在的名古屋大學——譯者)的理科考試。當時在日本，中學課程的水平非常高，高等學校教的東西甚至包括了美國的大學一、二年級課程。我的決定使他們都感到震惊，因為雖然我的理科与數學成績較好，但我的總体成績卻相當差。他們提醒我，要想進高等學校理科，必須通過一些課目的嚴格考試，而其中正好有几門是我所忽視的。我知道這一點，但我還是下定了決心。這樣我就變成了一個浪人。在古代，如果一個武士沒有家主或者失去了封地，就被稱作浪人，而今天一個學生如果脫离常規、用額外的時間自已學習以應付畢業后的下一次考試也被冠以同樣的稱呼。一年中，我努力學習，比以往更加用功。我有家庭教師為我補習英語、高等數學、國語和古典漢語。一整年中，我沒有搞別的，只是學習，最后終于如愿以償。 我很想說，那一年由于我的強化學習，我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實際上卻并非如此。然而，我卻出了另外一個風頭，我成為我們學校以最低成績排名考入第八高等學校理科的學生。以前還沒有一個像我那樣排在第一百八十名的學生考入過理科，而我的成功來自一整年的有效學習和堅定不移。其實我一直是堅定不移的。 當然，高等學校也并不那么輕松，我發現甚至在理科課程中也有很多一點意思都沒有的科目，例如材料學、植物學等等，我對它們不感興趣。有一段時間我發現自己已經到了失敗的邊緣，但是自從進入三年級以后，我們就可以選擇專業了，我選擇了物理，這門課的分數我一向都是“A”。我熱愛物理，并且崇拜我的老師。 盡管我保持著樂觀和熱情，但是當時正是1940年，前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渺茫。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亂。在歐洲，法國已經向德國軍隊投降，英國正受到德國空軍的攻擊，溫斯頓。丘吉樂告訴他的人民，他們的已經沒有什么別的指望了，只有“鮮血、苦難、眼淚和汗水。”日本正在走上災難之路，雖然國內的報道總是說形勢有利，新聞檢查卻十分嚴厲。作為學生，我們不太關心全球性的問題，甚至不太關心國內的政局，但是控制著整個國家的軍方在1938年宣布了動員令。當我開始大學的學習時，日本已經占領了東亞的大部分版圖。國內所有舊的政党都被解散。在美國和其它盟國的經濟緊迫以及切斷對日本提供原材料和石油的威脅下，日本政府為了自身的生存，為了繼續控制被它強迫納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其它國家，准備在必要的時候做出對美國作戰的決定。歷史正在寫下重要的一頁，但是我在那個時候只對物理學感興趣。 我最喜歡的高中老師之一，服部學順先生待我非常好，對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響。我的物理成績不錯，服部教授看在眼里，喜在心頭，他知道我的志向，即使讀完高中也會繼續在這方面努力的。所以到了該我考慮讀大學的時候，我去找他商量。我知道在大阪帝國大學物理系有一批有名的研究人員，例如八木秀次先生，他發明了八木天線，這對現代的雷達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個系里還有一名教授，他是磁控管的發明人，而正是有了磁控管，才有可能產生微波能量。 有一天，服部教授告訴我說：“盛田，我有一個東京大學的同學，他現在也在大阪教書，這個人的名字叫淺田常三郎。他是應用物理領域中最杰出的科學家。如果你打算學這一行，你就應該去見見淺田教授。你不妨在放暑假時去拜訪他，我可以為你安排一下。”我立即表示同意，并且一到放假我就直奔大阪，去見淺田教授。 我在走進他那雜亂的辦公室的第一步時，就開始喜歡這位先生了。淺田教授身材不高，是個胖墩墩的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說著一口帶鼻音的大阪話。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喜歡開玩笑，也喜歡听別人開玩笑，雖然他是個權威，但他并不擺出盛气凌人的教授派頭。他這樣的人在日本是很少有的，因為在日本教師受到极大的尊重，所以他們一般都有點趾高气昂。淺田教授看上去對地位的標志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們兩人之間從一開始就將這些繁文縟節拋到了一邊。正是因為遇到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人，決定了大阪才是我將要去學習的地方，而不是更加有名的東京或者京都大學。東京和京都大學里都有很好的物理系，還有全國有名的教授任教，但他們卻更加學究气，更加古板。起碼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 淺田教授帶我在他的實驗室里轉了一圈，那天我們談了許多。他對我進行了一次口頭考試。他想知道我已經學會了什么，做過哪些試驗，制作過什么，對什么感興趣。然后他又告訴我，他的試驗室正在進行什么樣的工作，這些深深地吸引了我。淺田教授對待應用物理學非常認真，他正在做的工作中還包括光束電話傳輸，用的是高壓水銀燈。他可以顯示如何用音頻信號調制高強度的光束。我愿意与這位才華橫溢、充滿自信，而又平易近人、令人愉快的科學家一起學習。 在現代物理學領域中，大阪帝國大學成了認真的學生和實驗者們的圣地，它是全日本大學里最新的理科學系，所以它也具備最現代化的裝置。另一方面，正因為這所大學是一所新的大學，所以它的教授和老師都是年青人，他們的思想活躍，不受陳規舊俗的約束。 我的父親對于我沒有選學商業而去學理科感到失望，按照他的觀點，即使我進了理科，也應該學農業化學，這個專業中有些課程与釀酒業還有點關系。但是我追求的卻是理科中最基本的專業——物理學。我想知道事物的原理。他并不想改變我的主意，但是我敢肯定，他還是希望到時候我會擔當起家里的角色，他相信物理學只是我的一种嗜好，其實有時甚至我自己也擔心會是這樣。 當我進入大學時，戰爭已經開始了，淺田教授的實驗室被迫承擔海軍的研究項目。我繼續做我的試驗，所以我總是逃課，以獲得盡可能多的試驗時間。我發現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愿意講課，因為他們所有的著作和論文都可以找到，而學生自己一看就可以知道他們將要講些什么。我經常逃課，所以可以獲得比別人更多的試驗時間。淺田教授對我的幫助越來越大，不久后，我也可以幫他為海軍做一些小事了，主要是電子學方面的事，因為這种工作比老的電路或是電气机械方面的事更接近純物理。 在大學里，淺田教授被公認為是應用物理學的專家，報界經常向他諮詢一些科學方面的問題。最后，他開始撰寫一個星期專欄，詳細地敘述科學研究和技術上的最新動態，當然只限于不保密的內容。讀者們給他寫信，對他們自己在科學方面的想法征求教授的意見。專欄辦得朝气蓬勃，深入人心。 我經常為淺田教授的研究幫些忙，偶爾，他太忙了，我也替他撰寫專欄文章。我記得在一篇專欄文章中議論過原子能，并且闡述過這樣的想法：“如果以适當的方式處理原子能，就可以造出极其強大的武器。”只是當時原子能与原子武器的想法都离現實太遙遠。日本只有兩座回旋加速器，開發原子反應的進程十分緩慢。据我所知，日本當時的技術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鈾235，照這樣的速度的計算，需要積累二十年才足以制成一顆炸彈。當然，我并不知道美國和德國的科學家們已經走了多遠，日本也沒有人知道曼哈頓計划。 淺田教授的一部分工作是為日本帝國海軍搞的研究項目，我給他當助手。与此同時，我接触到一些海軍軍官，他們是從离橫濱不遠的橫須賀航空技術中心來的。臨近畢業，我還沒有被征兵。一天，一個軍官告訴我，只要通過一次考試，物理系畢業生可以申請短期服役，并成為一名軍官。我一點都不想當海軍軍官，雖然有時我也會這樣想，与其被毫無選擇地征入海軍或陸軍，還不如自愿報名，挑一個好一點的位置。另一個軍官，是一名大佐，一天到實驗室來，他告訴我還有一個辦法。海軍當時有一個計划，要委托大學培養一批新征入伍人員。二年級的學生可以申請，一旦被接受他就要在海軍中終生服役。后面這個條件看起來非常令人擔心，因為我并不想當一個職業的海軍軍官。然而當他談到另一條出路時，我對前一個辦法很快產生了興趣。他說，學過物理專業的短期服役軍官會被分配到戰艦上去操作剛剛投入使用的新型雷達，也就是分配到戰斗區域。這樣一來，如果不是了結我的生命，也會了結我的學業。擺在我面前的有兩种選擇，一种是申請短期服役，被分配到海上去，前途未卜；另一种是与海軍簽訂終生合同，但可以繼續我的學業。 他推荐我參加終生在海軍服役的考試，并得到獎學金，這樣我就可以在實驗室里繼續工作，獲得學位。他還說，他不想看到像我這樣專注的研究人員被送到海上去。他的想法是一旦我被海軍召入，只需要通過基本訓練，就可以再次加入研究中心。“這對你而言是最安全的辦法。”他告戒我說。“你可以繼續搞你的研究，我們也可以繼續用你。” 我對這件事沒有長時間地思考。我認定在那种時候終生服役的辦法更好一些。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什么事，我參加了考試，而且順利通過。海軍每月發給我三十元錢，還給了我一枚金色的錨徽，帶在領子上。就這樣我成了一名海軍，分配到大學里培訓。我的任務是繼續學習物理學。但是這种情況并未持續很久。我讀三年級時，戰爭更加激烈了，我們物理系的學生也与全國其他的每一個人一樣，直接受到軍方的控制；1945年初，我被分配到橫須賀的航空技術中心辦公室。 他們把讓我住進一個工人宿舍改成的兵營，第一天的早晨我就和其他應征的工人一起被赶進了工厂，而不是像我所預料的那樣到實驗室去。一個人遞給我一把銼刀，把我分配到机器車間。每天我都要到那個車間去干力气活，銼一些鋼制零件。過了几天我開始想，如果再不离開那個鬼地方我會發瘋的。全日本的學生都被從學校里赶出來，非重要崗位的工人都被征用去干軍工，現在大學的理科學生看來也不能例外了。 龜井良子，她后來就是我的妻子，也被從學校征召到一家工厂里去制作“紅蜻蜓”訓練飛机机翼的木制构件。由于那次的經歷，她至今還會使用木工工具。飛机构件厂遭到轟炸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去為傷員做病號服，后來又被調到一家印刷厂，那家工厂印刷一些用于亞洲占領區的軍事印刷品。戰爭后期，大部分學校都只能每周上一天課，有些甚至一天課也上不成。由于日本的兵力散布得太遠，顯得薄弱，所以國內几乎沒有年青的男人來干這樣的工作。良子和我直到1951年才初次見面，就在那一年我們結婚了。 在那個工厂里干了几個星期的苦役，一定是有人意識到把我的工作分配錯了，因為我突然被調到光學實驗室去，但是沒有任何解釋。我開始感到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工作環境中。實驗室里有軍官和工人，他們是從攝影學校畢業的，只有我一個人是大學物理專業的學生，所以他們把遇到的技術難題積攢起來，讓我研究。分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找出一個辦法，來防止高空干燥大气層中產生的靜電在航空照片上造成鋸齒狀的條紋損傷。為研究這項任務，我需要到一個好的圖書館去，于是我制定了一個計划。我給東京物理化學研究所的一位知名教授打了一個電話，并假裝是從海軍直接打來的，我希望得到他的允許，以便利用該研究所的圖書館。這位教授對我鼎力相助。 我向上司提出申請，每天去東京從事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申請一定非常有說服力，因為几乎立即就獲得了批准。但是乘坐戰時那种緩慢、擁擠的列車從橫濱到東京大約要花一個小時，非常煩人。后來我搬到一個好朋友的家里去住，他是我的小學同學，在東京大學學法律，已經被征入海軍。平時我到研究所去，星期六回到工人宿舍，与我的同事共度周末。我學會了怎樣當一個軍工万事通。 但是我并沒有逃避工作。我試著解決如何防止那些靜電條紋。我了解到用測繪照相机拍攝航空照片時要用大量的膠卷，這樣通常會引起靜電火花，損坏圖像。通過閱讀資料和做試驗，我已經有了一些想法。我到暗室去，那里有大量的膠卷可以利用，我試圖在實驗室里模擬靜電火花。我在照相机的零件和膠卷上加各种電壓，變換极性。不久后我就可以非常逼真地在實驗室里模擬那种現象。我在第一份報告中寫道，雖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模擬出那种現象，但還需要精确地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和排除它的方法。然而由于光學部缺乏合适的設備，無法繼續進行試驗。當然具備最好裝備的合适地方是淺田教授的實驗室，我申請暫時調到那里去工作。 為了使上司早做決定，我還特意說明我不需要旅差費，因為實驗室在我的母校里，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不花錢的地方住宿。我只需要他們允許我去那里的實驗室工作就行了。他們的唯一投資是大量的膠卷，因為當時膠卷非常少，我無法在別的地方弄到。不管他們出于什么原因答應我的要求，我都希望它使我能夠在配備更加先進設備的大學實驗室里完成這次任務。另外，我不僅希望完成任務，還想利用這次提交給海軍的正式研究報告作為我的畢業論文。 他們同意了我的要求，批給我一大堆膠卷。回大學之前我把膠卷裝進了我的背包。以后的几個月里，當別人都在度過艱難時光的時候，我卻住在當學生時家里為我租的公寓中，從淺田教授那里得到寶貴的指導，每周只需要為我的研究發出一份報告。這是一個机會，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進行我喜歡的、有創意的工作，當然我還可以繼續從淺田教授那里學到新知識。 四十年后的1985年，我出席了一次當年光學實驗室員工的聚會，我在發言中坦白了我當時离去的動机。我說，當時我做了一件非常自私的事，如果由于我的自私，給實驗室別的人造成了任何不便，我向他道歉。大家都鼓掌，我原來的上司站起來，說他也有一件事要坦白。他說，就在我帶著膠卷和自由离去的那一天，他向他的上司打了報告，那人是一名海軍上將，“將軍聞訊大怒！他狠狠地訓斥了我，并聲稱這樣的事還沒有前例。”訓斥持續了兩個小時，我的上司臨走時接受了一項命令——到大阪去把盛田帶回來。第二天早晨他去將軍那里，告知他准備去把我帶回來，將軍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讓他把這件事拋到腦后算了。就這樣，我被允許留在大阪了。但是四十年來我一直不知道我惹下的麻煩，現在我覺得我應該加倍地賠禮道歉。在這樣的怀舊气氛中，結果大家開怀大笑。 我從大學畢業以后，自動地成為一名職業海軍軍官，這表示我必須通過實際的海軍訓練，于是我乘船去了濱松的海軍陸戰隊基地，离名古屋不遠。我在那里接受了四個月的軍官教化和訓練課程。訓練真難，但對我的身体是值得的。 在那個年代，只有像我一樣的理科學生才能暫時免于征兵，我的弟弟和昭在早稻田大學學經濟，所以不能延期，他被征入海軍，受訓駕駛雙引擎轟炸机。正當我畢業后來到濱松基地時，他去了海軍的丰橋航空基地，离我不遠。他每天訓練時都從我們的軍營上空飛過。他很幸運，被分配到雙引擎夜間轟炸机部隊，這种飛机需要長時間的訓練，而在他畢業之前戰爭就結束了。他的一些同學被分配駕駛戰斗机，訓練時間短得多，有些人成為執行自殺任務的“神風”飛行員，當然，他們再也回不來了。 我的另一個弟弟正明當時還在中學讀書，軍方鼓勵年青人當志愿兵，他們全班同學都報名參軍。日本當時充滿了戰爭狂熱，如果一個年青人不愿意當志愿兵，那他就會受到排斥。正明的全班同學決定參加海軍時，他才十四、五歲。我的父母大為震惊，不愿意讓他去，但他還是堅持要去。他离開家時，我記得母親流下了傷心的眼淚。我送他上火車，我也哭了。他參加了海軍飛行訓練，幸運的是他還在訓練初期階段時戰爭就結束了。三兄弟經常同時在海軍的飛机上飛行。我們試圖制造一种熱跟蹤武器，為了進行試驗，我經常帶著試驗儀器乘坐夜間飛机，我的同事教我開飛机，當然不是正式的。有一段時間里，三兄弟同時在空中飛行，母親對我們在戰爭中活下來已不抱希望。幸運的是我們三兄弟居然做到了這一點，而且還沒有受傷。 對美國的戰爭是一個悲劇，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惊，盡管宣傳媒体全都指責西方國家聯合攻擊日本。在二、三十年代時，我還是個孩子，當然不懂那時發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到了1934年我十三歲時，我們每周都要接受兩個小時的軍事訓練。我們一直受到這樣的教育，蘇聯是潛在的敵人，有可能与蘇聯作戰。我們受的教育中說共產主義是危險的，日本人進入滿洲是為了确保邊境，建立一個保護日本、防止共產主義的緩沖區。 頭腦發熱的极端主義者、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少壯軍官當時在日本國內外制造了几起嚴重事件，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對前景都非常擔心。1932年，一批极端分子与四十二名少壯軍官攻擊了所謂的“華族”，殺了大藏大臣井上順之助和三井集團的財閥、男爵段田隈。過了不久，在同年的5月15日，他們暗殺了總理大臣犬養毅，砸了掌璽大臣的家和一些大集團公司的辦公室。他們還搶了日本銀行和三菱銀行。 這些事件警告了我們這個階層的人們。雖然暴亂者是想建立法西斯主義，但是在很多保守人士的眼里這些事件卻像是共產主義陰謀的一部分。1936年發生了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另外一伙軍人占領了首相官邸和戰事指揮所，暗殺了首相齋藤，他曾擔任掌璽大臣、負責軍事教育的將軍和大藏大臣等要職。他們打傷了宮內廳長官，所以引起天皇對他們龍顏大怒。最后動用軍隊實施鎮壓，槍斃了十五名軍官和其他一些幫凶。 雖然這次暴亂失敗了，但是很明顯，上層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受到了這次打擊的威脅。國家的經濟狀況很糟糕，年青的法西斯分子雖然是被導入歧途，但他們也是想喚起人們的同情。在日本有這樣一种傳統，人們同情那些敢于反對強大勢力的人，即使他們的理想和熱情是錯誤的。日本的很多民間英雄都是一些為了達到不可能達到的目的而獻身的人。從三十年代起軍方就加強了對政界的控制，法西斯分子開始主宰國策。在這种气氛中人們很難出來說話。甚至在議會中也很少有人敢于反對軍國主義者，如果有人出面說過一次反對意見，他就不可能得到第二次机會了。軍國主義者占了上風。 不管什么時候父親与他的朋友聚會，他們都會談到時局的危險。他們是商人，他們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開明得多，但他們也無可奈何，在公眾場合只有保持沉默。 學校里的年青人只知道相信當局的話，那時的新聞是有傾向的。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听說了攻擊中國城市的傳聞，還有在南京發生的事，我相信父親听到的比他說出的多，但是年青人很少關心這類事情。我知道美國与日本之間的關系正在惡化，但我絕對沒有想到戰爭。 我自己做了一個与收音机相連的鬧鐘，把它設定在每天早晨六點叫醒我。我清楚地記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國還是12月7日，我的鬧鐘自動地打開收音机，我听到廣播說日本空軍攻擊了珍珠港。我大吃一惊。房間里的每一個人都被這條消息惊呆了，我記得當時認為這樣做是很危險的。我從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術高人一籌，例如，那時只有在美國才能買到金屬真空管，而在日本我們沒有任何同類產品。我自己就買過美國無線電公司的真空管做過試驗。由于通過電影和汽車、留聲机等產品，還有我叔叔了解到美國的技術，所以我認為大錯已經鑄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几個星期，報紙上一直在刊登日本軍隊節節胜利的大好消息，我們打沉了兩艘以前認為是不可戰胜的英國主力戰艦，威爾士王子號与雷普爾斯號；日本軍隊還占領了菲律賓和香港，這一切都發生在12月份；我開始想，我們的實力比我認為的更加強大。戰爭一旦開始，廣大公眾，也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除了為戰爭共同努力之外沒有其它變通的辦法。報紙上連篇累牘登載著美國對我們施加壓力的新聞，諸如歧視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我們撤离中國和滿洲，而滿洲正是反對共產主義的緩沖地帶。到處都可听到這樣的叫囂，赤禍對日本是危險的威脅，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保護我們，使之免受其害。 軍國主義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們強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個學校的校長在背誦《教育敕令》時發生了一點錯誤，就要自殺贖罪。警察和特警四處巡視，只要他們怀疑一個人有一點不忠誠、不順從或者不恭敬，就將其逮捕。當電車經過東京皇居周圍的時候，售票員必須及時通告，每個乘客都要行鞠躬禮。學校的學生要對寫有天皇圣訓的隨身攜帶的神龕鞠躬。這些都是軍方用來控制國家的辦法，像我和我的父母這樣的人也只有順從。對這些做法怀有不滿之心的人其實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來卻很難，也很危險。反抗者被送進特殊的“教化營”中，如果再頑固不化，就會被迫去干最卑賤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產主義者都被管制起來并關進監獄。 四個月的軍事訓練結束后，我得到了中尉軍銜，并奉命返回橫須賀的光學部。根据一個簡短的命令，我被調去幫助監督一個特殊小組，它已經疏散到了鄉下，在那里研制熱引導武器和夜視瞄准器。我們的基地設在鐮倉南邊的逗子，那是一個小鎮，正對著相模灣。我們的組長是一名大佐，組員中有一些高級軍官，加上兩三名像我自己一樣的中尉和几名少尉。一位年長的中尉當值勤軍官，相當于總務長，那就是我。如果在艦上，我應該是甲板值勤軍官。我必須處理生活中的所有瑣事，包括為小組提供食品，盡管我擔負著這樣的工作，但是身處鄉間的環境，還是令人心曠神怡。我們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裝飾，還附有一個庭院花園。電影厂常把這里作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灘上面的懸崖腳下，我在附近的一家旅館里開了一個房間，那個旅館已被海軍租用，作為軍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著海灘從旅館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時美國的B-29轟炸机几乎每天都要攜帶燃燒彈和高爆炸彈轟炸東京、川崎和橫濱，回來的路上正好從我們那里經過，但是海灘上有時卻像度假胜地一樣的安宁，看上去有些不協調。 雖然我還年青，但在家里我已經受過大量的管理訓練，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組人的生活。小組的食品短缺，我們不得不想辦法來進行補充。我手下有一個非常聰明的少尉，他与逗子的一個魚店老板交上了朋友，這個老板經常到海灘上來。作為海軍，我們配給了一點米酒，米酒當時是很緊缺的，于是我們用米酒換取新鮮的魚。但這還是不能滿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個主意。我利用軍郵給家里發了一封信，讓他們寄一桶醬油和一桶豆醬來，上面注明“供海軍使用”。當時盛田公司正在為陸軍生產脫水豆醬，日本人生產這种東西并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醬湯就行了，公司還為海軍生產一些酒精制品。這樣的貨物看起來沒有什么奇怪的。這是我做的一件違反規定的事，雖然我明知違反了規定，但是當時我們只有想些辦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為自己辯護。豆醬和醬油運到后，我們把它藏到地下室里。只要一有魚，我們就用這寶貴的貯藏品交換。用這种辦法，使得小組的人都吃得飽一點，在困難的環境中得到快樂。 我隸屬于一個特別項目組，這個小組由陸軍、海軍和非軍方的研究者組成，工作是開發熱搜尋裝置。為了這個需要大膽而又賦有創造性思維的任務，我們集中智慧迎接挑戰。我們組里的一位非軍方代表是一個出色的電子工程師，當時他自己開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對我的人生起巨大影響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歲，但是他卻与我結下了忘年交，成為同事，合作者，以及后來創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為這個研制小組的一名成員對于我來說是令人興奮的。雖然我年青气盛，但是我卻習慣与長者為伍。我們聚會在一起，搞一個超前時代的項目。小組的成員在一起的時間不短，大家彼此非常了解，但是對熱搜尋裝置的研究卻沒有什么進展。美國的響尾蛇導彈就是我們當時想要制造的那种裝置，它直到戰后才問世。那時我只不過是才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但是在開聯席會議時我會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陸軍軍官，他們會在桌子對面傾身問道：“對于這一點海軍是什么意見？”對這樣的問題我必須盡可能嚴肅地回答：“嗯，先生們，海軍的看法是．．．．．．”在這种時刻我會由衷地感謝父親的訓練。 井深先生對小組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原來在自己的日本測定器公司里設計出一种大功率放大器，它通過檢測地磁場的扰動可以探測到水下三十米處的潛水艇。這种裝置懸挂在飛机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測到非常微弱的信號并把它的頻率從1至2Hz變到易于察覺的600Hz。我听說在對這种儀器進行全面試驗時，曾在台灣附近偵察到26艘潛水艇，但是在實戰中為時已晚，當這种儀器准備好了的時候，已經沒有足夠的飛机來配置這种儀器了。日本喪失了制空權，美國軍隊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們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島嶼，每天的轟炸摧毀了我們的飛机工厂。 隨著的時間的推移，對東京和川崎、橫濱所有的工業、軍事區域的空襲日益頻繁，我們的軍港在三浦半島上，這些被炸區域就在我們的北邊。不管什么時候發生空襲，我們周圍都會響起警報，雖然我們從來沒有挨過炸，但卻還是要受到惊嚇。在我看來，我們的房子正好在懸崖下面，很難被炸彈炸到，另外，誰會來炸我們呢？我們并不是行動的軍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存在。這不是從軍事上考慮，而是從邏輯上來考慮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過來，讓他們听听我的想法。 我把話說得盡量簡單一些：“根据海軍條例，無論什么時候響起警報時我們都應該起來，穿上軍服，消防泵人員到位。但是我們的位置看起來不可能遭到轟炸，所以以后即使響起警報我也不想叫醒大家。”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歡這個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們說，“如果有炸彈落到這里我們也無可奈何，大家都完了。”同事們都樂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斷。為了向他們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館，非常戲劇性地把儀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樓。不管怎么說，這是一個勇敢的行動。我覺得美國人沒有任何理由轟炸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地方。最后，我們在那里再也沒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与其每次警報都起來，第二天又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憊，還不如蒙頭睡大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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