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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廣島原子彈爆炸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与我的海軍同僚共進午餐。情報非常簡短，甚至沒有談到到底投的是什么种類的炸彈。但是對于一名离開學校不久、而且還獲得過物理學學位的技術軍官而言，我知道這是一种什么樣的炸彈，它對日本和我自己意味著什么。盡管日本以前從未戰敗過，但前景已經十分明了。而有一個青年人卻為此感到樂觀。從那一時刻起，我在內心里對自己的將來有了信心。 几個月以來，我一直認為日本將會戰敗，繼續打下去是徒勞無功的。同時我也知道，軍方想戰到最后的一兵一卒。當時我年僅二十四歲，獲得了大阪帝國大學的學位，正在軍中与一些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一個紀律嚴明的小組，試圖完善熱引導武器和夜視瞄准器。軍方希望日本的技術能夠扭轉戰爭的趨勢，我們仍在努力地工作，但是我們知道為時已晚，我們的計划不可能成功。我們不僅缺乏資源，還缺乏時間。從廣島事件以后，我認為我們的時間已經用完了。 我不像當時的那些平民，他們受到警察和軍方的嚴密監視和控制，我可以接触到海軍的情報，可以收听短波廣播，盡管一個海軍軍官在不當班時這樣做是違法的。我在1945年8月6日之前就知道美國的軍事力量占有壓倒优勢，我們肯定會輸掉這場戰爭。但我還是沒有想到會遭到原子彈的攻擊。原子彈使每個人都大吃一惊。 在那個炎熱、潮濕的夏日，我們無從知道扔下來的那顆原子彈有多么的可怕。我們在軍營餐桌上得到的那份新聞通報只說扔下的炸彈是“一种新型武器，它發出強烈的光，照耀大地。”這些描述足以使我們得知這肯定是一种原子武器。實際上，日本軍方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封鎖了廣島事件的詳細消息，而且一些軍官拒絕相信美國人已經擁有了這种武器。我們所掌握的理論知識還不足以預測到這种武器的毀坏能力，從而判斷出它會使多少人失去生命，然而我曾見到過常規轟炸的后果。其實3月9日的深夜至3月10日的凌晨，一批又一批的B29扔下大量的燃燒彈，几個小時之內燒死了十万人，當時我正在東京。我也見過我的家鄉名古屋遭到大轟炸后的可怕場景。1945年，日本的大部分主要工業城市，除了京都之外，都被炸為廢墟，成千上万日本人家園的土地上都堆滿了燒黑的尸体。我不可能想像原子彈還能夠制造出更加可怕的場面。 原子彈是8月6日上午8點15分投下的，但我們直到8月7日才得知這個消息。我對廣島原子彈的反應是一個科學家的反應。坐在餐桌旁，面對在戰時的日本可以說是相當奢侈的午餐，我一點也不想吃飯。我看著我的同事們，對餐桌上的每個人說：“我們最好是現在就中止我們的研究。如果美國人能夠造出原子彈，那只能說明我們在各個領域都差得太遠，無法赶上去。”為了這件事，我的上司對我非常惱火。 我早就知道原子能的潛在威力，但我認為至少還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能研制出原子彈來，所以一旦意識到美國人已經造出了這种炸彈，确實令人大吃一惊。很明顯，既然美國人已經領先了這么遠，那么相比之下，我們的技術就是原始落后的了。我們不可能再設計出什么新的武器与之匹敵。我說過，其實我也想像不出，我們還能在短時間內造出什么樣的新型武器或者防御設施來与這种炸彈對抗。廣島事件的消息對于我來說真是有點難以置信，它表明技術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雖然我們知道美國技術与日本技術之間有差別，但是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技術還是相當好的。在此以前，的确如此。何況我們還在繼續不斷地試圖從別的地方得到新的思路。例如說，有一次我們從一架擊落的B29轟炸机上找到一台毀坏的設備，從而了解到美國人使用了先進的技術和不同的電路，但是也并不比我們自己的好多少。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當我剛一听說廣島遭到原子彈襲擊時，我猛然意識到美國的工業能力遠遠地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對日本有著壓倒优勢。日本的許多有識之士，包括我自己，都應該對此早有准備。我在上高中的時候就看過一部電影，介紹福特汽車公司在密歇根州第爾波恩建造的紅河聯合企業(River Rouge Complex)，我被建造如此龐大工程的想法所震攝。影片中，巨大的輪船將鐵礦石從遙遠的礦山運到福特紅河鋼鐵厂來，在那里制成各种類型的鋼材。鋼材制成之后，再運到這個聯合企業的其它部分，通過澆鑄和模壓制成各种各樣的汽車零件。在同一工厂另外的地方，這些零件再組裝成汽車。當時日本還沒有那樣的聯合制造業。但是具有諷剌意味的是很多年以后，當日本從戰爭中恢复過來，開始發展它自己的新型工業体系，在沿海地區建立起嶄新的、高效的工厂，而且也擁有了戰前曾在福特公司見到過的那种聯合制造企業時，我終于有机會去參觀紅河聯合企業。當我親眼看到那里使用的設備還是那部電影二十年前留在我記憶中的舊設備時，我感到大吃一惊，同時也感到困惑和失望。這使我對美國工厂的未來以及它在全世界引人羡慕的領先地位產生了怀疑。 然而在1945年的8月，當我意識到日本的前途和我個人的命運都將發生巨變時，我還是感覺到焦急不安。我對自己的將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思索。當初是一名軍官說服了我從大學里報名加入海軍，為的是可以參加一個項目，這樣我就可以繼續學習，還可以避免遠离本土几千里去參加毫無用處的海戰，白白犧牲自己的生命。自從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襲擊之后，我比以往更加堅信，日本應該為了它的將來，盡可能多地挽救各類人材。即使在當時，我也敢于這樣講，因為作為一個年青人，我感覺到將來我也會有一番作為的。當然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會有多大的作為。 那時候我也沒有意識到，多年以后我將會付出那么多的時間，為了使日本与美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家的關系更加緊密，而在世界各地奔走不息，行程万里。 我出生在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出產好酒的日本釀酒世家，我是這個家庭的長子，也是它的第十五代傳人。米酒不僅是一种民族飲料，它對于日本人而言也是一個文化的象征。它甚至還是眾多的宗教禮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在傳統的婚禮上新郎和新娘要共飲一杯米酒。小鈴谷村离工業城市名古屋不遠，村里的盛田家釀造一种“子日松”牌的米酒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這個名字是從八世紀編纂的一本著名日本詩選“万葉集”中得出的。日本宮廷有一個傳統習俗，就是在鼠年的正月初一(日本人稱這一天為“子日”——譯者)到郊外去選一顆小松樹，并將它帶回去，移植到御花園中。松樹象征著長壽和幸福。歲初植松，人們企盼一年中的健康和興旺。 盛田公司也生產醬油和豆醬，這兩樣東西都是日本飲食中做湯和給其它食物調味不可缺少的主要佐料。由于盛田家的生意与人們的生活如此緊密相關，所以他們在村子中也就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商人，但他繼承的是一個陳舊的企業，而且在財務上還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唯美主義者，他們傾心于日本及中國的精美藝術和工藝品，將大量時間和金錢花在公眾活動和照顧那些藝人、工匠和古玩商的瑣事中。茶道中使用的細瓷器皿，漂亮的家具、漆器以及其它伴隨著日本上層社會生活的物品，一直受到高度的贊賞，但其价錢也相當高昂。多年來，日本人總是將那些日本傳統文化中最好的藝人和工匠冠以“活國寶”的稱號，例如漆匠、陶匠、紡織匠、鑄劍人、編織匠、圖案設計師、書法家等等。對于那些喜愛精致工藝品的人，這些大師們的作品總是供不應求。盛田家兩代戶主的這种高雅品味以及他們對工藝品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他們無暇顧及公司的生意，最后甚至將公司拜托給別人去管理。 他們依賴于雇來的經理管理盛田公司，但是公司的生意對于那些經理而言，只不過是謀生，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他們會表示遺憾，但這對他們個人的生計并非生死攸關的大事。經理們最終失去的不過是一份工作，他們對盛田家的世代相傳和家庭富裕以及企業的延續和繁榮都不負責。所以當我父親作為長子繼承家業時，他立即就面臨著使公司重新盈利和恢复盛田家的財富這樣一個重任。要完成這項重任，他不能依靠任何一個從外面雇來的經理。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父親盛田久左衛門被召回去繼承家業時，正在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商務系讀書。公司面臨破產，父親也知道這個情況。雖然他被迫中止了學業，但又要經受迫在眉睫的危机的考驗，這不是課本上的習題，也不是舉例分析，而是事關盛田家的前途。他回到家里，用事必恭親的管理方法開始重整旗鼓。 有一件事對于我們家所有的人既具有諷剌意味又十分幸運。父親從變賣祖父和曾祖父買下的那些精美藝術品中得到了一筆錢，他用這些錢還清了公司的債務，使得無人過問的工厂又恢复了正常營運。那些變賣品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寶物，雖然從經商的觀點來看這种做法并不太明智，但它們也是家里在藝術方面的投資，而且最終還是獲利，對于挽救公司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父親必須賣掉的寶物中有三件特別珍貴，一件是中國的挂軸，另一件是來自中國的銅鏡，還有一件是玉制的飾物，這件飾物在日本的歷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50年間的彌生年代。我的父親是個嚴肅而又保守的人，他知道這些東西在他父親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他發誓，只要以后家里有錢了，一定要將這些東西再贖回來。事實上過了几年以后，這些東西就贖回來了，重新歸入家里的收藏中。 我是盛田久左衛門和盛田秀子的長子，我出生的那一年，家里的生意又重新起步。作為一個小孩，我并不知道家里的艱難困苦，正好相反，我總是受到寵愛。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里，住在名古屋市最好的住宅街之一的白壁町，人們稱這一帶為富人區。按照日本的標准，我們家的房子很大，但卻有些凌亂。我們家有自己的网球場，丰田(日本著名汽車制造商——譯者注)家住在馬路對面，他們也有一個网球場。這條馬路兩邊的其他鄰居也多擁有私人网球場。當年我們家需要一所大房子，因為共同生活在一個屋頂下的家庭成員很多，我自己，我的兩個弟弟和昭和正明，分別比我小兩歲和六歲，還有比我小三歲的妹妹菊子。當然還有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姑媽，她的丈夫過早地去世，所以她沒有孩子。我的叔叔也住在我們家，他曾在法國學了四年的西洋繪畫。另外還有我的祖父和祖母，六個佣人，以及三到四個年青人，他們來自老家的鄉下，到城里來讀書，在我們家幫工換取學費。 家里像是總要出事，我想這么多人住在一起，這也是不稀奇的。但我們在這個大家庭中卻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父母親和我們這些孩子總是与其他人分開吃飯。但是在一些特殊場合，例如過生日，我們就會將房間之間的拉門都打開，家里的人和親朋好友一共二、三十個人共同舉行一個盛大的聚會。在生日那天，我們歡聚一堂，玩一种抽獎的游戲。每個人都有獎品，歡聲笑語中大家一邊相互取樂，一邊吃東西。舉辦一次這樣的合家聚會，來消除由于孩子、年青的佣人和寄讀的學生們引起的爭執和分歧，則完全由我母親一手操持，她是一個具有耐心的、能干的婦女。 母親嫁給父親時才十七歲，她和父親曾一度擔心他們可能不會有孩子。那時候有一個儿子作為繼承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實現在在日本還是這樣，好在七年之后我的出世終于使他們松了一口气。母親是一個文靜、优雅而且具有藝術气質的婦女，她十分認真地負責管理家務，成天都忙于照看家里的事是否都做完了，家里的人是否都和睦相處，或者至少相安無事。作為一個日本的家庭婦女而言，她過于自信，這在那個年代是很少見的。她往往堅持已見，尤其是關于我上學的事。當然她并不像現在的那些盛气凌人的“教育母親”，她們強迫自己的孩子通過額外的補課來進入“合适”的學校和大學。我感覺到母親對于每一件事都是通情達理的，易于与之商談，起碼比父親容易。由于父親擔負著挽救和重整家業的重任，他的生活已經完全被公司的生意左右，所以當我需要幫助時我更多地去找母親商量。 我的母親把家里的很多傳統都改變了。一方面她出身于武士世家，了解傳統，她自己就總是身穿和服，另一方面她也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家里的孩子們總是在一起打鬧，但是等我稍稍長大一點以后，實際上甚至在我十歲以前，我就開始專心于學習了，我更加依賴于母親的勸導。她對整個家庭負責，但她還是給了我一間有書桌的單獨房間。我開始做試驗時又得到了另一張書桌，因為我需要一個工作台。她還給我買了一張床，所以我就不必像家里其他的人那樣，睡在舖有被褥的榻榻米上。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被現代化了。我的母親和父親都希望如此，因為他們准備讓我作為盛田家下一代的戶主成為家業的繼承人，也就是第十五代盛田久左衛門。 這是我們家的一個傳統，成為戶主的儿子就要放棄他原有的名字，而改名為久左衛門。十五代人中的長子多數出生之后都取名為常助或者彥太郎。我的父親以前就叫彥太郎，直到他成為戶主，才改名當了第十四代久左衛門。我的祖父出生時取名為常助，他繼承家業后改名為盛田久左衛門，他年邁引退后，將權力与責任傳給我的父親，他再改名為盛田命昭。 然而在我出生時，我的父親認為常助這個傳統的名字對于二十世紀來說太陳舊了，所以他請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漢學家來為我取名。這位先生是一個知名的學者，也是我祖父的朋友。他推荐起名昭夫，其中的昭字在日語中讀作AKI，有啟蒙的意思。我祖父的名字中也有這個漢字。漢字在日語中往往有多种讀法，有時甚至有十几种，所以我的名字讀出來意味著“啟示”或者“顯著”，而盛田這個姓氏意味著茂盛的稻田，我的姓与名相結合看來預示著我的一生都是樂觀与充滿了希望的。我的父母很喜歡我名字中的昭字，所以也把它給了我的兩個弟弟，和昭和正明(明字在日語中也可讀成AKI——譯者)。日本的朝代都有年號，日歷上的正式年份是從一個朝代的第一年算起的。1926年大正天皇駕崩，太子裕仁繼位，皇家也找到那位為我取名的漢學家，請他選擇一個吉祥的年號。他選取的年號是“昭和”，意味著“光明太平”，其中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那個昭字，只是讀作SHO。(1986年的正式說法應是昭和61年，即昭和朝代的第六十一年。) 直到今天家里還向我提議，我應該真正地繼承久左衛門這個名字。如果一個繼承人可以證實自己無愧于祖宗，那么他就可以進入宗祠正式改名。但是我想這樣做對于我來說是不明智的，因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盛田昭夫。我有時簽名也用首字母AKM，可以說它是盛田昭夫久左衛門的縮寫。我在美國的一輛大陸林肯牌轎車還有一塊個人化的牌照，上面的號碼是AKM-15。總有一天我的儿子英夫(盛田英夫是盛田昭夫的長子，后改名為盛田英糧。——譯者)會變成戶主，他是否愿意改名為久左衛門，那得由他自己決定。當然我和我的妻子都希望他能這樣做，不過這些都是本書的題外話了。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受到有關家族傳統和先輩的教育。我的先輩中出過很多愛好文學和藝術的人，例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們一直都是社團的首領和村役所的官員，這個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德川幕府的年代。他們是上等人，所以享有使用姓名和佩帶腰刀的特權。無論哪一次我父母親帶我回小鈴谷村去看看或者住上一天，那里的村民都會非常惊訝地對我表示贊歎，使我感到自負不已。 我的高祖父，也就是第十一代久左衛門，很喜歡新事物和新思想。在上個世紀末的明治時代，他邀請了一個法國人到日本來幫他种葡萄和釀酒。他既釀造葡萄酒又釀造米酒，由此出名，而且也從中受到激勵。那時候日本剛剛結束了二百五十年的閉關鎖國，向世界打開了大門。新鮮事物很時髦，而且明治天皇也鼓勵日本人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學習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技術。在東京，人們舉行正式的舞廳舞會，模仿歐洲的服裝和發型，嘗試西式食品，甚至在宮中也是如此。 釀造葡萄酒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明治政府預計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釀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种植葡萄園，如果有可能的話，用葡萄酒來取代米酒，這樣，在遇到預料中的歉收年時就比較容易對付了。歷史學家們還有一种說法，當時政府是為了給那些在新政下無事可干的武士找一個就業机會。我們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勵下，從法國帶回了葡萄根莖，并且种植到我們的地里。我的高祖父安裝了一台机器，用來加工葡萄，建起了适當的釀酒設施，還從附近招來了農工，在葡萄園中勞作。四年后總算做出了一點葡萄酒，這下子增強了大家的希望，認為這個新型的工業將會興旺起來。然而事實上并非如此。 當時法國的葡萄園正在荒廢，因為它們先是遭到了霉菌，后又遭到一种像虱子一樣的葡萄虫的侵害。很明顯，從法國帶回的葡萄根莖已經受到了感染，盡管做了精心的准備工作，這件事還是失敗了。1885年在久左衛門家的葡萄園里發現了葡萄虫，葡萄藤必須全部扯掉，久左衛門必須賣掉土地來抵債。葡萄園被改作桑田，用于養蚕。但是盛田家的其它傳統產品，例如醬油和豆醬，卻在1899年拿到巴黎參加了國際博覽會，其中還有一种產品贏得了金獎，這在那個年代對于一家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總之，我的這位祖先有一种對新事物的渴望，而且還有一种不因一件事失敗了就放棄的勇气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戶主開創了啤酒制造業，請了一位中國釀酒師。這位中國釀酒師是在英國學的手藝，他自己還開了一家面包店，如今這家公司叫作PASCO，生意興隆，已經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撓、堅持不懈、樂觀向上，這些天性從家族的基因中傳給了我。我想我父親從我身上可以看出這一點。 我的高祖父于1894年逝世，為了紀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鈴谷村為他建了一座青銅像。他曾經用自己的錢為村里的人修路，改善設施，還做了許多其它的善事，因此當明治天皇巡視我們家鄉附近地區時，曾對他授勳。不幸的是戰時為了彌補軍需，那座銅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們留下了一個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這座胸像至今還樹立在小鈴谷村宗祠前的小樹林里。 雖然看起來我們家的歷史一直在小鈴谷村的周圍，但是我的父母親卻從那個安靜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愛知縣縣府(日本的縣相當于中國的省——譯者注)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里出生的。把家搬到名古屋這個熱鬧的工業城市去，只是父親促使盛田公司現代化的計划中的一個步驟，它給古老的公司注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里辦一個現代化的企業也比在那個美麗的小村子里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們那樣生活在一個小村庄里，而是在一個大城市里長大。當然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根還是在小鈴谷村。 最近我們在老家的倉庫中發現了很多有關那個小村庄的古老文件。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經建立了一筆基金，用于對這個歷史文件圖書館的保存与研究。這些材料都很詳細，它們從一個非常實際的觀點對三百年前日本的農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們對這些文件進行了分類，并把分類合訂本提交給日本的各個主要圖書館和大學。還建了一個玻璃外套，將原來的倉庫罩起來，旁邊連著一座三層樓的房子，學者們現在可以在那里研究那些歷史文件，而它們仍然放在原來倉庫中的老地方。我總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還可以在小鈴谷村研究歷史，与那些歷史文件打交道，度過繁忙的晚年。 我父親對我十分慷慨，盡管如此，我仍然肩負著長子的重任，所以他決定我從很小時就應該接受商業教育。父親受到時代的限制，因為他是家里長子，所以為了挽救家業，他必須中止學業。他一直是個很講實際的商人，而我認為他是保守，有時甚至保守得過了分，特別是要為一件新的、有風險的事或者非同尋常的事做出決定的時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做出決定，而且還總是要擔心。有時候我甚至認為他會為了沒事可擔心而擔心。我經常為某些對我的管束与他爭執，我想他喜歡這些小小的爭執，這是一种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學會了邏輯地說理和表達自己的論點。他甚至將我的憤怒轉為訓練。直到我長大以后，我還是繼續為他的保守主義与他持不同意見，但是這對我們家卻有好處。与他在生意上嚴肅与謹慎的個性相反，他是一個溫和、慷慨的父親。他的全部休閒時間都是与孩子們一起度過的，給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憶，其中有他教我們游泳、釣魚，還有徒步旅游。 在父親的眼里，生意畢竟是生意，不能開玩笑。我記得十歲或者是十一歲時，我就第一次被帶到公司辦公室和釀酒厂去。父親想讓我看一下怎樣做生意，我長時間地坐在他的身邊，旁听枯燥無味的董事會議。就這樣，他教會了我如何与雇員交談。我還在讀小學時就學會一些生意經。因為我父親是老板，所以他可以讓經理們到家里來匯報和參加會議，而在這樣的場合他總是堅持要我旁听。不久，我就對此感到津津樂道了。 父親總是不斷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板。你是家里的長子，切記勿忘。”絕對不允許我忘記，將來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父親的繼承人，擔當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家族的戶主。我認為有一件事至關重要，當我還是一個年青人時，就不斷地受到這樣的訓戒：“不要以為身處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圍的人。要搞清楚自己決定要做的事，同時也要搞清楚讓別人做的事，并對此擔負起全部責任。”我還受到過這樣的教育，斥責部下，出了問題就推到別人身上，也就是找個替罪羊，這些都無濟于事。按照家里人教導我的日本式思維方式，合适的做法應該是利用与別人達成的共識來完成一件事，使雙方都受益。每個人都想獲得成功。在學習与雇員共同工作時，我發現一個管理者需要培養自己的耐心并學會体諒別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舉動，更不應該對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堅信這些概念，而這些概念幫助我形成了一种管理哲學，這种管理哲學在過去以至今天都對我和我的公司起著良好的作用。 我們家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產生的訓戒的引導。家里的人很虔誠，經常在家進行宗教儀式。大人們遞給孩子們一本佛經，并要求他們一起學著念那些复雜的漢字。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信教者，但是由于這些習俗与傳統對于家庭很重要，所以還是得以保持下來。多年以后，當我們回家去看望父母親時，進門后的第一件事還是去跪拜家里的神龕。 我讀中學時，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還是用在生意上。父親要開會時就會帶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要在那里坐著听人向他匯報。然后就是盤點貨物。通常把這個稱作盤存，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傳統的、非常精确的的辦法。我們到工厂去，公司總裁站在身后，清點每一件東西。我被教會檢查釀酒過程，還要親口嘗一點酒，試試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盡管這樣，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我對任何酒精制品都不感興趣。 雖然我父親從天性上講是個非常保守的人，但他還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夠得到他們需要和想往的東西。他對新的、引進的技術和外國貨總是很感興趣。我們家還住在小鈴谷村的時候，他就從國外買了一輛福特旅游車，在家鄉辦起了出租車和公共汽車。他找了一個原來拉兩輪人力車的車夫來當第一任司机，當時人力車在日本還很普遍。在儿時的記憶中，我們星期日要出去郊游，坐在一輛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車上，沿著凸凹不平的狹窄道路，慢慢地顛簸向前開，母親神气十足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把她手里的陽傘庄重地舉直，遮擋住陽光。后來父親總是乘坐由他的司机駕駛的“別克”車。我們家里還有一台通用電器公司出產的洗衣机和一台西屋電器公司出產的電冰箱。 雖然我們家在某种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對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產生作用的外來影響卻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國外住了四年，從巴黎歸來，第一次把正宗的西方風尚帶入我們家。我的叔叔久經世故，比家里的任何人見的世面都要多得多。在他回來之前，沒有人要求我穿和服，父親上班時穿西裝，回家后再換上傳統服裝，甚至我的祖父也經常穿西裝。祖父對西方很感興趣，他喜歡看美國電影，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他帶我去看過一部叫作“空王”的電影。但是叔叔敬三卻帶給我們他在外部世界的親身經歷，這激起了我們的興趣。他帶回來他在巴黎畫的油畫，在法國拍的照片，在去倫敦和紐約的旅途中畫的寫生，他還給我們看他用“巴塞”電影攝影机拍的電影，那种攝影机用的是9．5毫米的膠卷。他在巴黎有一輛有雷諾車，自己駕駛，還照了一張照片來證明此事。當時我雖然只有八歲，這些事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記住了我能夠記住的全部外語單詞，像協和廣場、蒙特馬利高地、柯尼島等等。特別是他給我講柯尼島時，我听得著了迷。由于這個故事的魅力，很久以后的1953年我第一次去紐約時，第一個星期天我就去了柯尼島，在那里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坐了滑道車，甚至還嘗試了一下跳傘的滋味。 我的父親也學著祖父那樣，總是說，如果一個人自己不愿意坐下來刻苦學習，世上再多的錢也不能使他成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是有錢卻可以提供一种教育的机會，那就是通過旅游增長見識。我的叔叔正是這樣。他回來后在家里建立起自己的畫室，和我們在一起住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他結婚為止。他在國外學習的四年期間都是由我祖父供養。几年以后，父親給錢讓我在高中的假期里和同學一起去日本的很多地方旅游。朝鮮從1904年起被日本占領，1910年又被日本吞并，我們家在朝鮮有一個親戚，我到過那里，以后又到過更遠的滿洲。1939年或是1940年，我甚至還乘坐過全空調的流線型火車，它的名字叫“亞洲號”。本來下一步打算去美國，但是由于戰爭，這次旅行被推遲了十几年。 我們家是一個少有的現代化家庭。母親非常喜愛西方的古典音樂，家里有一個維克多牌的留聲机，她買了不少的唱片。祖父經常帶她去參加音樂會，我相信也正是她的原因而引起了我對電子与音響复制技術的興趣。我們經常在一起听歐洲音樂大師的唱片，留聲机的大喇叭中發出刺耳的聲音。當時可利用的机械式錄音設備很難再現交響樂中的全部聲音，所以最好的唱片是聲樂与器樂獨奏。我記得母親最喜歡恩立柯．卡魯蘇和小提琴家愛弗雷．津巴利斯特。不管什么時候，只要有著名的藝術家訪問名古屋，我們都要去听他們的表演。我記得我們听過的表演中有俄國的低音歌唱家費奧多．查利亞平和當時還很年青的德國鋼琴家威爾赫．肯福。當時本地的一個唱片商從國外進口古典作品的唱片。每個月新唱片到貨時，他都要送一套給母親試听。我記得那時我還是個小孩，總是起勁地去搖留聲机的手柄。當我讀初中時，一种新的電留聲机從美國進入日本，我們家當然要買一台。 父親認為如果喜愛音樂就應該享受良好的音質。另一方面，他后來還告訴我們，他擔心听維克多牌留聲机那种細弱無力的聲音會影響耳朵和音樂鑒賞能力。從藝術或技術的角度來說，父親不懂或者說不會欣賞音樂，但是他想讓他的家人有机會盡可能地听到最真實的表演。他覺得一個人只有通過听最真實的表演才能學會欣賞好的音樂和好的音質。所以當首批新的留聲机進入日本時，他花了一大筆錢買下了第一台，至少在當地是第一台。我記得那台留聲机也是維克多牌，价值六百日元，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目。那時候在日本買一輛小汽車也只要一千五百日元。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台新的電留聲机中發出的美妙聲音，當然是指与老的留聲机相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聲音，我听得目瞪口呆。買了新留聲机后收到的第一張唱片是拉威爾的“波雷羅”。我很喜歡“波雷羅”這個曲子，因為它讓人听出一种感傷的情怀，再加上新机器逼真的音質，真是令人惊歎不已。我把那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莫扎特、巴赫、貝多芬、布拉姆斯，心中充滿了激情，同時也感到奇怪，像真空管那樣的電气裝置居然可以從我們原來很熟悉的、刺耳的唱片中發出如此美妙的聲音。 我被這個新的發現所困惑，滿腦子的疑問。我有個親戚是工程師，當我知道他自己裝了一台留聲机時，就很想去看看。于是我到他家去，他把那台留聲机給我看了。其實那是一堆零件，用電線連接起來，攤在房里的草墊上。看到這樣的東西并不是只有大工厂才能制造，一個業余愛好者也可以搞出來，我覺得真是了不起。事實上，自己裝收音机成了很普及的業余愛好，有些報紙和雜志開辟專欄，登出圖紙、零件表和說明，告訴讀者如何裝收音机。我也必須這樣做。 我開始買有關電子學方面的書，并且訂了日本和外國的包含全部有關音響复制和收音机最新消息的雜志。不久我就在電子學上花去了大量的時間，以至影響到我的學業。我把課外的几乎全部時間都花到這個新的愛好上，照著一本叫作《無線電与試驗》的日本雜志中提供的圖紙做一些電子裝置。我的夢想是做一台電留聲机，錄上我自己的聲音。隨著試驗范圍的擴大，我對這門新興技術學到的東西越來越多。我真正感興趣的這些東西在當時的學校里是不教的，我必須自學。通過努力，我自己動手，總算是做出了一台很粗糙的留聲机和一台收音机。我甚至還把我的聲音錄了下來，再從自制的留聲机中重放出來。 我對擺弄電子裝置十分著迷，搞得學習成績几乎不及格。母親經常被叫到學校去參加會議，討論我在學校的糟糕表現。校長為了我對傳統課程不感興趣的事又關心又惱火。我記得班上總是根据分數來分配座位。全班有兩百五十名同學，分成五個組，每個組五十人。每個組拔尖的同學就當組長，坐在教室最后面，然后按照成績降序往前排。雖然每年班上的座位都會有所變化，但我總是坐在前排，就在老師的鼻子底下，与差生們在一起。 我并不想在此書中妄自菲薄，我可以說我的力學、物理和化學成績都不錯。但是我的地理、歷史和國語總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由于這种不均衡的成績，校長經常把我叫到辦公室去談話。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時，父母親就會訓斥我，并責令我甩掉那些電子玩具。我會暫時服從，但是一旦成績有所好轉，就又舊“病”复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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