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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謀殺

　　談判并沒有很快就作出決議。我只好靜心等待，一等就是几天、几個星期。勒菲蒂來到了荷里得，我和羅西開車把他送到邁阿密，他要在那里找人談話。
　　他說：“我想把那些老家伙全擺脫掉，他們不可能對我們干出什么好事。他們一個個七老八十，也不想惹那么些麻煩。孫尼叫我要他們歇著吧。我們也不要理他們。我們不能叫他們退休，那不好。他們失去了威信，我們還是他們的人。”
　　勒菲蒂由孫尼指定為代理副官，他抓住了家族的權力。我盡量以個人的身份向他灌輸點東西。我對他說：“杰里·吉利站在凱撒一伙人那邊，是嗎？”
　　“那兄弟倆都站到他們那一邊去了，”他是指喬·吉利和杰里·吉利兩兄弟。
　　“誰是他的頭？和哪些人在一起？”
　　“和孫尼·雷德的一個叫特雷尼的人在一起，”他指的是反對派副官“阿爾奉斯·孫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和“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一個給特雷尼一星期1，000塊，另一個給3，000塊。所以，他們得了勢，就他們倆。這幫兄弟賺了大量的鈔票。我們按規矩辦事，未撈到錢。這是別人對我們說的。”
　　“喬伊·馬西諾還在搞咖啡買賣？”
　　“是在搞。喬伊·馬西諾有一幫好朋友，他們對我都很好。我們一起長大，一起共事。他知道哪一處勢力大。”
　　“喬伊去拜訪勒斯蒂，是嗎？”
　　“啊，那是，他肯定會見他。他不知道墨拉目前的情況。他不能干涉。喬伊·馬西諾在一兩個星期以內要到那里去，他要把情況向勒斯蒂報告。”
　　“那么說，孫尼會做正确的事。我看，誰也不會要對孫尼干什么不像話的事。”
　　他對墨拉還大聲責罵了一會。
　　我說；“那末，他要反對你，不會是一對一地頂著干吧，這你是了解的。”
　　“紐約城里的那個混蛋不會和我個對個地對干，因為我同他對個地干我會不顧一切的。就在南大街上，彼此就隔一個街區。你想要几支槍？兩支？我們就上陣，對干。不是我死就是你死，要么兩個都死。我一定會這么干，決不會后退一步，你可得記住。我要和孫尼在一起，表示敬意。”
　　“那么勒斯蒂是知道的。”
　　“嗨，我對你說吧，我們在打仗，是布拿諾家族成員之間的打仗。勒斯蒂是我的司机，因為你知道我是什么樣的人。他是個二老板，開車的時候還得听我說：‘快往這邊開……讓我的窗戶開著。’他開車還開得挺不錯的。”
　　但是，勒斯蒂還是很厲害的老板。勒菲蒂接著說：在家族之間打仗的時候，勒斯蒂在加拿大，打電話給勒菲蒂，叫他到那儿去。他連在什么地方都沒有告訴勒菲蒂，只是叫他去。
　　“我有4個兄弟。他說：‘把箱子包裝好。’我就去包箱子，上了飛机。帶了兩支手槍，到了加拿大，訂了房間。他說：‘我要和那邊拐角上3個人相見，注意觀察動靜。如果我發生什么情況，就沖上去，拐角上有警察，把他們干掉。’”
　　“他讓我在那儿一待就是6個星期，不准給家里打電話。幸好，那時候我那前妻對此表示了理解，從來不問我出了什么事或類似這樣的問題。6個星期啊。現在我對新娶的老婆露易斯說：‘注意，不管發生什么事，你沒看到我回家，不要向什么人大聲嚷——他只是沒有回家，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說：‘你想哭，你就哭你的好了。不要向什么人打听我在哪儿。也不要問我的妹妹，只管說：我丈夫就這么交待我的，這是他的命令。這就行了。’”
　　“勒斯蒂知道我們在這儿干什么，對嗎？”
　　“啊，那是。他什么事儿都知道。這很麻煩。大家對此全都了解。”
　　“多尼，注意听我說。汽車，你朋友的汽車。明天在福特·勞得戴爾酒店那里見我。”勒菲蒂說。是4月11日，星期六晚上。平時我這時已挂好了電話。
　　“為什么，有什么事嗎？”
　　“你就少插嘴不好嗎？我立刻就能把你取消掉。我要你一個人來。我不知道這么做以什么名義。我要和某個人一道。你能不能弄到那輛車子？”
　　這是指羅西的四門林肯牌車子。“我想可以吧，為什么？”
　　“多尼，不要說什么‘可以吧，為什么？’要直接說行，你到勞得戴爾那里見我。”
　　“我當然弄到車。”
　　“我本可以叫斯巴格提，可是我朋友和我都想要你來。我在設法与尼克接触，因為我們不能這么冷淡下去。我在那旅店里還得待一天，然后從那儿走，好嗎？”
　　“好的。”尼克是勒菲蒂朋友，悌維爾旅店經理。
　　“就這么定了，朋友。待會儿我再詳細告訴你。我朋友想要你來，你和我們一道。我有事要干。如果你不愿意，不想來，也行，沒問題。你回家去。不過，我還想叫你參加，很重要，因為我們說到了一些事，与你与我有關，知道嗎？”
　　“我知道你們談些什么。”
　　“我已經買了飛机票，10點鐘起飛，德爾塔航空公司1051班机，一等艙，從肯尼迪机場起飛。明天下午12點半到達那里。你提前6個小時動身，從坦帕那里開車，駕駛那輛大車。到机場那里接我們。不要提前兩個小時就到机場，我不想讓人看到你。你好好計算一下時間，一直要到時候才進机場，不要早進去。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了。”
　　“我們一上車就走。現在，你想好了嗎？我對你說過，如果你不想來，不想干，沒問題，回去好了，沒人說半個不字。我對你說，兩個人，我和他，想叫你來，我完全負責。他問過我是不是想要你來，好不好？”
　　“就這么辦吧。”
　　几年前，勒菲蒂就答應過，在适當的時候，他要帶我一道搞謀殺。現在真的要動手了。
　　近几個星期，我和他多次談話。我把談話內容串聯在一起，把布拿諾家族相互仇恨的派別理了理，看看他們之間的摩擦會有什么不祥之兆。与勒斯蒂·拉斯苔尼結盟的有：薩利·法努吉亞，斯蒂夫·坎農顧問，孫尼·布拉克副官和喬·馬西諾。反對勒斯蒂的有：凱撒·幫万特副官，“菲力普·腓利·魯克·加科”副官，“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副官，“阿爾奉斯·孫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副官以及他的儿子安托尼·布魯諾·英德利卡托。
　　孫尼像平常一樣，對任何事都采取謹慎的態度，特別是有關對我的問題的談判還在進行，他什么話也不同我講。盡管他和我關系很親近，但是他把家族的事放在首位，嚴格遵守紀律。如果我現在待在紐約，或許我會多了解一些情況。打電話時，個個都很謹慎地談話。勒菲蒂一再向他暗示，事情全都要通到頭頭那里，使他懂得了：孫尼是各派力量的關鍵人物，尤其是他現在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結了盟。反對派的副官們擔心孫尼的勢力越來越大。
　　我擔心的有兩大問題。第一，作為一個特工，我不能實際參与謀殺活動，不僅如此，我們的責任是盡可能地阻止這樣的事發生；可是，作為一個党徒，要你參加謀殺，你如果拒絕就一定失去自己的可靠性。
　　另一個問題是：我并不住在佛羅里達的荷里得寓所里，根本也不在佛羅里達的任何地方，我是在家里。我有一個多月沒有回家。這几年來，家里的孩子們許多大事我大都沒能參加。這個周末，我最小的女儿要施堅信禮。我的工作暫時都還很平靜，所以我溜回家度周末。這天是星期六晚上，明天施堅信禮，星期天正是佛羅里達那里搞謀殺的日子。
　　重要的事先辦。我得去參加謀殺活動。從技術上看，我不是入盟党徒，可以拒絕參加，那么做無可指責；但是從實際情況看，如果拒絕，那么我自從1976年以來与党徒之間所建立的信譽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我盡管不去，他們的謀殺照樣進行。我不知道謀殺的對象是誰，估計可能是反對派中的某個老練党徒，說不定是4個副官中的某一個。但究竟是哪一個，我摸不清，聯邦調查局也提供不了情況。我不知道謀殺在什么地點，在什么時間。他們有可能直接下手，也可能先溜達一下，觀察形勢，等待時机。如果我和他們一道，至少我可以提前知道謀殺的對象是誰，這樣好向我們的人通風報信，他們可以在大街上先把那人給逮起來。
　　我給在坦帕的案件特工吉姆·基尼打了電話。他認為：我們唯一可以干的是，從我到達邁阿密的時候起就派一個監視組對我監視。我和勒菲蒂及其一伙混在一起，如果在了解謀殺的對象是誰以后，時間允許或許可以打個電話。要么，如果不能立即知道謀殺對象，監視組可以尾隨我們，直到最后可能的机會，等我發個信號或什么的，他們就可以以違反交通規則或別的隨便什么理由來阻止我們。他們可以說，他們認識我們這些党徒，問我們這些人在一起行動，要干什么——以這樣的方式干扰党徒的活動很正常，隨時都這么做。這樣，党徒們就不會怀疑有人告密，而又可能干扰他們，使他們取消謀殺。
　　基尼要盡快建立一支監視組。我要盡快乘飛机赶到邁阿密。這個局面很難預料會有什么結果。監視組可能盯住我們，也可能跟蹤不到。跟隨勒菲蒂的人個個都帶有槍，執行開槍的任務有可能落到我的頭上。如果監視組沒有跟蹤到我們，我們去干謀殺，開槍的任務由我來執行——我可怎么辦呢？我從來沒有面臨過這种形勢。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經想過，一旦面臨這种可能出現的形勢，我就自己做出一個決定：不論紀律怎么要求，如果對象是歹徒，在他和我之間，只能是他死。
　　我給羅西打了電話，把情況向他做了說明：我要乘飛机到邁阿密，他要把大車開到邁阿密，把汽車留給我用。然后，他再乘飛机返回到坦帕。
　　現在我不得不把情況告訴家里：我不能參加女儿的堅信禮活動。家里將有一屋子的親戚和朋友，親戚們來自各地。就是我妻子也不知道，我現在卷進布拿諾家族的風波已有多深。
　　我先要向妻子說明情況：我接到了電話，要我立即赶到邁阿密。我沒有對她說明詳細情況，因為我不想給她增加顧慮，她本來就已經夠擔心的了。但是，她听到了我和特工基尼的談話，因此知道歹徒要我去殺什么人。
　　我對她說：我涉及到的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因為有人的生命處在危險之中。我們只要有可能就要阻止謀殺發生。這次行動中，有許多人在對我抱著希望——這是老生常談。除此以外，我能勸她的就是要她別擔心。在這樣的時刻、談這樣的事．我一向連話都說不好。
　　她既憤怒又害怕，對我大聲吵嚷、哭哭啼啼。她恨聯邦調查局，怎么能把我放在那樣的位置上？誰去那儿保護我？為什么要我去干而不是別人？為什么不叫沒有老婆孩子的人去干？她渾身在哆嗦。
　　自從車禍以來，這是她情緒最低落的時候。
　　我最小的女儿這年14歲。我和她坐在一起，對她說：我不能參加她的堅信禮慶祝活動，因為我工作中有事要干，我有責任去工作，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她哭著說：“爸爸，我希望你別走，因為對我來說這是有特別意義的日子。”
　　當時她說，在這個特別的日子里，我要是走，她會發狂的；不過至少還有爺爺在她身邊保護她。
　　我要立刻赶到机場，我實在別無選擇。
　　我到了邁阿密，駕著羅西送過來的汽車，開往福特·勞得戴爾机場，按規定，再過5分鐘勒菲蒂乘坐的飛机就要到達。飛机到了，人們一個個地出了机場。我沒有見到勒菲蒂，什么人也沒見到。
　　我給在布魯克林的孫尼打了電話。“怎么回事，孫尼？他們一個也沒有來呀。”
　　“我們取消了。”
　　“你說的取消是什么意思？”
　　“你給另一個伙計打電話，他會向你解釋的。”
　　“他在哪儿？”
　　“他在家，多尼。”
　　我駕車回到了荷里得的寓所里，肚里的火气三天兩夜也沒法消除。我女儿在舉行堅信禮，我都沒有參加，而謀殺一事卻完全是無稽之談。
　　我給勒菲蒂打了電話，他對我說：他去了机場，又應要求回到了孫尼那里。孫尼說取消了。他說：“因為太晚了，沒來得及告訴你，因為你已經開車出了坦帕。”
　　本來的謀殺對象是腓利·魯克。他們取消了計划，因為腓利是一個人來的。他們想把3個副官集中在一起干。如果一次干一個這個做法不明智。
　　“對不起，朋友，”勒菲蒂說。
　　“這沒什么。怎么搞的，你也沒能和我通一下气，竟然發生這种事。”
　　“我知道，就這樣吧。”
　　“順便問一下，如果有這事，會成功吧，對不對？”
　　“這事儿我不能說。”
　　“我只是說——”
　　“不，這事儿我不能說。如果他們要我干，你知道……。”
　　“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干什么可不要說：‘你不一定非干不可’這樣的話。我們要有什么事要干，我就干。不要有這种感覺：我會不干什么事。”
　　“不過，你有選擇的余地。”
　　“有什么選擇？我們在一起干嘛。我可不想有什么選擇的余地。”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是個胖乎乎的老練党徒，身高大約5英尺9，体重250磅，一臉的肌肉。他曾經營過海味食品飯店。他是個單身漢，在曼哈頓東五十三大街411號有個寓所。其他的党徒常常帶著女朋友到他寓所里逗留一兩個小時。他是孫尼的朋友。孫尼說：當你處在，比如說，打仗的時候，你在街道上有事情要干，那么你和拉比托這樣的伙計有接触，和他在一起，總是有好處。
　　流產的謀殺兩天過去以后，這天是4月13日，勒菲蒂給我打來了電話。
　　“多尼，注意听我說，好好听。我要和人出門，連電話也不能打。如果一切進展很順利的話，你在紐約就是響當當的了。懂嗎？”
　　“是，我懂。”
　　“你不懂什么意思。”
　　“我剛剛說懂，你就——”
　　“這次出門可能要兩個星期，也可能很短。這是我出門前最后一次對你說話了，馬上我就要上車。不要給另一個人打電話。”
　　“好的，不給任何人打電話。”
　　他只要我給一個人打電話，那就是露易斯。他要我一天給她打兩次，以免她有什么問題。一次打電話在下午6點，即她下班回家的時候；另一次在晚上11點，她睡覺的時候。還要我給她1，000美元，作為她生活費用。
　　“你務必要幫我的忙，盡量別走遠，這樣一旦真有什么事，我們可以知道在哪儿和你聯系。換句話說，比如我有事要用一下俱樂部。明白嗎？”
　　“明白。”
　　“因為我要出街道搞工作。”
　　我提醒了在紐約的案件特工杰里·羅爾。一個監視組看到了勒菲蒂和露易斯离開了寓所，上了車，開往拉比托的住所大樓。勒菲蒂提著棕色紙袋下了車，進了拉比托寓所。露易斯開車走了。
　　一直等了5天，勒菲蒂才有電話來。我終于了解到：他們的會談讓我過了關。
　　“我剛剛從布魯克林回來，”勒菲蒂說，“一切都很好，我們沒事，我們胜利了。”
　　“好呀，太好了。”
　　“可是，這些狗娘養的，一個個都在飲酒作樂。他們以為我的力量削弱了，你知道嗎？我什么時候有損失？這幫混蛋弄得我精疲力竭。因此，個個都在慶功。”
　　“他們是瘋了還是怎么的？”
　　“連邁克·沙貝拉也是。他不知道我了解情況。他還在說：‘真可惜。不過我接受了他妻子的珠寶。’”
　　勒菲蒂把他妻子的珠寶作為抵押貸款。
　　“他會大吃一惊吧，唔？”我問。
　　“真想不到，這些混帳。等我明天和布拉克斯坦再談。他知道他們以為我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他不知道這事儿已經到了何种程度。”
　　布拉克斯坦就是孫尼·布拉克。
　　勒菲蒂說：“他們不知道，再過一兩個月，他們自己會大大吃惊的。我把消息告訴你，朋友。誰也不會再找你麻煩。等那人一出來，你就會是好樣的。”
　　“啊，是嗎？”
　　“我始終和你在一起。說來實在令人惊訝，他也站在你這一邊。”
　　“是布拉克斯坦？”
　　“是他。”
　　“真好。”
　　“由于我這一個星期做了努力，到今天晚上，你的情況大大地好多了。”
　　“比剛剛過去的這個星期好多了，是嗎？”
　　“局勢的變化是沒有完了的時候，我不能說得太詳細。現在你到處轉轉，你想打誰的嘴巴，你就打好了。打誰都行，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
　　“打誰都行？”
　　“對，打誰都行。我到了你那里，你打了誰就把他指給我看。多尼，你現在可真讓人刮目相看啊。布拉克斯坦那股高興勁儿就別提了。”
　　他要我在邁阿密那里接他。在那里他可以把會談的結果情況向我作更多的介紹。
　　“幫我一個忙，”他說，“叫托尼給我帶一條領帶，一件襯衫。不能穿得像賓夕法尼亞州的鄉巴佬，我要穿得筆挺筆挺的。”
　　他讓露易斯接過電話。
　　“你好，多尼，明天打算干什么？”
　　“像往常一樣過星期天。”
　　“有沒有什么特別的安排？晚餐吃點什么？”
　　“還不知道呢。”
　　“明天是复活節呀。”
　　“我知道。可是，我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朋友再在一起過复活節呀，你知道嗎？”
　　“啊，我們來安排。”
　　我對最近一些電話的內容開始作一番思考。如果勒菲蒂或孫尼再把事情湊到了一起會出現什么情況？在P．J．克拉克飯店那一回，我和拉里·基頓在一起的時候，拉里被人識別出來，暴露了特工的身份，這事有人告訴了勒菲蒂；什么時候他們會得到芝加哥党徒的消息，說托尼·坎特是個特工呢？回頭再想一下，在布魯克林的吉里店舖里，我曾經逮捕的那個家伙會怎么樣呢？他會不會在大街上碰到我把我認出來呢？還有代號ABSCAM行動中的那艘船，目前又有羅基這件事。
　　在党徒里，正是親密的朋友會殺掉你。我成天和勒菲蒂待在旅館里，一天24小時不离，稍有一點疏忽就會被覺察。我好比在槍林彈雨之中，時刻要巧妙地躲開。
　　我和羅西在邁阿密机場接到了勒菲蒂。在談判中，墨拉及其一伙失利，我很順利。
　　“事情了結了，”勒菲蒂說，“不再談了。他們失敗，到處都是失敗。紐約、邁阿密、芝加哥——到處都失敗。注意羅，我花了5天時間，干了我該干的事，就是為了這個。”
　　“太好了。孫尼現在高興嗎？”
　　“別提，高興得像魯娜公園大放光彩。是啊，整個事情就是這樣，大家都很滿意，我很高興。”
　　“對了，勒菲蒂，我們忙這么多日子，不就是為了有這么一天嗎，對不對？”
　　“我們受些損害，就某种意義上說，我們的錢不多。但是，我們今天有了權力。我宁可要權而不要錢。這些家伙都弄到了錢，可是他們不知道要錢干什么。他們到哪儿？誰也不受他們管。他們還有他們的副官。可是副官們又找誰啦？”
　　“那幫人仍然歸勒斯蒂管嗎？”
　　“誰都歸勒斯蒂管。全國都是這個章程，到處一樣。老板只能有一個。”
　　“是這樣嗎？”
　　“誰也代替不了他。”
　　我們到了悌維爾旅店的鋼琴酒吧。勒菲蒂對我們說：他、孫尼、喬伊·馬西諾以及尼基·桑多拉在紐約“為委員會”干了一件大事。他說：他們把各方“擰在了一起”；作為回報，委員會對他們明确表示，勒斯蒂將繼續當家族老板。
　　勒菲蒂在那5天中，他究竟“為街道工作”、或是為委員會或者是為類似這樣的工作干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聯邦調查局派了監視組對他監視了兩三天，沒有發現任何情況，因此他們取消了監視——他們的人力有限，并不能對每個人進行長期地監視。我估計這可能与謀殺有關，因為他們所干的事處處都是典型的謀殺做法：街道上行動的詭秘，所有重大問題在會談中提了出來，然后全都報到了頭頭那里，并且在事實上得到了解決。最后，整個決定都得到了代表各家族的委員會的認可。我認為，勒菲蒂進拉比托寓所夾帶的紙袋里面裝著槍支——以這种方式帶槍是很普通的做法。
　　我不好直接問他們。作為一名聯絡党徒，我大概也有足夠的經驗，對某些事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斷，分析出別人對我所說的話，而且正如勒菲蒂喜歡說的那樣“別理它”。
　　盡管事事所指都与謀殺有關，但是我并沒有想到有什么人失蹤，也沒有有關尸体的任何消息。
　　我們坐著听勒菲蒂說話。他談到家族中各派之間的麻煩事儿，大罵墨拉，以及党徒中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和暴力事件。
　　“勒菲蒂，”羅西說，“我知道大家都想賺錢，可是當一名老練党徒究竟有什么實惠？”
　　“你在開玩笑？什么……多尼，難道你什么都沒有同這位伙計聊過嗎？托尼，當了老練党徒，你可以撒謊、可以欺騙、可以偷盜、還可以殺人——這一切統統都是合法行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任何人都不能說三道四。哪個不想成為老練党徒啊？”
　　紐約那伙人中，有几個到這邊來玩一玩。羅西想用投幣式公用電話，沒有零錢。他問一位伙計，是紐約一個退休的偵探，問他有沒有1個美元的零錢。
　　“就用這些，”那位前警察遞給羅西4枚紫銅色金屬圓片，大小和25美分硬幣相同。“這東西很管用。”他說：紐約那里有几個伙計有大量的這种假貨幣，全是10美分一枚，多達550美元。
　　羅西打電話時用了1枚，后來把剩下的3枚交給了聯絡特工。
　　第二天下午，我們坐在悌維爾旅館的游泳池旁。勒菲蒂對我們抱怨不停，說我們工作進展不快。他想在海灘那里搞個娛樂場子，顯示气派。他說：“我們立即就動手，因為我老了，累了。”他對什么都埋怨。“答應要搞個賽馬場，可是自己給自己下不了台，吹了；答應要搞拉斯維加斯之夜，砸了鍋；答應要搞個賓戈賭場，見了鬼。”
　　羅西到里面去了以后，勒菲蒂抱怨說：羅西工作不帶勁，我沒有很好地對他督促。他又連續談了一個小時。大約在4點的時候，他說：“我要上去休息一會儿，這樣晚上出門時還有精神。”
　　几分鐘以后，羅西回來了。“你想不到我干了些什么。我打開了空調，把開關切斷了。”
　　“簡直是胡鬧，”我說，“等會儿他會一路跑一路大吵大叫到這儿來。我又不到他那上面去，因為他又要羅哩囉嗦一大堆。”
　　勒菲蒂不喜歡開空調。夏天里，無論是在紐約，或是坦帕，無論在汽車里還是在旅館里，他都不許我開空調。他經受不了空調吹進的冷風。在最炎熱的日子里，我們開車到處跑，只是開車窗。我們經常爭執。我要把空調開著，他就要關。我身上大汗淋漓，他根本就沒有汗。我說：“待在車里，你怎么就不出汗呢？”他就回答說：“啊，只把車窗開著，用不著開空調。”
　　住旅館時，我們總是住在同一套房子，他總要得感冒。有時候，即使是在夏天，他也要把房間的暖气打開。他總是說：“這儿太潮濕。”我說：“勒菲蒂，你媽的真怪，這簡直是要人命。我要調個房間。”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著英國奧佛香煙。如果他高興，你可以把房間的窗戶打開。
　　這一次，我們住在頂層公寓的一套房間里，3個人住在一起。后來，我和羅西進了房間。
　　“多尼，你真混蛋！這是你干的好事！”房間里很涼爽很舒服，可他跺著腳在罵。
　　“你說什么啦？”
　　“你把這鬼空調打開了，而且又關不住！”
　　“勒菲蒂，下午出去以后我根本就沒有進房啊。”
　　“你他媽的偷偷溜進來，干這樁好事，就要弄得我不快活。快叫修理人員來把它關掉！”
　　“你干嗎不關？”
　　“開關不知弄哪儿去了！”
　　羅西笑得不亦樂乎。勒菲蒂對我而不是對他大聲斥責，他顯然看不下去了。
　　勒菲蒂還在數落：“我簡直一刻也不能睡，兩個小時冷得我上牙咬下牙！”
　　“你自己怎么不叫人來修？”
　　“因為這是你干的事！”
　　“好，我去叫。”
　　“今晚你別跟我一起吃飯。”
　　“不去了，我自個儿吃。”
　　這時候，羅西爬在地下，從沙發椅子下面把開關拿了出來，說：“在這儿。”他把開關放還原位，關了空調。
　　房間里煙味太濃，勒菲蒂的盛气太濃，我無法忍受。我出了房間，羅西跟著我也出了門。我們站在大廳里。我說：“托尼，我回去，把那個混蛋一刀捅死。”
　　“嘿，多——”
　　“我實在對他忍不下去了。我要把他捅死，然后我們到游泳池那儿去，讓別人發現那儿躺著個尸体。他們發現的是個党徒的尸体，誰管啦？”
　　“咦，多尼，不能性急。”
　　我有許多事心煩，平時每天還受這种窩囊气。羅西以為我真會那么干。我和勒菲蒂就這么在一起混日子。
　　5月5日這天早上，我和勒菲蒂通了電話，這是例行公事的電話。從他說話的口气說明沒有什么异常情況。完全屬于正常的閒聊。說完就再見。
　　到了晚上，我按慣例打了電話。露易斯說：勒菲蒂不在，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了電話。露易斯說勒菲蒂還沒有回家。她仍然一無所知。
　　我給在紐約的案件特工杰里·羅爾打了電話，對他說：勒菲蒂不知去向。他說：他們接到兩個知情人的報告說：3個布拿諾副官頭天晚上被打死。3個人是：腓利·魯克、孫尼·雷德和比格·特林。
　　這3個人顯然是應召到布魯克林參加“和平會談”，以彌補分歧，地點在一家有飲食服務的商業單位。我們的情報表明：3個人正是在這儿被害。目前尚未發現尸体。
　　反對勒斯蒂·拉斯苔尼和孫尼·布拉克的核心人物突然一下子被干掉了。另一個主要反對派凱撒·幫万特由于受到武裝指控而被關押在紐約納塞縣的監獄里。不過，有消息說：他已決定怎么也要投向孫尼那一邊，而且還連同拉鏈分子一道投過去。
　　3天以后的一個下午，勒菲蒂給我打來了電話。“我剛剛到這里來了。”
　　“同露易斯談過嗎？”
　　“今天早上給她打了電話，談了兩分鐘就行了。你知道我為什么來，因為她昨晚把我的衣服全都送了過來，滿滿一箱子。她把短褲給漏掉了。一開始她還哭。我說：‘哭什么，我已有了衣服。’”
　　“我給了她1，000塊錢，你看，因為我不知道究竟要待到什么時候。”
　　他躲在拉比托的寓所里。他說：“在這儿還要待些時候，不過我先給你透點風聲。”
　　“我在听，你說吧。”
　　“万事如意啊，我們胜利了。有几個小混蛋跑了，不過他們還回來。他們回來，我們給他們圣所。”
　　“是嗎？”
　　“我們要你干的是：我們還打算再干一次。我和那個家伙日夜在一起，稍微耐心一點。”
　　“是啊，我估計有什么事要干，所以我不停地給露易斯打電話。你不知道要外出多久？”
　　“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特別困。今天晚上余下的時間我要在家里待著。”
　　“那么，你就待在家里？”
　　“啊，一直待到有電話來叫我。你知道我說的話是關于哪一方面情況嗎？”
　　“知道。”
　　“大家都非常高興。他們那兩個家伙外出到海濱去了——別提他們的名字。”
　　“好的。”那是指喬·普瑪和史蒂夫·瑪魯卡。
　　“他們現在是我們的人了。多尼，現在你不要和我說話，想一想發生了什么事。”
　　“是，好的，”我想象到謀殺。
　　“你明白嗎？”
　　“我明白你所講的意思。”
　　“現在他們歸我們了。那邊天气怎么樣？”
　　“天气很好。什么都清清爽爽的，你可以過來。”
　　“啊，我還要看看有什么情況。目前還不能去。我還得待在這儿。有什么事嗎？”
　　“你知道，我正在注意某些事，說不定值得干一下，可能弄到10，000塊什么的。”
　　“哈哈，那太好了，朋友。我們可以用一用。我正要付清那些亂七八糟的費用。”
　　“所以我估計一下，要送去1，000塊。”
　　“她很感謝。”
　　“我看，你可能還要出去再待五六天。”
　　“那倒可能更長一些日子。因為明天是母親節，大家都想回家，個個都閒著。明天早上我要去見他。”
　　“你還得有一次行動。”
　　“對。好了，再見。”
　　3名副官被謀殺以后過了6天，“菲力普·腓利·魯克·加科”的妻子向紐約的蘇福克縣警察局作了報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蹤的情況。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電話對我說，孫尼要立刻見我。我對他說，我還有一兩天時間清理一些業務，然后才能去見他。勒菲蒂說：“這事儿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盡快告訴我。”
　　我在佛羅里達并沒有什么業務要清理。但是，盡管像現在這樣的情況，我也不想給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覺。孫尼要召見我，有一兩個原因。要么我去了被他們干掉，要么是同我談謀殺的事，或許還有“另外一次行動”，仍然等著有人去負責執行。
　　無論是哪一种使命，對我來說作一次安排都是至關緊要的，時間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飛机到了拉瓜迪亞机場。一下飛机，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著他到了男衛生間，他悄悄送給了我一個裝著發射机的袋子。我塞進了運動上衣的口袋里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輛車，開到布魯克林的格拉漢姆大道与威瑟斯街道那里。車子就停在影院俱樂部對面威瑟斯街道上，到達的時間大約是3點30分。我沒有把車停在俱樂部前面，因為我想走一段路，觀察一下街區的形勢。
　　近几個星期，我和總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龍塔保持了定期的電話聯系。我和朱利斯在紐約曾一起搞過街道工作。搞隱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內部要有個完全可以信賴的朋友，他能對你以及你所處的形勢有所理解。你不僅把他作為知己，和他談心，而且他還有辦法在政府官員中為你周旋。對我來說，朱利斯正是這樣的朋友。他能處理內部的一些政策，讓我得以授權并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總是給朱利斯打電話，而且在碰到某种刻板的態度時，我總要說：“真令人難以相信。”
　　在聯邦調查局方面，他們在明白情況以后，經常能和我們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斷地注意我的情況。“你累了嗎？常回家嗎？你以為很快就能撤回來嗎？”
　　現在，對于謀殺方面的事，總部感到很緊張。他們得知我要和孫尼相見，有一兩個人以為這是孫尼在對我設圈套，可能要加害于我。我說：“我是孫尼的人，他們為什么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當中，孫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認為孫尼并不會對我有什么企圖。
　　不過，大家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緊張情緒。孫尼現在是反對派報复的對象。我緊跟著孫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個被報复的對象。
　　他們不僅要派一個監視組跟蹤我，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們還想把特种武器襲擊隊的隊員隱藏在屋頂上。我說：“你們這是瘋了嗎？在那個里弄里，孫尼住的里弄，你們能把持槍的隊員送到屋頂上嗎？我覺得，把隊員們分散到街道上倒還可行。”
　　技術安排的實際協調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羅姆。這個安排包括監視組。我特別提出來，要求帕特·科爾根作為街道行動的督學員，負責監視組的工作。
　　監視組在進出行動中并不僅僅處于被動地位，一旦出現了麻煩，他們就可以主動打入。這些特工大多數不認識我，只是見到過我的照片。他們不了解我的談話方式，也不了解孫尼的談話方式，再加上靜電和干扰使傳話不确切，監視組可能對談話引起誤解，過早地采取行動，對我們進行搜查，從而破坏了整個行動計划。
　　對我來說，設立監視組比根本沒有監視組更具有危險性。如果他們分散在那個里弄的街道上，某個隊員要向某人通風報信，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樂部去告訴孫尼·布拉克，因為他是這個里弄的主要人物。
　　我來到街區，朝影院俱樂部那里走。我知道監視組的人就在附近一帶。我在注意他們，肯定他們已經各就各位。我受過訓練，也有經驗，能夠看清大街上這一類的行動。我仔細觀察，知道他們已經到位。我從來不認識他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他們一個個都是好樣的。
　　孫尼在酒吧間等候。外場上顯得很平靜。布比在玩電子彈球机；查利在酒吧后面；吉米·萊格斯也在那里。還有一個我不曾見過的伙計。他叫雷，我后來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個知情人，和喬伊·馬西諾及孫尼在一起于事。1980年，那次對伊朗國王妹妹的住宅進行的偷盜活動流了產，其實正是威恩開槍打傷了自己的手。當時我們彼此并不了解對方的真實身份。
　　我走進去，同孫尼·布比和吉米分別接吻擁抱——這都是正常的問候。“你怎么樣？”“佛羅里達怎么樣？”一切都很正常。孫尼要我到后室去。我們坐在牌桌旁。
　　他開頭就說：“你知道，我們已經干掉了3個家伙。他們完蛋了。邁阿密那里有可靠的人嗎？”
　　“有。怎么？”
　　“因為有個家伙跑了。是布魯諾。你知道安托尼·布魯諾那家伙嗎？”
　　安托尼·布魯諾·英德利卡托是孫尼·雷德的儿子。“我可能見過他，記不得了。”
　　“我以為他到了邁阿密，因為他吸可卡因成癮，每天要花費3，000美元的可卡因。他和那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員有聯系。我要你找到他，一旦找到就把他干掉。要當心一點，他一旦吸了可卡因，很瘋狂。赤手空拳他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一旦有槍，你知道……。”
　　“好的，我明白了。”
　　“他在那儿可能和他叔叔J．B．在一起。如果你碰到他們倆，干脆兩個都干掉，尸体就扔到大街上。要不要我派勒菲蒂和你一道去那里？”
　　“你開什么玩笑？我宁可一個人干，動作還利索些。”
　　“那兩個家伙在海灘那儿，就是普瑪和史蒂夫，你可認識他們倆？”
　　“我認識。”喬·普瑪和史蒂夫·瑪魯卡。“海灘”這個術語，他們用來指邁阿密一帶。
　　“你覺得這兩個人怎么樣？”
　　“喬·普瑪，我見過几次，能說什么啦？他給我的印象并不是個敢說敢干的人。”
　　“他們現在在那一帶，心里很害怕。這對他們太難過了。他們的日子到了。我有許多事要做。”
　　“孫尼，你了解我，我不提什么要求，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帶有兩處倒是他們經常出沒的地方。我要和我熟悉的几個朋友聯系一下。一旦做好了安排，我們就能注意觀察几天，看看有什么動靜。”
　　“好，你覺得什么方法好就怎么干。那末，我去那儿以后，你能在那儿弄到槍嗎？我在那一帶行動不能沒有槍。我要兩支。你能弄到兩支槍嗎？”
　　“能，我們有兩支槍。不過有一件事要求，我要了解一下那家伙的基本情況。”
　　“我知道他，但我不能說得那么詳細。他大概体重140至150磅，比你塊頭小，瘦削的臉，皮膚黝黑，樣子像個意大利人。頭頂光禿，他老是為此而抱怨。二十八九歲，小臉盤，是個最輕量級拳擊運動員。是個危險的小子。他一吸了可卡因，簡直就跟瘋了似的。”
　　“是個高手偷儿，嗯？”
　　“喜歡女人。”
　　“如果我碰到他，對吧？就找机會帶他出去。我不一定要告訴你，征求你意見？”
　　“不要，不要——當然是你行動你的。你帶著他，就把他扔在大街上。”
　　“那好，不用擔心，我會干好的。”
　　“我大概在下個星期或者什么時候到你那儿去，然后還得和老人談一談。那邊你能找到合适地方？”
　　“那邊合适的地方很多。有悌維爾旅館，有女人。那儿有一大批女人。”
　　“那好，去那邊的事就由你辦。”
　　“喬和史蒂夫現在和你在一起，是嗎？”
　　“是這樣，因為干掉的伙計是他們的人（指腓利·魯克）。這完全是在兜圈子。我們要把那一帶封鎖起來，局勢很嚴峻。我有許多事要干。無論出現什么情況，能下手你就下手。這事儿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取決于你。”
　　我們到了屋頂喂鴿子。那儿已有個伙計在為孫尼牽拉電線。“今天把電視机搬上來。”他說。像所有別的老練党徒一樣，他也非法安裝了竊听裝置。他有95只鴿子。他說：“95只當中，大約丟失了4只。今年冬天，我就要弄只取暖器，冬天就不再有鴿子會凍死。”
　　他提到了安眠酮的事。他想要我帶些樣品到佛羅里達，看看有沒有銷路。他這些毒品每顆花費80美分，要求我們每顆賣到1個美元。
　　我們下了樓，那個叫雷的伙計已經走了。當時我們誰都不知道，他是去給帕特·科爾根打電話去了。帕特是他和聯邦調查局的聯絡人員，正巧也在負責跟蹤我的監視小組。他給帕特打電話說：那個叫多尼的家伙剛剛從佛羅里達赶來，顯然是孫尼的好朋友，因為他們在一起又接吻又擁抱，很親熱。那家伙顯然是大販毒分子。
　　我和孫尼過街到了卡布里咖啡館，想喝清咖啡，吃奶油甜餡煎餅卷。我們坐在后面一張桌子旁。
　　孫尼說，他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我正在組建一隊人馬，這些人你可以睡在一起，完全信賴。”
　　我問到了邁克·沙貝拉。
　　孫尼說：“他以為我要削弱他的力量，但是我們在一起誠懇地談了心。他說，他站到了另一方，是因為他們對他進行威脅。我對他說：‘你現在是我的人了。’他很高興，會效忠我們。”
　　孫尼說，謀殺的頭一天，托尼·墨拉還說他要站到反對派那一邊。謀殺的當天，孫尼給墨拉的叔叔阿爾·沃克打了電話，叫他到影院俱樂部來。他們讓他坐下，每邊站了一個伙計，嚇得他一身冷汗，到后來听說了謀殺的消息。孫尼說：“他听到消息時，臉上嚇得慘白，以為我們也要對他下手。但是我只當他面罵托尼，說托尼不是好東西，他最好要認清這一點，要親自管教管教他。多尼，他表示同意了。”
　　我問孫尼：由于喬·普瑪和史蒂夫·瑪魯卡都是老練党徒，而我還不是。我現在讓他們坐下來，對他們談條件，他們對我會有什么感覺呢。
　　“這一點不用擔心。這么長時間你都是作為我的代表，他們會听你的話。我還要你見一見另外一個伙計，我要派他和你一道到那邊去，以防你需要什么幫助。待會儿要不要見一見勒菲蒂？”
　　“要去見。”
　　“告訴勒菲蒂，叫他給薩利·噴特格拉斯打電話，讓他10點鐘到俱樂部來見我。你也來。”
　　“薩利·噴特格拉斯·多塔維爾”是他們一伙人中的入盟成員。他有了“噴特格拉斯”這個稱呼，是因為他辦了兩處汽車車身修配厂１。
　　
　　１　噴特格拉斯：原文是paintglass，意為油漆玻璃。

　　我离開布魯克林，前往曼哈頓。車子開過大橋的時候，我后面有尾巴跟蹤。那輛車子沒有標記，車上一個黑人、一個白人。我感到很奇怪，但是我并不想擺脫他們。這并沒有什么關系。我估計他們是警察。我要到尼克鮑克村庄去。他們并沒有任何行動，我也不再看到他們了。
　　直到兩年以后我在作證的時候，我才知道：那是紐約警察部門的車子，警察在從事有組織的犯罪破案工作，而且自從謀殺事件發生以后，就一直對孫尼的俱樂部進行監視。當時他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因此，他們和聯邦調查局都同時在監視影院俱樂部，但他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在執行任務。
　　勒菲蒂待在家里，感冒病了。我們坐在沙發椅上，我把和孫尼談話的內容告訴了他。
　　他說：“孫尼要你干什么，我已經知道了。他現在已經控制了家族。多尼，他讓你去削弱布魯諾家族的力量，我真感到高興，因為老板們看到你能干一些工作這實在是好事。這是一份好差使。”
　　“是啊，我也很高興，勒菲蒂。”
　　“那家伙可能還在那儿。他沒有露面，是因為可卡因吸得太多，太厲害。”
　　他給薩利·噴特格拉斯打了電話，安排了他和孫尼的會面。我說在回到布魯克林以前，我還打算花一點時間去看看我那邊的女朋友。
　　“好吧，”他說。“我想和你一道到布魯克林那邊去。可是我病成了這個樣子。”
　　我真的回到了新澤西。在經過喬治·華盛頓大橋到80號公路對面的荷里得旅店那里，我碰到了特工吉米·科斯勒、杰里·羅爾和吉姆·基尼。我把這天下午發生的情況全都告訴了他們。從道理上說，談話的內容發射机全都接收到并且錄了音，但是我們對此并不抱多大希望，因此我想盡快把情報轉述過去。我把發射机交給了他們，因為電池怎么說也用完了。
　　我心里很高興。我雖然還不是入盟党徒，但是我卻分配到謀殺一個入盟党徒的任務。我要到邁阿密去告訴另外兩個伙計，因為他們現在已屬于孫尼管束。所有的老練党徒都看得分明，我和孫尼是多么親近。在家族里，除了還在牢房的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外，孫尼正逐漸成為實力派。
　　10點1刻的時候，影院俱樂部里的人濟濟一堂。孫尼把我介紹給薩利。他說：“薩利，多尼和我在一起。你怎么信任我，就可以怎么信任他。”
　　薩利·噴特格拉斯身高大約5英尺9，身体很粗壯，可能比我大5歲左右。他肌肉結實，看樣子脂肪過多，下巴倒很瘦弱。我們同意在3天以后，即5月17日，在哈倫代爾市的小意大利區喬·普瑪飯店里會面。
　　孫尼說：“十多年來，家族都由委員會控制，這是第一次我們自己掌握了家族的大權。多尼，注意那個家伙的行動。我要干掉他，否則他就要干掉我。如果不把那家伙除掉我睡覺都不得安宁，到哪儿去心里都不踏實。他現在是我們唯一的障礙。”
　　第二天，我來到了影院俱樂部。我穿的還是在佛羅里達經常穿的棕色粗花呢甲克。
　　“多尼，那身甲克就別穿了？”
　　“怎么啦？”
　　“看上去像個旅游者，就是在佛羅里達穿那种衣服我也覺得不好。到衣店里買點合身的衣服。”
　　他帶我到了一家衣店，店老板是他的朋友。我買了兩件甲克，還買了几條寬松褲。孫尼說：“現在我覺得舒服些。”
　　布比對尼基·桑多拉說，我要帶一些安眠酮樣品到佛羅里達去。到了俱樂部，尼基說他當天下午要就此事去見一個伙計。我正要出門去乘飛机時，布比說樣品已送到布茨那儿，街對面卡布里汽車服務部。
　　我們到了那里，布比從桌子里拿出一小包棕色紙袋給我。我揣在口袋里，去了机場。
　　在布魯克林——奎英斯公路上，有一輛車停在我的車旁。那是負責監視組的特工帕特·科爾根。他招招手，要我跟在他后面。我們停在靠近机場的路旁，我掏出了紙袋，打開一看，藥片放在紙袋里的一只塑料袋子里。我們數了一下，共有25顆。我們在袋子上草簽了姓名的首字母，注明了日期。科爾根帶走了，交到了上面。
　　我去了拉瓜迪亞机場，飛往坦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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