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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


  我回到了坎特那里。我們把自動售貨机的營業搞得還真像做買賣的樣子。我們訂了几台机器,并且在四五家酒吧和旅館里安置了這种机器。我們的主要時間還是在搞調查研究。
  我們要辦的此案是:使坎特擠進秘密團伙里,好在密爾沃克經營業務;巴里斯特艾里把其他的買賣商人擠出去,他就可以采取威脅手段,對這項業務實行壟斷,從事跨州商務活動。
  我們想從他身上看看能否獲得其他東西。比如,我們獲悉:他擁有大規模的比賽賭注登記業務;在拉斯維加斯的卡西諾賭場,他參与分利;他從事非法的聯盟活動。我們隨時有机會澄清一些謀殺案件,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況。
  勒菲蒂于星期五晚上乘飛机到了這里和巴里斯特艾里會談,以便使我“悄悄擠進去”。我們3人乘車前往弗蘭克那繁忙的大旅店的雅室。
  勒菲蒂事先對我作了指示;讓巴里斯特艾里先開口。這次會見是交誼性的,不要討論業務。弗蘭克和我們在一起搞買賣,他并不希望別人知道內情。你只回答他的問題,對任何事都不要打听。
  勒菲蒂說:“多尼,你就幫我一個忙吧。我真的喜歡你。我宁可待5年的牢房也不能失去你的友誼。在這儿干事處處都要無誤,因為你能打出自己的牌。請相信我。”
  我和托尼來到了酒吧間,等候召見。勒菲蒂立即就被帶到巴里斯特艾里的桌旁,那儿靠著前面的大窗戶。大家忙不迭地向他表示問候,互相接吻擁抱。
  一個小時以后,旅店老板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陪同我們來到了桌旁。他60歲剛出頭,生得矮敦敦的,一張皮肉松弛下垂的臉,黑頭發,向后梳得很整齊。他身著深藍色服裝,整洁干淨,像是影片里的老資格的黑手党党徒。
  托尼已經和他一起見面談過話,就介紹了我:“弗蘭克,這是多尼,他是我的人,也是和邁克打交道的。”弗蘭克介紹了圍坐在桌旁的人。在場的五六個人中,有他的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此人身材矮小,一臉凶相,只在兩耳旁長著頭發,頭頂光禿。
  弗蘭克要了70美元的酒,和勒菲蒂交談,談到紐約的布拿諾家族他所認識的各方面的人,比如像我們的老板卡明·甘蘭特,他稱呼卡明的綽號“气墊”。他受過一些教育,還不是那种“話語不連”的粗俗之輩。
  他在佛羅里達的福特·勞得戴爾的酒店里有銷售業務。在談到那里出現的事故時,他聲色俱厲,拳頭把桌子敲得咚咚響。他說,他上一周待在那里收錢,經營酒店的伙計拿出45,000美元的現金放在桌上。弗蘭克說,他呼啦啦把錢從桌子上扔下,對那伙計說:“去你媽的45,000美元,我至少要有25万。”他說他在佛羅里達那里需要有個像勒菲蒂這樣的人,好管理那里的銷售業務,使情況好轉起來。
  我心里在想:這個家伙能把你哄睡覺,可是你決不能輕易惹他。
  弗蘭克干干脆脆,邀請我們去他家吃飯,時間在第二天晚上,星期六。
  我們离開旅店的時候,勒菲蒂欣喜若狂。他說:“多尼,你可還記得,以往我們到沙貝拉旅店,‘气墊’在里面的時候,我們只好站在外面?我們連進都進不去。他出來時,對你連招呼一聲都沒有。托尼,在紐約你根本不能与老板坐在同一張桌子上。而這儿,我們不僅能和一個大老板同坐一張桌子,而且明天晚上還能去他家赴宴。多尼,你說說,在紐約會有這樣的事嗎?根本不可能。”
  “他真不錯,托尼,”我說。
  “不過要注意。弗蘭克喜怒無常,是個有善有惡的雙重性格的人。發起怒來就像個野蠻的動物。他什么事都不會忘記的。他對羅克福德市的菲爾那家伙很反感,因為那家伙多年前曾騙了他一回。所以我建議從羅克福德經過芝加哥,因為芝加哥希望做一做羅克福德和密爾沃克之間的工作。”
  “勒菲蒂,羅克福德那里的伙計控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我問。
  “僅僅是羅克福德,別的沒有。這儿由這個家伙控制,他比誰都更有權。”
  “即使羅克福德那邊的人大一些也是這樣?”
  “你說大一些是什么意思?指年紀大?這里沒有什么年齡的界限。邁克說,這個家伙在中西部一帶權力最大。光是待在密爾沃克這里他撈不到他所要得到的一切。他占有堪薩斯。克利夫蘭市和底特律市屬于弗蘭克。我是才知道這個情況的。他天天坐飛机飛來飛去。每個星期在這儿待一兩天。這家伙每個星期都用高級轎車送他母親去教堂。多尼,1978年出產的高級車,停下來多气派。在這個城里,你要是不通過他,什么事你也干不成。所有的聯絡渠道都由他控制住。”
  “勒菲蒂,他去不去紐約辦些什么事?”
  “一年去一兩回,就那么多。他看什么人啦,他大都到西海岸一帶,到那里辦他的事,比如像在拉斯維加斯那里。”
  “弗蘭克在紐約那里有權嗎?”
  “他的權力遍及全世界,主要的權力還是在這儿一帶。你笑話我嗎?他們還有個委員會,能解決所有問題,他也在委員會里面。在上一次較量中,他和芝加哥老板把喬·布拿諾踢了出去。他認識所有家族的老板。他到紐約去的時候,就到甘比諾那個老家伙家里。老板的關系都平等。”
  “他和‘气墊’的關系怎么樣?”
  勒菲蒂說:“他們倆互相敬重。我有時候也怕他。托尼,就讓他講,你就附和附和。”
  “我可說錯了什么話嗎?”托尼問。
  “剛才在桌旁,你還問一個家伙:‘你從哪儿來?’這一問把我嚇了一跳。他們不喜歡听這樣的詢問。從來不准問誰從什么地方來。因為,他干嗎問這樣的問題?你是警察?當時你他媽的把我真給嚇個半死。幸好弗蘭克沒有在意,否則他會回頭問你:‘你他媽的是什么人?竟然問我的朋友從什么地方來?’上帝不允許你在講話中多嘴。”
  “我知道了,”托尼說。“我懂,我在學。”
  “托尼,我還有話對你講。到明年夏天,在搞地下交易方面你就是大紅人了,連我你也不用求了。不過現在暫且不談它。托尼,我們要向弗蘭克強調:我們要有娛樂場所推銷机器,要從事日常營業,要接管公司,要把別人逐步擠出去。在這方面你可不能松勁。那里的家伙可有兩下子,不像安托尼·墨拉那樣的狗雜种。他在這儿有個頂刮刮的王國,弗蘭克就是大王啊。到目前為止,這里的人還挺客气。你知道那個史蒂夫·迪沙弗吧?就是在桌旁你見到的弗蘭克的那個伙計?我對他很有印象。他殺的人和我殺的一樣多啊。”
  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獨自開著黑色卡迪拉克牌轎車來接我們去他家赴宴。勒菲蒂向我使了個眼色——他不敢相信:一個老板會一個人到什么地方,更不用說親自駕車了。
  途中,弗蘭克對我們說:“我有一班人馬,個個都是好樣的,就是年紀大了點儿,干起活儿不那么靈光了。我可以用一些值得信賴的年輕人,來管理我一些俱樂部以及其他行業。年輕人對當今世上的營業行情能相适應。”
  勒菲蒂立即響應,說:“你要是干什么,多尼和托尼可以听命。你可以信任他們,他們人緣好。弗蘭克,只要你需要,他們隨時為你效勞。”
  車子開了十分鐘就到了他家,這是臨湖的殖民地式的房子。頭天晚上下班的人都聚集在弗蘭克的弟弟彼特那里。彼特比當老板的哥哥高一些,不像他那么凶狠。他說:“我要是他,我就不喝中國那种茶,太熱了,我受不了。”
  我們被介紹見了弗蘭克的妻子。她和另外一個女人忙著燒飯燒菜,忙著招待。
  弗蘭克坐在桌子的首席,勒菲蒂坐在他的右邊。兩個女人只管招待,沒有和我們同桌而坐。一共有5道菜,主食是小牛肉,很丰盛。餐桌上一瓶又一瓶的法國葡萄酒不停地送來,接著就喝路易十三白蘭地。
  弗蘭克談起了往事。有一段時期,他在密爾沃克商業區擁有7爿俱樂部,開展拳擊比賽,其中許多比賽都是設計好的圈套。他說,當今他外出旅行,乘的是私人噴气飛机,在大型机場都無進進出出方面的麻煩。他說,他旅行總是用化名——都用倫尼·弗蘭克。
  宴會的气氛熱烈,大家都很輕松。不過,我和坎特還得保持注意力,不能隨便,說話和行動都還得注意分寸,以兔惹怒了他,這畢竟是家族老板的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晚上有個盛大的“活躍气氛”宴會,作為意大利高爾夫球隊義賽的開始項目。弗蘭克說,他已經有好几年沒有參加這樣的宴會,因為他和委員會的頭頭路易·法佐為敵。“不過,他已經死了,”他說,“0.38的子彈,中了5槍啊。”他哈哈大笑,可這并不是開玩笑的事,0.38口徑的子彈啊。因此,他打算出席宴會,讓人們感到意外,“有點樂趣”。他邀請我們作為客人与他一起去。
  他弟弟彼特說:“我和那里一些人也有仇,給他們來一點威脅也無妨。”勒菲蒂說:“小威脅根本傷不了人。”
  我們一行來到馬克·普拉扎飯店的大舞廳,參加“活躍气氛”宴會。我們到得很晚。
  我們到了大門口,晚會委員會主席、飯店主人赶忙跑了出來,連連向弗蘭克表示歉意:他們事先不知道他要來,連桌子也沒有給他擺好。
  所有的桌子都坐滿了人,大家都在吃開胃的水果色拉。侍者忙忙碌碌在招待客人。大家都已經看著我們,輕聲議論。他們顯然知道,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是什么人。舞台的正中有一張桌子,本來是為了晚會的活動而設的。主人請附近的人們离開,讓給我們用。沒有一個人有怨言。這樣就為我們重新設置了一張桌子。接著,他們領我們進去,把我們安排好了座位,侍者都圍著我們轉。我們的餐桌上專門有兩三個侍者服務。
  就餐以后,人們忙不迭地到我們這邊來表示敬意。“弗蘭克,你好有精神……,”“弗蘭克,你光臨這儿真使我們感到高興……。”我從來沒有目睹過這樣的場面,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弗蘭克大擺其威風。“這位是勒菲蒂,這位是多尼,他們從紐約來,都是我的好朋友;這位是托尼,來自巴爾的摩,也是我的好朋友……。”本來他要向我們介紹一下那些人,可他對他們不屑一顧,接著和我們聊天,讓那些人站在那里,弄得他們一個個都不自在。
  有兩個人作了介紹。一個是卡門·巴西里奧,是個拳擊手,也是請來的客人之一;另一個是約尼·德斯蒙德,他在晚會上表演歌唱。
  晚會的活動結束以后,弗蘭克說:“我們走,到告密的那儿去吧。”
  那是個稱作“象征義演”的小地方,是商業區里運動員俱樂部里的餐店休息廳。主持人是個弗蘭克所厭惡的人,“因為他是一個告密者”。
  休息廳里濟濟一堂,大都是從晚會場那邊過來的人。我們待在酒吧里,許多人過來向弗蘭克致意。
  弗蘭克和史蒂夫·迪沙弗開始向我們講告密的事。
  “媽的,當叛徒告密的數也數不清,”史蒂夫說。“殺也殺不完。在密爾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羅1的大軍才能消滅告密的家伙。在這一帶,你怎么知道誰是告密的啦,他們在車子里都安裝著遙控啟動器。”
  
  1 卡斯特羅(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領導者,古巴共產党總書記,1959年就任古巴總理。

  坎特最近在車里也安裝了遙控啟動器。
  弗蘭克說,他就想不通:人們怎么能自己反對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證的那一天。”
  史蒂夫對我說:“我一直在設法幫著弗蘭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個登記業務,而要對城里的那些搞登記賭博業務的人收費,每周收他個1,000美元。因為告密者那么多,他娘的真頭疼。讓他們經營他們的業務,收他們的錢,讓自己的人离開那里,要想找個好伙計管理賭博業務太難了。”
  弗蘭克說,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賭博登記業務的伙計不負責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監視他們,我不想那么干。我要找個能夠信得過的伙計。”
  “多尼可以干,”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干過的賭博登記業務中,和他共過事。他能處理業務問題,他知道怎么樣把事情干好。”
  弗蘭克看了看我。“有興趣嗎?”
  “當然有。”
  弗蘭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們談談這個事。”他們到了一張小桌子旁。
  我還不是一個入盟党徒,作為聯絡党徒,我可以從一個家族轉借到另一個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處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這樁買賣有多大。
  我不僅可以為密爾沃克的党徒老板處理賭博登記業務,而且我還有机會打入拉斯維加斯賭場瞞報私利。在党徒控制的卡西諾賭場,瞞報的錢從党徒分紅的總數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里有責任收回那些瞞報的錢,分給這一帶与此活動有關的其他家族的党徒。
  我為能打開這個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識到我干不了這樁事。弗蘭克賭博登記業務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賽季節要持續大約20個星期。在這段時間里,登記業務每周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時候,足球比賽的季節即將來臨。
  這樣一來,足足要有5個月時間我不能回家。
  我沒有立即拒絕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許我能從他們那里逐漸了解一些更多的情況。
  勒菲蒂和弗蘭克談了几分鐘以后就走了過來。弗蘭克說:“好啊,下個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個工作營業情況,他要給你作個全面介紹。”
  我們在凌晨2點离開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蘭克交談的情況作了一番解釋:“弗蘭克對我說,‘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這份工作,你就要對他負責。你清楚后果。’我說,我一定會負責。他說:‘我一旦真干起來,他要是胡來,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們要找你算帳,而不是找他。’我就說:‘你不要想得太多,我會負完全責任。’我還對他說,你是我的親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為你擔心。”
  弗蘭克要用我,仍然還要打電話給紐約,征求我的副官邁克·沙貝拉的允許,并且記錄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錯,比如我當了告密者,或者攜款逃匿,這都由勒菲蒂負完全責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說,“不過,握手也不能定論。他仍然要和紐約約定記錄在案。我說:‘那好,你去打電話吧,我要拿我的性命為他擔保。’托尼,我為多尼所承擔的責任……如果他胡來,我就死路一條。紐約市里,他們只是老板与老板通話。這里的這個老板,他打電話給紐約,他同老板談。如果要派我,我還不知道該怎么干。他們只說要進來。我要是因為什么事給殺了,我還不知道腦袋是怎么掉的。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們。你們倆,要想再找到這樣的机會,想也別想。你們有了靠山,這儿的人都怕他。他們那些人一個個都是大笨蛋。”
  勒菲蒂睡覺以后,我立刻抓住坎特,對他說:“托尼,這事儿我根本不能干。”他很理解,說道:“多尼,你該干什么你就干,用不著顧慮什么。”
  我給辦此案的特工邁克·鮑特肯杰克打電話,把情況告訴了他。他和密爾沃克的特工辦事處助理拉爾夫·希爾取得了聯系。希爾想見面就這個問題進行商量。
  這件事要立即處理,我第二天早上就要告訴勒菲蒂,然后巴里斯特艾里就給紐約打電話,否則我的信譽就會受到損害。我不能和迪沙弗見了面、了解內部詳細情況以后又拒絕接受任務,那樣我倒很像是個警察或者是個告密者。
  天亮以前,我和坎特与鮑特肯杰克以及希爾見了面,地點是在城外另一家旅館一間房間里。
  我們隨便聊了一會以后,希爾說:“這事儿我真希望你干。你不干,那損失你是知道的。”
  “現在到了我開始考慮我家庭問題的時候了。”
  希爾問:“你究竟為什么改變了主意?”
  我干這樣的工作既不容易,又無安全保障。我詼諧地說:“多要些錢。”
  他以為他能讓我晉升一級。他給華盛頓的總部打了電話,說明了目前的形勢,問能不能提我一級,提升為督學員,這意味著我的薪水多了2,000美元。
  總部沒有答應。他們不同意提升我為督學員,因為我干的不是督學員的工作,因為督學員要么在華盛頓總部某個辦公室工作,要么帶領一個小分隊在外執勤。希爾請求他們不要在個別技術性問題上墨守成規,但是他們堅持不放。
  這使我脫了鉤,我無論如何也不想接受那份工作。對于我有這樣的机會,每天都可以和党徒混在一起,既然總部斤斤于規章制度,那我不干也不至于有內疚了。
  現在我要提出一個讓勒菲蒂能接受的理由。他也要向巴里斯特艾里提出別的理由。
  巴里斯特艾里也不會感到太大的不快,因為他是頭天晚上剛剛提出的要求,而且還沒有和紐約方面聯系,我也沒有了解什么內情。勒菲蒂只要向他表明這是家族方面的原因就行了。家族問題一向是微妙的問題,誰也不能詢問。
  還有一樁也對我有利,在所有党徒的眼光里,對于這樣一份差使,任何警察都不會拒絕,因此,我在這方面不會引起任何怀疑。我無論說些什么,勒菲蒂一定會气急敗坏,但是我認為有個理由他不能不相信:我不能在密爾沃克困守整整20個星期,特別還包括那惡劣的冬天。他盡管會气得哇哇叫,但他會相信這個事實。他不會向沙貝拉說些什么,因為那將很難堪。我和他共事一年多,從來沒有使他難堪過,我們在密爾沃克仍然還有多种前景,他會理解的。
  勒菲蒂到咖啡館吃早飯,還在嘮嘮叨叨地說我們要撈多少多少錢。
  我對他說,我已經考慮過,我改變了主意,還說明了我不接受的理由。
  他就像個喜劇演員,說:“你他媽的屁出息,一輩子就要待在加利弗尼亞!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媽的女朋友!你擔心,怕搜捕!你把什么都當成儿戲!我們吹掉的是20万啊!”
  在咖啡館里,他就當著那么多人大聲叫嚷。等到气消了以后,他對坎特說:“托尼,你去和弗蘭克聯系一下,今天就去,對他說:賭博登記業務工作,多尼不能接受,因為邁克今天早上剛剛打電話來,他要多尼隨時進出紐約,有別的任務。”
  他不肯看我,接著說:“到加利弗尼亞去吧,別煩我了。我現在一肚子的火,不想跟你說話。跟那些娘的女人到海濱上去吧,等一兩天以后我心里火气消了你再打電話給我。托尼,送我到飛机場。”
  勒菲蒂要坎特為他租一輛車,以貝斯特自動售貨机公司的名義租用,作為業務報銷支出費用。這是一個老練的党徒典型的方式:盡可能擠進一個營業部門,撈一個星期的報酬,榨取任何能撈到的特殊好處。
  坎特對此一直在拖延。我們在反复考慮。我們搞調查研究,勒菲蒂對我們很有用。和他培養感情,讓他心情愉快,我們的工作要省許多事。他帶我們見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帶我們入了伙。如果他沒有到密爾沃克這邊來,坎特說不定已成了刀下鬼。
  我們琢磨著:管他呢,就給他租一輛車,讓他用几個月。坎特租了一輛褐紫紅色雷鳥牌汽車,并且駕車送他到了紐約,把車子交給了他。
  邁克·沙貝拉想同我談話,因為勒菲蒂已經向他說過,我沒有接受賭博登記的營業工作。勒菲蒂說:“千万別說什么讓他不高興的話,他思想包袱已經很重了。他開的那爿旅館花掉了他60万塊錢。昨天,他揍了合作的那個家伙,差點送了他的命。在圣·亞努阿里烏斯節上,那塊場地有新的伙計在管,可是他不准在那里搞輪盤賭場。這一來,邁克的收入就大大地吹掉了。”
  輪盤賭是圣·亞努阿里烏斯節上的主要收入來源。
  我們來到沙沙貝拉那里。邁克對我說:“我們在密爾沃克的一切情況只字別提,因為我們不想讓紐約方面的人都知道這個事。‘气墊’和尼基也同意,我們只想把這事控制在老板与老板之間。弗蘭克壟斷了福特·勞得戴爾酒店,我們還想通過弗蘭克打進那里面。我們不想讓他媽的任何人介入我們的事。”
  他想把這件事只控制在几個人范圍之內,其中包括勒菲蒂、作為副官的他自己、卡明·甘蘭特老板以及尼基·馬倫格羅二老板。
  沒想到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巴里斯特艾里那一伙人開始回避坎特,不給他有日常的營業渠道。對于坎特的電話,他們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解釋。我和坎特去見弗蘭克的儿子、那個律師約翰·巴里斯特艾里,以設法了解問題的症結所在。
  我們在約翰的辦公室里見到了他。坎特作了說明,因為這牽涉到他的營業。他沒有把問題直接提出來,只是說明了情況。他著重提到了:他們的人在圣·亞努阿里烏斯節日里受到了勒菲蒂的款待,受到了紐約那方面人的款待。約翰很有禮貌,說:他父親最近因為一個大型審判團的原因脫不開身。不過,他相信:他父親一旦有空就會過來,他們會來和我們聯系。
  約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沒有提到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那就是:他們為什么取消了和坎特的營業往來。他們并沒有和我們取得聯系。
  勒菲蒂的反應是:“可能是弗蘭克給那個大型審判團弄得不可開交,他那一伙人要拋棄他。然后,他們23個党徒到審判團那里去,采取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的立場;也可能是:弗蘭克目前正在考慮這些問題,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該、万不該放棄和他工作的賭博登記業務。無論怎么說,那畢竟有了個開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維加斯、佛羅里達、堪薩斯一帶去收錢。你把事情弄得這么糟,偏偏不听我的話。我們本來可以順順當當地做買賣嘛。”
  和巴里斯特艾里的關系沒有進展。勒菲蒂給他們打電話,他們也置之不理。到后來,邁克也介入了這事,通過各种渠道詢問原委。就是他打的電話,對方同樣也不給回答。
  兩個星期以后,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里斯特艾里當律師的儿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与坎特的伙伴關系。
  勒菲蒂叫我回到紐約。我們在東七十一街道上的倫尼旅館碰了頭。
  勒菲蒂說:“這事儿与我沒什么關系。他們可能以為坎特是個不好的家伙,他們不敢把錢交給他,因為他是個騙子。他們那里連電話都不肯接,明白嗎?我是通過你把他介紹過去的。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無法同別人解釋清楚。你要把事情對我說個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說些什么。我是10年前認識他的,那時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許他是個玩女人的東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紐約,開的是那輛車,我帶他到了酒店,就見他給3個女人買了飲料。為這件事我還訓了他一頓。現在我听說,他在那邊同弗蘭克的一個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個店里。有沒有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著他。我從來也沒見過他干些什么事。”
  “對于有人侮辱一個老練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這事儿邁克是怎么看法你是知道的。這种事比當叛徒、當告密者還要嚴重。是我和邁克把他介紹給了弗蘭克,現在我們也弄得很難堪。我在那邊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帶進來的,你得設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么辦?”
  “你說過,你在巴爾的摩認識了他。你到巴爾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認識他的人。他可能是個暗探。我們對他根本不了解。如果你發現他并沒有什么問題,我們可能還能挽救那邊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爾的摩。我當然什么事也沒干,只是在那儿混几天,然后又回到紐約。
  我對勒菲蒂說,我在那邊找到几個過去認識坎特的伙計。据他們所知,他們從來沒有發現坎特有什么不是。他不是什么“線”上的人,即不是什么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沒有什么和女人的不正當行為,也沒有侮辱過什么人。
  “那好,”勒菲蒂說。“現在把他叫到這儿來,同他談談。你到密爾沃克去,把他叫來。”
  我去了密爾沃克。我和坎特仔細分析了整個形勢,盡量像老練党徒那樣去思考問題。
  兩個家族通過會談在一起干一樁營業。現在,巴里斯特艾里沒有任何解釋就取消了協議,對于布拿諾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電話一個多月都不回話,這是极大的失禮,表明有重要原因。巴里斯特艾里受到了什么威脅。坎特隨時會遭到不測。
  我們認為,不管是什么原因,伙伴關系已經結束,巴里斯特艾里不會走回頭路。售貨机業務無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還不能馬上就關門大吉。一個像坎特那樣的市民与党徒在一起搞買賣不能一下子就脫手不干。一旦像勒菲蒂那樣的党徒把你拉上了鉤,他非得把你榨干不可。你經營業務,他是你的伙伴,分利對半。或者說,你不管賣什么貨,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像是勒菲蒂的一個當事人對我說,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做,你就要向那個家伙做些疏通工作,給他一大筆錢。你要想脫手一定得付出代价。
  与此同時,勒菲蒂也在為一樁贓貨加緊催錢。那里有一批貝塔馬克斯牌錄像机,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內倒賣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頭沒有錢。邁克同意借給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价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資其余的10,000美元。
  我們需要時間,一方面設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讓坎特避免掏10,000美元腰包。他就假裝心髒病發作。
  他進了圣路克醫院檢查,說胸疼。醫院用各种儀器對他檢查,給以藥物治療。醫院里沒有任何人收到什么情況說明,因為你如果沒有必要,你也就不用向別人提供什么線索。誰是合法、誰不合法,你根本不知道。另外,我們知道勒菲蒂會打電話來檢查的。
  我打電話給勒菲蒂,對他說了心髒病發作的情況。他就向醫院打電話說,他是坎特的表兄弟,想核實一下,坎特是不是生了病。
  經過几天的檢查,坎特出了院。坎特住院時,勒菲蒂像瘋了一樣;坎特出院以后,他也像瘋了一樣,催他拿10,000塊錢。坎特說,他已經破了財,因為看病花掉了6,000塊。
  “他簡直在滿口放屁,”勒菲蒂對我抱怨說,“我們受攻擊,在街上跌了一跤——什么看病費?在醫院就待那么几天,用掉6,000塊?他以為他是在同誰說話,別人是笨蛋?”
  “勒菲蒂,他說他拿不出錢來。現在他有的錢只是他妻子的錢。”
  “什么,突然又是他妻子的錢?他能編出一百二十回故事。他對我說:‘我們出了這個問題,你又不來幫個忙,幫我處理一下与那些伙計的關系。’我說:‘我并沒有叫你跟各种各樣人的老婆去睡覺。’邁克現在是丟了老本。他說,首先,那家伙瞎扯淡,說他心髒病复發;另外,他什么也沒有給你。這家伙他是認輸了,你不妨到那儿去把所有的東西都給它賣掉。”
  “我看,他仍然還想搞營業買賣。”
  “搞買賣?把我排在外?我要打電話,他們會把他的一切都拿走。然后他就投奔警察,他也就到了末日。多尼,我們要在10天以內把貝塔馬克斯錄像机交易結束掉。我們3個人,冬天不能沒有錢花。這家伙的病是在腦袋瓜子里,朋友。”
  為了使坎特擺脫困境,結束售貨机這一行動,我們起初的想法是:他就一走了之。我說,啊呀,我們還不能那么干,因為那樣就真的讓我陷入困境。我把他帶了進來,已經惹了足夠的麻煩。他要走,我們還得設法找個理由。他應當慢慢撤出,不至于給我的信譽造成損害,因為我作為多尼·布拉斯柯仍然要工作下去。因此,在和鮑特肯杰克商量以后,我們的想法是;坎特要干一樁大的搶劫,贓物所得的錢全歸他自己,不分給我和勒菲蒂。我能維護他這么干的理由。
  這將是一种雙重舞台的消匿辦法。我們編造一個謊言,說坎特12月份將有一樁重大的搶劫活動,和他一起干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一些老朋友。搶劫的都是一些藝術品,因為那需要特殊的聯絡,特殊的脫手方式,很難查到他。東西搶到手以后,他要消匿一段時間,等候貨物出手。然后他再露面,就說發了大財,很快又要分利,并且要与我和勒菲蒂分享。到那時候,他要退出舞台就很得体。
  感恩節前的一個星期,坎特打電話告訴勒菲蒂,說他即將要干這樣的大買賣。
  在這關鍵的時期,我和坎特一直待在密爾沃克。第二天,勒菲蒂就給我打了電話。他又有了精神。“下個月他有一樁大買賣,說我們3人都痛快。”
  “你信嗎?”
  “他說,我們3個人整整一年什么都不愁,日子過得像皇親國戚。”
  接下來一連好几個星期,勒菲蒂都在期待著一大筆錢。他把交誼俱樂部改成糖果店,讓他女儿經營。他著手開辦賭博登記經營業務,讓我和另外兩個人一起合伙,每人要湊2,500塊錢。我們在里弄一帶到處觀看,看各种酒吧,有沒有我們可能購買的酒吧間。离糖果店附近有另一家俱樂部,他著手把它改為炸魚、炸土豆小店,由他和我來經營。12月中旬,我們到邁阿密海濱度了几天假,住在雷鳥旅店,常常到一個叫“帽頂”的風景區,在外交家旅店的客廳里,和我們認識的一大批老練党徒在一起歡度時光。
  勒菲蒂使用那輛租車時間已經夠長的了,因此,在圣誕節前,我們的特工把它盜了回去。勒菲蒂把車停在停車場,我們的特工進去,就像我過去那种偷車的方式把車盜走。一名特工把車駕回到密爾沃克隱藏起來,一直藏到行動結束。
  “狗娘養的波多黎各人偷的,”勒菲蒂罵道。“他們一定是看見了,車后座上有許多圣誕禮品,所以就偷了車。”他還向警察部門報了案。
  新年前后,勒菲蒂迫不及待地要弄錢。他那個貝特馬克斯錄像机買賣泡了湯。在新辦的彩票賭博生意里,他几乎就要被伙伴扔出去,因為他拿不出自己的份子來。他欠了25,000塊錢,邁克·沙貝拉緊催他還債。
  接著——完全出于巧合——勒菲蒂從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說芝加哥有一樁300万美元的藝術品搶劫案。他說:“對,就是這個,一定是他。”他心里估猜,根据其他贓物的分利情況,這次所獲中,他至少能分到25万。
  二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坎特打電話對勒菲蒂說,搶劫是他干的,但是他還拿不到芝加哥那里的紅利,還得等一個星期。勒菲蒂要我立即把坎特叫到這邊來,和沙貝拉一起面談。
  打入進來的還有坎特的“女朋友”,是一個特工,隱蔽用名是舍莉。我們一道乘飛机到紐約,首先到了勒菲蒂的公寓。勒菲蒂把我和坎特帶進了他的臥室。
  “好,現在你們注意听我說,”勒菲蒂說,“我們要到邁克店里去。邁克說什么話,你們千万要小心,因為這直接通到了老板。許多老板都卷進了密爾沃克的局勢里面。”
  勒菲蒂帶著露易斯一道,我們一共5個人,前往沙沙口拉旅館。
  我們進了酒吧,受到了邁克的迎接。邁克和勒菲蒂談了几分鐘就叫我和坎特過去。
  邁克問到了密爾沃克的局勢,叫坎特詳細作出說明。他注意听,一聲不吭。
  接著邁克說:“我已經明白了密爾沃克的問題所在,我可以用三句話給你們說清楚:他們不想讓紐約的人待在密爾沃克;那個家伙跑到前面和你拉手簽定協議;可是他又沒有那個權力。托尼,像你這樣一個普通老百姓,我本不同你談話的,現在我對你算是破個例。密爾沃克向芝加哥負責;芝加哥向紐約負責;像那樣的協議,密爾沃克沒有得到對他們負責的人的允許是無權那么做的。”
  “我明白了,”坎特說。
  “托尼,你不明白的是,他們都得向紐約負責。街對面那里就是老板中的老板。老板們上個星期三在一起會談,芝加哥和密爾沃克方面都派人來了。街那邊的老板作了個決定,對我們很有利。”
  由于布拿諾家族的老板卡明·甘蘭特仍然住在牢房里,我們估計決定是由吉諾維斯家族的老板范茨·鐵里作出的,他是家族委員會的統領。邁克解釋說,決定指出;坎特仍然可以在密爾沃克進行自動售貨机營業,巴里斯特艾里如果愿意還可以成為伙伴。但是,如果他不想再次成為伙伴,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妨礙坎特。如果巴里斯特艾里的确妨礙他,他就立即找勒菲蒂。決定對我們有利,因為巴里斯特艾里首先犯了錯誤。
  坎特說:“我要是犯了錯誤,我就像個大丈夫的樣子,到對方跟前賠禮道歉。”
  勒菲蒂和邁克兩人連連搖頭。邁克說:“一個老板不會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正因為他犯了錯誤,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解除伙伴關系而又不作解釋。”
  邁克把椅子往桌子后推一推——會見結束了。
  我們又回到了舍莉和露易斯那里。
  勒菲蒂神采奕奕。“節前節后這段日子以來,我今天晚上第一次感到心情舒暢。我對你說些事吧。由于那里出現的局勢,我一直沒有受到別人邀請參加什么圣誕宴會或者婚禮或守夜,什么也沒有,甚至連一份圣誕彩券都沒有,就因為那邊的局勢。我心里是什么滋味。現在我快活多了。”
  旅館里一個彈吉它的藝人從我們桌邊經過,露易斯請他唱《教父》的主題歌。那位藝人先用意大利語、后用英語唱了那首歌。
  “這個旅館經過重新設計造型,前几天才重新開張,”勒菲蒂說,“你們看到這些大理石了嗎?花了我60万。他全都從意大利運了過來。你們可知道,他運大理石的時候還運了什么?毒品,海洛因。”
  勒菲蒂想去馬德里庄園那里,赶上那里的夜總會活動。他對坎特說:邁克最近出了很大的力,應該給他1,000塊錢。“邁克將要去做些情況了解工作,把你的美國運通信用卡給他。”
  由于邁克為此要納稅,勒菲蒂說要把納稅的錢加上,這樣邁克可以淨得1,000塊錢。
  我們正要走,邁克把我和勒菲蒂拉到一邊。
  邁克問我:“多尼,你現在還為這家伙擔保?”
  “對,邁克,像當初一樣為他擔保。”
  “那好,我要你負責。”
  勒菲蒂說:“現在,他是不是回去取錢?你和他一道乘飛机回去,一直跟著他,跟他一起把錢拿到手。然后,你把他連同錢一起帶到這里來。”
  “好,勒菲蒂,就這么辦。”
  我們沿著羅斯福大道行駛。勒菲蒂給坎特和舍莉講了一些沿途的風景。
  他指著東河那邊說:“就在那一帶,是我們扔尸体的地方。有一次,几個老練的伙計往那里扔了兩具尸体。從七區過來的几個警察正好看到了扔下的尸体。他們不想惹這份麻煩,就把他們的小船划過來,拖走了尸体,沿河扔到了下一個區域。這樣,他們就犯不著辦這件案子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坎特去見勒菲蒂。他把迄今為止所花的費用全列了清單交給了坎特。他總共用去了31,500美元,其中17,500美元是為二老板尼基·馬倫格羅要的。
  “在和老板們交談中,尼基大力支持了我們,”勒菲蒂說。“注意,是我在向邁克要求,允許你們在那一邊工作,是和我簽約的合同工作,這樣你們就有了閱歷,就能夠列在成為入盟的成員名單上。”
  在飛往密爾沃克的途中,我和坎特分析了整個形勢。各家族的老板在一起進行了會談,終究作出了決定,坎特可以在密爾沃克自由地開辦營業,与勒菲蒂分利。聯邦調查局要那么個售貨机買賣業務有什么用啊?在這項活動中,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既定的任務。執行這項任務,我們總共投入了50,000美元,其中包括給巴里斯特艾里的禮品,借貸,以及因為“打劫”而給勒菲蒂及其他党徒的“分利”。大約再花一名特工的薪水,我們就有足夠的破坏能力,足以擊倒巴里斯特艾里的罪惡家族。但是我們不能再破費了。如果我們在密爾沃克再待更多的時間,巴里斯特艾里還會認為我們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要干掉我們。因此,我們倆一致認為,“木材行動”已是到了結束的時候。
  坎特這時可以脫身了——就好像他從打劫中撈到了錢,不想分給別人。我要設法冷靜下來。
  我們住進了馬里奧特小旅店。第二天,即2月7日早上,我和坎特被認為是一道乘車去芝加哥,去取他打劫的錢,然后帶著錢直接飛回紐約。我們和負責此案的特工為坎特作好了撤退安排。那天早上,坎特走了,他在密爾沃克的破案任務已經結束。
  過了一會,我打電話告訴勒菲蒂,我們改變了計划。我說:大約在上午9點,我們把衣服及一切東西都裝上了車,准備啟程。這時候,坎特接到了他要見面的那個家伙打來的電話,即我們使用的代號稱為“帶珠寶的人”。那人說,坎特不能帶任何人同他一道,只能單獨前往,否則他就拿不到錢。所以說,坎特就單獨走了。但是,他計划去了就回來,和我一道乘車到紐約。現在已經是傍晚的時候了,他還沒有回來,也沒有給我打電話,我擔心出了什么事。
  “很可能把他干掉了,”勒菲蒂說。
  “哎呀,請別說了,勒菲蒂。”
  “注意,你就待在那里別動,別跑到外面吃飯,否則一切都完蛋了。”
  “勒菲蒂,我還能往哪儿走呢?這儿外面,媽的在下雪,冷得跟冰窖似的。我口袋里只有40塊錢,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其余的所有東西都裝在他車上。他訂了去紐約的飛机票,我待在這儿毫無辦法。”
  “他似乎有什么心事?”
  “他心情非常愉快。他說,我們會見了邁克,營業能順利進行,他感到高興;你對他沒有什么抱怨,他也感到高興。”
  “我這邊的錢都花光了。你不要离開他,這是你待在那儿的目的。一個小時以后給我打電話。”
  一個小時以后,我打了電話。
  “什么動靜也沒有。勒菲蒂,你以為他被逮住了?”
  “不,我不是那么看的。可能是他心髒病,可能住了醫院,天曉得。你要是一心一意照要求去干,也不至于發生這种情況。你回來以后,在這儿要判5年緩刑期。這幫家伙天天反對你,夜夜和你作對。你犯了一次錯誤,你要受到審查。”
  “我知道。”
  “你知道個屁。注意,你待在那里,什么地方也別去,沒有衣服,好在房間里能叫到飯菜。這些情況他知道,他會回來。15分鐘前,那個家伙又打了電話給我。”
  “你是說邁克?”
  “他說,‘你不知道目前的情況,這是什么意思?’我說:‘是這樣的,他纏在那邊脫不開身。’你把這种東西介紹給了我,現在讓我弄得左右為難。”
  “他可能受到惊嚇。”
  “那為什么?”
  “我不知道。”
  “你連怎么跟人說話都不懂,不知道察言觀色。我說你什么也不懂。大街上一個毛娃娃,同老練的成員混在一起,比你們倆都強。不提它了。像你這种見識,在紐約市里連5分鐘也混不下去,因為你的思想方法不對勁。你什么事儿也不煩,你在笑什么?”
  “我沒有笑,我是在咳嗽。我得了感冒,這几天气凍得人直哆嗦。”
  “別睡覺,我們每個小時都要打電話。”
  一小時后,我說:“這家伙怕是受了騙。”
  “你怎么會這樣想?”
  “那家伙當時什么都很高興,把我的衣服全都裝上了車。去那儿一趟來回需要4個小時。他平時干事不像這個樣子。他應該打個電話來呀。”
  “我不信他會受騙。別讓我心煩了。我以為,他在芝加哥那里遇到了麻煩。”
  一夜電話打來打去不停。第二天早上,我說:“勒菲蒂,注意,我剛才接到了一個電話。那人問我:‘托尼在那里嗎?’我說:‘他出去了一會。’那人說:‘我是他朋友。本來約定昨天在芝加哥和他見面,可他根本就沒有來。我以為你會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人可能就是搞珠寶的。他根本就沒有見到托尼。”
  “你注意收听廣播,到樓下去買几份報紙。因為這家伙什么事儿沒有,要么報紙上會有醒目的報道。什么事儿報紙都刊登。有電視嗎?就一直看新聞頻道。”
  “可是他在芝加哥,對嗎?這儿是密爾沃克,兩地相隔有100英里。”
  “難道密爾沃克收不到新聞報道。凡是芝加哥能收到的,密爾沃克就能收到。”
  “司法部門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對你說吧,那電話是托尼想查一下看你是不是還在那里。他叫別人打的電話。”
  “他為什么要查我?”
  “我也不知道他頭腦里想些什么。”
  一小時以后,我對勒菲蒂說:“那人又有電話來,他說:‘別等你朋友了,他不會回去的。’”
  “他怎么那樣說?”
  “我怎么知道呢?我只是守在這儿回電話。他离開已有24個小時了。”
  勒菲蒂說:“他不會回來,這是因為托尼在芝加哥打電話!叫他的朋友打的。可是你的衣服是在机場還是什么地方,連這點客气話也沒提,是嗎?”
  “他只說別等你朋友了。”
  “一兩個小時以后,你還會接到電話,看你是不是還在那里。下次他打電話來,你就說:‘你告訴那個混帳托尼,把我的飛机票和衣服媽的放在机場。他就是永遠不回到紐約,我們也無所謂。’口气要硬,就像我這口气說話。看他怎么說。”
  “好的。”
  稍停一會,他接著說:“這個家伙,他娘的,會不會是個特工啊?”
  “你是指誰?”
  “托尼。”
  “我不知道,勒菲蒂。”
  “我曉得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這就是你的名言。媽的,我煩死了。我現在根本不想對你發火。我52歲了,我活著的日子全都坐牢去,就因為這個王八蛋搞得我好苦,就因為我還得處理這些混帳事。我在里弄已沒臉見人。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要處理這個家伙。這件事我要憑我那死去的父親,誓死也要搞個痛快。”
  “勒菲蒂,這事儿讓我們慢慢解決。”
  “解決,沒問題。無論他到什么地方,我都要把他追到。我在芝加哥拍了他三張照片,我要沖洗1,000張,到處散發,在菲尼克斯、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等城市一帶到處散發。我一旦傳出逮這個王八羔子,別提了。他躲過一年半載,管屁用。他躲在哪里,誰都不會和他接触,等到我和你去那里收拾他。我拼著這條命也要抓到他。他弄得我好難堪。”
  “他也讓我難堪。”
  “別提你了,我在桑樹街上真不能混了,就因為我跟這個惹禍精攪在了一起。”
  “他現在怕是把錢藏到什么地方了,”我說。
  “錢不錢,我倒不在乎。我一心想的就是要找到他的下落,那才痛快。”
  “我以為他被干掉了,勒菲蒂。沒錯啊,要不也不會一走24個小時,連電話也不打。”
  “我不信他被人干掉。如果他們要干他,在密爾沃克就能動手。我估計,他是不肯把錢拿出來。”
  “但是,如果那人就是和他一伙的,他也想干掉他,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我不會失去什么。只要報上沒有報道,那家伙又不回來,娘的,他就是上天入地我們也要把他追到。你接到的那兩次電話我很厭惡,毫無意義,因為誰也不會承認自己干了那樁事。他們也不打電話,他們給了你什么啦?多尼,你現在要干點事。去租一輛車,就用你的信用卡。去兩個地方。先去密爾沃克机場,再去芝加哥机場。汽車要停在机場里。如果他的車還在机場,那就清楚了:他撇開我們逃跑了。”
  “發現他的車,然后什么?”
  “然后我就到那邊去。我們把車箱打開,看下面有沒有他的尸体,或者你的衣服可能還在。”
  我琢磨著,去一趟芝加哥,查一下机場,來回要6個小時。我整天就待在旅館房間里看電視,看看戶外的大雪,不向服務人員要任何東西,不回答任何電話——好像我真的不在那里。
  當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勒菲蒂,說我去了那兩處机場,我沒有找到他的車。但是在芝加哥,我向停車場的工作人員講了那輛車子的情況,問他們可見到過。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說,前天晚上他的确看到了一輛那樣的白色卡迪拉克牌轎車。他說,警察拖走了那輛車,還听他們說起車座位上的血跡。“勒菲蒂,我認為他被人干掉了。”
  “我不那么看。這事儿有點可疑。”
  “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這儿,錢用光了,我穿的還是兩天前穿的衣服。我要結帳离開這儿。”
  “好吧,到這儿來,隱蔽一下,別讓邁克看到你。多尼,我才把這些話對你講。我對你要不是那么愛護備至,你早就媽的丟了腦袋。邁克不能像我這么愛護你。”
  我离開了密爾沃克。回到紐約以后我還得承擔自己行為的后果。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究竟中了什么邪,我還是沒有弄明白。但是,如果我們的行動像我們估計的那么順當,我可能受到一點懲罰,而不至會丟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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