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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達了机場，這是新的家鄉的机場。我妻子沒有到机場門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對他只是稍微有點熟悉。他說：“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說是兩輛車子迎面相撞，駕車的兩個人都是女人，兩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個年紀輕些。年輕的那一位已經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還說了其他一些情況，但我所記得的只有這些。 我們赶到了醫院。我妻子還沒有遇難，正受到緊急護理，情況很嚴重，身邊安放著醫療器械，身上挂著橡皮管。她的眼睛扎了繃帶，兩只眼角邊都有了裂傷，臉上滿是傷口。一邊的肺萎陷，一只手腕折斷，還斷了一根鎖骨。她裝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見東西，几乎不能說話。她緊緊捏住我的手。 我几個女儿都在那里。最小的才9歲，看到母親那副樣子心里不好受，到浴室里嘔吐。我擁抱了另外兩個女儿，一個13歲，一個15歲。我強裝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對我說：她在去机場的途中，一輛朝她方向開來的汽車，為了越過另外一輛車而開出了車線，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車。我妻子到底還爬下了車，朝路邊跑，心里害怕兩輛車會爆炸。她听到胸口噗噗地響。作為一個護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場的有兩個女人目睹了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個女人要求，能不能把頭放在她膝上靠一會，這樣好使自己能喘喘气。她戴的隱形鏡片碎裂在眼睛里。她對那兩個女人說，車子里的筆記本上記下了她丈夫的班机號碼，請她們給聯邦調查局打個電話，要他們派個特工去机場接我，另外給一位朋友家打個電話，我們的女儿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接著開來了救護車，把她送進了醫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里也十分惊懼。我見到她的時候，她并不知道另一位開車的女人已經死亡，我也無心同她說這种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里。我出去到了廳里。后來我妻子說，吉尼對她說我在哭。妻子說：“我對吉尼說，我沒有看到他哭，這真是遺憾的事，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喬哭。” 我在醫院里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儿不能來看她，因為看她那种傷殘的樣子，她受不了，就寫了些慰問的話。 第二天，兩個大女儿要開車回家。我15歲的女儿剛剛獲得了駕駛執照。開出醫院不遠，另一輛汽車從側面開來，越過了停車標志。救護車把兩個女儿又送回到醫院。 急診室的護士們從她們母親的事故中已經認識了她們倆。護士到樓上叫了我。我對妻子說，我要去買瓶可樂，順便走一走。她處在那樣的情況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馬上就告訴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么事，問道：“她們今天晚上怎么不來看我？”我說：“她們有許多家庭作業要做。我叫她們待在家里。” 兩個女儿傷勢并不嚴重，只是傷了几道口子，縫了几針。她們受到療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當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飛机赶來，這樣隨時也可以照料他們的外孫女。 我不禁思索起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從1976年夏天我就著手隱蔽工作，現在已經到了1978年的夏天。兩年里，我在家待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可是這兩天里發生的事，把兩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筆勾銷。 我希望目前的境況允許我把我的家庭說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樣的家庭，有哪些親戚和朋友，我們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說說各人的名字。 其實，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稱姓名的時候，大家都不用原來的姓“皮斯托尼”，而換了另一個姓。無論怎么說，我們出門時從來不用皮斯托尼這個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換一個姓，不過這并沒有什么大不了。女儿們換了葉婁羅克、維特斯通等一類的姓，她們總要受到一番戲笑，她們不姓皮斯托尼心情還是很高興的。我的感覺是：她們最終總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變的１。 １ 美國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樣的姓。這樣做只是要給那些想跟蹤我的人增加一點難度。可這么做，除了我以外，別的人都感到麻煩。我妻子有時在机票服務台時就弄糊涂了，因為她不記得我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為我取衣時，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換了姓的衣服。 我長期不在家，給家里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麻煩。“一個丈夫從來都不在家，這叫什么結婚啦？”我妻子常常在電話中抱怨。如果我們婚姻的基礎不牢靠，恐怕維持不了這么多年。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她漸漸養成自己的生活習慣，甚至更多的獨立于我——几乎是這個狀況。她常常說，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沒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顧后、自怜自歎的人。我們現在的這個家搬來才几個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剛剛從一次外科大手術中恢复過來。搬家以后的頭几個星期，孩子們很難适應，連學校也不肯上。我給她們勸導、鼓勵等，大多是通過電話進行的，而妻子是面臨現實在處理這些問題。無論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們事事都考慮到她。她勸女儿們帶小朋友到家里來玩，時時為一大群十來歲的孩子燒吃的東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門——那完全是女人進城玩玩而已。 為了回避對我的擔心，她采取的方法是把家里安排得跟平常一樣。她常常對我說，最使她頭疼的是，在我干隱蔽工作期間，她要料理一切開支。這种事她以前從來沒有干過，是她最不肯干的事。 她說，她整天讓自己有事干，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沒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單。只是在我打電話時，她變得怒气沖沖。說一堆灰心喪气的話，說話的方式有時也很怪。她一門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務上，往往在談話中總要談到。割草机開不動了；洗衣机坏了。因為我的談話只有5分鐘時間，我就說，我不想談這些事。她就說：“對我來說，在目前這個家里，這才是真正的事。我實在不想讓家里這些事再煩下去了。”有時候，我們相互在大聲斥責。 電話是我們的聯系手段，是我們的生命線。每次打電話時，我總想輪流和每個人說几句。我妻子總要把孩子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講給我听。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點問題——上學問題，紀律問題，個人問題等等——妻子都要在電話里說，我得設法解決。可是在電話里，我常常解決不了。常常出現哭聲、大吵大叫聲，什么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亂心煩，我只好往話机箱里再投兩枚硬幣。我老在外面，孩子們不高興，我又不能很好地為自己解釋，只能說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親要設法讓她們理解我為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我怎么作出貢獻，她們能懂得什么？她們還是孩子。她們要爸爸待在家里。 有時候情緒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說出這樣的話：“要么你放棄工作，要么我就离婚。”她決不是這個意思，我心里清楚。可是孩子們不懂，她們有時候也在偷听。 我最小的女儿有時裝得我們像离了婚的樣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离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當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艱難的日子里，尤其是她們搬到了新的地方，她這么做倒反而使她過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們厭恨我。妻子對我說：“听到你說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動，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里，我就一肚子的火。你离開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長時間，這已經夠糟的了。可是你一到家，又要掌管一切。在家待了几個小時，就想當家長，指揮一切。可是，真正操持這個家的是我呀。我已經習慣于用自己的方式料理這儿的家事。” 我忍不住要在這個家里當家長，她對此不得不感到厭惡。有時候要花几天時間才能彼此适應。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實際上在一起沒有兩天。有時候只有一天，有時候只有半天，甚至只有一個晚上。她堅持自己的條理，而我有時倒像個局外人。她甚至還討厭我擠在她的床上。因此，她買了一張大床，這樣使她能像以往一樣自在地躺著。 由于女儿們漸漸長大，她們与外面的接触也就增多。有時回家，發現她們要么一個、要么兩個甚至全都在外面。我就問：“你們肯和我待在家里嗎？” 她們就說：“你從來就不和我們一起待在家里。”要么就說，“我們指望不了你能待在家里，爸爸，所以我們也就不能和你約定了。” 有時候我白天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而她們還沒有起床。我并不是每次走時都對她們說的。我最小的女儿見我到家就哭，見我走也哭。 我自己也感到苦惱。如果我回家待上一天一夜，發現家里有什么問題，我總想立即就把它解決掉，因為我沒有時間來從容不迫地解決問題。我想訂個規矩。女儿們都說我是個客人，沒有權利訂規矩。有時候，我似乎盡惹別人心煩。 時間一長，女儿們習慣于把自己的事都跟她們的媽媽說，什么心里話總要先跟她說，而且無話不說。盡管這么做可以理解，可我還是感到難過。 對我的工作，對聯邦調查局，他們越來越感到憎惡。我妻子常常說：“像你這樣有老婆孩子的人，不适于干你現在這樣的工作。他們不關心我們，也不關心你。” 妻子在醫院里住了11天。我們到了家里，她几乎什么都無能為力。在好長時間里，她眼睛看不清東西，要戴特別深色的眼鏡，晚上甚至要戴柔軟的睡罩，因為光線對眼睛特別有刺激性。她的皮膚里仍然還有些碎玻璃。她需要整形外科，但是先得要一年的愈合時間。她胳膊上用了固定敷料，因此手指還可以動彈。有時候手里還能拿點像茶杯或飲料杯一類的東西，不過會突然從手中脫落墜地。這种事使她很心煩。 我妻子獨立能力很強，精力充沛，性格樂觀。她喜歡運動，始終堅持打网球，做增氧健身運動１，沒有閒著的時候。她總是樂于助人。現在那么突然，她不能自理。她的思想感到消沉，我不想說她感到沮喪。在我認識她的30年中，我從來沒有看到她沮喪過。可是現在，她消沉了，連一般的事都無能為力。 １ 增氧健身（aerobics）：指跑步、散步、游泳等加強心肺等循環功能的運動。 我的女儿們第一次看到她几乎處于一籌莫展的境地，就對我施加更多的壓力，責怪我不在家里多待些日子。我想在家里多住一些時候，可我能說什么呢？ 我妻子從醫院回家以后，我在家多待了一個星期。在那种情況下，我們全家在一起算是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也是几年來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最好時光。我們吃了戶外烤肉餐，應有盡有。我和女儿們有說有笑。我妻子傷口愈合還要有一段日子，她的眼睛對光線仍然极度過敏，因此大部分時間里眼睛都得遮蒙住，但我們畢竟全家在一起。 我妻子基本上是相當能夠体諒別人的人，可是眼下正是艱難時期，她想要我辭掉手里的工作。我從她話中听到了這個意思。她的話是這么說的：“你每次在外面一待就是太長的時間。如果外出待上一兩天倒也無關緊要，可是你一出門就是三個星期，而回到家里只能住一兩天。” 可是，我的工作已經很深入了。現在撤退并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我已經把勒菲蒂帶到了另一個行動計划之中，參与這個計划的人都指望著我使行動繼續下去。如果我這時候撤退，許多人就會兩手空空，一無所獲。撤退，我不能干出這樣的事。 她知道我在同党徒們打交道。我對她作了詳細一點的介紹，談到了密爾沃克的一些情況，設法緩和一點緊張的气氛，以表明一出門就是几個星期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她曉得托尼·坎特，因為她曾在電話里和他談過几次話。我向她作了解釋，如果我撒手不干，勒菲蒂和紐約的其他人就會停止和坎特一起經營。 對于這件事的處理我沒有同任何人談過，誰都沒有談。因為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決定我是撤出還是繼續干。不管別人怎么說，主意還得由我拿。我決定還繼續工作。 這一段時間，我和勒菲蒂始終保持著聯系，通過電話聯系。我留下了加利弗尼亞的查詢電話號碼，他可以找到我。他留個音信，我就給他回電話。 我對他說，我的女朋友安然無恙。7月4日的節日一過，密爾沃克的一切行動又得著手進行。 他在忙著花托尼·坎特的錢，設法安排和密爾沃克的党徒會面。邁克·沙貝拉在大請賓客。沙貝拉已經籌借了20万美元，要把沙沙貝拉旅館大修一番，可是承包商中途打了退堂鼓。勒菲蒂說：“他那里碰上麻煩事了，那個承包商真不是東西。” 有一天他對我說：“昨天晚上你看了《大衛·孫斯肯德的表白》這部片子嗎？他們有兩個通風報信的人，你知道，政府給他們津貼。你看，電視里的那些家伙已經聯了手，現在政府給了他們不同的身份，把他們混在那里。据說，這樣通風報信的人已達到2，250個，其中有一半就在圣地亞哥和洛杉磯一帶。” “啊呀！” “在這伙人中，有個家伙在寫書，時而爆出一點內情。現在他們正受到跟蹤，要把他們統統干掉。” “宰了他們，是嗎？” “對。政府對他們沒有一點媽的處罰。所以，這兩個通風報信的說，任何人只要幫政府的忙，真是好极了。簡直不可思議。你女朋友怎么樣？” 我工作了這么一段時間，我完全理解勒菲蒂所講的一切。受聯邦政府《證人保護法》保護的兩個人意外地曝了光，他們公開表示了不滿，指責了政府對電視管理的失誤。現在党徒們正在尋找所有那些受保護的知情人。 “我女朋友很好，一切都很好。” “你女朋友到紐約或者到密爾沃克都很好，你怎么不帶她出來呀？” “她在工作，現在還沒有假期。” “那好，你既已回到那邊，就在那儿打個基礎。一旦有了基礎，你就可以長期待在那里。” “是，我知道。我們在那邊開始要掙錢了。你什么時候到那儿去？” “我什么時候去那儿，還不知道。我現在同老婆鬧意見。她要到什么地方度假，我們還干了一架。今天下午晚些時候我還出去找人，晚上有個約會，明天晚上也有個約會。還要到費城開會。” “密爾沃克的買賣，邁克喜歡，對不對？” “對，那是毫無疑問的。我有些事要對你講。現在一路都開了綠燈。” 在監獄里的卡明·甘蘭特傳出了音信，要勒菲蒂全力以赴。他在作出各种安排的時候，我回到了密爾沃克。頭几天我沒有告訴勒菲蒂，因為我想和坎特在一起待一些時間對情況作些檢查，而無需把每天的什么事儿都要向勒菲蒂報告。接著，我和坎特去了一些地方，想推銷自動售貨机，但再次碰了壁。不過我們是在為案件搜集證据。由于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我們，我們的名气也越來越大，因為党徒們一窩蜂地想撈錢。我們還要讓巴里斯特艾里的人确切知道：我們在那里推行自動售貨机買賣。 我們去了一趟先鋒經銷經營公司，是在梅諾米尼福爾斯的一家批發商。我們看看有沒有各式各樣合适的售貨机。隨著我和坎特一道的是坎特曾向勒菲蒂提到的“雇員”。這個“雇員”是另外一名地下特工，化名是史蒂夫·格里卡。坎特對公司董事長說，他想買售貨机，在密爾沃克一帶銷售，而且對任何可行的購買售貨机渠道感興趣。他對董事長說，貝斯特售貨机公司是正規的、有營業執照的銷售公司，不是那种不講信用的營業單位。他讓他看了城市和州發的營業執照。董事長說，他很高興能与貝斯特售貨机公司合作，并給了我們當地旅游圖，帶我們看了各种机器，遞給我們一些購貨指南。 我們只是給人一种印象，說明我們正在推動營業前進。我打電話給勒菲蒂，對他說：“坎特已經訂購了一些售貨机”——其實他沒有訂購。 党徒們在密爾沃克殺掉了一名伙計。有人在一個叫奧杰·帕米沙諾的家伙的車子下放了一顆炸彈。凶手已見了報，另外還附有我們的人就此提供的一些情況。帕米沙諾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的人，党徒們怀疑他通風報信。有消息說，党徒們已開始在車子里安裝搖控啟動裝置。 這一次殺人使我和坎特都有點緊張。 勒菲蒂打電話來對坎特說：“今天晚上，我要同芝加哥來的那些人會面，地點就在我的人開的店里。你知道，我們出馬了。稍后我可能要乘飛机到那邊去，作些适當的介紹。他們是這种辦事方法。這件事弄得我們連睡覺的工夫也沒有，我每天都要接待人。不過，一切很順利，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听到你的話我感到很高興，”坎特說，“因為我們這儿那些人很難說話。多尼對你說過嗎，他們在這儿殺人？” “別管它，”勒菲蒂說，“屁事都不管。他們殺人，是因為他們出了差錯。” “對。不過，我想把握一點，別出錯。” “你沒什么錯的。” “那好。” “我還要對你說一說，”勒菲蒂說，“你一旦開始銷售，頭十天我要和你們在一起。我把你那里的事安排好了就去芝加哥，你要見見那些人，明白嗎？我介紹好了以后，要和你以及他們在一起吃飯。這邊沒有問題。我們就像弗林１一樣深受歡迎。叫多尼來接電話。” １ 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美國電影演員。1935年到好萊塢，因身材健美、相貌英俊而受歡迎。主演《俠盜羅賓漢》等影片。 我接過電話。 “多尼，”他說，“他對我們在這儿干的好像熱情不怎么高。他對那邊放炸彈的人有些猶豫。” “他熱情很高，只是有點緊張，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感到緊張，我不責怪他，”勒菲蒂說，“那些事与我們一點關系也沒有。那家伙可能是個暗探，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來。你對他說，什么都不用怕，呼叫器要隨身帶著，因為我隨時都可能找他。現在我們的事正在干了。” “多尼，托尼在你那里嗎？” “在，勒菲蒂。” “問問托尼，羅克福德在哪儿？” “是伊利諾伊州的羅克福德嗎？” “是的。” 我問了坎特，羅克福德在什么地方。他說，這個市离芝加哥大約10英里，勒菲蒂，什么事？ “一些人打了電話，要我到那邊去，和那里的人見見面。他們將給我安排約會時間。我在這儿等電話，那人要給羅克福德打電話，不管那是什么地方。我去那里時，他就給我向大家介紹。我要向他們說個明白，我在這里干些什么。情況大致就是這樣。上個星期，邁克招待了他們6個人，花多少錢他沒有對我講。他對此不擔心的。” “邁克的事都進展順利嗎？” “一切都非常好。他吻了我的左臉，又吻了我的右臉。我們什么事都可以干。我和他們待在一起大約一個半小時，然后就先走了，因為邁克還和他們在一起吹牛，吹一些往事。叫托尼把呼叫器隨時帶在身邊。” 在勒菲蒂的交誼俱樂部隔壁，有人開了一爿皮雜餅店。勒菲蒂已經厭惡他，不想讓他開下去，就打他一頓，把他扔到了大街上。那人是個普通老百姓，現在要求2，000美元現金作為損傷費。勒菲蒂說：那人如果不提出要錢，而上訴控告，勒菲蒂就會面臨6個月的牢房。邁克·沙貝拉認為，勒菲蒂應該接收那爿店，成為自己的皮雜餅店舖。另外，他儿子搶劫身攜鑽石首飾的那人原來是個聯絡党徒，因此坐了牢。他還得為儿子的事費力。他們還要他拿出3，500塊錢。 因此，勒菲蒂在推動密爾沃克方面的事業上，像以往一樣，叫苦歎窮。 “明天有人在紐亞克机場接我，”勒菲蒂在電話里對坎特說話，他在向坎特說明情況時，從來不像對我這個伙伴那樣說得那么多。“現在的情況是這樣。你看，我們身無分文，媽的一個錢也沒有，你明白嗎？我還要招待那些人，我還要赶到那儿去，而你是乘飛机去的。你要給我訂個地方。我還得想想，明天早上上哪儿搞點錢，乘的車怎么著落。我真的到了你那儿，你要接我，我們要見見那儿的人，因為他們要了解你，了解你要超過了解我，因為你是在代表我。明白嗎？” “明白。” “可問題是，我口袋里只有23塊錢。明天他媽的，我怎么出去呀？” “或許我們包租一輛車，”坎特還在拖延他。 “明天這一位要給我們介紹一些人，都是頭頭們。你知道，他們都是大人物，要幫助我們解決那邊的問題。雙方要手拉手。我整天要招待這位大人。他81歲，有勢力。在紐亞克机場那里他開了旅館。我陪一天的客，只有23塊錢怎么辦成事？” “好，我給你帶些錢，”坎特終于說出了口。 “那好。不過，我還有點不大明白，因為多尼說，你對我們這儿的一些活動安排不怎么熱情。” “啊，我從來沒有說我不熱情的話。毫無疑問，我的熱情很高。” “我對你說吧，我對多尼极惱火，原因就在這里，他是個鄉巴佬。他說你不熱情。我說：‘你以為他不去會見那些人？’見到那些人以后，這些事就別去想它了。你同我一起和這些人打交道。” “我希望別出什么事，”坎特說，“反正你叫我怎么干，我就照你說的干，好吧？” “就這樣好。沒問題。多尼在哪儿？” “出去了。” “我真不懂，這個家伙在瞎擺弄，跑出去了。問題是這樣，如果多尼在你那里干不了什么事，他應該到這儿來和我在一起，現在他就可以和我一道跑一跑。而我現在倒弄得沒有幫手。” “明早給你帶1，000塊，在西會館。” “盡量早一點。叫多尼那家伙同你待在一起，別亂跑。明天我見了那些人以后，肯定就到你們那里。你和我一起見見那些人，我們，你、我還有多尼，一塊儿招待他們，請他們吃飯。我們要把所有的事搞好。你只管听，從起步逐漸深入，讓事情一步一步解決。我們不會有問題。呼叫器帶上。首先有紐約那邊的呼叫，我待會告訴你，我所乘的飛机以及其他一切事情。” 他在紐亞克机場附近的旅館里要見的是托尼·瑞艾拉。他是布拿諾家族的副官，年紀很大，負責和芝加哥方面的聯絡工作。就是瑞艾拉在沙沙貝拉旅館里吻了他的左臉，又吻了他的右臉。他們之間達成的理解是：瑞艾拉要打電話告訴芝加哥方面，叫他們安排會見。芝加哥方面要告訴羅克福德市里的人。這些人要向密爾沃克的巴里斯特艾里作介紹。 勒菲蒂在紐亞克机場的會見非常成功。第二天，他打電話說，他要到密爾沃克作出安排。這時已經是7月24日。為了安排這次會見，到目前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他告訴坎特所乘的飛机，要他記下他說的話：“還在那個西會館，訂原來那個房間，好嗎？那些人就在那個城里。見到你時，我再把詳細情況告訴你。多尼呢？” 坎特把話筒遞給了我。 “他是不是都記下了？”他問我。 “記下了。” “注意听我說。” “我在听。” “不要走得太遠。” “好的。” “我要會見兩個重要人物，他們就在你那個城里。我到了那里以后才曉得是哪些人。我到了那里以后，6點鐘要給紐約打電話，把我在什么地方、住什么房間告訴他們。他們要告訴芝加哥的。那人就開車來接我，把我帶過去，他們要同我談。他們要徹底了解我們這邊的坎特。” “好的。” “我希望他一切正常。” “對，托尼一切很好。” “我的意思是，這些事我不想告訴他，免得他擔惊受怕。我是在代表他辦事啊。” “我知道。” “他們想了解，他是不是本地人。我對他們說，他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是這樣。” “他們一給我打電話，我就要在那里隨時等候。我告訴紐約，等紐約再告訴我，可能要等一天，也可能只要兩個小時。換句話說，我在那個房間里寸步不能走。要解決吃喝住宿的問題，可明白？” “明白，我們等你來。” “他們要派代表來接我，我和這些人一道。我們都走——我、你，還有他。但是，第一次會談我要和他們單獨在一間房子里。什么情況我就作代表說話了。他們要他開一桌。等一切就緒以后，我就叫他進來，首次會談以后我就介紹他們。” “好的。” “現在談談他給我的錢。我的電話費已支付了500塊。我乘的一等艙飛机票230塊吧。在介紹他們以后，我們要招待他們。在紐亞克机場我招待他們所有的人，花掉了250塊，因為談了4個小時。不過，對這些錢我并不著急。重要的是，城里那個頭面人物一出場，一切就很妙。別走遠了。不過，他們告訴我，要我單獨和他們談。也行，只要我們在那里過得安安穩穩。” “好的，托尼沒問題。” “那就好。” 勒菲蒂上飛机去了。我們回到中途車站飯店的房間里。勒菲蒂把他住的房間號告訴了紐約那邊的人。紐約那邊又要把勒菲蒂的房間號告訴芝加哥——羅克福德方面的人。然后就有人打電話說他們已經開車來接我們。我們就在房間里等電話。 勒菲蒂曾說過，我們等人來說不定在什么時間，甚至可能等几天。正是這种情況。我們不能离開飯店。白天，坎特和我們一起溜達。我們的房間在一樓，坐在室內游泳池旁，玩牌，吹吹風，吃早飯、中飯、晚飯。晚上我們在廳道里閒逛，听音樂。 勒菲蒂把即將到來的談話內容對坎特簡單說了一說。坎特現在屬于布拿諾家族的人，因此，密爾沃克的老板不能對他或他的售貨机計划偷偷采取行動。密爾沃克老板的選擇是：行，你可以待在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在這儿干，我是你的伙伴；要么就是：不行，我不想你待在這儿，布拿諾人應該按照自己的家族規矩行事。 “我對他們說，你來自巴爾的摩，在這儿待了3年。我在巴爾的摩認識了你。你在搞彈球机營業，在買通銷路。你不損害任何人，我參与這個營業，我還搭了錢在里面。你像是我們在這儿的代表，我們沒有什么問題，因為我們的問題自己能夠處理。你為我們打開門戶，我們很贊同。如果你有什么人的親戚一類的人想和我們一起干，一般都可以。就這些，就像我的上司邁克說的那樣，‘又短又甜。’” “我只對他們說，營業的錢有些是你的，有些是我的，這樣說行不行？” “你什么都別告訴他們，什么話都不說。” “我想，如果他們要問我。” “不，他們不會問你什么。他們不能問，他們無權問你。一切都以我說的算數。我也不問他們什么。” “這事一結束我就很高興了，”坎特說。 “一定的，你可以平平安安。”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就這么從早坐等到晚。我心里琢磨：我待在這儿究竟干什么？我妻子在苦苦想恢复身子，而我卻待在飯店里掰著手指過日子。到了第三天我終于說：“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這儿等電話。說不定我們還得等一個星期。我要回去看看我女朋友，她還沒有全好。” “你在胡說什么？”他大聲斥責，“我們到這儿就是等人。你不是說女朋友在干活了嘛。” “她是上了班，可又复發了。我就去一兩天，然后很快就回到這儿來。” “多尼，你簡直在胡說八道吧？我們到這儿有頭等重要的事，馬上就要和人家會面，你竟然把女朋友提出來，把她看得比我們的事業還重要。” “咳，我得走，勒菲蒂。她那里沒有人照料，目前情況很糟。就一兩天，速去速回。” “真不可思議，你竟先考慮她。多尼，這正是你惹麻煩的地方。媽的你想什么時候去你就去好了。她不會死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這真的把我踢開了。我乘飛机回了家。 第二天，他們接到了電話。 來接他們的有三個人：喬·西托，來自羅克福德的老頭子，是主要聯絡人員；另外兩個人是查利和費爾。坎特和勒菲蒂跟在他們后面，下樓來到一個叫中台餐廳里吃飯。這個餐廳的主人是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他們在那里被介紹認識弗蘭克的兄弟彼特，另一個是弗蘭克的最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然后他們乘車去會面。坎特建議，羅克福德的人和他及勒菲蒂同坐一輛車。他們跟在史蒂夫和彼特的后面，開往北街舒爾克萊斯特旅館的雅座。這些地方也都為弗蘭克所擁有。 他們在雅座和密爾沃克家族老板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舉行了會見，參加會見的有弗蘭克的兄弟彼特；史蒂夫·迪沙弗以及羅克福德市的三個人員。 勒菲蒂向他們作了扼要報告，然后叫坎特進去。勒菲蒂介紹坎特時，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突然哈哈大笑。 坎特后來打電話對我說了當時的情況。巴里斯特艾里似乎不知道坎特与紐約方面有聯系，沒有想到他和勒菲蒂有交往，沒有想到他會參加這次會見。他曾經派人悄悄跟蹤坎特和我，因為我們在試圖創辦自動售貨机公司，而且打進了弗蘭克的城市。我們在中途車站飯店等候勒菲蒂的那段時間，他曾派兩個党徒監視公司辦公室。 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用手指著我說，“坎特告訴我，我們想干掉你們，因為我們以為你們是G。” “G”就是指政府１。他首先想到的是：坎特是個特工。因為坎特以及和他在一起那個家伙——就是我——如果真是堅強的党徒打進了弗蘭克的地盤，那他應該會在什么地方听說過我們。不管我們是什么人，他布置了党徒就在那時候監視我們。那兩個人一直在辦公室那儿注意情況，等我們回去就下手。說來真是幸運，我們那時正好和勒菲蒂一起在飯店里等候電話。因此，巴里斯特艾里在听到別人介紹坎特時他哈哈大笑，還說要叫那兩個党徒取消跟蹤行動。 １ G是英語Goverment（政府）的第一個字母。 坎特對我說：“他說他曾打算要人干掉我，听到這話時我非常緊張，嚇得連煙也不敢點，因為我不想讓那些党徒看到我的手在哆嗦。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已經脫离危險。朋友，我們真是九死一生啊。” 他說的是“我們”，因為如果他們殺他，我也和他在一起，當然也會殺害我。 坎特說：“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卡迪拉克牌車子里放置搖控起動器。” 會見以后，坎特和勒菲蒂帶著喬·西托及其兩個同伙回到了中台餐廳，因為他們的車子停在那儿。在會見的來來往往期間，坎特經過周旋讓他們乘他的車，因為他的車里有竊听裝置。 勒菲蒂說：“和你們這些人見面真是痛快，我說過，下個星期找一天我們到你們那邊大家一起痛痛快快玩一整天。” “別忘了回去以后給托尼打電話，”其中一人說，“托尼說，他想處理好這件事。他對這件事非常挂念，不斷地打電話來詢問有沒有什么問題。” 這里提到的托尼，是指紐亞克机場那邊的托尼·瑞艾拉。 “他密切注意這事的動態，”勒菲蒂說，“和我們在紐約干事的情況完全相同。如果有人參与，或者想把事干好，我們就非把它干好不可。干工作就應該像這個樣子。弗蘭克對我是很滿意的，是不是？” “那當然。” “這事儿就不提了。” “再問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托尼。” “姓？” “坎特。” “坎特？” “C-o-n-t-e，坎特。” “啊，是意大利人。弗蘭克要送你的命。” “別笑話了，”勒菲蒂說，“他們在查你。” “你的每一步行動，他們都知道，”那人說，“每一步都知道。那些机器，你怎么付的款都知道。” “過几個月他們就逮你。” 大家哈哈一笑。坎特說：“我認為這沒什么好笑的。” “我說几個月，也許一個星期，也許兩個星期。他要逮你，時間有的是。” “啊，那倒是，”勒菲蒂說，“干這种行當，我們一向有的是時間。” “托尼，你和班尼相互認識？” “這還用說，”勒菲蒂說，他有時候也稱為班尼。“我要是不認識他，怎么會帶他進來？” “托尼，你出生在東邊？” “對，巴爾的摩。” “巴爾的摩。” 他們送下了三個人以后，坎特開著自己的車，往勒菲蒂的旅店那儿去。 勒菲蒂松了一口气。“啊，你可麻煩了，你完蛋了。他們要干掉你。噓噓。幸虧我來了，唔。” “我對你說過，我害怕，”坎特說。 “是啊，你害怕是有道理的。他們設下了埋伏在等你。那個狗雜种、狗娘養的放了你。” “那一天就是我們談售貨机公司的事。” “就是那一天。他們以為，你是媽的什么特工，想一下子就送你上西天。他們派人盯梢你。算了吧，現在我對你說一下我們怎么辦。我下個星期還到這儿來，我們要和他們一起干。我們要干的是一場大買賣。他對我說，‘勒菲蒂，你是我的朋友。’他要告訴紐約方面。現在你要和他們一起共事，已經為你開了綠燈。你有了伙伴，他入伙也帶了錢。你想拿多少——40，000美元，現金？——他也拿40，000美元現金，因為他不想跟我的人鬧麻煩。他派個伙計与你共事，那人帶著帳簿等一套東西。我是你的伙伴。他想帶我轉一轉，与他的人認識認識。你跟我一道。別問他媽的什么問題。你只是個工作人員，如此而已。你他媽的要發大財。” 他們在車上沉默了几分鐘。 勒菲蒂說：“他們盯住了你的公司。幸好我到了這儿，否則我們的營業就砸鍋了。” “是這樣啊。你可記得，兩天前我就有個感覺，你救了我的命？” “對，我記得。那家伙說，‘他媽的那人是什么東西，跑到我城里來。這是我的地盤。’” “如果我一個人干這樁買賣，你可想過，我會得到什么樣的下場？”坎特問。 “是啊，可他們現在還在查你。他們不知道我在代表你。換句話說，如果你開了店，他們會鉗制你，你也完了。” “他第一次見到我，那副神態就讓我害怕。他說，‘我正在找你。’” “他是嚴厲的家伙。好了，你現在有了大買賣，那是個大老板，你知道吧。像你這樣的人沒有几個能見到大老板。在紐約，你不能和老板坐在一起。別提這些了，你現在干的買賣是這個地區的最大買賣中的一樁啊。上帝也不能碰你，因為我代表了你。” 坎特說：“如果一開始我能像現在這樣了解買賣的危險，我根本就不會干的。” 因為我沒有待在密爾沃克，勒菲蒂一直在抱怨。其實，這時候我正和妻子一起度假。由于肺部原因，她不能乘飛机。她的眼睛仍然酸腫，因為腕部損傷，胳膊上還上著敷料。如果不是這些毛病，她已可以自由行動了。我們乘了9個小時的車到了這個別具一格的海濱。在這儿，我們可以在沙灘上躺它几天。我每天要花几個小時与坎特和勒菲蒂通電話。她說：我們多年來難得在一起有這個假期，而你整天忙著打電話，我這樣出來和你做伴有點名不副實。 我离開了只有10天。可是勒菲蒂對我不在密爾沃克現場很惱火。他以為我在加利弗尼亞。坎特的事向他表明我在籌集一樁大盜竊。上一次借口干搶劫活動溜走了，回來沒有給他几千而只給了他几百也使他很懊惱。我向他解釋說：搶劫后的分利中我受了騙。 “你在那里干的事真是滑稽可笑，”勒菲蒂說。“別的伙計對我說，你在那邊又搞了一樁大行動什么的。別提了。他們在作弄你。上一次你說沒有弄得足夠的錢，你受了騙，也不提了。就當沒有那回事，因為你在那邊也沒有什么根基。你笑什么？一定出了什么差錯吧，朋友。那個女朋友把你弄得暈頭轉向了吧。多尼，這正是你的麻煩事儿。好吧，把女朋友帶過來。他媽的，管我什么事。” “不，我是在笑他，笑托尼。他對我說，他進去會見那人時，那人說……” “沒什么，你听我說。這事儿你用不著擔心。一切都已經處理得很好。” “我要是碰到那個家伙，勒菲蒂，我可不想讓他們動手干掉什么人。” “不會，不會，一切都很順利，朋友。事情全都解決了。他很滿意，這里一切都很好。” 勒菲蒂說，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的律師，也就是他的儿子喬和約翰，要為這种伙伴關系起草文件。文件上合伙人的名字中沒有巴里斯特艾里，而用的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巴里斯特艾里作為隱形伙伴，托尼·坎特作他的掩護人，投入自動售貨机的營業，大量買通銷路，也可能干些其他的營業。他們獲得的利對半分紅，勒菲蒂的紅利從坎特所得的部分中扣除。 勒菲蒂說：“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多尼。托尼已經把和他一起共事的史蒂夫弄走了，這是弗蘭克說的。他說，不准讓外人介入，即使當個雇工也不行。那個家伙我不能擔保，你也不能為他擔保。因此只有托尼能為他擔保，這個不大好。因此，托尼只好給他一個星期的薪水，打發他另找工作。” 這樣，特工“史蒂夫·格里卡”只好退出這一行動。 在這個基礎上，聯姻的雙方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和紐約的布拿諾家族。這對我們——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是成功之舉，因為現在我們打入到兩個黑手党家族之中。我們實際上是在和老板合伙做買賣。 “現在，你可想到回到密爾沃克？”勒菲蒂問。 “怎么，你打算干什么？” “我要到那邊去，可是我手頭沒有錢。今天在机場上花掉了500塊。餐館俱樂部拒絕接受露易斯的信用卡。我今天又接到了法庭的傳票。下午3點10分，特工抓到了我。一個龐大的審判組要審訊我的人尼克這個家伙，時間是在8月15日。” 尼克就是尼基·馬倫格羅，布拿諾家族的二老板。 “他們為什么這么對待他？”我問。 “什么也沒有，他們沒有抓到他任何東西。与我也根本不相干。我并沒有受到審問。無論傳我還是不傳我出庭，我堅持第五條１。別提他了，多尼，听我說。你到現在都不過來，你看，這儿的事要小心對付。我要把你慢慢拉進去，你听了這樣的話別有什么不快活的地方。我到那里以后，要把你介紹給他們，就說我不在那儿你就是我的代表。我准備說，你是我的家族。那邊一些家伙都是實權派，老板就在那里。他有這樣的印象：你不想參与。” １ 第五條（Fifth Amendment）：《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主要規定在刑事案中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 “托尼？啊，不，我就去的。” “我們還要幫你在那邊開一爿酒吧和便餐館，在辦公室附近找一套公寓。” “那好。” “注意，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我。這樣我可以知道在哪儿找你。” “我沒有電話號碼。” “朋友，你听我說，這怎么可能呢。你總得住在一個地方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住在旅館里？還是睡在地道呢？” “我住在她的房子里，可她沒有電話。她沒付電話費，他們斷了她的電話。” “我的帳目細表可不像你那樣，多尼。我的帳目自己管理，你真讓我笑話了。”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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