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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運籌帷幄


  聯邦調查局終于在考慮長期潛入的行動計划——所謂長期,也就是說6個月。對于盜竊重型裝備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們相信:用一名特工潛入進去,比單純從匪徒內部爭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紐約的督學員蓋伊·貝拉達,自從退休以來就想再搞一個長期隱蔽的行動計划。他負責我所在的車輛攔截小隊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開始的時候,我們常常在一起開會,自由討論,大家有了這樣的看法:要滲透進高層次買賣賊贓的集團組織里——滲進盜竊財產的高層次集團之間。這些人都与黑手党有聯系。我自然要与攔截小隊聯系。你得到了攔截報告,就要調查。是誰肇事,貨物放在什么地方,由誰在看護。我們的目標是嚴格追蹤高層次集團。他們常与黑手党打交道,參与分財,了解內幕,并進而分配財產。這一伙人當中,有的開了旅館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實際上就是黑手党成員,他們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党徒。
  大家決定采取單人隱蔽的方式,并且選中了我來干,因為我剛剛成功地干了一回,因為我了解攔截方面的情況,還因為我熟悉街道社會。
  還有,我是意大利人,這并非不重要。這使我會适應我們即將調查了解的那种類型的人。因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們打交道的卻是意大利人。
  大家的意見是:你去打擊上層集團,給黑手党以重創。這是初期階段我們目標的延伸,僅僅是要打進那些上層一伙人之間。決定雖然已經作出,你可不能馬上就出門開始干隱蔽工作。還得花几個月時間的准備。我要作准備,政府部門也要作准備。
  最后,我們不得不把這個意見向上匯報,向華盛頓匯報,向聯邦調查局總部的頭頭們匯報。為此,我們要對經費、時間、目標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所有問題作出全面的估計。長期潛入的行動實施對于聯邦調查局完全是陌生的課題,甚至連隱蔽特工及其督學員應遵循的正式准則都不能印發下來,這一局面一直延續到几年以后的1980年。這是一項開拓性的領域,計划工作務必要清楚落實。
  這項計划的起步工作就令我感到激動。我是在有利條件下學習新的長遠的技術,目標又是針對使我感興趣的歹徒。我們利用新的合法工具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開展斗爭。1970年,國會通過了《敲詐腐敗組織法案》,人們都稱為“RICO”法案1。我們第一次能夠追查從事“敲詐型”的“企業”。如果我們能把參与旨在犯罪的組織的人暴露出來,我們不一定要揭露該組織每一個成員所犯的具体罪行。
  
  1 RICO(即Racketeering-influenced-corrupt-organization):全稱是:受到訛詐錢財的歹徒影響的腐敗組織。

  需要反對黑手党的法令,我們已經制訂。
  在這种情況下,開展新型的隱蔽活動,我和督學員就能制訂計划,使這一活動沿著我們所希望的方向進行。我們可以自己干,不需要別人幫忙或介入。
  貝拉達這時是思想最活躍的督學員之一。我們得選擇一些像樣的目標,要有個切實可行的計划說服總部,因為像大多數官員一樣,我們內部的那些人大都不肯把脖子伸到一條新的、帶有冒險的戰線上。
  我要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后才能秘密打進去。就是研究工作也得秘密進行。整個計划只有四五個人知曉。在實施初期,只有我的督學員貝拉達、紐約辦事處特工刑事處處長台德·佛雷、日后成為我的專案特工喬·肯納利、我的聯系特工史蒂夫·伯瑟,總共就是這几個人。我要仔細查閱往日那些已經封閉的檔案、報告,同小隊的伙伴交談,同我信任的朋友交談,搜集為我們打入目標的上層團伙的一切情報。這幫團伙里的人,大部分我們已經了解,但是要抓到他們确鑿的證据并非輕而易舉。現在,我們第一次企圖把我們自己的人扎進去——派的就是我,我要在他們當中生活和工作。我搜集他們的姓名,查看嫌疑犯照片。我們要了解的情況有:和這幫上層團伙聯系的匪徒是誰,他們劫持些什么人,他們出沒于何處,他們在哪儿謀划,他們有些什么生活習慣,各人具有什么個性等等,凡能有助于我在他們當中行動的情況都想知道。
  在深入討論計划和建議的過程中,要牽涉到少數人,既有紐約方面的,也有總部方面的。艾迪·奧布里安是總部的督學員,在實施計划的開始階段,他負責處理隱蔽工作。我們要明确一下上層團伙的一些目標,我還要熟悉紐約市的一些地區,比如曼哈頓區的小意大利1,以及布魯克林的一些地區,還有我可能要出人的一些旅館和俱樂部。我們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獲得其他通路的時候能夠采用。
  
  1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美國紐約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區。

  我們和另一名特工,要在邁阿密制定一份和紐約相同的計划,兩份計划工作互相聯系。邁阿密有許多有錢的大戶,有許多旅游度假的人。那里的騙子和盜賊大有人在,他們在盜竊珠寶、債券和股票方面是老手。那里也有許多与黑手党打交道的高層次買賣賊贓集團。我們也可以以這些集團作為目標。我和奉命執行此項任務的特工能夠互相支持。
  邁阿密辦事處對這個主意表示贊賞。我和貝拉達前往那里幫助他們,制訂一份和我們對紐約制訂的相同計划。
  接著,我和他討論的是,誰作為邁阿密的隱蔽特工我感到合得來。你在任何時候搞隱蔽工作,選擇誰和你共事,這是至關重要的大事。選擇這樣的人,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你的生命安全上,你都要信得過。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在邁阿密的辦事處有誰合适。我決定挑選的是一位朋友,他的隱蔽姓名是喬·弗茨杰拉德。他是波士頓人,身高約6英尺5,先前是波士頓學院的足球隊后衛。我挑選他,還因為他是擲沙袋游戲好手,腳步動作敏捷,完全能夠把握住自己。他基本上是搞街道工作,在邁阿密待的時間足以使他熟悉這一帶的地理。因此,我們帶喬·弗茨杰拉德到了邁阿密,讓他執行整個行動計划。他接受了這個任務。
  這兩項計划我們要一起實施,這個雙方計划的代號是“太陽苹果”。邁阿密代號太陽,紐約代號為苹果。
  接著要討論的是我自己。我要确定一個新的身份,這身份可以經得起任何情況下的檢查。在街道上,在你沒有證實之前,誰都會對別人采取怀疑的態度。
  我們列出了討論問題的目錄,這些問題是為我可靠的工作背景而必需解決的。首先是姓名。我在潛入重型裝備盜竊案的行動中,已經有了一系列适合身份的證件——社會保險卡、美國運通公司卡1以及駕駛執照等(我實際上有兩份駕駛執照,一份在佛羅里達,一份在紐約)。仍然用多尼·布拉斯柯這個名字似乎是最方便不過的事。我正是用那個名字,在加利弗尼亞和佛羅里達打下了一些背景基礎,有些比較好的聯系關系。就用這個名字比改用任何別的名字要好。
  
  1 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美國1850年3月創立時,原為快速運輸的公司,現為世界規模的商業組織,主要從事旅游、保險和國際銀行業務。總公司設在紐約。

  在這樣的背景下采用這樣的名字有其有利因素,但也有其不利因素。我在佛羅里達重型裝備盜竊案的審判中已經公開亮了相,這一狀況會不會又回頭糾纏于我,對此我沒有數。但是在那一段時間里,据我所知,我沒有同任何歹徒有瓜葛。我在安排其他工作的時候,對此考慮了很久。到后來,我終于認為:管他呢,就用這個名字。
  既然用多尼·布拉斯柯這個名字,我應該有個簡歷。簡歷不要寫得太多。正如我干別的事一樣,我想使簡歷簡單一些。無論怎么說,你反正是要說一大堆謊言。簡歷越簡單,你要記憶的東西也就越少。在我的隱蔽工作中,只要有可能,我都盡可能地靠近真實。為了這個特別的理由(我正為了這個理由),簡歷越簡越好。
  我的簡歷准備這樣寫:我在邁阿密一帶度日,往返于加利弗尼亞之間,是個偷珠寶的夜賊,我是個單身漢。
  我們還想到了這樣一個主意:說我是個孤儿。一個沒有家庭的人,別人要查你就比較困難。如果你有家庭,這就牽連到別的特工,要他們出來說清楚你的家庭成員。如果你是個孤儿,別人能查你的只有你所居住的里弄,或者問你是否了解某個具体的鄰里。我對佛羅里達和加利弗尼亞的一些地區有所了解,因為我在那些地方干過一些工作。
  我們從研究人員那里得知,已經焚毀的皮茨堡那里有座孤儿院,在那里撫養的孩子并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材料。這對我非常理想。有個特工曾在皮茨堡生活過,而我是在賓夕法尼亞長大的。
  我想的是我是偷珠寶的盜賊。這樣的盜賊有多种多樣。我需要有個專長,好使我一人作案而又不會發生暴力。我不能當一名強盜或是銀行盜賊,或是搶劫徒,或是諸如此類的人。我們得到了部里的允許,參与某种無關大局的盜竊活動,不過你得要避免暴力。作為一名珠寶盜賊,我可以說我是單獨行動的,我可以隨心所欲地進進出出,而且取得了成績。大家都不需要知道洋情,因為我是在私自“犯罪”。
  干一名偷珠寶的夜賊,一個人單獨作案并非有什么難處。因為你如果作案得法,你不會撞到物主,難得有可能發生暴力。我的業務知識使我能擺脫任何人企圖与我動武——暴力不是我分內的事。
  由于行動的性質,我有可能誤入聯邦調查局規則和制度的“灰色區”1。可我們好歹得試一試。不管出什么事,我們都要正視。我的角色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我能參与什么樣的犯罪活動,看到哪一些,看不到哪一些;在他們發起的交易中,我能參与到什么地步而又不至于陷入圈套,等等,這些都是我出發前要作的一些思想准備。
  
  1 灰色區(gray area):指介于兩個對立方面之間的范疇,諸如不可被划為全對或全錯的原則性問題、在爭端中不介入任何一方的國家、既不全然是科學事實又不全然是超自然的信息等。

  作為珠寶賊,我要有适當的經驗。關于警報系統、估量我或其他特工所從事的未來“職業”的監測裝備,我已有了足夠的了解。紐約市一家大名鼎鼎的珠寶公司給我上了兩個星期珠寶學課程,他們只知道是為聯邦調查局工作,對我的行動完全無知。我和一個珠寶學家去了紐約一家博物館,買了一些關于珠寶和珍幣方面的書籍。這些雖然不能使我成為高級專家,但至少使我懂得了行情。
  我有了名字,有了背景,有作案的經歷,下一步就要對行動計划作出預算。我需要一套公寓、汽車、活動經費,等等。
  開始的預算比較節儉。“太陽苹果”方案中紐約方面,我們計划潛入的時間是6個月,開支10,000美元。這個數字較少,但是少歸少,我們覺得有了良好的机會,可以使行動計划得以實施。實施計划這是主要問題。只要你著手行動,能顯示出工作中的成績,深入下去就好辦了。我們對此滿怀信心。到那時如果再需要延期6個月,我們就能提出進一步的建議。
  誰也沒有料到潛入進去的不是6個月而是6個年頭,沒有料到我們触及到什么程度。
  我們的預算很認真,因為局里的會計官很認真:寓所、電話、租車、個人開銷等等。我們初步的預算從原來10,000美元升到15,000美元。我們要求增加5,000美元放在手頭,以備特殊情況、未料到的開銷,比如我需要購買盜賊的贓物。
  所有文字計划工作完成以后,行動建議就呈報到華盛頓總部。他們批准了。
  現在,我不能公開露面了。知道行動計划的只有少數几個人。為了我家里人自己的安全,他們只知道我要去隱蔽起來,但不知道我為了什么。由于局里從未有過長期深入隱蔽工作方面的歷史,因此我們在行動中要作出一些指導准則。其中有一條就是:我作為聯邦調查局的真實成員應該要取消。
  上次我在重型裝備盜伙中的隱蔽行動,一切問題都是在辦事處內部根据需要知曉1的基礎上處理的。這一次,安全措施將顯得更加嚴峻。在當時位于東六十九大街的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里,我的辦公桌已經清除,我的名字已經從辦事處花名冊上勾銷。我的個人檔案已從辦事處移走,秘密隱藏在保管特工檔案的保險柜里。由于辦事處的工資單上沒有我的名字,我的工資支票通過非正常系統發給了我。除了与此行動有關的几個特工和聯絡特工,以及聯邦調查局在華盛頓總部的上層人士以外,辦事處里、全國各地聯邦調查局的值勤人員中,都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如果有人打電話到辦事處找我,他們得到的答复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員當中沒有那樣的名字。局里局外的人中,沒有約瑟夫·皮斯托尼這樣的名字和聯邦調查局有任何牽連。
  
  1 需要知曉(need-to-know):指在反間諜或保安活動中只讓情報人員知曉為完成其本身任務所需要的情況而不使其知道其他不必要了解的情況。

  我們在4月份先后開始考慮這次行動,到我作好准備實際行動的時間是在9月份。
  1976年9月份的一天,我邁出了我在聯邦調查局的辦事處,在以后干隱蔽工作的6年當中,我從沒有返回過,從沒有回到我在聯邦調查局辦事處的任何地方。
  我的同事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的朋友不了解。我的知情者不知道。在這項多尼·布拉斯柯新的任務中,我無需用任何知情人。
  我已經隱蔽起來,就著手我的新生活。我需要一套公寓,一輛汽車,一份銀行帳號——都是普普通通的東西。這些東西都不能通過局里得到,都要以多尼·布拉斯柯的名義自己動手辦理,不牽涉到任何人。
  我想自己辦理一切事務,不想通過聯絡特工辦理,因為我不想任何人知道這是一項聯邦調查局行動計划。你根本想不到會不會有人涉及到別人的檔案,或者有人漏了嘴,會說出了一點什么。我們知道,我們在与目標所指的買賣賊贓的集團打交道時,有可能會碰到歹徒同伙,任何泄露風聲的情況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凡是我干的事我都是自己親自干,正如搞調查的人要親臨現場一樣。
  我們為多尼·布拉斯柯創造了一些相關條件。我們登記了几個“查詢”電話,就是人們可以向我詢問情況的平常的電話號碼。一個是我的工作單位號碼。我是艾司汽車公司的經理;另一個是我居住區的建筑經理。回答詢問的只有我的督學員或我的同伙特工,有時候是我自己。
  我租了一輛适合我身份的汽車,一輛黃色卡迪拉克牌轎車,挂的是佛羅里達牌照。
  在一般情況下,我從不戴珠寶,也不講究時髦的衣服。但干這項工作,我要穿得好一點,戴上戒指和金鏈,穿便眼。在預算中,這些都是一次性開銷,共750美元。
  我到市中心曼哈頓銀行的一家支行,要求開活期存款帳戶。我填了單子,單子上的先前業務那一欄我沒有填寫。職員認真看了我填的單子。
  “先前銀行業務一欄怎么沒填?”他問。
  “你問這個問題干什么?”我說。
  “因為我們要核實一下你的簽名。”他說。
  “我先前沒有開銀行帳戶。”
  “啊,我們需要有那一欄的內容才開帳戶。”
  當你不是按常規辦事的時候,這就是對社會短暫的一瞥。我身穿新的便衣,還挺像個樣子,手里有1,000美元現金,要在銀行開個帳戶,因為沒有先前的銀行業務,就辦不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事。不過我不想爭辯了,因為那個家伙已經乘了我的不備。
  我說了一聲“非常感謝!”就起身走了。
  街對面有家化工銀行支行,我決定到那儿試一試。但是我先得思考一下,如果那家銀行的職員以同樣的問題責難我時,我該怎么回答。
  我走了進去,填好了單子。那家伙問道:“過去兩年你在哪儿有銀行業務?”
  “過去兩年我沒有辦過銀行業務。”我回答。
  他說:“這樣我恐怕不能為你開戶。”
  “你這是歧視我。”我說。
  “你這是什么意思?”他問道。我不是黑人,也不是女性,沒有任何東西与歧視沾上邊。他不解地看看我,說:“這是我們的制度,對誰都一樣。”
  我說:“我剛剛從牢房出來,在那里待了6年。現在我刑滿出獄,想做個堂堂正正的公民。我已經還清了對社會的債務,有了一份很像樣的工作,想在銀行開個帳戶,做個有体面的公民。我有1,000美元,所想的只是開一個活期銀行帳戶。就因為我最近沒有銀行業務,你就拒絕我。我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銀行干什么,我要到市政廳去,向民權局申訴,因為我受到了歧視。”
  他突然神色惊懼——我想,這倒不是因為他擔心可能引起的歧視問題,而主要是因為他可能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一個釋放的勞改犯。
  他說:“啊,有些情況我們能夠通融。我看,我們能幫你解決。”
  就這樣,我開到了銀行帳戶。下一步我需要的是一套公寓。
  我對于住在哪儿、怎么生活,倒并不過于操心,不過有兩點我要考慮:第一,我并不想住到我的目標地區的中心;第二,我想寓所在一幢相對高大的樓房里——這兩點都是為了我好隱匿。我需要住一個進出自由、又不惹人耳目的地方。
  我注意看報紙,找了一個星期。后來我終于找到了我想要的住處。
  在第三大道第九十一街道上,我在約克維爾·塔爾斯大樓里租到了一室的公寓,房號是21-G。這幢公寓大樓高市東北部最繁華的住宅區只有几個街區。
  我喜歡這儿的位置,而且這儿還有地下停車庫,房租也不是太貴——每月491.6美元。室內有大客廳,24小時有門衛保安,還有人為客戶收發服務。
  我租的家具每月租金90.3美元。我購買了床單、毛巾、浴帘。我還從自己家里帶了一些壇壇罐罐,放置在碗柜櫥里。
  我要妻子不要往我的寓所打電話,除非有什么緊急情況。她打電話時,說不定寓所里有坏人,說不定我的電話有坏家伙偷听。我對妻子說,我用的還是以前用的名字:多尼·布拉斯柯,我盡可能給她打電話回家。我沒有告訴她:我可能要打進黑手党。我這么做或許有點自私,但這是我的工作。
  作為多尼·布拉斯柯,偷珠寶的夜盜,我已經准備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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