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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作的第二年，就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市外執行公務。我們一直在追捕一名搶劫銀行的在逃犯，追捕了大約有1個月，其間有好几次差點就逮到了他。我和同事杰克·奧羅克得到秘密報告說，那家伙將要在靠近華盛頓的某個公寓停留大約半個小時。我們提醒了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這樣他們就可以派兩輛車。我們赶到那地方去，停了下來，就看到那家伙正在下樓梯。 這是一個黑人大漢，生得魁梧而又墩實，身高6英尺4，体重225磅。他已經干了一連串的搶劫銀行和旅館的活動，還打死了一名職員。 這儿是一個黑人住區的中心地帶。那家伙一看到我們就從小巷溜走了。我縱身跳下了車，緊緊追隨；我的同事駕車在街區四周行駛，以截斷他的逃路。我們翻越了篱笆，奔跑在小巷里，踢翻了食品罐，弄得一片喧鬧。我沒有掏槍，因為他也沒有那么做。后來到了另一條小巷，我終于赶上了他，把他逮住。接著就拳打起來。一會儿他壓倒我，一會儿我壓倒他，接來揍去，互相咬住對方不放，打得雙方都崩潰了。群眾圍在一旁，袖手觀看。我征服不了他。我設法從背后腰間掏出了手銬，將一只套在手上，終于狠狠地砸到了他，弄得他一時眼花繚亂。這使我贏得了短暫的時間，把他的手反扭過來，將一只手銬銬住了他。 其他的車子已經開來，我們抓住了他。 我們押著他往車上走，他對我說：“你恐怕是個意大利人。” “是嗎？” “沒錯，因為那樣毆斗的方式只有兩种人才那么干，這要么是黑人，要么是意大利人。我知道你不是黑人。” 這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這家伙原來是退伍的海軍陸戰隊隊員，他佩戴的勳章表明了他在越南的英勇戰績。他遣送回來以后找不到工作，誰也想不到他是從越南回來的退役軍人。他成了個海洛因吸毒者，銀行搶劫犯。在這次較量以后他蹲了大約三年的牢房。出獄后，他繼續重操舊業。我們設法逮捕他的時候，他跳出來對我們開槍射擊。我的一個兄弟用短槍結束了他的生命。 我為那家伙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我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社會工作者，我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一個意大利人。我的祖父輩是來自意大利。我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在那儿長大，然后到了新澤西。我父親在一家絲綢厂工作，同時還開了几爿酒吧。他在62歲退休。我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在中學讀書時，我喜歡踢足球，打籃球，主要還是打籃球，當后衛，當前鋒。我只有6英尺高，但是跳躍能力很好，足以當上全州的第二隊隊員。我到軍校里待了一年，籃球更是經常打，后來靠籃球獎學金進了大學。我知道自己要當一名職業選手還不夠條件。籃球只不過為我上大學舖了一條路。我學的是社會科學。我想當一名高級中學的籃球教練。大學讀了兩年我就輟了學，結了婚。那時我20歲。 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年，正如我過去在校經常抽時間外出干活一樣，我在工地上做工，開推土机，在絲綢厂干活，在酒吧里當招待，還開拖拉机拖車。我的妻子是個護士。干了一年的活以后，我又回到學校，想獲得大學文憑。不過我不再打籃球了。我妻子已經怀孕，我不得不整天工作，沒時間去打籃球。我們的第一個女儿出世以后，我妻子就上班工作，當護士，好支持我把大學讀完。 我的家里沒有人當過警察。不過，我小的時候，曾經想到過當一名警察或者是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我在讀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一個朋友要去參加地方警察部門的一次考試，還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我說，我想把大學的最后一年讀完。可他說什么也要叫我去應試。結果在筆試中我得到了前五名，在實際操作中我名列第一。我對警察隊長說，我想在警察部門工作，但是我在大學還有一個學期，我想讀完，好拿到文憑。我問他可不可以約定：我只在晚班工作，一直工作到我大學畢業。他說，他認為這沒有什么問題。 可是，到了簽約的時候，他對我說，他不能保證我的夜班工作。因此，我回掉了警察部門的工作，把大學讀完。 我獲得了大學文憑，在一所中學里教了一段時間的社會學。我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自己就有了兩個孩子。 我有個朋友在海軍情報局工作。該情報局要雇佣平民作一些調查工作。一方面調查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基地設施的犯罪活動，另一方面也調查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在地方范圍的犯罪活動。調查涉及的類型很廣：同性戀、賭場、盜竊、吸毒以及像從事破坏而危及國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海軍情報局特工經常和聯邦調查局特工緊密配合工作。在我的腦海里，我總是在想著當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但必須要有3年的實施法律的工作經驗，還要有大學文憑，你才能當得上。 我對海軍情報局很感興趣，因為你只需要有大學文憑就行。我通過了一些必要的考試，就當上了海軍情報局的特工人員。那時候，我已經有了三個女儿。 我主要工作在費城外面，基本上是斯斯文文的工作，作一些正常的、直截了當的調查。有些工作還作了分類。我的任務是調查吸毒、盜竊這一類的案件，也干一些破坏案件中的情報工作。我審案件，在軍事法庭上提供證詞。 我在那里的工作滿足了聯邦調查局關于具備實施法律經驗的要求。我通過了筆試、口試以及体力測試，于1969年7月29日宣了誓，成了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 我在弗吉尼亞州匡迪科的聯邦調查局學院里待了14個星期，學習法律、學習在聯邦調查局管轄范圍內的違法情況，學習接待人員、實施各种調查的常規程序和技術。我接受各种訓練：自身防衛的技術，追車和逮捕的正常程序和技術，局里使用的各种類型輕武器的使用等等。 在海軍情報局里，我喜歡街頭工作，處理刑事案件，并不喜歡搞情報調查。到了聯邦調查局以后，我還是想干街頭工作。任何人不論什么情況都得從這儿干起。 我被分派到佛羅里達州的東北部城市杰克遜維爾，執行日常公務。 我在那里工作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作為一名特工所面臨的嚴峻局面。我們奉命要抓一名在逃犯——一個從喬治亞州監獄逃跑的犯人。他犯了綁架罪，還打死了兩個人。他越過州界線逃到了佛羅里達。我的同事還從一個知情者那里獲悉，這個逃犯正要到達這一帶，此刻正駕著車，准備作案。 我們布置了几輛車在這一地帶設防，盯著他駕車而過，立即尾隨，乘他在作案地點下手時就開車過去。可是，車子行駛了几英里以后，他拐了彎，上了公路以后就開到邊道上，想擺脫我們。我們不得不采取行動。我的同事在駕車，朝那輛車邊開過去，迫使對方在路邊停下來。逃犯的車子正好停在右邊，也就是靠我這一邊，我的車門和他的駕駛室門正好相對。 我和逃犯同時跳下了車，彼此面面相對，相隔大約5英尺。他在掏槍。我初次上陣，沒有經驗，還沒有掏槍。那家伙把槍對准了我，扣動扳机。“卡嚓！”他又扣了一次。“卡嚓！”兩次都沒有發火，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一切都是在几秒鐘之內發生的。逃犯放下了槍，拔腿就跑，我立即追過去。我的同事也下了車，在后面邊跑邊叫：“對他開槍！” 在動用武器上，我們有嚴格的防衛界限。開槍警告都不允許，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能開槍。開槍就要打死人。不過我還不打算朝那個家伙開槍。我心里火冒冒的，讓他白白地對我開了槍。干一份堂堂正正的差使有說不出的苦。不過，我抓住了他，用手銬在他頭上狠狠砸了几下，然后銬住了他的手。 我的同事跑了上來。他說：“你究竟為什么不開槍？” “這事儿真是有點不稱心。”我說。那家伙把我嚇了個半死，与其說我惱怒他，倒不如說是气我自己，因為我在跳下車的時候沒有帶槍。不過，在那逃犯當時惊慌中晃動槍之前，說什么也沒有理由要對他開槍。 在杰克遜維爾，我擔當了一些在逃犯案子的處理工作。罪行是賭博和搶劫銀行。我開始擴大線索。我感到自己有個較好的才能，那就是能從大街小巷的世界里理出可靠的情報。 我是在街道上長大的，對于靠自己的机靈和智慧而生存的街道居民，粗魯的人，小偷，我并不看不起他們。你要向知情者承諾：你會保護他們和你之間的關系。你決不會完全相信他們，他們也決不會完全信任你，因為你是站在法律一邊，而他們不是。 我不想袒護任何人，如果你在社會工作方面陷入太深，就會使你的調查能力受到阻礙。 我調查的第一批知情人中有一些是婦女，因為我審理過許多妓女案。這些案件關于州与州之間販運婦女作娼的問題，因此審案要依照聯邦政府的麥恩法案１。妓女是受害者。我們找到了一些老鴇。她們因為妓女沒賺到足夠的錢或別的什么原因就打她們或用炭棍燙她們。 １ 麥恩法案（Mann Act）：美國1910年6月在國會通過的一項法案，禁止州与州之間販運婦女做不道德的勾當。 有時候，我設法說服妓女，要她們擺脫老鴇的控制。我沒有勸說過叫她們別當妓女，因為那純粹是浪費時間。我的態度是：啊，如果那就是你要選擇的職業，我只是想勸勸你該怎么選擇生存，只是聊聊而已。我勸說了有些妓女從老鴇手里逃了出去，這使我心里感到一些快慰；我還得到她們當中的一些知情者，這就更使我欣慰了。 有個知情者叫布朗·蘇佳，我同她談話，勸她至少要從邋遢的里弄里搬出去，搬到一個稍微好一點的安全地帶。她的公寓里沒有一件像樣的東西。我問我妻子，我們有沒有什么用舊的壇壇罐罐給她。妻子說道，我們也沒有什么東西，我工作開始的這些年，家里還負擔著三個孩子。 我和同事与杰克遜維爾的警察緝捕隊１在一起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外面值勤的特工，彼此之間有許多工作要互相配合，因為他們互不可少。特工之間互相怨恨、互相妒嫉的事常常發生在高一層人士之間，人們正期望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１ 警察緝捕隊（vice squad）：又譯作風化糾察隊，是美國取締賣淫、賭博等的警察組織。 我們曾為緝捕隊的警察做些好事，但并沒有得到上面授權，這樣的事我們已經停止。我和我的同事并不想因此而弄得家喻戶曉。我特別不想招人耳目，因為我作為特工上崗還是第一年。在第一年里，你還是在實習階段，隨時會毫無理由就受到解雇。 這個地區比較像樣一點的旅館里，妓女蜂擁而至。高級的娼妓在酒吧和客廳里周旋，拉的是公務人員。 旅館的人都認識緝捕隊的警察，因為他們有時候也來這儿轉轉。但是人們都不認識我。為了幫助他們理出地方案件的頭緒，我要裝扮成公務人員，讓娼妓拉我，把我帶到房間去。地方警察總要跟著我們，在門外稍等几分鐘，等到交易過去他們就進門，采取突然搜查。 我可不是個孩子，我已經30歲了。但是我干這樣的差使還是個新手，這些緝捕隊的警察喜歡和我開開小玩笑，查查我的證件。比如有一次，我同一個娼妓進了房。我給過了錢，等他們破門而入。什么動靜也沒有。她開始脫衣服了。她說：“過來，寶貝，你不打算脫衣服嗎？”我支支吾吾。門口什么事也沒有。她已經一絲不挂，要脫我的衣服。我不讓她解我的衣鈕扣和拉鏈，我不知該怎么辦才好。因為這不是聯邦人員的業務，我的工作是在這儿的前線。 門上有道過梁。我听到格格的笑聲。他們把一個伙計舉起來，讓他從過梁上看。他對我表現的窘況簡直笑翻了天。 接著他們進房搜查。 我們開始打听有關在房間里強行搶劫的事。老鴇們往往躲在房間里。嫖客一進房間，他們就動手搶劫。 有個娼妓同老鴇合伙，用這樣的方法拉了我，把我帶進房間。這一次我知道警察會做我的后盾，因為這是嚴肅認真的事。 我說，我想把衣服挂到衣柜里。老鴇不在那里面。接著我就進了浴室，老鴇也不在那儿。我和娼妓又回到了房間，把錢給了她。她非常緊張。我明白了，老鴇就在房間里。 我突然想到，他就躲在浴室里淋浴帘子的后面。帘子是拉開的，拖到了浴盆的一端。我并沒有移動帘子，而是看著浴盆的角落處。我對那女人說：“你為什么不脫衣服？我只是想再洗洗手。” 老鴇往往身上帶有槍。可是我如果掏出槍，那女人就嚇得尖叫，誰知道那家伙會使出什么花招來？因此，我只好要惊動惊動一下他。 我走進了浴室，把水槽的水龍頭扭開，然后一個轉身把淋浴帘子呼啦一聲掀開。老鴇正站在里面，手里拿著自動手槍。我猛擊他的臂膀，扼了他的手腕，他的槍落了地。他想反抗，但已經無能為力了。在一片騷動中，警察來到了屋里。我把這個花花公子交給了他們就走了。 過了七八個月以后，我被調任到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德里亞。那里的辦公桌上積壓了一大堆申請工作的報告。對于政府分配工作的人，要作些背景調查。新到辦公室的人照例分到一個班里，劈頭蓋腦地去處理那些求職報告。我一下子就陷入到這种毫無生气的气氛之中。我問特工的頭頭，也就是辦公室主任，我能不能在處理好這些報告以后去干刑事工作。他說他對此并不介意。因此，大約到中午的時分，我要把屬于我處理的報告全部處理完畢。到了下午，我就會和執行刑事任務的特工在一起工作。 我找到一連串的知情者，他們對于解決銀行搶劫案和拘捕在逃犯方面很有作用。關于越南問題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在亞歷山德里亞工作，就像在杰克遜維爾一樣，處理了一大批冷僻案子。 我在亞歷山德里亞工作了四年，這一段生活還是美好的。我們參加了一個鄉間俱樂部，我妻子還是該俱樂部的社會指導。 這期間，我還回到匡迪科的學校，參加“在職”短期培訓，課程有賭博和隱蔽工作這一類。在那些日子里，聯邦調查局還沒有長期隱蔽這樣的任務。在“買賣搜查”的情況下，有那么一兩天的隱蔽活動。比如說，你獲悉有人得到了某些被盜之物，你就和這個盜賊洽談買賣的事，然后就把盜賊拘捕。 我還參加過特种武器襲擊隊的訓練，這种襲擊隊是70年代初期組建的，用來應付諸如發生劫机而引起的人質問題，或是對付潛在的恐怖分子的襲擊。隊伍里的特工人員要經過嚴格的挑選，他們要具有卓越的格斗技術。我們還要訓練使用各种各樣的武器，以及對建筑物襲擊的各种方法；學會從建筑物、懸崖及直升飛机上用繩子繞雙腿下降；還有在荒原地帶、在水下的生存訓練。我們還進行赤手空拳的肉搏戰。我尊重同志間的友愛，喜歡体力上的較量。 1974年，我調到了紐約市，加入到了車輛攔截小隊。 我們這個小隊很不錯，工作很忙。每周至少要工作6天，有時候連續兩三天作戰。不過，在聯邦調查局里長時間工作是尋常事。每個特工從早上6點半或7點就開始工作，一天要干12個小時的活，還要攔截六七次的搶劫貨物。 接下來我就轉向了長期隱蔽的工作——這項任務把我的工作引進了黑手党。 在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市，工作人員正在對一伙盜竊集團發動攻勢。這伙盜徒盜竊的是重型裝備和高級轎車。工作人員發現這伙盜徒純系偶然。他們逮捕了一個十几歲的小男孩，本來与此事沒有關系。但是后來發現，這孩子的父親与這伙盜徒有牽連。 這位父親不遺余力地保護孩子不進牢房。他向特工們說：“你們減掉對我儿子的處罰，我就幫你們查到大伙集團，他們在美國東南部一帶盜竊重型裝備和高級轎車。” 聯邦調查局在佛羅里達公路巡邏隊的配合下，讓那個家伙作知情者，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他果然知情。這伙盜徒受巴爾的摩某個人指揮，在東南部一帶四處作案。他們偷的都是成品：卡車、壓路机、分路机、卡迪拉克牌轎車、林肯牌轎車和飛机。 調查局認為，為了追查這伙盜徒，他們也許能派一名特工打進去，和這個知情者一起工作。在法庭上有特工作證一向是有利的。那位伙伴說，唯一的問題是，特工要懂得如何開18輪大卡車和推土机這一類的工作。這樣，調查局就把任務交給了我，因為有那种經歷的特工在調查局里屈指可數，而我是其中之一。 我和那人單獨坐在一個房間里。他叫馬歇爾。我們彼此要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互相信任，共同去冒險。他身体壯實，大約6英尺1的個子，体重約250磅，紅頭發，紅胡子，一雙大手。他穿著工裝褲，是個卡車机械工，可以偷任何東西。我對他說，怎么偷卡車和轎車，我一點也不懂。“這沒問題，”他說，“我馬上就能教你。”我們一起交談，談談我們對問題的看法，談談各自的經歷和家庭。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痛快，他對我也是這樣的感受。他說，在和我接触以前，他以為特工一個個都是西裝革履、衣冠楚楚的人，根本不了解街道上的事。但是，我卻与眾不同。他說：“看樣子你能干得好，當個像樣的盜賊。我能幫你打進去。” 對于這次行動，我得要有個名字。我對此并未怎么多考慮。這部分原因是我頭腦里已經有所考慮，那就是從老電影片子里、書本上或其他地方找一個現成的就行了：多尼·布拉斯柯。我就這么成了多尼·布拉斯柯。調查局就以這個名字給我配了駕駛執照和信用卡。這時的計划本沒有想到要作長期的隱蔽。但是這次打進去用了大約6個多月的時間。 馬歇爾對我介紹了一個梗概。盜賊的頭頭是個名叫貝克的家伙。擔當警戒和實際作案的大都是19歲或20歲的年輕人。他們從建筑工地上偷竊重型机械，轎車直接偷自新車的停車場。車主是建筑公司的人和公務人員。豪華轎車的車主只是那些大款。 馬歇爾要把一輛盜來的福特牌40吨貨車運給在佛羅里達中部城市萊克蘭的几個伙伴，這些人正在給磷礦隊的人輸送卡車。這是我要干的首次任務。 我們正准備動身，負責這事的特工忽然說，他們想要在我身上搞個有線裝置，想要我攜帶一架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机。我不大贊成，因為那种東西帶在身上又悶又熱，連防風外衣都不能穿。我穿的是班農牌襯衫、牛仔褲。我問道：“我怎么能藏得了一台錄音机？”他們說：“我們將扎在你的背上。” 這是我第一次外出執行公務，還不想給人以為我像是不听話的人，就同意了。那台錄音机6英寸長、4英寸寬、4分之3英寸厚度，扎在我的后腰上。對照鏡子一看，我好像在襯衫下面的部位長了個瘤。 馬歇爾說，他要把我作為伙計介紹給其他的盜賊，就說是通過一個叫鮑比的伙計認識我的。鮑比已經死于車禍。他還向我介紹了鮑比的情況，足夠我應付場面。由于鮑比已經死了，誰也不會向死人查詢。 我們把貨車開到停車場地，要在那里等顧客。我們下了車，會到了那些顧客。他們在車子周圍走動，仔細檢查。我也要不停地走動，好使自己正面對著他們，不讓人待在我的后面，因為我后腰還扎著那么個東西。有個叫拉斯的顧客正在談著他有多少輛卡車可以賣給磷礦隊的工人，他還有多少多少別的裝備。他的腳步不停地走動，我也不停地走動，不讓他看到我的背部。 我們把這輛貨車開价為1，500美元。在1975年那時候，這輛車要值4，000美元。到后來，拉斯說這輛車對他派不上什么足夠的用場。為了套住他，我們還得另外挑選一輛。 我返回到我和馬歇爾居住的荷里得旅館以后，我就向特工報告說：“我實在不想扎這么個討厭的東西，我感到自己就像個駝子。” 結果一查，机器出了故障。那盒磁帶怎么也取不出來。 過了几天，我們打算會見頭頭貝克，地點在佛羅里達的巴拿馬城，靠圣安德魯灣外的一個狹長地帶。我們住在坦帕市東部萊克蘭的一家汽車游客旅館里。馬歇爾利用周末時間教我學習業務。他教我怎么樣用一种叫做“小破坏”的工具，在汽車的外門板和玻璃之間划開、鉤住鎖欄就可以上車；怎么樣在5分鐘之內取下遮泥板接触車子牌照號碼，牌照號碼是用金屬粘上并且鉚接得很牢固，我們就砰砰咚咚敲下鉚接處，用塑料帶取代，貼上新的號碼；教我用“小破坏”怎么樣“電線熱化”點火裝置，穿孔駕駛台上的點火裝置筒。點火裝置一旦穿了孔，你就越過了點火裝置鎖，就可以發動引擎了。到了下一天，你就可以從汽車零件商店里買部分零件，換下點火裝置。他還教我怎么樣從車下面使方向盤失靈。這真是一所大有可為的學校。 我們到巴拿馬城會見貝克。他是個粗漢，臉上紅光滿面，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是個有前科的罪犯，行騙的老手。他大吹大擂，說他在匪徒中，在摩托車團体里，在碼頭上有許多朋友。 他盤問我和已故鮑比認識有多久，問我干些什么。我說，我和鮑比相識的時間不長，但我們在一起干過一些事，等等。由于我對汽車方面仍然懂得不多，所以我并不把自己作為長期偷車的人設法應付。我說，我主要是夜間闖入室內干些偷盜的事，最近大都在加利弗尼亞和佛羅里達一帶。 他對我的話表示相信，因為馬歇爾就在一旁，發誓為我擔保。 我也表白一下自己。我說，在搞汽車、轎車方面，同伙中有些人在技術知識方面可能比我強，但是我懂得制訂計划、組織實施和安全保衛。因此，我如果和這幫小伙子一道外出，在行動程序上我也要有發言權。我說，我不僅為了一個晚上100美元而偷車，我還想參与結束階段的活動。 我不得不采取一個有領導身份的姿態，因為我們外出時，我要能控制這些年輕人。我們在獲得證据的同時，還要指揮行動避免出現暴力。因此我對貝克說，我和馬歇爾要指揮開槍的事。 他表示同意，并且要把這個意思傳達到那些小年輕人中間去。 貝克對我講到了他所做出的种种規定：特別型號、色彩、附加物等。我們獲得的任何東西，都以零售价格的4分之1或2分之1出售。像帶有附加物的林肯牌和卡迪拉克牌轎車，价值大約12，000美元，他要得2，500美元。集裝箱貨運列車价值在10，000至15，000美元，貨車1，500至2，000美元，倒垃圾車4，000美元。 我們得到的報酬交給聯邦調查局。馬歇爾作為知情者，每個月還有費用，但在干這里的活動所得，他不能保留。 貝克想要我們搞一輛怀特牌集裝箱貨運列車。他已經盯上了巴拿馬城外的一輛，邁阿密市有個買主愿付15，000美元買下。第二天，我和馬歇爾去窺看情況。我們的車停在街對面的一家酒店旁。我們想看看是什么地方的車，車子是不是在行駛，好決定行動的時間。 我們在那里待了20分鐘，忽見一輛治安官的車子停了下來，車里的官員往我們這邊走。他說，酒店老板已經怀疑，想了解一下我們為什么待在那里。 “長官，我們正在考慮想買點什么東西，”我說。“已考慮好了。”我們走進酒店買些啤酒。 當天晚上，在對車子下手之前，馬歇爾給我作了扼要說明。我自己去動手，看看我能不能干好。記得他講述過電線熱線的情況，以及我該怎么動手。怀特牌集裝箱貨運列車呈扁平形，有一整套臥舖設備的車廂，有通風設備，司机室在引擎上面。待在司机室里就可以干我要干的事。 我們來到車子附近，偵察了一會儿，查清治安部門的巡邏隊什么時間經過這儿，兩班之間相隔多長時間。馬歇爾待在外面擔當警戒。我往車邊走，5分鐘就進去了，接著就啟動引擎，把車開走了。 我駕駛了第一段路程，行了300英里到了萊克蘭。我們想乘白天在那里睡几個小時，然后再開往邁阿密。我們把車停在旅館的停車場。就在我們睡覺的時候，我們的特工人員走到車子這邊，記下了車上的號碼等一切數据。 第二天，我們把車開到了邁阿密，會到了貝克和那個客戶。客戶本想把這輛車子轉手倒賣給在歐洲搞公路建筑的一個承包商。不過，他現在改變了主意，不想買了。 貝克只得返回巴爾的摩。他對我們說；“你們倆朋友要把車子藏在附近，等我重找買主。” 這么大一輛車，我們藏到邁阿密的什么地方呢？我問了問那些年輕人。從州立公路巡邏隊來的年輕人說，我們可以把車藏到邁阿密外交通部的大院子里。把我們偷盜來的車子藏到政府部門的院子里，我對這個建議并不熱心。不過，他們說那個院子很大，有好几個車庫，藏在那里很可靠。 就這樣，我們的車暫時就藏在那里。 汽車、卡車的停車場，除了電燈和進出口有鐵鏈以外，大多數沒有什么特別安全措施。警察巡邏隊一般是每隔15分鐘或半個小時走一趟。如果一切行動順利，5分鐘就可以搞到一輛轎車。 我們出去偷車，我是單獨行動。這儿既沒有聯邦調查局密探，也沒有公路巡邏隊。干這樣的隱蔽行動，你既不指望和你共謀的同伙，也不想要執法机构為你監視現場。這种作案也不會有人向警察報告。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我身上沒有帶聯邦調查局的身份證。我不想冒被逮住的危險。官方警察身上并不帶身份證，有些人身上暗藏有證件。我個人的感受是，帶身份證有另外一層擔心。你如果被警察抓住，你說清楚就可以脫身。或者你受到審查——這也沒什么大不了。如果你陷入困境，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把正在發生的情況告訴執法官。你接受檢查，讓負責這項工作的人去決定他們想干的事。當你從事隱蔽工作的時候，你要把執法證件丟在腦后，不去想它才對。 偷一輛車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當我出去行動的時候，我真的情緒激動起來。盡管我干的是神圣的工作，可是我單槍匹馬，既沒有人為我監視，也沒有任何保護。當你和頑賊、有前科的罪犯以及帶槍或不帶槍的伙計一道去偷汽車，你無法預料到會發生什么情況，你的頭腦里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你想獲得案件的證据，你還想保持警戒，确保他們不要越軌，不要發生災難性的事件。你還在擔心別被逮住。 如果這幫家伙被逮住，他們會作出什么反應？他們會試圖打出去嗎？如果一名警察碰上三四個偷車的家伙，他會有什么反應？如果作案中有人采取行動，這個警察會不會開槍？ 如果我們都在一起受到審查，我該采取什么態度？我該如何保護行動計划？我怎么樣保護馬歇爾？又怎么樣保護我自己？ 當你外出作案的時候，你頭腦里會從各個角度思考這些問題。我們一周要偷5-10輛車。 有人向我們訂貨，要3輛卡迪拉克牌轎車。我們在佛羅里達州的中部城市里斯堡物色到了目標。一處停了兩輛，另一處有一輛。當天晚上，我和另外兩個年輕人出發，偷到了車。我們奔向萊克蘭，赶回到我們居住的旅館。馬歇爾駕車尾隨我們。我們當然很匆忙。這些車子的窗口上還貼有新車的標簽，到了第二天我們才弄到了假的登記證。 我們沿著公路風馳電掣般行駛。突然間，我的車鏡上閃出道道紅光。佛羅里達公路巡邏隊阻攔了我。在早些日子里，我帶的是9毫米的自動手槍，就藏在我的座位底下。 我立即下了車，問警官出了什么問題。 他說：“先生，你超過了規定的速度。” 我有以多尼·布拉斯何為名的駕駛執照，但是車子沒有登記證，座位底下有手槍，因此我最好還是挺身正面對他，打消他任何想要檢查汽車的念頭。我掏出了駕駛執照，遞給了他，說道：“長官，也許你是對的。我是把里斯堡一個交易人的車子運送給萊克蘭的一位交易人，我要赶到那儿好使他們了卻這件事，到了早上車子就得要送到。”我把萊克蘭的交易人名字遞給了他。由于當時是早上3點，對方不至于要与交易人核實。“因此，我連證件也沒有。” 那位警官真是不錯。“好吧，”他說著就把駕駛執照還給了我。“不過，你要當心，下一個伙計或許并不能夠這么諒解你。” 從那以后，在這樣的行動中我從不帶槍。 每一次我們得到一個訂貨，我就和聯絡特工聯系，對他說明我們下一個目標是什么。等過一段時候，我又告訴他我們已經找到了目標。一旦車子偷到手，我立即就我所知向他報告：車子是什么樣子，從哪儿偷的，一切与此有關的情況都作報告。這樣，調查局就能記錄下來，然后等行動結束，就可以和保險公司、車主一起做工作，把車子弄回去。 我們隱藏在邁阿密的那輛集裝箱貨運列車，貝克終于找到了買主。這幫家伙都是吸毒者。他們往返于佛羅里達和加利弗尼亞之間，把可卡因和大麻埋藏在帶有冰柜的卡車上，放在蔬菜和水果箱子里。 我和馬歇爾還呆在老地方，即萊克蘭的荷里得旅館。貝克說，他的顧客要來訪問我們。 他們來了，并且要我們离開旅館，挪動到另一處。我們照辦了。我們等了兩天，那些家伙終于到了我們的房間。兩個家伙又野又髒，留著長發，都在二十五六歲的光景，腰帶上鼓鼓的，都帶了槍。 他們說，他們已經与貝克談妥了交易，要把車拿走，价格是10，000美元。 “他媽的，”我火了，“是15，000美元。” “我們已經和他談妥了，”一個家伙說，“你們把車交出來就是了。” “我們會交出來，和你交易，”我說，“不過，我可不是只為他一個人干，我們是一伙的。我們大家定下來要賣15，000美元，他不能自己就決定賣10，000美元。這就意味著在這筆交易中，我個人所得要損失1，000多美元。” “伙計，這就是你該倒霉了，因為我們已經做成了買賣，我們只能給那么多錢。” 我和這兩個家伙在激烈爭吵，因為我知道原來的价格是15，000美元。作為一名盜賊，听了別人說要改變价格，你不能偏听偏信。另外，如果我沒有和貝克核實就信了他們，這可能使貝克本人犯疑。如果我真是個藝高膽大的人，對于素不相識的人更改原來的价格，怎么就會接受呢？ 如果价格有了變動，貝克應該事先告訴我。但是他可能故意不讓我知道；也許他想了解一下我究竟作如何處理。 馬歇爾已到另外一間房子去問他。貝克證實了价格。我們弄到的車子車身那么長，太招人耳目了，需要盡快脫手。 “好吧，”我對那兩個家伙說，“不過，下次再要別的類似的東西，要15，000美元。” “到了下一次我們還有點擔心呢，”一人說。 “我們根本就沒什么可擔心的，”我說。 我們商定好第二天中午見面，地點在邁阿密，森沙英大道的入口處。 第二天一早，我和馬歇爾來到邁阿密，進了交通部大院，取走了車子。 在大路口那里，我們見到了那伙人。我說：“先交錢，我就把車鑰匙給你們。” “那當然，”對方說。他把紙袋交給了我，紙袋有點潮濕，又髒，還有一股難聞的气味。 “這究竟是什么東西？”我問。 “錢嘛，”那家伙說，“我們手里的現金就這么處理，埋在地下。” 貝克弄到一份交易，要偷邁阿密那邊的兩輛卡迪拉克轎車。他保留了特別交易的權利，已經找到了适合要求的兩輛車。我和馬歇爾和他一道返回到那里，停車場离封閉時間還有大約一個小時，我們停在一個叫伯格·金的停車場，在那一帶徘徊，等顧客，同時察看巡邏隊隔多長時間巡邏一次。 到了封閉的時間，我們看到那場地有個衛兵在來回走動。我們未想到這里還有衛兵。現在我們還得想辦法對付他。 貝克想繞到大場地的后面，搞點響聲吸引衛兵到那里去，而我們倆就可以偷車從前門出去。我不大想那么干，因為那有可能与衛兵發生暴力。我就勸他別那么干，說那太危險。 一輛治安官的轎車開進了伯格·金停車場，和我們的車停得很靠近。兩名警察到了喝咖啡的休息時間。 我們靠在我們的車子旁邊。突然間，貝克挺親熱地把胳膊摟在我的肩膀上，對巡邏車點點頭，說：“對警察用不著擔心，我干過那种行當，干了很長時間。警察，甚至便衣警察，我能嗅得出來。不過，最容易識別的還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啊，是嗎？”我說。“那是為什么？我從來沒有見過調查局的特工。” “從他們的穿著和言談舉止，我老遠就能夠把他們嗅出來。” 我心里在琢磨：他為什么突然談到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是不是要試探我的反應？我勸他不要偷街對面的那兩輛轎車，他是否因此而有所怀疑？往日他從來沒有和我這么親切過。我也把胳膊摟住他的肩膀，說道：“你現在鼻子有什么感覺？嗅到了什么嗎？” “沒有，就是車上的兩個警察。” 我能和他談談，叫他別采取行動，是因為有衛兵在場。他作出決定：我們往北邊去搞車，他還得赶回到巴爾的摩，派我和馬歇爾到奧蘭多一帶去偵察。 我們又找到了令人滿意的兩輛卡迪拉克轎車。馬歇爾帶來了兩個小青年。他在場外瞭望，我和另外兩個年輕人截斷了鏈欄，潛入進去。 治安巡邏隊的車子開了過來。那位警察顯然注意到了在入口處的鏈子已經落下，因為他拐彎進了車場，還用聚光燈在那一帶四處照射。 我和另外兩個家伙潛伏在車下面。一旦警察發現了我們，我不知道會有什么后果。年輕人可能隨身帶著槍。那位警察或許也是個喜歡開槍的人。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景象：我會作為一名盜車犯就被打死在這輛車子下面。 那位警察在四周轉了大約5分鐘就走了。我們偷到了車，赶忙离開了這個鬼地方。 貝克在巴爾的摩偷到一個推土机，要我們交給萊克蘭的一個買主。我們就去把推土机放到平底尾車上往回拖。貝克說他正在簽飛机合同。他已經搞了一架雙引擎飛机飛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現在給另一個顧客搞了一架單引擎塞斯納１。 １ 塞斯納（Cessna，Clyde Vernon，1879-1954）：美國飛行員和飛机制造家。他設計的各式180型單翼机簡單、靈活，被廣泛用作叢林飛机、護林飛机及救生飛机。1953年女飛行員G·莫克駕駛塞斯納180型飛机進行世界上第一次婦女環球單獨飛行。 我們把推上机運回到萊克蘭以后，我和馬歇爾偵察了小飛机場，看到那架飛机停在簡易机場上。時已夜晚，沒有人在那儿值班。駕机的是另外一個伙計，這天晚上我們把他也帶到了机場。馬歇爾上了飛机，打電話要飛机起飛，駕駛員就起飛了。我們無意要飛机飛往他國，因此我們事先提醒我們的人，他們已經同聯邦航空局作出安排，讓飛机改變航向飛往邁阿密。因此，那伙計起飛以后，我就打了電話過去，他們就叫駕駛員在邁阿密降落。為了不暴露我們的行動，他們利用了這樣的理由：怀疑這架飛机販運毒品。 有几個車盜住在佛羅里達東北部城市代托納比奇。我們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到了那里。他們和女朋友住的房子很小，很陰沉，還有兩個身穿菱花格子衣服的小孩在跑著玩耍。房子里亂七八糟，除了咸牛肉和啤酒以外，什么吃的也沒有。 我和馬歇爾到外面買了一大堆食品，其中包括孩子食品。他們給孩子吃東西，我就忙著給大人煮實心面條，里面還有醬油、面團。香腸和辣椒。那個星期天下午，我們和盜賊以及他們的女朋友及孩子在一起大吃了一頓。 由于我們始終有任務，所以5個月內我只回家了兩次。這不僅造成家里的分散，還因我的行動使家里的經濟拮据。 那時候，所有隱蔽工作的特工開銷是按日計算的。除此以外，你還得付旅館費和膳食費。錢從來就不夠用。和這幫盜賊常常在一起，我有支票，常常是用我自己的錢。我給家里經常打電話。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住在旅館里我不想留有任何電話號碼，因此每次打電話都是對方付費，而我又不能向家里償還。因此我終止了那种做法。日積月累起來，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有時候，我只好叫妻子電匯錢來，因為我用完了現金。看到家里的錢這么花掉了，我妻子當然不高興。在這次活動中，到結束時我總共花掉自己的錢有3，000美元。可是，我不能停下手里的工作就開支問題同辦公室爭辯。 辦公室對任何開銷的收据有嚴格的政策。那次顧客買怀特牌集裝箱貨運列車時，我有點慌亂起來，因為他們要我們調換旅館。我一天就有了兩張旅館帳單。我提出要求報銷，可是局里的會計檢查官拒絕了我的要求，因為明文規定一天只能報一個旅館房間。我划清了界限，斷然拒絕掏自己的腰包。我解釋說，干隱蔽工作的實際情況是怎么回事，花費并不總是与常規完全相一致。后來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我每周得到了一大筆錢，怎么用由我視情而定。 問題是，這种延伸打入對方的隱蔽行動，對任何人都是陌生的。 1976年2月，聯邦調查局和佛羅里達公路巡邏隊逮捕了貝克及其全体同伙——共有30人，并且從佛羅里達、馬利蘭、南卡羅來納、賓夕法尼亞、密蘇里、阿拉巴馬、喬治亞和弗吉尼亞這些州找到了被偷的汽車价值達100万美元。他們說，這是他們查獲的最大的、戰果最輝煌的盜竊集團之一。 審判進行了兩個多月。在查捕這伙盜賊中，馬歇爾提供了合作，并作了證詞，因此他受到了聯邦政府的《證人保護法》的保護。他和他的一家重新安頓在一個保密的地方，并且得到了新的有關證件。 我得到了聯邦調查局局長克拉倫斯·M·凱萊頒發的嘉獎令，對我的工作給予表揚，另外還獲得250美元獎金。 更有意義的是一位辯護律師給凱萊局長的一封信。信中寫道：“皮斯托尼先生……作為證人，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隱蔽活動中，他顯然工作得卓有成效。尤其可貴的是他表現了坦率和真摯的品質及其奉獻精神。” 作為敗訴的一位辯護律師，竟然不吝時間寫了這樣一封信，真使我心花怒放。 我回到紐約，返回到車輛攔截小隊。可是，這次隱蔽活動的成功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向了黑手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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