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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晚，人們听說一艘東印度公司的船駛抵澳門，它是6月7日离開英國的。它帶來了悲慘的消息：“‘華新漢’號把公司的其它船撂在馬六甲海峽。‘公主’號被3艘法國軍艦劫走了。法艦有兩艘分別配備有67門炮和50門炮，另一艘是快速護衛艦。” 翌日，1793年的圣西爾韋斯特節，送來了由“華新漢”號從英國捎來的包裹和信件。這是人們得到的過時7個月之久的有關戰爭、親人和家庭的最新消息。 1月2日，3艘被延誤了的船開到廣州，使本年度東印度公司的所有商船在廣州集中。使團一行于12月19日到達廣州時，已有5艘船泊在碼頭；在辭舊歲、迎新年的時候，則有18艘船在那里拋錨。有几艘船以前去過馬尼拉，另有几艘從科洛芒代爾海岸過來。在回國前，它們都在廣州裝貨。 船隊在地球兩端往返的節奏是這樣：6至9個月的去程，一、二個月在中國卸貨裝貨，6至9個月的返程，一、二個月在倫敦卸船裝船。如此，周而复始，從遠西到遠東。英國也正是以這种節奏使財富源源而來，國力不斷強盛。 戰爭的消息使馬戛爾尼回到現實世界。該是順從形勢，結束使命的時候了。也是結束他的“抱負”的時候了。他克制著內心的悲傷用庄嚴、感人的語气說： “在充分考慮了擺在我面前的所有情況，考慮到已准備待運的貨物的价值（至少300万英鎊，相當于1989年的18億法郎）；我核實了‘公主’號已被劫，在巽他海峽确有法國海軍力量；認真閱讀了來自巴達維亞的信函；鑒于沒有得到來自英國船隊的任何消息、以及交趾支那目前的形勢，盡管這對我來說十分痛苦，我現在不得不取消原來抱有幻想的一切打算。” 現在甚至想用在日本的成功來彌補在中國的失敗也已為時太晚，“日本始終吸引我，到那里去冒險可以為發展我國的工業開辟一個新的陣地。” 沒有必要再花上15個月來等待政府的指示了：“在船上”，他确實就是“僅次于上帝的唯一主宰”。 但是目前，他還不能馬上作出具体的決定。商船隊在兩個月內不可能在廣州聚齊裝貨。在這方面他并不著急。他和他的部下可以休息，中國人也不打扰他。 廣州，一座半開放的城市 長麟許諾的告示很快就貼出了：他在1月2日及5日發布的。在這之前，英國人只听到對他們說的好話。總之，他們現在掌握了可以用來對付第三者，也可以用來對付他們的對話者——中國當局的文件了。但就實質而言，那只是些“連篇空話”。第一個告示規定了粗暴對待或榨取夷人錢財者所要服的刑，它是針對一些“賣白酒給水手的小人物的”。第二個告示是針對向歐洲人敲詐勒索的官吏的。應該指出的是，這兩個告示絲毫沒有改變以往的習慣。對備忘錄不作任何回答。 使團繼續在嚴密監視下生活。丁維提在岸邊散步，看到一种据他說是鮮為人知的藍色植物。他俯身去拾，此時不知從哪儿竄出一個軍人，威脅著不讓他撿。“類似的遭遇發生過好几次”。 馬戛爾尼在日記中寫道，東印度公司的先生們被圈在廣州城外的代理行里不能進城。因此，能跑遍這個大城市是很自豪的；歐洲人雖然對其知之不多，但一提起它就像談起一座熟悉的城市一樣。“我很好奇，想看看這座城市。我從它的一端穿到另一端。大家說它有100万居民：看到到處是人，也許這并不言過其實。” 人們“都很忙碌”：他們忙于“制作緞子鞋”、“編織草帽”、“鼻梁上架著眼鏡鍛造金屬”。“街道很窄，都是石板路面。在街上既看不到二輪馬車，除了我的仆人騎的之外，也看不到馬。”廣州只是個大市場。而從軍事觀點來看：“城牆完好’”，但“沒有一門炮”。 永遠是那位說大實話的圣約翰——小斯當東——告訴我們，好奇心并非是這次參觀的唯一理由：“1月7日。今晨，我們乘船到城門口。下船后就坐上轎，穿過市區來到總督府。我們到時，一名仆人請我們不必進去了。我們立即轉身离開。中國的禮儀就是這樣”。 馬戛爾尼一言不發就回去了；他十分惱怒，但在日記中對中國這种离奇的禮儀只字未提。 一堂出色的外貿課 馬曼爾尼發現，在廣州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關系十分奇怪。是否長麟的告示一實施，一切都能解決了呢？在它們頒布后，一些外國人仍然遭到小的敲詐勒索。當然，肇事者受到了懲罰。但馬戛爾尼并不認為這是個解決辦法。“有些更多的事取決于我們，它們比那些告示和懲罰更能保護我們。”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歐洲人要堅定地團結一致，而不是互相敵對，從而使那些濫用職權或不正派的官吏不能巧取豪奪。這就是工聯主義，盡管這詞還沒有出現。我們在廣州的一位見證人，夏爾·德·貢斯當在英國使團到達前數月，在他的日記中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所有了解中國的人，都將同意這個觀點：這個懦弱的民族在堅定与強硬的態度前總是動搖讓步的。商人們都同意，住在廣州的歐洲人只要團結和一致要求，就足以使他們免受過去一直受到的欺侮。” 但是，歐洲人要靠自己作出努力，改善与當地居民的關系。勳爵指出：“歐洲人躲著廣州人。”他們只局限于与“那些在代理行工作的人有來往”。他們穿与“中國式樣盡可能不同的衣服”。“他們對中國的語言一竅不通；他們甚至不想學漢語”，盡管小斯當東的例子證明可以在几個月內取得進步：“他學說与寫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多虧了這樣，他能很自如地說寫。他常常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結果是：歐洲人任憑中國仆人隨意擺布，后者又听不懂人家對他們說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話。“一個身穿長袍、頭戴軟帽的中國人，來到倫敦商業區做買賣，而又不會說英文，大家能想象嗎？与廣州人對待歐洲人相比，他們不會受到倫敦人的歡迎，就像現在歐洲人不受廣東人的歡迎一樣。” 英國人可以“任意按他們的意旨來左右中國的貿易，就像他們在別處所做的那樣，如果他們表現得有分寸，處處謹慎行事，尤其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不懂中文，只能維持一种不好的關系。 不該把錯誤都歸在歐洲人身上。因為規章制度禁止中國人給外國人教授中文。聯系都要通過學過英語的中國翻譯，雖然他們是東印度公司的雇員，但仍然處于皇帝權力的控制之下。所有想不顧這些規定的努力都沒有成功。這是11月20日的備忘錄里提出的要求之一；很自然，它是不會得到答复的。 一切都沒有改變：不經過人民共和國當局的挑選，一個中國人是不能成為外國常駐代表的翻譯、仆人或助手的。盡管中國當局不付給他工資，但他繼續接受它的領導。 該走了 還有兩個月！馬戛爾尼還可以再試試同中國人對話。但自12月22日始，沒有進行過一次認真的談話。那么傳達詔書呢？它沒有成為一次會談的机會：它倒使他想起那次預示他歸國的陰森的儀式。那些告示呢？那是答非所問。到總督府的拜訪呢？那簡直是一种凌辱。再也沒有什么可企盼的了。 馬戛爾尼決定在下逐客令前就到西方的領土——澳門去。但他善于辭令，知道怎么說話：“因為不想過多打扰中國人，又怕總督以為特使對他在中國的逗留不滿意”，他以健康狀況不佳為托詞。 長麟抓住了机會。“一致同意”把返程的日期定在第二天，1月8日。在起錨前，馬戛爾尼作了最后嘗試：他邀請總督于翌日晨來英國人館舍共進早餐。他想借此机會，把東印度公司的專員介紹給巡撫和海關監督。總督接受了邀請，但毫不掩飾他的惊訝：這些商人難道有那么重要嗎？馬戛爾尼盡量向他解釋英國商人与其他國家商人間的巨大差异，但無濟于事：“中國人永遠不會明白這一點的。” 赫脫南說：他們不能懂得這一點，首先是因為“最小的芝麻綠豆官都自視在最富有的商人之上”。更何況這些都是受人辱罵。挨人石塊和遭人打得只能躲藏在代理行的商人。 英國商人在廣州的名聲很坏，因而勳爵要使中國人理解他們的优越地位就更為困難了。赫脫南作為一名地道的德國人開心地指出了這种矛盾：“在中國商人受到歧視，然而，他們的身份在歐洲所有的文明國家都受到尊重……英國商人感到雙倍的痛苦”，因為他們“在本國備受尊重”，但他們在中國卻被視為“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的人”。 當然，赫脫南夸大了商業在“歐洲文明國家”享有的尊敬：敵視經商和商人的偏見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在德國的一大部分地區都相當普遍；它們与在中國盛行的那种偏見并無多大區別。但他的觀察很正确，他用了“最殘忍的人”這個我們在皇帝筆下常用過的說法。安特卡斯托騎士的一句話說得再明确不過了：“中國人發現，這個膽大妄為的國家希望獨霸同亞洲的貿易”，它“增加遠航中國的船只，而這些船隨時都可改造成軍艦”。 對于英國人，“商人”一詞本身就代表他們的智慧，他們是文明的先鋒。中國人對此是不能理解的。當商人不是英國人時，馬戛爾尼与中國人一樣也蔑視他們。這倒也不假。 告別 1月8日，在代理行共進早餐，特使把東印度公司的專員們介紹給總督、巡撫及海關監督。這些中國的大官答應給予他們理應得到的關照；對特意為他們准備的點心大加贊賞，特別對甜葡萄酒和雪梨－白蘭地酒贊不絕口。 下午1點，馬戛爾尼、斯當東、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和本松上校登上“獅子”號的小艇。使團的其他先生們以及王大人和喬大人分乘几艘小艇。船隊順珠江而下。 當英國人起錨時，皇帝還在監視他們。潮州鎮總兵托爾歡1794年1月9日上奏說：“督臣長麟委令奴才先將貢使之隨從跟役押送蠔墩各上原船。初七日風色稍定；該貢使當即率領各夷人望闕行禮，叩謝天恩、開行回國。” 托馬斯用他慣有的清新筆調寫道：“順江而下用了1小時15分鐘。我們先從所有東印度公司的船前經過，船員們在我們過時向我們致敬。有几艘美國、西班牙、荷蘭和熱那亞的船。除了‘獅子’號与‘印度斯坦’號，大部分船都放下了桅杆。我們終于到了‘獅子’號，它看著真是雄偉。它鳴19響禮炮向我們致敬。喬大人、王大人和他當官的兄弟很樂意同我們在船上共進午餐。喬大人和王大人同我們經過這段長時期的相處，現在就要分手，感到十分激動。” 馬戛爾尼肯定，王大人和喬大人“沒能忍住眼淚”。“這是他們感情的真實流露。如果有朝一日我忘了這兩位的深情厚意或他們為我們幫的忙，我將是最坏的忘恩負義者。”如今的旅游者在与中國陪同相處几周后，盡管可能為他們的奇怪舉動不止一次地罵過街，但在离開之際，又有誰不把他們摟在怀里深為感動呢？ 如果朋友喬大人是…… 第二無，馬戛爾尼收到王大人和喬大人差人送來的20大筐水果和蔬菜。“他們肯定再也見不到我們了。所以我對這种關心更為感動。” 感動促使勳爵為喬大人訂出無法實現的計划。這位不可救藥的西方人以為兩個人之間建立起來的私人交情可以消除一個否定個人、扼殺私人關系的制度的后果。今天，又有多少在中國或其它共產党國家的我國外交官抱有同樣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他們与二流人物間的“私人關系”上。要克服制度的惰性，只有最高層領導人才算數。有時是在…… 喬大人是一位出色的文人。總督很器重他。這位總督遲早要官居首位。有了這層保護，再加上在陪同使團時取得的种种經驗，這就可以确保喬大人仕途似錦。馬戛爾尼在夢想：為什么海關監督的職位就不能由喬大人擔任？這個位子對他再合适不過了。“如果委任他到廣州任職，對英國人就太有利了。” 馬戛爾尼自以為王大人与喬大人由于做過陪同使團的工作就肯定能升官；將來他們會達到國家權力的頂峰。這兩位可靠的朋友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任何一個對中國的今昔有所了解的人看到馬戛爾尼這樣都會禁不住微微一笑的。王大人在維持社會治安的默默無聞的戰斗中送了命。喬大人最后在北方的一個省里任按察使。 以后的3天從黃埔到公海。為了繞過3個沙洲，每天都要耐心等到天黑漲潮。 1月13日，“獅子”號通過兩個守衛“虎門”的要塞。馬戛爾尼估計后說：“防御很薄弱。大多數開口處沒有炮，在少數几處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徑只有6英寸。”只要漲潮和順風，任何一艘軍艦“可以毫無困難地從相距約一英里的兩個要塞中通過”。 在要塞前的空地上，進行了最后一次檢閱。馬戛爾尼用厭倦的目光看著周圍的一片軍旗、橫幅和戎裝的軍人。只要說明一點就足以使這條用牛羊的腸膜吹大的龍泄了气。与“獅子”號交叉而過的武裝船上裝滿了士兵。但并沒有鳴禮炮。原因就不言而喻了：炮孔里沒有炮。這些炮孔都是在船舷上畫的逼真畫。這難道不是中國本身的形象嗎？馬戛爾尼思忖。“破敗不堪的舊軍艦，它只能靠著龐大的軀殼使人敬畏了……”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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