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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啟官，廣州公行之首席行商，外表迷人，但內心之邪惡無人可及。不少人目睹他一再背信棄義，甚至就是他的受害者；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竟還對他十分輕信，且以為也能贏得他的信任。他自稱歐洲人的父親，而出于感激，有人竟握住他的雙手激動不已。 夏爾·德·貢斯當 正當巴羅尋歡作樂、小斯當東參觀兼有中西色彩的小手工作訪時，斯當東和馬戛爾尼卻在設法了解他們的大老板——公行的一些大名鼎鼎的商人。他們都是些什么人呢？ 和今天到1997年間的香港“共產党資本家”相仿，這些實業家操縱著仍是英國的“殖民地”与永遠紅色的帝國之間的貿易流通。1793年，中央帝國已經實行同樣的体制：在天朝的官僚体制嚴密監視下，由少數几個人負責与夷商的貿易。在修道院也一樣，內院應与外界聯系：這個工作由專門的修士負責。在廣州，則由公行的行商負責。 還是這些与外國人交往的貿易經紀人，在19世紀被稱為買辦，這詞來自葡萄牙語的“買主”一詞。國民党時代，這個買辦集團在中國起著极其重要的作用。蔣介石夫人的娘家——宋氏家族在与國際資本家的交往中發了財。這也是共產党當時視他們為最可怕的敵人的原因。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和“現代化”難道不是在為買辦的東山再起作准備嗎？ 馬戛爾尼會見這些商人。“我与潘啟官交談過，他是那些最有權勢的行商之一，為人奸詐、狡猾。章官，論權力不如他大，但比他有錢。他更年輕，也更坦率。”至少當章官聲稱“已完全作好准備与代理行發展商務來往”時，馬戛爾尼是這樣評价的。在潘啟官的問題上，勳爵似乎陷入了我們的瑞士見證人夏爾·德·貢斯當所批評的天真幼稚的狀態。 這些人都屬于受人歧視的商人階層，卻都有官銜。英國人對此感到惊詫。奇怪的是潘啟官在行商中的地位最高，“卻只有一個不透明的白頂珠，而章官卻有水晶項珠，這說明后者的官銜比前者高”。那是因為潘啟官很謹慎。章官也很謹慎：他衣袋里還有一顆藍頂珠——它當然更神气，但有危險。“他肯定地告訴我，他絕對不在公開場合戴它，怕那些官更要纏著他送禮”。還是不要炫耀自己“用一万兩銀子”買來的這种榮譽為好。 再說這些商人的頂子并“不給他們帶來任何權力”。嚴格地說，這些官銜的標志不是賣的，而是在北京一些有影響的要人因為收了商人的禮物“覺得不好意思而把項子作為榮譽稱號授予他們的。” 馬戛爾尼所了解的情況与當時在廣州的法國人和瑞士人的描寫以及傳教士們在日記中所反映的現實有出入。正當伏爾泰稱道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好處時，富官与富商之間就像黑手党那樣有著一种真正的勾結關系。獲利最多的行業——鹽業和外貿——常常是出租的，鹽政和海關官員要經常受到勒索并交付贖金。在地方行政机构供職的官員絕大多數是漢人。但在公行的人員配備上——也就是說在對外關系方面，因為戰略上太重要——一般都安排的是滿洲人、蒙古人或是入了旗的漢人，有時甚至是皇親國戚。 那些靠了血統或靠了墨水上去的特權人物到了任期滿了的時候，也要給大臣送禮以便連任或提升；他們同時也是讓他們腰包里裝滿銀兩的商人的玩具……捐官、買頂珠翎子、瀆職以及前資本主義經濟階段的其他特征与馬克思·韋伯所稱的世襲主義完全吻合：公私不分。“屬于大家的東西都是我的。”還需要說這种制度今天統治著第三世界嗎？ 南方不知北方 在同行商交談時，馬戛爾尼估計，東印度公司竭力想在中國的中部和北部開設商埠是非常正确的：“公行的商人們從未去過首都，對于北京就像對威斯敏斯特一樣，知之甚少。只有用強制手段或出于強烈的利害動机才能使他們离開故鄉。”然而，英國的呢絨并不是在中國的這個熱帶地區銷路最好。 公行的業務范圍不超過南京，它把從歐洲買來的大量商品往那里發送，再從那里購進大批運往歐洲的貨物。事實上，“南京是最大的商業中心”；“左右中國市場的人”都云集在那里。馬戛爾尼希望在舟山和宁波開設商埠是有道理的，它們可以打開南京的大門。現在，他猜到為什么獲准在那里開設商埠如此困難的原因。因為，這不僅与慣例相左，而且還會對廣州的商人和官吏构成威脅：他們是唯一与西方貿易有利害關系的中國人。他們給南方提供一個有限的出口市場，而不供應北方。然而，就像太監那樣，他們自己不能做的事也不讓別人做。 因此，廣州的公行不但不能發展貿易，而且只能限制貿易。此外，它依賴一群官吏而生存。沒有各級官吏的同意，它決不敢主動做任何事。它不像西方自由商人的行會組織，就如廣州官衙也不像任何歐洲的自由城市的政府一樣。中世紀在歐洲就獲得的對一個地方或一种行業實行免稅的做法，中國對此一概不知，因為它被天朝的官僚政權弄得四分五裂。 中國的貿易只有在其被分割的期間才不受約束，才得到發展，才可以算是前資本主義經濟時期。當帝國統一、官僚政權取胜時，經濟受到約束；投資猛跌，商業的盈利首先造成公職人員的腐化——或商人社會地位的上升：他們進入到官吏等級的行列。在滿清時期，行政權和經濟權成一整体，被皇權牢牢控制。 馬戛爾尼推測，如果在中國有一個政治上強大、經濟上有影響的商人階級，那么中英間的困難將會少得多。皇室檔案給我們從反面提供了一個确鑿的證据：政府看到“奸商”自發地与夷商接洽就感到害怕。 元旦詔書 就像作為西方元旦的新年禮物，馬戛爾尼收到的不是皇帝的一份新詔書，而是12月1日的詔書。這是乾隆同意讓人交給特使，以便讓他在國王面前替自己解釋的。托馬斯對這段插曲直言不諱：“1794年元旦。今晨我們獲悉皇帝的詔書下了。我們來到住所對面的一個大廳。總督已在里面。” 大家默默注視罩著黃綢、里面放著詔書的轎子。在樂曲的伴奏下，打著華蓋，轎子由士兵護送著抬了進來，大家都跪拜在地上，猶如皇帝在場。“當轎子經過時，我們下跪，低頭卜〔……〕這時總督把詔書交給勳爵，勳爵用得体的禮節接過了詔書。”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馬戛爾尼把頭朝地上低到什么程度。他做得很得体，得誰的体？孩子談論這個禮儀時，就像他的長輩談論人糞一樣謹慎。 從一個英國讀者的角度：特使用英國作者感到最輕松最討人喜歡的方式描寫這些禮節。据他所述，是總督“身著禮服”先來到館舍，通知他皇帝詔書已到，并“告訴了詔書的內容”。沒有什么惊人之處：無非是“皇帝再次表示他對使團感到滿意，對英國人有好感，還要對他們表示恩惠和保護”。他提到了派遣第二個使團的前景。他竭力證實，中國之所以拒絕英國的要求是因為它們“与中國的習慣做法不相容；他也無權滿足他們的要求”。這是最重要的解釋。皇帝的權力是帶有宗教性的。神權不容別人去解釋，充其量也只能對它稍作調整。 這封信使特使可以免遭英國政府的責難。信里對一切都作了解釋：為什么出使失敗，為什么帝國停滯不動。 那天早晨，總督“格外地彬彬有禮”；他宣布“兩份告示已經貼出去了，要最嚴厲地懲處那些損害英國人利益，或瀆職使他們受到損失的人”。馬戛爾尼不會徹底失敗？讀者可以這樣認為。 中國人堅持不懈地重复他們的話，馬戛爾尼則又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的固執也不亞于中國人。他确實在廣州了解了情況。直到那時，他的情報都來自設在倫敦的東印度公司總部16個月之前發出的指示，而總部的指示是依据7、8個月前來自廣州的郵件作出的，中間的時差是兩年。馬戛爾尼后悔在11月20日答應了總督的要求把備忘錄交給了他。中國人就搶在他前面了：他們給了些含糊其詞的回答，而他還得准備一份全面的、把今天的情況也包括進去的材料。 新照會概要重述了代理行的要求。它們是：不再對來自澳門的貨物多次征稅；東印度公司的船可以直駛黃埔港停泊，以避開澳門險灘；為避免爭端，要校准衡器；讓英國人買塊地擴大代理行；英國人不必每次要求專門准許就可以招募搬運工和水手；如果他們的權益受到損害，他們可以找總督本人！ 至少還需要半個世紀和一場戰爭，這份新的陳情書才會得到答复。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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