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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過,我那時候一個法語詞也不認識,這是真的,但是我正要作出一個偉大的發現,這個發現將彌補香楊梅大道和整個美洲大陸的空虛。我几乎已經到達了被叫作埃利·富爾的法蘭西大海洋的岸邊,這是法國人自己也几乎沒有航行過的一個大洋,他們還似乎錯把它當成了內陸海。甚至讀著他用類似于英語的一种已經凋謝了的語言寫的作品,我也能明白,這位在袖口上描繪人類光榮的人,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亞特蘭蒂斯的宙斯父親。我稱他為海洋,但他也是一首世界交響曲。他是法國人造就的第一位音樂家;他興奮而有節制,一個畸形物,一個法國的貝多芬,一個偉大的心靈醫生,一根巨大的避雷針。他也是隨太陽旋轉的向日葵,總是暢飲陽光,總是生气勃勃,光焰照人。他既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人們也不能說這海洋是仁愛或惡毒的。他相信人類。他使人類恢复了尊嚴,恢复了力量,恢复了對創造的需求,從而使人類又高大了一點儿。他把一切都看作創造,看作陽剛的歡樂。他沒有把這以有條不紊的方式記錄下來,而是用音樂的方式。法國人沒有音樂感,他也無所謂——他同時也在為全世界譜曲。几年后,我來到法國,看到沒有人為他立一塊紀念碑,也沒有一條街以他的名字命名,我有多么吃惊!更糟糕的是,在整整八年當中,我一次也沒有听到一個法國人提到他的名字。他不得不死去,為的是要被放在法蘭西神明們的先賢詞里——在這光焰照人的太陽面前,他的被奉為神明的同時代人一定顯得多么病態!如果他不是一個內科醫生,因而被允許另外謀生,他有什么事情不會遇到哩!也許是又一個清掃垃圾的能手呢!作埃及壁畫的人由于這些壁畫火焰般的色彩而活龍活現,可他也許會為了觀眾所喜歡的一切而餓死。但是他是海洋,批評家淹死在這海洋里,還有編輯、出版商、讀者觀眾。他永遠也干涸不了,蒸發不完,而法國人也永遠不會有音樂感。
  如果沒有音樂,我就會像尼任斯基一樣到瘋人院去(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們發現尼任斯基瘋了)。人們發現他把錢分發給窮人——始終是一個不祥之兆!我的心中充滿神奇的珍寶,我的鑒賞力敏銳而挑剔,我的肌肉十分強健,我的胃口极好,我的心肺正常。我沒有別的事好做,只有改進自己,由于我每天做的改進,我都快要發瘋了。即使有一個工作讓我去做,我也不能接受,因為我需要的不是工作,而是更充裕的生活。我不能浪費時間當一個教師、一個律師、一個醫生、一個政治家,或社會可以提供的任何其他什么。接受卑下的工作更容易些,因為這使我的思想保持自由。在我被開除清掃垃圾的工作之后,我記得我同一個福音傳教士交往密切,他似乎十分信任我。我類似于當招待員、募捐人、私人秘書。他讓我注意到整個印度哲學的世界。晚上我有空時,我就會同朋友們聚在艾德·鮑里斯家里,他住在布魯克林的貴族區。艾德·鮑里斯是一個古怪的鋼琴家,他一個音符也讀不上來。他有一個好朋友叫喬治·紐米勒,他經常与他一起彈二重奏。在艾德·鮑里斯家聚會的有十二個人左右,几乎個個都會彈鋼琴。我們當時都在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之間;我們從來不帶女人來,在這些聚會中也几乎從不提到女人的話題。我們有大量啤酒可喝,有整整一大幢房子供我們使用,因為我們聚會是在夏天,他家里人都外出了。雖然還有一打其他這樣的家我可以談論,但是我提到艾德·鮑里斯的家是因為它代表了我在世界其他地方從未碰到過的東西。
  艾德·鮑里斯和他的朋友們都不怀疑我正讀著的那一類書,也不怀疑正在占据我思想的那些東西。當我突然來到的時候,我受到熱情問候——作為小丑。我被指望讓事物開始運行。整個大房子里大約分布著四架鋼琴,更不用說鋼片琴、管風琴、吉他、曼陀鈴、小提琴等等。艾德·鮑里斯是一個瘋子,而且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非常富于同情心的慷慨瘋子。三明治總是最好的,啤酒喝也喝不完,如果你想過夜,你可以在長沙發上把自己安頓好,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走到街上——一條寬大的街,倦怠而又奢華,一條全然与世隔絕的街——我可以听到一層樓大廳里鋼琴的叮咚聲。窗戶敞開著,當我進到視力所及的范圍內時,我可以看到艾德·布爾格或康尼·格林伸開四肢躺在大安樂椅里,腳翹在窗台上,手里拿著大啤酒杯。也許喬治·紐米勒脫掉了襯衣,嘴里叼著一支大雪茄,正在即興彈著鋼琴。他們又說又笑,而喬治則急得團團轉,尋找著一個開頭。他一想到一個主旋律,就立即叫艾德,而艾德就會坐到他旁邊,以他非專業的方式推敲一下,然后,突然猛擊琴鍵,作出針鋒相對的響應。也許在我進門的時候,有人正在隔壁房間里試著倒立——一層樓有三間大房子,一間通另一間,房間背面是一個花園,一個巨大的花園,有花、果樹、葡萄藤、塑像、噴泉等等。有時候天气太熱,他們就把鋼片琴或小風琴搬到花園里(當然還有一桶啤酒),我們就坐在黑暗中又唱又笑——直到鄰居強迫我們停下來。有時候每一層樓的音樂同時響遍全屋。那時候真是很瘋狂,令人陶醉,如果有女人在周圍,就會把事情搞糟。有時候就像看一場耐力競賽——艾德·鮑里斯和喬治·紐米勒坐在大鋼琴前,每個人都試圖使對方精疲力竭,連交換位子也不停下,還相互交叉著手彈琴,有時候干脆用食指彈奏筷子曲,有時候把鋼琴彈得像一架沃利策。始終有令你發笑的東西。沒有人問你干什么,想什么,等等。你到艾德·鮑里斯家里時,你就核對一下你自己東西的特征。沒有人管你戴多大的帽子,或你花多少錢買的。一說開始,大家就尋歡作樂——三明治和飲料都是免費的。開始以后,三四架鋼琴、鋼片琴、管風琴、曼陀鈴、吉他,同時響起,啤酒流得到處都是,壁爐架上放滿了三明治和雪茄,一陣陣微風從花園里吹來,喬治·紐米勒上半身一絲不挂,像魔鬼般地抑揚頓挫地彈奏著,這比我看到過的任何演出都強,而且一分錢不用花。平時我從未見過他們當中的任何人——只有在整個夏天的星期一晚上,當艾德敞開家門的時候。
  站在花園里听著這喧囂的聲音時,我几乎不能相信這是在同一城市。如果我張開嘴,把我心里想的事講出去,那就全完了。世人認為,這些家伙中沒有一個算得了一回事。他們只是些棒小伙儿,小孩子,一些喜歡音樂、喜歡快活的家伙。他們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有時候我們都不得不叫救護車。例如有一天晚上,艾德·布爾格給我表演他的一种絕技,扭傷了腿。每個人都這么快活,沉浸在音樂中,臉上放光,以致他花了一個小時才說服我們,他真的很痛。我們試圖把他送到醫院去,但是醫院太遠了,而且,我們覺得很好玩,不時把他掉到地上,弄得他像瘋子一樣叫喊。于是,我們最終就在報警亭打電話請求幫助,救護車來了,同時也來了巡邏車。他們把艾德送到醫院,我們其余的人則被送到班房去。在路上,我們扯著嗓子唱歌,在我們被保釋出來后,我們仍然感覺很好,警察們也感覺很好,于是我們都集中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架破鋼琴,我們就接著又彈又唱。這一切就像歷史上公元前的某個時期,它的結束不是因為戰爭,而是因為甚至一個像艾德·鮑里斯家那樣的地方,都不能免受周圍環境滲出的毒汁的影響。因為每一條街都正在變成一條香楊梅大道,因為空虛正充滿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個大陸。因為,在某一段時間之后,你在全國各地哪個地方也不可能走進一幢房子,看見一個人倒立著唱歌。不再有這樣的事。哪儿也沒有兩架鋼琴同時彈奏,沒有兩個人愿意整夜彈琴,只為了取樂。能像艾德·鮑里斯和喬治·紐米勒一樣演奏的兩個人,都被廣播電台或電影業雇去了,他們的天才只用上了一小點儿,其余的都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根据公開展示來判斷,在偌大一個美洲大陸,竟沒有人知道可以使用什么樣的天才。后來,我就听專業人員扮著怪臉的演奏來消磨下午的時光,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坐在汀潘街住家門前台階上的原因。那音樂也很美,但是不一樣。其中沒有樂趣,這是一种永久的演習,只是為了掙錢而已。在美國的任何一個人,只要有一點點幽默,他就把它積累起來,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他們當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瘋子,一些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人,一些沒有留下姓名的人,他們是我們造就的最优秀人才。我記得凱思夜總會有一個無名的表演者,他大概是美國最瘋狂的人,也許他為此每周掙五十美元,一個星期里,他每天都演出,而且一天三次,他的演出使觀眾目瞪口呆。他不按場次來表演——他只是即興表演。他從不重复他的玩笑或絕技。他十分投入,我也不認為他是吸了毒才這樣投入的。他天生像只秧雞模樣,他身上的能量和歡樂是那樣強烈,沒有什么東西能包容得住他們。
  他會演奏任何樂器,跳任何舞步,還能當場編出故事,一口气講出來,一直講到鈴響。他不僅滿足于自己的表演,而且也會幫助別人擺脫困境。他會站在舞台兩側,等待适當時机,闖入到另一個家伙的演出中。他就是全部演出,這种演出包含著的治療方法比現代科學的整個武庫都多。他們應該把美國總統拿的工資付給這樣一個人。他們應該解雇美國總統和整個最高法庭,确立這樣的人當統治者。這個人可以治療有史以來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种有求必應、不取報酬的人。這是一种能騰空瘋人院的人。他不建議治療——他使每一個人發瘋。在這种解決方法和一种永久的戰爭狀態即文明之間,只有一條其他出路——這就是我們每個人最終要走的道路,因為其他的一切都注定要失敗。代表這唯一道路的那种象征物長著一個有六張險、八只眼睛的腦袋;腦袋是一個旋轉的燈塔,頂上不是可能會有的三重冕,而是一個洞,給那里很少的一點儿腦髓通气。
  我是說,只有很少腦髓,因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帶走,因為生活在全意識中,那灰色的物質就變成了光。這是人們可以置于喜劇演員之上的唯一一种類型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他超越了痛苦。我們還不認識他,因為他离我們太近,事實上,就在皮膚底下。當喜劇演員使我們捧腹大笑的時候,這個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許叫上帝,如果他必須有一個名字的話,他大聲說起話來。當整個人類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意思是說,笑得肚子痛,那時候,每個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時刻,每一個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別的什么。那一時刻,你消滅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識,這是使那灰色物質以絲毫不差的褶層在腦殼頂部盤繞起來的東西。在那時刻,你會真正感到頭頂的那個洞,你知道你曾經在那里有過一只眼睛,這只眼睛能同時將一切盡收眼底。這只眼睛現在不在了,但是當你笑到眼淚直淌、肚子直痛的時候,你真的是在打開天窗,給腦髓通風哩!在那時刻沒有人能說服你拿起槍來殺死你的敵人,也沒有任何人能說服你打開厚厚的一卷書,來讀里面形而上學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著什么,我指的是絕對自由而不是相對自由,那么你必須承認,這是你達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徑。如果我反對世界的狀況,這不是因為我是一個道德家——而是因為我要笑得更多。我不說上帝是一陣大笑,我說,在你能成功地接近上帝以前,你必須放聲大笑。我的整個生活目標是接近上帝,也就是更接近我自己。這就是為什么走哪條路對我來說無所謂,然而音樂十分重要。音樂是松果腺的滋補劑。音樂不是巴赫,不是貝多芬,音樂是靈魂的開罐器。它使你內心十分平靜,使你意識到,你的存在有一個歸宿。
  生活中令人寒心的恐懼不包含在禍患与災難之中,因為這些東西喚醒人們,人們變得十分熟悉它們,親近它們,于是它們最終又變得馴順了……這更像是在一個賓館的客房里,比如說在霍博肯,口袋里的錢只夠再吃一頓飯。你在一個你絕不指望再來的城市,你只須在你的房間里度過一個晚上,然而要在那房間里呆著,卻需要拿出你擁有的所有勇气和精神。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激起如此的厭惡与畏懼,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有某种永久的謀殺在這些地方進行。和你屬于同一种族的人們,他們像任何地方的人們一樣做生意,他們蓋同一种房子,也不更好,也不更坏,他們有同樣的教育体制,同樣的貨幣,同樣的報紙——然而他們絕對不同于你認識的其他人,整個環境不同,節奏不同,張力不同。這差不多就像看自己以另一個肉体出現。最令人煩惱的是,你确切知道,支配生活的不是金錢,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訓練,不是种族,不是語言,不是習俗,而是別的東西,你一直試圖扼殺的東西,它現在實際上正在扼殺你,因為否則你就會突然被嚇坏,想知道如何逃走。有些城市,你甚至不必在其中過夜——只要過一兩個小時就足以使你精神失常。我想起貝榮就是那個樣子。我帶著別人給我的几個地址在夜里來到那里。我胳膊底下夾著個文件包,里面裝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簡介。我被指望趁著黑夜去把那討厭的百科全書推銷給几個想要改善自己的可怜人。如果我被扔在赫爾辛基,我也不會像在貝萊街上行走那樣感到不安。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美國的城市。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城市,而是在黑暗中蠕動的一條大章魚。我來到的第一家看上去如此令人生畏,我甚至都沒有自找麻煩去敲門,我就像那樣走了好几家,才終于鼓起勇气去敲門。第一個地方,我看了一眼,差點儿沒把我的尿嚇出來。我的意思不是說我膽小或不知所措——我指的是恐懼。這是一張泥灰搬運工的臉,一個無知的愛爾蘭人,他會欣然用斧子把你砍倒,就像往你眼睛里吐唾沫那么輕松。我假裝是我把名字搞錯了,匆匆前往另一家。每次門開開的時候,我都見到另一只怪獸。然后,我終于來到一個可怜的糊涂虫那里,他真的要改善自己,這使我哭了起來。我真為自己,為我的國家,為我的种族,為我的時候感到羞愧。我很難過地勸他不要買這他媽的百科全書。他天真地問我,那我為什么要到他家里來呢——我毫不猶豫地向他撒了一個彌天大謊,這謊言后來證明是一個偉大的真理。我告訴他,我只是假裝來推銷百科全書的,為的是要多接触人,好寫關于他們的事情。這使他十分感興趣,甚至胜于百科全書。他想要知道,如果我肯說的話,我將怎么來寫他。回答這個問題花了我二十年的時間,但是現在有了。貝榮城的約翰·多厄,如果你還想要知道的話,那么這就是……我欠了你很多很多,因為在我對你撒了那個謊之后,我离開你家,把《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給我的簡介撕得粉碎,扔在水溝里。我對自己說,我再也不以假借口到人那里去,哪怕是去送給他們圣經呢。我就是餓死也絕不再推銷任何東西。我現在要回家去坐下來,真正寫關于人們的事情。如果有人來推銷什么東西,我會請他進來,說:“你為什么要做這事呢?”如果他說,這是因為他必須要謀生,我就會把我手頭的錢給他,再一次請他想一想他在做什么。我要阻止盡可能多的人們假裝他們因為必須謀生而不得不做這做那。這不是真的。一個人可以餓死——這好得多。每一個自愿餓死的人都多少減緩了那個自動過程。我宁愿看到一個人為了得到他需要的食物而拿槍殺死他的鄰居,也不愿看到他假裝他不得不謀生而保持那個自動過程。這就是我想要說的,約翰·多厄先生。
  我繼續說。不是對災難和禍患的令人心寒的恐懼,我說,而是那自動的大倒退,是靈魂返祖掙扎的大暴露。北卡羅來納的一座橋,在田納西州的邊境附近。在茂盛的煙草地里,到處冒出矮小的木屋和新木材燃燒的气味。在一個混濁的泛著綠波的湖里度過了一天。几乎看不到一個人,然后,突然有一塊空曠地,我面對一個很大的干谷,上面有一座搖搖晃晃的木橋。這是世界的盡頭!以上帝的名義,我是怎么到這里來的,為什么我到這里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吃飯呢?即使我吃了能想象到的最丰盛的一頓飯,我也仍然會很悲哀,十分悲哀。我不知道從這里去哪儿。這座橋就是盡頭,我的盡頭,我的已知世界的盡頭。這座橋是瘋狂:它沒有理由要立在那里,人們沒有理由要從橋上過。我拒絕再挪動一步,不敢走上那座瘋狂的橋。
  附近有一堵矮牆,我靠在上面,試圖考慮干什么,去哪里。我平靜地認識到,我是多么可怕的一個文明人——我需要別人,需要談話、書籍、戲劇、音樂、咖啡館、飲料,等等。當文明人是可怕的,因為你來到世界的盡頭,你沒有東西可以經受得起孤獨的恐怖。文明也就是有复雜的需求,而一個人在充分發展的時候,是不需要什么的。我整天都在穿越煙草地,變得越來越不耐煩。我跟所有這些煙草有何相干?我正一頭扎進什么里面?到處的人們都在為別的人們生產庄稼和商品——我像一個幽靈似地不知不覺地陷入所有這些愚蠢的活動中。我要找某种工作,但是我不要成為這事情的一部分,這地獄般的自動過程。
  我經過一個城市,翻看報紙想知道那城里及其近郊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似乎什么也沒有發生,鐘停了,但這些可怜虫卻不知道。
  而且,我有一种強烈的直覺,有謀殺即將發生。我可以聞到它的味道。几天前,我經過想象中的南北分界線。我不知道,直到一個黑人赶著一輛馬車前來;當他和我肩并肩的時候,他在座位里站起來,十分尊敬地脫帽示意。他有一頭雪白的頭發,一張非常尊嚴的臉。這使我感到可怕:這使我認識到仍然有奴隸。
  這人不得不向我脫帽表示敬意——因為我是白种人,而我本應該脫帽向他表示敬意的!他作為一個白人加于黑人的惡毒折磨的幸存者,一本該我來向他致意的。我應該先脫帽致敬,讓他知道,我不是這制度的一部分,我請求原諒我所有的白人同胞,他們太無知,太殘酷,無法老老實實作出公開的姿態。今天,我感到他們的眼睛一直盯著我,他們從門背后、樹背后注視我。一切似乎都很平靜,很安宁。黑鬼從來不說什么。黑鬼總是唯唯喏喏。白人認為黑鬼知道自己的地位。黑鬼什么也不學習。黑鬼等著。黑鬼看白人做一切。黑鬼什么也不說,不,先生,不,先紳(生)。但是黑人也同樣把白人殺光!每次黑鬼看到一個白人,他就把匕首刺進他的胸膛。正在消滅南方的,不是天气熱,不是鉤虫,不是庄稼歉收——而是黑鬼!黑鬼正在有意無意地散發毒气。南方受到黑鬼毒气的刺激和麻痹。
  繼續說……坐在詹姆士河旁的一個理發館外面。我是坐下來歇歇腳的,只在這里呆十分鐘。我對面有一個旅館和几家商店;一切都迅速變小,像開始的樣子一樣而告結束——不為任何理由。我打心底里同情這些在這里出生而后死去的可怜虫。沒有世俗的理由說明為什么這個地方會存在。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要穿過街道,刮刮臉,理理發,甚至要一塊嫩牛排。人們听著,給你們自己買條槍,互相殘殺吧!把這條街從我心目中永遠消滅掉——它毫無疑義。
  同一天,在夜幕降臨以后,繼續苦干,越來越深入到南方。
  我正离開一個小城鎮,走一條通向公路的近道。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腳步聲,不久有一個年輕人急匆匆從我身邊經過,呼哧呼哧喘著气,以他全部力气詛咒著。我在那儿站了一會儿,很想知道這是怎么回事。我听到又一個人急匆匆過來;他年紀較大,還拿著一把槍。他呼吸相當輕松,嘴里一言不發。正當他進入視野的時候,月亮從云里鑽出來,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臉。他是一個追捕逃犯的人。當其他人來到他后面時,我往后站。我怕得直發抖。這是警長,我听到一個人說,他正去抓他。可怕。
  我向公路移動,等著听將結束這一切的槍聲。我什么也沒听到——只有那年輕人沉重的呼吸和跟在警長后面的那一群人迅速急切的腳步聲。正當我接近干道的時候,一個人從黑暗中走出來,十分安靜地來到我跟前。“你去哪儿,小子?”他說,相當平靜,几乎很溫柔。我結結巴巴地說去下一個城鎮。“最好就呆在這里,小子。”他說。我二話沒說。我讓他把我帶回城里,并把我像喊一樣移交給當局。我和其他大約五十個家伙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做了一個奇妙的性愛夢,最后以斷頭台告終。
  我繼續苦干……回溯同前進一樣艱難。我不再有是一個美國公民的感覺。我來自美國的那一部分,在那里我有某些權利,在那里我感到自由,而現在,它在我身后這么遙遠的地方,以致它開始在我的記憶中變得模模糊糊。我感覺好像總有個人拿著一把槍在背后頂著我。不要停下來,這似乎是我听到的一切。
  如果一個人同我說話,我就竭力顯得不太聰明。我竭力假裝我對庄稼、對天气、對選舉十分感興趣。如果我站住,他們就看我,白人和黑人都看我——他們徹底看透了我,好像我水淋淋的,可以食用。我不得不再走一千哩上下,好像我有一個遙遠的目的,好像我真的要去某個地方。我也不得不做出感激涕零的樣子,為的是不至于有人會想用槍打我。我既令人沮喪又令人振奮。你是一個被監視的人——然而沒有扣動扳机。他們讓你平平安安地直接走進墨西哥灣,你可以在那里自溺而死。
  是的,先生,我到達墨西哥灣,我直接走進去,溺死自己。
  當他們將尸体撈出來的時候,發現它標明布魯克林香楊梅大道,船上交貨;它被送回去,貨到付款。我后來被問到,我為什么要自殺,我只能想了想說——因為我要電擊宇宙!我說那話只是指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特拉華,拉克万納和西部遭過電擊,沿海航空公司遭過電擊,但人類的靈魂卻仍然在大篷車階段。我出生在文明當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還有什么別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沒有一個別的人認真對待它。我是公眾當中唯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沒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讀的書、我听的音樂使我确信,世界上還有其他像我一樣的人。
  我不得不去墨西哥灣自溺而死,為的是有一個借口,繼續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樣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
  當我意識到,只要事物的這一体制在運轉,我就狗屎不如時,我真的變得相當快活。我迅速失去了一切責任感。要不是因為我的朋友們厭煩了,不愿再借錢給我,我也許還在繼續不斷地浪費時間。世界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博物館:我看不到有什么事情好做,除非是吃掉前人扔到我們手上的這塊奇妙的巧克力夾層蛋糕。看到我美滋滋的,誰都會惱火。他們的邏輯是,藝術是很美的,哦,是的,不錯,但是你必須干活謀生,然后你會發現你太累了,不可能去考慮藝術。但是,當我威脅著要依靠自己給這塊奇妙的巧克力夾層蛋糕增加一兩層的時候,他們卻沖我大發雷霆。這是最后的關鍵。這意味著我肯定瘋了。首先,我被視為一個無用的社會成員,然后有一段時間,我被認為是一具有著惊人胃口的魯莽的行尸走肉;現在我已經變瘋了。
  (听著,你這個雜种,你給自己找了份工作……我們和你斷絕關系!)在某种程度上,這是令人精神振作的,這种看法上的改變。
  我可以感覺到風從門廳里吹過來。至少“我們”不再因風平浪靜而停滯不前。這是戰爭,我作為一具新的尸体,還足以讓一場小小的戰斗留在我身上。戰爭使人恢复生气。戰爭激蕩著血液。正是在我已經忘記的那場世界大戰當中,發生了這內心的改變。我一夜之間結了婚,要問所有人顯示,我什么也不顧。在他們心目中,結婚很好。我記得,借助結婚廣告,我立即籌到了五塊錢。我的朋友麥克格利高爾付了結婚證書的錢,甚至還付了理發刮臉的錢。為了結婚,他堅持要我去理發刮臉。他們說你不刮臉是不行的;我不明白為什么你不刮臉理發就不能結婚,不過,由于不用我付錢,我就認了。看到大家都如何迫切地要為我們的生計做點儿什么,這是很有趣的。突然,就因為我流露出一點儿意思,他們就成群結隊來圍著你——他們能為我們做這,能為我們做那嗎?當然,假設的前提是,現在我肯定要去工作,現在我明白生活是嚴肅的事情。他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讓我老婆為我工作。開頭我确實對她還不錯。我不是嚴厲的監工。我要求的一切就是車費——為了尋找神話般的工作——和一點點零用錢,好買香煙,看電影,等等。買重要的東西,如書、音樂唱片、留聲机、上等牛排等,我發現,既然我們結了婚,就可以賒帳。分期付款是專為我這樣的家伙發明的。現付的那部分很容易,其余的我就听天由命了。人必須得活,他們總是這樣說。現在,上帝作證,這也是我對自己說的話——人必須得活!先活后付錢。如果我看見一件我喜歡的大衣,我就去把它買來。我還要超前于季節一點儿買,表明我是一個態度認真的家伙。媽拉巴子,我是一個結了婚的男人,不久也許就要當爸爸了——我至少有資格要一件過冬的大衣,不是嗎?當我有了大衣的時候,我就想到要配上耐穿的皮鞋——一雙我夢寐以求卻從來買不起的高級厚牛皮鞋。當天气寒冷刺骨,我還要出外尋找工作的時候,我往往會餓得不得了——像這樣一天又一天在城里風里來,雨里去,哪怕下雪下冰雹,也不停地奔波,這真是很有益于健康的——于是我時常光顧一家舒适的小酒館,給自己要一份鮮美的上等牛排加洋蔥和法國式炸土豆。我還加入了人壽保險和事故保險——你結婚以后,做這种事情很重要,他們這樣告訴我。假如我有一天倒斃——那時候怎么辦呢?我記得那家伙那樣對我說,為的是要使他的論据更加無可怀疑。我已經告訴過他,我會簽約,但他一定是忘記了。我由于習慣的作用,已經告訴過他,是,立即就告訴過,但是我要說的是,他顯然忽略了這個——要不然,在你把宣傳動員加入保險的話充分說清楚以前就讓一個人簽約承擔責任,是違背准則的。總之,我正准備問他,需要多久你才能按保險契約給貸款,他卻提出這個假設性的問題:假如有一天你倒斃——那時候怎么辦呢?我對這個問題笑成那种樣子,我猜他認為我有點儿瘋了。我笑得淚流滿面。最后他說——“我并沒有說過什么事,會那么有趣吧?”“那么,”我說,變得嚴肅了片刻,“好好看一看我。現在告訴我,你認為我是那种管他媽的死后發生什么事的人嗎?”他顯然對此十分吃惊,因為他接下去說的是:“我不認為這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的態度,米勒先生。我相信你不會要你的妻子……”“听著,”我說,“假如我告訴你,我不管我死后老婆會遇到什么事——那又怎么樣?”由于這話似乎更加傷害了他的道德感情,我另外加上了几句——“就我而言,你不必在我嗝屁的時候支付賠償金——我加入保險只是為了使感覺良好。我正努力促進世界的發展,你不明白嗎?你必須得活,是不是?好,我只放一點點吃的在你嘴里,就這樣。如果你還有什么別的東西要推銷,就請便吧。我買任何听起來似乎不錯的東西。我是一個買主,不是一個賣主。我喜歡看到人們高高興興的樣子——這是我買東西的原因。現在听著,你說每個星期的金額是多少?五十七美分?很好。五十七美分算什么?你看那架鋼琴——那是每星期大約三十九美分,我想。看看你周圍……你看到的一切每星期都值那么多。你說,如果我死了,那時侯怎么辦?你認為我會死在所有這些人手里嗎?開玩笑!不,我宁愿讓他們來把東西搬走——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付不起帳的話……”他坐立不安,眼睛瞪得木呆呆的,我想。“對不起,”我說,打斷了自己的念頭,“你不想喝點儿什么嗎?——來慶祝保險契約?”他說他不想,但是我堅持要喝,此外,我還沒有簽署文件,我的尿必須拿去檢查,得到認可,還得蓋各种各樣的圖章和印鑒——我打心眼里知道所有這些玩藝儿——所以我想咱們還是先喝兩口。以此來延長這嚴肅的買賣,因為老實說,買保險或買任何東西,對我來說都是一种真正的樂趣,使我感到,我就像每一個其他的公民一樣,是一個人,怎么樣!不是一只猴子。于是我取出一瓶雪利酒(這是允許我有的一切),我慷慨地為他斟上滿滿一杯,暗想,看到這雪利酒被喝掉真是好极了,因為也許下一次他們會為我買更好的東西。“以前我也推銷保險,”我說,將酒杯舉到嘴邊。“當然,我可以推銷任何東西。只是——我很懶。拿今天這樣的日子來說——呆在家里,看看書,听听留聲机,不是更好嗎?為什么我要出去為一家保險公司奔波呢?如果我今天一直在工作,你就碰不上我了——不是嗎?不,我認為最好安下心來,當人們前來的時候,就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例如,就像你的情況。買東西要比賣東西好得多,你不這樣認為嗎?當然,如果你有錢的話。在這幢房子里,我們不需要很多錢。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鋼琴每星期付大約三十九美分,也許四十二,而……”“對不起,米勒先生,”他打斷我,“你不認為我們應該認真著手簽署這些文件嗎?”
  “嘿,當然。”我快活地說。“你把文件都帶來了嗎?你認為我們應該先簽哪個?順便問一下,你沒有一支你想要賣給我的自來水筆嗎?”
  “就請簽在這儿,”他說,假裝沒有听到我的話。“還有,在這儿,行。那么現在,米勒先生,我想我要說再見了——几天后听公司的消息吧。”
  “最好快一點儿,”我說著,把他領到門口,“因為我會改主意,會自殺的。”
  “嗨,當然,嗨,行,米勒先生,我們當然會快的。那么再見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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