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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日子就像那樣過去、帶著許多好吃好喝的，陽光明媚，一輛小汽車帶著我們到處轉，不時抽支雪茄，在海灘上打一會儿盹，研究過往的窟窿眼儿，又說又笑，還唱了一會儿小曲——這就是我和麥克格利高爾度過的許多許多日子中的一天。像那樣的日子真的似乎使輪子停止轉動。表面上快快活活，時間就像夢一般糊里糊涂地過去。但是實際上，卻有一种宿命感，有一种不祥的兆頭，使我第二天萎靡不振，心中不安。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會不得不停頓下來；我很想知道我正在浪費我的時間，但是我也知道我無能為力。必須發生某件事，某件大事，某件會將我橫掃在地的事情。我需要的一切就是推我一下，但必須是我的世界之外的某种力量，能真正推動得了我，我确信這一點。我不能憂傷過度，因為這不是我的性格。我一生中的事情總是——到最后——很順當。我不可能需要花大力气。必須由天意來決定某些事——在我的情況中，就是全部听天由命。盡管從表面看來，有多少不幸，有許多事沒處理好，我卻知道自己生就的富貴命，而且天生兩個腦袋。我承認外部情況很糟糕——但更使我擔心的是內部情況。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害怕我的胃口、我的好奇心、我的柔性、我的滲透性、我的可塑性、我的和藹可親、我的适應能力。沒有一种情況本身能嚇倒我：我不知怎的，總是看見自己過舒服日子，就好像在花朵里啜飲蜂蜜。即使我被投入監獄，我也感到我會過得很好。我想，這是因為我知道如何不作反抗。其他人連拉帶拽地拼命干，搞得精疲力竭；我的策略是隨大溜。人們對我做的事，几乎還不如他們對人對己所做的事那樣叫我操心。我內心真的感覺他媽的很好，所以我必須接受全世界的問題。這就是我為什么一直處于混亂之中。也就是說，我和我自己的命運不同步。我竭力實踐世界的命運。例如，如果我有一天晚上回到家，家里沒有吃的，甚至連給小孩吃的東西也沒有，我就會馬上到處去尋找吃的，但是我發現自己剛一匆匆來到外面尋找食物，就立刻又回到了世界觀上面，這使我困惑不解。我沒有想到專門給我們吃的食物，我想到的是一般意義上的食物，是那一時刻世界各地處于各個階段上的食物，它如何得到，如何准備好給人用餐，如果人們沒有食物，他們做些什么，也許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一個想得到食物的人都得到它，不再把時間浪費在這么簡單的問題上。無疑，我為老婆孩子感到遺憾，但也為霍屯督人，為澳洲森林居民感到遺憾，更不用說饑餓的比利時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我對人類，對人類的愚蠢，對人類想象力的貧乏感到遺憾。
　　吃不上一頓飯并不那么可怕——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街上死一般的空寂。所有那些討厭的房子，一模一樣的，一切都如此空寂、如此凄涼的樣子。腳下有漂亮的舖路石，街中間有柏油馬路，各家門前有既美又丑的高雅的褐砂石台階，然而一個家伙竟會整天整夜在這昂貴的材料上到處奔走，尋找一塊面包干。是這种狀況使我感到不安。這太不諧調了。只要人們能搖著吃飯鈴沖出去喊：“听著，大家听著，我餓著肚子。誰需要擦皮鞋？誰需要倒垃圾？誰需要清洗排水管？”那就好了。只要你能走到街上，像那樣對他們說清楚；然而不，你不敢張開你的嘴。如果你在街上告訴一個家伙你肚子餓，你就把他的屎都嚇出來了，他像見了鬼似地逃走。那是我以前從不理解的事情，現在還是不理解。全部事情其實很簡單——某個人來到你跟前時，你只要說一聲“行”。如果你不能說“行”，你可以挽住他的胳膊，請另一個人幫助你們擺脫困境。你為什么要穿上制服，去殺死你不認識的人，就為了得到那塊面包干，這對我來說是個謎。我考慮的是這些，而不是食物吃到了誰的嘴里，或者它賣多少錢。我為什么要去管一樣東西值多少錢呢？我在世上是要活著，而不是計算，而這正是那些雜种不要你做的事——活著！他們要你花費整整一生來增加數字。那對他們有意義。那是合理的。那是明智的。如果我來掌舵，也許事情不會這樣有條有理，但是卻更加輕松愉快，耶穌作證！你不必為一些小事搞得屁滾尿流。
　　也許不會有碎石舖的道路、長蛇陣的汽車、高音喇叭以及億万种新鮮玩藝儿，也許甚至窗上沒有玻璃，也許你不得不睡在地上，也許不會有法國烹調、意大利烹調、中國烹調，也許人們的耐心消耗淨盡的時候就會互相殘殺，也許沒有人會阻止他們，因為不會有任何監獄、警察、法官，當然也不會有任何內閣大臣或立法机构，因為不會有他媽的任何法律讓人遵守或不遵守，也許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要走好几個月、好几年，但是你用不著簽證、護照、身分證，因為哪儿也用不著登記，你也用不著身分證號碼，如果你想每星期改一次名字，你盡管改，這是無所謂的，因為除了你能隨身攜帶的東西，你不擁有任何東西，在一切都自由的時候，你為什么還要擁有任何東西呢？
　　在這個時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干了一個又一個工作，交了一個又一個朋友，吃了一頓又一頓飯，但是我還是為自己圈出一些空間作為拋錨地；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進入我周圍一哩范圍內，就會听到一只巨大的鐘在悲鳴。沒有人能看見拋錨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們看見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動，有時候輕輕搖擺，要不就前后顫動。安全地牽制著我的是我放在客廳里的那張有分類格子的大書桌。這張書桌曾經在老爺子的裁縫舖里放了十五年，靠它賺來了許多錢，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響，抱怨不止。在它的分類格子里，還放著一些古怪的紀念品，我最后是趁老爺子生病，把它從店舖里偷著搬出來的；現在它就立在布魯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三層樓上我們陰郁的客廳地板當央。我得費好大勁才能把它放到那儿，但是我堅持它必須放在全部家當的最最中間。就像把一只乳齒象放到一個牙齒診室的正中央。但是由于老婆沒有朋友來作客，而我的朋友則即使它懸挂在吊燈上也無所謂，于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廳里，把我們擁有的所有多余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圍，擺成一大圈，然后我舒适地坐下來，把腳翹到書桌上，夢想著如果我能寫作的話將寫些什么。在書桌旁邊我還放了一只痰盂，一只很大的銅痰盂，也是從店舖里拿來的，我不時朝里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所有的分類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屜也都是空的；書桌上書桌里全一無所有，只有一張連墊放在S形鍋鉤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紙。
　　當我想起我所做的巨大努力來疏導在我內心沸騰冒泡的熔岩，想起我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努力來安放好漏斗，來捕獲一個詞、一個詞組時，我必然想到舊石器這樣的東西。它不費力气就來了，一眨眼工夫便誕生了，你會說這是一個奇跡，只是發生的一切都是奇跡般的。事情發生或者不發生，這就是一切。
　　沒有事情是由汗水与拼搏來完成的。几乎每一件我們稱之為生活的東西，都只是失眠，是一种痛苦，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睡著的習慣。我們不知道如何洒脫。我們像安在彈簧頂上的匣中小丑，我們越掙扎，就越難于回到匣中去。
　　我想，如果我瘋了，我除了把這原始人的用品放在客廳中央，就不會想到更好的計划來鞏固我的拋錨地。我的腳翹到書桌上，接收著潮流的聲音，我的脊柱舒服地埋在厚厚的皮墊子里，我同在我周圍漂浮旋轉的零碎物處于理想的關系，因為我的朋友們自己瘋了，而且是潮流的一部分，他們就竭力讓我相信，這些零碎物就是生活。我清楚地記得，也就是說，通過我的腳所實現的同現實的第一次接触。我寫過一百万字左右，請注意，寫得有條有理，結构很好，卻對我來說等于零——舊石器時代的原始密碼——因為接触是通過頭腦來進行的，而頭腦是無用的附屬物，除非你在水道中央深深地在泥中拋錨。我以前寫的一切都是老古董，現在的大多數寫作仍是老古董，這便是為什么沒有燒起來，沒有使世界燃燒的原因。我只是古人類的傳聲筒；甚至我的夢也不可靠，不是真正的亨利·米勒之夢。
　　安靜地坐著，想著一個由我、由救生圈產生的念頭，是赫拉克勒斯式的艱巨任務。我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詞匯和表達能力——我缺乏更重要得多的東西：切斷電流的工具。討厭的机器停不下來，這便是難題。我不僅處于潮流當中，而且潮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一點儿也控制不了它。
　　我記得那一天，我讓机器徹底停下來，也記得另一個机械裝置，上面簽著我自己姓名的第一個字母，用我自己的雙手和鮮血制成的那個机械裝置，慢慢開始運行。我曾到附近的劇院去看一場輕歌舞劇表演；這是日場演出，我買了樓廳的票。排隊站在大廳里等候的時候，我就已經体會到一种奇怪的堅實感。
　　就好像我在凝結，明顯成為一塊堅實的膠凍。這就像傷口治愈過程中的最后階段一樣。我處于最高的正常狀態，這倒是十分异常的情況。霍亂會來臨，將它污濁的气息吹進我口中——沒有關系。我會彎腰去吻麻風病人手上的潰瘍，不可能對我自己有任何傷害。我們大多數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在健康与疾病之間這种永恒沖突中有一种平衡，但我不僅有這种平衡，而且血液中有一個正整數，這意味著，至少暫時，疾病被完全打垮了。如果有人在這時候聰明地扎下根，他就永遠不會再生并不幸，甚至死亡。但是要躍向這樣的結局，就要奮力一跳，跳回到比舊石器時代更久遠的年代。在那一剎那，我甚至不夢想扎根；我一生中第一次体會到奇跡的意義，但我听到我自己的齒輪嚙合的時候，我是如此吃惊，以致愿意為了這种体驗的特權而當場死去。
　　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當我手里拿著撕過的票根從門衛面前走過時，燈光暗下來，幕布升起。黑暗突然降臨，使我的眼睛微微發花，我就站了一會儿。當幕布冉冉升起時，我有一种感覺，好像在所有的年代里，人類總是被壯觀場面之前的這個簡短時刻搞得默不作聲。我可以感覺到幕布正在人類中升起。
　　我也立即明白，這是一個象征，它在人類睡夢中不斷出現在他們面前；我明白，如果他們醒著，登上舞台的絕不會是演員而應該是他們，人類。我不是這樣想——我說，這是一种理解，它如此簡單，如此絕對清晰，以致机器立即死死停住，我正沐浴著現實的光明，站在我自己面前。我把眼光從舞台上轉開去，注意看我去我樓廳上的座位應該經過的大理石樓梯。我看見一個人慢慢登上台階，他的手橫放在欄杆上。這人一定是我自己，自從我出生以來一直在夢游的那個舊自我。我的眼睛沒有看見整個樓梯，只看見那個人已經爬過，或當時正在爬的那几級樓梯。
　　這人從來沒有爬到樓梯頂上，他的手也從來沒有從大理石欄杆上拿開。我感到帷幕降下來，一會儿工夫，我又到了布景后面，在道具中走來走去，就像道具管理員突然從睡夢中醒來，不知道是在做夢呢，還是看著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場夢。它明朗、清新、新奇。我只看見活生生的東西！其余的消失在陰影中。正是為了使世界永遠活生生，我沒有等著看演出，就跑回家去。坐下來，著手描寫那一截不朽的樓梯。
　　正是在這個時候，達達主義者盛行一時，不久又出現了超現實主義者。這兩個流派我從來沒有听說過，直到大約十年以后才听說；我從來沒有讀過一本法文書，也從來沒有法國式的念頭。我也許是美國獨一無二的達達主義者，而我卻不知道。盡管我同外界有各种接触，我卻像一直生活在亞馬遜叢林中一般。
　　沒有人理解我正在寫的東西，或者我為什么要那樣寫。我神志如此清醒，以至于他們說我發瘋。我在描述新世界——不幸的是太早了一點儿，因為它還沒有被發現，誰也不會被你說服，相信它的存在。這是一個卵巢世界，還隱藏在輸卵管里。自然還沒有任何東西清楚地顯現出來：只能看見一根脊柱模模糊糊的少許跡象，當然沒有胳膊，沒有大腿，沒有頭發，沒有指甲，沒有牙齒。性是最不會被夢見的東西；這是克洛諾斯及其卵一般的后代的世界。這是小不點儿的世界，每一個小不點儿都是必不可少的，嚇人地合乎邏輯的，絕對不可預言的。沒有一件事物這樣的事物，因為“事物”的概念正在消失。
　　我說我描述的是一個新世界，但是像哥倫市發現的新世界一樣，結果它是一個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世界都遠為古老的世界。我在皮包骨頭的外觀底下，看到了人類總是在內心攜帶的那個不可摧毀的世界；真的，它既不是舊的，也不是新的，而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的永恒真實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擦去后重寫的，沒有哪一層書寫的文字我感到太古怪而破譯不了。
　　我的伙伴們晚上离開我之后，我會經常坐下來，給我的朋友，澳洲叢林居民，密西西比河盆地的筑堤人，菲律賓的伊哥洛人等寫信。當然，我必須寫英語，因為這是我說的唯一語言，但是在我的語言和我的好朋友們使用的心靈感應術之間有一個差异世界。任何原始人都會理解我，任何古代人都會理解我：只有我周圍那些人，也就是說，一個大陸上的一億人，理解不了我的語言。為了寫得好讓他們明白，我不得不首先殺死什么東西，其次阻止時間進程。我剛剛弄明白，生活是不可摧毀的；沒有時間這樣東西，只有現在。他們指望我否認一個我花了終生時間來窺一眼的真理嗎？他們肯定這樣指望。他們不想听到的一件事是，生活是不可摧毀的。他們寶貴的新世界不是建立在無辜者的毀滅，建立在強奸、掠奪、折磨、蹂躪之上的嗎？兩個大陸都遭玷污；兩個大陸都被剝奪了一切寶貴的東西——以物的形式。我認為，沒有人比蒙提祖馬受到過更大的羞辱；沒有一個种族比美國印第安人更無情地遭到消滅；沒有一塊土地像加利福尼亞那樣以那樣肮髒血腥的方式遭到淘金者的糟蹋。我想到我們的由來就臉紅——我們的雙手浸泡在鮮血与罪惡中。
　　通過直接去全國各地旅行，我發現，屠殺和掠奪一點儿也沒有停止。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凶手，甚至最親密的朋友也不例外。
　　往往不必拿出槍、套索、烙鐵——他們已經發現更陰險、更窮凶极惡的方法來折磨和屠殺他們自己。對我來說，最難以忍受的痛苦是我話還未出口，就讓人把它消滅了。通過痛苦的經驗我學會了保持沉默；我學會了默默坐著，甚至笑眯眯的，而實際上我嘴上冒泡。我學會同所有這些看上去天真無邪的惡魔握手，并對他們說：“你們好！”而他們卻只是在等著我坐下來，好吸我的血。
　　當我在客廳里我的史前書桌前坐下來的時候，怎么可能使用這种強奸与謀殺的代用語言呢？我孤身一人在這偉大的暴力半球中，但是就人類而言，我不是孤身一人。我在由閃著磷光的殘酷之火所照亮的物的世界中很孤獨。我讓一种無法釋放的能量搞得神志不清，要釋放能量除非是用來造成死亡和做無益之事。我不能上來就作一個詳盡的聲明——這意味著穿拘束衣或者上電椅。我就像一個在地牢中監禁了太久的人——不得不緩慢地、踉踉蹌蹌地摸索著走路，免得跌倒，被人踩上；我不得不逐漸習慣于自由所包含的懲罰；我不得不長出一層新表皮，保護我不受天上這种燃燒一般的光線傷害。
　　那個卵巢世界是生命節奏的產物。小孩子一生下來，他就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上不僅有生命節奏，而且有死亡節奏。活著，不惜一切代价活著的狂熱愿望，不是我們身上的生命節奏的結果，而是死亡節奏的結果。不僅沒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來繼續活著，而且如果生活令人討厭，那它就是絕對錯誤的。這种出于戰胜死亡的盲目沖動而要使自己繼續活下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播种死亡的手段。每一個沒有充分接受生活，不增長生命的人都在幫著以死亡充滿世界。做最簡單的手勢可以傳達最高的生命意識；以全身心說出的一個詞可以賦予生命。活動本身沒有意義：它常常是一個死亡標志。由于簡單的外部壓力，由于環境和榜樣的力量，由于活動造成的社會趨勢，人們會成為可怕的死亡机器的一部分，例如，像美國。
　　個精力充沛的人關于生活、和平、現實等知道些什么？美國任何一個精力充沛的個人關于智慧、能量，關于一個衣衫襤褸、正坐在樹下沉思的乞丐知道些什么？什么是能量？什么是生活？人們只須讀一讀科學課本和哲學課本那些愚蠢的廢話，就能明白，這些精力充沛的美國人其智慧多么一錢不值。听著，他們讓我運轉，這些瘋狂的馬力惡魔；為了打破他們的瘋狂節奏，他們的死亡節奏，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波長，在我在自己內部找到真正的支持以前，這种波長至少可以破坏他們定下的節奏。當然，我不需要我放在客廳里的這張笨重而奇形怪狀的古老書桌；當然，我不需要成半圓形擺在周圍的十二把空椅子；我只需要可以在其中寫作的小天地，以及第十三把椅子，把我帶出他們使用的黃道十二宮圖，將我放在天外天里。但是，當你逼得一個人几乎發瘋的時候，當他自己很惊奇地發現他仍然有某种抵抗力，某种他自己的力量時，你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人的行為非常像原始人。這樣一個人不僅容易變得冥頑不化，而且迷信，相信魔術，施行魔術。這樣一個人已經超越了宗教——他吃苦頭就吃在他的篤信宗教上。這樣一個人成為一個單狂者，只專心于做一件事，這就是沖破施于他的邪術。這樣一個人已經超越了扔炸彈，超越了反叛；他要停止做出反應，無論是惰性的反應還是凶猛的反應。這個世上的人中之人要使行為成為生命的顯示。如果在實現他的可怕需求的過程中，他倒行逆施起來，變得孤僻，說話結結巴巴，證明完全不适應社會，因而無法掙錢活命，那么，你知道，這個人已經找到了回到子宮去，回到生命之源去的方法；明天，他不是作為一個你使他成為的那种可鄙的嘲笑對像，而是作為一個憑自己真本事的人站出來，這時候，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將對付不了他。
　　從他在史前書桌上用來同世界上的古人交流的原始密碼，產生了一种新的語言，它穿過當時的死亡語言，就像無線電穿過暴風雨。在這個波長中沒有魔術，就像子宮中沒有魔術一樣。
　　人們很寂寞，無法相互交流，因為他們的所有發明只表達死亡。
　　死亡是統治行為世界的自動机。死亡是沉默的，因為它沒有嘴。
　　死亡從不表達任何事。死亡也是神奇的——在生命之后。只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才張開嘴說話，只有一個說“是”，“是”，“是”，一個一再說“是”的人才能張開雙臂，擁抱死亡而不知害怕。死亡是一种報償，是的！死亡是完成的結果，是的！死亡是冠与盾，是的！但是，使人孤立，使他們痛苦、恐懼、寂寞，給他們沒有結果的能量，讓他們充滿只能說“不”的意志，這卻根本不是死亡。任何人在發現了自己，發現了他自己的節奏，也就是生命節奏的時候寫下的第一個字就是“是”！他此后寫的一切都是“是”，“是”，“是”——以億万种方法表達的“是”。沒有一种精力，無論有多么巨大——甚至一億死魂靈的精力——可以同一個說“是”的人相對抗。
　　戰爭在進行，人們正被屠殺，一百万，兩百万，五百万，一千万，兩千万，最終一億，然后十億，每一個人，男女老少，直到最后一人。“不！”他們在喊。“不！他們不准通行！”然而每一個人都通行無阻；每一個人都有一條自由通道，無論他喊“是”還是“不”。在這种精神上的破坏性滲透作用的成功顯示當中，我坐在大書桌旁邊，腳翹在上面，試圖同亞特蘭蒂之父宙斯，同他失去的后代交談，一點儿也不知道，阿波利奈爾在停戰前一天將死在一所陸軍醫院，一點儿不知道在他的“新作”中，他已經寫下了這几句不可磨滅的詩行：“寬容吧！當你將我們，同代表完美秩序的人們相比。
　　我們到處尋找冒險，
　　我們并非你的仇敵。
　　我們將給你一大片陌生領地，
　　在那里神秘之花正等人來摘齲”
　　我一點儿不知道，在這同一首詩中，他還寫道：“同情我們吧！我們始終戰斗在無垠未來的邊陲，同情我們的過失，同情我們的罪。”
　　我一點儿也不知道，當時活著一些叫作布萊茲·桑德拉爾、雅克·瓦舍、路易·阿拉貢、特利斯坦·查拉、勒內·克萊威爾、昂利·德·蒙特朗、安德烈·布勒東、麥克斯·恩斯特、喬治·格羅茨等稀奇古怪名字的人；一點儿也不知道，1916年7月14日在蘇黎世的瓦格禮堂發表了第一份達達宣言——“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在這份奇怪的文件里這樣說道：“達達是沒有拖鞋或類似物的生活……沒有紀律或道德的純必然，我們唾棄人性。”一點儿也不知道1918年的達達宣言包含這些詞句：“我正在寫一份宣言，我什么也不想要，而我還是說某些事情，我反對作為原則的宣言，因為我也反對原則……我寫這個宣言來說明，單單做一次呼吸，人們就是做了兩個相反的動作；我反對動作：贊成連續的矛盾，也贊成肯定，我是既不贊成也不反對，我不作解釋，因為我恨解決實際問題的智慧……有一种文學，它到不了貪得無厭的大眾那里。創作者的作品來自作者方面的真正需要，是為他自己而創作的。一种最高的自我中心主義的意識，在它面前，星星也暗淡無光……每一頁都必然要爆炸，不是塞滿十分嚴肅、沉重的東西，旋風，令人頭昏眼花的東西，新事物，永恒的事物，就是塞滿絕對的欺騙，塞滿對原則的熱情，塞滿排印方式。一方面，一個搖搖晃晃消失的世界和整個地獄的鐘聲相伴；另一方面：新的在在……”三十二年后，我仍然說著：“是！是，安替比林先生！是，特利斯坦·布斯坦諾比·查拉先生！是，麥克斯·恩斯特·格布爾特先生！是！勒內·克萊威爾先生，你自殺而死，是，世界瘋了，你很對。是，布萊茲·桑德拉爾先生，你殺人殺得對。
　　是在停戰那天，你發表了你的小書——《我殺了人》嗎？是，接著干，小伙子們，人性……是，雅克·瓦舍，完全正确——藝術應該是有趣的東西，有一點儿煩人。”是，我親愛的死瓦舍你多么正确、動人，柔情的、真實的東西是多么有趣又多么煩人：“具有象征性是象征的本質。”請從另一個世界里對我們再說一遍！你在那里有麥克風嗎？你找到了混戰中炸飛的所有那些腿和胳膊嗎？你能把它們再安到一起嗎？你記得1916年在南特同安德烈·布勒東的會晤嗎？你們一起慶祝了歇斯底里的誕生嗎？他，布勒東，是否告訴你，只有各种不可思議的東西除了不可思議的東西外什么也沒有，而不可思議的東西始終是不可思議的——又听到這樣的話不是不可思議嗎？盡管你的耳朵已經堵住在繼續說下去以前，我要在這里為我的布魯克林的朋友們加上愛彌儿·布維耶對你作的一番小小描述，他們也許當時從中認不出我來，但我相信，他們現在能……“……他沒有全瘋，必要時還能解釋他的行為，但他的行為仍然像杰瑞最糟糕的怪癖一樣令人難堪。例如，他剛出醫院，就去當碼頭搬運工，于是他每天下午就在盧瓦爾河沿岸的碼頭上卸煤。而晚上，他會穿著入時，不斷更換行頭，逛遍咖啡館、電影院。而且，在戰時，他會有時穿著輕騎兵中尉的制服，有時穿著英國軍官、飛行員、外科軍醫的制眼，神气活現地走來走去。在平時，他十分自由自在，對借用安德烈·沙蒙的名字來介紹布勒東不以為然，同時他又毫無虛榮心地給自己加上了最了不起的稱號，自稱從事過最了不起的冒險活動。他從來不說“早上好”，也不說“晚上好”，也不說“再見”，從來不注意來往信件，除非是在向母親要錢的時候留意母親的來信。他隔了一天就不認識最好的朋友……”你們認出我了嗎，小伙子們？不過是一個在同祖尼人地區的紅頭發白化病患者交談的布魯克林男孩。腳翹在書桌上，准備寫“強烈的作品，永遠不被人理解的作品”，這是我死去的朋友們所斷言的。這些“強烈的作品”——如果你看見，你會認出這些作品嗎？你知道，被殺死的成百万人中，沒有一個人的死必然會產生“強烈的作品”嗎？新的存在，是！我們仍然需要新的存在。我們可以不要電話，不要汽車，不要高級轟炸机——但是我們不能沒有新的存在。如果亞特蘭蒂斯被淹沒在海底，如果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仍然是永恒的謎，這是因為不再有新的存在誕生。把机器停一會儿！倒回去！倒回到1914年，回到騎在馬上的德皇陛下那里。讓他用干枯的胳膊抓住韁繩騎在馬上呆一會儿吧。看他的小胡子！看他神气活現的傲慢樣子！
　　看他的以最嚴格的紀律整好隊列的炮灰，全准備好服從口令，被擊斃，被炸飛腸子，被生石灰燒死。現在停一下，看另一方面：我們偉大、光榮的文明的捍衛者，那些以戰爭消滅戰爭的人。換掉他們的衣服，換掉制服，換掉馬，換掉旗幟，換掉場所。哎呀，那就是我看見騎在白馬上的那位德皇陛下嗎？那些就是那可怕的德國兵嗎？貝爾塔巨炮在哪里？哦，我明白了——我原以為它正對准了巴黎圣母院呢！人性，我的伙伴們，總是沖鋒在前的人性……而我們正在談論的強烈的作品呢？強烈的作品在哪里？打電話給西方聯合公司，派一個快腿的送信人——不要瘸子或八十多歲的老人，要一個年輕的！讓他去找到那偉大的作品，把它帶回來。我們需要它。我們有一個嶄新的博物館，准備好收藏它——還有玻璃紙和杜威十進分類法將它歸類存放。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作者的名字。即使他沒有名字，即使這是一部匿名作品，我們也無所謂。即使它有一點儿芥子气在里面，我們也不在乎。死活把它取回來——誰取回來就得25000元獎金。
　　如果他們告訴你，這些事情必然這樣，事情不可能有另外的樣子，法國盡了最大努力，德國盡了最大努力，小利比里亞、小厄瓜多爾和所有其他聯盟也都盡了最大努力；自從戰爭以來每一個人都在盡最大努力做彌補或忘卻，那你就告訴他們，他們的最大努力還不夠好，我們不想再听到“盡最大努力”這樣的邏輯；告訴他們，我們不要劣質便宜貨中最好的東西，我們不相信便宜貨，無論好坏，我們也不相信戰爭紀念碑。我們不要听到事情的邏輯——或任何一种邏輯。“Je ne parne paslogiqUe，”蒙特朗說，“je parle generosite。”我認為你沒有听清楚，因為這是法語。我將用女王陛下的御用語言向你重复：“我不談邏輯，我談慷慨。”這是拙劣的英語，女王陛下也許就是這樣說話的，但是它很清楚。慷慨——你們听到了嗎？你們從不施行慷慨，你們任何人，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中。你們不知道這個詞的意義。你們認為向胜利一方提供槍支彈藥就是慷慨；你們認為派紅十字會的護士或救世軍到前線去就是慷慨。你們認為發放晚了二十年的退伍軍人費就是慷慨；你們認為給一點點撫恤金和一把輪椅就是慷慨；你們認為把一個人以前的工作還給他就是慷慨。你們不懂得那操蛋的戰爭意味著什么，你們這些雜种！要做到慷慨，就是要在別人張嘴以前就說“是”。要說“是”，你首先得成為一個超現實主義者或達達主義者，因為你已經明白了說“不”意味著什么。如果你超出對你的期待，你甚至可以同時說“是”和“不”。在白天當碼頭搬運工，晚上當花花公子。穿任何制服都行，只要它不是你的。你給母親寫信時，讓她摳出一點儿錢來，好讓你有一塊干淨的布條來擦你的屁股。如果你看見鄰居拿著一把刀追赶他的老婆，你不要感到不安：他也許有足夠的理由追赶她，如果他殺了她，你也可以相信，他确信他知道為什么這樣做。如果你設法改善你的見解，請停下來！見解無法改善呀。看看你的心和內髒——大腦是在心里的。
　　啊，是的，如果我那時候就知道有這些家伙存在——桑德拉爾，瓦舍、格羅茨，恩斯特、阿波利奈爾——如果我當時就知道，如果我知道，他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想的正是我在想的東西，那么，我想我會气炸的。是的，我想我會像炸彈一樣爆炸，但是我一無所知。一點儿也不知道几乎在五十年以前，一個南美洲的瘋猶太人發明這樣的惊人妙語：“怀疑是長著味美思酒嘴唇的鴨子”或“我看見一只無花果吃一只野驢”——不知道差不多同時，還只是孩子的一個法國人說：“找到是椅子的鮮花”……“我的饑餓是黑色空气的剩飯”……“他的心髒，琥珀，火絨。”也許在同時，或者前后，一方面杰瑞在說“吃飛蛾的聲音”，阿波利奈爾跟著他重复“在一個吞吃自己的紳士旁邊”，布勒東輕聲喃喃“夜晚的踏板動個不停”，也許還有那個孤獨的猶太人在南十字星座下發現的“在美麗的黑色空气中”，另一方面，另一個同樣孤獨的人，正在流放，有著西班牙人的血統，他正准備在紙上寫下這些難忘的話：“總而言之，我試圖安慰自己，為我的流放，為我從永恒中被放逐出來，為出土（destierro），我喜歡用這個詞來表示我失去的天堂……現在，我認為寫這部小說的最佳方法是告訴人們，它應該如何來寫。這是小說的小說，創作的創作。或上帝的上帝，Deus de Deo（上帝的上帝）。”如果我知道他要加上下面這些話，我一定會像炸彈一樣爆炸的……“發瘋的意思就是失去理性。是理性，而不是真理，因為有些瘋子說出來的是真理，而其他人卻保持沉默……”說起這些事情，說起戰爭和陣亡軍人，我忍不住要提到，大約二十年以后，我偶然看到了一個法國人寫的這句法文。哦，奇跡的奇跡！l faut le dire，il y a descadavres que Ji ne re－specte qua moitie（必須說，有一些我只有一半尊重的死尸）。”
　　是，是，再一次是！哦，讓我們做一些魯莽的事吧——純粹為了尋開心！讓我們做一些活生生的輝煌大業吧，哪怕是破坏性的呢！那位瘋鞋匠說：“一切事物都產生于大神秘，由一种程度進入到另一种程度。一切事物的進行都有自己的范圍，同樣的東西排斥异物。”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同樣的卵巢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而伴隨這些宣告，還有這些預言，這些婦科的宣言，同時還有新的圖騰柱，新的禁忌，新的戰舞。一方面，人類同胞們，詩人們，未來的挖掘者們，把他們魔術的詞句吐到又黑又美的空中，另一方面，哦，深刻而錯綜复雜的謎！另一些人在說：“請到我們的彈藥厂工作。我們保證給你最高的工資，最衛生的條件。工作非常簡單，小孩子都會做。”如果你有姐妹，有妻子，有母親，有姨媽，只要她們能使用自己的雙手，只要她們能證明，她們沒有坏習慣，你就被邀請帶她或她們一起來彈藥厂。如果你羞于玷污你的人格，他們就會十分有禮貌、十分明智地向你解釋，這些精密机械裝置是如何操作的，它們爆炸時是什么樣子，你為什么連垃圾都不要浪費，因為……以及根据事實，合眾為一。
　　我在到處尋找工作的時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与其說是他們每天使我嘔吐（假如我有幸喂了點儿東西在我肚子里的話），不如說是他們總是要求知道，你是否有好的習慣，你是否可靠，你是否飲食有度，你是否勤奮，你以前是否工作過，如果沒有，那為什么沒有。甚至當我得到了為市政當局清掃垃圾的工作時，這垃圾對他們，對他們這些殺人凶手來說也是寶貴的。我站在齊膝深的糞堆里，低賤者中的最低賤者，一個苦力，一個不受法律保護的人，但我仍然是死亡考驗的一部分。我試著在夜里讀《地獄》，但是這是英文版的，英語不是一种适合于天主教作品的語言。“無論什么東西實質上都進入到自我中，也就是說進入到其自己的lubet中……”lubet！如果我當時有這么一個詞的話，我對我清掃垃圾的工作就會十分心平气和了呢！夜晚，在手頭沒有但丁作品，而我的手中又散發著人類和粘泥气味的時候，拿這個詞送給自己是再甜密不過的了。這個詞在荷蘭語中的意思是“欲望”，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意欲”或神圣的“愉悅”。有一天我站在齊膝深的垃圾里，說出了据說埃克哈特大師早就說過的話；“我真的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也需要我。”有一項屠宰場的工作在等著我，一項滿不錯的整理內髒的工作，但是我籌不到車費去芝加哥。我呆在布魯克林，呆在我自己的內髒之宮里，在迷宮的台基上轉來轉去。我留在家里尋求“胚泡”、“海底的龍宮”、“天上的豎琴”、“平方英寸的田野”、“平方英寸的房子”、“黑暗的狀況”、“以前天堂的空間”。
　　我一直被關著，一個門神福庫勒斯的囚犯，合葉神卡迪亞的囚犯，門檻神利門修斯的囚犯。我只同他們的姐妹說話，叫作“恐懼”、“蒼白”、“狂熱”的三女神。我并不像圣奧古斯丁那樣看到或想象看到“亞洲的奢華”。我也沒有看到“兩個雙胞胎小孩生下來挨得這么緊，以致第二個生下來時抓著第一個的腳后跟”。我看見一條叫作香楊梅大道的街，從區政廳到新池路。在這條街上，沒有一個圣徒曾經走過（要不然它就會崩潰毀掉），在這條街上，沒有出現過奇跡，沒有出現過詩人，沒有出現過任何一种人類的天才，這里連花都不長，太陽也照不進來，雨水也從不沖洗它。我推遲了二十年才給你們描述的真正地獄就是香楊梅大道，由鋼鐵怪物走出來的無數通往美國空虛心髒的馬路之一。如果你只見過埃森、曼徹斯特、芝加哥、勒瓦盧瓦一佩雷、格拉斯哥、霍博肯、卡納西、貝榮，你就根本沒有看到進步与啟蒙的輝煌空虛。親愛的讀者，你必須在死以前看一看香楊梅大道，你就會明白但丁的預見性有多強。你必須相信我，在這條街上，在街上的房子里，在舖路的鵝卵石上，在將它切成兩部分的高架鐵路線上，在任何一個有名字、生活在那街上的人身上，在任何經過這條街被送去屠宰或已經被屠宰的動物、鳥類、昆虫身上，都沒有“lubet”、“升華”、“厭惡”的希望。這不是一條悲傷的街，因為悲傷還是有人性的，可以認得出來，它是一條純粹空虛的街；它比頭號死火山更空虛，比無信仰者口中的上帝一詞更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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