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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誰能自救？ ——中產階級消失和狂熱的蠱惑者得勢“整個世界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巴西，到處都充斥著不平等，都有專門為富有的精英們修建的隔离區嗎？”“您這個問題提得很大膽。是的，甚至連俄國都已在成為巴西。”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1995年于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 在維也納施韋夏特机場，這架執行漢莎航空公司5851航班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噴气式客机，在飛往柏林泰格爾机場的途中已經晚點，但仍以令人惱火的悠閒姿態緩緩地駛向起飛跑道。30歲的彼得·蒂施勒伸展四肢躺在第16排右側靠窗的座位上。他极力想顯得放松些，但他的身体卻在告訴人們：我累得吃不消了。他疲憊不堪地凝視著眼前向上翻起的小折疊桌，目光呆滯，他開始講述。 在1996年6月這個周五的早晨，他清晨5點起床，駕駛著租用的汽車飛快地駛過摩拉維亞和東奧地利的魏恩區，赶乘9點零5分飛往柏林的飛机。在那里他上午有一個約會，晚上他要回到在波恩附近艾托夫的家中。周末他要去西班牙，周二他必須去美國。對他來說，乘飛机就像其他人乘有軌電車那樣隨便——因此他過的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生活嗎？ 蒂施勒了解這個世界，但卻沒有人了解他。他不是經理或職業网球運動員，而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种机械師，更确切地說：他為計算机控制的噴射鑄造設備修改程序中的錯誤。他疲于奔命且悲觀失望，講起話來直言不諱。 “這樣拼命值得嗎？”他自問自答他說。“我每月工作260個小時，其中有將近100個小時是加班。8000馬克的薪水實際留給我的只有4000馬克，因為給我定的稅率等級是一級。”他缺少時間過家庭生活，“國家在揮霍我的錢，將來不會有剩余的錢給我發養老金”。盡管他的雇主，高度專業化的巴騰費爾德机器制造公司有可觀的利潤入帳，但在最近這段時間里卻有占總數四分之一的工作職位被裁減掉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蒂施勒未經問及就列出了他認為該對這件不幸的事負責的那些人，“移民和土耳其人”。此外，“我無法理解，為什么我們要為俄國花費這樣一大筆巨款并提供發展援助，甚至還要為猶太人付買煤的錢”。如此“廉价拍賣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公司真是發瘋”。作為一個具有‘丰富國際經驗”的人，他知道在選舉時選誰：“當然是共和党人”，盡管可惜這“還不是個真正的政党”。雖然他“不能大聲嚷嚷”這件事，但的确“有許多公民現在已經把自己武裝起來了”。 換場景，另一個飛机場，類似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反應：在1996年7月一個悶熱的下午，法蘭克福漢莎航空公司的飛行副經理盧茨·比希納不得不安慰一位發怒的經常乘飛机的旅客，這位旅客在他的飛机起飛前12分鐘才到達B31號登机口，而此時已停止登机，因為辦理登机手段所需的最短時間几周前從10分鐘延長到了七分鐘。比希銷冷靜地解釋新規則并對這位急匆匆的旅客表示理解：“人們到處都感受到日益增大的壓力，甚至有些人現在遇到一點儿小小的不幸都會作出攻擊性的反應，而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事情。”盡管如此，比希构仍令人信服地聲明，“當我每天早晨來上班的時候我都很高興。我支持這家公司”。不過几天前他曾同他的1000名同事一起站在机場入口處的大門前，因為盡管經營狀況良好，卻又有86名漢莎航空公司的職員要被解雇。 同那位。動力交瘁的電子數据處理系統專家彼得·蒂施勒一樣，35歲的比制內也沒有孩子，“因為失業可能很快也會落到我頭上”。當然他本人“愿意節省共少拿工資，只要這能确保我們的工作職位”。但是全球化的螺旋形下降趨勢不會始終得不到回應，“將會有反抗，這是顯而易見的，”比希伯說。不過他是“徹底的和平主義者。當然我會參与，但是我不想在示威游行時被人開槍打死，我將事先帶著我的希腊女友遷居到愛琴海上的一個小島上去”。 現代的极端主義者彼得·蒂施勒和擔惊受怕、愛好和平的盧漢·比希銷，這兩位迄今為止過著富裕生活的普通公民，是德國乃至歐洲未來發展的典型人物形象的体現嗎？這兩個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不是展現出了千年之交時的日常政治生活畫面？是揮舞拳頭沖上去還是偷偷地溜走，將成為決定一切的問題嗎？盡管歷史不一定會重演，但是畢竟有許多跡象表明，与曾在20年代支配過歐洲大陸的那些沖突相類似的种种沖突正在复蘇。 把社會凝聚在一起的社會粘合劑出現了裂縫，日益臨近的政治地震正在向一切民主政治發出挑戰。這种情況在美利堅合眾國表現得最為明顯，盡管對此情況的研究少得惊人。 查利·布朗的孤獨 做洲為什么偏要自殺？難道你們就認識不到，你們最終不得不适應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全球的變化嗎？”華盛頓的企業顧問格倫·唐宁确信不疑地對一位來自看來正在自取滅亡的大陸的朋友大聲喊出了這些話。唐宁自童年時代起就是保守派，此時他正熱衷于向西伯利亞的原油投資。他的女儿艾利森，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法學家，算得上是某個共和党代表大會代表的雄心勃勃的工作班子的成員。在前一天即1995年9月最后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她在教堂按宗教儀式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她的爸爸唐宁現在心情极好。“終于又采取行動了”，他高興地說，他說這話指的是由激進的眾議院共和党多數派領袖紐特·金里奇預告的新“美國革命”，自羅納德·里根以來美國右派的最大希望。 唐宁認為，應當最終停止談論關于工資下降的廢話，民主党人必須對這一切負責，“這方面的統計數字根本就是偽造的，而且通貨膨脹計算得不准确”。那些夸夸其談的人正在使自己“丟丑”，他們說什么“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衰落乃至瓦解”，或者說什么，即使在白人中產階級看來，夫妻二人現在也必須拼命工作，才能近似地達到以往那种曾令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生活水准，而在70年代這种生活水准還是理所當然的。那時男人們都有一份薪酬丰厚的穩定的工作，他們的妻子住在郊外的私人住宅里獨守空房，有的有孩子，有的沒有孩子。絕大多數婦女出去工作至多是出于無聊，而絕非是因為有此必要。 唐宁一家現在的生活還是如此，他們住在弗吉尼亞州的雷斯頓，置身于繁榮的費爾法克斯縣的樹林之中，這里靠近杜勒斯机場，而且离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也不遠。“您在這里四處看看”，這位企業顧問自信地站在自家新建的平台上說，這個平台是他為慶祝這次家庭節日而親自動手及時赶建的，用色彩鮮艷的地磚舖就，深紅色的是五大洲，淺紅色的是海洋，正好构成整個世界，非常平整。 艾利森的婚禮過后不到一年，即1996年夏天，事實便證明了這位投資者多么嚴重地失去了現實感。健全的白人中產階級已不复存在。雖然唐宁30歲的女儿充滿愛心地力求理解年近60的老父親。但此時她當著在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附近一個有人守衛的郊區長大的丈夫賈斯廷·福克斯的面宣布：“他那一代人對社會變化的理解已不那么准确了。”“照我們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我們根本負擔不起。爸爸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已買了房子，今天像那樣的一套房子售价約40万美元，我們根本買不起。” 賈斯廷·福克斯畢竟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成了興旺發達的經濟學雜志《幸福》的“撰稿人兼記者”，這對年輕夫婦現在住在曼哈頓。艾利森放棄了她在首都的工作，現任一位紐約州議會共和党候選人的競選事務主管，月薪假區區1100美元。賈廷斯的工資單表明，他每兩周的淨工資也只有1157美元。而他們在第39街上的那套舒适但面積极小的公寓房，僅月租金就達1425美元，差不多占他們總收入的一半，電費和電話費還未算在內。賈廷斯·福克斯的年毛工資總計為45000美元。“這根本不夠用”，艾利森說，而盡管如此她并未感到不滿。“你看看那些比我們更年輕，22歲或23歲剛剛大學畢業的人。他們常常只能找到在餐館里當招待的工作，或者只能騎著自行車去送信送報。”艾利森的丈夫以新聞般簡洁的語言評論道：“中產階級正在縮小并消失。” 出于對自己前途的擔憂，90年代殘余的美國中產者把他們不多的積蓄投入股票，唐宁和福克斯除買其他股票外，還投資于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他們對這种軟飲料商標中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字樣暗自感到高興。在歷時16天的亞特蘭大世紀大賽期間，華爾街上可口可樂公司的股价上升了4．2％。 2000万個美國家庭已經在股票輪盤賭中下注，他們至少投資于6000多家投机性基金中的一家，這些投机性基金能在全世界范圍調動總計6万億美元興風作浪。 20年前美國還有75％的私人積蓄是被存入儲蓄存折或投入定息債券——就像今天人們在歐洲仍習以為常的那樣，而90年代比例卻顛倒過來了：四分之三的積蓄用來在交易所搞投机。因此，首先正是積蓄者們賦予投資信托基金公司的經理們以權力，到處迫使人們降低工資和削減工作崗位，這常常也發生在那些迄今一直向這些小股民提供就業机會的企業中。 盡管如此，對每一個個人來說，“搞股票投机是理性的一种常規”，福克斯的一位同行1995年10月在其發表在商品味的美國雜志《哈潑斯》上的一篇雜文中坦率地寫道。在開始實行里根主義經濟政策15年后，芝加哥的特德·菲什曼的這篇文章比無數的數据排列或分析都更充分地顯示了這個政治上占优勢的、人數不多并且几乎無例外地是白种人的富裕階層的經濟狀況和精神狀態。 “盡管我是一個37歲的白人男子，在常春藤聯合會的名牌大學受過教育（名牌大學畢業生），因此根据一切統計，我都享有人們在美國社會中所能具有的几乎每一种优越條件”，菲什曼寫道，“但我絕不能指望，當我達到退休年齡時有足夠的錢來繼續維持我目前的生活水准。為了積累我將來為使自己能夠退休所需的那些錢款，我把股票市場視為唯一的途徑。因此我同5100万其他美國人一樣是一個股民。我每個月向4個不同的合股投資公司繳付股金，并在另外7個合股投資公司中投了錢，有時我對這些錢的分布進行‘調整’。” 然而与80年代不同，那時火爆的股票市場仍在“被某种里根時期的樂觀主義推向高潮，因為已經賺到錢的人們能夠再從中賺更多的錢，而今天的股票市場則被憂慮所籠罩”，這位芝加哥的雜文作者寫道。 “我需要我能得到的一切朋友”，這句話70年代時還以黑色的粗体字印在加利福尼亞的高中生們喜歡穿的鮮艷的橙黃色T恤衫的背面。胸前則是鮮明的例子。《人國》中的卡通人物查利·布朗。這一時期的小伙子現在已成了家庭中操心的父親，無憂無慮的笑聲對他們來說多半已成了過去；至于朋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找到。因為受人贊美的美國競爭社會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對于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這一代人的少得可怜的工資，甚至連那位小人國明星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話來。 現在每天都有千百万個家庭在一起發燒，即使道·瓊斯平均指數只稍稍波動几個點。他們常常數小時之久地同他們的基金管理人和交易所經紀人討論各种推斷。几乎所有的股民都知道，只有少數人最終會賺大錢，而且常常是以那些投資于錯誤的股票或債券的朋友們的損失為代价的。因此查利·布朗變得非常孤獨。 如果說像唐宁家、福克斯家和菲什曼家這樣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已感到被逼入了困境，以致于他們認為只有通過股票投机才能保證自己未來能過富裕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不那么年輕、健康，沒有特權，甚至還不是白皮膚的美國人又處于何种境況呢？ 例如，据1996年2月初的《紐約時報》報道，在迄今仍在工作的1820万辦公室工作人員中，有數百万人不得不預想到會在未來的几年中失去他們的工作，計算机同事將接管他們的職位。在報紙投遞員清晨把這個可怕的消息投放在住宅前和辦公室里的那一天，已持續了几個星期的紐約服務業工人，即電梯工、清洁工和普通家庭佣工的罷工正進入關鍵階段。雇主聯盟要求所有新雇員的起點工資必須降低40％。迄今為止薪酬一直相當优厚的門房每周工資應限于352美元。服務業工人工會不愿接受這些要求，它擔心如果同意了這些要求，有經驗的工人很快就會被解雇，被低工資的新工人所取代。于是聯合起來的企業生們決定，在夜里招雇15000多名破坏罷工者，這些人順從地對每小時9美元的工資感恩戴德。 在一向被視為“工會城市”并且已經多次大張旗鼓地驅逐過這樣的“工賊”的紐約，這一次卻沒有听到公眾的呼聲——甚至當許多工人未能重返工作崗位和罷工以和解結束即起點工資降低20％的時候也還是如此。在此期間。許多美國公民親身經歷了被人用這樣的論据來嚇唬：流落街頭的饑餓的人更好用。 毫無疑問，美國從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人人平等乃至團結互助的社會，這是事實吧？對整個中產階級的進攻將成為給一場大火添加的爆炸性的新燃料，這場大火本來就已經蔓延到了這個居世界領導地位的社會的許多部分。無法消除的种族對立、眾所周知的毒品問題、同樣出名的刑事犯罪數量。從前受贊譽的中學的衰敗，在這些中學里工作的教師的工資在德國甚至連雇一名家庭文仆都不夠。沒落看來是無止境的，因此留在上層的人反對下層百姓的革命也將繼續下去。 歐洲，你的情況好些嗎？此時從里斯本到赫爾辛基之間的這塊大陸本身不該有任何自負。雖然投資者和企業顧問格倫·唐宁關于這塊舊大陸正在走向自殺的說法幸而沒有言中。但是，當年那些編織美國夢的先驅者們是來自歐洲的，當這個已被實現了的美國惡夢突然像飛去來器那樣折返回來的時候，歐洲現在該如何自保呢？ 德國統一的終結 拋棄讓一個盡可能廣泛的中產階級共同致富的富裕的國民經濟的設想，是与日益嚴重的社會瓦解相伴的。 在德國，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已經告別了富裕，中間階層的下層正在逐漸貧困化。這個仍屬歐洲最富裕之列的社會首先使自己的青年墮落，100万儿童現在已經在靠社會救濟金生活。比勒費爾德的青年問題研究者威廉·海特邁爾警告說：“青年人在其一生中向來要完成提高或者至少是保持家族的經濟地位的任務。而今天完成這一任務的活動余地卻變得非常狹窄，因為獲得工作崗位或培訓崗位的實際机會极其有限。這种計划的不确定性逐漸滲入社會各界。暴力是應付心理壓力和生存競爭的一种方法。 自1989－1990年以來，德國的統計人員記錄了青少年犯罪率的急劇上升。對于用“道德和風气的敗坏”來說明這种現象的各种常見的解釋方式，海特邁爾反駁道，“這些引人注目的年輕人并不拒絕‘徹底市場化的社會’的理想目標，而是相反，他們追求這些理想目標做得太過分了”。 “為了及時享樂而去偷、去搶、去施暴，”柏林的《日報周》慣常的簡洁明快的筆調，刻划了這一代年輕人的生活意識特征，“到處都潛伏著競爭對手。”聯邦議院內政委員會主席。德國社會民主党議員維爾弗里德·彭銷解釋說，“父母們忽視教育”，而干百万父母則反駁道：我們不得不夫妻兩人都出去工作并且緊張得要命，還有多少時間能用來抓教育，況且，現在還有多少儿童是在父母雙全的家庭中長大的？ 即使發起一場全面的、無疑是必要的教育攻勢，在未來的几年中也制止不住于百万生活富裕的德國中間階層成員墜入新的簡朴的中等生活水平，甚至最聰明的男孩和女孩也不會這么快就完成學業。 貧富之間的鴻溝在加深，收入較高的人越來越不愿意与日益顯得好斗的普通百姓接近。德國的統一正在瓦解，盡管地理上的德國統一才剛剛實現。“人人富裕”，路德維希·艾哈德1957年寫的在當時具有指導性的書是這樣標榜的，而現在，按照美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拉希于1995年死后發表的最后一部著作的論點，“精英的反叛”卻在大行其道。富人們的自我封閉正在成為常規，巴西正在成為榜樣。 精英的背叛：世界樣板巴西 客人們從軟管里把香草奶酪擠在椒鹽餅上，淡啤酒盛在預先冷藏過的鋁制酒杯中擺到折疊式桌子上。大塊的肉排在木炭火烤肉架上煎烤，此時8歲的儿子穿著一件“邁阿密國家足球隊”的T恤衫從花園跑進自己的房間，去取他在學校上一次柔道比賽中獲得的金黃色的塑料獎杯——這是在美國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城郊的周末田園生活嗎？ 晚上，父親羅伯托·容曼騎自行車帶著小柔道家和更小的路易莎穿過住宅區——在新栽种的按樹和用阿爾卑斯山區風格的木陽台或后現代派的門臉裝飾起來的小房子旁駛過。街上的路坎使本來就開得不算快的往來車輛降低了速度，由于養狗的緣故，垃圾袋都裝在高支架的薄鐵皮筐里，擺放在汽車庫門前。“這里是天堂”，羅伯托的夫人勞拉說。這個天堂名叫阿爾法維萊，位于大圣保羅的西面，精确測定的面積為322581平方米，差不多是44個足球場的面積。它由几米高的圍牆圍著，配備有探照燈和捕捉一切動靜的電子傳感器。對于那些在市中心害怕刑事罪犯和暴動者的大都市居民來說，這里是一個理想的避難地；這些居民想象歐洲或者美國的仍然富裕的地區的一般家庭那樣生活，而不必面對本國的社會現實。 這里的私人警察的第二職業多半是還在憲兵隊服現役，他們騎著摩托車和乘坐閃著令人望而生畏的警燈的值勤車輛在阿爾法維萊晝夜巡邏，搜索闖入者——就像從前在收視率很高的電視劇《舊金山的街道》中看到的那樣。即使只是一只貓潛入這個富人隔离區，阿爾法維萊的警衛們也會立即快速赶往出事地點。 “這個系統必須万無一失，”女譯員瑪麗亞·達席爾瓦要求道，“因為有很多窮人就住在附近。”只有“真正有錢的人”才能雇得起若干名自己的警衛。業主雷納托·德·阿爾布開克認為，對于中產階級來說，“阿爾法維萊是未來的樣板”。尤里斯特館曼高興地說，“我儿子可以整天在這里隨意玩耍，而我則不必擔惊受怕。”12歲以下的儿童沒有監護人陪伴不得超過入口處的鋼柵欄，未成年入只有得到父母的書面批准才能出去。 每一位來訪者都必須出示證件，在通過電話与要拜訪的區內居民聯系之后才被允許入內。較大的車輛都被非常仔細地徹底檢查，門衛對商販和建筑工人向來要搜遍全身——他們有可能偷了什么東西。 居民們愉快地把自己托付給民兵，民兵的統治几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雇家庭勤雜工在巴西絕非是人數很少的L流社會的特權，但是只有經保安隊同意后方可雇用。保姆、廚娘或理發師——所有雇工的履歷都要借助憲兵隊的檔案仔細審查。合伙建筑業主高岡次郎宣稱，“偷過或搶過東西的人在我們這里無机可乘。” 這位日本血統的建筑業巨頭申明，這個真實的阿爾法維萊与法國電影導演讓一呂克·戈達爾30多年前拍攝的科幻恐怖片《郁可爾法維萊》沒有任何關系，該片曾預言了在一個濫用技術手段的世界中出現的全面監視的情景。据說這個名字是一位巴西建筑師憑想像虛构出來的——它体現的也許是一种越過大洲的弗洛伊德心理紊亂現象。 高岡將地產“只賣給沒有坏名聲的人”。每平方米的价格約500馬克——這只有少數人能買得起，不僅在第三世界國家巴西是如此，其他地方也一樣。 据高岡說，這個被堅定不移地實施的社會隔离計划，是“解決我們的問題的一种辦法”。它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十几個類似的阿爾法維萊——“安全島”（居民們習慣于這樣稱呼）已經建成，另外還有許多正在建造或者正在籌划。高岡的合伙人阿爾布開克估計，在阿爾法維萊和占地約22平方公里的相鄰的隔离區賽拉村，總共大約能住12万人。 工業企業、辦公室、購物中心和餐館就設在附近，它們也都被嚴密地守衛著。國家警察被罵成是腐敗的和無能的，他們极少在這里露面。 代替國家警察的是400名腰里佩著裝6發子彈的左輪手槍的保安隊員，他們保衛著這塊美麗的世外桃源。另外還有全副武裝的別動隊圍繞著隔离區巡邏，他們手持著．12口徑的托羅斯步槍，槍管被鋸短，“為了能同時擊中5個或6個人”，阿爾法維萊一區的保安隊長若澤·卡洛斯·桑多夫熱心地講解道。 在隔离區的圖德內，警衛們可以向任何一個陌生人開槍，即使他沒有威脅到任何人并且沒有武器。桑多夫說，“在自己的私人產業上槍殺闖入者的人在巴西總是有理的”。 巴西分析与研究中心的社會學家維尼修斯·卡爾代拉·布蘭特認為，“這事實上是那些有金錢和有力量來保衛自己的人的一場內戰”。布蘭傳本人曾多次成為1985年以前執政的軍人統治者們的受害者，他說：“在歐洲，住在圍牆后面的是暴徒，而在我們這里卻是有錢人。”而業主高岡則辯解道，阿爾法維萊是“市場的一种必須滿足的需求，我們在為人間幸福創造條件”。 如果說阿爾法維萊的警衛們迄今為止很少使用他們的柯爾特式手槍，“那是因為暴徒知道，這里的保安措施是多么的完善”，桑多夫隊長解釋說。只是在他的第二個雇主，即憲兵隊那里，才隨時都需要用槍，因為在大街上通行的法則是：“強者為王，弱者遭殃。”假如有朝一日在阿爾法維萊周圍爆發饑民暴動呢？“但愿這一天我值勤，”桑多夫面帶淺淺的、几乎是信然自得的微笑說道，“到時候我能鎮得住。” 阿爾法維萊——是一個世界樣板嗎？自從全球化導致的后果也同樣撕裂了以往的富裕國家的社會結构以來，這种背信棄義的飛地的翻版越來越多：例如在南非，在開普敦周圍或葡萄酒產地斯泰倫博斯周圍，這些地方在國家推行的种族隔离結束之后，把人們按种族和財產分隔開的努力仍在繼續；這种飛地無疑也出現在美國，在那里，貝弗利希爾斯的地產周圍的高牆和作為社會地位象征的私人警衛，也同樣占領了諸如亞特蘭大附近的巴克黑德或伯克利附近的米林達等一些郊區；它也出現在法國，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還出現在新德里，以及新加坡的由街區管理人控制的住宅公寓和高層樓房中。甚至從前囚禁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政治犯的監獄島，因為富人們不想為他們的傲慢付出代价，現在也變成了殘余的有錢人的避難所，例如位于南美洲東海岸前的美如仙境的格蘭德島。 甚至新德國對巴西的价值也不再感到陌生：德國最古老的海濱浴場海利根達姆在尋找投資者時碰到了科隆的丰都斯不動產集團。這個著名的“白色城市”連同其在离羅斯托克不遠的波羅的海岸邊的20多座古典主義風格的別墅，在它衰亡以前是威廉皇帝時代深受貴族階層喜愛的避暑地。現在要用另外的150—250座新的豪華住所和一座經過修繕和擴建的豪華大飯店為其注入活力，它將成為一群伯見太陽并且常常也怕見光的名流顯貴和金融財閥的新的獨占的退隱處。條件是：公路必須被隔斷并能實行嚴格的通行限制。是前民主德國的一道新的篱笆牆嗎？“重要的事情是，這里終于動起來了”，一家生意每況愈下的咖啡館的已經解約的承租人君特·施密特說，這家咖啡館主要靠仍住在海利根達姆的學美術的大學生們維持生計。“特殊的賓客當然有特殊的安全需要，否則他們根本就不會來。” 因此，到時候它會給人們完成了的20；80社會的印象。但是，在它變為現實以前，反抗早就開始了，這种反抗美化過去并明顯地具有獨裁的特征。 富裕沙文主義和非理性：現代的极端主義的市民彼得·幫施勒 “這些人將會吃惊的”，极端化的德國飛机乘客彼得·蒂施勒在降落在柏林泰格爾机場之前一再這樣威脅道，他說這話指的是他下面的几乎所有的人。“我們一年接納20万移民，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們，法國人、西班牙人，都嘲笑我們做這种事。小船上擠滿了人，現在這些人正從東方駛來。要支付他們的一切費用，我們必須拼命干活。俄國德意志人在我家附近擁有一塊极好的地皮。我們為得到地皮需要在銀行辦理擔保，而國家卻為他們付帳。” 這位愛國的計算机專家對被接回國的德意志人的憤怒直接同人們所熟悉的排外結合在一起。“外國人的數量太多了，現在失業在增加。社會福利体系被人利用，鑽空子的正是那些申報失業又在打黑工的人。這些人必須當心，這种事情在德國不會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 這些人？“政府里的人，當然還有外國人”，蒂施勒解釋道。“作為設在國外的經濟基地，我們現在還有這樣的問題，這并不奇怪。我想成為青年企業家，但是不能指靠國家的幫助，國家的幫助使人承擔義務，因此宁可不要。”同時他還認為自己知道，為什么德國的企業現在亂糟糟的：“我們在國外購買了過多的零部件用于生產，因此產品質量受損，這些產品确實不再是德國的產品。” 据他講，直到80年代末經濟還在增長，人們應該把這些年代的強勁增長繼續下去。德國，出口的世界冠軍，這是為政治家們預先規定的目標，“他們必須重新為國民著想”。因此，“庫爾德人輕而易舉地封鎖高速公路”，這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蒂施勒當時正在去杜塞爾多夫机場的路上，他必須飛往阿爾及利亞，“這些庫爾德人那時肯定也不會等我”。依這位搞電子數据處理的環球旅行者看來，解決辦法是：“我會叫來邊防警察或者第九邊防大隊，5分鐘內就把那里清理干淨。” 他与其他干百万德國人有同樣的感覺：盡管他們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勞動，但是他們的勞動所得卻減少了。由于在富裕沙文主義者中間富裕是一种權利，所以必須有人為富裕的損失承擔罪責。口號是：与其剖析自己，不如讓外國人和難民滾蛋。 作為選民，蒂施勒盡管贊賞共和主義者的口號，但是即使在他們那里他也還是沒有找到家。“可惜，問題是我們在德國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政党。”不過，“如果我們找到一個像奧地利的約爾格·海德爾那樣的人”，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阿爾卑斯山區一普魯士的上空，蒂施勒這樣描繪一個現代极端主義市民運動的輪廓，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恢复秩序。這樣一個党肯定能得到20％一30％的選票”。當他終于在德國首都重新感受到腳下的地面時，他有几分鐘感到非常滿意。盡管漢莎航空公司飛机的這次飛行聯結的是歐洲聯盟內部的兩座城市，但在第14登机口的狹窄的到達廳里，仍有几名非常嚴肅認真的邊防警察坐在他們的小房間里。“盡管如此他們仍在這里檢查護照，這使我滿意，”這位一向總是那么匆忙的電子數据處理系統專家說，“即使我不得不在這里等上一個小時。”但是檢查過護照后他就不再逗留。這位体面的市民跑步离開這里，赶著去辦預約好的事情。 原教旨主義者上台：科學論派、羅斯·佩羅和約爾克·海德爾，救救我們！ 在德國，赫爾穆特·科爾的偉大還能掩蓋几乎所有其他迄今的工業國家中再也無法忽視的問題：越來越多的選民疏遠自己傳統的代表。就像被看不見的手牽著一樣，他們抽回了對中間党派的支持，轉而在右翼民眾主義者那里尋找安慰。舊的政治机构在衰落，這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公民參加選舉向來不大積极，即使在1960年約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舉行引起巨大轟動的總統競選辯論時，也不過只吸引了60．7％的選民。而在1992年的選舉中，投票支持胜利者比爾·克林頓的選民僅占全体有選舉權的公民的24．2％，右翼民眾主義者羅斯·佩羅第一次出馬競選就得到了10．6％的選票，由此贏得了全部有效選舉人票的19％。 1996年夏，佩羅像4年前一樣在民意調查中遠遠地落在后面，但是這一次他已經能夠依靠他所創建的改革党的受到嚴格管理的机构，該党甚至通過因特网督促它的党員投票。此外，綠党人士在對克林頓的敵視少數和反生態的民眾主義感到失望后，也第一次正式提名消費者律師拉爾夫·納德作為自己的競選人，他打算推動“建立一支未來的進攻性的政治力量”。 隨著這些候選人在選舉中取得成績，美國兩大政党的主張取消种族歧視的力量進一步減弱——為明顯非理性的決策者和決策讓出了許多地盤。共產党和民主党的候選人在排斥移民方面一個比一個更激烈，這种事僅在几年前在這個世界頭號移民國家中還是無法想像的。而在1996年8月，受歡迎的前足球運動員杰克·肯普被提名為鮑勃·多爾的副總統競選搭檔，作為這一提名的代价，他不得不像一個悔過的叛教者那樣修正自己從前在不歧視非法外國人方面所持的比較寬容的立場。 敏感的政治觀察家們在評論這個世界上迄今最穩固的議會民主制目前發生的變化時，以報警式的口吻發出警告：“我們正處于一种准法西斯主義的狀態”，已不再表現出社會政治判斷力的華盛頓知名記者和作家威廉·格雷德說。早在1987年他就已經在《圣殿的秘密》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怎樣“統治這個國家”，1992年他又發表了后來被《紐約時報》評為暢銷書的《誰將告訴人民》，論述本國成問題的政治制度，該書的副標題是“對美國民主制的背叛”。 同形形色色的新納粹組織和放置炸彈的自命的“民兵”保持著密切聯系的极右翼共和党人，此外還有各种所謂的“瘋子”，他們在例如怀俄明宣布成立自己的“獨立國家”來對抗華盛頓的中央權力，這些人常常不過是些富裕社會中被遺棄的失敗者，再加上包括被專家們歸類為“新型政治极端主義”的科學論派在內的一些教派——在這种情況下災難即將來臨。 “法西斯主義源于某些經濟的和財政政策的傾向。任何一個權威的美國政客，只要他能表現出一點儿可信性并向人民許諾為他們搞到面包，即使他講話帶有种族主義腔調，他也會很快贏得大量支持者”，格雷德預言道。 當民族主義者和貿易保護主義的代言人帕特·布坎南在1996年共和党提名總統候選人的預選中起初迅速地取得節節胜利的時候，這一預言差一點儿就變成了現實。目前在紐約大學任教的來自吉森的政治學家克勞斯·萊格維認為，“說在布坎南的綱領中可以找到許多与從前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相類似的東西，這不是夸大其詞。”布坎南的競選之所以受挫，主要是由于他對大企業的同樣也表現出反猶和排外情緒的一些做法的民眾主義的攻擊，對于共和党核心集團和因擁有170万盟員而成為共和党的一支核。動力量的組織嚴密的基督教聯盟來說，他的攻擊畢竟走得太遠了。 但是，“‘布坎南運動’使人想起當前歐洲的民族民眾主義者，如約爾克·海德爾、翁貝托·博西和讓一瑪麗·勒龐，他們同樣是以政治階級的局外人和對手的身份出現，同樣都反對移民并為激進的非國有化和道德淨化而斗爭”，萊格維類比道。“布坎南對華盛頓的看法与他們對維也納、羅馬、巴黎和布魯塞爾的看法是一樣的，而且他也同樣提出了抗稅的思想。”這些新右派的力量還不是在于到處都有他們的代表人物，更确切地說是在他們的思想的蠱惑力。當1996年的美國競選斗爭開始進入白熱化階段時，市坎南作為個人已不再是人們談論的話題，但是他提出的論點卻起了突出的作用。 權威主義作為對做過頭的新自由主義的反動，像荒野上的燎原烈火一樣燃遍世界。譬如新西蘭，它很早以前就已經向主張解除調控的人敞開了大門，現在又不得不同一個非理性的、种族主義的防衛運動作斗爭，該運動自稱“新西蘭第一”，其首領溫斯頓·彼得斯恐怕不久就會成為政府首腦。鄰國澳大利亞通常很少引起全世界的注意，1996年8月中旬它卻在各國報刊上引起了轟動，因為新的保守党政府計划出台嚴厲的新勞動法并削減公共開支，致使土著居民、工人和大學生搶占了議會。甚至在從前如此對外開放的瑞典，排外分子也在胜利進軍，如同在瑞士、意大利、法國或比利時一樣。 這些例子證明，原教旨主義确實不是一個只有伊斯蘭教才有的問題。《國際先驅論壇報》以俄國主張倒退的共產党人根納季·久加諾夫為靶子評論道：“我們都有自己的久加諾夫。”聲勢搞得最大的又是奧地利人：自1986年以來，极右翼民眾主義者約爾格·海德爾就在政治舞台上馳騁，不僅他本人自吹自擂，而且輿論也認為，這將使他在千年之交到來以前入主維也納的總理府。只是他在有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喚起人們對千年王國的回憶的不當言詞，此前給他造成了損害，但這向來只是短時間的。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志同道合者們不同，這位40多歲仍然朝气蓬勃的職業民眾主義者得益于本國特別文雅的世外桃園般的環境。1995年1月，奧地利在無選擇余地的情況下加入了歐洲聯盟，而海德爾則堅決反對加入。由于加入歐盟，這個阿爾卑斯山國家已經經歷了一場主觀上難以承受的适應性休克。与此同時，人們還要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种种后果，這些后果給整個歐盟造成了嚴重的困扰。對于在有疑惑時總是傾向于排斥和逃避的絕大多數奧地利人來說，這是一個雙重的挑戰，對此挑戰他根本無法适應。‘我們被這個天生善于思考的民族所選中”，海德爾說——而此話卻沒有講明，這位被選中的人只會使他的選民更深地陷入困境。因為這位蠱惑者也是一位市場至上論者，他自吹從哈佛大學的新自由主義者杰弗里·薩克斯那里學到了許多東西，“如怎樣使經濟對全球性的挑戰作好准備”。然而在1996年秋季大選中，他卻讓人沿著維也納的大街小巷張貼海報：“維也納不應成為芝加哥”。——為了“讓維也納永遠是我們的家園”，适用的口號是：“選舉日是算帳目”。社會民主党全國書記卡爾·施勒格爾承認：“我們處于危險的局勢中，”前紅党中央書記彼得·馬利齊預言：“將要發生一場災難。” 初步預測：重現皇帝和國王的首都 假如不得不像選舉時那樣依据發展趨勢和第一輪投票的計票結果對未來的胜利者作出預測的話，那么前皇帝和國王的帝國首都維也納可能會名列榜首。上一次世紀之交時，維也納是全球第七大都會，而今天僅就人口規模而言，它在与在此期間出現的325個百万人口級城市的競爭中遠遠地落在了后面。但是盡管如此，它不久就能從將來的偉大中受益，就像它從現在的平凡中受益一樣。 至遲到2050年，根据气候條件變化可預見的海平面升高將威脅到絕大多數大城市，全世界的山區都將同可怕的泥石流作斗爭，而此時，圍繞維也納直線派發展起來的現代派的這塊誕生地卻幸免于難：盡管溫度較高仍還算是宜人的大陸性气候，視野所及望不見大海，只能看到坡度舒緩連綿起伏的山丘，上面覆蓋著經常被人歌頌的曾抵御過土耳其軍隊的維也納森林。 今天的執政者們從哈布斯堡家族的錯誤中汲取了教訓：与上個世紀末的混亂局面不同，在不受歡迎的外國人的移民潮真正開始之前，就把它制止住了。無論是肮髒的波斯尼亞民眾，還是吉卜賽部落，或是黑非洲的黑市商人，都不該打扰住在維也納普拉特公園周圍的上流階層的宁靜安逸的新生活，就在离這座公園不遠的地方，100年前曾有10多万猶太人尋找避難處，以逃避東歐更可怕的貧困和新的大屠殺。 別害怕，估計不大可能再次驅逐猶太人，恐怕根本不值得為此花費力气，只不過還存在一些絕非只是在維也納的定期聚餐會上才能听到的無恥言行。盡管如此，維也納式的排猶主義這一效力如此強勁的奧地利出口產品，還是找到了一种時興的、同樣行之有效的后繼形式：恐外、排外、拒外。 現在仍在奧地利執政的由社會民主党和人民党組成的大聯合政府，早在1994年就已經有先見之明地作出了反應，當然僅僅是出于對在約爾格·海德爾的得票中如此清楚地顯示出來的民族心態的恐懼。內閣像往常一樣一致通過了一項一攬子法律，該法律使這個阿爾卑斯山共和國在對外國人采取非歧視性政策方面落到了所有西歐國家的末尾。每年只有區區一千名不能出示歐洲聯盟護照的外國人能獲得初次工作許可，這主要是一些高技能的管理人才或職業運動員。 這項法律絲毫無損于海德爾，相反，這樣一來排外最終變得堂而皇之了。海德爾繼續獲得成功，即使他不當政，政策也在海德爾化。當德意志帝國首相馮·彈斯麥的一位直系后裔，社會民主党的內政部長卡斯拍·艾內姆要求人們至少在家庭團聚方面寬容大度一點儿時，他的顧問們不得不像無知的學童那樣在他們的社會民主党總理的最親密的知己面前為自己辯解，似乎他們剛剛向這位內政部長提過主張對販賣海洛因的毒品販子克于刑事處罰的建議。 在1996年10月舉行的維也納市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党人失去了保持數十年之久的議會絕對多數地位，在這樣的困境中，社會民主党人由其市政交通委員會委員約翰·哈茨爾出面，鼓吹使用法律手段：“因此我完全可以設想，我們在審查時發現，某個有居留許可證的人（因此是一個合法居住在奧地利的外國人）經常由于開快車或亂停車而受到交通處罰。這也是与社會不合作的表現。在這种情況下居留許可證應當被吊銷。 盡管經常進行這樣的清洗，隨著經濟形勢日益尖銳化，人們無法再完全阻止甚至也包括非外國人在內的令人惡心的貧困和令人厭惡的好勇斗狠。在美好的紅色20年代，社會民主党人還致力于改造外環帶，即環繞維也納內城區的一個近乎封閉的環形街區，以繁華的環行大道為樣板，用社會福利住宅建筑將其建成“無產階級的環行大街”。這條環行大街現在成了交通地獄，停車道旁擠滿了主要是來自東歐的妓女。海德爾憑著敏銳的直覺抨擊該地區及一些毗鄰地區的“貧民窟化”，在這些地區的廉价住房里，住的主要是來自東南歐的外籍工人。市政府最近提出一項所謂的“再加一條城市外環帶”倡議，努力改善這一地區。 這可不是幻想出來的。按哈茨爾和海德爾的意思，人們不應像在1850年以前那樣在環行大道旁抵御土耳其人和其他入侵者，現在應當沿著外環帶高高地砌起一堵城牆，不過這一次應當是高科技式的城牆。在這個有悠久傳統的皇帝和國王的首都，有了這堵牆，就不會只是通過危机才創造出穩定的工作崗位，維也納也能提出一項令世界矚目的有名气的和具有導向性的規划。這個從來不想成為一個動蕩之城，而現在政治上卻如此動蕩不安的聯邦首都，其健康的核心部分由此很快就能重新恢复該城歷史上一向如此珍視的那种安宁。 相反，几十年來被秘密存入設在得到精心修繕的市中心的各家受到嚴格的銀行保密法保護的分行里的各种游資始終是受歡迎的。1996年夏當一位可疑的格魯吉亞商人在市中心被謀殺時，奧地利的電視報道說，少數特殊的俄國客人在維也納花的錢比每天潮水般涌來的所有德國游客的錢還要多。在從前喜歡向沙特的百万富翁推銷自己的別墅的房地產經紀人那里和在珠寶商人那里，特別看重的顧客是來自俄國的客人。寶石銷售打破了紀錄，主要商家的珠寶首飾店改建得富麗堂皇。 “奢侈在世界范圍被社會所接受，它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得到承認，受到尊重，甚至成為公眾關注的中心。這一趨勢是90年代的主題。卡蒂埃通過改造維也納的店舖，決定性地參領主導了這一趨勢”，卡蒂埃·約阿利爾斯1996年7月這樣通知他的顧客，并且還自信地把這封信貼在分店前施工現場的篱笆牆上，這家分店就座落在豪華的菜市場旁，緊鄰美味飄香但卻聲名狼藉的皇帝和國王的宮廷糕點師德梅爾的店舖。 但是，多么尷尬，這封通告信一再被人撕掉，這面篱笆牆甚至被人用粗野的、反資本主義的涂鴉污損，過路的行人表現出憤怒的樣子。卡蒂埃的女經理最終不得不讓人用花大价錢印上公司名號的紙重新被糊整堵篱笆牆。而這類亂子借助于激光支持的城牆守衛，存儲著個人資料的磁卡，以及通過在各种通道和地鐵車站對往來人員的有效監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地鐵這一時髦的交通工具輕率地也駛往郊區，但是卻愚蠢地沒有提供去飛机場的逃跑路線。不過明智的是，維也納外環帶內的房租和房价今天已經如此之高，因此這里居民可以心平气和地被算作卡蒂埃的常客，而不會与那些懶惰的涂鴉者為伍。 速度、速度、速度：渦輪資本主義令所有的人都難以承受 在這种情況下人們要高喊：不、不、絕不。維也納以這种方式再生只能是一場夢，一個不祥的夢，或者在最坏的情況下是一部成功的好萊塢恐怖片，無論如何不是現實，也根本不會在未來成為現實。這一切都會證實是像前几次在選舉過程中常見的那种完全錯誤的預測，是失真的幻象，是過快的速度激發的熱夢，全球化在以這种過快的速度向前飛奔，使人几乎沒有時間進行冷靜的思考。 正是這种速度，“創造性破坏進程的加速度，是今天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新現象”，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勒特韋克分析道，他為此創造了“渦輪資本主義”這一概念。這位出生在羅馬尼亞、同時也是知名的軍事戰略家和歷史學家的學者說，“這場變革的可怕的速度”將給“大部分居民造成精神創傷”。 這位在美國親共和党人的勒特韋克，直言不諱地攻擊他的同志，因為他們像總統候選人鮑勃·多爾一樣，在自己的演說中發誓要“重視家庭”，但是卻推行相反的政策：重視家庭和共同体的穩定的人，不能同時又主張取消對經濟的調控和實行經濟全球化，因為這些做法是工藝技術快速變化的開路先鋒。美國家庭的解体，將會在世界許多地方看到的有意義的共同体的瓦解，以及在例如墨西哥等一些國家中出現的動亂，就是這些做法的破坏力所造成的結果。 勒特韋克把美國取消對空中交通的控制稱作“渦輪資本主義的后果的一個在此期間已具有典型意義的例子”，此舉雖然實現了低票价，但是同時也導致了大量解雇員工和出現一些“混亂的和不穩定的航空公司”。這种發展趨勢“也許會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有趣的對象：它導致了多少起离婚并由此造成了多少問題儿童，它給在這些航線上工作的雇員家庭帶來了多少經濟上的煩惱？” 這种可怕的速度的另一個同樣嚴重的后果是：商品供應在國際競爭中變化得如此之快，以致于連30歲的人都不了解只比他們小几歲的青少年的消費情況。電子娛樂和電子計算机令人難以理解。千百万雇員在其職業生涯中不得不多次徹底改行，誰想取得成功，誰就必須表現出“靈活性”并且經常變換居住地點。“這簡直是胡鬧”，在維也納的黑倫街這個卡爾·馬克思曾在1848年革命年代作過反對剝削的鼓動演說的地方，羅伯特·溫宁格說，“從前每天修理一處管道破裂就夠了，今天至少要修理八處。甚至在建筑業中現在也不得不只用极少的人去完成相當于從前正常工作量几倍的工作。” 在這樣的發展速度中，必然有越來越多的人落伍，他們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不斷改變自己的世界觀，畢生提供最高效率的勞務。甚至關于人生規划或企業目標一類的重大決定也常常是在有害的忙碌中作出的，政治家們總是在等待著“即時反應”。党派偏好在填寫選票室里還有可能改變，甚至使最及時的預測落空。偶然的情緒和印象以這种方式成為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的基礎。溫宁格曾干過25年水暖工，后來失了業，現在在保安公司第4大隊當門房。過去他一直投社會民主党的票，但是從1994年起，“當然要選約爾格·海德爾。我們必須讓他試試”。 維也納的國民經濟學家和組織顧問埃倫弗里德·納特爾說，出于正當防衛，“在這樣的時期我對某些無效率甚至磨洋工現象產生了同情”。謹慎的西奧地利思想家弗蘭茨·克布勸人們怠工，并宣傳個人的“拖延時間”，而這种被認為已如此過時的“怠工”，在這個單一的世界上現在突然成了全球性的“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全球化導致結构變化加速，越來越多的人對此難以承受”，現在甚至連季爾·內克爾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此人長期擔任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他一直自豪地宣稱，“我決定性地參与發起了關于（德國的）生產基地問題的討論”。現在這位一向如此自信的工業界領袖認為，“關于全球化后果的嚴肅的討論早就被延誤了”。現在的勢頭顯然令所有的人——絕不僅僅是普通的選民，而且也包括那些被認為根本不可能受到傷害的全球大腕儿，都難以承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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