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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動听的謊言

　　——關于生產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神話
　　他默不作聲地坐在那里，雙手握合在兩腿之間，緊抿著雙唇。墨西哥人赫蘇斯·岡薩雷斯恐怕從未想到過他會落到這步天地。他曾苦干多年才取得了電工資格，終于在蓬勃發展的机動車輛工業中找到了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按時領取工資，并且似乎是有保障的。他的工厂為墨西哥的摩托車和拖拉机安裝減震器，那里原來一切運轉正常。但是后來一切都崩潰了，首先是貨幣，然后是貿易，最后是國民經濟。他的公司倒閉了。現在這位30歲的拖家帶口的父親在墨西哥城中心喧鬧的圣何塞大街的人行道上打發日子。他坐在一個白鐵皮制的手工工具箱上，在一塊硬紙板上以潦草的字跡為自己打出“電工”的廣告，希望能接點零活儿干。他不再指望會有好日子。他說，這場危机“持續的時間將比我們料想的要長得多”。
　　赫蘇斯·岡薩雷斯的命運1996年在墨西哥屬于正常情況。在處于就業年齡的墨西哥人中，有半數人或者沒有工作，或者是在影子經濟中打零工。一年半以來，按居民人均計算的經濟效率下降。政治動亂、罷工和農民起義震撼著這個國家。而政府及其美國顧問們曾經計划過的事情則完全不同。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三位不同的總統順從地遵循著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政府的建議。他們使絕大部分國有工業企業私有化，為外國投資者清除障礙，降低進口關稅并使這個國家向國際金融体系開放。1993年墨西哥同美國和加拿大甚至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借助于該協定，這個國家將在十年內完全与北美市場融為一体。新自由党人國際聯合會找到了一個模范學生。1994年，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終于接納墨西哥加入這個富國俱樂部，以此作為對墨西哥人的這條被誤認為可以作為榜樣的路線的獎勵。
　　乍看上去這個計划似乎運轉正常。許多跨國康采恩開辦或者擴建了生產企業。出口每年增長6％、1982年還使該國陷入危机的國家預算中的外債在減少。此外，墨西哥還第一次經歷了雖然人數不多但是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的崛起，他們創辦新的企業并且繳納稅款。但是從這一奇跡中獲益的事實上只是少數經濟部門和一小部分居民。化學、電子和汽車行業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興工業高度依賴進口，只提供了比較少的新工作崗位。從前國有的大工業落到了几個大股東手里。僅僅25家控股公司就控制了一個生產著一半國民總產值的公司帝國。与此同時，迅速向美國開放使重要的民族經濟部門遭受到美國的競爭。進口浪潮淹沒了這個國家，勞動密集型的中小工業屈服了。單是在机器制造業中，就有半數企業不得不關閉，在此前一向穩定的紡織行業情況也是如此。實際的經濟增長降到了人口增長率以下。被大力推行的農業資本化本該促進出口并幫助抵御強大的美國競爭者，但是它卻產生了災難性的結果。數百万墨西哥農業工人因采用机器而失去了工作，流入本來就已過分擁擠的城市。自1988年以來，進口的增長比出口的增長快4倍，使貿易逆差不斷增加，1994年達到的數額相當于所有其他拉美國家貿易逆差的總和。然而此時墨西哥的發展戰略已不能退回去了。為了取悅于選民和使進口貨价格便宜，政府以最高利率促使本國貨幣升值。此舉不僅扼殺了國內經濟，而且還將美國投資信托基金500多億美元的短期投資引進了這個國家。到1994年12月，不可避免的后果產生了：靠借貸維持的繁榮土崩瓦解，比索貶值勢在必行。由于害怕受騙的美國投資者發怒以及害怕引發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机，華盛頓的財政部長魯賓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提供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緊急貸款（參見本書第三章　：負有限責任的專制）。這雖然拯救了外國投資者，然而卻使墨西哥陷入了一場經濟災難。為了重新贏得國際市場的信任，埃內斯托·塞迪略總統命令他的國家繼續實行休克療法。實際上高于20％的年利率和政府開支的大幅度縮減引發了6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短短几個月里有15000家企業倒閉，3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購買力縮小了至少三分之一。
　　在進行了十年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之后，這個位于格蘭德河以南擁有上億人口的國家此時的處境比從前更糟。從南方薩帕塔人的農民游擊戰到無法償還急劇躥升的貸款利息的大約100万有組織的中產階級人士，各种各樣的抗議運動在動搖著這個國家。女社會科學家和地域學專家安妮·胡夫施米特評价說，墨西哥仍然是一個門檻國家，不過它不是正要跨入富裕地區，而是“正處在邁向無政府狀態和內戰的門檻旁”。
　　因此總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場冒險，其結果即使對于北方強大的鄰國來說也是消极的。當美國的裝配厂最初遷移到南方的時候，克林頓政府還可以論證說，在美國的出口工業中，向墨西哥不斷增加的商品輸出在美國本土創造了25万個新工作崗位。但是隨著經濟的衰退，墨西哥人對美國產品的需求也衰退了，1994年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順差變成了逆差。美國本土預期要增加的工作崗位成了泡影，反之，所有那些因在墨西哥使用廉价勞動力而降低了工資成本的公司的贏利卻增加了。比索貶值使許多美國康采恩，此外也使許多德國的和亞洲的汽車和電子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甚至還撈到了額外的好處。這些公司中的工作崗位為許多墨西哥家庭提供了生存基礎，但是它們彌補不了國內經濟的崩潰所造成的損失。因此墨西哥難民的人數再次上升，他們非法地并且常常是在冒險的情況下渡過格蘭德河，進入美國尋找活下去的机會，盡管同墨西哥締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嚴格地阻止這种遷移。
　　因此墨西哥的經驗揭示出，指望通過完全的市場實現富強奇跡是天真的幻想。一個欠發達的國家如果不目標明确地促進工業發展并通過關稅壁壘來保護自己，無論什么時候它試圖与來自西方發達工業國的占壓倒优勢的競爭者較量，失敗都是可以預見的：自由貿易僅僅意味著實現強者的權利——不僅是在中美洲。
　　歐洲的墨西哥是土耳其。由于希望迅速推進現代化，安卡拉政府与歐洲聯盟締結了一項關于建立關稅聯盟的協議，該協議于1996年初生效。土耳其的工業家們期望通過這個協議把更多的產品出口到歐盟。然而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的現代化崇尚者同墨西哥人一樣，低估了開放給他們自己的市場帶來的后果。自從世界各地的商品可以按歐盟的條件輸入到土耳其以來，外國的廉价產品成了暢銷貨。半年之內土耳其的對外貿易結算表上就出現了巨額赤字。雖然出口增加了10％，但是進口卻增加了30％。出于對其受到威脅的外匯儲備的擔憂，伊斯蘭繁榮党領導的新政府立即開征6％的進口稅。但是按照与歐盟締結的關稅協議，這樣的保護措施只允許實行200天。土耳其困在陷阱里了。
　　這再一次證明，滿怀希望而資本薄弱的發展中國家無防護地融入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其遭受的損失大于得到的利益。這一認識當然絕不是什么新發現。与迷信市場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不同，南半球較貧窮國家的許多執政者早在許多年前就懂得了這一點，并且為自己的國家開辟出一條更加明智得多的走向富裕之路。

　　不是羊而是龍：亞洲奇跡

　　外國人喜歡來檳榔嶼已經很久了。海洋性气候和肥沃的土地上個世紀就引來了美國殖民者，他們在泰國一馬來西亞的西海岸前方的這個島嶼上建立了一個据點。該島首府喬治市今天也仍然繁華熱鬧。不過吸引外國人的已不再是种植園的熱帶水果貿易或旅游觀光胜地。來自日本、歐洲和美國的淺色皮膚的客人們仍然還是在机場到港大廳的隨机行李輸送帶旁擠作一團。檳榔嶼的新魅力在于它的工業區。得克薩斯儀表公司、日立、英特爾、西蓋特和体利特·帕卡德等大公司都以巨大的招牌表明，沒有一家大電子康采恩能允許這里沒有自己的工厂。馬來西亞太自豪地把這個他們從前當作浴場的島嶼稱作“硅島”，島上的工厂使這個東南亞國家上升為世界最大的半導体產品出口國，并且已經為30万人提供了工作。
　　檳榔嶼只是這個從前的農業國25年來所經歷的這場經濟革命的許多令人惊訝的標志之一。馬來西亞早已不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自從1970年以來，國民經濟平均每年增長7％－8％，工業生產的增長甚至超過10％。工業中的就業者今天已不再是只占全体就業者的5％，而是占到了25％，工業生產的產值已占到整個經濟總產值的1／3。從1987年到1995年，這個2000万人口的國家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達到一年4000美元。如果政府的計划順利實現的話，到2020年，人均收入將再增加4倍，從而達到美國的水平。
　　正在引人注目地赶超上來跨入富裕地區行列的不僅僅是馬來西亞。南朝鮮、台灣、新加坡和香港早就被稱作亞洲“虎”，早在五至十年以前就已經達到了馬來西亞現在的水平。泰國、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南方地區最終也逐個起飛，以取得完全類似的成就而被稱作“龍”。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和工業家們都贊揚亞洲的經濟奇跡，稱贊它可以作為榜樣，認為它生動地證明了存在著一條擺脫貧困和不發達狀態的市場經濟的出路。然而，亞洲的繁榮与絕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很少共同之處。遠東的這些新興國家和地區無例外地奉行一种在西方簡直是禁忌的戰略：在經濟發展的各個層面上實行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從雅加達到北京，這些在國家的領導下從事建設的龍擴充了各式各樣的手段，用這些手段把發展置于控制之下，而不是如墨西哥再次經歷的那樣，像羊一樣被人牽上國際競爭的屠宰凳。對它們來說，融入世界市場不是目的，而只是它們——小心謹慎和深思熟慮地——利用的一個手段。
　　在所有亞洲新興國家，經濟對外國開放都遵循日本人所發明的那种航空母艦原則。在所有那些計划者認為本國企業參与國際競爭實力太弱和打算保護就業的經濟部門，以高進口關稅和各种技術規定阻礙進口。相反，當局和政府以一切手段，從減免稅直到免費提供基礎設施，促進出口產品的生產。這一戰略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操縱匯率。所有亞洲國家都模仿日本的榜樣，借助于貨幣發行銀行的貨幣出售，人為地使本國貨幣的對外价值保持在低于其國內實際購買力的水平上。因此，盡管東南亞的平均工資按其購買力測算至少相當于歐洲水平的八分之一，但是按匯率計算，其价值僅為西歐的四十分之一。
　　不僅金融市場上短期的資本流動受亞洲的經濟發展專家們的干預，而且跨國康采恩的直接投資也要承擔明确規定的義務。例如，馬來西亞有計划地組織本國的國有公司和私人公司參加康采恩的分公司。這就确保了有越來越多的本地雇員掌握适應世界市場需要的專有技術。此外，為了提高本國居民的整体技能水平，所有國家都把很大的一部分國家預算用來投資建設一個有效率的教育体系。
　　如果這還不夠，就用關于許可證和專利權的附加協議來保證技術轉讓。此外，關于本國生產者在為世界市場的生產中應占有多少份額的規定，考慮到了要使足夠的出口利潤留在國內并流入本國企業的建設。在這方面，馬來西亞最成功的汽車是質子牌汽車，它雖然是与三菱公司合資生產的，但是70％的零部件是在國內制造的。不顧經合組織國家的汽車康采恩的徒勞的抗議，印度尼西亞也同兩家韓國汽車公司一起奉行同樣的戰略。所有這些措施都服務于一個共同的目標：政府在經濟上保持獨立自主，并保證無論是本國資本還是外國資本，都去完成政治上既定的目標。誰不合作，誰就滾蛋。
　　成功證明亞洲的經濟計划者們是正确的。几乎所有東亞新興國家在當初起飛的時候，都是像墨西哥那樣充當單純的原料或零配件供應者，起著跨國康采恩的延長的工作台的作用。但是政府主管部門中的領導者們從未忽視過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國內經濟，他們只不過是用康采恩分公司的出口來為本國經濟籌集資金。他們逐漸創立了本國的半國有半私有的大企業，這些大企業現在甚至已躍身于世界市場。不僅韓國有其勢力強大的、被稱作“財團”的企業綜合集團，如現代集團或者三星集團，它們把從汽車、電子計算机到船舶的多個生產部門同時組合在一個康采恩內。就連其居民人口只有2000万人的較小的馬來西亞。也已擁有6個跨國公司。其中最大的西姆·達比公司在21個國家中沒有200多家子公司，擁有5万名雇員。它的股本价值已經超過了譬如亞洲名列前茅的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
　　因此，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絕非是遵循著一個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原則。當老牌的富裕國家鼓吹國家減少對經濟的干預，給市場力量以越來越大的活動空間的時候，新興國家卻反其道而行之。同一批康采恩戰略家，他們在美國或德國直言不諱地拒絕國家對其投資決策的任何干預，而在亞洲卻心甘情愿地讓數以十億計的投資屈從于國家官僚們規定的條件，這些官僚們理直气壯地把他們的工作稱作中央經濟計划。在兩位數的增長率中獲取的利潤，打消了一切意識形態方面的保留態度。

　　自由貿易：是保護窮人嗎？

　　當然亞洲奇跡也有其陰暗面：与經濟繁榮攜手同行的是腐敗、政治壓迫、可怕的環境破坏，以及對無法律保護的職工（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常常是毫無節制的剝削。例如耐克：這种昂貴的運動鞋在歐洲和美國售价達150美元，在印度尼西亞，有大約12万男女工人在這家康采恩的聯營企業中縫制和沖壓這种鞋，他們的日工資還不到3美元。這即使對印度尼西亞的國情而言也是不足以糊口的工資，但是它卻符合法定的最低工資標准，這個最低工資標准适用于該國8000万勞動力中半數以上的工人。為了保持這一优勢，30年來一直執政的獨裁者蘇哈托的軍政府把一切工人抗議活動都扼殺在萌芽狀態。例如，當印尼西冷市22歲的耐克鞋厂工人通里斯·西圖莫朗于1995年秋動員他的同事們罷工的時候，當地的軍人立即把他關進厂區內的一個儲藏室囚禁了7天，并且審訊了他一晝夜。他后來總算獲釋，只是失去了他的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如兩位全國知名的工會女會員蘇吉亞蒂和馬爾西納，則為自己的勇敢獻出了生命。人們在她們試圖組織里工的工厂的廢料堆里，發現了她們被嚴刑拷打摧殘得血肉們的護照。
　　在中國，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借助中外合資企業确保自己參与這個中央帝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爆炸式的發展，目前這种中外合資企業已經超過15万家，其中許多企業甚至更加肆無忌憚地對待自己的工人。在100多万女工中，有許多人不得不在她們的工作台前從事縫紉、沖壓或者包裝工作每天長達15個小時，需要時甚至更長。一家地方報紙寫道，“人們被迫像机器一樣工作”。女工們進厂時常常不得不繳納數額相當于好几個月工資的抵押金，如果她們違背企業主管的意愿离開公司，她們就拿不回這筆抵押金。夜里她們被圈在擁擠不堪的宿舍里，宿舍門通常被鎖上，一旦發生火災這里就變成了死亡陷阱。甚至連北京中央政府都承認，勞動保護法被置若罔聞，1993年僅6個月之內就發生了11000多起工傷死亡事故和28000多起火災。而与此同時，當局卻以中國工人階級的名義禁止任何抵抗，尤其是在為外國技資者設立的經濟特區內。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1996年6月報告說，“凡是抱怨或者試圖建立工會的人，通常立即被判處關3年勞動營，目前有几百名工會會員正在坐牢”。
　　面對東亞國家進軍搶占世界市場份額的這种——按西方國家的標准——不可接受的做法，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卻持令人吃惊的克制態度。西歐國家的政府首腦們最近一次表演對問題故意視而不見是在1996年3月初，當時他們正在曼谷与8個居領先地位的亞洲國家的政府首腦為促進相互間的經濟關系而舉行會晤。當演講人一個接一個地在會議中心呼吁各國相互理解的時候，100多個群眾組織的代表在一個与之相對抗的代表會議上抗議亞洲工厂中非人的勞動條件。与此同時，五万多名泰國人在自己的政府首腦的駐地前建起一片帳篷營地舉行示威，反對本國不斷增長的財富的不平等分配。但是在公開場合，任何一位歐洲貴賓對此都未置一詞，相反，德國總理同英國首相一樣，宁愿在幕后的會談中熱心地為那些仍在使用德國的或英國的名義的康采恩爭取大宗訂貨。与此同時，戴姆勒一奔馳公司董事長于爾根·施倫普通過傳媒宣稱，德國必須准備“向亞洲學習”，而德國工商業代表大會則提出了一份研究報告，其中贊揚了印度尼西亞專制制度的“政治穩定”和“特別好的投資條件”。
　　這一類蠢話傳遞著一個后果嚴重的信息：只要有利于世界經濟，環境和健康保護、民主和人權都應該放棄。對此，國際工會組織工會咨詢委員會，即設在巴黎的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的雇員代表机构的秘書長約翰·埃文斯告誡人們，“我們絕不能容許把獨裁政權視為取得經濟成功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才能夠對收益的分配進行爭論。”因此同世界各國的絕大多數工會會員一樣，埃文斯很久以來一直堅決主張，以對有關國家實行貿易制裁來懲罰違反人權和環境標准的行為。
　　借助工會支持當選的比爾·克林頓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形式上甚至也接受了這一要求。在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結束時，美國代表主張把一個社會附加條款和一個環境附加條款列入世界貿易組織協定。据此，那些可以證實是在違反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最低標准的條件下生產其出口產品的國家，應在世界貿易組織中被起訴，必要時應處以懲罰性關稅。然而，反對上述附加條款的木僅是那些有可能受到指控的國家。它們的反對本來應該是可以被克服的，因為由于新協定排除了許多從前的保護性關稅和貿易障礙，這些國家不得不由于新協定而失去許多。這項動議首先是由于歐盟國家而遭到失敗的，歐盟各國——除了法國以外——全都對這項動儀表示反對。該計划尤其在德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那里遭到了嚴厲的拒絕，正如法國報紙他界報《外交月刊》尖刻的評論那樣，在這些國家，“人們相信自由貿易就像孩子們相信圣誕老人一樣”。因此，盡管談判總計延續了7年多的時間，人們最終未能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机會實施一項全世界适用的貿易法規。
　　盡管如此，反對人們所要求的遵守最低標准，并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主要標准，如禁止使用童工和強制勞動、禁止种族歧視或性別歧視，以及保障工會自由等等，本來就是几乎所有國家都早已批准的那些聯合國公約的組成部分。以貿易制裁相威脅只不過是要賦予這些已生效的條約以強制手段罷了。与此相反，持异議者如德國聯邦經濟部長京特。雷克斯羅特或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魯杰羅卻宣稱，如果在世界貿易中實施社會規則，“新貿易保護主義就有可能通過后門溜進來”。富裕國家就可以在社會問題的借口下設法擺脫來自南方國家的廉价品的競爭。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日內瓦談判中也以同樣的理由論證道，如果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列入社會附加條款，只會再次拒絕讓南方的窮人分享富裕。
　　但是這一論据充其量只具有宣傳的价值，出自歐洲政治家之口則近乎偽善。當事關有影響的聯合會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的時候，歐盟委員會和歐盟各國政府是不會在其貿易政策方面持矜持態度的。只要歐洲的企業還沒有及時在低工資地區為自己搞到一塊生產基地，該委員會迄今為止一直是根据提出起訴的行業聯合會的申請征收嚴厲的反傾銷關稅，特別是對來自亞洲的進口商品。從中國產的滾珠軸承到韓國產的攝像机，直到俄國產的基本化學藥品，布魯塞爾的貿易監管者們在世界貿易組織締約后仍對100多种產品實行這种懲罰性關稅，其令人難以相信的理由是，供貨商為了不正當地贏得市場份額，以低于其實際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与此相比，實施社會的和生態的最低標准絕不是什么原則上的新東西，它所涉及的只是公平對待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或深受環境污染之苦的居民。那里的執政者們斷言，工會自由或者禁止使用童工將會使窮人更窮，這是十足的謊言。情況恰恰相反，如果說他們的貿易收益將會受到威脅的話，那么這恰恰是因為這些南方非民主的精英們最終將被迫讓更廣泛的居民階層分享本國的經濟成就。此外，如果把确認違反人權行為的工作委托給聯合國組織的有關主管机构去做，那就能輕而易舉地防止人們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社會附加條款的基礎上保護主義地濫用進口限制。

　　貿易保護主義：是保護富人嗎？

　　雖然對獨裁政權實行貿易制裁是合理的和公正的，但這對于減輕來自南方的競爭壓力卻沒有多大幫助。許多工會人士希望以此來阻止工資降低和失業，這种希望是虛幻的。低工資國家的成本优勢所憑借的不僅僅是不講社會福利的企業和政府官員的政治壓迫或剝削手法。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數量相對較少，它們的出口增長主要是由于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在住房和食品保持低价格的情況下，居民對自己的收入提出的要求也較低。此外，這些資本主義的新興國家至今不必實行社會保險，因為它們的家庭結构几乎還是完整無損的。當亞洲的政治家們被問及疾病和老年的問題時，他們通常的回答是“我們的社會福利体系是家庭”。更多地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這些新興國家的貨幣傾銷，它使這些國家的出口商品极其便宜。因此，即使西門子公司設在馬來西亞的芯片厂不得不向它的流水線女工每月支付700馬克的工資，而且該國有自由工會，這家工厂仍然還是有利可圖的。即使把最低工資提高一倍，在印度尼西亞和斯里蘭卡生產耐克牌運動鞋也還是值得的。遵守最低標准是必要的，它將在南方培植更多的社會公正，但是人們卻不大可能以此确保北方的工作崗位或者在北方創造新的工作崗位。
　　因此，許多遵循本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傳統的法國經濟學家要求有針對性地使用貿易稅。如巴黎政府的經濟顧問熱拉爾·拉費建議，對亞洲的出口商征收反傾銷稅，稅額至少要能補償出口國人為的幣值低估。但是這筆關稅收入不應流入國庫，而應當以歐洲貨幣結算划入相應的出口商的帳戶。這些亞洲的出口商可以把這筆錢用作向本國進口歐洲商品的資金，這樣就能在貿易和匯率方面建立起一种較好的平衡。此建議雖然听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實行起來卻是很困難的。在确定稅額的時候，任意獨斷恐怕將暢行無阻。誰也無法客觀地判定，何种補償是公正的，以及這樣做是否事實上封鎖了有關國家通向北方市場的通道，而這些國家為自身的發展正迫切地依賴著這條通道。
　　再者說，阻擋低工資國家的競爭，是否能從根本上阻止發達國家勞動力的急劇貶值，這也是成問題的。毫無疑問，來自東方和遠東的日益增長的進在工業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中造成了損失。在制鞋工業和紡織工業中，在計算机技術、精密机械和類似的部門中，歐洲、北美和日本這經濟三強中的所有國家的工作崗位都受到了損失，而世界經濟的后起之秀卻得到了好處。因此而降低的主要是對非技術性勞動和机械的流水線勞動的需求。英國經濟學家阿德里安·伍德在一份依据經驗材料寫成的長篇研究報告中證實，自1980年以來，由于同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日益擴大，經濟三強各國的工業的勞動供給平均減少了15％。
　　但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計算，這种發展趨勢迄今為止對于絕大多數北方富裕國家來說一直是賺錢的買賣。因為隨著進口的增長，新興國家在其買主那里的采購也在同時增長。從工厂設備到通訊衛星，它們最終不得不購買一切它們自己現在還生產不了的東西。在這一方面，沒有哪一個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國家比德國更成功。迄今為止，這個地處歐洲心髒的經濟巨人，按相對于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計算，是世界上出口最強勁的國家。聯邦共和國不僅在同東南亞，而且在同中歐新市場經濟國家的交換中甚至達到了出超。不過大部分出口盈利都落在了資本密集型和科技導向型行業的帳上，如机器和設備制造、化學、電气工程和精密技術等行業。
　　這一轉變是勞動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絕大多數德國企業，此外還有法國的或日本的企業，由于全球化而賺了大錢。只是它們從其收入中支付給本國勞動力的份額在不斷縮減。不是總的富裕程度降低了，而只是工資所占的比例，即經濟成就分攤在工資和薪金上的份額減少了。甚至在直到前不久還在考慮平衡問題的德國，工資所占的份額自1982年以來也下降了10％。与此同時，工資總額在各個不同的職業群体中分配不均的狀況加劇了。難以替代的專業人才或者掌握特殊技能的服務業從業者几乎不受國際競爭的影響，他們肯定還可以指望增加薪水。大多數其余的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未經過培訓D的非熟練工人，工資收入則逐漸下降。
　　然而，這一進程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与亞洲或中歐的新工業化國家有關。對勞動力市場的巨大沖擊主要是由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國家相互間的迅速聯合造成的。即使在90年代，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跨國投資是在該國家集團內部進行的。雖然北方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所增加，但是這种資本轉移半數以上是用于開采原料或者建立服務性企業，如飯店或者銀行，因此与勞動力轉移關系不大。而增長更快的首先是富國之間的跨國的企業買賣和投資。從1992年至1995年，投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每年將近550億美元增加到970億美元，而在同一時期，這些康采恩投向經合組織國家的直接投資則從每年大約1110億美元提高到了2160億美元。同樣，這個富國俱樂部所開展的繁榮興旺的世界貿易，絕大部分也仍舊是在它的成員國之間進行的。
　　這些數据表明，經合組織國家間的資本聯合和貿易聯合已達到了何种規模。隨之而來的富裕國家自己相互間競爭的加劇，導致若干年來勞動生產率總的來講比經濟成就增長得更快。在競爭中加速實行的技術變革，越來越多地使勞動變得過剩。造成失業和工資降低的罪魁禍首不是南方和東方的廉价工人。他們充其量不過是使經合組織范圍內的合理化和降低勞務費用的螺旋繼續進行下去的工具和潤滑劑。
　　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用大量的研究著作填滿了所有的圖書館，這些著作試圖證明，引起就業危机的只是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的進步，而不是跨國的聯合和競爭。然而這种區分是純粹學究式的。在現實世界中，這兩种現象是不可分割地彼此結合在一起的，因為只有全球性的緊密聯系才使得技術進步具有了那种今天能把數以百万計的人排擠到社會邊緣的決定性力量。但是，要抗拒這种發展趨勢，設置貿易障礙和實行防御性關稅恐怕是個拙劣的武器，只要這种貿易保護主義僅僅是針對著低工資國家的。只有當一個國家同時也阻擋來自其他發達國家的競爭的時候，它才能重建自己的勞動密集型工業。但是，為此它將失去自己所有的出口市場，因為競爭對手們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一种制造混亂的戰略。而相反的結构變化的代价又將是巨大的財富損失，盡管就業率較高。
　　經濟學家和經濟賢人們在一切場合總是告誡說，富國的國民將來必須自我克制，因為到處都有新的廉价勞動力大軍涌入市場，而同時他們卻隱瞞并且諱言，富國的總生產效益一如既往地在增長。所投入的資本的平均利潤率也在以同樣的甚至更快的速度遞增。因此絕不能說是窮國奪走了富國的富裕。
　　恰恰相反，正确的說法應當是：是那些北方和南方的特權者，即富有的有產者、資本所有者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獲取了經濟全球化在犧牲其余居民的利益的情況下給他們帶來的在全世界范圍生產的——和日益增長的——財富的越來越大的份額。聯邦銀行關于個人收入來源的統計反映出，這一發展趨勢同樣也早就席卷了德國，盡管德國迄今為止一直存在著強大的工會和高額的社會福利費撥款。在西德，到1978年還有54％的可支配收入分攤在工資和薪金上。其余的部分一半用作利息和利潤收入，一半用來支付養老金和社會福利費用。16年后，實際工資和薪金所占的份額降到了僅剩45％。因為現在已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國民收入被用來支付有价證券利息和企業利潤的受益者的非勞動所得。
　　因此就不難理解，隨著世界的經濟一体化而發生的种种沖突，恰好都与分配斗爭有關，而這种分配斗爭是資本主義与生俱來的。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吃惊，即市場神話的信徒們直到現在還總是能面對他們自己和廣大公眾否認這個簡單的真理。例如在德國，該國圍繞經濟基地問題的爭論顯得越來越荒誕不經，并產生出极其錯誤的政策。
　　德國模式：關于生產基地的謊言
　　赫爾穆特·科爾曾滿口甜言蜜語。他對德國的雇員代表們恭維道，“工會表現得特別有合作精神和樂于對話”，它們的勞動聯盟取得了“積极的成果”。他贊揚德國五金工業工會主席克勞斯·茨維克爾是一位“有崇高使命感的德國同胞”，并說他必須對化學工業工會“表示尊敬和感謝”。他熱情地向這些討好對象保證，自己將在困難的時候向他們提供援助。“我是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學生。這個党絕不會制訂只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社會條件也是政策的導向之一，因此不會撤消社會福利。”1996年4月這位聯邦總理在第一套電視節目黃金時段中對每一位听眾這樣說。僅僅兩個月之后，這些受到阿諛奉承的听眾就在波恩組織了戰后規模最大的工會示威游行，抗議這同一位總理及其政策。30多万人分乘74趟專列和5400輛大客車舉行示威游行，部分人行程達對小時，以表示他們對削減社會福利、失業和國家下令降低工資的抗議。德國工會聯合會領導人迪特爾·舒爾特宣布，如果聯邦政府堅持其綱領，那么“這個共和國就會遭遇這樣的局勢，与其相比法國曾出現過的局面只是一個軟弱無力的序幕”，這里他是在暗指半年前法國的同事們舉行的那場十分相似的起義。對此科爾只得用這樣的話來回敬他從前的合作伙伴，他稱他們是“專愛發牢騷的人和有疑心病的人”，說他們“只顧捍衛既得利益”，而“拿德國的未來當儿戲”。
　　在德國，時代正在發生轉折：保守党人一自由党人的政府不再只是遮遮掩掩地，而是全面地和進攻性地采取了該國的資本精英們多年來一直主張和要求的政策。總理說：“我們太貴了”，而他所說的這個“我們”只包括那些作為職員和工人領取其收入的人。有一個詞開始走紅：既得利益。薩克森州的總理和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智囊庫爾特·比登科普夫甚至發現了“一大堆既得利益”，据說這些既得利益現在都需要打破。他所指的是病假工資、子女補貼費、對不當解雇的保護、失業救濟金、國家創造就業机會、每周5天工作制、每年30天法定休假，以及其他許許多多迄今為止构成德國市場經濟的社會方面的東西。毫無疑問，与其他國家相比，絕大多數德國雇員的處境還是挺不錯的，他們的生活狀況曾使這個國家受到全世界的贊賞和羡慕，并且曾促使德國各政党從前一直把“德國模式”奉為自己的競選活動的主題。但是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以往取得的成就突然變成了既得利益。1996年4月出台的政府施政綱領使用了這樣的標題：《為了增長和就業》。科爾和他的部長們現在開始剝奪這些既得利益，全面削減各种社會福利和工資。甚至連因怀孕而增加了既得利益同時又不能再上班的婦女，將來也應當用扣工資來懲罰。
　　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全球化的經濟机器中，勞動報酬所占的份額剩得越來越少，所以領取工資和社會福利金的人應當在他們中間這樣分配剩下的這點儿余額，即人人都分上一點儿，使失業人數降下來。德國應當向美國學習，美國有更多的人分享工作崗位，但為此他們就不得不忍受低工資。几乎無社會福利、較長的工作時間和較差的工作條件。主張在德國實行較高的資本利潤率的一位代言人畢竟公開宣布：“為了重新實現充分就業，把毛工資削減20％是必要的。”這就是諾貝特·瓦爾特的公式，此人是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前所長，現任德意志銀行的經濟研究負責人，該銀行的董事會剛剛因對股票持有者利益的關照而以附權股的形式得到了正式的回報。假如是在几年前，這位銀行經濟學家提出這樣的建議恐怕還要冒政治越位的風險，而今天他知道政府支持他。瓦爾特和他的同伙把這一突破歸功于多年來通過多种傳媒進行的一場宣傳運動，在這場宣傳運動中，為了取得胜利，所有的歪曲和偽造都是經過精。已炮制而不易識破的：經濟基地德國衰落的謊言。
　　這場宣傳運動的核心論据之一是德國的社會福利國家變得愈來愈昂貴了，過多的公民沉湎于“全面綜合保險心態”（瓦爾特語），他們宁愿領取社會福利金而不去工作。的确，德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是有許多方面需要改革。在總計152种不同形式的社會福利項目中，有一部分組織混亂，造成了高額的管理費用，并且常常助長弄虛作假行為，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卻甚至無處栖身。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現在已經超過800万，缺乏資金來對他們進行培訓和創造就業崗位，以使他們重新溶入社會。只是有一點說得不對：社會福利國家變得愈來愈昂貴了。雖然1995年為所有的社會福利申請支付了將近1万億馬克，比1960年增加了11倍，但是同期國民總收入也同樣增加了11倍。1995年共和國的全部社會福利費支出總計占共和國國民生產總值的近33o。而1975年，即20年以前，西德社會福利費支出的數值与此完全相同，也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3％。如果不把東德計算在內，今天的比率數甚至還降低了3％。
　　相比之下，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是社會福利費用的經費來源。社會福利開支的將近三分之二是來自從工資和薪金領取者的收入中提取的保險費。由于失業和收入增長緩慢，受薪者的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不斷下降，因此為了籌集支付養老金、失業救濟金和醫療費用的經費，保險費不得不逐年超比例地提高。單就養老金保險机构來說，400万失業者就意味著一年失去160億馬克。因此德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危机几乎純粹是勞動危机的結果，而不是什么一個安樂國中變懶了的居民過分自我享樂的結果。鑒于國內財富日益增多，為了避免不必要地提高勞動力的价格，本來只有這樣做才是合乎邏輯的，即借助于征稅使那些本來不繳納社會公共福利稅的人，即官員、獨立經營者和富人也分擔社會福利費用。而事實上科爾政府所做的卻正好相反。在建設東部的過程中，政府強行挪用社會福利基金，用于支付与本來的保險用途根本毫無關系的各种可能的開支，從支付德國統一社會党受害者的補償金，到支付被解職的原民主德國國家公務員的提前退休金。据聯邦主管當局的管理人員估算，養老金、失業和醫療保險机构只要免除了本來就不該由它們來支付的那些費用，社會公共福利稅在工資中所占的比例立即就能降低8個百分點。那些領頭指責社會福利國家搞過頭了的人也同樣隨心所欲地花費社會保險投保人的錢。從1990年至1995年，德國的企業主和企業人事主管部門讓75万雇員提前退休，在由保險納費人承擔費用的情況下使自己的職工隊伍年輕化。由此給養老金保險机构造成的額外支出每年達150億馬克，相當于保險費率的足足一個百分點，或者說是相當于工資總額的三％。
　　使聯邦公民降低其社會福利要求的一個同樣值得怀疑的方法是對勞動成本作國際比較，确實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勞動成本高于德國。然而，不同國家小時工資的差別就其所表明的問題而言，与在法蘭克福市內和在佩勒貝格郊外建造新建筑的費用的差別是一樣的。相反，事實上在世界市場上計算的是單件產品的勞務費用，即用統一標准計算的一定量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价值。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海涅·弗拉斯貝克和馬塞爾·施特雷默對這方面的數据進行了世界范圍的對比分析，從而揭示出令人吃惊的事實。以各國的本國貨幣為基礎計算，西德單件產品的勞務費用在1974－1994年間總計增長了97％，而相比之下，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其他各成員國平均增長了足足270％。也就是說，德國的效率机器運轉得非常出色。正因為如此，德國企業在許多市場上至今一直占上風。慕尼黑經濟研究所是受托向聯邦政府提供咨詢意見的6個經濟研究中心之一，該所的經濟學家們在1996年7月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雇員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幅度沒有哪一個地區低于德國”，這個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們在一份為波恩的經濟部撰寫的鑒定書中寫道。“出現類似數值的只有美國。這些數据證實了溫和的德國工會的論點，雙明在勞動時間短而有效的情況下，由于生產率高，高額的小時工資是合理的。”
　　可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持續十几年在世界各地賣出比自己的進口量更多的商品而不造成后果。這個必然的后果就是德國馬克對其他貨幣的比价不斷升值。德國人在每一輪集体談判中都要重新貫徹的成本約束，總是由于以外幣結算的收入的貶值而很快就再次失效。因此1994年德國出口產品的收益比1992年降低了10％，因為歐洲貨幣体系的危机和美國中央銀行的美元疲軟政策促使德國馬克的匯率上升和美元的匯率下降。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經調查發現，如果把這种匯率的變動考慮在內，多年來各工業國家的成本變化与德國的成本變化差不多是平行的。因此如果按美元計算，甚至連親企業主聯合會的科隆德國經濟研究所也計算出，在加工制造業中，德國的單件產品勞務費用与美國的基本上相當。
　　在此背景下，國際商用机器公司的前任主管，聯邦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奧拉夫·亨克爾在1995年秋針對昂貴的德國雇員所使用的宣傳伎倆實在是厚顏無恥。据說由于德國企業每年在國外投資數十億馬克，所以隨著資本外流，工作崗位也會外流。亨克爾斷言：“工作崗位是德國人最大宗的出口暢銷貨。”這一論斷像炸彈一樣使公眾感到震惊，在全國成百万次地被人傳播——然而它卻是卑鄙的謊言。
　　為了證明自己的論斷，亨克爾算了這樣一筆帳：自1981年以來，企業主和康采恩向國外的子公司投資了1580億馬克。同一時期，那里的職工人數增加了75万人。所以說德國每年“出口”將近7万個工作崗位。而事實卻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一個持續多年取得貿易順差的國家，資本輸出必然要多于資本輸入。由于同樣的原因，在同一時期日本的康采恩向國外子公司的投資甚至比德國的康采恩還多1000億馬克。這些投資大多數不是流入低工資國家，而是流進了其他工業國家。德國向國外擴張的最重要的目標是英國、西班牙、美國和法國。
　　尤其是所謂國外新增加的工作崗位，更是一個純粹虛幻的數字。柏林對外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米夏埃爾·沃爾特曼能夠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一點，該研究所10年來一直在從事德國企業的國外投資問題的研究。雖然据聯邦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國外的德國企業的職工人數從1989年至1993年增加了19万人。但是在同一時期，德國投資者也購置了一批外國企業，這些企業的原有職工人數甚至超過20万人。也就是說，所謂輸出的工作崗位實際上是早就存在著的。當然，确實有許多康采恩建立了新工厂。寶馬公司在美國的南卡羅來納州、西門子公司在英格蘭北部、博施公司在威爾士、大眾汽車公司在葡萄牙和中國都建了厂。但是与此同時，德國的世界市場戰略家們在他們購置的早已存在著的外國公司里毫不遲疑地推行他們在家里搞的那一套：合理化、生產外移化。集中化。此外還有許多人收購外國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掃清市場，這些公司購置后不久就關閉了。因此總的來看，德國企業在國外同在國內一樣，很少創造出新工作崗位。
　　雖然圍繞著德國的競爭能力展開的這場爭論混雜著無稽之談、矛盾和對公眾有意識的欺騙，但對政策的影響仍然是后果嚴重的。由于對市場激進派關于設在國外的生產基地的雄辯堅信不移，聯邦政府為本國制訂了一項弊大于利的緊縮計划。到1998年，僅在公職范圍內就要裁減掉20万個工作崗位。此外由于減少了用于創造就業机會的資金，東德又將有19．5万人被推入失業者的行列。与此同時，削減社會福利費還將使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下降。据德國零售商總聯合會負責人霍爾格·文策爾估算，由于缺少顧客，在商場和百貨商店中每年將損失3－5万個工作崗位。受聯邦政府委托的經濟五賢人之一沃爾夫岡·弗蘭茨甚至警告說：“失業會自己喂養自己。”但是聯邦政府的部長們卻斷言，這個緊縮計划是唯一的出路，并且以公共基金日益龐大的赤字作為論据。
　　但是這個論据也是漏洞百出的。在失業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國庫的稅收收入自然會減少。然而這些財政虧空的管理者們卻始終尷尬地避而不談，他們自己也有意識地減少了稅入。聯邦和各個州每年都慷慨大方地把更多的減免稅額分配給各企業和獨立經營者，并且容忍資產愈來愈多地轉移到低稅率國家。隨著多次降低股份公司的公司所得稅和大量給予折舊优惠，從1990年至1995年，企業利潤的稅負從33％降到了26％，國家從中得到的收入甚至減少了40％。1980年時收益稅還占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假如這個數值至今還保持不變的話，那么當聯邦財政部長1996年增發公債的時候，公共基金本該多收入86億馬克，即增加一倍半。甚至這個被人們信以為真的緊縮計划也預定要再次降低收入。隨著取消財產稅和工商業資本稅，又要少收入110億馬克。
　　据說所有這一切措施將使在德國建立新企業和創造新工作崗位更容易些。財政部長特奧·魏格爾在為這种降低國家收入的稅收改革說明理由時曾談到，甚至在向企業征稅方面，各國之間也存在著競爭。然而，指望較高的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會自動轉化為較高的增長和更多的就業机會，這种希望也同樣早就被駁倒了。從1993年至1995年，聯邦共和國的企業利潤平均足足增加了27％，而投資率卻仍然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

　　突破螺旋形下降趨勢

　　德國生產基地所引起的這些矛盾，證明把全球競爭宣布為目標本身的政策犯了原則性的思維邏輯錯誤：它目光短淺。爭奪世界（勞動）市場份額的無限制的競爭，使勞動力循著螺旋曲線愈來愈快地貶值，而且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這种競爭就像是兔子与刺謂之間的賽跑。某個更廉价的競爭對手總是已經在場或者至遲明天就會到場。自我“調整”的結果只是迫使其他地方的競爭者重新調整，并且很快就又輪到自己需要重新調整。絕大多數雇員無論怎樣努力，在這場競賽中都只會輸。受益的只有少數富人和某些具有高技能的人——這部分人在老牌工業國家中平均約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現在甚至連經濟自由主義的職業辯護土，譬如像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巴黎總部的經濟學家們，也無法再否認這种向20：80社會發展的趨勢。收入統計將貧富之間愈來愈深的鴻溝顯示得太清楚了。
　　但是，這种螺旋形下降趨勢無止境地繼續發展下去既不是命中注定的，而且從根本上講也不是有很大可能的。實行相反的戰略是可能的，而且這种戰略早已被大量制訂出來。提高勞動的价值必須處于這种反向戰略的核心位置。甚至在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中間也無异議，存在著按生態學的要求進行稅收改革的极大的可能性。如果借助于征稅逐步地和長期地提高能源消費的价格，那么這不僅將遏制危險的環境污染，而且在此過程中還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并延緩自動化工藝的使用。此外，運輸費用提高將給跨國的勞動分工以新的限制。以高速公路上不見首尾的載重卡車長龍形式存在的流動的零配件倉庫將不再合算。
　　德國經濟研究所在一個其假設經過慎重選擇的模型計算中證明，借助于對取暖燃油、汽油、天然气和電流消費征收的每年小步提高的生態稅，10年之內就能在德國創造出60多万個新工作崗位。把能源消耗減少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是通過在建筑物和分散的能源生產中使用手工勞動實現的，因此將為許多人創造就業机會。
　　如果原料消費价格上漲，還會需要更多的勞動。對此，產品學研究者瓦爾特·施塔埃爾在你速的陷阱還是烏龜的胜利這一獨具特色的標題下開列了一份值得注意的帳單。為資源規定較高的价格，將使使用壽命長的產品相對于一次性使用的產品和以競爭性報价提供的不耐用的產品取得明顯的成本优勢——這對勞動有利。施塔埃爾以生產為例預測這种反向發展趨勢。從技術上講，早就能生產其車身和發動机組能使用20年的汽車，取代今天這种通常只能用10年的汽車。在汽車使用壽命為10年的情況下，購車款平均占總費用的57％，只有19％的開支是花費在維修工作上。而在汽車使用壽命為20年的情況下，消費者購置新車的費用所占的份額降到了31％，而汽車總費用的36％不得不用于維修。假定消費者在這兩种情況下為他們的汽車支付同樣多的錢，那么工厂中的机器人工作就貶值了，相反勞動密集的維修工作則升值了。
　　在社會的其他領域也不乏有意義的工作。在衛生保健部門中、在過分擁擠的大學和中小學里、在恢复遭到破坏的農業區或重建衰敗的衛星城的過程中，工作是綽綽有余的。但是單靠私人企業和市場，在這些領域中不可能辦成任何事情。只有當國家，首先是各城市和鄉鎮能夠向這樣的計划投資的時候，才能創造出相應的工作机會。
　　國家必須取得必要的收入。可以對跨國的資本流動征稅而又不損害經濟，因而可以以此開辟一個不會提高勞動价格的丰富財源。禁止資產轉移到從列支敦士登到海峽群島這樣一些非征稅地區還會帶來更大的好處，這些地區就像是世界經濟的一個黑洞，每年都使更多的資產逃避征稅。此外，這樣的稅收改革還將抵制自下而上的再分配。
　　對上述這樣的建議明顯地存在著反對意見：正因為卷入全球經濟，各個單個的民族國家，至少是北方富裕國家集團中的各民族國家，多數都根本無法再進行這种徹底的改革。盡管聯邦議院中的各政党原則上都支持符合生態學要求的稅收改革，但是工業界的代表已經揚言，提高能源价格將驅使數千家企業遷往國外，最終使改革計划失敗。于是民主變成了無結果的鬧劇。
　　因此，未來的中心任務是重新獲得政治行動能力，重建政治對經濟的优先地位。因為今天已經可以預見，以往的路線不能再長期繼續下去了。盲目地适應世界市場的壓力必將把迄今為止的福利社會引入無法無天的社會反常狀態，使社會結构崩潰，而這些社會結构的正常運轉本是福利社會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在社會地位降低和受社會排斥的人中，少數极端分子的隊伍正在擴大，而對于這些人的激進化所產生的破坏力，市場和跨國康采恩都沒有辦法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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