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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二十九歲的我攜妻子瑪麗、兩個孩子、五個行李箱以及我第三部小說第一章的手稿，在南安普頓乘坐“瑪麗女王”號油輪駛往紐約。當時我在伯明翰大學任講師，講授英國文學。那年我休假一年，獲得了哈克尼斯聯邦獎學金，前往美國。這個杰出的基金會允許有幸獲得該獎學金的人在美國任何地方從事個人研究項目，但有一個要求，那就是至少抽出三個月去旅行。基金會向這些人提供一輛包租的轎車，供他們旅行，首先我們在羅德艾蘭州普羅維登斯市的布朗大學安頓下來，我在該校從事美國文學研究；然后我們又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乘坐一輛嶄新的雪佛萊轎車開始了漫長而悠閒的西進旅程。我們最后來到了舊金山。那時我已經完成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而且已經有出版商答應出版。 這顯然是我寫得最快的一部小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擺脫了繁忙的教學工作，此外在美國的那段經歷給我莫大的啟迪与自由。但促使我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該書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深信自己找到了一個大眾普遍關心与感興趣的話題。尤其是（但并非只是）對羅馬夫主教徒來說。据我所知，此前還沒有任何作家對這個話題進行詳盡的描述，更不用說采用（我打算使用的）幽默的喜劇方式了。這一話題就是天主教會有關生育控制方面的教諭對已婚天主教徒的生活產生的影響，以及新近始于教會內部、對上述教諭提出質疑。我想在這一話題降溫之前將我的小說推出來，當然要走在其他作家意識到描寫這一話題的可能性之前。 我不必為第一件事擔心：羅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開始嘗試解決該問題，教皇保羅六世在這一年發給教會的通諭《人類生活論》中表示支持禁止人工控制生育的傳統做法，從而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辯論。這場辯論一直持續到今天，辯論的核心是權威、良心与性。雖然我在最近的一部小說《你能走多遠？》（一九八O年出版，書中對過去二十五年中天主教的發展与演變作了全面而綜合的審視）中已經寫過這一話題，我想提醒讀者的是，《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的首版時間在一九六五年，比《人類生活論》早大約三年。如果不考慮最后這一事實，就難以理解這兩部小說之間的聯系与區別。 亞當与芭芭拉·埃普比并不是我与妻子的化身。我要指出的是，我們婚后的生活情況与他們毫無關系。但是，如果我們謊稱在婚后頭几年沒有發現（如同我們大多數已婚的天主教朋友們一樣）如下情況，就想到了寫這本小說，那是撒謊；教會批准使用的推一的生育控制方法——所謂的“經或避孕法”或“安全或避孕法”——實際上根本不安全，紹夫婦雙方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在《你能走多遠報一書中，一群人聚集在一個酒館中，問自己為何“這么多年來要忍受那個給人帶來失敗、不便、無能、焦慮与不安的政体”。他們找出了許多答案：它制約著人們的生活；神職人員壓制普通人；在性問題上的負疚感；對地獄的懼怕。在此我想提出另一個原因，《你能走多遠計一書中可能沒有講到這點。在從青少年到成年早期還是一名虔城天主教徒的一代人中，任何受過教育的人似乎都簽訂了一份生存合同：天主教玄學系統為他們消除了疑慮，使他們獲得了穩定的心境，作為回報，他們便接受了相應的道德規范，即使這些規范在實際生活中對人的要求极為苛刻，甚至有時是人類難以達到的。該系統的一大長處在于它的整一性、綜。合性与不屈服性，對那些在該系統中成長起來的人們來說，對其中一部分觀點提出質疑就等于怀疑其全部。在它主張的各种道德規范中挑挑揀揀，對那些讓人難以履行的條規表示輕蔑簡直就是偽善的行徑。這种對一致性的狂熱追求构成了英美兩國天主教的一大特點，因為歐洲大陸各國文化在對待原則与實踐之間的矛盾時表現得比較寬容。這在工人階級与小資產階級构成的天主教“貧民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一篇關于獼能走多遠件的評論文章中，作者奧伯侖·沃表現得火藥味极濃。他談到基督教在性問題上的傳統教義時聲明，“勿庸置疑，少數認真履行這一教義的人發現它對人的壓抑太大；但大多數人過著一种歡快的不服從生活。”但我要指出的是，這种觀點是從庫姆·弗羅里·豪斯与唐塞德、而非生活在這個國家各個普普通通的教區中的大多數天主教徒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時所得出的結論，關于這一點我可以向沃先生做出保證。 當我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結婚時，天主教關于禁止人工避孕的教義對我們來說就如同信經中的任何一條一樣天經地義、無法更改。可以想象，如果不遵守這一教義，就意味著脫离教會。當時人們無法想象，一個人既可以不遵守這一教義又可以留在教會中做一個虔誠的教徒或者教會本身會改變其觀點。但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人們終于可以想象上述兩件事，并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導致大气候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孕酮藥的發明似乎給人們帶來了一种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這种方法不會受到天主教傳統教義的反對。因此，有可能得到批准，不會嚴重影響人們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第二，一九五八年被選為代理教皇的約翰二十三世鼓勵天主教徒對他們信仰中某些以前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方面進行重新審視。一九六二年，他號召第二屆梵蒂岡大會向現代世界重新闡釋天主教信仰，并且在同一年成立了教皇委員會，研究那些与家庭、人口和生育控制有關的問題。次年接替他的教是保羅六世專門授權該委員會，參照避孕藥物，對教會有關生育控制的教義進行審查。由此可見，教會最高層都承認教會教義可以更改。 《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本書采取了喜劇形式，希望以此喚起非天主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興趣与同情。小說刻畫了生活在“安全避孕法”重壓之下的已婚男女生活的荒誕性与反諷性，并將之視為世上男女在理解、安排与滿足他們的性生活方面所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芭芭拉在最后一章的沉思過程中清楚地講明了這一點： ……關于性存在某种東西。也許是原 罪。我不清楚，但是我們永遠無法理清。你 認為自己在某個地方控制住它了，但是它又 會在另一個地方冒出來，要么以喜劇形式， 要么是悲劇形式。誰也無法逃脫它。你看到 某對夫婦開著他們新買的賽車去歐洲大陸， 對他們充滿了羡慕，但是你隨后就會發現他 們為了生一個孩子而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不 想要孩子的有了孩子，而想要孩子的卻得不 到，也許這种人不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 題。人人都有本難念的經，只要你…… 這段內心獨白使我想到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的第二個特點：文學滑稽模仿与拼湊。在后記中對此加以評論很有必要。在尋找一個人物或一對人物以及探索天主教与性這一主題的文化環境時，我想起了前段時間隨便記下的一部滑稽小說的提綱。小說講的是一位在大英博物館搞研究的英國文學研究生，他的生活不斷帶有他正在研究的虛构文本的風格和主体色彩。在這部作品中，我不僅吸收了自己在大英博物館撰寫論文的經歷（關于從牛津運動到現代天主教小說），而且受益于新近我對用語言构筑虛构世界的方法研究——在我獲得哈克尼斯獎學金、動身前往美國之前業已完成，在這部小說出版几個月后得以面世，書名為例。說的語言》（一九六六年），這是我的第一部學術批評專著。我對這部小說的基本构想是：主人公是一名窮困潦倒、信仰天主教、已婚的年輕研究生。他想象著妻子可能要第四次怀孕，為此他焦慮万分。小說以大英博物館閱覽室為線索，講述了一系列流浪漢式的冒險故事，每個章節通過滑稽模仿、拼湊与引用讓人聯想到一位已經被社會公認的現代小說家的作品。小說主人公耽于幻想，這使得小說語調与敘述技巧的轉變顯得非常自然。此外，他不斷為自己的婚姻狀況而焦慮不安的事實也是促使他喜歡做白日夢的原因所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亞當·埃普比的困境在于：他生活中推一真正屬于他自己、尚未被某位小說家“寫到”的因子就是他的焦慮之源。當亞當講述自己在閱覽室中的一段康拉德式經歷時，他的朋友加莫爾說：“這是一种特殊的學術神經病症。”“他再也無法分清生活与文學之間的區別。”亞當反駁說，“噢，對，我是分不清楚。大多數文學作品講的是做愛，很少講生儿育女。而生活則正好相反。” 毋庸置疑，對我來說，在本書中使用滑稽模仿也是我對付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焦慮”的一种方法。他認為，每位年輕作家所繼承的文學傳統會形成一种令人畏懼的壓力，因而有必要在創作中做一些創新。但這种可能性又微乎其微。在弗蘭·奧布萊思的《兩只水鳥》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非常恰當。 現代小說應該是一部大型參考書：大多 數作家用許多時間來述說前人已經說過的事 情——通常述說得更好。由于大量參考了現 有作品，讀者可以很快熟悉每個人物的本 質，避免令人生厭的解釋，使江湖醫生、暴 發戶、快手騙子与受過很少教育的人們無法 了解當代文學。闡釋的結論。 那都是我的朋友，布林斯立說道。 在這部小說中有十段滑稽模仿或拼湊的內容，模仿的作家（按字母順序而非在文本中出現的先后順序排列）有約瑟夫慷拉德、格雷厄姆書林、厄尼斯特·海明威、亨利·詹姆斯、詹姆斯·喬伊斯、弗蘭茲·卡夫卡、D·H·勞倫斯、F·R·羅爾夫、巴侖·科爾沃（《哈德里安7世》的作者）、C·P·斯諾与弗吉尼亞·吳爾芙。此外還提及了其它一些作品，如威廉·戈爾丁的《自由落体》，一些文學流派与類型：切斯特頓一貝洛克散文風格在“埃格伯特·梅里馬什”的作品中可見一斑。小說中還有一段描寫研究生雪莉酒會的內容，我想這是對后愛米斯校園小說的精心提煉（三位心怀大志的小說家在場，他們不停地記筆記），但是更帶有馬爾考姆·布雷德里的《吃人是不對的》（一九五九年）的印跡。 馬爾考姆一九六一年到伯明翰大學英語系任教，比我晚到一年。我們很快就成為朋友与合作者。一九六三年，通過馬爾考姆与伯明翰劇團藝術導演的關系，我們兩位以及一位頗有才气、名叫吉姆·杜凱特的伯明翰大學的大學生（他不幸于一九八O年英年早逝）受托為該劇團寫一部時事諷刺劇。當時正值諷刺劇盛行之時，《天那邊》（Beypnd the Friflg6）与《那一周》（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非常流行。我們寫的這部諷刺劇幗壁之間》在一九六三年秋天按照預定日程上演了一個月，獲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盡管觀眾們在公演進行到一半時受到了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事件的巨大影響。朱莉·克里斯蒂，一位年輕女演員在該劇中擔任了角色。當時她在該劇團的薪水是每周十五英鎊，目的是獲得表演經驗，盡管最近她在電影批利·里爾》中表演非常出色，极有可能以此成為一名賺大錢的電影明星。我們三位作者從演出獲得的收入要比朱莉·克里斯蒂少得多，但是我并不吝惜自己花在上面的時間与精力，因為我獲得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上演的經歷和坐在劇院中仔細觀察如同許分人一樣，我現在仍能清楚地記得當消息傳來時我正在干什么。當時我正坐在位于車站街的老伯明翰劇團劇院正廳前排座位上，觀看師壁之間》的演出。在上半場的一個人物素描中，一位應聘者去面試時為了表現出滿不在平的樣子，手里拿著一台正在播放流行音樂的晶体管收音机，放在耳朵上听。演這個角色的演員上台時往往拿著一台真的收音机，播放真實的節目。在那一天晚上，突然插進一則緊急消息：“肯尼迪總統遇刺了。”那位演員赶快關掉了收音机，但是有些觀眾已經听到了這一內容，開始悄悄地但又不安地笑起來，認為這是一個低級趣味的笑話。在中間休息時，所有的人都發現了那個可怕的事實，演出的下半部分遭到了徹底失敗。觀眾們對劇中每一句台詞的反應的經歷。我真是完全被它吸引住了。相比較而言，那部作品微不足道，而且壽命很短，但是它采用了喜劇手法，對我而言，這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界。 我寫的頭兩部書《看電影者与姜》与《你這個傻瓜》的确也有幽默的成分，但從根本上講都是小心謹慎的現實主義作品。通過寫《四壁之間》的經歷，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對諷刺性、鬧劇式与滑稽模仿之類的作品充滿了熱情。我認為正是這一發現把我從精心构制的現實主義小說樊籠中解放出來。無論從那個方面來講，《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可以說是我的第一部實驗小說。很早以前，我就意識到了存在于我從文學批評角度對現代派著名小說家的仰慕之情与自己的創作實踐（由本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寫實主義与反現代主義作品构成）之間的矛盾。而這部看似喜劇的小說提供了一种緩解上述矛盾的方法。因此，我与馬爾考姆·布雷德里的交往以及他的喜劇性作品所提供的范例是導致我的寫作風格得以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一書的獻詞及其中的雪莉酒會一節都表達了我的感激之情。几年之后，馬爾考姆离開了伯明翰大學前往東安格力度亞大學任教，現在他是那里的美國研究學教授。我們兩人都為這次分离而感到后悔，然而這也許是一次必然的分离，它將有利于我們各自文學生涯的健康發展n我們現在經常來往．關系非常密切。在公眾眼里，我們兩個人經常被混為一体。（有一次一個人給我打電話，說他和另外一個人打賭說我和馬爾考姆·布雷德里是同一個人，請我做出公斷。） 再回到《大英博物館在倒塌》。我非常清楚大量使用滑稽模仿与拼湊是一种冒險的做法。尤其是要冒使讀者產生迷惑与隔閡、無法弄清所暗示內容為何之險。我這樣做的目標是爭取讓這類讀者完全讀懂故事情節的敘述以及風格的經常性轉換，并讓他們感到非常滿意，同時使那些文學修養比較高的讀者因為發現了書中滑稽模仿的內容而獲得另外一層樂趣。這就意味著采用滑稽模仿時必須相對謹慎，在具体章節中尤為如此。在后面几章中，滑稽模仿部分越來越長，越來越复雜而且越來越明顯。從審美的角度出發，我故意將最后一段文字設計為全書中最明顯、最恰當及最不同凡響的滑稽模仿。与此同時，隨著該書逐步走近尾聲，我意識到有必要從另一個角度，即從亞當·埃普比的妻子芭芭拉的角度來對他們的婚姻問題做簡短的審視。但是這种遲到而又突兀的“敘述角度”的轉換能否避免即席發揮所產生的生硬与不協調之感？解決這一問題以及尋找具有高潮效果的滑稽模仿的過程成為一种獲取靈感的愉快過程，這使得小說創作這一繁重勞動變為一項值得一做的工作。所有現代著名長篇小說中．有哪一部直到小說結束前一章中還是丈夫思想与觀察對象的妻子在最后一章中突然變為敘述的主体并就丈夫及他們夫妻之間的關系表明了令人哭笑不得但又切合實際的女性觀點呢？只有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該書將全部情節濃縮到一天之中，每個章節都采用不同的敘述風格，（我后來意識到）向我提供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一書的基本模式。我恰到好處地利用了莫莉·布魯姆那段著名的、沒有逗點的內心獨白：我的小說可以像喬伊斯的小說那樣結尾：主人公回到家中与妻子團聚，他躺在婚床上熟睡，而難以入眠的妻子開始在朦朧中思考男人的各种弱點，性生活充滿的各种悻論以及他們的熱戀与結婚史。我把莫莉的一個關鍵詞“是的”更換為一個更具臨時意義的詞，因為這更符合色色拉的性格以及小說結尾時的樂觀与無奈同在的氛圍。我原來一直打算在最后一章中打消芭芭拉焦慮不安的心情。后來當我想到《尤利西斯》中莫莉的經期也是在最后一章中開始時，于是想如果此前我不知道這一點有多好，這可真是兩位作家的不謀而合。 在麥克吉朋·凱出版公司（也是我前兩本書的出版商，后來被格拉納達吞并）出版該書的過程中，我与該書編輯蒂莫西·奧凱非討論過在書護封上的簡介中重點提一下滑稽模仿是否可行。他反對這樣做，而我也接受了他的建議。后來我逐漸意識到，讀者有權獲得讀書時應該注意什么的提示。書出版后，能夠全面辨認出其中運用的滑稽模仿手法的評論家微乎其微，更讓人惊奇的人，竟有許多人在評論文章中根本沒有提到這一點。有人埋怨說，這是一部衍生出來的小說，沒有觀察到這种效果是有意而為，而且具有系統性。后來出版美國版本時，護封簡介中特意提到了滑稽模仿的內容，從而使它們得到了應有的注意，進而得到了讀者与評論家的廣泛贊許。 在剛開始寫作該書時，我曾為該書起了一個臨時的名字《大英博物館已失去往日的魅力》。那是喬治与艾拉·格什溫譜寫的一首歌詞中的一句。后來艾拉·菲茲杰拉德為它譜寫了輕快的曲調。這首歌我特別喜歡，我在布魯斯伯里工作的兩年中，經常哼唱它： 倫敦一個霧气蒙蒙的日子， 我心情郁悶又沮喪， 望著良辰美景，我惊歎不已， 大英博物館已失去往日的勉力。 出版社把小說校樣寄給身在舊金山的我。修改完后，我又寄回倫敦。在書即將出版的最后階段，蒂姆·奧凱非突然來信問我是否已經從格什溫那里獲得用上述歌詞作為本書書名的權力。我說沒有。 我立即給紐約的格什溫出版公司寫信，請求獲得他們的允許。但是我的要求遭到了拒絕。我請求他們改變主意，但他們主意已定。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促使我想到將全書故事情節濃縮到一天，并利用濃霧作為全書基調和情節机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該書書名以及那首歌詞而非《尤利西斯》。但是時間緊迫，蒂姆西·奧凱非催著我提供新書名。我提議用《子宮日》，但是麥克吉朋·凱出版公司不喜歡這個名字。蒂姆西寫信說如果我們雙方不能立即就書名問題達成一致，出版日期將被推遲到第二年。絕望中的我一口气用航空信件寄去了大約十二個書名。我記得，其中有兩個是從鐵樂園》中援引而來的：《馴服的亞當如是說》与《亞當突然從陰冷中恢复過來》。蒂姆西·奧凱非用電報將他的選擇給我傳了過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這都不失為一個好書名，尤其是當我們想到那首儿童詩“倫敦橋在倒塌”。据說該儿歌源于一個關于男性生殖能力的雙關語。但是就我而言，這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這并不是我在出版該書過程中遇到的惟一挫折。由于某种無法解釋的不幸——一位比較迷信的天主教作者可能會歸之于上帝的不悅——《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差一點就遭到被人忽略的厄運。 正如讀者可能知道的那樣，在英國，通常在一部新小說出版后，立刻或不久就會有人在國家級報刊雜志上撰寫評論文章。出版的新小說數量當然要超過任何學術刊物所能評論到的數目。因此在新書之間也存在某种競爭，它們為獲得社會的承認而進行著類似達爾文進化論式的斗爭，在出版高峰期尤其如此。如果一本小說出版兩三周后仍沒有評論文章見諸報刊，以后引起人們廣泛注意的可能性几乎沒有，极有可能從此銷聲匿跡。因此讀者可以猜出《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版十天后我一直未能發現一篇書評時的心情。帶著迷惑与失望，我撥通了蒂姆西·奧凱非的電話。他除了說在此期間出版了許多重要的小說之外，對沒有書評的原因也解釋不清。他含含糊糊地說道，如果几個月后情況還沒有改觀，將發行該書的評論版。 出版商當然不會積极主動地就他們出版的書是否應該得到評論向文學雜志編輯直接發表意見，因為這似乎有試圖操縱文學觀點之嫌。出于相同原因，作者們通常也羞于插手干涉有關自己作品書評的安排，即使他們与某些文學編輯有著某些聯系。但是一個星期過后，在各种日報和周報上的書評部分我還是沒有看到有關我那本書的文章。我的耐心与職業虛榮心一下坍塌了。我決定給几位我認識的文學編輯的辦公室打電話，探詢一下我那本書的命運。首先，我給當地的一家日報社打電話。接電話的女孩說他們沒有收到該書。我又給一家國家級報社与周報社打電話，得到了同樣的答复。滿怀希望与憤怒的我將這一消息告知了蒂姆西·奧凱非。他立即向出版社有關部門詢問了一下情況，然后回電話說書已經寄出，只是報社和雜志社還沒有收到。兩個多星期以來，束手無策的我一直盼望著書評的出現，但結果很令人失望。 寄給報刊雜志社供評論的那些書消失之謎一直沒有解開。如果這种事情發生在我寫作生涯后期，我可能會大發牢騷。但當時占据我內心的主要是一种如釋重負感：我畢竟沒有被評論界一筆勾銷。出版社又向各大報社与雜志社寄出了一批附有說明信的樣書，書評如期刊登出來，只是比一般情況下要分散得多。這些評論大多都是些慎重的贊許之詞。該書最忠誠的讀者是天主教徒与學者，這并不讓人感到惊奇。我在《你能走多遠報一書中寫到：“大多數天主教讀者發現它（《大英博物館在倒塌》）非常有趣，尤其是神父們。這些神父听說他們為追求极善而否認的性生活一點也不精彩，會非常得意……在我結識的人們中，不可知論者与無神論者卻覺得這本小說的內容非常悲愴。所有那些自我否定与犧牲里比多的做法使他們感到非常沮喪。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主人公報早以前就做出了明智的決定——使用避孕藥具的話，現在我也會感到非常沮喪。” 然而我將永遠對這本小說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因為它總能喚起一种頗具諷刺意味的回憶，而且它描寫了大英博物館閱覽室那個獨特而奇妙的地方。做過實驗的人告訴我，如果你想在大英博物館中閱讀該書，必須到北館，即那個（正如小說中有一段內容所講述的那樣）專門供讀者細心翻閱被認為特別具有价值的書籍或黃色書籍的內部密室。我一直沒有膽量請教他們評論我的小說時采用的是哪种標准。 戴衛·洛奇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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