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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在回答由格雷厄姆中尉提出的大量問題時，戈弗雷描述了他首次察看卡斯特戰場的情況。視野中的色調使他大吃一惊。“一具具洁白的尸体，一匹匹暗棕色的死馬……几乎是灰白色的土地上布滿了一叢叢紅棕色的草叢……”他說，從遠處看，這些被剝得淨光的男子有如白色巨礫石。他听見威爾喊道：“啊，他們看起來多么洁白啊！多么洁白啊！” 200多具人尸70多匹馬尸，在六月炙熱的陽光下暴露了兩三天后埋葬隊才開始工作。列兵貝里与斯萊珀回憶說，他們是在27”日參加埋葬工作的，瓦爾納姆說是28號，也有人說是29號。被派去掩埋尸体与遺骸的士兵們在挖掘墳墓時，只得強忍著惡心与嘔吐。所以，掩埋尸体的事只能草草了結。那些被認為是軍官的尸体，被用肘輕輕地推進淺淺的塹溝里，每個軍官的名字被寫在一張紙條上，然后塞入空子彈殼，再把它們砸入插在溝旁的一個標樁頭或一根棚屋杆節中。 被認做是士兵們的尸体則被草草地隱藏在野草叢中，上面撩上几鍬土。他們也試圖設法辯認他們，但几乎認不出几個來。他們的面容都被恐怖与极度的痛苦弄得极大地變了形。一些面容被用戰棒、石頭砸擊得血肉模糊，連同吞噬血肉的昆虫，粘結成一個脹大的硬殼。列兵科爾曼在尋找他認識的騎兵，他說，所有尸体都被“可怖地肢解了，印第安人甚至把他們的仇恨向軍馬發泄，他發現一些馬的頭皮也被揭掉”。列兵戈爾登說，大部分尸体被砍剁得無法處理。好几次，他看見掩埋尸体的士兵們在拖拉尸体時，把被拖拉的肢体拉掉。 第七騎兵團的美少年，卡斯特的妹夫詹姆斯·卡爾洪由牙齒中的填塞物辯認出來。莫拉上尉查看了卡爾洪的尸体，他寫信給瑪吉說，他的面容与四肢未被毀損，也許這樣，但更可能是莫拉上校想要安慰可怜的寡播。 不用怀疑，許多尸体慘遭凌辱。雖然一些查看戰場的騎兵沒有注意這些——這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做了證明。軍士奈普沒有回想出任何人的頭皮被揭掉的情況來，他認為尸体已被如此狠毒地砍剁以至于沒必要進一步去毀容了：“最多見的殘殺是把整個頭頂從前腦門或從眼睛部砍掉……” 軍士雅格布·亞當看到了不同的場景：“一具尸体可能是用利刀，從胯關處切掉大腿，刀口仔細得竟未露出一點腸子。用了可以想象得到的辦法，對這些肢体做了肢解，一些從肘關節与膝關節處切砍，而后背上扎滿了箭……” 列兵喬治·格利斯找到了和他同睡一床的湯姆“老板”特溫德。他被從大腿處劈開，一只大腿一直被劈到肩頭，“雙腿中各扎了一根箭，受傷的馬躺在他身旁，痛苦呻吟著，我們用一把血淋淋的斧頭，砸了它的頭……” 那是政府曾經發給他們的斧頭。 有人把卡斯特部隊的被殘酷肢解說成是部分地由于印第安人的极度悲切之情，他們難以理解為什么這些士兵們總要驅赶他們？為什么總是不讓他們這些部落單獨地呆在他們世世代代居住過的這塊土地上？不讓他們安閒地打獵，釣魚，追殺野牛7他們弄不明白，為什么要他們一年四季定居在一個地方？為什么非要把他們原曾狩獵的生活改為務農不可？他們不明白土地怎么能占有呢？他們認為大地是為每個人創造的，不能由個人或團体將它占有，也不能用犁耕來破坏這些綠色植物，這明顯地違背了至上的神靈的意愿。 而這些白人則認為：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全能的上帝選擇的方式。他們持續不斷地尾隨著這些印第安人，對他們進行威脅、許愿、微笑与哄騙。而今，卡斯特的兵團，這些從遙遠的新拓區來的人，又來攻擊一個夏令營。所以，印第安女人一邊為她們死去的丈夫、兄弟、儿子悲痛地嗚咽著，一邊又回到這些赤裸的白人尸体旁，舉著屠刀、斧頭，砍掉他們的的指頭、雙手、陰莖，并用石斧痛擊猛砍眼前就要死去的騎兵們。 著名的卡斯特將軍的傳記作家惠特克開始用他神奇的速度進行創作。由于這位作家對卡斯特的無限的崇拜、仰慕，使得該傳記成了一部無聊的頌詞。然而，他忽而激情奔放的感触，坦誠的思想表露，又使文章的情趣大為增色。那些被凌辱被殘酷肢解的尸体使他十分震動，并作了強烈的反應。他說，這种行為不但使白人恐怖、震惊，也使他們困惑難解。在18世紀紅白人种的戰斗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种現象，19世紀早期也未發生過這類戰爭。 卡特林，邦維爾，肯德爾，劉易斯与克拉克，所有這些早期的旅行者們，在他們抵達加利福尼亞西部的弗里蒙特市時，都從這個大平原上穿過。在他們同印第安人的小，1、爭議中，找不到這种不堪入目的暴行記錄。總的看來，他們是具有不開化的野蠻特征的可愛的人們。而如今，不用怀疑，這种暴行隨處可見，而且，只要你從圍繞這兩個時期的現實去裁斷，也就沒必要去探究這些殘忍的現實的緣因了。我十分強烈地傾向于用仇恨与輕蔑來描述這些雙邊關系。它是從對這塊土地的自然資源的爭奪開始的，即從一個世紀的森林，轉到1850年的大平原。這些印第安人基本上是在忍受邊疆居民与老練的正規軍的管制，而那些邊民与士兵都体力強壯、超過印第安人，他們是更精良的射手，也是近于优秀的騎手，總而言之，野蠻人敬慕体力強健勇猛而有膽識的人們，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強烈的跡象表明，在他們敬重白人時，他們更為能揭掉他所崇拜的一個勇敢的白人頭皮而感到榮耀，而根本不屑在他死后肢解尸体。 眼下，情況變了，在一人對一人的對手仗中，他們明白，几乎所有這些新入伍的正規軍都懼怕他們，那些同他們相遇，且被他們肢解的邊民，不再是些勇敢的獵手了；而且，在他們眼中，這些邊民只不過是剛冒出地的嫩苗罷了。他們以仇恨蔑視的眼光，把這些邊民們看作是儒怯的庸碌之輩，然而卻慢慢看出他們還要屈服于這些可卑的家伙，于是，他們便士口同痛擊可卑的人那樣，以把他們砍為碎塊為快。 湯姆·卡斯特受到了更加慘無人道的對待。他臉朝下，身上密密麻麻地扎滿了箭支，后背与腦殼全被擊碎。他的腹部被橫、豎剖開，內髒全部裸露在外，喉頭被割，頭皮几乎被剝光，只在后脖頸上留有几根頭發。翻譯弗雷達·杰拉德說，他的頭部中了一箭，箭扎得很深，穿入腦髓拔不出來，容貌已經腐爛得無法辯認。但一只胳膊上刻有一面奇特的美國國旗，自由女神和他的姓名首字母：TWC。 雷安軍士說，他的頭蓋骨“被擠壓得如同人手那樣扁平”他猜測，這可能是一個印第安女人干的，因為我們發現大量的石棒褪，這是些一頭包著皮子的圓石槌子，印第安人通常用這些棒槌砸牛骨髓。 戈費雷說，在他低頭察看這個赤裸的后背時，怀疑可能是湯姆的尸体，因為他們時常在一起游泳，熟悉對方的形体。 麥克多爾說，湯姆是由南北戰爭中留在左面額上的一個子彈傷疤和一只割斷的食指辯認出來的，然而他沒有講過這些難以理解的受傷情況。 湯姆的臉朝下，可能死在一名夏安人手下。喬治·本特說在他們看來，要讓一個敵人的臉朝天，是不吉祥的。他說，1865年，在同“烏鴉”人戰斗之后，一位老夏安人跳下馬，把被打死的“烏鴉”部落尸体的臉全搬得朝下。本特也說，他也見過一些白人是按他倒下時的樣子留在那儿。這些都反映了這些部落人民對白人的仇恨之情。 “木腿”描述了一具尸体，說可能是湯姆的。這位士兵胸部与雙臂的紋刺可能吸引了印第安人，他們由此斷定他可能是士兵們的首領，特別是紋刺中那只展翅的鷹，加之他穿的是鹿皮襯衫。但這具尸体的頭被砍掉了。然而，湯姆雖被肢解，頭并沒有被砍掉，所以這位有紋刺的人可能是另一個人。 另外兩具尸体也吸引了印第安人：黑皮膚的艾塞亞和一個牙齒中鑲有金子的人。“木腿”說，我們既不懂這藝術怎么會跑到牙齒上，也不懂為什么要把它粘在牙齒上。 湯姆与將軍的尸体的下坡處是波斯頓·卡斯特。他躺在他年僅18歲的侄子，亨利·阿姆斯特朗·奧蒂·里德近旁。兩位年輕的男子原曾希望觀看他們精神抖擻的哥哥与姐夫，怎樣如同上帝的天使一般沿著蜿蜒的峽谷，開殺出一條大道來。波斯頓的衣服全被剝光，只留了一雙短線襪。戈弗雷說，几具尸体還穿著部分衣服、褲子或一件內襯衣，或一雙襪子，然而這些人們的名字都被從衣服上割掉。印第安人把這些小小的名字符號當作了是符咒，可他們并沒有把它們當符咒那樣保存下來。 波斯頓攝干1875年的一張像片，為我們展現的是位面色蒼白，頰骨突出的稚气男子。除了他的蒼白面色外，几乎可以把他看作一個蘇人。他因肺虛，家里人都希望干燥的大草原气候能改善他的健康狀況。所以，他被雇佣為一名平民向導，雖然他從未訪問過這個地區。6月21日，他給母親寫信，說他要挑選兩三匹印第安矮种馬，“并為內文找一塊野牛肋骨”。內文是卡斯特的另一個弟弟，他的身体素質似乎比波斯頓還差。波斯頓不知道他們將會同多少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偵察員們根据對這些印第安人留下的棚屋的蹤跡判斷，說是至少有800個棚屋。“不管印第安人的數量多少与否，我希望在我返回來之后，總能如實地說出一個或更多的被派往這個幸運獵場的人來”。 加拿迪安·W·W·庫克是將軍的副官，他一向被粗魯的士兵們稱做“女王嫡親”。他的頭皮被兩次切割，那把惊人的飄拂的長髯，使他慘遭頭皮被第二次割除。當人們看過《我們的美國親戚》喜劇中自負的洛德·里里端之后，就把庫克稱作大胡子鄧德里萊爵士了。林肯總統當初在“福特”劇院被殺，看的就是這出話劇。 曾在華什他的騎兵說，剛一開火庫克便不見了。村子平靜下來之后，他也沒有露面，但又沒有什么證明他是怎樣消失的。大多數記述說，他是一個可信賴的勇敢的人，卡斯特對他英勇果敢的精神也十分贊賞，并常常把他的名字“Cooke”錯拼為“Cook”。1864年，他在加入美國部隊時，某個登記員按發音把他的名字寫成“Cook”。然而，在1872年將其更正過來之前，也沒帶給他太大的麻煩。顯然，庫克自己也沒在意。他必定也常常注意到這些差錯，但從來不去更正它。 他可能是卡賓槍与手槍的神射手，他同托馬斯·弗倫奇上尉可能是該兵團中最优秀的射手了。庫克還有一雙飛毛腿，這似乎离題了。一點也不——運動員的競爭比賽，使得單調的邊戎駐軍生活變得輕松活躍起來。再者，一位瞧起來如同運動員般健壯的人，總會比看起來像是懦弱的女子更令人尊敬。副官敏捷的步速有助于博得并提高聲望。所以，當他疾步穿過那茫茫的綠色大草原時，那在微風中飄動的烏黑閃亮的鄧德里萊爵士長髯，該是一副何等威武的神態啊！1876年5月，他慶祝了他的第30個生日，這次慶祝不是在林肯堡舉辦的就是在通往這個世界末日的路上。戰斗結束多年之后，沃爾特·坎普約見了一位名叫卡奧淇或哈奧琪的阿里卡洛人，并給他看了每個軍官的像片。這個阿里卡洛人認出了大多數軍官，并談及了他們。但在看到庫克的像片時，他吻了吻它；說這個人形象十分慈善。 也許是在戰場上如同飄飛的蜢蚱的“木腿”揭了庫克的顏面。“木腿”說，他看見一名大約30歲士兵的尸体，下巴長著濃密的大胡須，雙頰也長著長長的絡腮胡子。在告訴了他的同伴這是一种新型的頭皮之后，他把這個尸体的半張臉皮剝下來，把胡須綁在一根箭杆上。回到村里后，除他祖母外，無人對這個戰利品產生多大關注。其時，他祖母孤獨一人住在一間柳樹棚屋里。她問“木腿”給家里帶回來什么，他把這張臉皮交給她。通常，生頭皮交給女人們，她們將把它們整理，制作成展品。有時，在慶祝斗士取得胜利的音樂會上，他們舉著吊在一根杆子上的頭皮跳舞。“木腿”的祖母好似不喜歡看到這個戰利品，她尖叫起來。 他們對它評論了一陣子，“木腿”也向祖母講述了他在戰場上的戰斗情況。她端量著“木腿”的一身衣服——第七騎兵團的一件制服，很好看。究竟是哪個騎兵的衣服讓給了他，不得而知，但不會是庫克的，庫克身材十分高大魁梧，“木腿”自己也是一位膀大腰粗的人，足足有6英尺多高，而“木腿”穿的這件衣服卻是一個瘦小人的。 祖母終于收下了這張頭皮，拿進她的棚屋。 第二天，當特里的部隊逼近時，蘇人与夏安人拆除了自己的村庄。這天傍晚時分，他們開始以他們粗魯的未開化人的威嚴与顯赫，浩浩蕩蕩朝大比格奧山移去。他們依舊希望能躲開這些固執的穿藍制服的人們，他們撤离得很迅速，井然有序。他們并不是惊懼害怕，而是為了避免進一步發生沖突。事實上，大時的年輕勇敢的斗士們堅持長久逗留，希望把特里將軍消滅。 這天夜晚，他們沒有扎營，只休息了几小時。 天破曉時，他們繼續啟程遷移。 第二天夜晚，他們到達离今日的棚屋鎮南20英里處。夏安人停下舉行了一個胜利慶祝會，但沒有舉辦頭皮舞。几天之后，在他們抵達玫瑰花苞灣時，由蘇人群体与夏安人舉行了頭皮舞。而“坐牛”的安克帕帕人沒有參加。他們認為舉行慶祝為時過早，此時應當是悲痛的日子，而不是歡聚同慶的日子。女人們也沒有參加這個歡慶會，她們許多人由于悲哀地切割了大腿，僅能挪步往前走。 极少數女人參加了玫瑰花苞灣的頭皮舞。其中有“木腿”的祖母，她舞著這張奇特的戰利品，驕傲地夸贊著她的孫儿——但后來，她把它扔到一邊，仿佛這張不正統的頭皮會帶來什么災難。 庫克的右股被刺穿，蘇人的斗士通常就這樣給一個被打死的敵人做標記。貝爾醫生承認這是他在華萊士堡附近解剖軍士威萊姆斯的尸体時所不了解的事實。有些人种學者認為，蘇人傳統上是把左股砍碎。是左是右沒什么特別意議。庫克的右股只是被象征性地砍了几下，說明他是被一個蘇人殺死，并被剝去頭皮。隨后，“木腿”來了。 邁爾斯·基厄菲上尉的尸体未被肢解，但他身上被剝得只剩了雙短襪，此外就是脖子上挂的一個天主教徽章，它通常被稱作“神的羔羊”，因為這是個較熟悉的警句。羅曼蒂克斯說它是懸挂在一條金鏈上的十字架。很顯然這枚徽章一直被保存在一個小皮包裹或是槍套中，基厄菲最喜歡把它用皮條或細繩挂在脖子上。這枚“Medaglia di Pro Petri Sede”徽章是他在羅馬教皇部隊服役時，庇護保羅四世授予他的。 愛德華·盧斯上尉認為，這枚徽章不是在基厄菲尸体上找到的，但當時在場的戈弗德雷中尉于1896年對藝術家E·S·帕克森說，那徽章未被印第安人從尸体上取走。最后一個逃出來的號手馬蒂尼堅持說本廷從尸体上摘走了徽章，但馬蒂尼并沒有太多地去關注本廷。 某些歷史學家說，基厄菲可能有兩枚徽章。一枚挂在脖子上，一枚裝在衣兜里。這种說法倒也可信，因為教皇把這枚“圣·喬治會的十字架”作為特別榮譽授予了他，從而可能導致了懸挂在金鏈上的十字架的虛构情節。不管确切情況怎樣，大多數學者認為，基厄菲那枚教皇授予的徽章使他的尸体免受凌辱。當時這种說法似乎有些不合邏輯，但在那支軍隊中，确實有不少愛爾蘭出身的士兵，自然也不乏天主教徒。他們許多人都會戴有宗教徽章：可這枚“Pro Petri Sede”比較大，給人的印象也較深。還有，他也可能像印第安人把他們神圣的符咒放在皮袋子里那樣，也把它存放在皮袋子里了。 印第安人确實拿走了他那把定做的英國式手槍，大約一年后，手槍在加拿大露了面。雖然奪走它的勇士不愿出售，但至少還有基厄菲的另四件東西被找到了：手表，臂鎧，一張他戴著那枚徽章的像片以及一張沾有血跡的麥克多爾上尉妹妹的像片。 顯然，基厄菲天生就是粒風流种子，受女人們青睞，使她們神魂顛倒。他的每張像片都呈現出魔鬼般的性狂特征。麥克多爾肯定為自己的妹妹擔心過，而本廷也在“遠西”號上給妻子寫信說： 我親愛的弗萊比： 在一個月前的今天，也就是現在的這一時刻，卡斯特將軍和他的軍隊發起了攻擊……在發動進攻的前夜，我做了個有關基厄菲的稀奇古怪的夢，夢見他堅持要全身赤裸呆在你的房間里，我便給他穿上衣服以糾正他的怪毛病。我從來沒有太關注過此人，所以，夢見他就太奇怪了。我們的船只在慢慢前行。 這個愛爾蘭時髦人物著實惹動了不少女人的春心，也惹得她們的丈夫成天憂心忡忡惊恐不安。但在大多數騎兵眼里，他不過是個惹人討厭的家伙罷了。他們說他是個酒鬼，目空一切，陋習滿身。他有一根時髦的藤制手仗，把手鑲著一只銀狗頭。對惹他不順心的下級，他就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使用它、他雷厲風行的作風如強大的感應電流，他所在連隊也因此而得名——“狂暴的I”連。 不管怎樣折衷隱瞞，他的家庭帶著天主教的情感仇恨英國。据說當時邁爾斯曼愛讀的書是《查理斯·歐·瑪利》和《愛爾蘭龍騎兵》。童年時代所受的熏陶使他長大后不是消极一生，便是激進躁急；但絕不會對軍事生涯漠不關心。 基厄菲几乎迫不及等地要去接受考驗，在圣·帕特里克學習了兩年后，他有幸乘船去了非洲。不久，教皇征召各處的天主教力量去保持“神圣的權力”，于是，大約在1860年8月，基厄菲成了教皇軍隊中的一名少尉。他因英勇地抗擊了勢不可當的皮德蒙斯武裝力量而榮獲一枚“Medeglia”紀念章，后來便一直隨身帶著它。 南北戰爭給他帶來大顯身手的机會，他遷居美國，加入了美利堅合眾國志愿兵團，并再次獲得卓越的功勳。坎母貝爾萊德司令喬治·托馬斯少將于1865年4月25日給哈拉克將軍寫信說：“斯通曼少將的Aide—de—camp隨從參謀基厄菲上尉同肯塔基第12志騎兵團的一個分遣隊在部隊前頭急進。他們在塞利斯貝里附近襲擊了叛軍，為大部隊開道，戰斗中共殺死9名叛軍，俘獲68名，大部分功績應歸功于基厄菲……”兵團遣散后他也复員回家。不久，他再次穿起軍裝，并于1866年夏成了正規軍中的一名上尉。由于被分配到薩利將軍的參謀部，所以錯過了參加華什他戰役的机會，直到1876年夏他才滿足了自己童年時的宿愿。 根据1877年埋葬人員留下標記的一張像片，我們可推斷出戰斗中他倒下的地方；他全連的軍士們就躺在他身旁；不遠處是一叢野櫻桃。一些歷史學家推測說，他fll可能是遭到藏在那叢野櫻桃中的印第安人的一陣齊射而當即身亡的。 也許是同一粒子彈使基厄菲和他的戰馬科曼契致殘，一顆子彈射中了馬，并且應當從騎馬人的膝骨飛了出去，基厄菲的膝蓋從而被擊碎。這种說法可能有些站不住腳，但叫“小兵”的蘇人證明，說他親眼看見一個穿藍制服的人——据信就是基厄菲——跪在地上從馬腿間射擊，他后來死了，但手中仍然緊握馬韁，使得印第安人沒能把馬奪走。“小兵”認為，那匹受傷的馬會康复，而他自己也正缺匹坐騎，但他可不愿碰一匹韁繩在死人手里的馬。 公眾們并沒有歌頌基厄菲，但即便他有些什么缺點，仍舊是第七騎兵團最杰出的戰士之一。戰斗結束多年后，吉本手下一個叫威爾·羅根的偵察員堅持說，他發現基厄菲之死同許多印第安人講述給他的情形一模一樣。基厄菲是最后一個倒下的。他獨自一人站著，迎接敵人的挑戰：“呼，呼，……六聲槍響過后便有六個紅种人倒地身亡。他的眼中就像閃動著兩團煤火，他的牙齒如同激戰的灰熊而熠熠發光……”這當然是有些夸張的寫法，但印第安人确實指的是一個勇猛無比的白人——十分可能是一個敢做敢為，粗魯，酗酒，而又有些憂郁，來自利默里克（Limerick）郊區的士兵。 不知是基厄菲還是阿爾弗雷德上校建議，第七騎兵團應有自己的軍樂隊，卡斯特也就同意了，并個人出資50元購買了樂器。此外，基厄菲或卡斯特提議把《加里歐文》作為該兵團的進行曲。 《加里歐文》是支古老的愛爾蘭快步曲，已有1800年的歷史。据說，好几支愛爾蘭軍團都曾選用過它，包括皇家第五長矛騎兵團，該團的成員把它看作是支合适的飲酒歌。《加里歐文》得名于一個具有蓋爾人特色的花園，該花園在利默里克郊區，离基厄菲出生地不遠，而那支長矛騎兵團就駐扎在那里。此外，伊麗莎白回憶說，在第七騎兵團成立后不久，她丈夫便開始在萊利堡哼唱或打口哨吹這支曲子，她認為基厄菲与此有關。卡斯特在少年時期喜歡看查爾斯·利弗先生小說中的主人翁——龍騎兵歐·馬利也曾深深地吸引過基厄菲；同樣，《近衛軍》、《杰克·海頓》也是卡斯特青年時期崇拜的對象。所以，在充滿銳气的冒險中演奏出這支“為人所熟知”的曲子，不是沒有一定的緣由的。 然而，要是用風笛演奏《加里歐文》的話，它屆能激發奔放的感情…… 勿讓巴楚的儿子們灰心喪气， 來和我一道快活地全力排殺。 盡情痛飲，盡情歡唱， 同我并肩齊唱。 合唱曲 不去游樂地消閒， 借苦啤酒消意解憂； 自豪的加里歐文人， 不記前仇。 在街區喧鬧的舞會上，至少還有另外四行詩句：不妥協的精神，震落的窗戶，尾隨警察，頌揚《加里歐文》陽剛之气的長矛騎兵團。詩人托馬斯·穆爾寫下了這首色彩鮮明、精神飽滿的抒情詩歌——微笑的眼睛，歡樂的笑容，苦痛的思潮，綠色的小島，并重新改名為：《埃里恩的女儿》。穆爾曾以《穿過特拉會場的豎琴》和《相信我，所有使人喜愛的小乖乖》而著名。他的頂峰作品是羅曼蒂克抒情詩，而《埃里恩的女儿》并不是他的杰作。 兵團樂隊為卡斯特演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就是《加里歐文》，之后，除必要的號兵外，所有樂師都留在粉河兵站了，當他們的同伴從兵站出發時，他們便站在小山上演奏著這首振奮人心的曲子。戈爾登軍士說，它立刻使人情緒高昂：“在我們离開河床時，它的旋律依舊在我耳際回響，而樂隊的身影則漸漸消失在視野之外了……” 人們在這些日子回憶起基厄菲，并不是由于他給軍樂隊做出的貢獻，也不是他英勇頑強的戰斗表現，更不是他的性感形象，而是他的戰馬科曼契。据說，它是小比格奧戰役的唯一幸存者。 第七騎兵團幸存下來并可繼續使用的馬大約不止100匹，印第安人把那些比較強健的捉住，騎著它們一直跑到它們跑不動的地方。這就是說，一些美國人的高頭大馬能适應印第安人的生活，而一些則因体力衰竭而死去，因為它們的耐力和印第安小矮种馬不同，它們習慣吃谷類植物，難以靠啃柳樹皮或吃叢生的雜草挨過蒙大拿的冬季，“苦膽”說，它們并沒有多大的价值。除了上述100來匹馬外，埋葬隊在戰場上還看到許多第七騎兵團的馬，它們大都受了重傷，士兵們只好把它們全部殺掉。有些馬鞍已被印第安人拿走，未拿走的也被毀坏。受傷的馬中有一匹灰馬，它一直尾隨著特里的縱隊回到河谷上游“遠西”號停泊處。顯一一然，它受了惊嚇，并在黃石河附近最后露了一次面。 隨后便是一條叭喇狗。卡斯特的勤務兵約翰·伯曼看見它和它同遭惡運的伙伴小跑著走開了。約翰朝它打口哨招呼它，但它并沒答理，兩天后，他又看見這條狗順著山側喚著跑來。他不知道這狗的主人是誰，但它不是印第安人的，所以只能說它是從林肯堡隨兵團一塊儿來的。“木腿”也見過這只狗，然而他又聲稱：“我在那儿沒見過什么狗……” 1907年12月14日，《森林与河流》雜志發表了C·B·D·W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一只靈猖，說它是維多利亞女王送給卡斯特的。“這只公狗骨骼粗壯，肌肉丰滿，高大結實…”听起來簡直成一只老虎了。不管怎么說，當這位將軍完成了未特別提及的任務返回東部時，那只靈猖在哈基爾堡外被意外地擊中。子彈從尾巴根上部射入，穿人軀体后又從右肩飛出，顯然，這是致命的一槍。人們在小溪邊的一塊平石板上舖了個厚厚的草床，把它放在軟軟的床上，讓它慢慢死去。然而，可怜的鮑勃在頭部被刺入尖樁后仍能幸存，而維多利亞女王的靈猖也擺脫了那難以忍受的槍痛折磨，半個月后，又步履蹣跚地回到堡里。 1908年3月，《森林与河流》發表了一封信，是魁北克的拿破侖·A·康門伊奧先生寄來的。康門伊奧先生說，他以极大的興趣讀了12月的文章。他在想，文中所說的那條狗不知是不是他1882年在華什凱見到的那只，要是的話： ……它表現了魔術般頑強的生命力，因為它同“烏鴉”人偵察員“卷毛”，成為1876年7月25日小比格奧卡斯特与“坐牛”戰斗中唯一的幸存者。 戰斗結束三天后，當一支搜查部隊抵達卡斯特和他的勇士捐軀的戰場時，發現這只靈猖躺在主人的尸体旁，一顆來复槍的子彈擊中了它的一只眼睛，使它變瞎，除此之外，它全身完好無損。搜查部隊精心照料著它，并在第六步兵團給它找了個新主A——R·E·托馬斯中尉。托馬斯的部隊那時駐扎在華什凱堡，我也在那儿，中尉親口給我講述了關于那狗的故事。 康門伊奧先生的這只靈猖的故事有些疑點，一方面，他天真地重复“卷毛”的事跡，而這件事充其量也不過僅有一半是真的。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人看見過這只靈猖。第一個踏上該戰場的布拉德利中尉沒有見它，本廷也沒見過，雷奧同樣如此。戰場上的幸存者都沒有見到它，特里的部隊也對此一無所知——總之，誰也沒見到它。 然而，不管怎么說，“木腿”和伯克曼的講述還是有一些真實感，并且令人贊同。在戰場上，确實好像有過一條活著的兵團的狗。研究卡斯特的杰出歷史學家約翰·卡羅爾直截了當地指出：“我相信，戰斗之后，戰場上至少該有卡斯特的一只狗，”一只或者更多的狗，還有受傷的馬，問題是非得堅持有一個离奇的幸存者不可，為什么？原因同樣：卡斯特在戰場上分明是短發，可有人就堅持說他留著長發。他已打算在戰場上果几個星期，長發容易存留髒東西，所以，在這次遠征中，几乎沒几個士兵留長發。可在极點的時刻，卡斯特將軍就是要飄拂著漂亮的長發。 所以，它和基厄菲的馬一樣——是一個幸存者！ 這匹馬為何取名科曼契不太确切。但1868年9月13日，在西馬倫河（也就是盧斯指出的堪薩斯的陡灣）同印第安人發生的一場小沖突中，馬的右后腿中了一箭，由于箭杆折斷，所以直到返回營地，基厄菲才發現了它的傷口。在這次戰斗中或戰斗后沒多久，就有人這么叫它了。瑪格利特·萊頓給大家講述了一個符合實情的故事，說是一個叫麥克貝恩的騎兵告訴基厄菲，他當時看見這支箭射中了馬腿，“馬因疼痛而發出如科曼契人所發出的那种尖叫聲……我從來沒有听過馬的這种叫聲，但确實像科曼契人的叫聲。”基厄菲回答道：“科曼契！我們就叫它科曼契吧。” 它是一匹雜色馬，相間有陶土色，鹿皮色，淺栗色，灰褐色或深奶油色皮毛，但尾巴為黑色。1887年7月25日第七騎兵團的正式文本上這樣寫著：淺栗色皮毛，体重925磅，身高15掌，出生于1862年，身上有12處傷疤。 科曼契至少有著吸引人的明暗分明的毛色，鐵匠古斯塔夫·科恩后來成了他的護理人。他說自己在戰場上發現它時，它已六處負傷，全身鮮血淋漓，就在一個騎兵要割斷其喉管時，被他及時地攔住了。 亨利·布林基爾霍夫上尉在一簇樹叢間看見了科曼契，并命令把它殺死，但當听到它凄慘的哀鳴聲時，就再也無法忍心下手了。 諾蘭中尉也在一條干河溝里看見了科曼契。 麥克道爾上尉發現這匹馬“前腿支撐地蹲臥在那儿”，遍体是彈傷和箭傷，樣子十分可怜。 彼得·韋少校說，科曼契站著：“馬鞍滑到肚膛下，鞍毯和襯墊都不見了。” 戈弗雷說，特里的士兵們后來在印第安人的村落邊找到了它。“二等兵麥克雷恩告訴我說，他看見一些偵察員圍著一匹馬……” 按19世紀報紙的頌詞，說它忍受了七處重傷的疼痛，“每一處都會使一匹普通馬喪生”。几乎所有的新聞記者都說他受了七處傷，也許，7是一位特別令人愉快的數字。或者，由于它有著某种神秘的意義。雖然，嗜血的少儿讀物都說這可怜的生物共受了28次箭傷和彈傷。 不管有多少支箭和多少粒子彈嵌進了它的肉体，科曼契遭受了殘酷的傷害。科恩和其他一些人，把它弄到河邊，給它清洗了傷口，做了包扎，并把它帶到10或12英里外的“遠西”號上。接著，馬歇上尉在船艙間給它搭了個馬廄。 當這條船抵達林肯堡時，馬已經無法行走，人們就把它抬到一輛貨車的馬廄里，還給它纏了根吊帶。大約一年后它竟神奇地恢复了健康。有時，斯圖爾吉斯上校的女儿們騎著它在大草原上兜兜風。后來，一個少校的女儿也騎著它出去，這就触怒了上校的女儿。于是斯圖吉爾上校便在1878年10月3日發布了將軍的第七號軍令，以官腔宣布說：“因科曼契是1876年6月25日蒙大拿小比格奧血腥慘案中唯一幸存者的代表，所以應好好地照料它，使之感到舒适。它應當成為第七騎兵團的殊榮，它的生命自然也是值得該兵團關注的，要盡可能延長它的壽命”。他還就此而繼續聲明：“所以，不論什么情況，不管什么時候，禁止任何人騎它……” 這樣，每逢有了慶祝活動，科曼契就默默地走在基厄菲原所在部隊的最前列，身上披著一件令人傷感的黑色网紗；馬鞍上搭著一雙后跟朝前的大馬靴。它活了29年。在它的護理員格斯特·科恩在伍德戴·尼被殺之前，它一直顯得很健壯，但科恩死后，不管換上哪個護理員，不管對它進行怎樣的護理，它都變得越來越郁悶孤僻，它不再用嘴翻垃圾桶——這曾是對它的特殊待遇。此外，士兵飯盒里的啤酒也似乎使他日見虛弱。終于，它除了憂間地躺在馬廄中或在泥土里打滾外就怎么也不愿活動了。 小比格奧戰役15年后，科曼契還活著，并交由兵團鐵匠塞繆爾·溫切斯特照料，他為自己留了備忘錄： 1891年11月7日，堪薩斯賴利堡。身經百戰值得紀念的老馬科曼契，于凌晨1：30因腸絞痛死在馬廄中。當時，我在測它的脈搏，查看它的眼睛——一個值得長久回憶的夜晚。 第七騎兵團想將它的遺体保存下來，就給堪薩斯大學的博物學家L·戴切爾去了電話，對方答應以400元為代价把馬制成標本。戴切爾乘火車抵達賴利堡，并把科曼契遺骨和皮帶回大學所在地勞倫斯。 堪薩斯大學校園延伸在神圣的“山精山”上，戴切爾便在那儿复制了科曼契。他用木頭框架把馬的頭骨、骨盆、腿骨連接在一起；用刨花作填充物，然后再用線把連好的骨架纏繞起來，制成模擬的肌肉組織，接著又在上面敷了層泥。毛皮被用鹽水浸泡，并用厚泥和砒霜進行防虫害熟制。在制作期間，戴切爾看到了馬皮上的七處傷痕，完全證明了大多數歷史學家的記述。但他不清楚哪一處是在小比格奧留下的。不用怀疑，科曼契肋骨一側留有箭傷的痕跡，戴切爾推測說，有兩個傷疤贅瘤是傷口的入口處，脖頸上有一子彈出口傷。換言之，沒人能說出蘇人和夏安人究竟給它留下了多少箭傷和彈傷。 在索取复制費用帳單時，戴切爾告知該兵團，要是他們愿意把科曼契捐贈給堪薩斯大學的話，就不用付款。第七騎兵團也考慮到搬遷時的運輸困難等問題，便接受了這一建議。 1893年，科曼契在芝加哥展覽會上展出。此后，它又被送回堪薩斯大學，立在自然歷史博物館中。在那儿，過路的學生敲它的鼻子，拽它尾巴上的毛，把它弄得髒亂不堪，逐漸成了一塊棕色舊毯，直至后來被保存在一個玻璃柜子里。 偶爾也有人想獲得對它的保管權或至少借用一次。1939年，蒙大拿哈德市的市民要求把科曼契搬進建在卡斯特陣亡的戰地博物館，但建議卻被堪薩斯立法机關否決了。1946年，班特納的英雄喬納森·溫賴特將軍要求把它搬回賴利堡，而堪薩斯大學的校長迪恩·馬勒特則不同意這么做。 1951年，南達科他議員弗蘭西斯·凱斯也做了些嘗試，該州想在慶祝其成立50年紀念日時展出科曼契。同樣，他們遭到馬勒特校長的拒絕。 世界出版公司計划為一個芝加哥作者的手稿舉行一次紀念會，他們認為科曼契的出現將增加慶祝的气氛，可馬勒校長的態度還是顯而易見的。 1953年，蒙大拿劉易斯頓的基万尼斯俱樂部為該戰場做了一次宣傳活動，聲稱堪薩斯沒有一個人听說過科曼契。博物館館長否認了這一點，他說每年有成千上万人來瞻仰它。墨菲校長也像前任馬勒特校長那樣回敬了該俱樂部。 所以，借助可以控制濕度的玻璃柜子，科曼契幸免了被蛾虫腐合物的侵蝕，免于各种垂涎者的貪欲，而靜靜地呆在“山精山”上，忍受著一代代大學生的取笑。其它的馬都死了，那只神秘的黃色公狗也消聲匿跡，如今，只有科曼契依舊幸存著，這意味著從某种意義上來說，神奇的傳說還是真實的。 幸存下來的騎手不止一個，有軍事人員，也有平民。其中就有為卡斯特將軍帶路的四個“烏鴉”人偵察員——“多毛鹿皮鞋”，“頭鵝”，“白人追他”，和“卷毛”。他們都是在得到卡斯特允許并經過深思熟慮才撤离戰場的。再說他們被雇佣的任務就是幫著尋找敵人，他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們希望卡斯特能把蘇人殺光，同時又怀疑他是否有這樣的能力，并看出沒有必要白白去送死。 除小弟弟波斯頓和侄儿奧蒂·里德外，卡斯特從林肯堡帶到小比格奧的唯一編外人員便是卑斯麥《論壇》報記者馬克·凱洛格。 按理說本不應該帶任何隨軍記者，謝爾曼曾給特里寫信說：“告誡卡斯特要慎重、深思熟慮，不要帶進任何新聞記者……”可卡斯特把這一命令當作耳邊風，還是邀請了《論壇》報的出版者克萊蒙特勞斯伯里。勞斯伯里接受了邀請，但适逢妻子生病，于是凱洛格便得到了這終身難得的机會，他的現場快電不但要發《論壇》，也要發紐約《先驅》報。 凱洛格必定曾經為自己獲得這個机會感到意外。因為他不是個職業記者，以前只不過是個電報員。那年夏天他在卑斯麥律師事務所工作，偶爾也以“邊民”的筆名寫點新聞性文章。1875年8月18日，圣保羅《每日先驅》刊載了他有關林肯堡外印第安人殺死一個分得上地的定居者的報道。他聲言：“呸！要是這幫印第安人不安分的話，就讓他們嘗嘗戰爭的滋味，那樣才會使他們腑首貼耳、言出即從”。 在第七騎兵團開始最終的進軍時，“蝗虫”吉姆·布里斯賓登上“遠西”號，他也喜歡舞文弄墨，而且很可能把下述信息投給了《先驅》的一個特約記者： 在玫瑰花藝灣口，我見到的最后一個人是《先驅》記者凱洛格先生，給他配備了一頭騾子，鞍上搭著一對帆布褡褳，里面裝有報紙、鉛筆、白糖、咖啡，咸肉等足夠15天的干糧。他坐在吉本將軍的右邊，凝望著河水。當他和卡斯特一同离開時，特里將軍叫住他，并和他道別。部隊開拔的前夜，我看見可怜的凱洛格坐在船上，一直埋頭寫作，直到午夜12點才完成他要發出的稿件，并打點好他的干糧。6月21日午夜過后，我走到甲板上抽煙，几分鐘后凱洛格也跟出來。他說他已寫好稿件，准備次日轉發。他還談了許多有關戰役的情況，信心十足，說他們可能會在即將開始的行進中追上印第安人，好好打上一仗。 在發往《Trib》的最新快迅中，凱洛格給路易斯巴里附了封短信：“我們將于明天离開玫瑰花苞灣，當這些快訊抵達你手中時，我們必定已經在迎戰紅魔，并見分曉了。我已經逐漸和卡斯特……” 1877年，吉本在為《美國天主教季評》撰稿時說，在查看E連被殲滅的那條深谷時，他走到一具躺在一叢深草中的腐尸旁。尸体的衣服未被脫掉，但頭皮已被揭掉，一只耳朵也被割掉了。“他穿的不是士兵制服，為了辨別尸体，我小心地割下他的一只靴子，想從長襪或內褲中找到姓名……”結果令人失望，不過那靴子補得很古怪：許是為了綁緊鞋面，它的主人把一條皮帶子從中撕開，再把兩個頭綁在一起，我把它拿回營地，有人說那是記者凱洛格的。 凱洛格是個不太起眼的人物，生前從來沒有引起過人們的關注。他大約40歲，特別富有青春活力，只是戴眼鏡，頭發也已有些灰白了。他是個鰥夫，喜歡抽“布爾·達勒姆”，愛玩國際象棋。据說他在芝加哥有個兄弟，還有兩位在明尼蘇達北菲爾德學院上學的女儿。他好像還在一個酒鬼的葬禮上做過戒酒演說。 同卡斯特一起陣亡使他贏得了一點不朽的聲望。歷史學家開始研究這個不起眼的人物，但沒人能找到他那個遠在芝加哥的弟弟，在北菲爾德學院1873—1876年注冊的大學生中，也沒有叫凱洛格的女子。据說，他給《哈珀周報》寫過許多特寫，但卻查不出一篇來。7月9日紐約《先驅》上有一篇他的自傳性的贊頌文章，說他曾在波特馬軍隊任電報員，可國家檔案館里又沒有為他付費的證据。 他從林肯堡騎馬离開時，帶了一大捆粗劣的灰色報紙和一個日記本。有時，他就把它們放在麥克多爾的輜重車上。后來，一個小油布包和一個被水浸過的日記本被交給了卑斯麥的雜貨店老板——此人是凱洛格的棋友。如今這些東西都存放在該州的歷史協會。那個19世紀可折疊的油布包裹裝了許多個人用品：金絲邊眼鏡，“布爾·達勒姆”香煙，煙袋，以及一件柔軟的黑襯衫，這些便是凱洛格的私人遺產。 他的札記記述了5月17日到6月9日從林肯堡至粉河期間所發生的一切。他記述了每日行程的里數，記述了風向、雨、云、雪以及貨車的損坏情況，記述了羚羊和特里將軍的急躁情緒。這些記述看不出他有什么遠見卓識和洞察力，也沒有什么值得記憶和能激起人們共鳴的東西。一切只不過是一個騎在騾子上的普通人的缺乏想象力而又平淡無奇的流水帳。 不管他在6月10日到生命結束期間記述了什么，据說這些筆記的紙頁散落在他尸体周圍的草地上，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不管哪种情況，做為一名記者，凱洛格的价值僅可從那天午夜“遠西”號上給他的上司撰寫的電文和那封短信來評价。 他要是和雷奧或本廷在一起的話，或許還可以逃生，我們也就可以得到足夠的關于整個事件的描述了，盡管不一定是第一流的。從林肯堡出發后的一路上，他都沒有選擇具有啟發性的情節。我們從他筆記本里得到的東西，還不如騎兵們偶遇的一些預示致命災難的怪事生動。在即將陷入危机時，他所觀察到的峽谷的形狀、雷奧的指示和在山岭上卡斯特那些壯觀的場面，應該能喚起他的激情，盡管在從卑斯麥到粉河途中，他的鉛筆僅僅寫了不到六行字。一個叫“殺鷹”的黑腳人說，當印第安人濺著水涉過小比格奧河時，他們好象炸開了窩的蜜蜂，可凱洛格永遠不會作出這些生動形象的描述。 查理·金上尉記述道，不管在戰爭中印第安人是怎樣的裝束打扮，但當這些被激怒的勇敢的斗士如激流般從村中涌出時，他們必定是用木炭，小牛血，顏料和羽毛裝扮著自己。一個蘇人裹著一張生熊皮，其余的斗士則赤裸軀体騎在矮种馬上，皮膚上抹著巫術般的顏料。大約有十多個夏安人，四五十個蘇人戴著拖有長長的飄帶的戰帽。“白麋”佩戴著一個出眾的叔叔為他設計的頭飾，上面綴有蜻蜓和蝴蝶，拖曳物兩端的鷹絨羽中間還縫有一只叉尾燕子。“太陽熊”的戰帽則呈退化的粗野狀，前額還突出一只單角。 “木腿”花了好長時間才准備好。第一天在峽谷里攻擊雷奧上校時，他穿了件布襯衫，一雙鑲珠子的鹿皮鞋，以及一個蘇人送給他的馬褲。他用藍黑色炭墨畫了個大圈把臉圈住，中間染成紅色和黃色，這是他從不更改的裝扮——“是‘紅毛熊’為我首次涂抹符咒標記時設計的”。父親不停地催促他，而他則站在鏡子前審視著自己。他也梳理了頭發。本應當給頭上抹些油，編成辮子，可父親仍然敦促著。“所以，我只用一條鹿皮皮帶把頭發束在腦后，任其松散地飄拂。”第二天，他覺得換一身不同的衣服會稱心合意些，便同父親商量。父親建議他穿士兵服，雖然那衣服的袖子僅及手腕，褲腳也只吊在腳踝上。于是，他便穿起這身軍服，戴上頂寬大的白帽（這是玫瑰花苞戰役中他繳獲的戰利品），看看自己這副樣子已不再是白人常見的那种模樣了，他這才策馬追赶困在懸崖上的雷奧的部隊去了。 兩年之后，納爾遜·邁爾斯將軍行進到黃石河谷，檢查計划中的電話線路。他在大比格奧河谷口看見了一個“烏鴉”人的營地。“烏鴉”人一直同白人保持著友好的往來。其時，白人又幫他們消滅了這一帶的蘇人，使他們感到十分高興，就給他安排了一場參觀。“我常常恨悔弗雷德里克·雷明頓未能和我在一起。這些印第安人用非常稀奇古怪的顏色涂染戰馬，還要給它們加上發光的金屬、帶色的馬鬃和鷹羽作裝飾品，這樣，那些馬就和它們的主人一樣粗野。它們狂奔亂跑，前腿騰空躍起，但卻被世界上最老練的馬術家們駕馭。斗士們自己也要涂染全身，盡全力進行涂抹、打扮。你絕對找不出兩個打扮得一模一樣的人來。它們的戰鎧裝飾著麋牙、銀子、珍珠和豪豬刺。這些都要經過最稀有的手工、最濃艷的色彩而制出。有些人還戴著熊爪項鏈，矛尖上懸挂著一絡帶頭皮的頭發。同時，他們插著鷹羽的戰帽在空中顫動……”所以，邁爾斯看得眼花繚亂，在相隔14年的兩篇回憶錄中，他都以同樣的筆触強調說，自己從未見過這些壯觀的場面。可是，若同野蠻、肆無忌憚的蘇人和夏安人斗士相比，“烏鴉”人安排的這种陣勢便相形見拙了。 小比格奧的一些印第安人可能戴著銀制徽章，那是1851年拉腊米會議的紀念童，分發對象是有影響的頭領們。徽章的一面是米勒德·費爾莫總統的浮雕頭像，另一面是象征雙方和平而真誠的兩只緊握的手。還有些人可能佩戴英國大獎章。這是以美國革命時期喬治三世的名義送給蘇人的首領的。當然，它們都成了重要的傳家寶，据悉，到1867年還有几枚被部落首領保存著。在“坐牛”越過國際邊界線進入加拿大時，加拿大騎警隊的巡警J·M沃爾什會見了他。當被問及來加拿大的原因時，“坐牛”捧著一枚或几枚這些古老的徽章說：、“我們是英國印第安人，我們的祖先生長在英國國土上。”所以，從這些人們對那些偶像的虔誠程度，我們可推測出，也許有六七枚喬治的銀肖像在戰斗中發揮了作用。 對于被圍困在一個彎曲的大圓圈里的卡斯特的騎兵這一奇觀，可能猶如在給一些觀眾表演蛇頭女妖美社莎纏繞她的頭發。它不可能以其它方式結束，因為偉大的神靈同印第安人一同馳騁在疆場上。“苦膽”就親眼看見了這個騎在一匹漆黑的印第安矮种馬上的“偉大的神靈”。 這場戰斗持續了多久？沒人知道。但時間肯定會不太長。絕對不會有被訓練成打持久性防御戰的騎兵！聲稱是見證人的詹姆斯·羅曼諾說，卡斯特將軍征召了几個幸存者跟著他，并設法突破了那幫野蠻人的包圍圈。可當他發現只有一個“烏鴉”偵察員逃出后，便勒住了馬韁。那個偵察員明白，此時回去等于送死，就抓住了卡斯特的馬勒。無所畏懼的將軍大笑起來，“他用牙咬住馬韁，雙手各握一支左輪手槍，狂叫著，朝硝煙彌漫，子彈紛飛的山岭中狂奔回去……” 卡斯特确實帶了兩只左輪手槍，但嘴里咬著馬韁卻仍能發出狂烈的叫聲就可能是羅曼諾言過其實的夸張了。為此，他可能會內疚。從各方面分析，這一說法無法令人信服，也是站不住腳的。 一個夏安老頭（無疑曾去過戰場）于1877年告訴弗蘭克·林德曼說，這場戰斗一直持續了太陽的影子移動了有一個棚屋杆那么寬。 一個棚屋杆有多粗？三英寸，四英寸，五英寸。 太陽偏离這么點距离花費了多少時間？15分鐘。20分鐘。 那個夏安老頭剝去了些嫩樹枝的皮，把它們戳進一個土堆里，反复整理排列它們。顯然，他想記住卡斯特人馬的調動情況。那些枝條終于停到了他記憶中的地方。但他立刻把它們全挖出來，林德曼記述道：“他惡狠狠地把它們扔在一邊，輕蔑地‘叫’了一聲，還吹了吹空空的手掌。” 馬奎斯博士認為林德曼并不理解那個夏安人所說的一切。這場戰斗持續了好長一陣子，老斗士不慌不忙的舉動便足以證實了這一點。重新排列組合那些樹枝并不意味著他要加強他的記憶，而是指士兵們在變換作戰方位；粗暴地扔掉樹枝意為他們在撤离，不再勇敢地作戰，吹手掌或吐手指尖表示士兵們已撕打起來——相互殘殺了。 “苦膽”說，戰斗進行了大約半小時之久。那些穿藍制服的人們都下了馬，干是，印第安人便開始對他們施暴。即便他們騎在馬上，也堅持不了多久，因為美國人的馬已又累又餓，就連在作戰時也在啃草吃。 最后的抵抗大概是被一幫視死如歸的年輕的敢死隊斗士擊潰的。參戰的蘇人的名字未被留下來，夏安人留下人名的也僅有“小旋風”，“近手”，“切胃”，“喧鬧的生活”等總共20人。戰斗前一晚，族人為他們舉行了榮耀的舞蹈慶祝，說明對穿藍制服的仇人要下手襲擊了。次日清早，他們在老者的陪同下在村庄中行進。老者叫村里人都來觀看這些年輕人，因為這將是決死一別，他們是最后加入戰斗的一支敢死隊。當這些青年斗士被領著离開村落時，傳令官們立刻騎馬圍上去，告訴他們要做好徒手搏斗的准備。他們終于從河邊上朝指定的現已成為博物館的地方開去。据說，他們一些直搗史密斯中尉的灰馬E連，而其余人則朝斜坡上的卡斯特沖去。几個恐懼的白人士兵試圖沿山脊逃走。 同卡斯特一起戰死的有五六十人，有几個人松開了馬僵，這一做法的原因已被爭執了一個世紀。另一些人則把馬擊斃，形成一個堡壘，這可從戰場上十分對稱的直徑10至15米的一個馬尸圈看出。本廷證明，他在察看戰場時看到了“一個死馬的弧形圈”。 C、E、F、I与L連跟隨了將軍。他們五個人一組雜亂地躺著，隊尾連隊首的結构已被擊散。他們的戰斗組變得越來越小，成四人，三人：兩人，乃至一人。所以尸体散落在沿山岭100碼長的山側。依舊可看出，開始時，他們是五個連隊。綜上所述，當你從該博物館的地形圖上審視這個戰場時可看出，他們是按松散的V形部署的。卡斯特在北方的頂點，确切地說，是稍偏西北。 因為隨他死去的大多數人都是耶茨上尉的F連的，許多歷史學家便推測，他是在同耶茨一同行進時指揮的戰斗。然而，人們又發現參戰軍官們几乎有一半都在這一群体里。他們是C連的要人湯姆·卡斯特，E連的阿爾杰農·史密斯。這使人困惑不解，因為他們理應同各自的連隊呆在一起。就此也眾說不一。 查理·庫爾曼認為，耶茨、史密斯和湯姆曾被召集在一起，听取卡斯特最后的命令。 馬奎斯博士推測說，將軍在戰斗開始不久便陣亡了，因而耶茨就被推舉為指揮官，其次便是墨爾斯·基厄菲。但他不久也遇難了。由此可推測，湯姆便充任了指揮官。這一順序解釋了湯姆在場的原因。至于史密斯中尉，他也許是在自己的連隊潰散后跑出來尋找總部的。上述應當符合邏輯。但如馬奎斯所指出的，沒人知道將軍何時被殺。 本廷的解釋最為簡單：混亂之中已潰不成軍。 戰斗時間更是說法不一。在蒙大拿，最多不可能晚于中午，盡管士兵表上的時間已是半晌午。因為直到1894年，美國還沒有地方時，每個新拓區、村庄或堡壘都以一個大城市的時間來核對自己的表。林肯堡使用的是芝加哥時間。 第七兵團因何會被擊敗，几乎是不同的歷史學家有不同的推論。馬奎斯認為，除了沒有經驗的騎兵，華盛頓的錯誤導向性報告外，就是他所稱的“最基本的理由”。美國人深信，由于印第安人极想要施虐，他們最想得到的便莫過于借此机會捕人，特別是白人！他堅持認為，這是基于某一事實的信念，蓄意地夸大，為的是煽動民族仇恨，而這些民族仇恨便成了白人繼續進犯、侵占西部土地的借口，成了紅种人野蠻屠殺的理由。“卡斯特手下的每一個士兵都過多地接受了這种熏陶。在他們心目中，印第安人就是凶暴的惡魔。在嚴酷的戰斗，產酷的時刻，他們自己則成了這种教導的犧牲品。” 要是馬奎斯的結論正确的話，要是在這個世紀中我們爆炸性時代的士兵們的頭腦也同樣單純（任何事都不意味著別的什么）的話，那么所有涉及的事物都超越理智思考的界限了。 按夏安人備忘錄的記述，最后一位穿藍制服的陣亡者是個身材高大、長著卷曲小胡子的軍官。其他白人好像都死了，而這個魁梧的男子正試著左肘撐地坐起身來。他右手握著把手槍，向四下怒目而視。那些原想砍碎他尸体的印第安女人、男孩和老頭們都嚇得退到一邊，他們以為他的靈魂又返生了。但一個蘇人斗士奪下他的手槍，開槍擊中了他的頭部。那些退縮的人才又有了勇气，涌上前來，狂暴地刺戳他的尸体。人們僅知道他是個上尉，夏安人說，他佩戴著兩道金屬杠。也許這就是墨爾斯·基厄菲，雖然對他的描述不太确切。 一個叫“水人”的阿拉伯霍人也敘述了尸体動彈的情況。一見到這种情況印第安婦女就都嚇得跑開了。“水人”說他不知道那些女人做了些什么，使尸体動彈起來，他也沒去察看。 對死者或行將死去之人進行肢解与毀容的事，像是發生在史前。這就如同冰期時代的一個洞穴禮儀。但當人們研究歷史時，就必須小心謹慎。埃德加·斯圖爾特指出，以一個人种的標准去牽強地衡量另一個人种是錯誤的。此外，我們知道，文明時代偶爾也會出現一些复還舊石器時代的習性。正如G·威爾斯所說的那樣，要是你使人遭受极度的恐懼，或极度憤怒的話，你面前就會出現一個眼中充血的洞穴人。例如1855年9月3日，在對普拉特河北邊的布魯村發動侵略后，哈尼將軍的士兵們開始收集死去了的印第安婦女的陰毛。一個叫“卷毛”的14歲蘇人看見了許多被割下的女人生殖器，我們由此可想象它對這個后來成了“紅云”的男孩所產生的影響是何等深刻！ 接著，就是對偉大的阿帕契首領“紅袖”的懲處。約瑟夫將軍對警衛員說：“你們懂嗎？我要他死去，或活到明早。”偵察員們理解此話的含義。夜深之后，他們便在營火上烤熱刺刀，燙這個俘虜的雙腳。裹著毯子的“紅袖”告訴他們，說自己不是個供取鬧的孩子，于是他們便平端起老式步槍將他擊斃。每個警衛隊員又用手槍補了兩槍，僅僅是為了确認把他打死。然后，他們匯報說，這個俘虜在企圖逃跑時被擊斃了。第二天，約翰·T·賴特顯然是想要這個首領的頭皮，便向軍營廚師威廉·萊利爾要一把刀。萊利爾給了他一把獵刀，賴特終于遂了心愿，他把濃重的黑發纏繞在血淋淋的頭皮上，塞進口袋里。后來，又由身份不詳的士兵將“紅袖”的頭割下來，煮過后送給史密森納。不久，它就被顱相學家O·S·福勒先生要走了。 反复無常的莫道卡·杰克首領，則被更隨便地做了處理。他在被絞死埋葬之后，又被挖出來，經防腐處理，在狂歡節展出，參觀費僅一角錢。 人們究竟能列舉出多少這樣的事例，則得靠翻閱那陳舊的記錄所花的時間決定了。17世紀中，羅伯特·卡瓦利埃，西爾·迪·拉·薩雷到了美洲荒原的內地——Fi克雷夫科爾廢墟附近。他們在那儿見到一塊木板，一個法國逃亡者說道： 我們都是殘酷的人！ ------------------ 公益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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