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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初一個一月的晚上,克里斯廷·尼爾森在紐約音樂院演唱歌劇《浮士德》。
  雖然人們早就議論要在第40街以北的遠郊興建一座新的歌劇院,其造价与壯觀將和歐洲那些著名首都的歌劇院媲美,然而上流社會卻依然滿足于每年冬天在這座歷史悠久的音樂院紅黃兩色的舊包廂里進行社交聚會。保守派的人們欣賞它的窄小不便,這樣可以把紐約社會開始懼怕但又為之吸引的“新人”拒之門外;多愁善感的人們因為它引起許多歷史的聯想而對它戀戀不舍;而音樂愛好者則留戀它精美的音響效果。在專為欣賞音樂而修建的廳堂中,音響效果向來都是個棘手的質量問題。
  這是尼爾森夫人當年冬天的首場演出。那些被日報稱為“超凡脫俗的听眾”已經云集來听她的演唱。他們或乘私人馬車、或乘寬敞的家庭雙篷馬車、或者乘檔次較低卻更為便利的“布朗四輪馬車”,經過溜滑多雪的街道來到了這里。乘坐布朗馬車來听歌劇,几乎跟坐自己的馬車一樣体面;而且,离開劇場時還有极大的优越性(對民主原則開一句玩笑):你可以搶先登上線路上第一輛布朗馬車,而不用等待自己的那因寒冷和烈酒而充血的紅鼻子車夫在音樂院門廊下面顯現。美國人想离開娛樂場所比想去的時候更加迫切,這可是那位了不起的馬車行店主憑絕妙的直覺獲得的偉大發現。
  當紐蘭·阿切爾打開包廂后面的門時,花園一場的帷幕剛剛升起。這位年輕人本可以早一點來到。他7點鐘和母親与妹妹一起用了餐,其后又在哥特式圖書室里慢慢吞吞地吸了一支雪茄。那間放了光亮的黑色胡桃木書櫥和尖頂椅子的房間,是這所房子里阿切爾太太惟一允許吸煙的地方。然而,首先,紐約是個大都市,而他又十分清楚,在大都市里听歌劇早到是“不合宜”的。而是否“合宜”,在紐蘭·阿切爾時代的紐約,其意義就像几千年前支配了他祖先命運的不可思議的圖騰恐懼一樣重要。
  他晚到的第二個原因是個人方面的。他吸煙慢慢吞吞,是因為他在內心深處是個藝術的愛好者,玩味行將來到的快樂,常常會使他比快樂真的來到時感到更深切的滿足。當這种快樂十分微妙時尤其如此,而他的樂趣多半屬于這种類型。這一次他期盼的時机非常珍貴,其性質异常微妙——呃,假若他把時間掌握得恰到好處,能与那位首席女演員的舞台監督合上拍,到場時正赶上她一邊唱著“他愛我——他不愛我——他愛我!”一邊拋洒著雛菊花瓣,其暗示像露水般清澈——果真如此,他進音樂院的時机就再美妙不過了。
  當然,她唱的是“呣啊嘛”,而不是“他愛我”,因為音樂界那不容改變、不容怀疑的法則要求,由瑞典藝術家演唱的法國歌劇的德語文本,必須翻譯成意大利語,以便講英語的听眾更清楚地理解。這一點紐蘭·阿切爾覺得和他生活中遵循的所有其他慣例一樣理所當然:比如,用兩把帶有藍瓷漆涂著他姓名縮寫的銀背刷子分開他的頭發,紐扣洞里插一朵花(最好是桅子花)才在社交界露面。
  “呣啊嘛……農呣啊嘛……”首席女演員唱道,她以贏得愛情后的最后爆發力唱出“呣啊嘛!”一面把那束亂蓬蓬的雛菊壓在唇上,抬起一雙大眼睛,朝那位陰郁的小浮士德——卡布爾做作的臉上望去。他穿一件紫色的絲絨緊身上衣,戴一頂鼓囊囊的便帽,正徒勞地裝出与那位天真的受害者一樣純洁真誠的表情。
  紐蘭·阿切爾倚在俱樂部包廂后面的牆上,目光從舞台上移開,掃視著劇場對面。正對著他的是老曼森·明戈特太太的包廂。可怕的肥胖病早已使她無法來听歌劇,不過在有社交活動的晚上,她總是由家庭的某些年輕成員代表出席。這一次,占据包廂前排座位的是她的儿媳洛弗爾·明戈特太太和她的女儿韋蘭太太。坐在這兩位身著錦緞的婦人身后的是一位穿白衣的年輕姑娘,正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那對舞台戀人。當尼爾森夫人“呣啊嘛”的顫音划破音樂院靜寂的上空時(演唱雛菊歌期間,各包廂總是停止交談),一片潮紅泛起在姑娘的面頰,從額頭涌向她美麗發辮的根際,漫過她那青春的胸部斜面,直至系著一朵桅子花的薄紗領的領線。她垂下眼睛望著膝上那一大束鈴蘭。紐蘭·阿切爾看見她戴白手套的指尖輕撫著花朵。他滿足地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目光又回到舞台上。
  布景的制作是不惜工本的,連熟悉巴黎和維也納歌劇院的人也承認布景很美。前景直至腳燈舖了一塊鮮綠色的畫布,中景的底層是若干覆蓋著毛茸茸綠色地衣的對稱小丘,与槌球游戲的拱門鄰接,上面的灌木叢形狀像桔子樹,但點綴其間的卻是大朵大朵粉紅色和紅色的玫瑰花。比這些玫瑰更大的紫羅蘭,頗似教區女居民為牧師制作的花形筆擦,從玫瑰樹底下的綠苔中拔地而起;在一些鮮花怒放的玫瑰枝頭,嫁接著朵朵雛菊,預告著盧瑟·伯班克先生園藝試驗遙遠的奇觀。
  1盧瑟·伯班克Burbank,tulher(1849—1926),美國植物育种家。
  在這座魔幻般的花園中心,尼爾森夫人身穿鑲淡藍色緞子切口的白色開司米外衣,一個网狀手提包吊在藍腰帶上晃來晃去,一條寬大的黃色織帶精心地排列在她那件細棉緊身胸衣的兩側。她低垂著眼睛傾听卡布爾熱烈的求愛,每當他用話語或目光勸誘她去從右側斜伸出來的那座整洁的磚造別墅一樓的窗口時,她都裝出一副對他的意圖毫不理解的天真的樣子。
  “親愛的!”紐蘭·阿切爾心里想。他的目光迅速回到那位手持鈴蘭的年輕姑娘身上。“她連一點儿也看不懂啊。”他注視著她全”神貫注的稚嫩面龐,心中不由涌出一陣擁有者的激動,其中有對自己萌動的丈夫气概的自豪,也有對她那深不可測的純洁的溫馨敬意。“我們將在一起讀《浮士德》,……在意大利的湖畔……”他心想,迷迷糊糊地把自己設計的蜜月場面与文學名著攪在一起。向自己的新娘闡釋名著似乎是他做丈夫的特權。僅僅在今天下午,梅·韋蘭才讓他猜出她對他感到“中意”(紐約人尊崇的未婚少女認可的用語),而他的想象卻早已躍過了訂婚戒指、訂婚之吻以及走出盧亨格林教堂的婚禮行列,构畫起古老歐洲某個令人心醉的場景中她偎依在他身旁的情景了。
  他決不希望未來的紐蘭·阿切爾太太是個呆子。他要讓她(由于他朝夕相伴的啟蒙)養成一种圓通的社交能力,隨机應變的口才,能与“年輕一代”那些最有名气的已婚女子平起平坐。在那些人中間,一條公認的習俗是,既要賣弄風情,引起男人的熱情,同時又要裝聾作啞,不讓他們得寸進尺。假如他早一些對他的虛榮心進行深入的探索(有時候他几乎已經做到了),他可能早已發現那儿有個潛藏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妻子跟那些已婚女士一樣地世故圓通,一樣地渴望取悅他人。那些太太們的嫵媚曾使他心醉神迷,讓他度過了兩個稍顯焦慮的年頭——當然,他沒露出一丁點脆弱的影子,盡管那險些毀了他這位不幸者的終生,并且整整一個冬天攪亂了他的計划。
  至于如何創造出這火与冰的奇跡,又如何在一個冷酷的世界上支撐下去,他可是從來沒有花時間想過;他只是滿足于不加分析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他知道這也是所有那些精心梳了頭發。穿白背心、扣洞里別鮮花的紳士們的觀點。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進入俱樂部包廂,友好地和他打招呼,然后帶著批評的眼光把望遠鏡對准了作為這個制度產物的女士們。在智力与藝術方面,紐蘭·阿切爾覺得自己比老紐約上流階層這些精選的標本明顯要高一籌:他比這幫人中任何一位大概都讀得多、思考得多,并且也見識得多。單獨來看,他們都處于劣勢,但湊在一起,他們卻代表著“紐約”,而男性團結一致的慣例使他在稱作道德的所有問題上都接受了他們的原則。他本能地感到,在這方面他若一個人標新立异,肯定會引起麻煩,而且也很不得体。
  “哎喲——我的天!”勞倫斯·萊弗茨喊道,突然把他的小望遠鏡從舞台的方向移開。就總体而言,勞倫斯·萊弗茨在“舉止”問題上是紐約的最高權威。他研究這個复雜而誘人的問題花費的時間大概比任何人都多。單只研究還不能說明他駕輕就熟的全才,人們只需看他一眼——從光禿禿的前額斜面与好看的金黃胡髭的曲線,到那瘦削优雅的身体另一端穿漆皮鞋的長腳——便會覺得,一個知道如何隨便地穿著如此貴重的衣服并保持极度閒适优雅的人,在“舉止”方面的學識一定是出自天賦。正如一位年輕崇拜者有一次談起他時所說的:“假如有誰能告訴你什么時間打黑領帶配夜禮服恰到好處,什么時候不行,那么,這個人就是勞倫斯·萊弗茨。”至于网球鞋与漆皮“牛津”鞋孰优孰劣的問題,他的權威從未有人提出過怀疑。
  “我的上帝!”他說,接著默默地將望遠鏡遞給了老西勒頓·杰克遜。
  紐蘭·阿切爾隨著萊弗茨的目光望去,惊訝地發現他的感歎是因為一個陌生的身影進入明戈特太太的包廂而引起的。那是位身材苗條的年輕女子,比梅·韋蘭略矮一點,棕色的頭發在鬢角處變成濃密的發鬈,用一條鑽石窄帶固定住。這种發型使她具有一种時下稱作“約瑟芬式”的模樣,這一聯想在她那件深藍色絲絨晚禮服的款式上得到了印證,那禮服用一條帶老式大扣子的腰帶在她胸下十分夸張地挽住。她穿著這一身奇特的衣服,十分引人注目,可她似乎一點儿也未發覺。她在包廂中間站了一會,与韋蘭太太討論占据她前排右面角落座位的禮節問題,接著便莞爾听命,与坐在對面角落里的韋蘭太太的嫂嫂洛弗爾·明戈特太太在同一排就坐。
  西勒頓·杰克遜先生把小望遠鏡還給了勞倫斯·萊弗茨。全俱樂部的人都本能地轉過臉,等著听這位老者開講。因為正如勞倫斯·萊弗茨在“舉止”問題上那樣,老杰克遜先生在“家族”問題上是最高權威。他了解紐約那些堂、表親戚關系的所有支派;不僅能說清諸如明戈特家族(通過索利家族)与南卡羅來納州達拉斯家族之間的關系,以及上一支費城索利家族与阿爾巴尼·奇弗斯家族(決不會与大學區的曼森·奇弗斯族混淆)复雜的親緣,而且還能列舉每個家族的主要特點。比如萊弗茨家年輕一代(長島那些人)無比吝嗇;拉什沃斯一家极其愚蠢,總是在婚配問題上犯下致命錯誤;再如,阿爾巴尼·奇弗斯家每隔一代就會出現一個神經病,他們紐約的表兄妹一直拒絕与之通婚——惟獨可怜的梅多拉·曼森是個不幸的例外,她——人所共知……而她的母親本來就是拉什沃斯家的人。
  除了這种家族譜系的丰富知識之外,西勒頓·杰克遜在凹陷狹窄的兩鬢之間、柔軟濃密的銀發下面,還保存著郁結在紐約社會平靜表層底下的最近50年間多數丑聞与秘史的記錄。他的信息的确面廣量大,他的記憶的确精确無誤,所以人們認為惟有他才能說出銀行家朱利葉斯·博福特究竟是何許人,老曼森·明戈特太太的父親、漂亮的鮑勃·斯派塞的結局究竟如何。后者結婚不到一年,就在一位美麗的西班牙舞蹈演員登船去古巴的那一天神秘地失蹤了(帶著一大筆委托金),她在巴特利的老歌劇院曾令蜂擁的觀眾歡欣鼓舞。不過這些秘聞——還有許多其他的——都嚴嚴實實鎖在杰克遜先生心中。因為,不僅強烈的道義感不許他重复別人私下告訴他的任何事情,而且他十分清楚,謹慎周到的名聲會給他更多的机會,以便查明他想了解的情況。
  所以,當西勒頓·杰克遜先生把小望遠鏡還給勞倫斯·萊弗茨的時候,俱樂部包廂的人帶著明顯的懸念等待著。他用布滿老筋的眼瞼下那雙朦朧的藍眼睛默默地審視一番那伙洗耳恭听的人,然后若有所思地抖動一下胡髭,僅僅說了一句:“沒想到明戈特家的人會擺出這种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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