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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絲·華頓和她的《天真時代》

——譯序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美國現實主義文學崛起与繁榮的時代,這期間美國文壇涌現出一大批优秀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如馬克·吐溫、威廉·迪恩、豪威爾斯、亨利·詹姆斯、西奧多·德萊賽、杰克·倫敦等。伊迪絲·華頓便是這一時期一位重要的女作家。
  伊迪絲·華頓1862年出生于紐約一個富貴之家,幼年隨父母旅居歐洲,11歲時回到美國。她在家庭教師指導下接受教育,自幼受歐洲文化的濡染。伊迪絲少年時代便酷愛文學,在父親的圖書室里閱讀了大量古典文學名著,很早就開始寫詩,以后又練習寫短篇小說。1885年她与門當戶對的波士頓紳士愛德華·華頓結婚。婚后一度中斷了寫作。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滿。她1907年移居法國,1913年与丈夫离婚,后定居巴黎,以全副精力投入創作。伊迪絲·華頓与旅居歐洲的亨利·詹姆斯交往甚密。亨利·詹姆斯對她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伊迪絲積极投入社會救濟活動,并因此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勳章。
  1899年,伊迪絲·華頓37歲時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高尚的嗜好》,從此她進入小說創作的丰收時期,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問世。1902年她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抉擇之谷》屬歷史題材,描寫一位意大利貴族青年的經歷与悲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18世紀意大利的社會生活。1903年她出版的中篇小說《圣殿》沒引起多大反響,但1905年她發表的《歡樂之家》卻為她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使她真正進入美國优秀小說家的行列。小說以紐約上流社會為背景,描寫一位家道中落的女子在追求理想婚姻的過程中受盡上流社會的奚落与排斥,最終被迫害致死的悲劇,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意義。1907年她發表的中篇小說《特萊梅夫人》与后來發表的《暗礁》(1912)和《鄉土風俗》(1913)都以法國為背景,表現婚嫁法國的美國女性在兩种文化与倫理傳統沖突中所經歷的矛盾与痛苦。1911年她發表的中篇小說《伊坦·弗洛美》一反華頓小說創作中一貫采用的上流社會背景,第一次直接地描繪下層社會的生活与复雜的感情世界。作品描寫一位破產農場主与女佣的愛情悲劇,出版后反響強烈,被認為是華頓寫得最好的悲劇故事,后來被改編為戲劇。1917年她發表的《夏》為其姊妹篇,表現出更直接的現實主義批判意識。華領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馬恩河》(1918)与《戰地英雄》(1923)因給予戰爭過分的肯定而遭到評論界的批評。1920年她發表的《天真時代》是華頓戰后最重要的長篇小說,代表了她小說創作的高峰,該書受到高度評价,1921年她獲普利策小說獎。20年代以后,華頓進入創作的后期。這時期較重要的長篇小說《月亮的隱現》(1922)及中篇小說集《老紐約》(1924)反映了19世紀40—70年代紐約上流社會的生活。華頓另外還著有短篇小說集多部,文學論集《小說創作》(1925)和自傳《回顧》(1934)。她1937年8月病逝于巴黎。
  伊迪絲·華頓的小說題材廣泛,她尤其以描寫美國上流社會的世態風俗而見長。作家對美國南北戰爭引發的時代變遷与社會新舊价值的交替极為敏感,新興資產階級大刀闊斧地闖入保守衰敗的貴族資產階級的世襲領地,社會階級結构与經濟結构的迅速解体与重新組合,這些都在華頓的作品中得到了較充分的表現。她善于用雋永的語言和細密的文筆把事件、人物及人物的心理活動刻畫得栩栩如生。由于她刻意追求細膩地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被評論家譽為心理現實主義小說的代表。
  《天真時代》的主要情節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紐約上流社會。那是伊迪絲度過童年与青春的地方,她在那儿長大成人,進入社交界,訂婚又解除婚約,最后嫁給波士頓的愛德華·華頓,并度過了婚后的最初几年。時隔40年后,作為小說家的她回顧養育過她也束縛過她的那個社會,她的感情是复雜的,既有親切的眷戀,又有清醒的針砭。
  作家把那個時代的紐約上流社會比作一個小小的金字塔,它又尖又滑,很難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處在塔頂,真正有貴族血統的只有二三戶人家:華盛頓廣場的達戈內特祖上是正宗的郡中世家;范德盧頓先生是第一任荷蘭總督的嫡孫,他家曾与法國和英國的几家貴族聯姻;還有与德格拉斯伯爵聯姻的拉宁一家。他們是上流社會的最高階層,但顯然已處于日薄西山的衰敗階段。上流社會的中堅力量是以明戈特家族、紐蘭家族、奇弗斯家族為代表的名門望族,他們的祖輩都是來自英國或荷蘭的富商,早年在殖民地發跡,成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比如紐蘭·阿切爾的一位曾外祖父曾參与過獨立宣言的簽署,還有一位曾在華盛頓部下任將軍。正如阿切爾太太所說的,“紐約從來就是個商業社會”,占支配地位的是這些殷實的富商。處于金字塔底部的是富有卻不顯貴的人們,他們多數是內戰之后崛起的新富,憑借雄厚的財力,通過聯姻而躋身上流社會。
  在這個以家世論尊卑、以門第排座次的上流社會里有個特別引人注目的人物:朱利葉斯·博福特。他沒有高貴的血統,卻有紐約第一流的住宅,有顯貴們尚且沒有的家庭舞廳。他家的舞會成為社交界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動,他家宴會上的美酒佳肴也有擋不住的誘惑。盡管人們對他的身世与行為還有种种議論和非難,但博福特這位暴發戶的代表已經憑借財富叩開了上流社會的大門,并迅速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可以与明戈特家族為代表的舊富們平分秋色了。
  不難看出,這個金字塔型的上流社會實際上分成兩股勢力,一股是因襲的貴族資產階級,一股是南北戰爭后迅速暴發的新興資產階級。這兩种勢力的沖突与融合正反映了內戰之后美國社會的時代特征。盡管博福特這樣的新富已經為上流社會所接受,但他們的地位還不穩固,以博福特命運的沉浮作為小說情節的輔線貫穿全書始終,作者正是借此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當時美國社會的風俗畫。
  如果說,貴族資產階級在財富上已經受到挑戰,那么,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支配地位還是堅不可摧的。紐約社會是一台威力強大的机器,維系這台机器運轉、將人們的行為束縛于固有模式的,是不可動搖的傳統与習俗。人們的穿著打扮、言談舉上都要講究“得体”,晚餐后什么時間出門訪客、听歌劇什么時間到場、禮服的翻領上別什么花,甚至男士梳何种發型,女士從巴黎訂做的時裝要放多久才穿——這一切都有一定的成規。而在這些繁文縟節的背后,卻是上流社會的价值取向与道德標准。任何人違背了它的原則与規范,都將受到上流社會一致的譴責与唾棄。博福特違背了經商的原則而被逐出上流社會,小說主人公阿切爾与奧蘭斯卡的愛情也因触犯紐約社會的道德規范而流于破滅。
  紐蘭·阿切爾出身于正宗的上流家庭,他在不可動搖的傳統習俗中長大,循規蹈矩地過著有閒階級的平靜生活,他与大家閨秀梅·韋蘭的婚事也稱得上金玉良緣。然而這位年輕紳士与他的同類稍有不同,他喜歡讀書,喜歡思考,并且見過更多的世面。因而他對于傳統習俗的束縛与壓抑有較深的感受,對墨守成規的枯燥生活不時產生一种反感。于是,當煥發著自由精神的埃倫·奧蘭斯卡出現在紐約上流社會時,他被她深深吸引,并由同情進而產生了愛慕。奧蘭斯卡也因他的真誠相助而對他傾心。然而,面對威力強大的社會傳統習俗,他們的愛情注定逃脫不了悲劇的結局。
  從表面上看,梅是他們實現愛情理想的障礙,是工于心計的梅使他們的愛情流于破滅:當他們第一次表露愛慕之情時,梅發來的提前舉行婚禮的電報阻斷了他們相愛的可能;時隔兩年后,當他們舊情复萌,阿切爾打算孤注一擲与奧蘭斯卡私奔的時候,又是梅悄悄告訴奧蘭斯卡自己怀孕的消息,使埃倫毅然斷絕了与阿切爾的感情瓜葛。然而實際上,將阿切爾与奧蘭斯卡決然分開的是那個視“体面”為最高原則、“害怕丑聞甚于害怕疾病”的紐約上流社會。以捍衛家族名譽著稱的明戈特家族對埃倫的婚姻不幸不僅沒有絲毫同情,反而采取种种措施阻撓她的离婚請求。先是勸說,進而用經濟手段相威脅,斷絕對她的補貼,最后竟絕情地將她“從家族中除名”——逼迫她离開紐約。跟博福特一樣,埃倫·奧蘭斯卡也被逐出了紐約上流社會。造成阿切爾与奧蘭斯卡愛情悲劇結局的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們自己內心的道德障礙。埃倫在追求個人幸福時一直顧慮到會對他人帶來的傷害,她一直在“對他們自己的忠誠与對他人的公正之間尋求一种平衡”,最后毅然選擇了自我犧牲的道路。這是埃倫·奧蘭斯卡性格中最為感人的一面。在她身上也体現了作家的道德理想:以“良知”克制感情,從而回避矛盾。
  与奧蘭斯卡相比,阿切爾性格軟弱的一面表現得更為突出。盡管他對傳統習俗深惡痛絕,對上流社會的倫理道德有尖銳的批判,然而他的叛逆与反抗只局限于他的內心世界。在冷峻的現實面前,他卻是個地道的懦夫。他沒有勇气提出与梅解除婚約,甚至不敢公開對萊特布賴的觀點表示异議。在“歡送”埃倫的宴會上,盡管他意識到那是老紐約“殺人不見血”的陰謀,他卻無可奈何地任人擺布。小說的尾聲告訴我們,埃倫离去之后不久,阿切爾便向命運妥協、隨波逐流了。他當上紐約的好市民,成了一位忠誠的丈夫。26年后的他在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畢竟,舊的生活方式有其好的一面,而新秩序也有好的一面。”這句話無疑也表達了作者的心聲——伊迪絲·華頓對那個養育了她的老紐約有著“斬不斷,理還亂”的情愫。
  《天真時代》被認為是伊迪絲·華頓結构技巧最為完美的一部小說。作家從自己親身經歷与熟悉的環境中提煉素材,塑造人物,將作品題材根置于深厚的現實土壤之中。尤其通過博福特命運浮沉這一線索与主人公愛情悲劇的主線相互映襯,使一個看似尋常的愛情故事具備了深刻的社會現實意義。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淡化人物社會行為、著力表現人物內心世界的嘗試無疑是對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發展。而這一切使《天真時代》成為一部經久不衰的杰作。

                         1998年2月于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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