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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在那里默默地觀望，盡量不听別人講話。這時，這個國度里最古怪的一個人向我打招呼。上帝不會讓這里缺少這种人的。這個人集高傲和卑賤，才智和愚頑于一身。” 當思想上的疑問陷入重大困境時，笛卡爾認為自己并沒有發瘋。盡管他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承認，各种非理性的力量伺伏在他的思想周圍，但是，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既然敢于提出疑問，他就不可能是“瘋人中的一員”。然而，拉摩的侄子卻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瘋了。在他的种种轉瞬即逝的判斷中，只有這一點是最固執的。“在他開始說話之前，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气，雙手舉到前額，然后他恢复了平靜，對我說：你知道，我既無知又瘋狂，既傲慢又懶惰。” 18世紀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拉摩的侄子》所表達的意義。但是，恰恰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了一件預示著某种重大變化的事情。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被送到禁閉隔离區的非理性又重新出現了，它帶來新的危險，而且似乎被賦予了提出質問的新權利。但是，18世紀的人首先注意的不是這种神秘的質問，而是社會印象：襤褸的衣衫以及叫花子的傲慢無禮，這种傲慢受到寬容，其騷扰力也因一种可笑的縱容而化為烏有。18世紀的人可能并沒有從拉摩的侄子身上認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現出來。“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對話者，類似一個“參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內心則充滿熱望；因為這是自大禁閉以來瘋人第一次成為一個社會的人，第一次有人与他交談，而且受到詢問。非理性再次作為一個种類出現了，雖然這個种類的數目不大，但畢竟出現了，而且慢慢地恢复了它在所熟悉的社會環境中的地位。在法國大革命前十來年，梅西埃（Mercier）吃惊地發現了這一現象：“進入另一家咖啡館，會有一個人用平靜自信的語調對你耳語：先生你無法想像政府對我是多么無情無義，政府是多么昏庸！三十年來，我舍棄一切，不謀私利，關在書房里苦思冥想，精心謀划。我設計了一個償付全部國債的方案，還設計了一個增加國三財富，讓他獲得四億法郎收入的方案，另外還有一個永遠摧毀英國的方案。一提起英國，我就火冒三丈。……設計這些方案需要我投入全部的天才，可是正當我致力于這些偉大的工作設計時，家里出了麻煩，几個找岔的債主讓我坐了三年牢。……當然，先生，您是知道愛國主義是多么可貴的。我是為我的國家而犧牲的，是一個無名烈士。”’從后人的角度看，這种人以拉摩的侄子為中心形成一類人。他們沒有拉庫的侄子那种复雜丰富的人格。只是為了使畫面更丰富生動，人們才把他們當作拉摩的侄子的追隨者。 但是，他們不完全是一种社會側影，一种滑稽形象。在他們身上有某种東西涉及到18世紀的非理性。這就是他們的饒舌，他們的焦慮以及他們相當普遍地具有的那种含混的指妄和那种根本性痛苦。這些都是真實的存在，至今留有蹤跡。至于17世紀末的浪子、放蕩者、流氓，很難說他們究竟是瘋人，病人，還是罪犯。梅西埃自己也不知道該把他們划入那個階層：“在巴黎，有一些十分好的人、經濟學家和反經濟學家，他們衷腸俠義，熱心于公共事業，然而遺憾的是，他們‘頭腦發昏’。換句話說，他們目光短淺，他們不知道自己活在哪個世紀，面對的是什么人；他們比白痴更難讓人忍受，因為他們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們從不切實際的原則出發，進行錯誤的推理。”确實有這樣一些人存在。這些“頭腦發圖’的設計者們給哲學家的理性、改革計划、憲法草案等增添了一种被窒息的非理性。他們成為啟蒙運動的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鏡子和一幅無惡意的漫畫。然而，當非理性的人被認為已深深地隱藏在禁閉領域中時，一种可笑的縱容卻允許他回到光天化日之下，這難道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嗎？這种情況就好像古典主義的理性再次承認自己与非理性意象有一种近親關系、相似關系。也好像理性在歡慶胜利之際卻讓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复生，允許它在秩序的邊緣游蕩。這是一种相似的幽靈、理性既從中認出自己又否定自己。 然而，恐懼和焦慮并沒有被擺脫掉。它們在對禁閉的反應中再次出現，并且變本加厲。人們曾經害怕，現在依然害怕禁閉。18世紀末，薩德依然憂心忡忡，懼怕他所說的“黑人”在伺机把他帶走。但是，此時禁閉地已獲得自己的力量它反而變成了邪惡發源地，自己便能傳播邪惡，建立另一种恐怖統治。 在18世紀中期的几年間，突然產生了一种恐懼。這种恐棋是從醫學角度產生的，但主要是因一种道德神話而得以傳播。當時人們听說從各禁閉所傳出一种神秘的疾病，而且即將危及各個城市。人們紛紛談論監獄熱病。他們想到了囚車和帶鐐的囚犯，据說他們經過市區時會留下疾病。有人說坏血病會引起傳染病；有人說被疾病污染的空气會毀滅居民區。中世紀大恐慌又出現了，通過各种可怕的說法引起第二次恐慌。禁閉所不再僅僅是城市邊緣的麻瘋病院了；城市已面對著麻瘋病本身了：“這是城市身上的可怕的潰瘍，又大又深，流淌著膿水，若不是親眼所見，絕對無法想像。這里臭气熏天，遠在四百碼以外就會聞到。這一切都在提醒人們，你們正在走近一個狂虐肆行的地方，一個墮落和不幸的淵落。”許多禁閉中心都建在原來關押麻瘋病人的舊址。因此，似乎經過若干世紀后，這里的新居民也染上了麻瘋病。這些禁閉所使人們想起原址所具有的標志和意義；“首都不能有哪怕一個麻瘋病人！不論誰提到比塞特爾這個名字，都會有一种無法表述的厭惡、恐懼和蔑視的情感。……它已成為社會中最猙獰最丑惡的東西的收容所。” 人們以往試圖用禁閉來排除的邪惡重新出現了，以一种古怪的模樣恐嚇著公眾。于是在各個方面出現了關于某种邪惡的种种說法。這种邪惡既是物質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在這种雙重性中包含著侵蝕和恐嚇的混合力量。當時流行著某种含混的腐爛意象，既用于表示道德的腐敗，又用于表示肉体的腐爛。對被禁閉者的厭惡和怜憫都建立在這個意象上。最初，邪惡是在禁閉的封閉空間里開始發酵。它具有18世紀的化學所認定的酸的一切特性：它的顆粒細小，尖銳如針，很容易滲透到人的肉体和心髒中，因為肉体和心髒是惰性和脆性的威性粒子构成的。兩种粒子的混合物立刻就沸騰起來，釋放出有害气体和腐蝕性液体：“這些收容所极其可怕，在這里各种罪惡聚在一起發酵，向四周傳播，住在里面的人呼吸的就是這种被污染的空气，這种空气似乎已附著在他們身上。”這些惡濁的气体上升，通過空气擴散，最后落在附近居民區，浸入人的身体，玷污人的靈魂。關于腐爛這一邪惡的傳染病的觀念就是這樣用一些意象表達出來的。這种流行病的有形媒介是空气。空气被“污染”這种說法含糊地表示，這种空气不那么純洁了，它是傳播這种“污染”的工具。這里提醒一下，就在這一時期前人們認為鄉間空气具有道德的和醫學价值（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能振作精神）。由此便可以理解醫院、監獄和禁閉所的腐敗空气包含全部相反的意義。由于空气中充滿了有害气体，整個城市都受到威脅，居民將會逐漸被“腐爛”和“污染”所侵蝕。 這些反應不僅僅是道德和醫學的混合物。無疑我們必須考慮整個文學的發展，考慮關于各种無名的恐懼的聳動听聞的、或許還具有政治色彩的宣傳。但是，在某些城市里确實流行著恐慌，并有确切的時間。這种情況正如一次次地震撼著中世紀的恐慌大危机。1780年，整個巴黎流行一种傳染病。其根源被歸咎于總醫院的傳染病。甚至有人要焚毀比塞特爾的建筑。面對群情激憤的局面，警察總監派出一個調查委員會，除了几名官方醫生外，還包括總醫院的院長和醫生。根据他們的調查，比塞特爾流行的是一种“斑疹傷寒”，這与惡濁的空气有關。至于疾病的發源地，調查報告否定病源是醫院里的病人及這种傳染病的說法；病源應該完全歸咎于惡劣的气候，這种气候使疾病在首都流行。在總醫院觀察到的病症是与季節狀況相符合的。而且完全与同期在巴黎觀察到的疾病相同”。為了使居民安心和洗刷地塞特爾蒙受的罪名，報告宣稱“有關比塞特爾的傳染病會蔓延到首都的傳聞是毫無根据的。”顯然，這份調查報告未能完全制止住上述謠言，因為稍后總愿院的醫生又發表了另一份同樣的聲明。他被迫承認比塞特爾的衛生條件很糟，但是“情況畢竟沒有惡劣到使這個不幸者的避難所變成另一個制造更可悲的邪惡的發源地。那些不幸者所需要的是有效的治療，而人們對于那种邪惡是束手無策的”。 循環到此完成；各种形式的非理性曾經在邪惡分布圖上取代了麻瘋病，而且被放逐到遠离社會的地方一現在，非理性變成了一种看得見的麻瘋病，把自己流膿的瘡傷呈現給混雜的人們看。非理性再次出場，但被打上一种想像的疾病烙印，逆反而增添了它絕恐怖力量。 因此，正是在想像的領域而不是在嚴格的醫學思想中，非；理性与疾病結合起來，并不斷靠近疾病。遠在提出非理性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神病態的問題之前，就在禁閉領域中并借助于該領域特有的魔法，形成了一种將對非理性的畏候和古老的疾病幽靈結合起來的混合物。在跨越了很長時間之后，關于麻瘋病的混亂想法又決起作用了；正是這些古怪想法成為將非理位世界和醫學領域綜合起來的第一推動力。這兩個領域曾先通過恐懼幻想相互交脫，把“腐敗”和“污染”這類可惜的混合物結合在一起。對于瘋癲在現代文化中占据的位置來說，重要的或者可以說讀鍵的是＿醫學界的人并不是；作凶作裁者被請過禁閉世界以區分罪惡和瘋癲，邪惡和疾病，而是作為衛士被召來，以保護其他人免受從禁閉院牆滲出的某种晦暗的威脅。人們很容易設想，如果有一种自由而慷慨的同情心，就會喚起人們對被禁閉者命運的關心，如果醫學界更細心一些，知識更多一些，就能辨認出以前被當局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懲罰的罪行是一种疾病。但是實際上、當時的氛圍并不那么仁慈客觀。如果人們請醫生來考察，那是因為人們心怀恐懼，害怕從禁閉院牆滲出奇怪的化學物質，害怕院牆內形成的力量會散播出來。一旦人們的意象發生變化，認為這种疾病已經具有各种特征，如發酵。腐敗、惡臭、肉体腐爛，醫生就會出場。傳統上把瘋癲獲得某种醫學地位稱為“進步”，而實際上這种“進步”只有通過某种奇怪的倒退才能取得。在道德污染和肉体污染的混合体中‘6’，古老的意象憑借著18世紀人們所熟悉的“不洁”這一象征的意義，重新浮現在人們的腦海中。正是這些意象的复活，而不是知識的改進，使非理性最終与醫學思想相遇。似乎很奇怪的是，正是在向這种摻雜著當代疾病意象的胡思亂想的回歸中，實證主義將會控制住非理性，更确切地說，將會發現一种能夠防范非理性的新理性。當時的問題不是消滅禁閉所，而是使它們不再成為新的邪惡的潛在根源。因此，任務是邊清理邊組建。18世紀下半葉展開的大改革運動就是從消除污染開始的。所謂消除污染就是清除各种不洁物和有害气体，抑制發酵，防止邪惡和疾病污染空气和傳染到城市的大气中。醫院、教養院及各种禁閉所都應該更徹底地被純洁的空气隔离開。這個時期產生了一批有關醫院通風的文獻。這些文獻試著探討醫學上的傳染問題，但是更注重的是道德風化問題。1776年，國務會議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任務是确定“法國各類醫院需要改善的程度”。維埃爾（Viel）受命改造拉薩爾佩特利耶爾醫院。理想的醫院應該是，既保留原有的基本功能，同時使可能滋生的邪惡不會擴散出去；非理性受到完全的控制，它成為一种展覽品，同時絕不會危及觀眾；非理性成為一种標本，有做戒作用而無傳染之虞。總之，這种醫院應重新恢复作為一個籠子的本來意義。這种“經過消毒”的禁閉所也是修道院長德蒙索的夢想。1789年他在一個論述“國家慈善事業”的小冊子中計划創造一种教育手段——一种能确鑿無疑地證明道德敗坏的弊端的展覽：“這些被警戒起來的病院……是既實用又必要的收容所。……展示這些陰暗的地方和被關押的罪人，目的在告誡那些過于放任的青年不要因离經叛道而受到同樣的恥辱。因此，精明的父母讓孩子從小就了解這种可怕又可惜的地方。在那里，罪惡的代价是恥辱和墮落，本性墮落的人往往永遠喪失在社會中獲得的權利。” 上面這些就是道德試圖与醫學合謀來捍衛自己的夢想。那些危險雖然已被禁閉起來，但沒有受到足夠的限制。這些危險還迷惑了人們的想像和欲望。道德夢想著根除這些危險，但是人們總有某种沖動，想去体驗它們，至少是接近它們，或想像它們。籠罩著禁閉所的城堡的恐怖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誘惑力。那里的夜晚充滿著人們無法接近的歡樂；在那些推淬萎靡的面孔背后是恣縱放蕩；在這些黑暗背景上出現的是与博斯及其指委花園一脈相承的痛苦与歡樂。從《所多瑪的120天》里的城堡中泄漏出來的秘密一直被人們悄悄地傳播著：“在那里，所謂的囚徒受到駭人听聞的嗓路。我們听說那里經常發生某些极其可恥的罪惡，有的甚至是在監獄的公共休息室里公開發生的。這些罪惡按照現代的禮儀規范是無法說出口的。我們听說那里有許多粉脂气的無恥囚徒。當他們离開這個他們和同伙任意放蕩的陰暗密窟時，他們已變得完全不知羞恥了，隨時准備犯下各种罪行。”如羅什富科·利昂庫爾則提到薩爾佩特利耶爾的懲罰室的老婦和少婦形象。這些人一代一代地傳授著她們的秘密和享樂：“教養室是該院最嚴厲的地方。當我們參觀時，這里關著47個姑娘，多數八年齡很小，与其說她們犯罪不如說她們無知。……令人吃惊的是，這里總是把不同年齡的人混在一起，把輕浮的少女与老于世故的婦女混在一起，后者教給前者完全是最放蕩的東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幽靈一直在18世紀的夜晚四處潛巡。有時它們被薩德的作品無情地展示出來，并定位在嚴格的欲望几何學中。它們還將被戈雅用昏暗的光線表現在《瘋人院》或《聾人之家》中。《异類》上的形象与它們何其相似！一個完整的想像畫面再次出現了。它所表達的是此時由禁閉引起的大恐懼。 在古典時期被禁閉的不僅僅是把瘋人、放蕩者、病殘者和罪犯混在一起的抽象的非理性，而且還有一大批怪誕者，一個蟄伏的怪物世界。据說這些怪物曾經被博斯的作品的晦暗色調凸現出來而后又被其所淹沒。人們會說，禁閉所的城堡除了隔离和淨化的社會作用外還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文化功能。即使它們能從社會表面將理性和非理性分開，它們依然在深層保留了使理性和非理性得以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禁閉所的城堡是一個重要的、一直緘默的記憶庫。它們在陰暗處保存著一种被認為已經消滅了的形象力量。雖然它們是新的古典主義秩序建立起來的，但是它們不顧這种秩序，也不顧時代，保存了被禁止的形象，從而使這些形象能夠完整無損地從16世紀傳到19世紀。在這段被忽略的時期，布羅青山〔你在同樣的想像背景下加入了“愚人的呼喊”行列，努瓦爾瑟（Noirceuil）加入了關于雷斯元帥的傳說世界。禁閉縱容而且歡迎這种意象的反抗。 然而，州世紀末獲得自由的意象并非在各方面都与17世紀力圖消滅的意象一致。在黑暗王國發生的某些情況使它們脫离開中世紀和文藝复興從中發現它們的那個秘密世界。它們原先寄寓在人們的心中、人們的欲望中和人們的想像中。此時，（們不是突然地將瘋癲者的存在公之于眾，而是沸沸一揚揚地表現為充滿奇特矛盾的人性欲望：情欲和謀殺，虐待狂和受虐狂，恣意妄為和奴顏婢膝，頤指气使和忍气吞聲，都形影相吊，集于一身。15和16世紀瘋癲所揭示的無所不在的宇宙大沖突發生了變化，在古典時期末期變成了一种沒有心靈在其中起調停作用的辯證關系。虐待任（Sadism）不是終于給和性愛同樣古老的一种習俗起的名字。它是一种大規模的文化現象。這种現象只是在18世紀末才出現，并构成西方想像力的一個最重大轉變；通過本能欲望的無限放縱，非理性轉變為心靈的指妄、欲望的瘋癲，以及愛与死的瘋狂對話。非理性被禁閉、被封住聲音達一個世紀之久。當它重新出現時，它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一种意象，也不再是一個形象，而是一种語言和一种欲望。正是在這個時候，虐待狂出現了。而且，下述情況并非偶然；虐待狂（直譯為薩德病狂——譯者）這個以一個人名命名的獨特現象就誕生于禁閉之中，薩德的全部作品都被要塞、囚室、地窖、修道院和無法接近的孤島等等的意象籠罩著。這些意象實際上組成了非理性的天然栖身之地。同樣并非偶然的是，所有与薩德的作品同時代的有關瘋癲和恐怖的古怪文獻也都爭先恐后地從禁閉的据點涌現出來。于是，在18世紀末，西方人的記憶突然發生了全面的轉變，并且有可能重新發現中世紀末人們所熟悉的形象，當然這些形象受到歪曲，并被賦予新的意義。這种轉變不正是由于關押在迫使非理性沉默的地方的瘋狂者的劫后余生和重新蘇醒而得到确認嗎？ 在古典時期，人們的瘋癲意識和非理性意識一直沒有分開。支配著各种禁閉活動的非理性体驗包圍著對瘋癲的意識，逼迫后者節節后退，几乎喪失其最有特征的因素，乃至几乎銷聲匿跡。 但是，在18世紀下半葉的焦慮情緒中，對瘋癲的恐懼是与對非理性的恐懼同時增強的。因此兩种相互依賴的煩惱不斷地相互強化。而且就在我們看到与非理性相隨的形象力量獲得自由的時候，我們也听到四面八方都在抱怨瘋癲的猖极活動。我們早已熟知“神經疾病”引起的社會憂慮，知道隨著人類的自我完善，人變得日益脆弱。隨著這個世紀的進展，這种憂慮愈益沉重，人們的告誡也愈益嚴肅。勞蘭早已注意到：“自醫學誕生后，……疾病成倍增加，而且愈益危急，愈益复雜，愈益難以診斷和醫治。”到了梯京的時代，這种泛泛的印象變成了堅定的信念和醫學的教條：神經疾病“在過去不像在今天這樣常見；這种情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過去的人總的來說比今天的人更健壯，也更少患病，而且那時的疾病也更少些。另一個原因是，近來，与其他的一般病因相比，引起神經疾病的病因大大增多了，而其他病因有的甚至似乎在減少。……我敢說，如果說神經疾病過去是很少見的，那么今天則是最常見的疾病”。而且人們很快重新獲得了16世紀的那种強烈意識，即理性是不牢靠的，任何時候都會受到損害，尤其是受到瘋癲的損害。日內瓦的醫生馬泰（Mathey）深受盧梭的影響。他對一切有理性的人提出希望：“如果你們聰明又有教養，你們不要以此來炫耀；一件小事就足以扰亂甚至毀滅你們引以為榮的所謂智慧；一個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緒波動就會一下子把一個最理智、最聰明的人變成了一個語無倫次的白痴。”瘋癲的威脅成為該世紀的一個緊迫問題。 但是，這种意識有一种十分獨特的方式。對非理性的迷戀是一個感情上的問題，涉及到肖像复興運動。而對瘋癲的恐懼就不太受這种遺產的束縛。如果說非理性的回歸表現為大規模的重現，不受時間制約而自我繼承，那么瘋癲意識則伴有某种對現代性的分析，因而從一開始就把這种意識置于時代的、歷史的和社會的環境中。在非理性意識和瘋癲意識二者分道場鎮的過程中，我們在18世紀末看到一個決定性的起點：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繼續前進，借助行爾德林、奈瓦爾（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時間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為這個世界的不合時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對瘋癲的認識則力求把時間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歷史的發展中。正是在這一時期之后，非理性的時間和瘋癲的時間就具有了兩個相反的向量。一個是無條件的回歸，絕對的下沉；另一個則相反，是按照歷史時序而發展。 l。瘋癲与自由。在很長時間里，某些憂郁症被認為是英國人特有的；在醫學中和文學中都對此确認不疑。孟德斯鳩曾將羅馬人的自殺与英國人的自殺加以比較，認為前者是种道德和政治行為，是符合其各种教育的結果，后者則是一种病態，因為“英國人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使自殺，他們甚至在幸福的怀抱中自殺”。在這里，環境起著作用。如果說幸福在18世紀是自然和理性的秩序的一部分，那么不幸，至少毫無理由地阻礙幸福的東西就應該是另一稅秩序的組成因素。最初人們在惡劣的气候、自然界的失衡（适宜的气候是大自然促成的，而不适宜的气候則是由環境造成的）中尋找后一种秩序。但是這不足以解釋“英國病”的原因。切恩早已宣布，這种精神失常的根源是財富，美味佳肴，全体居民享受的富足，富人的享樂和悠閒。人們逐漸開始尋求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解釋，認為財富、社會發展、各种制度似乎是瘋癲的決定因素。在19世紀初，斯普爾茲海姆在一部著作中將這些分析綜合起來。他認為，瘋癲“在英國比在其他地方發病率高”，不過是對那里盛行的自由和普遍享受的富足的懲罰。心靈的放縱比權力和專制更危險。“宗教情感……不受拘束；每個人都可以向愿意听他講的人布道”；由于听了不同的觀點，“心靈在尋求真理時就會受到干扰”。猶豫不決，左顧右盼，三心二意是十分危險的！此外還有爭執不休、情緒激昂和固執己見的危險：“每件事都遭到反對，對立使人情緒亢奮。無論在宗教、政治、科學和其他一切事務中，每個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必須准備遭到反對。”這么多的自由使人無法駕馭時間；每個人都無所适從。國家的一切也都搖擺不定：“英國人是一個商業民族。人的思想若是總在考慮生意，就會不斷地被恐懼和希望所惊扰。商業的靈魂就是自私自利，因此很容易變得妒忌別人，并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此外，這种自由也絕不是真正正常的自由。這种自由在各方面都受到同最正當的個人欲望相對立的要求制約和騷扰。這是謀利的自由、結党營私的自由、金融組貂合自由，而不是人的管由、思想和心靈的自由。由于經濟原隊英國的家庭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家庭更專制：只有富家女子才有能力結婚；“其他人只有通過其他有害于身心的手段來獲得波足。這种原好也鼓勵了放蕩，從而可能導致病癲。”因此。商業應由使人的思想永遠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時間脫离四季的變化，使人的欲望屈從于利益的法則。總之，這种又由不是使人擁有自己，而是不斷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質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戀于他人和金錢的純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滿足的欲望。商業狀態的自由，就是人与他從中認識自我的那個世界的幸福之間、人与他從中發現真理的自然之間的“環境”。正是因為如此，它是瘋癲的決定因素。斯普爾茲海姆寫作之時，正值“神圣同盟”的顛峰時期，和專制君主制复辟時期。此時，人們很容易將整個世界的瘋癲的全部罪過都歸咎于自由主義。“能夠看到人的最大欲望即他的個性自由有其弊端，也算是獨具慧眼了。”但是，對于我們來說。這种分析的价值不在于它對自由的批判，而在于它使用了一個在斯普爾茲海姆看來意味著“非正常環境”的觀念——瘋癲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在這种環境中受到縱容和得以強化和擴展。 2．瘋癲、宗教与時代。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意象畫面，一种有利于各种幻覺和格妄的太虛幻境。長期以來，醫生們對過分的虔誠和過于強烈的信仰的后果很不以為然。過于嚴厲的道德要求，對拯救和來世過于強烈的熱望，往往被視為造成憂郁症的原因。《百科全書》也不失時机地列舉這种實例；“某些傳教士用激烈的語言給意志薄弱者留下強烈的印象，他們刺激起后者對破坏教規將受到的痛苦的极端恐懼，結果后者的頭腦中產生了惊人的變化。在蒙特利馬（Mom6limar）醫院，据說有一些婦女就是因參加了該市的一次傳教活動而患躁狂症和憂郁症。這些婦女的思想陷入傳教者輕率宣揚的恐怖意象。她們整天只念叨絕望、复仇、懲罰等等。其中一人完全拒絕治療，認為自己是在地獄中，任何東西都無法熄滅她認為正在吞噬她的烈火。”皮內爾沿襲這些開明醫生的思路，禁止給“因虔敬而患憂郁症的人”看有關宗教信仰的書籍，甚至主張對“認為自己受到神召和力圖改變宗教信仰的教徒”實行單人禁閉。但是這里依然主要是一种批判，而不是一种實證分析，因為人們怀疑，宗教事務因本身的渡委和幻覺性質而引發人們的脂妄和幻覺。皮內爾報道了一個剛被治愈的瘋癲病人的病例。這個人“讀了一本宗教讀物，…書上說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護衛天使。第二天晚上，他覺得自己周圍有一群天使，并听到天國的音樂，獲得啟示。”在此，宗教完全被視為傳播謬誤的一個因素。然而，早在皮內爾之前，有些分析已經具有較嚴格的歷史學特點，把宗教視為滿足或壓制感情的一种環境。1781年，德國作者默森（Moehson）把牧師享有絕對權力的遙遠時代描繪成幸福的時代气當時不存在游手好閒，時時刻刻都有“宗教儀式，宗教活動，進香翰圣，訪貧問苦，正規節日”。他們的時間被安排好的幸福所占据，無暇去浪費感情，無暇去厭倦生活、煩躁不安。如果一個人感到內疚，他就會受到實際的、往往是肉体的懲罰。這种懲罰占据他的思想，使他相信過失已得到党總。當忏悔牧師遇到那些“過于頻繁地來忏悔的疑病症患者”時，他就讓他們以苦行來贖罪，以“稀釋他們身上過于粘稠的血液”，或者讓他們去遠方朝圣：“環境的改委，遙遠的路程，遠离故居，遠离困扰他們的事物，与其他香客的交往，緩慢但充滿生气的跋涉，這些比今天取代了朝圣的舒适旅行更能對他們產生效果。”最后，牧師的神圣性質使他的每一道命令都具有絕對的价值，任何人都不會想到試著逃避它；“通常，神經失常的病人是不會把一切告訴醫生的”。在默森看來，宗教是人与罪過之間和人与懲罰之間的一种中介。它表現為一种權威性綜合形式，通過施加懲罰來抑制犯罪；反之，如果宗教放松控制，僅僅維持良心忏悔、精神苦行的理想方式，它就會直接導致瘋癲。只有始終如一的宗教環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种潛越的极度請妄形式出現的精神錯亂。通過完成宗教禮儀和要求，人既能避免犯罪前無益地浪費感情，又能避免犯罪后徒勞地反复懊悔。宗教圍繞著此時此刻的圓滿完成來組織人的全部生活。幸福時代的宗教永遠贊美著“現在”。但是，一旦它在現代被理想化后，宗教就在“現在”的周圍投上一個時間的光環，一個空虛的環境。這是一個充滿游手好閒和悔恨的環境，人的心靈完全陷于焦慮不安，放縱的感情听任時間日复一日地虛耗；最終，瘋癲可以恣意妄為了。 領導享平与零零零。一般說來，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瘋癲發展的環境。如果說知識的進步能驅散謬誤，那么它也能傳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書疾。書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勞心不勞力，這些會產生极其災難性的后果。梯索解釋說，在人体中，經常工作的部分首先變得強壯堅實；体力勞動者的手臂肌肉和纖維首先變得強硬，使他們身強力壯，健康長壽。“讀書人的腦子首先硬化，使他們常常變得無法連貫地思維。”其結果必然是痴呆症。知識變得越抽象复雜，產生瘋癲的危險性就越大。按照普萊薩万（Pressavin）的說法，如果一种知識接近于直覺，只需要大腦器官和內部感官的輕微活動，那么這种知識只能刺激起一种生理快感：“如果科學的對象是我們的感官能夠很容易感受的，那么這种和諧的共鳴便便靈魂處于和諧一致。……這种科學在整個身体机器中進行著一种有益于各部分功能的輕微活動。”反之，如果一种知識与感官的聯系過于薄弱，過于脫离直覺，那么就會引起大腦的緊張，進而使整個身体失調；“有些事物的聯系人們很難把握，因為我們的感官不容易接近它們，或者因為它們的關系過于复雜，需要我們費力去研究它們。（有關的科學）使靈魂陷于這樣一种活動，即不斷地使內部感官處于极度緊張狀態，從而產生极大的疲勞感。”這樣，知識就在感覺周圍組成了一种抽象關系的環境。在這种環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這种生理快感通常是人与世界關系的媒介。毫無疑問，知識在激增，但是，它的代价也隨之增大。誰能斷定今天聰明人比以前更多了呢？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當今有更多的人患有智力病症。”這种知識環境的發展比知識本身更迅速。 然而，不僅知識在使人脫离感官，而且感受力本身也在使人脫离感官。感受力不再受大自然運動的控制，而是受各种習慣、各种社會生活的要求的控制。現代人，尤其是女人，夜行晝伏，陰陽顛倒：“巴黎婦女起床的時間比大自然規定的時間遲得多。一天中最好的時光已偷偷溜走，最新鮮的空气已經消失。人們無福享受它。日晒蒸騰起的有害煙气已經在大气中擴散。在這個時候，美人們才決定起床。”這种感覺紊亂在劇院中繼續發展。那是一個滋生幻覺、挑逗感情、蠱惑心靈的地方。女人們特別欣賞那些“煽情”場面。她們的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引起神經的騷動，雖然轉瞬即逝，但后果往往很嚴重；一時的心亂神迷，為現代悲劇的表演而潛焉出涕，是由此產生的最輕的后果了。”‘他叫、說則构成一种更造作的環境，對于已經紊亂的感受力更加危險。現代作家极力以假亂真，為此而調動一切藝術手段。結果，使他們力圖在女讀者中喚起強烈而危險的情感的目的更容易實現：“在法國早期推崇騎士風度的時代，頭腦簡單的婦女滿足于知道令人難以置信的惊人事件；而現在，她們則要求事實必須令人可信，而情感則應超凡絕倫，足以使她們神魂顛倒，心亂意迷。于是她們极力在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中尋求能夠迷惑她們的新奇東西。然而，在她們看來，周圍的一切都索然無味，因為她們要尋求的東西在大自然中是沒有的。”小說則构成了一個可以濫用全部感受力的環境。它使靈魂出殼而進入一個虛幻的情感世界，情感越不真實就越強烈，也越不受溫和的自然法則的控制。“如此之多的作家當然會造就出大批的讀者。而連續不斷地閱讀就會導致各种神經病痛。在各种損害婦女健康的原因中，最近一百年來小說的無限倍增也許是最主要的。……一個女孩在10歲時就用讀小說取代跑步，到了20歲就會成為一個憂郁的婦人，而不會成為一個賢妻良母。” 在18世紀，人們圍繞著對瘋癲及其傳播的危險的意識，通過緩慢而零碎的方式，逐漸形成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在16世紀，瘋癲被安置在非理性的畫面上。在這种畫面上，瘋癲掩蓋著某种模糊的道德意義和根源。它的神秘性使它与原罪發生了聯系。奇怪的是，雖然人們從中感受到咄咄逼人的獸性，但并沒有因此使瘋癲變得無辜。在18世紀下半葉，瘋癲不再被視為使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墮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獸性的東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慮自身、考慮他的世界以及考慮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東西時所划定的距离。在人与自己的情感、与時間。与他者的關系都發生了變化的環境里，瘋癲有可能發生了，因為在人的生活及發展中一切都是与自然本性的一种決裂。瘋癲不再屬于自然秩序，也不屬于原始墮落，而是屬于一件新秩序。在這种新秩序中，人們開始有一种對歷史的預感。而且在這种新秩序中，通過一种模糊的生成關系，形成了醫生所說的精神錯亂和哲學家所說的异化。不論人處于二者中任何一种狀態，都會敗坏自己的真正本性。但是，自19世紀黑格爾之后，這二者之間很快就毫無相似之處了。 ------------------ 圖書在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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