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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寫歷史越來越困難。我就象自幼學拉小提琴，可是到了三十五歲別人突然給我一架鋼琴，命令我象克拉威爾演奏能手那樣生活，理由是“鋼琴也是音樂”。我已經學會了某個領域的技巧，卻必須從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學會了某個領域的技巧，卻必須從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所學的是借助一种明确建立的秩序觀察過去發生的事情，即由皇帝、國王、大公和總統在眾議員、參議員和財政秘書輔佐下較為有效地管理的國家。而且在我年幼的時候，上帝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万物之尊，必須不失禮節地崇拜才行。 后來開戰了。 舊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國王被廢黜，負責的大臣被不負責任的秘密委員會取代，在世界許多地方，天國的大門被不經議會同意而頒布的敕令關閉了，一個已死的經濟學雇佣文人被官方認做古往今來所有先知的繼承人。 當然所有這些并不會長久，但卻使文明再過几世紀才能赶上來，而到那時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的一切，但這并不容易。就拿俄國的情況來說吧。大約二十年前我在這個所謂的“圣地“住了一段時間，那時我們得到的外國報紙中總有整個四之一的篇幅被涂抹的漆黑一片，技術上稱之為“魚子醬”。這次涂抹是為了擦去一些內容，因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讓心愛的臣民們知道。 整個世界把這种監督看作是“黑暗時代”的复蘇，令人難以容忍，西方偉大共和國的人保留了几份被涂有“魚子醬”的美國滑稽報紙，給本國老百姓看，讓他們知道遠近聞名的俄國人實際上是落后的野蠻人。 我是在較為開明的社會環境中長大成人的，這個社會信仰米爾頓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闡述和自由地辯論。” 正象電影上描述的，“開戰了”，于是我看到過去的時代，《神山布道》被宣布是德國的危險文件，不允許在千百万王國臣民中流傳，編輯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會被罰款或坐牢。 鑒于這些，似乎放棄研究歷史，搞短篇小說或經營庄園更明智些。 但這是服輸認栽，我要堅持自己的工作，盡量記住在秩序井然的國度里，每個正直的公民都應該有權表白、思考和陳述自己認為正确的東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會的禮儀和不違背當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當然，這使我備錄在案，成為所有官方出版審察的敵人。依我之見，警方應該追查的倒是那些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雜志和報紙。至于其它的，誰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講這些并不是說我是理想主義者或改革家，我很講實際，最憎惡浪費精力，也很熟悉過去五百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清楚地表明，對文字和言論的任何暴力壓服都沒有過任何益處。 胡言蠢話就如同炸藥，只有放在狹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擊，才會產生危險。如果放任一個可怜虫去講演，他至多只能招來几個好奇的听眾，他的苦心只會成為大家的笑柄。 同一個人，如果被目不識丁的粗魯的地方長官戴上手銬，送進監獄，再判處三十五年的單獨囚禁，那他就會變成大家同情的對象，最后還會被譽為烈士。 但是要記住。 既有為好事獻身的烈士，也有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們無從知道他們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張，由他們去說去寫吧。如果說的是至理名言，我們就應該知道，如不然，也會很快被忘記。希腊人似乎意識到了這一點，羅馬人在帝國時代之前也是這樣做的。但是一俟羅馬軍隊總司令成為帝國半神半人的人物、成為朱比特的遠親、遠遠地离開了普通民眾，一切就部改變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籠。這是一樁政治罪，從奧古斯都時代到查士丁尼當政時期，許多人僅僅由于上諫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監獄。但如果人們把羅馬皇帝束之高閣不去搭理，也就沒什么談話題目可忌諱了。 到了教會統治世界的時候，快樂的時光一去不复返了。 耶穌死后沒几年，善与惡、正統与异教之間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線。一世紀后期，圣徒保羅在小亞細亞的依弗索斯附近周游了很長時間。那個地方的護身符和符咒是聞名已久的。保羅四處傳教，驅逐魔鬼，獲得极大成功，使許多人承認了自己的异教錯誤。作為忏悔的象征，人們在一個晴空万里的一天，帶著魔法書聚在一起，把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傳》第十九章可以讀到這些記載。 不過這完全是出于忏悔罪人的自愿，《使徒行傳》上并沒有說保羅曾經禁止過其他依弗索斯人閱讀或藏有這些東西。 直到一個世紀以后，才邁出了這一步。 依弗索斯城的一些主教發出命令，凡載有圣徒保羅的書都是禁書，忠誠的信徒不應當閱讀。 在以后兩百年中，被禁封的書籍很少，因為問世的圖書也寥寥無儿。 但是尼卡會議（三二五年）以后，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對文字的審查隨之成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書是絕對禁止的。還有些書則被稱為“危險品”，并有警告說，閱讀這類書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還是先獲得當局的批准，以保平安，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須送當地主教審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總能擔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這個教皇宣布這本書無害，而他的繼承人卻會宣布它褻瀆不正派。 不過總的來說，這個辦法倒也較為有效地保護了撰寫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紙上的作品一起被燒為灰燼。那時的圖書還靠手抄相傳，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時間，所以這項制度甚為奏效。 然而這一切都被谷登堡的發明改變了。他的別名叫古斯弗雷什。 從十五世紀中葉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兩星期內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之多的圖書，在一四五三年至一五○○年的暫短時間內，西歐和南歐的讀者竟獲得不下四万冊不同版本的圖書，這相當了當時較大的圖書館歷代積累的全部藏書。 圖書數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會憂心忡仲。明知一個异教徒在閱讀自抄的《馬太福音》，卻不能輕易逮捕他，不然的話對擁有兩千万冊編輯整洁的圖書的兩千万异教徒又該如何處置呢？他們對當權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脅，看來必須指派一個特別法庭審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決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遠不能見天日。 這個委員會經常公布一些書目，認為這些書含有“犯禁知識”，由此產生了臭名昭著的《禁書目錄》。它与宗教法庭的名聲差不多一樣狼藉。 有人認為對印刷出版的監督是天主教會獨有的。其實這并不公正。許多國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也象雪崩一樣突然壓下來，威脅國家的安宁。他們早已強迫出版商把書稿送到公共檢查机關，凡是沒有蓋上官方批准大印的書都不得出版。 不過除羅馬外，沒有一個國家把這种做法延續至今，即使羅馬的情形也与十六世紀中葉迥然不同。這也是勢在必行。出版工作的進展迅猛澎湃，紅衣主教為審查各類印刷品而成立的“《禁書目錄》委員會”，也就是紅衣主教會議，很快就應接不暇、力不從心了。除圖書以外，還有小冊子和油印文稿，以報紙、雜志和傳單的形式，如洶涌洪水沖擊過來，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兩三千年內通讀一遍，更不用說審查分類了。 統治者對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專橫的手段，但自己也因為專橫而大吃苦頭。 一世紀羅馬帝國的塔西陀就曾宣布自己“反對迫害作者”，認為“此乃愚蠢之事，絕無公眾注意之圖書亦會因此而大獲矚目。” 《禁書目錄》證實了這個論斷。宗教改革一俟成功。大執禁讀書目便地位驟增，成為想完整了解當代文學的讀者的向導書。還不止這些。十六世紀的德國和低地國家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羅馬長期駐有耳目，專門搜集被禁止或被刪節的最新書目，到手后便由特別信使跋山涉水越過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贊助人手里。繼而德國和荷蘭的印刷厂著手工作，夜以繼日搶印特別版，以高利賣出，由大批職業書販偷偷運往禁令森嚴的國度。 不過偷運過境的書畢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書目錄》直到前不久還十分猖厥，壓抑政策的后果實在触目惊心。 如果這些國家在進步的競賽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難尋，因為大學生不但不能使用外國的教科書，就連不得不使用的國內產品也是下等貨色，質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書目錄》使人們心灰意冷，沒有心思再搞文學和科學了，因為頭腦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寫下一本書，卻被無能無知的檢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無學無識的宗教法庭調查委員會校訂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釣釣魚，或者去化裝舞會和酒館消磨時間。 也許他會坐下來，在對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寫下唐·吉訶德的故事。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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