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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最喜歡吃的東西是剛出鍋的熱蛋糕。他將几塊重疊放在一個深底盤內，用小刀整齊地一分為四，然后將一瓶可口可樂澆在上面。 我第一次去鼠家里，他正在月暖融融的陽光下搬出餐桌，往胃袋里邊沖灌這种令人反胃的食物。 “這种食物的优點，”鼠對我說，“是將吃的和喝的合二為一。” 寬敞的院子里草木蔥籠，各色各樣的野鳥四面飛來，拼命啄食洒滿草坪的爆米花。 談一下我睡過的第三個女孩。 談論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更何況是年紀輕輕便死去的女郎。她們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華。 相反，苟活于世的我們卻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增加著年齡：我甚至時常覺得每隔一小時便長了一歲。而可怕的是，這是千真万确的。 她絕對不是美人。但“不是美人”這种說法未必公正。我想正确的說法應該是：“她不是長得對她來說相得益彰的那种類型的美人。” 我只存有她一張照片。背面寫有日期，1963年8月，即肯尼迪總統被子彈射穿頭顱的那年。她坐在一處仿佛是避暑胜地的海岸防潮堤上，有點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頭發剪得很短，頗有賽巴格風度（總他說來，那發型使我聯想起奧斯威辛集中營），身穿下擺偏長的紅方格連衣裙。她看上去帶有几分拘泥，卻很美，那是一种似乎能夠触動對方心中最敏感部分的美。 輕輕合攏的雙唇，猶如纖纖触角一般向上翹起的鼻頭，似乎自己修剪的劉海不經意地垂挂在寬寬的前額，由此到略微隆起的臉頰之間，散在著粉刺淡淡的遺痕。 她14歲，是她21載人生中美奐美侖的一瞬間，旋即倏然逝去——我只能這樣認為。究竟那种事是由于什么、為了什么而發生的，我無法捉摸，別人也全然不曉。 她一本正經地（不是開玩笑）說她上大學是受天的啟示。 當時還不到凌晨四點。我們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我問所謂天的啟示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曉得呢，”她說。稍頃，又補充道：“不過，那就像是天使的翅膀從天而降。” 我想象天使的翅膀飄落大學校園的情景。遠遠看去，宛如一方衛生紙。 關于她為什么死，任何人都不清楚。我甚至怀疑她本身恐怕也不明了。 我做了個惡夢。 我成了一只碩大的黑鳥，在森林上空向西飛去。而且身負重傷，羽毛上沾著塊快發黑的血跡，西天有一塊不吉祥的黑云遮天蓋地，四周飄蕩著隱隱雨腥。 許久沒做這樣的夢了。由于時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識到這是夢境。 我從床上翻身下來，擰開淋浴噴頭沖去全身討厭的汗膩。 接著用烤面包片和苹果汁對付了早餐。由于煙和啤酒的關系，喉頭竟有一股被舊棉花整個堵塞的感覺。把餐具扔進水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欖綠布西裝，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燙工整的襯衣，和一條黑針織領帶，抱著它們坐在客廳的空調机前。 電視里新聞播音員自以為是地斷言今天將達到本夏最高溫度。我關掉電視，走進隔壁哥哥的房間，從龐大的書山里面找出几本書，歪在客廳沙發里讀起來。 兩年前，哥哥留下滿屋子書和一個女友。未說任何緣由便去了美國。有時她和我一起吃飯，還說我們兄弟倆實在相似得很。 “什么地方？”我惊訝地問。 “全部。”她說。 或許如她所說。這也是我們輪流擦了10年皮鞋的結果，我想。 時針指向12點。想到外面的酷熱，心里不免有點發怵，但我還是系上領帶，穿好西裝。 時間綽綽有余，加之無所事事，我便開車在市內緩緩兜風。街市細細長長，細長得直叫人可怜，從海邊直往山前伸展開去。溪流，网球場，高爾夫球場，磷次櫛比的房屋，綿綿不斷的圍牆，几家還算漂亮的餐館，服裝店，古舊的圖書館，夜來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山的公園——城市總是這副面孔。 我沿著山麓特有的彎路轉了一陣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邊，在河口附近下得車，把腳伸到河水里浸涼。网球場里有兩個晒得紅扑扑的女孩，戴著白帽和墨鏡往來擊球。陽光到午后驟然變得勢不可擋。兩人的汗珠隨著球拍的揮舞飛濺在网球場上。 我觀看了5分鐘。隨后轉身上車，放倒車座的靠背，閉目合眼，茫然听著海濤聲和其間夾雜的擊球聲，听了好一會儿。柔和的南風送來海水的馨香和瀝青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体的溫存，過時的搖擺舞曲，剛剛洗過的無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煙時的甘美，稍縱即逝的預感——一幕幕永無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夢。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時來著？），那夢便一去沓然再也不曾光臨。 兩點不多不少，我把車開到爵士酒吧門前。只見鼠正坐在路旁護欄上，看卡薩扎基思的《再次上十字架的基督》。 “她在哪？”我問。 鼠悄然合上書，鑽進車，戴上墨鏡：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歎口气，松開領帶，把上衣扔到后排座席，點上支煙。 “那么，總得有個去處吧？” “動物園。” “好啊。”我應道。 談一下城市——我出生、成長、并且第一次同女孩睡覺的城市。 前面臨海，后面依山，側面有座龐大的港口。其實城市很小。從港口回來，如果驅車在國道上急馳，我是概不吸煙的。因為還不等火柴擦燃車便馳過了市區。 人口7万略多一點，這個數目5年后也几乎沒變。這些人差不多都住在帶有小院的二層樓里，都有小汽車，不少家有兩輛。 此數字并非我的隨意想象，而是市政府統計科每年底正式發表的。擁有二層小樓住房這點确實夠開心的。 鼠的家是三層樓，天台上還帶有溫室。車庫是沿斜坡開鑿出來的地下室，父親的“奔馳”和鼠的“凱旋TRM”相親相愛地并排停在那里。奇怪的是，鼠家里最有家庭气氛的倒是這間車庫。車庫甚是寬敞，連小型飛机都似乎停得進去。里面還緊挨緊靠地擺著型號過時或厭棄不用的電視机、電冰箱、沙發、成套餐具、音響、餐柜等什物。我們經常在這里喝啤酒，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 對鼠的父親，我几乎一無所知，也沒見過。我問過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紀遠比他大，男性。 听人說，鼠的父親從前好像窮得一塌糊涂，此是戰前。戰爭快開始時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學藥物工厂，賣起了驅虫膏。效果如何雖頗有疑問，但碰巧赶上戰線向南推進，那軟膏便賣得如同飛了一般。 戰爭一結束，他便把軟膏一古腦儿收進倉庫，這回賣起了不三不四的營養劑。待朝鮮戰場停火之時，又突如其來地換成了家用洗滌劑。据說成分卻始終如一。我看有這可能。 25年前，在新几內亞島的森林里，渾身涂滿驅虫膏的日本兵尸体堆積如山；如今每家每戶的衛生間又堆有貼著同樣商標的廁所用管道洗滌劑。 如此這般，鼠的父親成了闊佬。 當然，我的朋友里也有窮人家的孩子。他的父親是市營公共汽車的司机。有錢的公共汽車司机也未必沒有，但我朋友的父親卻屬于窮的那一類。因為他父母几乎都不在家，我得以時常去那里玩。他父親不是開車就是在賽馬場，母親則一天到晚打短工。 他是我高中同學。我們成為朋友是由一段小小的插曲引起的。 一天午休我正在小便，他來我身旁解開褲口。我們沒有交談，差不多同時結束，一起洗手。 “喂，有件好東西。”他一邊往褲屁股上抹手一邊說： “噢。” “給你看看？”他從錢夾里抽出一張照片遞給我。原來是女人的裸体照，其中間部位竟插著一個瓶子。“厲害吧？” “的确。” “來我家還有更厲害的哩！”他說。 就這樣，我們成了朋友。 這城市里住著各种各樣的人。18年時間里，我在這個地方确實學到了很多東西。它已經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我几乎所有的回憶都同它聯系在一起。但上大學那年春天离開這座城市的時候。我卻從心底舒了口長气。 暑假和春假期間我都回來這里，而大多靠喝啤酒打發日子。 大約有一個星期，鼠的情況非常不妙。或許由于秋日臨近，也可能因為那個女孩的關系。鼠對此只字不吐。 鼠不在時，我抓住杰尋風摸底： “喂，你說鼠怎么了？” “這個——，我也莫名其妙。莫不是因為夏天快要完了？” 隨著秋天的降臨，鼠的心緒總是有些消沉。常常坐在餐桌旁呆愣愣地看書，我向他搭話，他也只是無精打采地應付了事。而到暮色蒼茫涼風徐來四周氤氳几絲秋意的時分，鼠便一下子停止喝啤酒，而气急敗坏似地大喝冰鎮巴奔威士忌，無盡無休地往桌旁自動唱机里投放硬幣，在彈子球机前手拍腳刨，直到亮起警告紅燈，弄得杰惶惶不安。 “怕是有一种被拋棄之感吧，心情可以理解。”杰說。 “是嗎？” “大家都一走了之。有的返校，有的回單位。你也是吧？” “是啊。” “要理解才行。” 我點點頭。”那個女孩呢？” “不久就會淡忘的，肯定。” “有什么不愉快不成？” “怎么說呢？” 杰含糊一句，接著去做他的事。我沒再追問，往自動唱机里投下枚硬幣，選了几支曲，回桌旁喝啤酒。 過了10多分鐘，杰再次來我跟前問： “怎么，鼠對你什么也沒說？” “嗯。” “怪呀。” “真的怪？” 杰一邊反复擦拭手中的玻璃杯，一邊深思起來。 “應該找你商量才是。” “干嘛不開口？” “難開口嘛。好像怕遭搶白。” “哪里還會搶白！” “看上去像是那樣，以前我就有這個感覺。倒是個會体貼人的孩子。你嘛，怎么說呢，像是有毅然決然的果斷之處，…… 可不是說你的坏話。” “知道。” “只不過是我比你大20歲，碰上的晦气事也多。所以，怎么說好呢……” “苦口婆心。” “對啦。” 我笑著喝口啤酒： “鼠那里由我說說看。” “嗯，那就好。” 杰熄掉煙，轉身回去做事。我起身走進廁所，洗手時順便照了照鏡子，然后又快快地喝了瓶啤酒。 曾有過人人都試圖冷靜生活的年代。 高中快畢業時，我決心把內心所想的事頂多說出一半。起因我忘了，總之好几年時間里我始終實踐這一念頭。并且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果真成了僅說一半話的人。 我并不知道這同冷靜有何關系。但如果將一年到頭都得除霜的舊式冰箱稱為冷靜的話，那么我也是這樣。 由此之故，我用啤酒和香煙，把即將在時間的積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識踢打起來，同時續寫這篇文字。我洗了不知多少次熱水淋浴，一天刮兩回胡須，周而复始地听舊唱片。此時此刻，落后于時代的彼得．波爾和瑪莉就在我背后喝道： “再也無須前思后想，一切豈非已然過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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