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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少女》: 東海岸少女多魅力, 時裝都會笑眯眯。 南方少女多矜持, 走路、說話是組裝式。 中西部少大多溫柔, 一見心髒就跳得急。 北方少女多可愛, 令人渾身流暖意。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亞州的…… 第三天下午,T恤便寄來了。 翌日早,我穿上那件棱角分明的嶄新的T恤,在港口一帶隨便轉了一圈,然后推開眼前一家唱片店的門。店內沒有顧客,只見一個女孩坐在柜台里,以倦慵的神情一邊清點單据一邊喝可口可樂。我打量了一番唱片架,驀地發現女孩有點面熟:原來是一星期前躺在衛生間那個沒有小指的女孩。我“噢”了一聲,對方不無惊愕地看著我的臉,又看看我的T恤,隨后把剩的可樂喝干。 “你怎么知道我在這里做工的?”她無奈似他說道。 “偶然,我是來買唱片的。” “什么唱片?” “比齊.鮑易茲的《加利福尼亞少女》。” 她不大相信地點頭站起,几大步走到唱片架以前,像訓練有樣地狗一樣抱著唱片折回。 “這個可以吧?” 我點下頭,手依然插在衣袋沒動,環視店內道: “另外要貝多芬鋼琴協奏曲第3號。” 她沒有做聲,這回拿兩枚轉來。 “格倫.古爾德演奏和巴克豪斯演奏的,哪個好?” “格倫.古爾德。” 她將一枚放在柜台,另一枚送回。 “收有《加爾在卡爾克》的戴維斯.邁爾斯。” 這回她多花了一些時間,但還是抱著唱片回來了。 “此外?” “可以了,謝謝。” 她把三張唱片攤開在柜台上。 “這,全你听?” “不,送禮。” “倒滿大方。” “像是。’她有點尷尬似地聳聳肩,說“五千五百五十元”。我付了錢、接過包好的唱片。 “不管怎么說,上午算托你的福賣掉了三張。” “那就好。” 她吁了口气,坐在柜台里的椅子上,開始重新清點那扎單据。 “經常一個人值班?” “還有一個,出去吃飯了。” “你呢?” “她回來替我再去。” 我從衣袋里掏香煙點燃,望了一會她操作的光景,“喏,可以的話,一起吃飯好么?” 她眼皮沒抬地搖頭道: “我喜歡一個人吃飯。” “我也是。” “是嗎?”她不耐煩地將單据挾在腋下,把哈伯斯.彼扎爾的新唱片放在唱机上,落下唱針。 “那為什么邀我?” “偶爾也想改變一下習慣。” “要改一個人改去。”她把單据換在手上,繼續操作。“別管我。” 我點下頭。 “我想上次我說過:你分文不值!”言畢,她撅起嘴唇,用4支手指啪啦啪啦翻動單据。 我走進爵士酒吧時,鼠正臂肘支在桌面,苦著臉看亨利。 詹姆斯那本如電話簿一般厚的長篇小說。 “有趣?” 鼠從書上抬起臉,搖了搖頭。 “不過,我還真看了不少書哩,自從上次跟你聊過以后。你可知道《較之貧瘠的真實我更愛華麗的虛偽》?” “不知道。” “羅杰.貝迪姆,法國的電影導演:還有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同時擁有与聰明才智相對立的兩個概念并充分發揮其作用。’”“誰說的,這是?” “忘了。你以為這真能做到?” “騙人。” “為什么?” “半夜3點跑來,肚子里饑腸轆轆。打開電冰箱卻什么也沒有。你說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繼而放聲大笑。我喊來杰,要了啤酒和炸馬鈴薯片,然后取出唱片遞給鼠。 “什么喲,這是?” “生日禮物。” “下個月呀!” “下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來。 “是嗎!寂寞啊,你不在的話,”說著,鼠打開包裝,取出唱片,注視良久。“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格倫.古爾德,波斯頓。哦……都沒听過。你呢?” “沒有。” “總之謝謝了。說白啦,十分高興。” 我一連花三天時間查她的電話號碼——那個借給我比齊.鮑易茲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辦公室查閱畢業生名冊,結果找到了。但當我按那個號碼打電話時,磁帶上的聲音說此號碼現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號台,告以她的姓名。話務員查找了5分鐘,最后說電話簿上沒收這個姓名——就差沒說怎么會收那個姓名。我道過謝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給几個高中同學打電話,詢問知不知道她的情況。但全都一無所知,甚至大部分人連她曾經存在過都不記得。最后一人也不知為什么,居然說“不想和你這家伙說話”,旋即挂斷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辦公室打听了她所上大學的名稱。那是一間位于山腳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學,她讀的是英文專業。我給大學辦公室打電話,說自己是馬科米克色拉調味汁評論員,想就征求意見事同她取得聯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并客气地說事關重大,請多關照。事務員說即刻查找,讓我過15分鐘再打電話。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過去。這回對方告訴說,她今年3月便申請退學了,理由是養病。 至于什么病,現在是否恢复到已能進食色拉的地步,以及為何不申請休學而要退學等等,對方則不得而知。 我問她知不知道舊地址——舊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說是在學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又往那里打電話,一個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說她春天就退了房間,去哪里不曉得,便一下子挂斷了電話,仿佛在說也不想曉得。 這便是連接我和她的最后線頭。 我回到家,一邊喝啤酒,一邊一個人听《加利福尼亞少女》。 電話鈴響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視早已打開的書本。 傍晚襲來一陣大粒急雨,打濕院子里樹木的葉片,又倏然离去。雨過之后,帶有海潮味儿的濕潤的南風開始吹來,輕輕搖晃著陽台上排列的盆栽觀葉植物,搖晃著窗帘。 “喂喂,”女子開口道,那語气仿佛在四腳不穩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還記得我?” 我裝出想一會儿的樣子,說: “唱片賣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誰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輕輕叩擊听筒的一側。 “你的電話號碼找得我好苦啊!” “是嗎?” “在爵士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問你的朋友,就是那個有點古怪的大個子,讀莫里哀來著。” “怪不得。” 緘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說你一個星期都沒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還真不知道我會那么有人緣。” “……在生我的气?” “何以見得?” “我說話太過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還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園撒豆喂鴿子去好了!” 听筒那邊傳來她的歎气聲和點香煙的聲音。身后傳來勃布.迪蘭的《納什維爾地平線》。大概打的是店里的電話。 “問題不是你怎么感覺的,起碼我不應該那樣講話,我想。”她一連聲他說道。 “挺嚴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樣做的。”她沉默了一會儿,“今晚可以見面?” “沒問題。” “8點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謝謝。” 她放下電話。 說起來話長,我現已21歲。 年輕固然十分年輕,但畢竟今非昔比。倘若對此不滿,勢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台上跳將下去。 以前從一部惊險題材的電影里听到這樣一句笑話: “喂,我從紐約摩天大樓下面路過時經常撐一把傘,因為上面總是辟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還沒有尋死的念頭。在此之前我同三個女孩困過覺。 第一個女孩是高中同學。我們都17歲,都深信相互愛著對方。在暮色蒼茫的草叢中,她脫下無帶鞋,脫下白色棉織襪,脫下淺綠色泡泡紗連衣裙,脫下顯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樣奇特的三角褲,略一遲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隨即我們在《朝日新聞》的日報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畢業沒過几個月我們便一下子分道揚鑣了。緣由已經忘了——忘了也不以為然的緣由。那以后一次也沒見過。睡不著覺的夜晚倒時而想起她,僅此而已。 第二個是在地鐵車站里碰見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無分文,連個栖身之處也沒有,而且几乎沒有乳房可言,但一對眼睛滿漂亮,頭腦也似乎很聰明。那是新宿發生最為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無論電車還是汽車,一律徹底癱瘓。 “在這种地方游來逛去,小心給人拉走喲!”我對她說。她蹲在已經關門的驗票口里,翻看從垃圾箱拾來的報紙。 “可警察會給我飯吃。” “要挨收拾的!” “習慣了。” 我點燃香煙,也給她一支。由于催淚彈的關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沒吃吧?” “從早上。” 喂,給你吃點東西。反正出去吧!” “為什么給我東西吃?” “這——”我也不知為什么,但還是把她拖出驗票口,沿著已無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這個絕對寡言少語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她每天睡過中午才醒,吃完飯便吸煙,呆呆地看書,看電視,時而同我進行索然無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個白帆布包,里邊裝有質地厚些的風衣、兩件T恤、一條牛仔褲、三條髒乎乎的內褲和一包衛生帶。 “從哪儿來的?”有一次我問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畢,便再不肯開口。 一天我從自選商場抱著食品袋回來時,她已不見了,那個白帆布包也沒有了。此外還少了几樣東西:桌上扔著的一點零鈔、一條香煙、以及我的剛剛洗過的T恤。桌上放著一張留言條樣的從筆記本撕下的紙條,上面只寫著一句話:“討厭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個是在大學圖書館認識的法文專業女生。轉年春天她在网球場旁邊一處好不凄涼的雜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開學才被發現,整整在風中搖擺了兩個星期。如今一到黃昏,再沒有人走近那座樹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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