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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四)


  “可開始時干得并不那么糟糕。”
  塞澤納克茫然一笑:“尚塞爾幫了我一點儿忙。”
  “他總不至于替你寫文章吧?”
  “不。”塞澤納克口气并不肯定地說。他搖了搖頭:“別費心了,這行當并不中我的意。”
  “你該早講。”亨利有點气惱地說。又出現了一陣沉默,亨利開口問道:“那你想干什么?”
  “別擔心,我會想辦法應付的。”
  “到底想干什么?”
  “我上點英語課,此外,他們答應讓我翻譯點東西。”他站起身子:“你挽留了我這么長時間,心真好。”
  “万一你一時興起,想給我們寄篇文章……”
  “要是真有興致的話。”
  “我能為你做點儿什么?”
  “你能不能借給我一千法郎?”塞澤納克說。
  “這是兩千。”亨利說,“可這總不是辦法。”
  塞澤納克把手帕塞進衣袋里,平生第一次露出了笑臉:“這是權宜之計,也是最牢靠的辦法。”他推開門:“謝謝。”
  “祝你走運。”亨利說道。他感到困惑不解:看塞澤納克的樣子,仿佛他早就巴不得逃之夭夭似的。“我可以通過樊尚了解他的蹤跡。”他安慰自己。可是他自己無能為力,無法讓塞澤納克傾心交談,為此感到怏快不快。他掏出圓珠筆,在面前攤開信箋。普萊斯頓一刻鐘之后就要來。他在沒有十分的把握之前,不愿多想那份雜志;可他滿腦子盡是計划,目前出版的周刊統統都很蹩腳,能推出一本真正有水平的雜志,那該多令人高興。
  女秘書推開了一條門縫:
  “普萊斯頓先生來了。”
  “讓他進來。”
  普萊斯頓身著便裝,沒有一點美國人的派頭;只是他的一口法語雖然無懈可擊,但仍然讓人對他的國籍產生几分怀疑。他剛一坐定,便開門見山提出了問題。
  “您的朋友呂克可能已經告訴您,在您离開報社這段時間,我們曾多次見面。”他說道,“我們倆都為法國新聞界的條件感到惋惜,條件之差,确實讓人痛心。對我來說,能幫助您的報紙,為您提供部分紙張,是件十分愉快的事。”
  “啊!這將大大方便我們的工作!”亨利說,“當然,我們無法考慮改變報紙的開本。”他補充說道,“我們与其他報紙要保持一致。不過,誰也不會禁止我們出一份星期日增刊,這樣的話,就打開了通道,展現了許多可能性。”
  普萊斯頓微微一笑,那神態讓人心安。“實際上,沒有任何問題。”他說,“紙張嘛,您明天就可以收到。”他用黑漆面的打火机慢慢地點燃了香煙:“我不得不直言不諱,給您提個問題:《希望報》的政治路線會不會改變?”
  “不會。”亨利說道,“為什么要變?”
  “在我看來,《希望報》恰恰代表了你們國家所需要的領路人。”普萊斯頓說,“正因為如此,我的朋友和我才愿意幫助它。我們欽佩您的獨立精神、您的膽略、您的清醒頭腦……”
  他打住了話頭,余音不絕于耳。
  “那么?”亨利說。
  “我饒有興味地拜讀了您就葡萄牙之行寫的頭几篇報導,可今天上午看到了您的答記者問,感到有點惊詫,您在談到薩拉查政權時,有意批評了美國在地中海奉行的政策。”
  “我确實認為這一政策令人遺憾。”亨利有些生硬地說,“佛朗哥和薩拉查早就應該被赶下台了。”
  “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您完全清楚。毋庸贅言,我們十分希望幫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重新獲得民主自由,可要在适當的時候。”
  “适當的時候,就是眼下。”亨利說,“馬德里的監獄里關著死囚,每一天都很重要。”
  “我的看法正是如此。”普萊斯頓說,“美國國務院肯定很快就要接受這一觀點。”他微微一笑:“正因為如此,我認為鼓動法國輿論反對我們不恰當。”
  亨利也淡淡一笑:“政客們從來就不緊不忙,我以為逼一逼他們有好處。”
  “不要耽于過分的幻想。”普萊斯頓親切地說,“您的報紙在美國政界備受賞識。可您別指望影響華盛頓。”
  “啊!我無此奢望。”亨利說。他又激動地補充道:“我說的只不過是我內心的想法,僅此而已。您稱贊我保持獨立……”
  “正是,這种獨立,您就要危害它。”普萊斯頓說道,責怪地看了亨利一眼。“一發起這場論戰,您就要扮演那些想把我們說成帝國主義分子的人的角色。”他補充道:“您堅持的是一种人道主義的觀點,對此我完全贊同,可這种觀點在政治上行不通。再給我們一年時間:共和國定將在最好的形勢下在西班牙重新建立。”
  “我并不存心發起一場論戰。”亨利說,“我只不過想點明某些事實真相。”
  “可這些事實會被用來攻擊我們。”普萊斯頓說。
  亨利一聳肩膀:“這不關我的事。我是記者,我說實話,這就是我的職業。”
  普萊斯頓打量著亨利:“如果您心中有數,知道某种實話將會引起不良后果,您還會說嗎?”
  亨利猶豫了一下:“若我肯定實話有害的話,那我看只有一條出路:我辭職,我放棄搞記者工作。”
  普萊斯頓姿態動人地一笑:
  “這豈不是一种十分机械的道德觀?”
  “我有几個共產党人朋友,他們也向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亨利說,“可我尊重的并不完全是事實真相,而是我的讀者。我承認在某些情況下,說實活有可能裝扮門面;也許在蘇聯情況就是如此。”他微笑著說,“可在法國,在今天,我不承認任何人有這种裝扮門面的權利。或許對一個政客來說,并不那么簡單;可我并不站在那些擺布別人的家伙一邊,我屬于那些被別人极力擺弄的人;他們指望我能盡量給他們提供情況,若我保持沉默或說謊話,就背叛了他們。”
  他停了下來,為自己如此一番長篇大論感到几分慚愧,他這樣說話并不僅僅針對普萊斯頓,他隱隱約約地感到自已被逼得走投無路,在茫無目標地防范著眾人的攻擊。
  普萊斯頓搖搖頭:“我們又產生了同樣的誤會,您所謂的提供情況,我看是一种行動的方式。我擔心您成了法國理智主義的犧牲品。我可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您不了解杜威1吧?”
  
  1杜威(1859∼1952):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實用主義者。

  “不了解。”
  “可惜。在法國,人們對我們太不了解了。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普萊斯頓停頓了一下:“要明白我們毫不拒絕別人對我們的批評。誰也不如美國人那么听得進建設性的批評意見。請您給我們解釋解釋怎樣才能不失去法國人的歡心,我們怀著最大的興趣洗耳恭听。可是法國所處的位置,沒有資格評判我們的地中海政策。”
  “我只是以個人的名義說話。”亨利气惱地說,“不管處于什么位置,人總有權利談談他的看法吧。”
  出現了一陣沉默,普萊斯頓終于開口說道:
  “您顯然明白,如果《希望報》采取反美立場,我再也無法對它保持好感。”
  “我明白。”亨利冷冷地說,“您也明白我不能考慮由你們來審查《希望報》。”
  “可誰說審查了!”普萊斯頓一副被冒犯的神態說道,“我所希望的,只是您能始終忠實地堅持您奉以為原則的中立立場。”
  “正是這樣,我始終不渝地忠實堅持。”亨利突然怒气沖沖地說,“《希望報》可不是為了几公斤紙就可以出賣的。”
  “噢!要是您用這种口气說話!”普萊斯頓說道,遂站起身子:“請相信我感到遺憾。”
  “我可什么也不遺憾。”亨利回敬道。
  整整一天,亨利總隱隱約約地感到气惱。不過,他這次發火自有道理。他真愚蠢,把普萊斯頓設想成一個圣誕老人。此人原來是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亨利卻把他當作知己傾心交談,表現如此幼稚,實在難以寬恕。他站起身子,向編輯室走去。
  “哎,我可怜的呂克,雜志吹了。”他在編輯桌的桌沿上隨便一坐,說道。
  “不會吧?”呂克說,“為什么?”他面孔浮腫、蒼老,簡直像一個侏儒。每當他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淚水馬上就像挂在眼角似的。
  “因為那個美國佬想禁止我們執言反對美國:他差不多逼著我作出抉擇。”
  “不可能!他看上去那么善良!”
  “從某种意義上說,那是個阿諛奉承的家伙。”亨利說,“我們那么令人垂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迪布勒伊提出的建議吧?他要《希望報》成為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机關報。”
  呂克朝亨利扭過臉來,滿臉惊駭的神色:“你拒絕了吧?”
  “當然。”
  “那些党啊、派啊、運動啊、組織啊,全都死灰复燃了,必須跟它們界限分明。”呂克聲音懇切地說。
  呂克的信念如此絕對,以致人們即使贊同他的觀點也忍不住想故意惊扰他一下。“抵抗運動的統一确确實實只是徒有虛名了。”亨利說,“應該立即旗幟鮮明地表明我們的立場。”
  “是他們破坏了統一!”呂克陡然激動地說,“革命解放聯合會,他們把這也叫做什么組織,分明是在創造新的分裂。”
  “不,分裂是資產階級制造的,如果誰自以為可以超越階級斗爭,那他就有玩世不恭的危險。”
  “听我一句,”呂克說,“報紙的政治路線,應由你來決定,你比我更有頭腦;可依附于革命解放聯合會,那完全是另一碼事,對這一點,我絕對反對。”他顯出了剛毅的神色,“在經費方面,有些具体的困難,我沒有向你匯報,可我已經跟你說過,情況并不太嚴重。要是讓一個算不了什么東西的組織牽著鼻子走,那于我們的事業就不利了。”
  “你認為還會失去讀者?”亨利問。
  “顯而易見!到那時就完了。”
  “是的,看來很有可能。”亨利說。
  要是買的是一份毫無价值的小報,那外省人宁愿看他們的地方小報,也不要巴黎的日報。印數已經大大降低了,報紙即使恢复原來的開本,也不一定就能吸引原來的讀者。總而言之,它決不可能在危机之中安然無恙。“顯然,我只是個理想主義者!”亨利心想。他曾以信任感、影響以及所起的作用為由,對迪布勒伊提出了异議,可真正的答案就在數字之中:我們將徹底垮台。這是雄辯的論据,詭辯也罷,道德也罷,對它都無能為力,他急于運用這一論据。
  亨利于10時來到伏爾泰沿河大街,可未能按原計划立即發起攻擊。安娜如同往常一樣,用台式小車推上了一些用作晚餐的食物:葡萄牙紅腸、火腿和一冷盤米飯。另外,為了慶賀亨利的歸來,還有一瓶莫爾索酒。他們東拉西扯,隨意交流旅行的觀感以及巴黎最近的一些馬路新聞。說實在的,亨利沒有多少舌戰的興趣。他為置身于這一間書房而高興:書房里,一本本書全都已用得發舊,大多是作者新筆題贈的;一幅幅油畫都有名家的題名,也都不是花錢買的;一件件小擺設富有异國情調,無一不是旅行的紀念品。這塊并不引人矚目、但卻得天獨厚的生活天地,亨利敬而遠之,但同時,這又是他真正的安樂場所。他在這里感到溫暖,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歡悅。
  “在你們家里确實十分愜意。”他對安娜說。
  “是嗎?我一出家門,就有一种失落感。”她樂呵呵地說。
  “應該說斯克利亞西納那天選了一個令人恐怖的聚會場所。”迪布勒伊說。
  “真的,那個低級庸俗的場所!可不管怎么說,那是個美妙的夜晚。”亨利說,他淡淡一笑:“除了晚會快結束的那段時間。”
  “快結束的時候?不,我覺得演奏《黑色的眸子》那段時間挺難受的。”迪布勒伊一副無辜的樣子說道。
  亨利猶豫不決,莫非迪布勒伊成竹在胸,不想操之過急立即發起攻擊?此時他如此審慎,只得借机行事,若掃了此刻的興致,太令人遺憾了。可是,亨利迫不及待想證實他內心所取得的胜利。
  “您太瞧不起《希望報》了。”亨利樂呵呵地說。
  “沒有……”迪布勒伊笑微微地說。
  “安娜是個見證人!您的責問并非完全沒有根据。”亨利補充說道,“不過,我想告訴您,您提出的有關《希望報》与革命解放聯合會合成一体的建議,我重新考慮過,甚至和呂克也談過,根本就不可能。”
  迪布勒伊的微笑驟然消失了:“我希望這不是您最后的答复。因為沒有報紙,革命解放聯合會就永遠一事無成。別跟我說還有其他報紙了。任何別的報紙与我們這一運動都不完全一致,若您也拒絕了,誰還會同意?”
  “我知道,”亨利說,“只是您要明白,目前,《希望報》處于危机之中,其境況与大部分報紙一模一樣;我想危机最終可以擺脫,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將難以解決經費問題。何況我們一旦哪一天決定成為某個政党的机關報,印數立即就會下跌。我們實在沒有能力承受這种沖擊。”
  “革命解放聯合會不是一個政党,”迪布勒伊說,“它是一個相當廣泛的運動,您的讀者不會被嚇跑的。”
  “不管是革命還是運動,實際上是一回事。”亨利說,“所有那些共產党或親共產党的工人,上次我跟您談過,他們在訂閱《人道報》的同時,很樂意再買一份新聞性的報刊,可決不會再去買另一份政治性的報紙。即使革命解放聯合會与共產党攜手前進,也絲毫改變不了這一狀況:《希望報》一旦貼上某個標簽,就馬上會讓人怀疑。”亨利一聳肩膀:“等到我們的報紙只有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成員閱讀的那一天,那就只有關門大吉了。”
  “一旦我們得到某家報紙的支持,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會員將無比眾多。”迪布勒伊說。
  “此間,得經歷一個很長的時期,這足以使我們徹底完蛋,這對誰都沒有利。”
  “對,這對誰都沒有利。”迪布勒伊退讓道。他一時保持緘默,用指頭輕輕擊打著夾有吸墨水紙的墊板:“顯然,這确有危險。”
  “我們不能答應去冒這個險。”亨利說。
  迪布勒伊又靜靜思索了片刻,歎了口气說道:“得要有錢。”
  “對呀,可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迪布勒伊以困惑的聲音承認道。
  當然,他并不會如此輕易地承認失敗,他的腦中又在萌生新的希望。可這一論据發揮了威力,在繼后的一個星期里,他再也沒有提起此事。不過,亨利經常与他見面,盡量向他表示自己的誠意。他与薩瑪澤爾會晤了兩次,參加了委員會會議,并承諾在《希望報》發表宣言。“只要保持獨立,你愿意怎么做都行。”呂克常這樣說。
  保持獨立,這已經爭取到了,可還必須尋求答案,如何利用這一獨立。9月份,一切似乎都那么簡單:只要保持一點清醒頭腦、表現出几分誠意,也就足夠了,事情也可以勉強對付過去。如今,新的問題接二連三地不斷出現,對過去的一切提出了异議。拉舒姆熱情洋溢,對亨利撰寫的有關葡萄牙的文章极力宣揚,仿佛《希望報》就要成為共產党的工具。有必要辟謠嗎?亨利打心眼里不愿意失去那些因《希望報》持公正立場而喜愛它的知識分子讀者;但他也不情愿激起共產党人讀者的反感。不過,他這樣准都不得罪,勢必變得無足輕重,他這樣做也确實在起著麻醉人的作用。那該怎么辦?他腦子里一邊翻來覆去地思考這個問題,一邊向斯克利伯飯店走去,朗貝爾正在那儿等著他共進晚餐。不管亨利采取怎樣的決定,都是向某种情緒讓步,而不是屈服于某一明擺的事實;盡管他下定种种決心,但他始終在原地踏步。他知之不多,什么也不了解。“先了解情況,然后再說,這總歸符合邏輯吧。”他暗自思忖。可是,事情并非按此邏輯發展。首先必須表態,這刻不容緩;然后讓事情的發展來判別您的是非。“這正是所謂的哄騙。”他不快地想到,“我也一樣,在哄騙我的讀者。”他曾暗暗發誓,對讀者說的事情一定要對他們有所啟迪,有助于他們思考問題,總之,要說事實真相。可現在,他卻在干哄騙的勾當。怎么辦?他總不能關閉編輯室,辭退全体人員,鑽進哪個房間呆上一年,閉門不出,只与書本打交道!報紙必須生存下去,為此,亨利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犧牲自己的一切。他在斯克利伯飯店門前停下了腳步。和朗貝爾一起吃晚飯,他感到歡悅。可向他訴說自己的近況,亨利又有點儿心煩,不過,他希望朗貝爾不要過分在意。他進了旋轉門,突然間仿佛置身于另一個世界:里面暖烘烘的,男男女女都身著美國軍裝,空气里彌漫著黃煙味,櫥窗里擺著奢華的裝飾品。朗貝爾笑盈盈地迎上前來,他也穿上了一套中尉軍服。在用作戰地記者飯堂的飯店餐廳里,桌上擺著黃油和棱柱形白面包。
  “你知道,在這個飯店里可以喝到法國葡萄酒。”朗貝爾樂呵呵地說,“我們馬上就要跟德國戰俘吃得一樣好了。”
  “美國佬好生喂養他們的俘虜,你气憤嗎?”
  “并不完全為吃的事,盡管法國人填不飽肚子,而他們卻有吃有喝,讓人無法容忍。丑惡的是整個的情況:他們對德國佬,包括納粹分子都手下留情,可對集中營里的人卻那樣對待。”
  “我很想知道他們禁止法國紅十字會進入集中營,是否确有其事。”亨利說。
  “這件事,我首先就要去弄個水落石出。”朗貝爾說。
  “很明顯,眼下,我們對美國并不熱乎。”亨利一邊往盤子里裝罐頭豬肉和面條,一邊說道。
  “沒有必要熱乎!”朗貝爾一皺眉頭:“可惜這叫拉舒姆那么開心。”
  “我來時還琢磨這個問題呢。”亨利說,“你只要說一句反共產党的話,你就是在干反動的勾當!可你一批評華盛頓,你又成了共產党。除非怀疑你屬于第五縱隊。”
  “還好,事情越辯越明。”朗貝爾說。
  亨利聳聳肩膀:“不應過分樂觀,你還記得吧,圣誕節前夜,我們說過《希望報》決不容忍他人网羅。噯,這可不那么簡單。”
  “那就繼續憑我們自己的良心說話好了!”朗貝爾說。
  “你要明白!”亨利說,“每天上午,我都在向成千成万的人們解釋他們應該開動腦筋,可我自己又憑什么指導自己呢?憑自己良心的聲音!”他給自己斟了一杯酒:“這是欺騙!”
  朗貝爾微微一笑:“你給我舉几個比你更認真的記者的名字。”他深情地說,“你親自處理每一封來函,對一切都躬親過問。”
  “我每天都盡量做到正直。”亨利說,“可問題正在這里,我因此而沒有一分鐘的閒暇去深入研究我所提出的問題。”
  “行了吧!你的讀者對這樣就已經很滿意了。”朗貝爾說,“我認識一伙大學生,他們說話總是以《希望報》起誓。”
  “我因此而更感到有罪!”亨利說。
  朗貝爾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他:“你總不會去整天研究那些統計數字吧?”
  “這正是我應該做的!”亨利回答說。出現了片刻沉寂,亨利突然打定了主意:還是赶緊了結了那件麻煩事吧。
  “我把你寫的小說稿帶來了。”他說道,朝朗貝爾微微一笑:“真怪,你富有親身經歷,体驗也极為真切,而且你也經常跟我談起,是那么動人,你寫的專題報道內容极為丰富。可在你的小說稿里卻什么也沒寫進去。我在琢磨其中的原因。”
  “你覺得不行吧?”朗貝爾說,他一聳肩膀:“我早跟你說過了。”
  “問題在于你絲毫沒有把你的真情實感寫進去。”亨利說。
  朗貝爾猶豫不決:“有的東西真正触動了我的心,可對別人來說卻毫無意思。”
  亨利微微一笑:“可人們反而強烈地感覺到你所說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沒有打動你自己的心。仿佛你寫這些故事時,像是在受罰,像小學生在做額外的作業似的。”
  “噢!我完全有自知之明,我沒有這种天賦。”朗貝爾說。
  他微笑著,可一副窘迫的神色。亨利感覺到他實際上對這些小說看得是很重的。
  “誰有天賦?誰又沒有天賦?實在不太清楚這到底是什么意思!”亨利說,“不。你錯就錯在選材,你選的都是些与你毫不相干的題材,問題就在這里。下一次,你要盡量把自己擺進去。”
  “我不會。”朗貝爾說。他淡然一笑:“我是那种地地道道可怜的小知識分子,沒有能力成為一個創作家。”
  “別胡說八道!”亨利說,“這些短篇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初次失利是正常的事。”
  朗貝爾搖搖頭:“我了解自己,我永遠辦不成任何大事。一個知識分子一事無成,夠可怜的。”
  “只要你堅持下去,就能有所作為。再說當知識分子,這又不是什么毛病!”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朗貝爾說。
  “我就是一個知識分子,你就很樂意對我表示敬重。”
  “你,情況不一樣。”朗貝爾說。
  “不對。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有人把這個字眼當作一种侮辱,我真气憤:他們好像以為腦子空空就了不起似的。”
  他搜索著朗貝爾的目光,可朗貝爾一個勁地只看著碟子。他說道:“我在琢磨當戰爭真正結束后我該怎么辦?”
  “你不愿意繼續干記者這一行嗎?”
  “戰地記者,這是不可能的了;可和平記者,也當不成。”朗貝爾說。他聲音激動地補充道:“像你這樣干記者這一行,那還值得:那是一种真正的冒險生涯。可當編輯,哪怕在《希望報》,沒有任何意思,除非我不得不以此謀生。可是,這寄生的生活,我又良心不安。”他猶豫了片刻:“我母親給我留下的錢太多了,我怎么都良心不安。”
  “所有的人都這樣。”亨利說。
  “噢!你,你擁有的全是你勞動所得,沒有這個問題。”
  “誰也不可能永遠問心無愧。”亨利說,“比如,我在這儿吃飯,同時又禁止自己上黑市飯館:這就很幼稚。各有各的高招,迪布勒伊故意把金錢當作一种身外之物,他錢多极了,可他并不為賺錢而賺錢。誰需要錢,他也從不拒絕,任安娜去管理使用。安娜呢,她也不把這錢當作自己的財產,應付自如:她是為丈夫和女儿而花錢,她為他們安排了舒适的生活,同時自己也得到了享受。至于我嘛,幫了我大忙的倒是手頭拮据、入不敷出,這樣,我總感到自己擁有的一切沒有一點是多余的,這實際上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
  “可情況完全不一樣。”
  亨利搖搖頭:“當處境不公平,你就不可能正派地處世。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不得不搞政治,目的在于改變處境。”
  “我有時自問該不該拒絕那筆錢。”朗貝爾說,“可拒絕又有何用?”他猶豫了一下:“再說,我承認貧窮讓我害怕。”
  “還是想辦法盡量把錢用到有益的地方吧。”
  “呃,問題正是這樣,怎么用?我用這錢能做些什么?”
  “總有你喜歡的事情吧?”
  “我自問……”朗貝爾支支吾吾地說。
  “你有喜歡的事情嗎?你什么也不喜愛?”亨利有點不耐煩地問道。
  “我很喜歡同事們,可解放以來,大家爭吵不休,女人吧,她們要么愚蠢透頂,要么無法容忍;書嘛,我討厭;至于旅行,地球上到處都一樣凄慘。再說,近段時間來,我連善惡都再也分不清了。”他下結論道。
  “怎么回事?”
  “一年前,一切就像是埃皮納勒1的圖片一樣簡單明了。可現在,人們發現美國人跟納粹分子一樣,是些野蠻的种族主義分子,他們對別人繼續在集中營活活死去根本不在乎;傳說蘇聯也有集中營,情況好不了多少;有的附敵分子給槍斃了,可有的家伙一樣混賬,卻給他們大獻鮮花。”
  
  1法國城鎮名,以其圖片制造藝術而聞名。

  “你之所以義憤填膺,那是你還相信某些東西。”
  “不,老實說,一旦人們開始提出疑問,那任何一切都抵擋不住。有許多道德原則,大家都以為是一致公認的:可到底以什么名義?說到底,為什么要自由,又為什么要平等?公正又有什么意義?又為什么要愛別人胜于愛自己呢?一個像我父親那樣一輩子只知道尋求享樂的人,他難道就那么錯嗎?”朗貝爾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惹你生气了吧?”
  “不,必須給自己提出這些問題。”
  “尤其得有人回答這些問題。”朗貝爾說道,聲音愈來愈激動。“他們大談什么政治,把我們煩死了;可為什么非要這种政治,而不要那种政治?我們需要的首先是一种道德,一种生活的藝術。”朗貝爾帶著几分挑釁瞅了瞅亨利:“這就是你應該賦予我們的,這比幫助迪布勒伊起草宣言更有意義。”
  “一种道德,它必須包含一种政治態度。”亨利說,“反言之,政治是活生生的。”
  “我并不這么認為。”朗貝爾說,“在政治方面,人們關心的只是些并不存在的東西,什么前途啦,集体啦,可真正實實在在的,是現實的時刻,是一個個單個的人。”
  “可單個的人參与群体的歷史。”亨利說。
  “不幸的是在政治領域,永遠不談個人的歷史。”朗貝爾說,“人在共性之中消失,至于個性,誰也不在乎。”
  朗貝爾的口气如此強烈,亨利不禁好奇地打量著他:“比如?”
  “呃,比如,就以犯罪問題為例。從政治上抽象地看,一個跟德國佬共過事的人就是一個混蛋,人人咒罵,這不成問題;可要是更深入地去目的地一看某個特殊的情況,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你想到了你的父親?”亨利問道。
  “是的,有時我想求你出出主意,我難道真的有必要繼續与他勢不兩立嗎?”
  “去年,你談起他時是那么一副腔調!”亨利詫异地說。
  “因為那時我以為是他告發了羅莎,可在這一點上,他說服了我:他愛莫能助。所有的人都知道羅莎是個猶太人。不,我父親在經濟上与敵合作,這已經夠卑鄙的了,而他肯定就要受法庭審判,十有八九要判刑,可他那么大年紀……”
  “你見過他了?”
  “見過一面,后來,他給我寫了很多信。我承認,那些信引起了我內心的极大震動。”
  “如果你想与他和解,你是完全自由的。”亨利說,“我還以為你們的關系很糟呢。”他又補充了一句。
  “我認識你的那段時間是這樣。”朗貝爾吞吞吐吐,最后鼓了鼓勇气說道:“是他把我喃育成人。我覺得他很愛我,當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只是他容不得我違抗他。”
  “在認識羅莎之前,你從來沒有違抗過他?”亨利問道。
  “沒有。他之所以气得發瘋,原因正在于我竟敢斗膽与他作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与他作對。”朗貝爾說,繼又一聳肩膀:“這一來,我便索性認為是他告發了羅莎。不用說,那時我真恨不得親手宰了他。”
  “可你怎么會怀疑是他告發的呢?”
  “是一些朋友給我灌輸了這個念頭,其中有樊尚。可我后來又跟他談起了這件事,他絕對沒有證据,沒有任何證据。我父親以我母親的墳墓發誓,絕沒有這回事。如今,我冷靜下來了,我肯定他決不會干出這等事來。決不會。”
  “這看來挺可怕的。”亨利說。他猶豫不決。兩年前,朗貝爾毫無證据便怀疑他父親是個罪人,可現在又希望他無辜,手頭同樣也沒有證据。看來沒有任何辦法了解事實真相。
  “樊尚動不動就鑽進惊險小說出不來。”亨利說,“听我講,如果你不再怀疑你父親,你本人也不再責怪他,你就不必扮演執法者的角色。去看看他吧,做你自己高興的事情,別顧忌別人。”
  “你真認為我可以這么做?”朗貝爾說。
  “誰又阻止你?”
  “你不認為這是幼稚病的一种表現?”
  亨利惊詫莫名地打量著朗貝爾:“幼稚病?”
  朗貝爾的臉霍地紅了:“我是想說,是不是怯懦?”
  “不。自己怎么感覺,就怎么生活,這并不怯懦。”
  “是的,你說得有理,我馬上給他寫信。”朗貝爾說,“我跟你談這事是對的。”他充滿感激之情說道。
  他朝碟中伸出勺子,那團紅乎乎的漿糊似的東西在碟中晃動。“你可以幫我們的大忙。”他喃喃地說:“不僅僅是我,有許多年輕小伙子都處在我這种狀況。”
  “幫你們什么忙?”亨利問道。
  “你富有實在感。你應該教我們一天一天實實在在地生活下去。”
  亨利微微一笑:“建立一种道德觀,一种生活的藝術,這可不在我的計划范圍之內。”
  朗貝爾朝他抬起兩只閃閃發亮的眼睛:“噢!我表達不當。我指的不是什么理論著作。可你熱愛某些東西,信仰某些道德准則。你應該向我們指明這地球上哪些是可愛的東西。同時也應該再寫一些优美的作品,使這個地球更加适于人類居住。我以為這就是文學的作用所在。”
  朗貝爾一口气發表了這番高論。亨利感到他事先是有准備的,仿佛多少天來一直等待著這一机會似的。“文學可并不一定就快樂。”他說道。
  “不,必定快樂!”朗貝爾說,“一旦成為藝術,即使悲傷的東西也會變成歡樂。”他遲疑了一下:“歡樂,也許這詞用得不太妥當,可不管怎么說,這是有道理的。”他突然打住話頭,臉色發紅:“噢!我不愿意強迫你寫書。只不過你不該忘記你首先是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家。”
  “我并沒有忘記。”亨利說。
  “我知道,可是……”朗貝爾變得局促不安:“比如,你關于葡萄牙的報道,寫得确實很好,可我想起了你昔日寫的有關西西里的文章。在你的報道里沒有讀到那樣的筆墨,真有點遺憾。”
  “若你有机會去葡萄牙,你也不會有興致去描繪那花紅似火的石榴樹。”亨利道。
  “啊!我希望你能重新激起這份興致。”朗貝爾聲音咄咄逼人地說,“為什么就不行?人們完全有權利漫步海濱而不去關心沙丁魚的賣价。”
  “問題是我無法激起興致。”亨利說。
  “不管怎樣,”朗貝爾言辭激烈地繼續說道,“人們搞抵抗運動是為了維護個人及其保持個性、獲得幸福的權利;收獲勞動果實的時刻已經到了。”
  “不幸的是,還有數十億人,對他們來說,這种權利仍然是一句空話。”亨利說道。他聳了聳肩膀:“我認為正是因為人們已經開始關心他們的命運,所以不能半途而廢。”
  “那么,每個人都應該等到他人幸福才能想辦法讓自己獲得幸福?”朗貝爾問道,“藝術和文學,就被打回了黃金時代?可是,人們現在恰恰需要文學和藝術!”
  “我并不是說沒有必要再寫作。”亨利說。他遲疑不決。朗貝爾的責備切中了他的要害。确實,關于葡萄牙,還有許許多多的東西可以寫,將它們排斥在外,他心里并非完全沒有一點遺憾。成為一個藝術家、一個作家,這正是他的夙愿,永遠不能忘記。從前,他立下了宏圖大志,現在是付諸行動的時刻了。少年得志,碰運气出了一部作品,被人亂加吹捧,他需要的是別的東西。“實際上,”他繼續說道,“我現在正在寫一部中你心意的小說,一部沒有任何寫作動机的小說,僅僅為了自己的樂趣而敘述一些事情。”
  “真的?”朗貝爾問道。他臉上顯出了喜悅的神色:“你還沒有寫完吧?進展順利嗎?”
  “開頭嘛,總是有點儿難產,可還順利!”亨利回答道。
  “噢!我高興极了!”朗貝爾說,“要是你讓人給吃了,那該多遺憾啊!”
  “我決不讓人把我吃了。”亨利說道。
  “你那部歡快的小說有進展嗎?”波爾問道。
  “有,有進展。”亨利答道。
  她躺在他身后的床上,亨利隱隱約約地感到她深沉的目光落在自己的頸背。一束目光并不發出聲響,他實在不忍心把她赶走,可這目光卻沉重地壓迫著他。他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小說上來。這個月,他打定了主意,還是把小說發生的時間安排在1935年,這也許是著錯棋。這几天來,他筆触干澀、詞語枯竭。
  “對,是著錯棋。”他在心底肯定地說。他執意談談自己,可是,他与1935年時的他已經判若兩人,毫無相同之處。他當時對政治的淡漠態度、他的好奇心、他的勃勃雄心,以及個人主義的偏見,是多么短淺、多么幼稚!他設想的是一個一帆風順、毫無坎坷的前程,進步有著保障,人与人之間很快就會產生博愛,世世代代將和睦相處,可這种設想尤其意味著自利和麻木。噢!他也許能為自己找到借口。可是,他寫這部書的目的在于盡量表現他生活的真實,而不是為了解釋什么過錯。“必須用現在時去寫。”他打定了主意。他重又閱讀了最后几頁。初來巴黎,与迪布勒伊最早几次交談,去杰爾巴旅行,一想到這段往事就要被徹底埋葬,實在遺憾。“噢!我已有過親身經歷,這就足夠了!”他自言自語道。但是倘若照此邏輯,那么現實經歷也就足夠了,人活著也就滿足了。事實是人僅僅活在世上并不夠,因為人迫切需要寫作以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哎,管它呢,不管怎樣,誰也不可能拯救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要弄清今天自己要說些階么。“我處于何种境況?我需要得到什么?”真是咄咄怪事:人之所以那么迫切要求表現自我,是因為他感到自己与眾不同。可卻又無從說起。“我是怎樣一個人?”過去,他從不向自己提出這种問題。他總認為其他人全都已經定型,他們的發展都有一定限度,可惟獨他不同。他的作品和生命遠遠沒有終結,這使他得以原諒別人對他的种种評价,并尊重他人,哪怕對迪布勒伊也是如此,只不過處在他日后的作品將獲得的高度,帶著几分俯就的姿態對迪布勒伊表示敬意罷了。可是現在,他不得不承認他是個定了型的成年人,年輕人把他尊為長者,成年人把他視作同輩,有的人甚至對他表示敬重。定了型,有了限度,到了終點,這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然而他又是誰呢?從某种意義上說,是他的作品決定了他的存在。可反過來說,要想寫出作品,他又不得不了解自己的真實所在。乍一看,他剛剛度過的這几個月,意義相當明顯,可要是進一步細看,一切便模糊不清。幫助人們更好地思索、更好地生活,這果真是他的心愿,或只不過是一种人道主義的幻想而已?他真的關心他人的命運,或只是尋找良心的平靜?而文學,這對他來說又成了一种什么東西?當人們沒有迫切的東西急需表達,而硬著頭皮去寫作,必定流于抽象。他舉著筆,想到波爾肯定發現了他沒有在寫,心中好不气惱。他轉過身子:“你明天上午就去找格雷邦吧?”他問道。
  波爾莞爾而笑:“你呀,腦子里閃過一個念頭,便抓住不放。”
  “听我講,這支歌你唱合适极了,你說你喜歡。布呂熱爾的曲子优美動人,薩布里利奧隨時就會來听你演唱,不管你愿意哪一天,你自己呢,也完全可以積极配合!不要總躺在床上昏昏沉沉了,還是去練練嗓子,這樣沒有坏處,我向你保證。”
  “我并不昏昏沉沉。”
  “不管怎么說,既然我已經為你約定了時間,你去不去?”
  “我十分樂意去找格雷邦,好好地學唱你那支歌。”她說道。
  “可你肯定通過不了試唱,你是想說這個意思吧?”
  她嫣然一笑:“是有這么點儿意思。”
  “你真讓我泄气!”
  “你得承認我可從來沒有給過你什么鼓勵!”她又微微一笑:“你別為我操心了。”她含情脈脈地說。
  他多么希望為她操點心,了卻了這門心事,再也別像現在這樣總感覺到她在身后窺望著他;也許她已經有所察覺,亨利跟薩布里利奧談了此事,他又定了兩首歌詞,挑選了整整一套歌曲,然后又給格雷邦打了電話,凡是他能夠為她做到的,他全都做了。她十分樂意為他歌唱,甚至還過分地以此來投他所好,但是,他安排的一切,她卻死活不接受。亨利又開始毫無興致地爬起格子,寫下一行行死气沉沉的文字。
  就這樣,他心煩意亂地對著紙筆呆了兩個小時。突然,有人使勁地敲門。他看了看表:零點十分。“有人敲門。”
  波爾在床上昏昏欲睡,支起身子:“我去開門嗎?”
  敲門聲又響了,他們听到一個歡快的聲音:“我是迪布勒伊,打扰你們嗎?”
  他們一起下了樓梯,波爾打開了門:“沒發生什么事吧?”
  “你指誰呀?”迪布勒伊笑眯眯地說道,“我看見了燈光,我想可以上來看看。剛剛過12點,你們就要上床睡覺了?”他早已坐到了平時坐的那把扶手椅上。
  “我正想喝一杯呢!”亨利說,“我又不敢獨自空飲。是我那個邪惡的魔鬼把您召來的吧。”
  “來點儿白蘭地?”波爾打開壁櫥問道。
  “非常樂意。”迪布勒伊朝亨利轉過臉去,臉上神采煥發。“我給您帶來了一條最新消息,您肯定很感興趣。”
  “什么消息?”
  “考慮到可能引起資金困難,我們或多或少放棄了那個把《希望報》辦成革命解放聯合會机關報的想法……”
  “是的。”亨利說道。他接過波爾遞給他的酒,呷了一口,心里隱隱約約感到不安。
  “呃,我剛剛從一個錢多得發爛的家伙那里出來,他准備在需要的時候接濟我們。您沒有听說一個叫特拉利奧的吧?那是一個經營鞋的大老板,他搞過一點儿抵抗運動。”
  “我好像有一點儿印象。”
  “他擁有數百万家產,對薩瑪澤爾崇拜得五体投地,真是幸運的巧合,這最終促使他下決心要幫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大忙。今天晚上,薩瑪澤爾領我到了那人家里。他准備贊助六月的集會,如果《希望報》成為聯合會的報紙,他也一定提供必要的資金。”
  “薩瑪澤爾的關系可真不賴。”亨利說。他一口飲盡了杯中的酒。迪布勒伊過分喜形于色,他感到有點儿气惱。
  “薩瑪澤爾是那种城里晚宴少不了的家伙。”迪布勒伊笑哈哈地說,“可對您和我來說,這种事誰也別指望讓我們去干,我還不如到廣場上去募捐呢。不過,這事正合他的胃口,他高興著呢。也好,他反正這樣可以弄到錢,在財經方面,如果沒有他,我真不知我們會落到什么地步。他是在被德占領期間与特拉利奧結識的,并對他產生了影響。”
  “那個腰纏万貫的鞋老板也是革命解放聯合會的?”
  “您奇怪嗎?”
  波爾坐在迪布勒伊的正對面抽著香煙,兩只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著他,一副敵對的神態。她正欲張嘴,亨利便隱約感覺到了她那憤怒的聲音,于是搶在她前頭說道:
  “我可不會對您說,您的建議讓我激動万分。”
  迪布勒伊聳聳肩膀:“您知道,所有報紙或遲或早都不得不接受私人贊助。新聞自由,這又是一种漂亮的無稽之談!”
  “《希望報》已經恢复了正常。”亨利說,“倘若我們保持現狀,自己完全可以長期存在下去。”
  “你們自己存在下去,還有什么?”迪布勒伊生气地說道,“我完全理解,您獨自一人創辦了《希望報》,您也希望單槍匹馬辦下去,我理解。”他重复說道,“可您還是想想您應該起到什么作用!這個月里,您已經意識到革命解放聯合會多么迫切需要一份報紙,是不是?”
  “是的。”亨利答道。
  “您也承認我們行動的重要性。那么?”
  “如果那位先生為《希望報》提供資金,他肯定也要插上一手。”亨利說。
  “啊!這絕對不可能!”迪布勒伊說道,“他絕對不會干涉報社的領導。實際上,跟那么一個贊助人合作,您會比現在還更獨立得多,因為說到底,您現在由于害怕失去您的讀者,因此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腳。”
  “您的那個好人,我總覺得像是個古怪的慈善家。”
  “要是您見了那人的面,您馬上會明白的。”迪布勒伊說。
  “他決不會向我提出任何條件,我總難以相信。”亨利說。
  “決不會提任何條件,我向您打保票,這是确定無疑的。”
  “這一切不會是空話吧,您完全有把握?”
  “听我說,您自己跟他談去!”迪布勒伊說道,“您只需給他打個電話,他已經准備明天簽字。”
  迪布勒伊口气如此輕松,亨利不禁淡淡一笑:“還是等一等吧!我首先得見見呂克。再說,即使我們決定宣告支持革命解放聯合會,我們也要盡可能自己想辦法擺脫困境,我更樂意這樣做。”
  “以我個人之見,我堅信《希望報》不會失去它的讀者。”迪布勒伊說,“我完全贊同不要特拉利奧幫助,自己去解決困難。”他猶豫了一下:“不過,他還是希望您跟他談談為好。”
  “他已經跟您談過了,跟我也沒有更多的話要講。”亨利說:“只要我有辦法,我決不會要求他向我提供資金。”
  “隨您的便。”迪布勒伊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求您了,盡早作出決定。我們已經喪失了那么多時間!”
  “您知道,您向我提出的這些要求事關重大。”亨利說,“涉及的不僅僅是我自己。還是您盡可能耐心等一等吧。”
  “我是無可奈何,不得不耐著性子啊。”迪布勒伊歎了一口气說道。他站起身子,朝波爾咧嘴一笑:“您不跟我去轉一圈?”
  “上哪?”波爾問道。
  “隨便哪儿,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一個真正的仲夏夜。”
  “不,我困了。”波爾怏怏不樂地說。
  “我也困了。”亨利說。
  “那算了,我就獨自一個去漫步。”迪布勒伊朝門口走去邊說,“星期六見。”
  “星期六見。”
  亨利插上門,當他轉過身,波爾迎面站著,滿臉惊駭不安的神色:“真發瘋了!他想搶走你的報紙!”
  “听我講,這談不上什么搶。”亨利說道。他故意打了呵欠。波爾實際上跟他觀點一致,可就在這种情況下,讓他去和波爾爭辯,他最受不了。他心里也惱火:簡直是耍鬼花招!迪布勒伊只要想得到這份報紙,就會自以為有權利得到它。“我個人表示的反感,他才不顧忌呢;一旦他決定利用您,他的友情就沒有什么分量了。”
  “你應該讓他滾蛋。”波爾說:“他決不會認真待你的,你永遠都是他幫助在文學界揚了名的年輕小伙子,一切全都虧了他。”
  “可說到底,他并沒有苛求什么了不起的東西。”亨利說,“我是革命解放聯合會成員,我主編《希望報》:這兩件事合二為一倒是自然的。”
  “那你將再也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將不得不服從他們的命令。”波爾气得聲音發抖。“再說,你必定一頭扎到政治中去,再也沒有一分鐘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你已經抱怨缺少時間寫你的小說了……”
  “你就別恐慌不安了,一切都還沒有定局。”亨利說道,“我絕對沒有說我接受。”
  他听著波爾的异議,心中的積恨漸漸煙消云散。她抗議如此激烈,反倒顯示了其理由的無足輕重。實際上,這都是亨利在自己心底反复思考的那些理由。“我之所以反對,是因為我擔心被政治吞沒了,恐懼承擔新的責任,希望有空暇時間,特別是希望當家作主。”總而言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理由。第二天,當他來到報社,他打心眼里希望呂克能給他提供更為充足的理由。
  但是,呂克已經無力應付局面。顯然,拉舒姆給《希望報》幫了倒忙,人們私下議論亨利被共產党人所控制,這實在讓人生气,更何況亨利近來在許多方面對共產党人進行批評,如共產党人把抵抗運動和他們的党混為一談,搞競選宣傳蠱惑人心,不知廉恥地一味縱容他人,但對与敵人合作過的人卻一律嚴加懲罰。可是,右派報刊幸災樂禍,對這种誤解大加利用。讀者紛紛抱怨,朗貝爾要求采取措施,報社的大部分人感到心情不舒暢,呂克也不例外。“反正都是標簽,”當亨利向他闡明了形勢,呂克說道:“那与其說讓人當作共產党,還不如代表革命解放聯合會為好。”這几乎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可我既不相信革命解放聯合會,也不信仰共產党,這兩家都是一路貨色。”樊尚說,“照你的想法作出決定吧。”
  “說到底,他們都是同意的。”亨利獨自回到辦公室后,下了這樣的結論。“他們看不到任何拒絕的理由。”他心頭一揪:他馬上要不得不接受。革命解放聯合會迫切需要一份報紙,而他又具体代表了一种机會,人們沒有權利拒絕。世界在戰爭与和平之間動蕩不定,前途也許就取決于某個難以估料的因素:不為實現和平而作出一切努力無异于犯罪。亨利看了看寫字台、扶手椅和四壁,听了听輪轉印刷机的隆隆聲,猛然感到自己從一個毫無意義的長夢中惊醒。迄今為止,他一直把《希望報》看作某种玩具:小印刷工的一套用具——一套形狀与實物一模一樣的精美的玩具。然而,它是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人們有權利詢問這件武器使用得如何。他向窗戶走去。噢!他有點夸大其辭了。他并非那么毫無意義。9月的歡樂早已不复存在,現在事關這份報紙,可他總認為有必要向自己作出交待,他完全錯了。“真怪,”他心里琢磨道,“一旦做了件有用的事情,人們賦予您的不是權利,反而是義務。”他創辦了《希望報》,可這導致了他整個儿扎進了政治的旋渦之中。他腦中已經想象到了薩瑪澤爾擅自闖入家門,高談闊論;迪布勒伊接二連三地打來電話,以及形形式式的會議、商談,爭論和交易。他曾經向自己發誓:“我決不讓人把我吃了。”哎,命運已定:他就要被人吞噬。他走出辦公室,下了樓梯。城市籠罩在茫茫暮靄之中,在這黑夜里宛如一個巨大的車站:他過去多么喜歡暮靄和車站。可如今,他再也沒有任何愛,他已經讓人給吃了。正因為如此,在他企圖表達自己的一刻,他尋覓不到任何要傾訴的東西。“你愛著某些東西,請告訴我是哪些!”哪些?他既不愛波爾,也不愛納迪娜;旅行,這對他已經沒有吸引力;他再也沒有興致去讀書、漫步、听音樂;他再也不為了自己的樂趣去做點什么;他再也不能駐足街頭;再也不能歡樂地回憶往事。有許許多多人要接待,有一大堆事情要著手去做:他就像一個工程師生活在工具的天地里。他的心變得比鵝卵石還硬,這就不足為怪了。他加快了腳步。這副冷酷的心腸,讓他自己也感到恐懼。在圣誕之夜,他曾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恢复自我,然而,他什么也沒有尋覓到。相反,他整天感到心情不舒暢,總是處于守勢,始終緊緊張張,動輒生气,滿肚子惱火。他心里十分清楚難以承擔這些自找的麻煩事,它們只能給他帶來煩惱。“我學識疏淺、目光短淺、處事輕率,我沒有時間,將永遠沒有空暇。”這种老生常談,令人厭煩。但是,他將永無休止地听下去,一切都將愈來愈糟,糟上加糟。被吃,被吞噬,被剝得只剩下一副骨頭。他再也不可能寫作。寫作,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正在選擇另一种方式生活,將再也沒有任何東西与任何人交流。“我不愿意。”他內心發出了反抗的呼聲。不,他不樂意接受并非毫無道理。恰恰相反,倘若他還有几分激情,他完全可以認為這對他來說是個生命攸關的大問題:事關他作家生命的存亡,他必須抗爭。“不管怎么說,革命解放聯合會手中并不掌握著人類的命運。”他心里想,“而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命運也并非掌握在我的手中。”他常常這樣告誡自己:“人們對自己實在太認真了。實際上,我們的行為舉止無足輕重,這個世界也并沒有多少分量:它多纖、多孔,并不堅固。”行人在霧中匆匆行走,仿佛他們提早几分鐘抵達此處或彼處事關重大似的。可最終,他們都有一死,我也在所難免:這又減輕了多少生命的負擔。人們對死亡無能為力,因此對任何也無能為力。因此誰也就不欠任何人的債,人活著沒有必要自尋煩惱,就干點力所能及的事吧。拋棄《希望報》和革命解放聯合會,离開巴黎,隱居到南部的某個偏僻角落,集中精力去寫作。“自己播种,自己收獲。”朗貝爾經常這樣說。還是想方設法爭取自己幸福地生活,不要去等待普天下的人都幸福的那一天了。為什么就不行?亨利想象著孤零零的農舍、松樹,想象著叢林的气息。“可我將寫些什么?”他大腦空空,繼續向前走去。“陷阱早已設下。”他心里在想,“正當您以為脫險的時刻,它卻落到了您的頭上。”用詞語尋覓過去、拯救現在,多美啊!可只有將話語向他人傾訴,這才能實現;只有當過去、現在和生命舉足輕重,這才富有意義。如果這個世界無足輕重,他人微不足道,寫作又有何用?那不只有無所事事、厭煩得盡打呵欠了?生活,是無法割裂的,必須整個儿占取它:要么擁有它,要么便失去它。可惜人們沒有時間去擁有一切,這就是悲劇之所在。亨利的腦中驟然間又混亂不堪。他珍愛這份報紙,他對于戰爭、和平和公道的种种憂慮并非毫無意義,決不能把這一切統統拋到腦后。但是,他又是一個作家,他想要寫作。到目前為止,他勉勉強強總算把這一切湊合過去了:應該說比較糟。倘若他向迪布勒伊讓步,那他將永遠無法擺脫困境。那又怎么辦?讓步?不讓步?行動?寫作?他回家上了床。
  几天過去了,亨利仍然感到猶豫不決。“行,還是不行?”這問題始終纏繞著他,最終扰得他心情煩躁。突然,他發現門洞處露出了拉舒姆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亨利更加意識到了自己情緒的惡劣。“你能給我五分鐘嗎?”拉舒姆問道。
  拉舒姆常來報社看望樊尚。每當他來到亨利的辦公室,亨利總對他表示歡迎,可這一次,亨利聲音极為生硬地說道:“我想還是明天再說了,我手頭有篇文章要赶寫。”
  “可我想今天跟你談談。”拉舒姆說道,沒有一點窘迫的樣子,一屁股坐了下來。
  “談什么?”
  拉舒姆帶著某种嚴厲的目光注視著亨利:
  “据樊尚說,《希望報》要依附于革命解放聯合會?”
  “樊尚那張饒舌嘴,”亨利說,“純屬無稽之談。”
  “啊!這我就放心了!”拉舒姆說。
  “為什么?這跟你又有什么關系?”亨利帶有几分挑釁的口吻問道。
  “不然就會鑄成大錯。”拉舒姆說。
  “會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錯?”亨利問道。
  “我考慮到你不了解情況。”拉舒姆說,“正因為如此我想提醒你注意。”他的聲音陡然變得嚴厲起來:“在党內,大家認為革命解放聯合會正逐漸蛻變成一個反共組織。”
  亨利張口哈哈大笑:“果真如此!我自己可永遠不敢這么想!”
  “沒有什么可笑的!”拉舒姆說。
  “你笑口難開!”亨利說道,戲弄地瞥了拉舒姆一眼:“你對《希望報》大唱贊歌,對我的胃口來說,甚至有點儿過分。迪布勒伊宣傳的跟我說的完全一樣,可你卻說他反對你們!發生什么不測風云了?”他補充道:“上個星期,拉福利不是友好得很嘛。”
  “像革命解放聯合會這樣一個運動,態度极為曖昧。”拉舒姆口气穩重地說道:“一方面,它把人們引向左派,這确有其事;可另一方面,一旦它吞并了某家報紙,組織聯合,其用心無非是為了打入我們的核心。開始時,共產党希望達成聯合,可當對方公開反對我們,那我們就不得不被迫与他們斗爭。”
  “你是想說倘若革命解放聯合會是一個可有可無、默默無聞的小組織,緊緊追隨你們,老老實實地活動,那你們就會容忍它的存在,甚至給予鼓勵?可如果它開始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神圣的同盟就再也無從談起?”
  “我再給你重复一遍,它是企圖打入我們的核心。”拉舒姆說,“因此,就根本談不上什么神圣同盟。”
  “對,你們就是這樣推斷的!”亨利說,“呃,我也向你進一言:別去攻擊革命解放聯合會。你們決不可能讓任何人相信你們那一套,說這是個反共組織。相反,你們倒會使那些認為民族陣線是個騙局的人們顯得理直气壯。怪不得除了你們之外,你們不容忍一個左派的存在!”
  “目前還不可能公開反對革命解放聯合會。”拉舒姆說,“只不過看它不順眼,僅此而已。”他神情嚴肅地看了看亨利:“一旦它到了擁有報紙的那一天,它就會构成危險。別把《希望報》讓給他們。”
  “哼,是訛詐吧。”亨利說,“如果它放棄擁有一份報紙,它就可以平平安安跟著別人轉,是不是?”
  “訛詐!”拉舒姆責怪道,“若革命解放聯合會安分守己,那就彼此仍以朋友相待;不然,決不客气。這是合乎邏輯的。”
  亨利一聳肩膀:“當斯克利亞西納向我斷言無法与你們共事時,我還不愿相信呢。唉,他言之有理。大家只有服從你們的指揮,按你們的眼色行事的義務,別無權利。”
  “你是不愿意明白!”拉舒姆說,緊接著以咄咄逼人的聲音補充道:“為什么就不保持獨立?這是你的力量所在。”
  “即使我和革命解放聯合會一起行動,我要說的也將与從前的一模一樣。”亨利說道,“說的都是你們贊同的東西。”
  “但是,你將以某個派別的名義說話,意義也就截然不同了。”
  “而迄今為止,人們也許都以為我贊同共產党的整個路線?這給你們提供了方便?”
  “你确實是贊同的。”拉舒姆熱情洋溢地說,“若你討厭再扮演自由射手的角色,那就跟我們一塊儿干。不管怎么說,革命解放聯合會毫無前途,他們絕對不可能爭取到無產階級。在共產党內,若你講話,听你的人很多,你在里面可以擔當一項名副其實的工作。”
  “可那工作不中我的意。”亨利說道。他惱火地想:“他們不折不扣地把我給吞并了。”拉舒姆繼續對他進行誘導,可他應該明白這類廢話決不可能激起人們向他們靠攏的欲望。他是作為朋友先來給亨利報個信,還是前來誘騙他?十有八九,這兩种目的兼而有之,而這正是最卑鄙的行徑。亨利突然開口說道:
  “我們在浪費時間,我得把文章寫完。”
  拉舒姆站了起來:“你要牢記,若迪布勒伊掌握了報紙,這只對他有利,于你并無好處。”
  “請相信我會維護我自己的利益的。”亨利說。
  他們相當冷淡地握了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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