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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三）

　　他們不再作聲。斯克利亞西納兩眼死盯著小提琴手跳動的手指，一副發狂的神態，傾听著昔日的某個回憶。他自以為任性是男子漢的气概，可大家向他讓步，是因為把他當作一個神經質的女人。大家如此順從，他本該生疑：這也許是沖著他的……亨利微微一笑，望著輕輕敲擊著桌面的迪布勒伊。若對方不過分糾纏不清，那迪布勒伊永遠都顯得彬彬有禮；可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他的謙恭姿態也是有限度的。亨利多么渴望安安靜靜地与他傾心交談，可是他并不著急；雖然他不喜歡這香檳酒、茨岡音樂和這种虛假的豪華，但這仍不失為清晨兩點在公共場所的一次歡聚。“我們重又相聚在一起了。”亨利心里在想。安娜、波爾、朱利安、斯克利亞西納、迪布勒伊，他們都是“我的朋友”，這“朋友”兩字在他心頭發出歡樂的聲響，猶如圣誕樹上劈啪作響的穗狀裝飾。
　　斯克利亞西納狂熱地鼓掌。這時，朱利安拉著波爾步入了舞池，迪布勒伊朝亨利轉過身子：
　　“您在那邊遇見的那些家伙，他們都希望來一場革命？”
　　“難道你因為恐懼共產主義而不惜容忍佛朗哥的統治？”亨利難以置信地問道。
　　“我擔心你們不太了解形勢。”斯克利亞西納答道。
　　“放心吧。”迪布勒伊樂呵呵地說，“我們對形勢十分了解。”
　　斯克利亞西納張口欲言，可迪布勒伊笑哈哈地擋住了他的話，“知道，您高瞻遠矚。可您總不是諾斯特拉達米斯１吧；對于五十年以后發生的事情，您并不比我們更有眼光。可以肯定的是，就目前而言，所謂的斯大林危險純屬美國捏造。”
　　
　　１諾斯特拉達米斯（1503∼1566），法國醫生、著名星相學家。

　　斯克利亞西納滿臉怀疑的神色瞧了瞧迪布勒伊：“您十足一副共產党人的腔調。”
　　“啊！對不起！一個共產党人決不可能義正詞嚴地大聲說出我剛才的那番話。”迪布勒伊說，“要是攻擊美國，他們就會譴責您搞第五縱隊的勾當。”
　　“禁令很快就會改變。”斯克利亞西納說，“您只不過比他們先行了几個星期，僅此而已。”他一皺眉頭：“別人經常問我，你們到底在哪些方面与共產党人有所區別，我承認我難以回答。”
　　迪布勒伊哈哈大笑：“那就別回答。”
　　“哎呀！”亨利開腔道，“我以為真的嚴禁談論正經的事情呢。”
　　斯克利亞西納气惱地一聳肩膀，表示無關緊要的閒聊再也不合時宜。“這是一种逃避行為吧？”他以譴責的目光緊逼著迪布勒伊問道。
　　“噢不，我可不是共產党人，您完全知道。”迪布勒伊說。
　　“我一無所知。”斯克利亞西納臉色驟變，換了一副最為迷人的笑臉：“真的，我真希望了解您的觀點。”
　　“我認為目前共產党人卷了進去。”迪布勒伊說，“我十分清楚他們為何支持雅爾塔協定，他們的目的是想給蘇聯留下慢慢恢复的時間。可結果呢，世界將分裂成兩個陣營，它們有各种各樣的理由相互爭斗。”
　　“您責備他們的就這些？只是對形勢的錯誤估計？”斯克利亞西納聲色俱厲地問道。
　　“我責怪他們鼠目寸光，只看鼻子底下的利益。”迪布勒伊一聳肩膀，“重新建設，這十分美好，可不能隨隨便便采用哪种方式。他們接受美國的援助，可總有一天他們會后悔莫及。法國必定慢慢被美國所控制。”
　　斯克利亞西納一口气飲盡了杯中的香檳酒，砰地一聲把杯子放在桌上：“這可是一种樂觀主義的預言！”他緊接著聲音嚴肅地說：“我不喜歡美國，我也不相信大西洋文明，可我希望美國占有霸主地位，這是因為今天要解決的問題，是物質丰富的問題，而惟獨美國可以給我們以丰富的物質。”
　　“丰富的物質？為誰？以什么代价？”迪布勒伊追問道。他气憤地又添了一句：“等到我們淪為美國殖民地的那一天就太妙了！”
　　“您宁愿蘇聯把我們吞并掉？”斯克利亞西納反問道。他一揮手，擋住了迪布勒伊：“我知道：您夢想一個統一、自主、社會主義的歐洲。可若它拒絕美國的保護，勢必落到斯大林的手中。”
　　迪布勒伊聳了聳肩膀：“蘇聯不愿吞并任何地方。”
　　“不管怎么說，這樣一個歐洲決不可能建立。”斯克利亞西納說。
　　“這是您說的！”迪布勒伊道。他緊接著激動地說：“無論怎樣，在法國，我們有著一個十分明确的目標：這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陣線政府。為此，必須有一個非共產主義的左派經受住考驗。”他朝亨利轉過身子：“不應再浪費時間，眼下人們都感到前途已經在望，咱們可不要等著他們失望。”
　　斯克利亞西納又灌了一杯伏特加酒，沉浸在對領班的審視之中，他不愿再和瘋子們講什么道理。
　　“您剛才說已有個良好的開端？”亨利問。
　　“已經有了開端，可現在必須繼續走下去。我希望您盡早和薩瑪澤爾見面。本周六召開委員會會議，我指望您了。”
　　“讓我喘口气吧。”亨利說。他有點惴惴不安地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想頂住這親切而又嚴厲的微笑的進攻，談何容易。
　　“為了您能參加，我已經推遲了討論。”迪布勒伊帶有几分責備的口吻說。
　　“您不該推遲。”亨利說，“我向您肯定，您過高估計了我的水平。”
　　“而您卻過低估計了自己的水平！”迪布勒伊說。他嚴厲地瞅了亨利一眼：“這四天里，您對整個形勢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形勢變化极大！您也許已經意識到保持中立再也不可能。”
　　“可我從來就不是保持中立的！”亨利說，“我向來同意与革命解放聯合會一起行動！”
　　“咱們有話明說：您只不過答應我們用您的名字并參加了几次活動，僅此而已。”
　　“別忘了，我手頭有一份報紙。”亨利不快地說。
　　“說的正對，我考慮最多的正是您的那份報紙：它再也不能持中立態度。”
　　“可它決不中立！”亨利詫异地說。
　　“那還要怎么才算中立！”迪布勒伊一聳肩膀：“站在抵抗運動一邊，這不再成其為什么綱領。”
　　“我沒有綱領。”亨利說，“可一旦需要，《希望報》便會表明立場。”
　　“噢！不，它沒有表明立場；再說它与別的報紙沒有兩樣，你們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不休，可實際上串通一气，遲遲不表態。”迪布勒伊的話聲中帶著憤怒：“從《費加羅報》到《人道報》，你們全都是些故弄玄虛的騙人玩藝儿；你們對什么都是唯唯諾諾，無論是對戴高樂，還是對雅爾塔協定，無不點頭稱是；你們假裝相信還有什么抵抗運動，相信我們是在向社會主義前進。有一個人在他最近撰寫的社論中簡直在胡說八道，那就是您的好友呂克。說真的，我們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已經開始倒退：你們中沒有一個人有膽量披露真相！”
　　“我還以為您与《希望報》觀點一致呢。”亨利說道。他的心開始跳得更快了。他感到震惊，這四天里，他和這份報紙息息相關，就好比与自己的生命密不可分。可《希望報》突然遭到譴責，而且是遭到迪布勒伊的譴責！
　　“對什么問題觀點一致？”迪布勒伊問道，“《希望報》根本沒有路線。你們天天抱怨沒有實行國有化。可還有呢？真正值得一寫的是誰制止了國有化、原因何在。”
　　“我不愿讓自己站在階級的立場上。”亨利說，“當輿論堅決要求之時，改革自然會進行。我正設法鼓動輿論，為此，我決不能讓我們一半的讀者感到不快……”
　　“您并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過時了吧？”迪布勒伊一副怀疑的神色問道。
　　“不。”
　　“那就別來跟我談什么輿論。”迪布勒伊說，“一方是要求改革的無產階級，另一方是不要改革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左右搖擺，這是因為它不太清楚它的利益何在；可別指望影響它。起決定因素的是形勢。”
　　亨利一時拿不定主意。階級斗爭并未過時；難道這就宣判了對人們的誠意与情理的任何召喚都無濟于事？
　　“小資產階級的利益錯綜复雜。”他說道，“我絲毫不敢肯定能對小資產階級起到什么作用。”
　　迪布勒伊示意有話要說，可亨利擋住了他，“還有，”他激動地說，“工人們閱讀《希望報》，這是因為他們從《希望報》中讀到了与《人道報》不同的東西，是因為《希望報》給他們注入了新鮮空气；若我站在共產党報紙的同一立場，或者我一味重复他們說過的事情，或者我采取反對他們的態度，那工人們都會讓我垮台。”他接著用妥協的口吻補充道：“我要打動的人比您要聚集的人多得多。為此，我不得不擁有一個更廣闊得多的活動范圍。”
　　“對，您打動了許多人。”迪布勒伊說，“可您剛剛親口道出了其原因之所在！如果說您的報紙讓所有人都感興趣的話，那是因為它不妨礙任何人。它什么都不抨擊，什么都不維護，只不過把各种問題都攤開而已。大家讀起來津津有味，可就像是在讀一份地方小報。”
　　出現了一陣沉默。波爾又來到安娜身邊坐下，她仿佛受到了奇恥大辱，而安娜則顯得尷尬不堪，朱利安已經不見蹤影；斯克利亞西納終于從沉思中醒來，一會儿看看亨利，一會儿又瞧瞧迪布勒伊，一副仲裁的神態；可他們倆并沒有爭吵不休。亨利面對對方激烈的攻擊啞口無言。
　　“可您到底要想干什么？”亨利問道。
　　“要您表明立場，确定与共產党的關系。”迪布勒伊說。
　　亨利滿腹狐疑地打量著迪布勒伊，迪布勒伊常常滿腔熱情地參与他人的事情，可人們也往往可以發現他實際上干的是自己的事。“說到底，您建議我執行的是革命解放聯合會的綱領。”
　　“對。”迪布勒伊回答道。
　　“您總不至于試圖讓《希望報》成為您那個行動的報紙吧。”
　　“這很正常。”迪布勒伊說，“《希望報》的弱點就在于不代表任何運動，而另一方面，一個運動若無報紙，就几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正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我們的目標一致，但方法并不一致。”亨利說。他后悔地想：“迪布勒伊那么迫不及待地要見我，原來就是為了這個！”他滿怀的歡悅煙消云散。“朋友之間夜晚相聚，難道就不能不談政治？”他在心底自問。并沒有必要急著談這些事情，迪布勒伊完全可以推遲一兩天，他現在竟變得像斯克利亞西納一樣躁狂。
　　“問題正在這里，您改變一下方法大有好處。”迪布勒伊說。
　　亨利搖搖頭：“我到時把我收到的一些信件給您看看，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來信，那是些教師、大學生，《希望報》中最讓他們喜歡的，就是它的真誠。如果我突出某個綱領的話，那我就會失去他們的信任。”
　　“當然，若有人慫恿他們隨波逐流，知識分子總是興高采烈。”迪布勒伊說，“他們的信任……就像另一個人所說的那樣：有什么用場？”
　　“給我兩三年的時間，我保證用手拉著他們加入您的革命解放聯合會。”亨利說。
　　“您真相信這一點？那么，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理想主義者！”迪布勒伊說。
　　“有可能。”亨利微顯慍怒地說，“在1941年，我也曾被人說成理想主義者。”他以堅定的聲音補充道：“我對一份報紙應該如何辦自有看法。”
　　迪布勒伊茫然地一擺手：“我們以后再談吧。可請您相信我：從現在起六個月后，《希望報》一定會追隨我們的政治路線；要不就會成為廢紙一張。”
　　“得了，我們六個月后再談。”亨利說。
　　他突然感到疲憊、慌亂。迪布勒伊的提議逼得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橫下一條心，決不答應。可他目前需要單獨清靜一會儿，以清醒清醒頭腦。“我該回家了。”他說。
　　回家的途中，波爾一直保持緘默，可兩人剛一踏進家門，她便開了腔：
　　“你不會把這份報紙給了他吧？”
　　“當然不會。”亨利說。
　　“你真的有把握？”她問道，“迪布勒伊非要得到它，他可是死不回頭的。”
　　“我也一樣。”
　　“可你最終總對他讓步。”波爾突然扯開了嗓門，“你為何同意加入那個革命解放聯合會？好像你手頭的事還不夠做似的！你回來都四天了，可我們倆還沒有交談過五分鐘，你那部小說也沒有寫上一行字！”
　　“我明天早上就動筆。報社已經開始恢复正常了。”
　　“你可沒有理由因此而攬些新的苦差使。”波爾的嗓門越來越高：“迪布勒伊十年前幫過你的忙，他總不能讓你報答一輩子。”
　　“可是，波爾，我跟他共同工作，決不是為了報答他，這是因為我對此有興趣。”
　　她一聳肩膀：“算了吧！”
　　“我說的是實話。”
　　“你還相信他們那一套：會爆發新的戰爭？”她忐忑不安地問道。
　　“不相信。”亨利說，“在美國也許确實有一幫好戰分子，可他們那里并不喜歡戰爭。真正的情形是世界就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變，也可能向坏的方向變。必須想方設法讓世界向好的方向變化。”
　　“世界一直都在變。戰前，你就沒有插手，隨它怎么變。”波爾說。
　　亨利步履堅定地登上樓梯：“現在再也不是戰前。”他打著呵欠說。
　　“可為什么就不能像戰前一樣生活？”
　　“情況迥然不同了，我也一樣。”他又打了一個呵欠：“我困了。”
　　他困了，可他一躺在波爾的身邊，怎么也無法入睡：這是因為香檳酒、伏特加酒和迪布勒伊的緣故。不，他決不把《希望報》讓給他：這是明擺著的事儿，根本用不著任何說明，可他還是想給自己尋找几個充足的理由。一個理想主義者：真的嗎？首先，這個詞到底是什么意思？顯然從某种程度上說，他相信人的自由、善良和思想的力量。“您并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過時了吧？”不，他并不認為；可他該從中得出什么結論？他仰躺著，想抽支香煙，可又怕吵醒波爾，那樣她准會興味盎然地為他難以入睡而設法逗他開心。他一動不動。“天啊！人是多么無知！”他有些焦慮不安地自言自語。雖然他博覽群書，但只不過在文學方面有比較丰富的知識，而且還遠遠不足！迄今為止，這并沒有引起他的不安。參加抵抗運動，創辦地下報紙，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他滿以為一切都將如此進行下去。他恐怕是錯了。何為輿論？何為思想？詞語在什么情況下、對什么人會產生什么作用？若要辦好一份報紙，必須有能力回答這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會漸漸地對一切都產生作用。“人往往不得不在無知中作出決定！”亨利心中在想。即使迪布勒伊，盡管他具有丰富的科學知識，他也經常盲目行動。亨利歎了口气：他不會安于這次失敗；無知具有程度的差別；事實是他生來就特別不适應政治生活。“我只得去學著干。”他在心底對自己說。可是，倘若他要深入一步，還需几年的努力：經濟、歷史、哲學，永遠沒有止境！哪怕想對馬克思主義有個粗略的了解，也得付出多么艱辛的勞動！這樣一來，就再也談不上寫點什么了。然而，他執意寫作。那怎么辦？他總不能因為對歷史唯物主義缺乏全面的了解而放棄《希望報》吧。他閉上眼睛。這件事中有著某种不公平的東西！他感到自己和眾人一樣不得不從事政治，可這不該苛求進行特殊的學習；倘若這是具有一技之長的人員的專門領域，那就不必要求他涉足。
　　“我所需要的，是時間！”亨利醒來時想，“惟一的問題，是找到時間。”公寓的門剛剛打開又關上了。波爾已經出過門，又回到家里，正輕手輕腳在房子里走動。他掀掉被子。“若我獨自生活，一天就可贏得几個小時的時間！”再不用毫無裨益地閒聊，無需正正規規地進餐：他可以在街角的比亞爾小咖啡館一邊喝著咖啡，一邊閱讀報紙，可以一直工作到去報社的時刻，中午飯一個三明治就可以解決問題；報社的事一干完，他可以草草地吃點晚飯，然后一直閱讀到深夜。這樣，他就可成功地三頭并進，編《希望報》、寫小說和讀書三不誤。“今天上午我就跟波爾談談。”他下定了決心。
　　“你睡得好嗎？”波爾快活地問。
　　“很好。”
　　她哼著小曲在桌上擺好鮮花。自從亨利回來之后，她一直故意顯得興沖沖的。“我給你煮了名副其實的咖啡，還有新鮮黃油。”
　　他坐在餐桌旁，動手往一塊面包上抹黃油：“你吃過了？”
　　“我不餓。”
　　“你永遠都不餓。”
　　“噢！我吃過了，我向你保證，我吃得很香。”
　　他咬了一口烤面包片。怎么辦？他總不能用導管給她導食吧。“你起得很早。”
　　“是的，我再也睡不著了。”她把一本切口涂金的厚厚的相冊放在桌上：“我用它擺上了你在葡萄牙拍的照片。”她翻開相冊，指著布拉加的石階：“納迪娜笑眯眯地坐在一級台階上。你瞧我并不試圖回避事實真相。”她說。
　　“我完全清楚。”
　　她不回避事實真相，但卻總是繞著彎，這就愈發讓人困惑不解了。她翻了几頁，說：“甚至在你孩童時代的照片里，你就已經有了這种怀疑的微笑，你跟你小的時候是多么像啊！”他過去曾協助她搜集這些紀念物，可今天在他看來這一切純屬枉然；波爾仍然如此固執地挖掘已經埋葬了的他，把他供奉起來，為他的尸体涂抹防腐香料，亨利對此感到气惱。
　　“我与你結識的時候，你就是這副樣子！”
　　“我可沒有一副精明的模樣。”他推開相冊說。
　　“你當時年輕，要求很苛刻。”她說。
　　她站在亨利面前，陡然充滿激情地說：
　　“你為什么接受了《未來》的采訪？”
　　“啊！最近一期出版了？”
　　“是的。我帶回來了。”她到內屋找到了雜志，扔在桌上：“我們以前已經談妥的，你永遠都不接受采訪。”
　　“如果必須遵循以前作出的一切決定的話……”
　　“這可是件嚴肅的事。你常說一旦開始向記者微笑，那就成熟到可以進法蘭西學院了。”
　　“我說過的東西多了！”
　　“當我看到你的照片登在報上，我就渾身難受。”她說。
　　“可當你看到報上登有我的名字，你就滿心歡喜。”
　　“首先，我并不滿心歡喜，而且完全是另一碼事。”
　　波爾經常出爾反爾，可這一次尤其讓亨利惱火：她巴不得亨利成為世上最榮耀的男人，可表面上卻裝著對榮耀不屑一顧；這是因為她一味幻想自己能實現亨利昔日對她的夢想，成為一個清高、崇高的女子；可同時，她又沒有擺脫塵世，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樣生活。“這當然不是一种十分得意的生活。”亨利突然怜憫地想，“她自然需要補償。”
　　他以隨和的口吻說道：
　　“我想幫那姑娘一把，她剛剛工作，有困難。”
　　波爾含情脈脈地對他嫣然一笑：“再說你也不會說個不字。”
　　她的微笑中沒有摻雜任何不可告人的盤算。他也不由得笑了：
　　“我不知道說不字。”
　　他在面前打開了周刊。首頁上，他的照片在微笑。亨利·佩隆訪談錄。他對瑪麗·昂熱對他持何种看法毫不在乎，可面對這一行行印成鉛字的文字，他重又獲得了几分天真的誠意，猶如農夫讀《圣經》一般虔誠：仿佛通過他本人所激發的這些詞句，他終于可以得知自己是怎樣一個人。“在屠耳城一家藥店的昏暗之中，紅色和藍色的短頸大口瓶顯示出魔力……但是，孩子討厭這种平庸的生活，討厭那藥品的气味和故城俗里俗气的街道……他長大了，大城市的召喚愈來愈迫切……他發誓要超越平庸無奇的境況；在他心田某個隱秘的角落，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一天能出人頭地……天賜良机，他有幸与羅貝爾·迪布勒伊相逢……亨利·佩隆欣喜、不安，既充滿崇敬的心情，又萌生了挑戰的宏愿，他拋卻了少年時代的种种幻想，立下了男子漢真正的雄心壯志；他發奮工作……一部小小的作品問世了，但這足以使榮耀突然降臨到他的生活之中：他當時年僅二十五歲。他一頭棕發，兩只挑剔的眼睛，一張嚴肅的嘴巴，為人率直、胸怀開闊，但卻秘而不宣……”他推開了雜志。瑪麗·昂熱并不愚蠢，她看他看得比較透徹，把他描繪成了一個單純而輕佻的城市少女眼中的拉斯蒂涅二世１。
　　
　　１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為复辟王朝時期青年野心家的典型。

　　“你言之有理。”亨利說，“應該拒絕對記者說什么東西。對他們來說，人的一生，僅僅是事業而已，而工作只不過是獲得成功的手段之一。他們所謂的成功，就是引起轟動，賺取大錢。要讓他們醒悟，根本不可能。”
　　波爾寬容地一笑，“要看到那位姑娘為你的書說了不少好話；不過她和旁人說的沒有兩樣。他們都表示欣賞，但卻毫不理解。”
　　“他們并不那么欣賞，你知道。”亨利說，“這是解放后問世的第一部小說：他們于是不得不說些好話。”
　　漸漸地，這支頌揚的大合奏反倒令人不安，它道出了他作品獲得成功的机遇成分，但對作品的實際价值卻只字不提。
　　亨利最終甚至認為他的成功應該歸于种种誤會。朗貝爾覺得他試圖通過集体的行動而激發個人主義；拉舒姆則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認為他是在宣揚個人對集体的獻身精神。所有的人都強調指出了小說的感化特征。然而，如果說亨利把這個故事的時間放在抗德時期，那几乎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他想起了某個人，也想到了某种形勢；考慮到了書中人物的過去与他經歷的危机之間形成的某种關系以及种种其他因素，但批評家們卻沒有一個提及。這是他的過錯還是讀者的過錯？讀者喜愛的這部書与亨利自以為呈獻給他們的那部書迥然不同。
　　“你今天准備做什么？”她以充滿柔情的聲音問道。
　　“沒有什么特別的事。”
　　“還是這樣嗎？”
　　她考慮了片刻：“嗯，我要給我的女裁縫打個電話，和她一起看看你給我帶回來的那些漂亮的衣料。”
　　“然后呢？”
　　“噢！我總有事情要做的。”她快活地說。
　　“這就等于說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亨利說。他嚴厲地看了波爾一眼：“這個月里，我想你想得很多。你總呆在家中，得過且過，消磨時光，我認為這是一种犯罪。”
　　“你把這叫作得過且過！”波爾說。她溫柔地一笑，這微笑一如往昔，蘊含著世間的所有智慧：“當人有所愛時，就不叫得過且過。”
　　“但是愛并不是什么事務。”
　　她打斷了他的話。
　　“我請求你原諒，可對我來說，它就是一件讓我操心的大事。”
　　“我重又考慮了圣誕夜我對你說過的話。”亨利接著說，“我肯定我說的還是有道理的，你必須重返歌壇。”
　　“多少年來我一直像現在這樣生活。你為什么突然感到不安起來了？”波爾問道。
　　“戰爭期間，大家可以滿足于消磨時光，可現在戰爭結束了。听我說，”他不由分說地講道，“你馬上就去找老格雷邦，告訴他你想重新開始工作；我一定幫助你選擇歌曲，甚至設法為你寫几首歌詞，另外再向同事們索取几首：噢，這正是朱利安的拿手好戲，我肯定他會給你寫出迷人的歌詞；布呂熱爾會幫我們譜成曲子。從現在起一個月后，我到時看你將會得到一套多棒的歌曲！等你一切准備就緒的那一天，薩布里利奧定會來听你演唱，我保證他一定能幫助你成為‘四五俱樂部’的歌星。到那時，你就揚名了。”
　　他意識到自己說起話來滔滔不絕，過分激動。波爾以一副詫异莫名的責怪神情打量著他：“那又怎么樣？要是廣告上都是我的名字，我在你眼里就會身价倍增嗎？”
　　他一聳肩膀：“你多蠢啊！當然不會。可有所事事總比無所事事強吧。我想方設法搞創作，你也應該去歌唱，既然你有這方面的天賦。”
　　“我在生活，我愛著你，這并非微不足道。”
　　“你是在玩弄字眼。”他不耐煩地說，“你為何就不愿試一試。你變得這么懶惰？要么是你害怕？還是什么原因？”
　　“听著，”她聲音驟然變得嚴厲起來，“即使成功、揚名，這些虛榮的東西對我還有著某种意義，我也決不在三十七歲的時候去開始一個二流的演唱生涯。當初我為了你而犧牲了去巴西演出，徹底告別了歌壇。我毫不感到后悔，可咱們別再提它了。”
　　亨利張嘴欲辯。想當初，她沒有征求他的意見，一時沖動自作主張，作出了那次犧牲，可如今她似乎又把這責任歸咎于他！他控制住了自己，困惑地打量著波爾。他從來就弄不明白她到底是真的蔑視名譽，還是擔心揚不了名。
　　“你的嗓子和過去一樣优美。”他說，“你人也一樣漂亮。”
　　“噢，不。”她不耐煩地說，又聳了聳肩膀：“我知道，有那么一小撮知識分子為了討你的歡心會吹捧我富有天才，可要不了几個月就會道聲再見了事。我也許是有可能成為達米婭或埃迪特·皮婭夫，可我已經放棄了机會，我活該，就別提了。”
　　她很可能成不了大歌星，可只要她獲得几分成功，就足以讓她心滿意足了。不管怎樣，假若她主動對某事發生了興趣，那她的生活就不會那么平平庸庸。“這也可給我提供极大的便利！”他暗中思忖。他完全清楚這不僅事關波爾的生活，而且還更關系到他自己的生活。
　　“即使你触動不了廣大听眾，也值得一試。”他說，“你有一副好嗓子，有著你得天獨厚的天賦。試試看你到底能把自己的天賦發揮到什么程度也挺有意思的。我肯定我將給你帶來真正的歡樂。”
　　“我生活中有許多歡樂。”她說，臉上流露出激情，“你好像不理解我對你的愛意味著什么。”
　　“理解！”他激動地說，緊接著惡聲惡气地補充道，“可你就不會為了對我的愛去做我求你做的事情。”
　　“假若你讓我干的事合情合理，我一定去做。”她沉重地說。
　　“只不過你偏愛你自己的理由，而不理睬我的理由罷了。”
　　“是的。”她平聲靜气地說，“因為我的更合情合理。你總是堅持那种限于事情表面的觀點跟我談話，那是一种附庸風雅的時髦觀點，并不真正屬于你自己。”
　　“我看不出你自己有什么觀點！”他不快地說，然后站起身子，沒有必要再爭論下去，他還是設法讓她面對既成的事實為好：給她帶來歌曲，為她定好約會。“行了，咱們別再談了。可你是錯了。”
　　她笑笑，沒有答腔，接著問道：“你去工作了？”
　　“是的。”
　　“寫小說？”
　　“是的。”
　　“那好。”她說。
　　他登上樓梯。馬上又要動筆寫作，這讓他心里直發痒，一想到這部小說毫無感化人的目的，他感到慶幸，但對即將寫些什么，他迄今尚無确切的想法，他惟一的要求，是要表現真誠，無償地從中獲得樂趣。他把手稿攤在面前：近百頁。讓它們靜靜地躺上一個月确有好處，現在他就要用全新的目光重新審閱一番。他一開始便沉湎在歡樂之中，津津有味地從已經鑄成字斟句酌的文字之中追尋种种往事与感慨，可漸漸地，他心底滋生了一种焦慮不安的情緒。對這一切他將如何處理？這些凌亂的草稿無頭無尾，其間存在著某种共同的東西，存在著某种氛圍：戰前的氛圍。而恰恰是這一氛圍突然使亨利感到惊惶不安。他隱隱約約想到了“要盡量反映我生活的旨趣”。仿佛這是一种注了冊的香水，年复一年，其味始終不變。譬如，他敘述的那些關于旅行的事情，總是与1935年的他——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小伙子息息相關，而与他在葡萄牙所感受到的一切毫無關聯。他与波爾的故事同樣已經過時。無論朗貝爾、樊尚，還是他熟悉的其他任何一個小伙子，今天都不可能有類似的反應；再說，經歷了五年的被占領時期之后，當年那位二十七歲的年輕婦人与如今的波爾也已迥然不同。惟有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毫不掩飾地把小說發生的時間安排在1935年前后；可他無熱情去編一部反映一個業已過時的世界的“老掉牙”的小說。當他下筆書寫這些詞句的時候，他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是要讓自己活生生地整個儿躍然紙上。因此，必須用現在時來編寫這個故事，對人物和事件加以調整。“調整：多么讓人气惱的字眼！多么愚蠢的字眼！”他暗自思量，“如此隨心所欲地處置小說中的人物，隨隨便便把他們從一個世紀拉到另一個世紀，從一個國度移到另一個國度，把這個人的現在与那個人的過去拼湊在一起，同時摻入個人的种种怪事，這樣做實在荒謬。如果貼近仔細觀察，那些人物無一不是魔鬼，整個的藝術手段就在于阻止讀者過分貼近地去觀看。行，就別調整了，可以東拼西湊地塑造出一些与波爾、路易和我本人風馬牛不相及的人物來。我從前就曾試驗過，可是這一次，我執意反映的是我自身存在的真實……”他把這疊初稿推到一邊，盲目搜集素材，這是一种笨拙的做法。必須像平常一樣著手，從總体的形式、明确的意圖出發。什么意圖？我希冀表現的是怎樣的真實？我的真實，這确切地說又意味著什么？他傻乎乎地呆望著白紙，空著雙手，一頭扎進虛渺之中。這令人望而生畏！“也許我再也沒有什么要傾吐的了。”他心里在想。可是問題在于他恰恰認為自己從來就沒有傾吐過什么東西。他和普通人一樣，任何時候都有話要說。然而什么都要訴說，這就過分了。他回想起了一只碟子的底部鏤刻著的那個已被解開的古老字謎：“進來時呼喊是生活，呼喊著出去是死亡。”能補充些什么呢？我們大家都居住在同一個星球，我們都從母腹中降生于世，而最終又將去喂養蠕虫。大家經歷的都是同樣的命運，為何偏要決定這就是我的命運，非要由我去講述？他打了個呵欠，他沒有睡夠，這張空白的稿紙讓他頭昏目眩，他躍入了漠然的深淵。誰也不可能在漠然之中寫出任何東西，必須重新回到生活中來，只有在生活之中，一分一秒、一事一物才具有實在的意義。可是，倘若他在渾噩中惊醒，那他迎來的將又是憂慮。《希望報》，一份地方小報而已，果真如此？當我試圖作用于輿論，難道我就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也許不該面對這張白紙想入非非，而應去嚴肅認真地研究馬克思。對，這刻不容緩，他必須制定一個計划，開始刻苦鑽研。他早就應該這樣做了。他惟一可以原諒自己的，就是事情千頭万緒弄得他不知所措，只得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可他的所作所為之中也有那么一點無所用心：自解放以來，他一直沉醉在某种欣快的感覺之中，對此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他站了起來。今天早晨，他無法集中精力干任何事情，他与迪布勒伊的交談給他的打擊太大了。再說，他昨天的信寫到一半丟下了，他必須跟塞澤納克談一談；他也急于知道普萊斯頓是否給他搞到了紙張；另外，老達斯·維埃納的信還沒有交給凱道賽１。“好！我馬上把信送去。”他拿定了主意。
　　
　　１凱道賽：法國外交部所在地。

　　“我是亨利·佩隆，我能見杜爾納勒先生五分鐘嗎？我帶了一封信要交給他。”
　　“請你登記一下姓名和來訪事由。”女秘書邊說邊把一份印刷的登記表遞給亨利。
　　他掏出圓珠筆，什么事由？是出于對某种幻想的敬重。他完全清楚此次造訪純屬徒勞。他在登記表上寫下了：机密。“好了。”
　　女秘書一副寬容的神態接過登記表，朝門口走去。她的笑容及其舉止的庄重清楚地表明了辦公室主任是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未經事先安排，不得隨意打扰。亨利怜憫地看了看手中拿著的那只裝得鼓鼓的白色信封，他丑已經丟盡，可直到現在情況如何還不得而知：可怜的達斯·維埃納將遭遇冷酷的答复還是永久的沉默？
　　女秘書又出現了：“杜爾納勒先生很樂意盡快跟您約定個時間，您可以把您帶來的信留給我，我等會儿就呈給他。”
　　“多謝。”亨利說。他把信遞給了女秘書。這女人年紀輕輕，權力不小，此信竟落入她的手中，他覺得再也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了。算了，反正已經完成別人委托他的事情，至于結果如何再也与他無關。他決定去紅酒吧，此刻正是飯前飲酒的時間，拉舒姆准在那儿，亨利想對他寫的文章表示感謝。他一推開酒吧門，發現納迪娜坐在拉舒姆和樊尚中間，她气呼呼地說：
　　“難得見你一面。”
　　“我忙著工作。”
　　亨利坐到她的身旁，要了一杯杜靈金酒。
　　“我們正在談你呢。”拉舒姆開心地說，“在議論你在《未來》的答記者問。你披露真相，這做得對；我是想指有關針對西班牙的同盟國政治。”
　　“你們為什么就不親自披露真相？”樊尚問道。
　　“我們不能這樣做，目前不行，可有人這樣做當然是好事。”
　　“滑稽！”樊尚說。
　　“你什么也不愿明白。”拉舒姆說。
　　“我明白得很。”
　　“不，你不明白。”
　　亨利一邊漫不經心地听著，一邊飲著杜靈金酒。拉舒姆不失時机地解釋共產党是如何重新審視和修正現在、過去和未來的。他這樣做，誰也不會責備：他年僅二十就在游擊隊中發現了冒險、友情和共產主義，他的這种狂熱勁确實有情可原。“我很喜歡他，因為我曾幫過他的忙。”亨利自嘲地想。亨利曾讓他在波爾的公寓里躲藏了三個月，后來又幫他搞到了假證件，分別時，還把自己惟一的一件外套送給了他。
　　“噢，我感謝你寫的文章。”他突然說道，“文章寫得真客气。”
　　“我道出了自己內心的想法。”拉舒姆說，“再說，所有人的觀點都同我一樣：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對，挺有意思的。”納迪娜說，“就這一次，所有的評論家看法一致：似乎他們在共同埋葬某個人或在頒發一個道德獎。”
　　“是有這個意思！”亨利說道，“這張小毒嘴，”亨利既高興又忌恨地想，“她恰好找到了我不愿對自己用的字眼。”他朝拉舒姆微微一笑：“你有一點判斷錯了：我書中的主人公決不會成為共產党人。”
　　“那你要讓他成為別的什么人？”
　　亨利哈哈大笑：“呃，成為我所成為的人！”
　　拉舒姆也笑了：“正是如此！”他兩眼盯著亨利：“要不了六個月，革命解放聯合會必定不复存在，你終將明白個人主義毫無出路。你一定會加入共產党。”
　　亨利搖搖頭：“我現在這樣對你們反倒更加有利。我替你們披露真相，你不是很高興嘛。要是《希望報》一味重复《人道報》的言論，這于事又有何益呢？我想方設法引導人們思索，提出你們有提出的問題，道出你們沒有明言的某些真相，這樣的……”
　　“應該作為一個共產党人去做這項工作。”拉舒姆說。
　　“他們不會讓我這樣做！”
　　“當然會讓。确實，目前党內宗派主義盛行，可這是為環境所迫，這決不會永遠存在下去。”拉舒姆猶豫了片刻：“別重复了，同志們和我都希望不久能有一份屬于我們自己的雜志，一份比較超脫的雜志，可以在上面十分自由地探討問題。”
　　“一份雜志，可不是一份日報。”亨利說，“至于力求自由，我倒要瞧瞧。”他友好地望了望拉舒姆。“要是你真具有一份屬于你們自己的雜志，那可是一件大好事。你覺得能行嗎？”
　　“很有希望。”
　　樊尚朝前傾了傾身子，挑釁地瞪了拉舒姆一眼：“如果你真的直言不諱，那就對你的同志明說，張臂歡迎那些所謂改邪歸正的混賬，這樣做實在卑鄙。”
　　“我們？張臂歡迎附敵分子？你去對《費加羅報》的讀者說吧，他們听了准會喜笑顏開。”
　　“你們暗中為許多混蛋開脫了罪責。”
　　“別混淆視听。”拉舒姆說，“當我們決定對某人既往不咎時，這是因為那人可以挽救。”
　　“照你這么說，那怎么知道被我們干掉的那些家伙是否就不能挽救？”
　　“那個時候，根本就談不上挽救，必須干掉他們。”
　　“那個時候！我殺他們可不分什么時候！”樊尚狡黠地一笑，“可我要對你進一言：那幫人都是些混賬王八蛋，沒有一個例外；至于眼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干掉所有被疏忽的家伙。”
　　“你想說的是什么意思？”納迪娜問。
　　“我想說的是應該組織起來。”樊尚答道。他的雙眼搜索著亨利的目光。
　　“組織什么？組織懲治行動？”亨利笑呵呵地問道。
　　“你知道，在馬塞，他們把所有的游擊隊員都當作刑事犯，正在到處搜捕呢。”樊尚說，“難道應該撒手讓他們胡作非為？”
　　“恐怖手段可不是一劑良藥。”拉舒姆說。
　　“不。”亨利開了腔。他看了看樊尚：“有人告訴我有那么些家伙以扮演執法者為樂。若為了了結私仇，那我還理解。可有些家伙見到附敵分子就殺，這里殺一個，那里斃一個，自以為這樣做是拯救法蘭西，那他們不是神經有毛病，就是些蠢蛋。”
　　“我知道，大腦健全的人要么加入共產党，要么參加革命解放聯合會！”樊尚說。他搖搖頭：“你們可騙不了我。”
　　“那我們就不要你。”亨利聲音和藹地說。
　　他站起身子，納迪娜也站了起來：
　　“我陪你走走。”
　　她也開始講究起女人家的化妝打扮來了，她也試著涂抹了一番，可眉毛畫得像幼熊的爪子，雙眼下方重重几道黑印。她剛出了門，遂開口問道：
　　“你跟我一起吃午飯嗎？”
　　“不，我報社有事。”
　　“這時候還有事？”
　　“什么時候都有。”
　　“那，我們一起吃晚飯吧。”
　　“不，我在報社一直要呆到很晚。然后我還要去見你父親。”
　　“噢！那份報紙！你嘴里就挂著那個詞！那總不至于是世界的中心吧！”
　　“我沒有這么說。”
　　“沒有說，可你是這么想的。”她一聳肩膀，“那，咱們什么時候見？”
　　他猶豫不決。“說真的，納迪娜，眼下，我一分鐘的空閒也沒有。”
　　“你總要上桌吃飯吧，不是嗎？我不明白我為什么就不能坐在你的對面。”她正視著亨利：“除非這惹你討厭。”
　　“當然不會。”
　　“那？”
　　“行。明天晚上九、十點之間來找我。”
　　“一言為定。”
　　他對納迪娜頗有好感，与她相會并不讓他厭煩，可眼下問題不在這里，問題是他必須最為嚴格經濟地組織自己的生活：确實沒有納迪娜的位置。
　　“你回答樊尚時為什么那么凶？”納迪娜緊接著說，“你不該那樣。”
　　“我害怕他干出什么蠢事來。”
　　“蠢事！只要有人想行動，你們就說什么做蠢事。你認為寫書不更蠢嗎？他們給你鼓掌，對你吹捧，可事后便把書往哪個角落一扔，誰也不再想它。”
　　“那是我的職業。”他說。
　　“滑稽的職業。”
　　他們默默無言地又走了一段，等到了報社的門前，納迪娜硬邦邦地說：“好，我回家去了。明天見。”
　　她一副猶豫不決的樣子，呆立在亨利面前：“九、十點之間，這太遲了；干什么的時間都不夠。難道就不能早一點一起度個夜晚嗎？”
　　“在這之前我沒有空。”
　　她一聳肩膀：“那九點半見。連生活的時間都沒有，成名又有何用？”
　　“生活！”當納迪娜猛地轉身而去時，亨利心里在嘀咕，“在她們的嘴里，這總是意味著要照顧她們。可生活的方式不只是一种！”他喜愛那陳積的塵埃和新鮮的油墨味。辦公室還空蕩無人，地下室闃無聲息！可大伙儿馬上就要在岑寂中出現，他們全是他的創造。“誰也別想奪走《希望報》。”他在心里反复說道。他坐到辦公桌前，伸了個懶腰。噢，沒有必要心煩意亂。他決不讓出《希望報》，再說，他們總能找別的報紙，等他好好地睡上一夜，工作自然就會順利。
　　他迅速處理了信函，看了看表，半小時后，他与普萊斯頓有約會，時間還充足，可以先跟塞澤納克談談。“請您把塞澤納克給我叫來好嗎？”他對女秘書說。他端坐在辦公桌前。信任他人是件大好事，可有不少人十分樂意取代塞澤納克的位置，而且确實比他更有資格。若堅持給這人一個机會，那就勢必剝奪了那人的机會，這事有點儿不太好辦。“可惜啊！”亨利自言自語。他想起了當初尚塞爾把他領來時，塞澤納克多有气派，在他干聯絡員的那一年里，他是最有干勁的一個。也許塞澤納克需要特殊的環境，如今他臉色蒼白，渾身浮腫，兩眼無神，總拖樊尚的后腿，再也沒有能力寫出兩行連貫的文字來。
　　“啊！你來了！坐吧。”
　　塞澤納克一聲不吭地坐了下來。亨利突然覺察到自己与他共事已有一年，但對他毫無了解；對其他人，亨利或多或少知道一點儿他們的生活、旨趣和思想；可是這一位從來都是沉默寡言。“我想知道你以后是不是還想交那些蹩腳文章，是否決定給我們寫點別的東西。”亨利說道，他的話聲比他原來希望的更生硬了些。
　　塞澤納克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聳了聳肩膀。
　　“出了什么事？你很不對勁？遇到了什么麻煩事？”
　　塞澤納克手中搓著一塊手絹，兩眼直勾勾地盯著地板，跟他勾通思想實在困難。
　　“到底怎么回事？”亨利重复問道，“我可還想再給你一次机會。”
　　“不。”塞澤納克說，“當記者，我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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