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百八十四章 ——政治與文化 文 / 弘毅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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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諸如胡世安等老學究，已經默然接受了通過戴明說之口說出的「義利並行」觀點，但那有個前提，就是「利從於義」。******$****如果鄭芝龍真是如玄燁所言「一味逐利」，甚至「不擇手段」，那可就成了倒行逆施！
「貝勒爺，如此一來，再用其人，豈非自取其辱？」胡世安說出了大多數人的心裡話，卻沒有得到所有人的點頭力挺。因為眾人皆知：小玄燁能這麼說，必定會有下，並且一定是語出驚人的，還是靜觀其變為好。
見其餘眾人都是滿臉疑惑，卻紛紛隱而不發，弘毅知道人家都是礙於自己的皇子身份在等著他解釋原委，於是趕緊說道：
「胡大人言之有理，玄燁此言也絕非危言聳聽，有若干具體事例可以佐證。不過我們對此卻不能簡單鄙夷，而是應該刨根問底，究其所以。」
這算是一句轉圜。至於鄭芝龍怎麼追逐利益最大化，其實不說也罷：不如此，他當年從哪裡來的錢糧去供養一直可謂龐大的海上艦隊？又怎麼能高薪僱傭黑白黃各色人種的水手為自己拚死效命？
「究其所以？如何究其所以？依老臣看來，無非是利慾熏心、不尊聖訓罷了。」胡世安始終走不出老學究的思維定勢，對「己所不欲」的東西，想當然「勿施於人」，往往只顧一棒子打死，而不問為何如此。
「胡大人，也未必盡然。說同安王重利，還要念及他的籍貫出身。其實閩中重利之人豈止同安王一人？只不過他卻有些過於偏執於此罷了。」
弘毅簡單一句話，涉及層面一下子從鄭芝龍一個人，跳轉到整個福建省。這震撼效果有點太大了！
「皇二子何出此言？難道閩中士子儒生，也都成了唯利是圖之輩不成？別忘了，朱熹就是福建人！」胡世安明顯不同意這種說法。
「胡大人莫急。玄燁說福建之人重利，但不曾說他們唯利是圖。其實，閩人尤為尊儒重教，這是閩中化的傳統與精髓。」
弘毅現在再也不會對政見不一的人和觀點嗤之以鼻，而是層層解析、穩紮穩打。
「上古時代。福建實屬荒蠻之地。明不及。但隨著漢人的衣冠南渡，從五代十國和宋朝開始，福建之福州、建州、泉州、興化等地，化漸興、人才輩出。蔡襄、朱熹、柳永等皆為人傑。尤其是到了朱明一朝，福建沿海港口林立、貿易不絕，更成富饒之地，幾乎家家航海、戶戶行商。難能可貴的是，與此同時，閩中父老也推崇孔孟之道，講求禮教大義，讀書人比比皆是。甚至於一家一戶之內，父兄子弟。行商逐利的與讀書求仕的分工明確。以求互為依仗。」
「如此一來，閩中小康人家的書生生計富足、衣食無憂，自然潛心求學，多有成就。別處不論，單說泉州一地。自唐至明，歷朝科舉計有進士二千三百餘人。其中，唐十六人，五代七人，宋一千四百餘人，元三人，明達五百五十二人。就是我朝入關後的三次科舉，泉州一地已有十七人金榜高中了！故而，玄燁以為，福建地方士民，定然是推崇『重名尚義』與『務實逐利』的『商儒之道』。」
胡世安默默點頭，沒再糾纏這件事情。
既然小皇子承認福建出才子，那就好辦。畢竟，自從南宋以來，福建可就成為華夏明的一大根據地。前朝不論，但就順治九年壬辰科殿試來看，當年取中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和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等各類進士共三百七十九人，而福建籍生員得中進士的足有二十九人，佔到全國總數的近一成！若是縱觀宋明清三代，福建籍進士更是數不勝數了。關於這一點，曾做過順治四年丁亥科殿試讀卷官的胡世安十分清楚。
胡世安沒說話，已經不甘沉淪的李際期，卻又一次開口講話了。
「皇上，皇二子身居宮中，卻對閩中風土人多有垂顧，實在是博學好問啊！臣賀喜皇上得此貴子能臣！」
「李大人過獎了，玄燁豈敢擔了這博學好問之名？之所以對閩中事物稍有瞭解，全是借助談遷談老先生的傳授。」弘毅是在上大學期間讀得史料，卻必須把功勞讓給身邊的有識之士。
「哦，原來是談遷大人所授啊，怪不得如此精準！」李際期若有所指評論一句，也引起了弘毅的留意。
「精準？符獻，你是說玄燁方纔所說閩人的『商儒之道』精準嗎？如何精準？」皇帝很高興李際期能主動參與進來，故而發問。
「回皇上的話，臣也是聽聞精於此事的旁人議論，故而有此一說。」李際期急忙回稟皇帝的問話。
「哦，何人所說？有何議論？不妨說來聽聽！」
「庶！臣蒙聖眷，於順治二年以戶部主事升為浙江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臣不才卻累受皇恩，後多有陞遷，並於順治十年返京任通政使司左通政。但由此一番歷練，與後來任福建提督學道的宋征輿宋大人結識。臣與宋大人又多有詩切磋，故而結交。」
李際期引出了一位「宋征輿」，弘毅不認識，福臨卻很高興的樣子。
「是嗎？符獻與宋征輿相知？哈哈，朕的這位尚寶司卿，看來必然也是精通詩的才士了！」福臨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到吟詩作畫，也好打消一幫子監察御史參劾兩人「私結黨羽」的念頭。
「皇上錯愛，臣的詩比起宋征輿，可謂天壤之別。宋大人久負詩名，前明之時就與同鄉陳子龍、李雯並稱雲間三子了。」李際期自然少不了客氣。這反而引起愛好詩詞的皇帝濃厚興趣。
「哈哈，雲間詞派
派，朕也聽說過。李雯，朕是知道的。睿親王的《致史閣部》，不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嗎？可惜他順治四年丁憂期滿，卻病故於返京路上，朕親政之後竟不能當面討教，殊為可惜。」福臨再一次展示他的愛才心切，讓一班漢臣頗為受用。
「至於陳子龍嘛，卻是個人物。朕以為。詞作自元代開始衰微。到明代就更加凋零了。以陳子龍為首的雲間派致力為詞，勤苦唱和，使得詞藝如獲新生！陳子龍論詞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間詞名家、北宋秦觀、周邦彥等人，風流婉麗。蘊藉極深，可謂詞之中興肱骨！」福臨意猶未盡，點評起所謂「雲間詞派」代表人物陳子龍來。
「皇上，陳子龍雖有才氣，卻依附南明偽政，不知大勢、不順天意，被我大兵擒獲之後死心不改，投水自盡，咎由自取！此人不足道！」覺羅巴哈納聞聽皇帝又在大肆「慕漢」。若是傳到慈寧宮那裡。他這樣的老臣少不了被波及一番，於是急忙出來提醒。
「哈哈，巴哈納何必與一個死人爭勇鬥狠？他不降，的確不識時務。但，他有才。卻是毋庸諱言！說來也是殊為可惜呀，朕那時尚未親政，否則，唉……」福臨不以為意，居然表達了政治與藝脫鉤的觀點立場！
「皇上聖明！國政大策與詩詞學，兩者可並行不悖，臣……」李際期一個激動，就準備說什麼。
難怪他激動，雲間三子中，陳子龍自盡，李雯和宋征輿卻都和他李際期一樣，最終選擇了歸降清廷。但這些漢族人委身大清之後，卻始終邁不過華夷之辨這道坎。
就拿李雯來說，作為一個明朝的秀才，卻在故朝覆滅不久，就在當時被漢人稱為夷族的清廷作了官，這無論是從他自小所接受的儒家「忠君報國」的傳統教育的角度來看，還是從他自身的良知上來說，這種悖離與背叛都不能不是一個異常沉重的精神負擔。所以，他詩歌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抒寫身處亂世的抑鬱和失節仕清的愧疚。他的作品中，處處都是自責自怨的詩句，處處都顯現出一種壓抑沉痛的負罪感，同時也處處洋溢著對故國的思戀與懷念之情。
「好，改日朕定然要和這雲間詩派的扛鼎之人切磋討教一番。不過今日，符獻還是先說正事。」福臨卻沒有給李際期繼續這個敏感話題的機會！
表面上看，福臨的確是個愛崗敬業的好皇帝，沒有因為自己的「一己私利」影響會議進程。深層次的原因，福臨是在打斷李際期想要表述的心情，以免成為多數滿臣和部分漢臣攻擊的目標。
「臣，遵旨。」李際期無奈將那句到了嘴邊的話，再次吞回肚子裡，開始說正題。
李際期那句話不說，一旁的弘毅也知道，而且還確信福臨也是贊同的。什麼話？大體應該是——
若我大清上下皆似皇上一般，一力推崇儒學漢化，最好是「化滿入漢」，則天下大定指日可待！一班前明遺民，盼的就是這個……
聽著耳熟嗎？典型的夷夏之辯！是的，陳名夏就是死在這句話上，或者，更準確的說，是死在這句話被以慈寧宮為首的滿洲集團所憎恨的原因上！年輕的福臨萬般無奈，又惱怒於陳名夏極力攛掇的漢臣黨爭，才不得不殺死了自己尤為器重的不二才子！
政治與化，如何會分得開呢！弘毅暗自歎息……
尚寶司卿，正五品。明官署名。西吳（明朝前身）元年（1367），設尚寶司。掌寶璽、符牌、印章。設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初以侍從儒臣、勳衛領卿，勳衛大臣子弟奉旨始得補丞。後常以恩蔭寄祿，無常員。遷都北京後，尚寶司稱外尚寶司，南京亦仍設尚寶司卿一人，而實已無寶可掌。凡需用寶璽時，外尚寶司用揭貼赴宦官尚寶監請旨，至宮內女官尚寶司領取，外尚寶司用寶時，宦官監視，用畢，由宦官繳進。
雲間詩派或稱雲間派，是明末清初的一個學流派，以陳子龍為首，同郡的李雯、宋征輿則同聲相和，號稱「雲間三子」。雲間詩派是明代詩學第三次重要的詩歌復古運動，與前七子、後七子並稱「風三嬗」。陳子龍是明末愛國詩人，師法黃道周，擅長詩，與錢謙益、吳梅村齊名。崇禎初年，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彭賓、杜麟征?、周立勳六人組成社畿社。崇禎十年（1637年）丁丑科進士，選得廣東惠州府司理。官至南京兵科給事中。福王於南京稱帝，子龍上防守要策，請召還故尚書鄭三俊，不聽，明年二月，乞終養去。後曾出家，法名信衷。屢次起兵抗清，後結太湖義軍，圖謀起事，最終兵敗逃亡。夏之旭自殺後，陳子龍到密友侯岐曾的僕人劉馴家裡躲避，又逃至其婿昆山顧天逵兄弟處。不久在吳縣潭山顧天逵祖墓被操江都御史陳錦所逮捕，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1647年）6月15日夜間，在登船前往南京的途中穿過跨塘橋時，陳子龍掙斷鐐銬，投河自殺死，被割下首級，拋屍河中。陳子龍的學生們撈其遺體，將其安葬於陳氏墳地。清乾隆間追諡忠裕。李雯（1608年－1647年），字舒章，上海松江人，詞人。刻苦讀書，早年為復社主盟，與陳子龍、宋征輿並稱雲間三子，和彭賓、夏允彝、周立勳、徐孚遠等人以詩唱和。李雯對柳如是用情極深。崇禎十五年（1642年）舉人。明亡後仕清，龔鼎孳嘗疏薦雯，稱為妙當世。相傳多爾袞的《攝政王致史可法書》勸降書，出自於李雯手筆。順治三年（1646年）南歸葬父，不久病死。著有《雲間三子新詩合稿》等等。
《致史閣部》即通俗而言的《多爾袞致史可法書》。
「花間詞」是一種早期的詞，從它的來源《花間集》得名。一般說來，詞以長短分類：「慢詞」最長，自九十至二百多字，故
亦稱「長調」；自五十九至九十字為「中調」，五十九字以內為「小令」。《花間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調而沒有長調慢詞。這倒並不是選者對小令有偏好，故摒棄慢詞而不錄，實在因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詞還沒有發展出來。另外一個早期選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調。l3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