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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百四十四章 湘軍在江西(一) 文 / 排雲掌

    江西贛州通往廣東韶關的官道上,一支三萬人規模的清軍部隊,正以極為緩慢的速度緩緩前行。

    南國的春天來得特快,這不剛剛二月下旬,道路兩旁便滿是綠色,和煦的春風輕柔吹拂,讓行軍中的清軍戰士渾身舒暢恨不得倒下睡個大懶覺。

    此乃新任兩廣總督吳可,所率赴任逼兵馬。

    從正月下旬出發,三萬精銳清軍橫穿整個江西,路上蟊賊太平軍勢力無比膽戰心驚,不敢對這支過路清軍部隊有絲毫挑釁之意。

    人的名樹的影,吳可全憑赫赫戰功立下的名頭可不是吹出來的。

    太平軍在吳可和麾下鄉勇隊手下,吃過多少虧損失了多少精銳人馬?

    吳可『剿匪總督』的名頭也不是開玩笑的,每每就任一地首先做的便是清剿當地土匪山賊勢力,手段狠厲行動間更是雷霆萬鈞勢不可擋。

    江西太平軍殘餘勢力,經過與湘軍多年來的拉鋸戰,早已不復當年之勇只能在鄉下地方苦苦掙扎,之前所佔州縣城池全部落入清軍之手。

    因為連年戰亂,整個江西的秩序都一片海軍亂,到處都是佔山為王的土匪山賊勢力,凡是地勢險要的山就飄揚著名頭甚響的綠營旗幟。

    可以說,自從湘軍入贛作戰以來,除了逐一收復陷於太平軍之手的州縣城池,對於江西秩序的破壞當負首要責任。

    別以為曾國藩是什麼好人,湘軍上下也沒啥好鳥。

    因為軍費大部都需自籌,湘軍又不像鄉勇隊有諸般產業支撐,財政缺口之大可想而知。

    也因此湘軍軍紀良莠不齊,給江西的地方秩序帶來極大不安。

    江西地處長江中游,又是安徽、浙江、福建、廣東、湖南和湖北六省交界之地。這對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國來說,是必守的門戶,而對肩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湘軍來說,又是扼敵致死的咽喉,江西是雙方必爭的戰略要地。

    曾國藩有過一次比較詳盡的敘述,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戰後,太平軍乘勝直搗武漢三鎮,上游空虛,咸豐帝急令曾國藩率軍上援,謹小慎微的曾國藩居然婉言申辯,拒不奉旨。

    他那是就提出了「其難有三端,一則潯郡為長江腰膂,陸軍未能輕撤;一則內湖水師乘春漲可以由湖口出江,所慮在既出以後,孤懸無依;一則金口水陸諸軍餉項缺乏,若再添師前往,更無可支援,恐餉匱而有意外之虞,臣實乏良策,惟有堅扼中段保全此軍。」

    曾國藩的不奉旨,無非怕失去長江中段的地利,無法保全他的水師陸軍。在江南作戰,十分重視水師的作用,保有江西,便能充分利用鄱陽湖,成為水師的巢穴,這一著是很惡毒的。

    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經直言不諱地表示:「余辦內湖水師,即以鄱陽湖為巢穴,進而切斷轉戰湖北的太平軍與其首都天京的聯繫,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三分之一,與賊鏖戰。

    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家鎮處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則交戰,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游七,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交戰,不利別亦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如此辦理,

    則上游武穴之賊與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勢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

    既要將鄱陽湖作為水師的巢穴,自然必須保有江西;而控制了鄱陽湖也就控制了長江中段,湘軍水師才能縱橫內湖外江,可進可退。

    一旦羽翼豐滿,時機成熟,它便可以順流而下,為剿滅太平軍事業發揮最後一擊的作用。地處長江中游的江西,被曾國藩稱為「長江腰膂」的九江,自然成為他必爭的戰略要地了。

    而湘軍的銀餉主要是自籌,這使得江西與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顯得分外重要。籌措銀餉是曾國藩最感頭痛的事,他常對湘軍將領說:「今之辦賊,不難於添兵而難於籌餉。」

    曾國藩兢兢業業地「惟當力保廣、饒以通蘇、杭之餉道,先剿撫、建以固閩、浙之藩籬。」又亟亟乎要求「上海抽釐金撥解臣首專濟楚軍之用。」

    這些,都說明江蘇、浙江、上海是在江西戰場的湘軍的軍餉重要來源之一。

    而廣東呢?

    甚至在曾國薄起軍前夕,就專賴廣東的餉銀以便動身,他曾專函當時的湖廣總督吳鎔說:「惟口糧一事萬難為續,目下專望廣東九萬金來,為起程之資。」

    而湘軍到江西以後,廣東仍然是湘軍餉銀重要來源之一,曾國藩在給李元度的信中說過:「四、五月,餉項竭蹶,每日只能合百,待六月廣東餉到,再行逐一補足,每日加賞米一升,鹽三錢,將來不復扣還。」

    富饒的江蘇、浙江、廣東的財力,商賈雲集的上海釐金,以及收入冠於全國的粵海關稅款,是湘軍餉銀來源的後盾,有了餉銀才能使這支地主武裝發揮它的戰鬥力。這些地區與江西不是毗鄰,便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於籌餉。

    而江西本身,就是湘軍與太平軍籌集軍餉、軍糧的重要基地。

    曾國藩承認:「吾在江西,各紳士為我勸捐八、九十萬」之多,所以他說:「籌餉以江西為本。」

    關於軍糧,江西物產豐富,尤其盛產大米,更引起雙方的重視。曾國藩認為「江西物力尚厚,供我水陸兩軍口糧,大約足支八個月」。

    太平天國方面也是如此,1854年東王、北王、翼王三人向天王上書稱:「弟等細思安微、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

    交糧納稅。」

    除此以外,湖南是湘軍的老巢,湘軍雖然出省作戰,但是,其兵勇的補充仍然要回湖南招募。

    如在江西作戰時,曾國藩還是「委副將朱品隆……等回湖南續招鄉男四千人赴撫州訓練以備攻剿」。

    周風山、曾國荃也曾經分別從湖南招募鄉勇,這些事情都是屢見不鮮的。江西與湖南毗鄰接壤,湘軍佔得江西,自然便於補充兵源。

    綜合上述,無論從戰略位置、糧調籌措以及兵源補給等方面,佔有江西都是至關緊要的,無怪乎湘軍與太平軍都在江西戰場投下了精兵良將,展開了歷時五年的激烈的爭奪戰。

    敵對雙方在一個戰場上反覆搏鬥五年,確實是個不短的時間,整個江西也在這樣的拉鋸戰中打成一片廢墟。

    從咸豐四年十二月至咸豐五年十月(即公元1855年1月至11月)為止,是太平軍楔入江西戰場,阻止湘軍凌厲攻勢的時期。

    咸豐四年秋,太平軍佔領的湖南、湖北重鎮岳州、武昌,先後被湘軍攻陷;十月,秦日綱率領的大軍又在田家鎮半壁山為湘軍所敗,湘軍乘勝水陸並進順江東下,聲勢逼人。

    石達開臨危受命,督師九江,咸豐四年十二月先後取得湖口、九江大捷,使湘軍水師喪失戰船、民船共七、八十艘。當時湘軍水軍的整個兵力,也不過擁有戰船「凡大小二百四十,輜重炮船百二十,輜重民船百」,不能說沒有傷及元氣。

    太平軍在這戰役中,將湘軍水師「一分為兩截,出現了外江無小舟,內湖無大船」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師「實覺無以自立」,不得已上駛金口,內湖水師又擔憂「不便宿食,不能紮營,……無得力將領統之,……外與九江隔絕,內又與江省遠離,銀兩子藥俱無所出。」

    湘軍的銳氣受挫,石達開有效地阻截了湘軍水陸大軍順江東下的攻勢,扭轉了危局。

    曾國藩沒有就此退卻,下定決心慘淡經營江西。僅僅過去一個月,也就是咸豐五年正月,曾國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讓內湖水師的營官「撫輯眾心」,又是「設局製造炮位子藥,專,供楚炮船之用」,又是「派員卉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撥船、造船,甚至「設立船廠添造各船」,於是「內湖水師自成一軍矣」。

    在曾國藩親自坐鎮南昌竭力整頓下,又過了兩個月,「今水陸各軍在江西境內者,傷者平復,勞者休息,羸弱者遣汰添挾,仍可恢復去秋壯盛之氣。」

    接著,曾國藩對今後的戰略部署作了一番具體分析,他在《統籌全局摺》中說:「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論之,陸路須有勁兵四枝,水路須有勁兵兩校,乃足以資剿辦。」

    水路以及陸路四支又分東、西兩路、曾國藩認為「江南自九江以上興國、通山、祟陽、武寧等屬,皆土匪勾結粵賊之淵,是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東流建德、饒、池、徽、寧四府,皆逆匪覬覦浙江之要途,是為東一路。……南岸以東一路為重要,而西路次之。」

    根據這一戰略思想,曾國藩的強兵悍將都佈置在部陽湖東、西兩岸。他在西路以塔齊布一軍五千人屯潯郡,伺隙攻城,妄圖牽制堅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帶的石達開的主力軍,使之不敢全數上爭武漢,基本上還是守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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