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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 文 / 朱自清

    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

    ——悼聞一多先生

    一

    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關於後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較多,現在且說個大概,來追悼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聞先生是一位詩人。他的《紅燭》,尤其他的《死水》,讀過的人很多。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愛國詩。在抗戰以前他也許是唯一的愛國新詩人。這裡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態度。新文學運動以來,許多作者都認識了文學的**性和社會性而有所表現,可是聞先生認識得特別親切,表現得特別強調。他在過去的詩人中最敬愛杜甫,就因為杜詩**性和社會性最濃厚。後來他更進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這是集團的藝術,也是與生活打成一片的藝術。他要的是熱情,是力量,是火一樣的生命。

    但是他並不忽略語言的技巧,大家都記得他是提倡詩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詩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散文如《唐詩雜論》,可惜只有五篇,那經濟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簡直是詩。我聽他近來的演說,有兩三回也是這麼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稱量而出,卻又那麼自然流暢。他因此也特別能夠體會古代語言的曲折處。當然,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但是更得靠才氣,也就是想像。單就讀古書而論,固然得先通文字聲韻之學;可是還不夠,要沒有活潑的想像力,就只能做出點滴的餖飣的工作,決不能融會貫通的。這裡需要細心,更需要大膽。聞先生能夠體會到古代語言的表現方式,他的校勘古書,有些地方膽大得嚇人,但卻得細心吟味所得;平心靜氣讀下去,不由人不信。校書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為知識和技術的一般進步,他的成就駸駸乎駕活校的高郵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國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復活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因為這古代與現代究竟屬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而歷史是聯貫的。我們要客觀的認識古代;可是,是「我們」在客觀的認識古代,現代的我們要能夠在心目中想像古代的生活,要能夠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認識那活的古代,也許才是那真的古代——這也才是客觀的認識古代。聞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話,是將這神話跟人們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話不是空想,不是娛樂,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現。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與自然鬥爭的紀錄,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辭》的神話,也是一樣的態度。他看屈原,也將他放在整個時代整個社會裡看。他承認屈原是偉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這麼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許才能再現在我們心中。他研究《周易》裡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個社會的影像在心裡。研究《詩經》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詩裡不少歌詠x生活的句子;他常說笑話,說他研究《詩經》,越來越「形而下」了——其實這正表現著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認識古代,有時也靠著這種幽默感。看《匡齋尺牘》裡《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夠體會到別人從不曾體會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謂「匡齋」本於匡衡說詩解人頤那句話,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裡《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也是一首難得的幽默的詩。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八十歲,現在還不滿四十八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原載1946年《文藝復興》)

    二

    聞先生的慘死尤其是中國文學方面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

    聞先生的專門研究是《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唐詩,許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發表的文字雖然不算太多,但積存的稿子卻很多。這些並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親手抄寫得很工整。只是他總覺得還不夠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願意編篇成書。這可見他對於學術忠實而謹慎的態度。

    他最初在唐詩上多用力量。那時已見出他是個考據家,並已見出他的考據的本領。他注重詩人的年代和詩的年代。關於唐詩的許多錯誤的解釋與錯誤的批評,都由於錯誤的年代。他曾將唐代一部分詩人生卒年代可考者製成一幅圖表,誰看了都會一目瞭然。他是學過圖案畫的,這幫助他在考據上發現了一種新技術;這技術是值得發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個詩人,並且是個在領導地位的新詩人,他親自經過創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賞詩人與詩。他的《唐詩雜論》雖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並且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後來他在《詩經》、《楚辭》上多用力量。我們知道要瞭解古代文學,必須從語言下手,就是從文字聲韻下手。但必須能夠活用文字聲韻的種種條例,才能有所創獲。聞先生最佩服王念孫父子,常將《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當作消閒的書讀著。他在古書通讀上有許多驚人而確切的發明。對於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獨到之見。他研究《詩經》,注重那時代的風俗和信仰等等;這幾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類學的理論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釋。他對《楚辭》的興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於其中的神話。他的研究神話,實在給我們學術界開闢了一條新的大路。關於伏羲的故事,他曾將許多神話綜合起來,頭頭是道,創見最多,關係極大。曾聽他談過大概,可惜寫出來的還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愛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表現。近三四年他又專力研究《莊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並發見莊子一派**上不合作的態度。以上種種都跟傳統的研究不同:眼光擴大了,深入了,技術也更進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貢獻特別多,特別大。近年他又注意整個的中國文學史,打算根據經濟史觀去研究一番,可惜還沒有動手就殉了道。

    這真是我們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啊!

    1946年7月20日作。

    (原載1946年8月30日《國文月刊》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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