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節北洋內部的戰守爭執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山東地區防務上分兩塊——北洋，山東。
而北洋負責的威海防禦上又分成兩塊——艦隊，岸炮。
威海岸防部隊為威海港而存在。他們參與了威海港的建設，修建了炮台，又留駐成為岸炮隊和衛隊。
1887年（光緒十二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海軍衙門會辦李鴻章，奏准派綏軍、鞏軍各四營到威海衛，以道員戴宗騫為統領，總兵劉樹德、劉超佩任分統。
綏、鞏軍本是吳大澂在吉林幫助吉林將軍練軍時編成，後來調至山東，成為北洋系列。
1888年又調派護軍兩營駐劉公島，總兵張宣為統領。這支隊伍，原是李鴻章的親兵營，嫡系中的嫡系。
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北岸的綏軍，南岸鞏軍，劉公島護軍各增募兩營。
駐威陸軍達到了16營，一萬多人。
這一萬多人具體任務，還是全部圍繞炮台。
而炮台，是護衛海港。與他們當初來到威海建設和守衛炮台時，是同樣的任務。
可是，現在最大的威脅來自己陸上，也就是來自炮隊和衛隊的背後。
炮台守軍的行動，應該最圍繞艦隊，同時考慮自己的具體處境，面臨的實際難題。
而艦隊呢？
艦隊也面臨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無法及時給炮台一個明確的答案——他們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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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實質，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唯有保存自己，才能消滅敵人。」
「消滅敵人，是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
這些相互矛盾的原則，哪句對，哪句錯？其實都是對的。在這一對辯證的矛盾當中，需要根據情勢來判斷，選擇自己的行動。
是打過去呢，還是防守呢，還是……轉身就走（當然不是單純地跑了不回來了）。而且，我曾說過，進攻中有防守、防禦中有進攻這個道理。
現在，大清、北洋，都面臨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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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廷到內外臣工意見倒是一致了——保船為要。但是，如何才能保全鐵甲艦呢？
大家的認識並不一致，彼此的意見分歧還相當明顯。
光緒皇帝自己一度還主張主動出擊。
這樣考慮的理由嘛，非常符合軍事原理：既然倭寇逼近，敵艦隊必然會進犯威海軍港。不如主動出擊，聯合海陸擊退敵人。海軍呢，既斷敵退路，這樣敵人也就無法靠近威海軍港了。
用他在電寄李秉衡的諭旨中所說的，「現在賊蹤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難保不闖入口內，冀逞水陸夾擊之詭謀。我海艦雖少，而鐵甲堅利，則為彼所無，與其坐守待敵，莫若乘間出擊，斷賊歸路。威海一口，關係海軍甚重。」
光緒還激勵大家，「在事將弁兵勇，倘能奮力保全，將登岸之賊迅速擊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嬰重罪，亦可立予開釋。」
從理論上講，光緒的方法，絕對是個抓住全局關節點的招法，一招出去，解決兩處問題——敵人別說靠近威海口，連岸都上不去，陸上也安全了。
可是……本錢呢？光緒所恃，是敵人畏懼的鐵甲艦。
但在北洋海軍艦隻減少、鎮遠鐵甲艦重傷的情況下，即使「乘間出擊」，結局實在是難料。
如果再有完整的六艘主力艦，丁汝昌也敢衝出港去，海上迎擊。不求有功，但求堵住朝中那些人的嘴，他也會幹。
關鍵是實力。如果有那個實力，日本人也就不會來了。
既然沒這個實力，只能採取守勢。
丁汝昌所想的，正是依托岸炮，首先「保護自己」。同時在敵人來攻的時候，還能合力保港，做一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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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丁汝昌提出了一個「水陸相依」的策略。
早在1月13日，朝廷命令李鴻章籌措威海的防禦，「悉心籌酌，飭令海軍諸將妥慎辦理」。李鴻章判斷，「查倭如犯威，必以陸隊由後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牽制我師」，採取水陸夾擊之勢。所以命令丁汝昌考慮「兵輪當如何佈置迎擊」，做到「水陸相依，庶無疏失……」
丁汝昌就抓住了「水陸相依」，與諸將合議，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
一、根據敵我艦隊的力量對比，軍艦與炮台互相依輔是唯一可行之法。
二、威海與旅順港口情形相異，水面開闊、迴旋餘地大。（也特地表明，不會出現皇上擔心的「若敵船逼近，困守口內，轉致進退不得自由」的情況。）
三、威海後路地闊兵單，全靠後路有大股游擊之師，防敵抄襲後路，庶幾威防可固。
這個方案，到了李鴻章同意，「海軍所擬水陸相依辦法，似尚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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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倆人配合默契，真不夠地道啊。
丁汝昌的計劃中，竟然還管上陸軍了，把球踢給陸上，全靠後路的「大股游擊之師」。
當然，他也不僅僅是難為李秉衡。李秉衡那點人也不夠。
丁汝昌寄希望的，是向皇上要來「大股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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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對關於艦隊出擊的命令，或任何離港的要求。
並且不惜稱：若海軍一走，陸軍心寒……
當然，後來讓他突圍，他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而另一方面，也因為要依靠岸上防線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對任何削弱岸防力量的方案，希望確保陸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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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時威海設防的情況看，儘管北洋艦隊力量大為削弱，但日軍要想從海上攻入還是極其困難的。威海防禦的弱點仍在陸路，而陸上炮台則歸陸軍指揮。
都是為了守威海，在選擇防禦方式上，主動出擊還是固守炮台？
北洋提督丁汝昌自己困守一隅，當然只能寄希望於岸上火炮的支援掩護。
所以，他不希望戴宗騫主動出擊。
恰恰在陸上炮台的防禦問題上，丁汝昌與威海陸軍主將戴宗騫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
針對如何防禦日軍從陸路進攻威海，戴宗騫有自己的理解，提出了「禦敵於境外」之策。
就是說，不能困守在炮台內，而應該出去，甚至到海邊迎擊登陸的敵人。
他認為：禦敵於境外，還能以戰為守，如果就這樣縱敵深入腹地，那敵人一股銳氣地圍攻，我卻被動困守，與其束手待斃，何如先發制人？
他還準備將威海陸上防務一併交給丁汝昌兼管，自己親自帶隊出去迎敵。
戴宗騫「御故於境外」之策並非不好，但抽調主力去打游擊，後路炮台，卻是非常冒險的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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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丁汝昌當然理解前出迎敵，或許更能把握主動權。但兵力有限，卻是最大的擔憂。
所以丁汝昌堅持「游擊之師不得不仰仗撫軍」，並對挑選精銳，以備親率出擊的戴宗騫加以勸說：尊意萬一倭寇登岸，便親率精兵迎擊，倒是能機動防禦，得時得勢。只是兵力單薄，你一走後路空虛。委以鄙人照料，我臨戰在海上分調船艇，都恐怕照應不過來，豈有餘力指揮岸上戰鬥事宜？請念在威海陸路關係全局，全靠兄弟的份上，還要同心同德，合力固守。
李鴻章也不同意戴宗騫率隊遠出。告誡戴宗騫牢記灣旅的教訓，如果迎擊失敗，部隊敗逃，炮台必定失守，就會重蹈大連、旅順的覆轍。所以嚴令「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但是，戴宗騫仍不願改變主張。
丁汝昌又給李鴻章發電報，表明自己的顧慮，稱：按照「戴道意，敵無論何處登岸，以抽綏鞏軍隊馳往剿捕為重」，只是萬一不支，後路炮壘若再有失，被敵人所用，那麼各軍艦就難保了。
但戴宗騫也是有自己的見解，既然說到灣旅教訓，他卻敏銳地看出，炮台失守，則港口不保，倒是實情。但炮台失守，恰恰是因為困守炮台、不遠去迎擊所造成的，此前大連灣、旅順的教訓就在這裡，「鑒於大連灣守兵不併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所以戴宗騫仍要求李中堂俯采自己的意見，讓自己因地審勢，在戰守上既佈署好炮台，也要把住外圍的險要，「雖布近局，仍扼外險，寧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
事實上，我看到戴宗騫，腦子裡又浮現出另一員戰將——徐邦道。他的這種看法，與當初徐邦道的看法幾乎一致。
而事後判斷，出去迎擊，它的價值不在於一定能立刻反敗為勝，而在於，或許拖住敵人，遲滯敵人，用犧牲迎來一個戰場轉機。
相比之下，更高層的認識上，卻缺乏一個變化的、動態地看問題的視角，既沒有動員山東清軍全部實行這一辦法，大舉迎擊，也沒有為戴宗騫出擊帶來的威海空虛找到辦法，以提供支持。
按說前方將領能提出一個建議，哪怕有冒險的地方，只要可行，作為上級，就不能認直吸取，大膽支持，並為之彌補漏洞、創造條件嗎？
單盯著這些方案的優缺點，反覆比較，難以取捨，試問，世上有多少方案能是完美無缺的呢？
反觀對面的日軍，在這方面，卻幾乎都是我說的這種方式——大本營也好，上級也好，很少有截然斷然地反對，而是讓前方將領盡情揮灑。出彩的似乎不是大本營，而更多的是前線指揮官。
所以可惜，戴宗騫的處境和當初的徐邦道也是一樣的。
在他的一再堅持下，李鴻章的態度有所改變。
但事實看來更主要的還是在丁、戴二將關於威海防禦之策的爭論中，調和一下罷了。所以，只同意他派三個營到前路抵禦。並稱山東軍還有三個營作為游擊，「東軍、戴道三營均打游擊，只要真打，可牽賊勢。」
這種折中式的處理辦法，以山東陸軍，加上戴道三
三營，區區六營之眾怎麼能「牽賊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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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宗騫在自己的防禦策略的施行上，受到丁汝昌牽制，而在炮台佈防問題上，丁汝昌沒有答應代為照應，卻還時常插手，二人又在這上面鬧起了矛盾。
威海後路炮台，如兩臂環抱海港，分別稱為南幫炮台、北幫炮台。
深諳陸戰之道，又有旅順的教訓在前，所以更加留意之下，丁汝昌已經發現威海南幫炮台的佈防存在嚴重問題，不但只注重了對海攻能，而對後射擊能力弱，而且自身防護上，也有重大缺陷。
特別是有一座龍廟嘴炮台，被隔在用作護衛的長牆外，也不在山頭上，最容易被抄後路。所以，他與南幫炮台守將劉超佩約好，「水陸共護此台，倘萬不得已，拆卸炮栓、鋼圈底，歸鹿角嘴炮台，免致為敵所用」。
當日軍行將迫近威海時，丁汝昌見情況危急，又「挑奮勇安插其中，暗備急時毀炮」。
從電報和一些史料推斷，丁汝昌所挑「奮勇」，一定是從艦隊水兵中挑選的，「自己人」的觀感強烈，而安插在炮台上的作用，是準備危急時，把炮炸掉，防止被敵人奪走。
戴與丁汝昌的矛盾，無非是觀念方法之爭。丁根本無力左右，就使出這麼一招，戴宗騫前腳一走，丁汝昌還派人準備先將炮台備用的鋼底、鋼圈等大炮零部件收走，存放到劉公島上。
在任何人看來，這明顯都是一種極為不信任的表現。
而且這些動作，事先並未跟戴宗騫商量，好似故意瞞著他，這讓他大為惱火。
這有點意氣之爭。本來戴宗騫就清楚各炮台在山頂，而兵捨彈藥庫在炮台背面山坡，有不利於防守的弱點，才提出前出迎敵的。這一鬧，他又向李鴻章打報告，又是與丁汝昌、劉超佩爭論，表示了自己的不滿情緒，以「憲諭特言台炮能回打，龍廟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輕棄？」強烈反對拿走炮台的東西。甚至還譏諷「威海還未見敵影子，就嚇成這樣！半年來，淮軍所至紛紛披靡，又何足為怪！」攻擊丁汝昌，「禹(廷)如此膽識，焉得不彈？」
大敵當前，而海陸主將交惡，一場官司又打到李鴻章面前，這輪到李大人大為惱火了，更加以嚴斥：「吾令戴與丁面商妥辦，乃來電負氣爭勝，毫無和衷籌商萬全之意，殊失厚望！吾為汝等憂之，恐復蹈旅順覆轍，只有與汝等拚老命而已！」
都把李老大人逼到這個份上了，也真是不夠意思。
不過李大人雖然照顧戴宗騫有守炮台的責任，覺得丁汝昌方式上有些不妥，但還是認為丁汝昌的意見有道理，又叮囑戴宗騫加以考慮，提前預備。
然而，是非難靠嘴辯清，實戰中，卻見真理還是繆誤。事情果然不幸如丁汝昌所料，龍廟嘴炮台最先被敵佔領，並為敵所用。炮台沒有及時炸毀，鋼底、鋼圈也未及卸下，使海軍及島內炮台均受威脅。
無奈，為時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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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系軍隊內部在威海防守策略上出現的這場爭論，憑心而論也是正常的辯論，李、丁的意見，實際上也是出於無奈。而戴宗騫主動出擊的方略，實屬可嘉，但兵力單薄，以一兩支小部隊出去游擊，估計也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
至於說威海海陸主將不和，不能和衷協商，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成為導致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卻覺得有些言重了。
山東之敗，威海之敗，根本上還在於大清的戰略不對和籌劃組織不力上。
不過，單就北洋一隅來說，綜觀近代以來各國海軍的常規做法，以一名主將統領岸防和海軍，是更為有效的方法，更符合軍事學原則，也符合領導學、管理學的原理。
戰後，有海軍將領總結教訓，認為應該使「沿海各帶炮台，水雷營等處，須歸海軍提督節制，作為一氣，不啻唇齒相依。」卻是一個鮮血換來的極為深刻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