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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節兩翼作戰之東部戰場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山東半島。

    人傑地靈,物產豐富。

    中國較早開化之地,現稱齊魯大地。長久以來,山東在中國都算是豐地、寶地,當初周王朝分封諸侯,不管是按「公侯伯子男」的爵位高低,還是封臣的重要地位看,武王的弟弟周公之後封地在魯,而第一功臣姜太公封地在齊,足以見其顯要。然後,論,魯國是儒家化的發祥地,論武,齊國在「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中都有其名,而且約定俗成地排在第一位。

    近代列強瓜分中國,趁大清式微,南北對進,逐漸將爪子伸向山東。尤其是日本,早有從東面動手的意思,對山東垂涎已久。

    抗日戰爭起始是在1937年的盧溝橋嗎?「九·一八」之後抗聯的戰鬥如何算?

    其實,歷史上日本兩次入侵中國,皆自遼東、山東開始。

    日本第二次奪占金旅、大連後,在這裡成立的是日本的「關東都督府」,後來又利用大清不爭氣的子孫賻儀,扶持了一個偽滿洲國,「關東州」依然**,儼然一塊日本的海外領土。赫赫有名的「皇軍之花」——日本關東軍,就組建在這裡,又從這裡出發。

    1931年「九·一八」以後,又一路跟著英武的張少帥,把山海關以外的東三省全部佔領。

    山東地面上,日軍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從德國手中奪佔了青島和膠州灣,並獲得了膠濟鐵路沿線駐軍、採礦等特權。

    就是說,在全面侵華戰爭暴發前,日本早已在這兩處打下了釘子。

    大清的拱衛之地,就這樣被當成了「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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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大清開戰的這場戰爭中,伊籐博主導著,給陷入迷霧中大本營指明了今後的進軍方向——日本軍刀指向山東。(上一章第六節「遼闊戰場誰能主導」內,已做初步討論。)

    日軍為什麼進軍山東?

    日本真的是要奪取山東,為進擊北京做準備嗎?

    非也。

    進擊北京,這只是伊籐給日本大本營,給日本海陸軍描繪的一個願景,引他們上鉤的。否則,便難以得到他們的認同。從這我們看出了伊籐博的陰險、老辣。

    這一手簡單而直接。其實沒有什麼很複雜的奧妙。

    伊籐是一位真正的戰略家,也是日本政府唯一懂得戰爭經濟學的人。

    也是更理解「戰爭最難的不是如何開始,而是如何結束」這個道理的人。

    為了日本的利益,他和日本的軍國分子們一起推動了對大清的戰爭,這一點他們是相通的。但唯一不同的是,他時刻關注這場戰爭應該如何收場。

    或者具體說,他懂得雙方實力消長的秘密。

    而他做的選擇,正確之處,恰恰是他緊緊地把握了發動這場戰爭的本來目的——為了日本的利益,而沒有被沖昏頭腦,失去這個目標。

    在作戰的每一步,他都在為戰爭在確保最大收益下的收場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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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軍發動山東作戰,消滅北洋艦隊是第一目標。

    這一點,從日軍發佈的命令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至於下一步,要看實力。

    但從相關的資料看,我確信伊籐其實有割占山東的想法。

    還有一個潛在目標,打擊大清的抵抗意志。

    用這種「山東失陷」到「必攻京城」的必然邏輯誘導大清,增加大清朝廷的恐慌,直接逼迫大清屈服。

    這是一個風險可控,相對保險,不超出日本的攻擊能力的頂點,特別是不會挑戰列強容忍底線的絕妙一招。

    而且有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相配合——大清對山東的防守,極為薄弱。

    極為薄弱的問題,答案在於——

    清廷並不重視,重心不在山東。

    京畿重於遼東,遼東重於山東。

    清軍被吸引在京畿和遼東這兩個地方之後,於是,日本人又在山東方向刺出一刀。

    一刀,便刺中了大清另一處十分關鍵、卻又十分薄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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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的戰略選擇,讓我思考:大明朝末期為什麼將鴨綠江口延至錦州、山海關一線島嶼,至威海衛海防,全由一個人管,叫登州衛所。

    為了加強這道環海防線,大明甚至在山東地界上劃出登州萊州二府,單獨設立了一個登萊巡撫,後來還進一步從山東分離出來,升格成為與山東巡撫同級別的軍事行政機構。

    秘密其實存在於一個共同的原理:海防。

    山東、遼東,如同兩個臂膀,守衛渤海,可以兩個拳頭打人。

    但兩個拳頭打人,對於一個只有6艘主力戰艦的北洋的規模,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北洋能擴大到18艘主力戰艦,日軍絕不敢到海上來找大清的麻煩。

    可悲的是,大清本來有這樣的經濟實力。

    事後痛悔,又能向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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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記載來看,伊籐並沒有費多大的勁,就讓大本營同意了自己的意見。

    為進攻山東,日軍進行了長達幾十天的登陸準備。

    甚至,為了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讓北洋艦隊完整地落入日本手中,不花錢地擴充聯合艦隊實力,日軍還準備了勸降信。

    針對威海衛作戰,日本大本營重新改編第二軍,組建了新的作戰部隊——「山東作戰軍」。

    「山東作戰軍」以陸軍大將大山巖為司令官,下屬兩個師團:第二師團,包括步兵第三旅團(旅團長陸軍少將山口素臣)和步兵第四旅團(旅團長陸軍少將伏見貞愛親王),陸軍中將佐久間左馬太為師團長;

    第六師團,包括步兵第十一旅團(旅團長陸軍少將大寺安純)和混成第十二旅團(旅團長陸軍少將長谷川好道,部隊參加了遼東半島戰役,正待在旅順),陸軍中將黑木為楨為師團長。

    為這支「山東作戰軍」的組建,日本抽調了國內僅有的兩個師團現役正規部隊,堪稱傾巢出動。整個日本除了鎮守東京、守衛皇宮的近衛師團,基本已經成為空城。

    這種拼盡全力的一擊,當然對大清朝是一個巨大壓力,但卻使日軍失去了戰略迴旋的餘地,為下一步列強乘機搶奪「獵物」留下了空虛。

    但這已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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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4日,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便給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下令,要求聯合艦隊協同第二軍攻佔威海衛,消滅北洋艦隊,並運送第二軍在山東半島登陸。

    16日,大本營正式電令伊東:

    「一、目前敵艦隊退縮威海衛,不出應戰,成為我軍日後進兵渤海灣頭作戰之障礙,應予消滅。為此,海陸兩軍須進佔威海衛。

    二,貴官護送第二軍登陸,並與之協同佔領威海衛,消滅敵艦隊。」

    這些命令,明確了日軍此次進攻山東要達到的首要戰役目標——消滅北洋艦隊。

    其次,是進佔威海衛。

    甚至可以認為,敵人計劃進佔威海衛附近地區,也是為了消滅北洋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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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以上戰役目的,日軍精心準備了兩手。

    一手海陸配合攻取,一手採用誘降的辦法。

    關於誘降,也是基於日軍的情報判斷。

    日軍在甲午戰爭中著名的四起情報評估案例中,其中著名的一起,是掌握列強干涉戰爭的容忍底線,迴避過早進行直隸作戰。

    而另一起比較得意的成功的案例,就是解讀清國艦隊最高長官丁汝昌的個性,利用勸降信和軍事壓力瓦解北洋水師軍心,成功招降,覆滅大清艦隊。

    對大清的武力逼迫,在戰略心理戰之下,竟然還有戰術心理戰手段,這多少為我們揭示了山東作戰的幕後諸多策劃的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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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作戰方略確定以後,有參謀軍官向伊東獻計:為了達到盡可能不損傷我艦,最好還要全部俘獲清艦,可採取先圍困,防止他們逃逸,然後待他們彈盡糧絕了,再促使丁汝昌投降。(「覆其根本,宜備敵國艦隊出擊及其遁逸,務不損我艦,不使敵艦沉沒。待及彈竭糧盡,土氣沮喪,以令丁提督降。」)

    伊東深受啟發,便派參謀長鮫島員規到金州城,向大山巖匯報誘降計劃,大山巖大加贊同。12月10日,伊東和大山兩人又見面商談了誘降的具體辦法。

    接下來,就由國際法顧問、海軍教官,據說也是有名的士高橋作衛捉筆,分別用漢和英起草了兩份致丁汝昌的勸降書。

    勸降書嘛,當然是從侵略者的立場出發,顛倒是非,挑撥離間,極力勸誘。

    在那份中勸降書中,日本人打算勸丁汝昌「棄小節而全榮名」,傚法李陵之降單于。據說這份處勸降書博得許多日本侵略分子的齊聲喝彩,被點贊「情理兼備,洵為不朽名」。

    但大山巖這個「中國通」可能更瞭解,不管是什麼情況下投降的,李陵在中國人心目中一直是個不光彩的人物,所謂「棄小節而全榮名」又為中國人所鄙夷,恰恰相反,中國人尊崇的是「捨生取義,以全名節」,投降哪是小節問題?投降者只有貪生怕死,哪來的「榮名」?所以這樣說其效果只能適得其反。

    幾經斟酌之後,大山巖選定了英的那份。

    我看到的這份,是大多數人所看到的,流傳下來的中翻譯版。

    這份勸降書看似巧妙地改變了一下角度,拿中國歷史上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終於一雪會稽之恥的典故來說事。可這對於中日之間的情況,到底有什麼可借鑒的?日本倒是針對北洋艦隊,多次使用「臥薪嘗膽」,看來是相當喜歡這個詞和這個事,但我沒法理解日本人的漢語理解能力。

    接著又與此「驢唇不對馬口」地換了一些例子,扯出法國總統麥克馬洪(曾在普法戰爭的色當戰役中被普魯士軍包圍俘虜,獲釋後仍能任法軍總司令和當選總統),扯出土耳其的蘇裡曼·帕夏(1877-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戰爭中守衛普列城,彈盡糧絕,率3萬土耳其帝國守軍投降俄軍,獲釋後任土國陸軍大臣),來證明投降

    降不是壞事。

    ——「末古末啞恆曾經投降敵國,以待時機;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化污辱,而且仍被推選為總統。土耳其的啞司末恆拔香,夫加那利一敗,城市被攻陷自身成為戰俘。等到歸國的那天,即授軍事長官的高位,成就改革軍制的偉大功勳,也沒有聽到有阻撓他大謀的人。」

    照日本人的意思,丁汝昌投身日本,或可東山再起,還能為大中國偉大事業做貢獻啦。

    勸降書還舉出日本海軍司令槺疚溲鎦薪4竽窆緗櫚睦蠙廡戍綸]贍桓號鬥O渾貾a鎘胩旎仕攬梗Govセ旎駛嵊糯荄瓴瞳v丫俸銕瑎i氐p摹?br/>

    ——「您如果來日本,我能保證我天皇陛下用大度優容的態度對待您。我陛下對待自己臣民的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呢?如槺競>s薪雞r竽袷嗝芄宋實齲x飭克褸捰乓眨軋商i夤你~嗨頻睦舋w簧佟o衷塚丙蘛秦綬簻Y濟瘢t憡^譴贀i衙棶灡R耍色怯z瓵p≒兀楔繳i囟ugん鶉聳恓狙切?br/>

    實際上來講,大山和伊東的勸降書,即使說得再好聽,也不符合中國人的觀念。那等於是為北洋引入一種新的戰爭觀,甚至是為中國確立一套新的倫理道德。

    這套好聽的理論背後,哪一次投降,不是伴隨著巨大的國家權益的捨棄,出賣?上山入伙還要帶點見面禮呢。戰敗被迫放棄,又怎能不是予取予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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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正比較有殺傷力的,是信中詳細地分析兩國改革與保守道路的差異,說明大清必敗、日本必勝的結局。

    無法得知這位日本軍人為什麼會在這樣的時刻與自己的戰爭對手談論主題如此重大的國家政治問題。

    日本軍人從中華帝國的科舉制度開始說起,比照日本曾經經歷過的辛酸歷史,解剖中華帝國衰敗的原因——在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巨變的時代,對於封閉的中華帝國來說,「更張新政」已是「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否則,這個巨大的帝國最終難逃覆沒的厄運。

    這段話命中了那個時期清朝的病根之一,即「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痼。

    奇特的是,這些關於國家變革的理論竟然出自軍人之口,由此可見日本人對自己國家的崛起有著多麼深刻的感受和認識,也可見日本人對中國的瞭解程度之深——本來日本的維新原因之一是剖析和吸取中國的教訓。

    不客氣地說,這個論點,到現在還被一些滿足於一知半解的人不加辯別、不問時地地揀起來,或點頭稱是,或擊節讚歎,甚至被一些人斷章取義、惡意地運用(此類人和事還不少),以誘導一群人的隨聲附合。

    更何況在當時,估計丁汝昌也找不到什麼詞來辯駁,僅因信中所言「保全自己以圖大事」在所處環境下根本不可能達到,所以,被丁汝昌置於一邊。但這封信,應該擊中了丁汝昌的痛處,足以讓他的信心崩塌,悲觀絕望。流傳開去,動搖清軍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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