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節血淚旅順口——似海冤沉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旅順防禦崩潰之際，除了趙懷業，旅順前敵營務處總辦道員龔照璵和衛汝成兩人，也乘船由海上逃走。「舟小風浪作，四日始達煙台」。從小平島繞過旅順灣日艦封鎖線，那是多高的難度，漁民竟然做到了。
大清朝廷是不會反思自己的問題的，卻會拿戰將開刀，嚴厲追究責任。光緒對畏敵如虎，不戰即逃之將領嚴加懲處。11月27日下旨，革去「擅離職守搖惑人心」的龔照嶼之職。12月3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統連順之職，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偉和「擁兵不救」的趙懷業之職，並交部治罪。
清廷還以「臨陣棄軍逃走」，下詔將衛汝成革職，並拿交刑部治罪。
然而，衛汝成、趙懷業卻找不著了。
抵達煙台後，衛汝成立刻改裝成船戶模樣上岸潛逃。
衛汝成是聰明的，雖然自始至終，我並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畏敵不戰的行為。相反，在危難之時，還召募了一支成軍，開赴旅順。在無人出戰的時候，他支持了徐邦道，兩次主動出擊。但他很清楚戰敗會有什麼結果，自己的親哥衛汝貴早就被「拿問」，他不會再重蹈覆轍。
當然，他還不知道，朝廷中的一幫言官和地方一些大員，早就對他不信任了，參他的折子也一道接一道。
也許還會有很多譴責，但都無所謂了。衛汝成成功潛逃，從此浪跡天涯。朝廷始終未能捕獲到他，只好「乃籍其家」，任其「不知所終」了。
……………………………………………………
龔照璵卻沒這麼好過，乘舟頂浪漂行4天逃到煙台。到煙台海面後，因怕李秉衡捉拿（或許真是再次，而且這次就是真的了），沒敢上岸，托人向前任劉含芳借了一件皮袍，轉乘永順輪逃往天津。被革職以後，朝廷又追加處罰，於1895年1月22日被成功捉拿，交刑部審訊。
大意了，他估計都沒想到自己會被按上了個「統兵將帥失守要港罪」（一個四品道員，也就是管個營務處，也算是軍人了，還能稱將帥），判處其斬立決。幸好經李鴻章求情，改判「監斬候」，一候就是五年。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朝廷都跑路了，也就沒人管他了，不知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龔照璵被開釋出獄。
伴隨這個逃將的，除了朝廷「公論」，還有社會輿論的不停討伐。
有人說，龔照璵以白銀賄賂當局，死刑沒有執行。其實，對這樣的要犯，誰還敢收他銀子，私下放掉他。
好不容易逃出一命返回故里，鄉鄰也不放過他。傳說，他過60大壽時，同鄉張陸打扮齊整，彬彬有禮地說：「六哥今日心情好啊，能容弟說一句話嗎？」龔照璵說：「請見教。」張陸說：「兄弟我近來看了幾本新書，才知道國民乃國家之主體。那麼為弟也是國民了，這樣說的話中國土地之存亡我也應負一份責任。請問六哥，當年你將弟弟的旅順送到何處去了，今日能還給我嗎？」龔照璵聽後大窘，狂呼逐客。
又傳說，次日早晨，又有一個和他有過節的人，結合他生日（六月六日）之數，和昨日的事情，巧妙構思，在他門前張貼一副對聯。
上聯：稱六太爺，上六旬壽，欣佔六月六日良辰，六數適相逢，曾聽得張陸（音六）先生，大踏步闖進門來，口叫六哥還旅順；
下聯：坐三年監，陪三次斬，賺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願已足，最可憐達三（盛軍統領衛汝貴字達三）故友，小錢頭不如咱灑（指衛汝貴用錢之術不如龔照璵，故被殺頭），冤沉三字赴黃泉。
這種羞辱，可夠辛辣。背負逃將之名，龔照璵也是「百口莫辯」了。
……………………………………………………
但與這些官員、將領所受的（可能是）冤屈，甚至只是一點點委屈相比，百姓無辜亡命於敵軍，冤屈又由何人去伸？
難怪國人憤恨逃將。將士可以逃生，卻扔下旅順不顧，任由旅順居民陷入人間地獄。
旅順港失陷，日軍進入旅順，便瘋狂舉起了屠刀。
旅順白玉山東麓有一座合葬大墓，是旅順被害者一處最大的埋骨之處。日軍還曾為其立碑，對外宣稱為「清軍陣亡將士之墓」。後來清政府委派直隸候補道員顧元勳接收旅順，出面主持建立了甲午戰爭遇難同胞墓，並親書「萬忠墓」刻在一塊石碑上。
何為「陣歿者之墓」？
那不是抵抗日軍而戰死的軍民。
是開城迎敵、被無辜屠殺的和平居民。
是日本人把他們殺死之後，又讓他們享受了陣亡「烈士」的待遇，作戰人員戰死後的待遇。
為什麼？為了掩蓋事實，掩蓋自己的惡行，掩蓋日本的大罪。
本應是「旅順大屠殺遇難者之墓」，清政府又加以「萬忠」之名，看來滿腦子意識裡就是忠於大清朝廷，絲毫也沒有反思朝廷官府的責任和失職。也許，這樣能遮蓋一下臉面，順勢掩蓋一下墓中絕大多數為無由被害的民眾的事實，也能減去幾分所謂「為民父母」者不能保民的指責。
……………………………………………………
旅順大屠殺，日軍大山巖是罪魁禍首。第一師團長，山地元治，旅團長乃木希典，西寬二郎，第一師團的日軍，全是兇手。
為什麼會發生大屠殺，應該是我們追問的重要問題。
從民族心理上分析，這其實是一直處於弱國地位的日本終於戰勝了強大的鄰國之後的一種變態發洩心理……長久被蔑稱為「倭國」的小日本，終於攻下了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清朝土地，為補償被極大傷害的自尊心，旅順大屠殺，也就成了終於戰勝了「上國」後狹隘的瘋狂報復行動。
而對於日本的軍官和士兵而言，殺人越多功勞越大的規則讓他們更是徹底淪喪了人性，變成了殺人惡魔。士兵從白髮蒼蒼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嬰兒，一個也不放過，甚至還讓隨軍記者拍攝自己殺人的照片。
還有一個，就是洩憤。日軍的師團長、旅團長們，為了激起士兵的戰鬥意志，宣揚清軍殘殺日軍，包括前邊那些間諜的可怕情景，給日軍種下復仇的意識。
另外有一個需要想到的是，日軍想要滅絕中國居民，改造旅順軍港，作為日本人的軍港。
所以，大規模的屠殺集中在旅順發生。
這次屠殺，也已經被中外史學界人士證實，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的大規模罪惡行動。
最直接的證據，是日軍的一個屠殺密令。
不管日軍如何無恥地狡辯，據戰後資料曝光，1894年11月19日，日本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巖大將默許下，主攻旅順的日軍第二軍第一師團長山地元治親自下達了大屠殺密令：「非戰鬥員也要殺掉」，「我們養活不了那麼多俘虜，既要給他們治傷，又要供吃供喝，這給我們增加了高額的費用和麻煩，是我軍所無力承受的！」
而後來發現的向野堅一的日記，則為這個屠殺密令作了重要舉證。
在11月19日的日記中，他這樣記述：我軍由營城子向旅順進攻時，軍官下達了「見敵兵一人不留」的命令。師團長(山地元治)表示「今後非不得已，不要對外講。」1924年向野堅一在談話中又一次透露：「在旅順，山地將軍說抓住非戰鬥人員也要殺掉……山地將軍下達了除婦女老幼外全部消滅掉的命令。」（向野堅一：《三崎山追記》，1932年油印本，大連圖書館藏。）實際上，這還為山地進行了遮掩，日軍的凶殘殺戮，是不分婦女老幼的。
……………………………………………………
旅順大屠殺是近代以來日軍製造罪惡的先例。歷史上，日軍給我國帶來的慘案，還有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其它規模小一點的，還有濟南慘案、潘家峪慘案、平頂山慘案、廠窖慘案、下五家慘案等數不清的燒殺罪行。以及象為修建要塞工事（象虎頭要塞、海拉爾要塞），所強征的民伕，不僅被勞累虐待致死，在完工後還會全部被殺害，人數也相當驚人，少則幾萬，多則上十萬。
日本人對中國欠下的血債，罄竹難書。
旅順口大屠殺，至今公認的數據：日軍對旅順城內進行了4天3夜的搶劫、屠殺和強暴，估計死難者約達到2萬人。
在日軍留下的各種回憶錄、日誌裡，凡有涉及「旅順大屠殺」的，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都是觸目驚心的「射殺」、「擊斃」、「砍倒」、「刺死」，以及「屍積成山」、「死屍纍纍」、「血流成河」、「腥氣沖天」……
「旅順海陸要塞皆失，日軍入市，風雨大作。其第一軍團長（注，可能對敵編製名稱不同。現在稱師團長）陸軍中將山地元治下令屠殺市民，不論工農士商，男女老幼，沿戶搜殺，甚至醫院之醫師、護士、病人，亦皆刃之，破腹穿胸，血流成渠，歷之三晝夜始止。……全市人民免於屠戮者，僅有逃在英國洋行院內之百餘人，與和順戲園演員**十人，及深夜由山道逃出者四五百人而已……」這段字，來自親歷者口述，是目前最為準確的記錄。
旅順市街的居民，除了一些有錢人家僱船、僱車，於戰前逃出死地，窮人們無錢也無門路可逃，逃出也沒有地方落腳，只能接受命運。
甚至多數人還以為，就像歷史上的戰亂一樣，那只是軍隊相互攻打的事。打完了，不管誰贏，老百姓的日子該咋過還咋過。
這只能說是思維太天真了。對異族，根本不應有什麼幻想可抱。
而且，遼東二百多年的太平日子，也讓民眾漸漸放鬆了對戰爭的警惕，腦子裡毫無殺戮概念。
不過，沒想到清軍竟然敗了，更沒想到清軍敗得也太快了，自顧自逃走，沒有做好轉移疏散工作，也沒給老百姓留下一點點逃離的時間。
對這場大屠殺，很多書上都有相關的講述和描寫，那些滅絕人性的殺戮場面，慘絕人寰的屠後景象，那一筆筆的賬都記得清楚，教育我們牢記前事，勿忘歷史。
反思歷史，如果說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訓，就是抗戰詩人田間的一首詩《假如我們不去打仗》說得清楚：
「假如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哪，這就是奴隸！」
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些當年的兇手，包括那些無恥也無良的所謂右翼的繼承人。但歷史證明，只有戰勝敵人，才能保證這些慘案不再重演。只有實力，才能將犯罪者繩之以法，最好戰場上遇見了，直接將它們送進靖國神社。
……………………………………………………
象後來一次次發生的罪行一樣，日本人在瘋狂殺戮之後，還要加以遮蓋，欺騙世人，抵賴不了的，也要反覆辯解。
為了掩蓋真相，日軍也違反紅十字會公約，野蠻拒絕天津的紅十字會進入戰區、救治傷員的要求。
這是為了爭取時間，處理犯罪現場。
r/>
11月26日，第二軍司令部下令「盡快打掃戰場，迅速處理清國人屍體」。
殺的人太多了，日本人沒想到，處理屍體的事竟然很麻煩。
開始僱用日本軍夫和召集倖免的中國百姓，組成戰場清掃隊來清理。天寒地凍，埋葬極為困難。只能到處找坑，將凍僵硬直的屍體象枯木一樣橫豎堆在一起，蓋上一層沙土。
等日軍在金州、旅順成立了象安東那樣的「戰地民政廳」，這個任務又交給他們去辦。後來，日軍不顧中國的傳統，決定採取火葬。又成立個「燒卻隊」，在旅順市郊外找到一處磚瓦廠，利用窯爐代替焚屍爐，使用清軍遺留的大量煤炭。政廳還請海軍搜取破船上的引火木材和煤炭，每爐一次燒卻五六十具屍體。金州那邊，則用圍牆圍著，建成了一個臨時火葬場。
1月下旬，天氣變暖，原先淺埋的屍體又因為凍土化開，各處不斷傳來報告，有半枯骨骸暴露出來。21日，政廳又派人挖掘作業，對所有屍體進行火葬。
旅順火葬處理的骨灰裝進大口清式棺材，埋入白玉山東北山腳下，在掩埋死難者處，還樹了一座「清國兵戰歿者」的牌子，以為這下可以掩蓋世人耳目了。
……………………………………………………
為了掩蓋自己的醜惡，在國際上扮演好「明軍隊」的假象，日本人編造了一串串的謊言，也準備了一套套的狡辯詞。
先是說，天黑，分不清。
然後說，清軍穿著老百姓的衣服。
再然後說，老百姓抵抗。
大山巖在第二軍內部實行的統一口徑，就是證明。
大山巖擔心殺戮行為引起國際輿論譴責，特別制定了對事件的統一辯答要領。
一，當被問及「日軍進入旅順，為什麼不區分兵士和百姓皆混同殺戮」時，答：「造成軍民混同殺戮的原因，一是，旅順口是敵人的軍港，市街內民間人士大多是服務軍隊的職工，同屬敵類。二是，我軍受到敵兵從民屋內的射擊抵抗，事實證明大多民家都有遺棄兵器彈藥的現場。三是，旅順戰鬥展開前，大多數住民早已離開旅順，掃蕩時市內薄暮黃昏能見度不良，無法判斷是敵是民。」
二，問及「21日以降戰鬥已經結束，為什麼仍然對沒有戰鬥力的敵兵繼續殺戮。」答：「俘虜中被殺戮者皆是頑固不化之人，或抵抗逃跑之徒，為防止意外故對敵施以懲戒。
……………………………………………………
日本人的邏輯，就是將百姓說成戰鬥人員。那樣，戰鬥中殺死敵兵，當然不是問題。即使是俘虜，也不是「屠殺平民」這樣的罪惡。
殺俘之事，其實是普遍現象，也是日本人的一貫傳統。
因為戰場上留下大批俘虜，管理難度大，看管費勁，佔用兵員，還要供給糧食，還是殺掉省事。舊式軍隊，殺俘，甚至殺降，都不是什麼。殺與不殺，全看勝利者決定，而算不算違反軍紀，也只是看有權者怎樣決定，是否違反命令而已。
部分俘虜被收攏、關押，是做給記者和外國人員看的，一種宣傳手段罷了。
《東京朝日新聞》等日本國內媒體，全部都在侵華和屠殺上充當幫兇，異口同聲將被日軍屠殺的人員，稱為「清軍」。《讀賣新聞》12月10日報道：「此戰斃敵5000以上」，「今回旅順之戰殺敵數合計6000餘」。而12月9日，第二軍參謀長向大本營報告旅順戰鬥結果，「旅順口清軍守敵死者約2500人；金州方面及金州和旅順間敵軍死者約2000人」。
日本軍隊的報告，與清軍所記的數字，大體上是一致的。可見，有多少百姓，成了日本國宣傳中的「斬敵數目」，成了日軍赫赫的武功。
……………………………………………………
當然，真相是無法永遠掩蓋的。
這世界，總還有具有正義感的人存在。
有三位西方記者和部分西方媒體，值得我們記住——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特派記者托馬斯·克溫，美國《紐約世界》記者克裡曼，《旗幟》雜誌記者威利阿斯。
12月3日，克溫第一個以電報形式，在《泰晤士報》上披露：自己自旅順前線回到日本，會見並質問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雖多方狡辯，但承認「日軍開始在市內掠奪屠城，對放下武器的清軍俘虜和平民百姓一律慘殺。事件後，大量的軍民屍體被焚燒……」
12月12日和13日，《紐約世界》連續兩天登載克裡曼發回的電報，報道日軍在旅順「對包括老少婦孺在內的非武裝住民肆意濫殺，屠殺場面和屍體慘狀不堪言表，三日連續大量屠殺，市內居民所剩無幾，日軍令人戰慄的與明社會背道而馳的行為，玷污了日本自譽的明，重新回到了野蠻的時代……」並以「日軍的殘虐行為」為題，社評日本人偽裝的明。
《旗幟》的記者威利阿斯，發表了《旅順的真相》，回國途中，於1895年1月15日，在溫哥華接受《每日世界》報採訪，並舉行清日戰爭演說會。後又與克裡曼會合，在基督教青年會館舉行演講。他的巡迴演講採用當時的最新技術「幻燈」，公開了自己拍攝的照片，展示了鐵一樣的證據。
日本無恥地舉國行動起來，各國內媒體負責辯解，攻擊這些正義記者。外交部門負責歪曲遮蓋，以平息輿論譴責。還派人威脅西方記者，嚴格管制電報、防止信息流出。由於報道受阻，安全得不到保證，克裡曼等人不得不離開日本。
日本還公開打起了國際宣傳戰，採取收買
外國媒體、記者的卑劣手段，阻止媒體揭露真相。甚至還運用這些媒體，混淆視聽、歪曲事實。一些大報，如《華盛頓郵報》、《舊金山紀事》、《紐約時報》等都被買通，做了不光彩的行為，幫助日本成功地從困境中脫出。
這些人給日本人打掩護也沒事。用不了幾十年，日本空襲珍珠港，在馬來半島、菲律賓對英軍、美軍戰俘肆意殺戮，他們就會明白了。
面對歪曲和攻擊，《紐約世界》奮起反擊，加大版面、插入插繪和照片，詳盡描述旅順事件的經過。並曾經巧妙地轉載日本報紙的辯解，配上「這證明克裡曼的報道是真實事件」的標題，使日本的報告成為「自證」。《紐約世界》的這些報道被倫敦所有晚報等全部轉載，有力地促進了美國等國家的人們對日本明的再認識。
而大清朝廷，卻似乎默認了日本人對旅順人民的屠殺。大清駐英美等國的公使，竟好像面對的是其他國家的輿論新聞戰，沒有一個站出來發聲。
旅順虐殺事件以日本迅速處理虐殺現場、安撫救濟住民、公開否定國際社會輿論，以及多數媒體三緘其口、清國朝廷始終沉默而告終。
……………………………………………………
反觀，在我們國內，這場大屠殺也沒有留下多少人證和物證。我們已經有報紙了，但我們的報紙除了還在一個勁空洞地鼓吹「報國殺敵」，提出這樣那樣的近乎奇想幻想的「禦敵之策」，另外的一大本事，就是攻擊和討伐戰場失利的清軍。不但沒有照片、沒有報道，清朝連基本的傷亡損失統計、報告、人員的證詞，也都沒有，僅僅以一個「萬忠墓」而代之。
這些，都致使百年以來旅順虐殺事件猶如雲山霧罩，成為對外難以徹底清辯的歷史事件。
直到1935年5月，一位勇敢的學者孫寶田，為民族義憤，冒著極大危險前往日軍佔領下的旅順，開始著手實地調查41年前大屠殺罹難人數。他輾轉找到了當年的收屍人鮑紹武。鮑紹武悲憤地說：「日軍入旅順，沿戶搜殺，婦嬰不免，歷三晝夜始止。屍體隨處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軍令其組織扛屍隊，將所瘞屍體抬至陽花溝焚之。」
經過調查，孫寶田得知：「當時除有家人領屍安葬者千餘外，被焚屍體實為一萬八千三百餘。」
這是勇敢的志士所做的「搶救式」的挖掘。除此之外，我們很難再找到更多的現時現地的證據。
目前我們所用的資料圖片，很多是西洋人的記錄，還有西方出版的不多的書刊、報紙。甚至，還有許多是來自我們的敵國日本的隨軍記者拍攝和記錄的資料。
比較有名的，是那位愛好攝影的伯爵——隨軍記者龜井茲明。
倒是那個冒死進入金州地區偵察的間諜向野堅一，竟然留下了關於這場屠殺的較為完整的記述。包括他在《從軍日記》中的記載的見聞，多成了最真實、也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這些資料，與日本的官方軍方檔案一起，在旅順之戰很多年後，隨著解密和解禁，才逐漸透露給世人。
除此之外，我十分懷疑，我們很多資料上引用的日本媒體站在敵國立場的報道，又能有多少公允的成分？
由於封禁如此嚴密，日本的整個歷史學界，也直到1980年前後，才剛剛開始探明「旅順大屠殺」的存在。
我們還應欽佩和讚賞的，是一位日本作家井上晴樹，勇敢揭開了這個被冰封的秘密。
1993年，井上晴樹作為作家來中國訪問，偶然在大連街頭書攤見到一本《旅順大屠殺》小冊子，看到那些「日本獸兵」、「屠城之最」、「殘暴絕倫」的刺目字及照片，讓他驚訝不已。細細研讀書裡翔實確鑿的史料和不忍直視的圖片之後，確認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他以一個日本人的良知和學者的責任，從1993年9月開始，費時兩年，在塵封的史料中搜集整理出有關當年日軍在旅順野蠻屠殺以及日本當局極力掩蓋事實真相的大量資料，包括那些直接參與了大屠殺的日軍第二軍第一師團官兵在戰後寫下的中日甲午戰爭親身體驗，留存下來的軍營書信、日誌等等，還有日本一些權威機構，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等正在逐步「解凍」的部分獻檔案。2年後，在收集了大量確鑿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礎上，井上晴樹完成了長達20萬字的日本第一部「反映事件全貌的專著」《旅順虐殺事件》。
而且，他把自己的專著郵到中國，使之能夠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井上還不斷為中版增補了自己許多新的研究成果，2001年，在大連出版社的配合下，出版了此書的中譯本《旅順大屠殺》。
……………………………………………………
120年後再讀史，日軍「旅順屠城」的罪行，卻讓我們不能不痛感清國的無能。
大清國，既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民眾，保衛自己的國土，更談不上有那個能力去為民眾伸張正義。
當無辜的清國百姓遭到外來侵略者屠殺時，他們賴以依靠的皇帝、太后、朝廷大臣無動於衷，沒有人站出來為民眾喊屈叫冤，聲張屈辱。最後，還是一些有良心的西洋人，在遙遠彼岸向無助的東方民眾，發出正義憐憫的呼聲。
這個大清朝，確實已經是徹底沒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