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節甲午背後的暗戰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中日戰史，關於甲午戰爭，用詞最多的是「遇」、「遭遇」……彷彿雙方就是在一個屋子裡，蒙著眼玩相互「捉迷藏」的遊戲。
戰爭中有巧合，但不可能始終是運氣。中國咋那麼倒霉，挨著日本還不夠，走路還老碰上？
茫茫大海，漫無目的，沒有衛星偵察也沒有衛星導航，哪有那麼容易就遭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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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事實和過多蹊蹺的「巧合」，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其實很早便知道了大清增兵的計劃。
做到這條，首先是十分注重和依靠周密的情報偵察工作。
在擴軍備戰同時，日軍就注意情報的作用，並建起了一個雖說不夠嚴密、但也相當密佈的情報機構。
日本各級設立電報課，還有後來的特高課，櫻機關，梅機關……這些情報機構，是日軍的一大特點。後來的很多日軍高級將領，都具有情報工作的背景。其受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由於情報意識和思路問題，日本刺探情報的意圖最初並沒有引起清朝政府重視，相反清朝為了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震攝目的，不斷炫耀本**事實力，甚至和盤托出。
但這樣做，從另一面來講，等於是主動向日本公開展示本國的軍事秘密。
所以，日本的一些戰略性偵察工作，不是偷偷摸、困難重重，而是大搖大擺、唯恐不細。
而且，決沒有虛虛實實、實而虛之、虛而實之一說。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讀一讀《征討清國策》，就會發現：大清幾乎所有的重要軍港的地形、炮台建設、兵力配置，都進行了詳細介紹，準確地分析了優劣勢、強弱點，還為未來的攻擊行動提出了預案。
這些相當有效率的工作，足以證明日本已經建立了**的情報網絡，並較好地進行了了情報的收集、處理、評估工作。
隨著對清戰爭迫近，日本偵察工作也加緊、更加密集地進行。
戰前，日本在駐天津、上海公使館，直屬政府的間諜領事和隸屬參謀本部的陸海軍間諜武官，都在彙集各路間諜密探送來的軍事情報發往本國，為政府決心開戰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代表軍方的著名情報人員有：參謀本部派遣的陸軍情報官神尾光臣少佐、海軍派遣的井上敏夫、瀧川具和等人。他們都具有外交人員身份，可以方便地掩護開展刺探情報的活動。
身份為公使館海軍武官的井上敏夫，曾親臨渤海灣航道，到大連灣、旅順要塞、威海衛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對地理水數據和設防情況進行了詳細偵查。駐天津的海軍武官瀧川具和，則乘帆船沿渤海岸線航行了一個月，詳細調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灘、海泥、岩石、民船、運輸情報，為日軍選擇登陸地點提供了有力依據。
這些情報官員中的好戰分子，還是「謊言」的製造者——有時，他們還要主動配合軍方的要求，提供一些虛假的情報，有時甚至敢「扇風點火」，誤導上層。戰後公開的相關獻資料記載，為了推動日清戰爭，情報官神尾光臣按照參謀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給政府的情報中，刻意誇大清內部好戰勢力，渲染清國執意與日本開戰的動向，摻雜了許多煽動戰爭的成分，對政府下定決心開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有一份神尾光臣6月22日發自天津的報告，講述北京政府狀況，稱：清國政府已決意出兵朝鮮，風聞外國人對李鴻章的反映多有非難之語，一曰：「袁世凱公使唆使朝鮮國王請求清國出兵，李鴻章應請遂行，然北京政府內心並不贊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謀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國顧問德璀琳之主意，反對派總理衙門和英人總稅務司羅伯特攻擊論盛上。駐韓俄國公使訪問李鴻章，非難出兵之舉，李氏承諾待賊勢（指東學黨）剿滅即速退兵。」
這樣的報告是不間斷的。日本人對清朝動向掌握非常細緻，清政府內部的矛盾被洞悉無餘，可見日本人情報偵察、收集水平之深，幾乎達到了大清一舉一動，皆在日本人掌握之中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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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一切，還要歸功於民間日本人的諜報戰隊伍。
在長期的對清作戰準備過程中，日本人的間諜已經紛紛潛進大陸。
日本利用樂善堂、玄洋社等商社的名義，派間諜組織和人員潛入中國，加緊對中國各方面的情報搜集和滲透。
這造成的形勢就是：至今你也無法弄清有多少間諜在中國活動。甚至你也弄不清有多少類間諜。
潛入中國的各色人等，包括旅居清國的有合法身份的居民，還有商業公司職員、商人、旅行者、醫生、學生等，還有浪人打前鋒，四處收集情報。你不知道哪些人，做的只是兼職的身份和工作，你也分不清，哪些是偶爾做一把兼職情報員。
可謂是「人人有任務，只要有機會」。
我不是隨便說的。
日本人自己都驕傲宣稱日本已經培養起「國民意識」，任何一個人都願為日本而戰，為戰爭服務。日本對大清的戰爭，已經是「全民總體戰」！
不要以為這些人都是有編製、拿政府薪金的。相反，很多人不要編製，倒貼，為國家服務。
看到《阪上之雲》海上打魚的日本漁民在昏黑中大睜警惕的眼睛，看到俄國艦隊，魚網都不要了趕著去報信，我就一下子服氣了。
總體上可以確認，在華的一線間諜確實很多，但和大清的政治、軍事行動情報之間，還缺
缺少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
渠道。
這方面，日本人也不是搞了一天了，日本當然懂得把一些要害部門的關鍵性崗位，作為拉攏策反的目標。而且，還是卓有成效的。
史料顯示，大清天津的電報局人員被收買，成了日本人的「交通員」。
日本間諜石川伍一，就在李鴻章眼皮底下潛伏了一年，通過天津軍械局書吏劉棻竊取情報，偷抄炮械底單等，這等於是把北洋的裝備情況挖了個「底兒透」。後來石川五一被擒獲，李鴻章初期還想搪塞朝廷。為啥？天津軍械局可是北洋的要害部門，而軍械局總辦就是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
關鍵部位能攻破，普通的「眼線」也有價值，這方面並不難找。
甚至可能只要給幾個小錢，就能從清朝官府和軍隊的雜役，或其他中國人那裡得到有用的東西，估計都不用掩飾什麼，中國的漢奸似乎一直是不絕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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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清軍隊保密意識本身就很缺乏。
所以，估計都不用花那個大錢去收買、策反。
因為日本人長得跟老祖宗中國人太像了。再留留辮子、學學漢語，你根本認不出。
我們可以推測：大清海軍海港內外，艦隻增加了物品採購量。負責採買的水手（水勇）大大咧咧地告訴熟人朋友、熟悉的商販：「我們要去朝鮮」。偽裝成中國人的日本間諜混跡其中，披著商人合法外衣的日本人，隨時可掌握、判斷清軍的動向。
有的水兵甚至可能還要趁著出遠門前的機會，去自己相好的日本（女支）那裡度得一夕良宵、討得枕席歡娛，說一番珍惜的話，被窩裡透露了自己的去向。
毫無秘密可言。
換句話說，這一切行動，都可能已經是公開的行動。
某個地方，就有一雙或幾雙眼睛，瞭望著海港，觀察著北洋海軍軍艦裝載、出海。北洋海軍的船隻本來就有數，每個海港就那些船，就日本人的智商，掰掰手指頭都算過來了。手指不夠了，脫下鞋子數腳指總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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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能幹一些有技術性含量的工作，包括：大清的密碼被破譯。
日史記載：外務省電信課成功破譯清國密電，為日本取得朝鮮初期作戰優勢，以及後期和談優勢提供了決定性情報。
怎麼破解的呢？
說是有一些技術含量，其實是不需要計算機、加密機之類的高技術，只需要一點頭腦，玩點狡猾的手段——「釣魚」。
1894年6月22日，中日雙方為共同撤軍打嘴官司的當口上，日本外務省送達大清駐日本公使館一份外交照會——「決不撤軍」，也就是「第一次絕交書。」
令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感到意外的是：他拿到手的那份長長的件，居然一反常態使用了中。
難道日本外務省「貼心周到服務」，都已經翻譯好了？
被談判搞得焦頭爛額的汪鳳藻，已經無暇多考慮這一反常現象，朝鮮局面失控，形勢刻不容緩，於是趕緊將中版「絕交書」交給了譯電員，譯成密碼，迅速送交電報局拍發。
可是他不知道，也忘了警惕，日本外務省留有絕交書原稿。而當中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將譯成密碼的電報送交電報局時，電報局照例抄錄了一份副本。
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為破譯密碼傷腦筋了，他們拿出了自己寫的中版的「絕交書」，與密電碼副本略加比對，中國使館的密碼便顯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過找個懂漢語的人員（日本並不缺），花了點寫中照會的功夫，中國使館就主動將密電碼全盤交出。
我在學者雪珥的《絕版甲午》中讀到這一故事，不由得不信。書中披露：搞成這件事的外務省的中田敬義，因此功勞後來官居外務省政務局長。直到1938年中田敬義本人披露此消息，大清國早已滅亡了27年，日軍的鐵蹄也幾乎踏遍了大半個中國。
書中還披露，汪鳳藻自6月6日至8月4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電均被破譯。日本人不動聲色，從此不僅掌握了中國使館與國內的全部通訊，而且，還從中截獲了大量軍事情報。而清廷卻毫無覺察，整個戰爭中一直未改密碼，以致在馬關談判期間清廷與李鴻章的往來密電件也被全部破譯。
這個也不由我不信，只要密碼被掌握，日本人哪有不利用的道理。
這也說明了，甲午戰爭中，中日兩國海軍實力相差無幾，但為什麼日本艦隊總是能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集結優勢兵力。除了陸上的情報人員之外，應該也與此密碼的洩露有相當關係。
即使這個因素還不能判斷真實與否，那麼，還有一個比較可靠的事情。
日本在即將到來的海戰中，擊沉了「高昇」號，俘虜了「操江」號，據資料講，日本人從擄獲的船上，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大清通信密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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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著對日本人的恨讀這個故事，也幸災樂禍地看日本人遭到「報應」。
二戰，美軍將「釣魚」手段用在日本人頭上，破譯日本人的通信電報。「中途島海戰」，就是成功的例子。
美軍從日軍一系列電報中，發現十分頻繁出現的「af」代碼，估計應該是指中途島。為了查實，美軍便用淺顯
的英語拍了一份「中途島上的淡水設備發生故障」的電報作為誘餌，果然，不久便截獲一份日軍密碼電報，聲稱：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軍便對日軍動向瞭如指掌。
山本五十六，就死在密碼被美軍破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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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的種種史實，可以斷定，日本人所謂「海上遭遇戰」，已經完全不算是偶遇，而是精心掐算、人為製造的「邂逅」。
最大的難度，無非是在北洋海軍的航路上尋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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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不是虛構。
從日本所藏日清戰爭留下的大量情報獻，可以加以印證。
1894年6月22日，神尾光臣少佐的報告中，對清軍動向掌握得一清二楚：現清軍狀況：（1）衛汝貴、吳育仁出師準備，北洋海軍所在一帶發佈戒嚴令。（2）衛、吳兩將官派兵朝鮮奏請朝廷批復。（3）出兵事宜致電朝鮮國王。又蘆台及山海關兵三百、馬七十匹，20日塘沽港乘「海定號」，待夜間滿潮時出帆牙山，同行攜帶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準備，李已上奏等待敕諭。
1894年7月7日，天津日本人員連日報告：6月23、24日進京上奏，勝軍未動。7月1日李氏命各營加緊操練，李氏不希望開戰，今委託俄公使調停。7月6日大沽派員報告，「鎮東」、「鎮北」兩艦修繕完畢，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濟號」返回大沽。7月7日「鎮東」、「鎮北」兩艦本日大沽解纜。7月9日，廣東水師「廣甲」艦大沽海軍公所入港，傳說每年廣東艦此季節上訪獻技。7月10日「定遠」、「鎮遠」以下十一艦停泊威海衛港內，揚威艦直航朝鮮。
大家可以讀宗澤亞先生的《清日戰爭》，還有更多的細節、更多詳盡的記錄，能夠幫助大家從日本人的記載中，自己從另一面去反觀、去探究。
僅從以上記錄作為「代表」，便足以令人驚愕於日本人的情報之詳盡，對於部隊調動情況的掌握，幾乎等於坐在大清的朝堂之上、指揮機關之內；而一港、一艦一船，甚至到一人一馬，動態變化，都能瞭如指掌，又說明日本情報人員在大清國土之上，幾乎等同於在本國內行動。
反觀大清，僅有的情報，幾乎還是戰場人員觀察到的星星點點、零七碎八的情況，還有仰仗各國人員私下交流的或真或假的信息。
比較諷刺的是，根據日本人後來報告的情報，中日宣戰、絕交，駐日本的清國公使汪鳳藻回到國內，一到天津便被關押，罪名恰恰是不能與國內政府意向相協調，並及時地獲取日本人的情報。
那麼，大清向朝鮮調兵情況，又怎麼可能是憑預測和「瞎猜」來把握的。有記錄可查：
大清軍隊逋一行動，日本情報機構便接到那個打入天津軍械局的日本間諜石川五一偵知的情況：
為向牙山增加援軍，清政府僱用「愛仁」號、「飛鯨」號、「高昇」號等3艘英國商船，於7月21日由海路赴朝，另派小炮艦「操江」號載運餉銀、槍械同行，只派「濟遠」號、「廣乙」號兩艘軍艦護航。
同時，日本駐清國公使館的海軍情報武官瀧川具和大尉、參謀本部情報武官神尾少佐也分別報告，20日、21日、22日清國派數艘運兵船向朝鮮運送作戰兵力。
所以，最可能的情況是，日本大本營依據上述情報，而作出了乘機進行襲擊的決定。
好比一桌牌，日本已經清楚地掌握了大清的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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