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節根源——習性？人心？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有人評價「中國人做事極不認真」。

    北洋艦隊的洋人僱員這樣說也就算了，到現代的洋人學者，這個說法多多少少，瀝瀝拉拉，從來沒有消失過。

    每當看到這句話，以及這個意思的其它的話，我都很想跳起來，批駁一通：誰說的？你洋大爺的，我們餵你三聚氰氨了嗎？還是讓你吃地溝油了？說我們。你們的轉基因大豆還說不清呢，有資格嗎。

    想想還是算了。

    這裡面可能有誤解，可能有東西方化差異的原因。

    我這話絕對是認真的。中國傳統上不是一個契約國家，所以我們的做法，可能不容易被理解。

    有一個故事，能最好地體現這種差異性和認識分歧。晚清化怪傑辜鴻銘的書《中國人的精神》裡，講了一個故事，說一個在中國海關工作的蘇格蘭人說，他曾有一個中國僕人，「流氓」一樣，撒謊、賭博，可當他在一個荒涼的渡口傷寒發作病倒時，身邊沒有外國朋友照顧，正是這個中國僕人，細緻地照顧他，比能想到的最親近的密友和近親的照顧還要周到。

    一般情況下，中國人不拘小節，但講大義。

    我們注重道德自覺，而非依賴於機械固化的尺度。

    這就是東西方的差異，也是容易引起認識分歧的地方。

    當然，我們有其優勢。

    與西方不同，中國是從道德層面強調遵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意識，有些人（我說的是有些人）別不信、不當回事，因為任何朝代都有這樣的人，任何危難時候都有人挺身而出。五千年明不斷，靠的就是這種精神傳承。

    但，我也承認有其不足的地方。主要是這種責任發揮，又靠家族、裡坊、社會群體來約束和監督，多的是權力、輿論力量因素，而缺少明確的條規範（除法律、法令和鄉規民約）。這就造成了一種現象：人們執行起來有大道而無細行，中國這麼大，具體到各地、各單位，往往側重不同方面，符合各自標準，不一而足。

    這樣的社會活動方式，成就了典範，也暗藏了操作空間。

    最突出的是，個人如果脫離熟人包圍的環境，就容易放鬆，在上下施「遮眼法」中尋找空子，矇混過關。

    都說日本人的化是「恥感化」，干了壞事，只要不被人發現，就不會感到不適。這裡面是否也繼承並發揚了中華「面子」化的基因片斷，或未可知。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如果環境本身就已經趨同私利，特別是象晚清這種政治**、世風日下的時候，則往往上下相護，內部結黨營私。這個時候，我們往往看不到壞人了。

    導致社會運作不暢，風氣整體下滑，甚至處於崩潰狀態的，人人都有功勞。

    所以我們只能說，道德說教和約束有時候並不好使，有時會面臨困境。

    我們過去為什麼出現買辦，對外出賣民族利益，謀取個人或小集團的富貴？過去，為什麼會有漢奸，甘心做走狗，還覺得跟著誰不是混？現在，市場上為什麼假貨、劣質品特別多，為什麼有人為小集體利益而損害國家全民利益？答案就在這裡。

    傳統道德都是教小孩子的，大多數的大人們都能說出一套。但厚黑學、官場學、權謀術這類書籍一本接一本出籠，說明什麼？

    不好意思地說，有些東西，在我們的化上本來就有相當深遠的根源。

    所以，如果要有一個準確的判斷的話，我覺得應該是：中國人特別容易被喚醒內心的責任，去幹符合道德傳統的事情；中國人也特別容易放鬆下去，做出違背道德和缺乏責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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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討論「琅威理去職」和「北洋戰力」問題時，我沒有提這個因素。說到北洋海軍，基於前的史料，現在，我們可以討論了。

    應當承認，中國人的「智慧」——圓通、偷懶、鑽空子，在做事中隨時出現，在做人上、共事上，也隨時會出現，鬥爭、排擠、黨同伐異、結黨營私，狡黠亦或奸詐往往伴隨始終，未談合作，先想退路。這些在北洋之中，也淋漓盡至地展現出來。

    此時的北洋，連訓練都做假，其它事都可以做假。

    戰鬥力狀況評估本身十分易於做假。李鴻章視演也罷，加上不懂海軍，甚至不懂多少軍事的海軍大臣恭親王奕譞（我敢說他除了老子是皇上，兒子是皇上，他就是一個普通官員），還有一個連男人都算不上的李蓮英，都能來校閱海軍（還鬧出一場風波，只不過官員們受不了的是「違反祖制」），能評出什麼戰鬥力來？

    看那一份份奏折，一份份喜報，原來全是為了哄皇上太后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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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事實證明，任何國家的任何組織都有一種傾向：當集體謀私行為受到制約時，又往往會有一種天然的衝動，為摧毀制約體系、破壞制約力量而上下其手，集體使壞。

    中國也不例外，北洋也未必能跳出這個「圈子」。

    不管是出於職業軍人的精神和契約意識，還是代表著英國國家利益需要，琅威理對水師官兵嚴格管理，最後的結局，卻是被整個北洋權力體系擠出來，辭職還家。

    「牆倒眾人推」，這一定是重要原因和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