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節日本要求定約 文 / 雪天雪晴 非包月作品
大清立國，二百年間，日本人一直躲在那幾個島子上，沒敢輕舉妄動。
時間就這麼過去，什麼也不曾發生。
彷彿什麼也不曾發生。
但實際上，直到日本被迫「開國」，唯一與日本保持貿易往來的，可能就是中國。日本人在安心地享受著大清商船帶來的財富，帶來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到大清來的也不少。
象嘉慶元年的時候，皇上下令對海上遇險逃生的日本人，給吃給喝，估計還給船票路費，送他們回國。此事就作為了一條規定來實行。（史載：上諭「日本商人每遇風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憫。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歸國。」著為令。）後來，日本長崎奉行（相當於市長）河津又致書江海關道應寶時，請求清國對日本經中國海域到歐洲或到中國內地學習、經商時，予以保護，大清國也准許了。（言其國人往來歐洲，時附西舶經行海上，或赴內地傳習學術，經營商業，皆有本國符，乞念鄰誼保護。）
這些都說明，此前，大清一直以仁慈之心，對日本加以恩遇。
可就是這麼個王八犢子，從1870年起，竟屢次三番派使臣來華，要求與中國訂立條約，又三番五次耍賴使詐，還本著「心有多黑，舞台就有多大」的英勇無畏精神，打算享受與西洋列強一樣的待遇（「日使初請照西約辦理」）。
也就是說，不但是互開商埠，還要沾沾「最惠國待遇」的好處。
幾天不見，行事見漲！真要跟洋人平起平坐啦？
不光是臉皮厚，而且也太低估我大清官員的智商了吧！
起初大清沒怎麼搭理小日本。
原因很簡單，一件事情如果既無必要，又有損害，有害無利，回了就是了。
處理也不費事，給點面子，婉言謝絕。不把請求扔到日本人臉上，就算是大國風度、上邦禮儀了。
大清有如此反應，自然有現實道理。我們都知道晚清那些條約是怎麼回事。
一方面，中國的條約基本上是與西洋強國「訂」的。說是「訂」的，其實那是被「打」出來的。至少目前看，日本也沒這個資格。有那麼點事也是日本低三下四地來求咱，還不是隔三差五地捎書信、帶土特產嗎？
二方面，通商條約是為了做生意，跟小日本，不管從哪個方面講，都似乎沒有訂約的「需要」。
大清推掉日本的請求，所依據的倒是實情。從江戶時代起，中國人就留居長崎，中國船也往來日本，通商貿易，但與大清打交道的，都是個別藩（也就是幕府和下邊的地方政府），一切只是按照長期約定俗成的規矩辦，運作得好好的。直至明治維新兩國都沒有展開什麼正式的國交，更別說訂約了。
三方面，大清國對「條約」真是怕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有種自然的警覺。西洋強國來訂約，也有個別的西洋小國跟著佔了一些便宜。客氣回絕的背後，是防著日本照抄照搬西洋條件，謀取利益。
這麼辦還對了！
果然，小日本還真就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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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派人探路
1870年7月，日本外務大丞（外交部副部長）柳原前光來到天津，向直隸總督衙門遞交請求訂立條約的公函，打算做做前期的接觸，探一探路子。
清政府拒絕了，理由是「大信不約」，就是說：兩國關係這麼近，源遠流長，相互又非常信任，不需要那一紙書。（關係不好的話，一紙書隨時可以扯破，是吧）
柳原前光應該不是傻子，知道拿訂合同為「世界潮流」，來為大清普及「合同法」知識是枉然的，對中國人，還得交友誼、講利害關係。
於是，柳原拿出了日本人說謊話不變臉色的本領，開始忽悠。
招數就是「一訴苦」、「二討好」、「三拉攏」。
下手也很準，專找有影響力的重臣、同時也是反對訂約的關鍵人物。
這裡忽悠李鴻章。先是歷數列強惡行，再講日本之困境，然後是套近乎。「英法美諸國，強逼我國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難獨抗……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協力……」「中、日脣齒相依，商賈往還，以無約故，反託外人代理，聽其約束，喪失國權，莫此為甚。」
又去那裡，忽悠曾國藩。也是先站到同一立場上，拉近彼此距離。而後便大講世界形勢之害處，再講兩國結好之好處，「當今歐洲諸國勢力，方以壓力加諸中日兩國之際，兩國迫於形勢，實有迅速同心協力之必要」等等。
態度很誠懇，表情很自然，痛心疾首加推心置腹。
包裝得相當成功。
表演也相當到位。
兩位大臣本來也架不住人家上門，當面不好推辭，一番言語之下，大致也就被說動了。
當然主要還是找到了彼此需要的地方，有需要才有合作。柳原所講，句句切中緊要，如果真的能靠在一起取暖，自然是再好不過。
10月，清政府同意了訂約的請求。
柳原前光勝利完成使命，可以回去交差、陞官了。
只是他可能不知道，大清仍然不失警惕，清楚地把握「不載比照泰西總例一語，致啟利益均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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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來人訂約
1871年6月，日本派使臣大藏卿籐原宗臣（一記伊達宗城），與柳原前光再次來華，拿著準備好的藍本，到中國談判訂約。
這個條約的藍本，與柳原所講並不相符，有的地方就是改頭換面，但有的地方則大相逕庭。
此前的話，都是謊言。
「圖窮匕首見」，徹底露出了日本人包藏的禍心——果然是處處「援照西例」，企圖均沾列強在華利益。
自己被西洋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尚在，就想騎在大清頭上，享受與西洋一樣的待遇，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
李鴻章不幹了！不談了！
小日本遭到嚴辭拒絕，沒辦法，就死乞白咧的再三叨叨，拉著大清的衣袖，再不行就拉著衣角、抱著大腿。最後好歹還是訂了個框架性意見——「條約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互遣使臣，設領事，以上海等十五口與日本橫濱等八口通商，而禁其私入內地……」
定是定了，但，確實沒有給什麼特殊照顧！
特別是，沒有寫入「最惠國待遇」條款。
雖然含有雙邊享有領事裁判權，互相承認協定關稅等，但你有我也有，基本上也是對等的。
仔細扒拉扒拉這個條約的內容，可以講，是比較公平的。
比較公平，在日本人看來，就是不行。
未能得到最惠國待遇和在中國內地的通商權，日本人那是相當的不滿。
佔不到便宜就是吃虧！
達不到目的，決不罷休。
不等互換條就撤換了使臣，另派別人要求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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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再換人改約
日本派來的「主要代表」不是別人，就是政府比較滿意的忽悠高手柳原前光。
本以為搭上橋，就可以交給別人了，現在頭痛又落在了自己頭上，不知柳原到哪裡倒「苦水」。
1872年，柳原前光再次來華，硬著頭皮，忽悠。
說出花來也不好使了。誰都清楚他那藥瓶子裡裝的什麼貨色——叨叨來叨叨去，不就是要按西洋的標準辦？
「罷宗臣官，遣柳原前光詣北洋大臣李鴻章交日本外務卿副島照會，謂來歲與歐西諸國改修條約，欲酌改所議事件，與歐西一律，豫擬條款請商。」
這段記載十分令人費解。
費解的是日本人的舉動。
日本確實一直想與西方各國修改條約，也就是廢除現有條約中的不平等條款——租界、領事裁判權、協定海關稅率……當然目前只是想想，「路漫漫其修遠兮」，所謂「來歲修約」，只是日本人一廂情願的想像，換句話說，沒影的事。
拿沒影的事做由頭，似乎只是想找個搭訕的借口，避免太突兀，讓大清覺得日本沒信用，畢竟說好了的事這麼快就變，說不過去，搞不好定約的事就徹底扯破了。
但，這並不是事情的關鍵，關鍵是，與「西歐一律」。
什麼樣的「一律」？
如果日本誠心想與各國平等交往，正常的情況，應從現在做起，中日定一個平等公平的條約，不能作為日本對外交往的典範，至少給歐美看看。
再說大清不曾欺侮你，你日本首先要善待大清，打下一塊友好基石。
可是，那是人性角度的想法。
日本人的理想是：與西洋一樣，享受對華最惠國待遇。
噢，我明白了——日本人是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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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大個明顯的動作，得有個漫天的大謊說不定還遮得住，你整個八桿子打不著的還是小小的由頭，明顯不相稱嘛。
這種理由，虧日本人還能說得這麼仗勢。那不是十分牽強，而是混蛋邏輯百分百——你小日本謀求與歐西諸國改修條約，到底是想修改西洋強加的不平等條款，還是要發揚自虐的特殊嗜好，再降低一點底線？
再說了，日本人又是通過什麼過程推理出必須與「歐西一律」這個結論的？
好比，突然有一天，有一個還算熟的人突然跑來，告訴你：
大哥，我過幾天要去看「小英」、「小法」他們。
——你看他們幹啥？
我去找他們要點東西。
——噢。（他們憑什麼給你東西，他們拿你的也不會還的）那你找我啥事？
大哥，你能不能把以前給「小英」、「小法」的東西，一樣兒也給我一份？
……
這就是日本人的邏輯推理過程。
你找他們要東西，跟我必須給你東西，有什麼聯繫嗎？
兄弟你這麼輕視我大清啊？想辦什麼事，也得找點稍微有技術含量的理由來啊，光「刷臉」可不行啊。
再精美的包裝，也遮不住透出的臭豆腐味。
這次可不聽他忽悠了。李鴻章果然很
是惱火：你日本人準備與西洋改修條約，這算什麼理由，與我有什麼關係？
李大人對日本不講規矩、不講禮節，出爾反爾，更是嚴加訓斥。（答以「去秋甫經立約，尚未互換，此時遽行改議，殊非信守。」）
完了，忽悠不成了。
忽悠不成柳原前光也不能走啊。硬著頭皮交涉，但大清在底線上一步不退。
能玩的，也就是玩點字遊戲了，想方設法夾帶點私貨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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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終於正式換約
1873年4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來中國進行條約的正式換。
柳原前光修約沒搞定，碰了一鼻子灰，原稿打回。回去以後，人很鬱悶，條約也被當廢紙擱到閣樓上了。
將近一年。
又是忽然有一天，政府忽然決定批准條約、派人換，急事急辦。
請記住我說的這點。這件事的背景，馬上會在下談及。
啊，做了這麼多艱苦的工作，尤其是日本，不畏艱難、瞞山過海地來往奔忙，費這麼大勁，終於成了。後期主要領導代表最高領導出席，也就是握手、微笑，簽個字、換個書，再吃個飯罷了，是吧？
按現在的情形，好像是吧。
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