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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四十五章 報恩——不遠千里 文 / 問道玄明

    眾人聽到此處,都不由自主地發出「哦」的一聲,然後嘯雨急問道:「後來呢?那小孩去哪了?」雲飛道:「那老伯,那九歲的孩子是你嗎?!」皓然、玄明靜觀沒出聲,在等周員外的回答。

    周員外急於出口,彷彿想要辯白什麼,卻又突然氣喘劇烈,手腳顫抖不止,眉頭皺起,嘴角抽搐,神情顯露出極端難受的樣子,彷彿在承受巨大的痛楚,下人立馬送上溫熱的藥湯,玄明關切望著他,說道:「周伯,要不你好好休息,明日再說,可好?」

    周員外立馬擺擺手,服下湯藥,好一會才勉強平復,道:「不用,我還是把心事講完,我也怕以後來不及再講給恩公聽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周望遠已是十八歲的年輕男子了,他勤勞能幹,肯吃苦,用恩人贈給的財物為本錢,打理經營木材生意,家業興旺,是年,母親病故,安葬好母親,他打點行裝與積蓄,去京城尋訪周恕報恩

    但卻四處打聽不到,於是便在京城落腳,邊經商,邊尋訪,也是誠信有德,孝子多福,生意也做得異常風生水起,為人忠厚,日勤不怠,童叟無欺,憐貧惜老,因此業內口碑極佳,財源廣進,收穫頗豐。

    但福兮禍所伏,遇上一歹毒同行,因嫉生恨,居心不良,栽贓陷害,致使望遠鋃鐺下獄,身陷囹圄,又患重病,幾乎命喪牢中,

    也是天可憐見,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惠帝即位,大赦天下,廣施仁政,方才得以保全性命,出獄後,本欲立即返鄉,但京城好友極力挽留,並偶爾從一商家好友口中,得知周恕的消息,並重金托人捎帶書信與周公,備述尋訪之艱難過程,務求見一面當日車中大恩之人!

    周公收到大為感慨並回復,車內恩公不方便見面,念望遠千辛萬苦,精誠所致,於是捎帶車中恩人如今畫像給望遠,並囑其早日還鄉,安居樂業,無須再費辛勞,四處奔波尋訪(編者按:因允文是洪武十年出生,當時應是十二歲,應是惠帝無疑,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釋,為何周恕回轉車中,有男孩的衣帽鞋襪)

    望遠臨畫像,感懷涕零,無以為報,無可奈何,只得裝畫像精心裝裱好,放入匣盒內,準備帶回家鄉,設長生牌位,日日為恩公祈福!

    題外話:(轉載後人評說)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

    中國歷史上的皇室之爭互相殘殺,篡位奪權,或者異姓改朝換代的先例多了,建文帝為什麼贏得了那麼多人的同情?這個年輕的皇帝都做了些什麼?

    燕王進入南京,對建文諸臣實行了最殘酷野蠻的殺戮。()大批文武官員在燕王的斧刀之下,痛陳君臣大義,指斥燕王為逆賊,視死如歸,如方孝孺,竟然置誅十族的威脅而不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難道他們僅僅是出於忠君嗎?顯然,簡單的歸結因為忠君,並非圓滿的答案。這需要我們看看建文帝是怎樣一個皇帝,群臣為什麼要忠於他,而群臣又希望出現一個什麼樣的皇帝。

    建文帝「仁明孝友」,在即位前,他就自我要求按儒家道德標準行事。在他被立為皇太孫後,朱元璋常將軍國大事交給他裁決。當時,朱元璋實行嚴酷之政,皇太孫則濟以寬大。他曾遍考禮經,參考歷朝刑法志,將洪武名例律改訂七十三條。朱元璋對此大加稱讚,說:「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為治世刑不得不輕,所謂世輕世重也。」

    建文帝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潤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他在即位詔書上表示:「要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他還聲稱,「德維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王之言,期至雍熙之聖。」那麼,建文帝在位期間施行了什麼改革政策呢?

    建文帝首先更改律例,他對司法官員說:「《大明律》是皇祖親自製定的,當時天下新定,不得不用重刑,但並非可以通行百世。律設**,禮順人情。用刑法統治百姓,不如用禮實行教化。請你們曉喻天下,務崇禮教,赦免那些罪證不足或可以原諒的囚徒,以實現」嘉與萬方」。建文年間,刑部統計囚犯,比洪武年間減少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對洪武年間許多冤案,錯案,他都做了糾正。許多被流放的官員得以赦還,許多被殺功臣的子弟得以錄用。所以史稱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

    其次,建文帝下令「屬捕租,賑災荒」,下詔優養老人,命令官府為民間賣子為奴者贖身,下令限制僧道占田,每人不得超過五十畝,余田分給平民。洪武年間,蘇松一帶賦稅畸重,朱元璋還下令江浙一帶不得做戶步官,建文帝一反其道,下令減免蘇松田賦,規定給江浙人以平等的機會可以做戶部官。

    還有,建文帝一改朱元璋的極端**,提高了文臣的地位。洪武年間廢除丞相以後,皇帝大權獨攬,直接統轄六部,但六部尚書的品秩不過正二品。建文帝他不顧那些以「安靜祖法」為借口反對改革的言論,斷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將六部尚書的品秩提高到正一品。

    這項改制,被政治反對派攻擊為「違背祖訓」,因為朱元璋嚴令子孫不許立丞相,說:「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及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因此建文帝的反對派說他「今雖不立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是形勢的要求,從開國到建國的轉變,必然要走文治的道路。另外,建文帝也顯得更為開明。他屢次下詔求言,有人因為進言激烈被執政者處罰,建文帝說,我們要求直言,卻反因直言遭到處罰,以後不會有人再信任我們。

    建文新政,發生在洪武霜鋒雪劍的嚴酷之後,如同陽春煦日溫暖人間。因此,建文帝四年的統治,被明人形容為「四載寬政解嚴霜」,對之稱頌有加。建文年間,社會安定,民風醇厚,一時士大夫崇尚禮儀,百姓安於生業,家給人足,外戶不溘,路不拾遺,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記》中說:「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建文二年即1400年)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階梯高潔地,直不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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