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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何曾照渠溝 五、歷史之錯 文 / 易中天

    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有才華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於是一個適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實只適合做「政論家」,並不適合當「政治家」。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廷大臣的關係就不好(太子善錯計謀,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進入中樞以後就更是關係惡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駕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的職責是「掌治京師」,相當於京城的市長,是首都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級別則是秩二千石。晁錯一下子越過秩千石的副部級(丞),變成和九卿(部長)平起平坐的「部長級幹部」,自然春風得意,也認為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便不斷向景帝提出各種建議(常數請閒言事),景帝也言聽計從(輒聽)。結果是「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為炙手可熱的權貴。

    俗話說,樹大招風。朝廷大臣對這個靠著能言善辯、誇誇其談,一路青雲直上的傢伙原本就心懷不滿,現在見他今天改革,明天變法,把原來的秩序攪得一塌糊塗,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寧,便恨透了他。第一個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當時就找了個岔子要殺他。事情是這樣的:晁錯因為內史府的門朝東開,出入不方便,就在南邊開了兩個門,把太上皇廟的圍牆(壖垣)鑿穿了。這當然是膽大妄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這個說事,「奏請誅錯」。晁錯聽說以後,連夜進宮向景帝自首(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於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為晁錯開脫。景帝說,晁錯鑿的牆,不是真的廟牆(非真廟垣),而是外面的牆(乃外壖垣)。那個地方,是安置閒散官員的(故冗官居其中),沒什麼了不起。再說這事也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氣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麼人?是追隨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輔重臣。這樣一個人都搞不定晁錯,別人又哪裡鬥得過?不難想見,這件事以後,晁錯自然更加恃寵驕人。

    這裡得順便說一下,就是申屠嘉這個人,絕非小人,司馬遷稱他「剛毅守節」。他「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也就是從不在家裡面談公事,任何人都別想走後門。

    袁盎從吳國丞相任上回京時,曾到他家裡求見。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見,見面以後又冷冰冰地說,大人如果要談公事,請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老夫也會替你奏明聖上;如果要談私事,那麼對不起,老夫身為丞相,沒有私話可說。袁盎好歹也是王國的丞相,申屠嘉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可見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從不拍馬屁,反倒疾惡如仇。漢文帝有個「幸臣」,叫鄧通。這傢伙是個小人,也是恃寵驕人(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申屠嘉卻不吃這一套,逮住把柄就問罪,鄧通把頭磕破了也不頂用,最後還是皇帝出面賠禮道歉說好話,才算了事。這事讓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惡晁錯,就等於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惡晁錯。晁錯得罪了申屠嘉,則等於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和晁錯搞不來呢?除了「道不同,不相與謀」外,性格也是一個原因。晁錯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記》、《漢書》都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什麼叫「峭直刻深」?峭,就是嚴厲;直,就是剛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這可不是討人喜歡的性格。不難想像,晁錯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的。

    晁錯的性格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執著。他是那種認準了一條道兒跑到黑、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顧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漢景帝二年八月,晁錯由內史晉陞御史大夫,極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輿論嘩然。晁父特地從穎川趕來,問他:皇上剛剛即位,大人為政用事,就侵削諸侯,離間人家骨肉,究竟是為什麼?晁錯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晁錯的父親說,他們劉家倒是安全安穩,我們晁家可就危險了(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也就是服毒自殺了。

    這當然證明了晁錯的忠心耿耿,但同時也證明了他的執著。執著好不好?做一個學問家,執著是好的。做政治家,執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審時度勢,見機行事,該堅持時堅持,該妥協時妥協,堅持而不失靈活,妥協而不失原則。晁錯顯然缺乏這種品質。

    晁錯是那種為了理想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人。這樣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誤人大事。也就是說,這種人只有「美學意義」,沒有「現實意義」;作為小說人物十分好看,擔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誤國誤民。因為他的頭腦中,只有「該不該做」,沒有「能不能做」,而後者卻恰恰是政治家必須考慮的。政治家不但要考慮「能不能做」,還要考慮是「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漢文帝就懂得這個道理。晁錯向文帝上書,說「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文帝回答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也就是說,作為建議,沒有什麼狂妄不狂妄的;作為決策,卻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因此應該道理歸道理,事情歸事情,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不能混為一談。

    同樣,像晁錯這樣的書獃子,也只能讓他發議論,出主意,不能讓他辦實事,掌實權。文章寫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調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遠矚的人,可能看不清細節;深謀遠慮的人,可能看不見眼前。所謂「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劃與執行、設計與操作區分開來,讓他們各就各位。漢文帝欣賞晁錯,卻不委以重任授以實權,除晁錯資歷尚淺外,恐怕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可惜漢景帝沒有乃父那種政治家眼光,而晁錯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煩。

    晁錯極力主張要做的事情,用蘇東坡的話說,是最難做的。蘇東坡在《晁錯論》這篇文章中,一開始就講了這個道理。他說,一個國家一個王朝,最難對付的患難,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實際上潛伏著危機,而且難以預測(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這是非常難辦的。為什麼呢?因為坐觀其變,靜待其時,解決問題的條件雖然更成熟,就怕那時政治已徹底糜爛,局面已不可收拾(則恐至於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行著手消除隱患,則承平日久,天下無事,誰又相信我們說的危機呢(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這就兩難。這個時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才能挺身而出,「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絕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擔當(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認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況下,無緣無故地挑起一場風波(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是要擔極大的風險,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還能對天下人有個交代(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否則,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蘇東坡說的這種事;晁錯,卻不是蘇東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決定削藩是對的),晁錯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錯是錯的)。漢景帝用晁錯來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晁錯,怎麼就不是適當人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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