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5） 文 / 赫塔·米勒
他又要出去啦，大家交頭接耳：去法國或中國，比利時，英國或韓國，利比亞或敘利亞，德國或古巴。耳語的時候，自己逃亡的心願跟他的出行結合在一塊了。
每一次逃亡都是給死亡提供一次機會。所以耳語才具有這樣的吸力。兩次有一次敗給衛兵的警犬和子彈。
流淌的水，行駛的貨車，靜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帶。農民收割玉米時，發現風乾或脹裂、被烏鴉啄空的屍首。農民收走玉米，讓屍首留在原地，因為眼不見最好。到了晚秋，會有拖拉機來耕地。
對逃亡的恐懼使獨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變為就醫急診：遠東的空氣治療肺癌，野生植物的根治療咽癌，電池熱枕頭治療腸癌，針灸治療大腦萎縮，溫泉浴治療癱瘓。據說，只有一種病他不用出國就診：治療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國內就能獲得。在婦產科醫院用日本吸針從新生兒腦袋中抽取。
獨裁者患病的謠言與埃德加、庫爾特、格奧爾格和我母親的來信相似。耳語是在提醒預備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說。人人因幸災樂禍而熱血沸騰，雖然災禍從未降臨。獨裁者的屍體如同人們自身腐朽的生命，悄悄潛入每個人的腦中。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長久。
我走進餐室，拉開冰箱。燈亮了，似乎是我從外面把燈光投射進去的。
自蘿拉死後，冰箱裡沒了舌頭和腰子。不過我還是看得見，聞得著。我在打開的冰箱前想像著一個透明的男人。這個透明人有病，為了多苟活些時日，偷走了健康動物的內臟。
我看到了他的心獸。懸掛在封閉的燈泡中。蜷縮著，很疲乏。我關上冰箱，因為心獸不是偷來的。只能是他自己的，比世上一切動物的內臟都要醜陋。
女孩們在四角里行走，嬉笑，吃著葡萄和麵包，沒有開燈，雖然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後來有人啪嗒一聲打開燈，準備上床。大家都躺下了。我關燈。女孩們的呼吸很快墜入睡鄉。我似乎看得見呼吸。這呼吸又黑又靜又溫熱，但不是夜。
我沒蓋被子躺在那兒，望著床上那些白色的床單。人應該怎樣生活，我想，才能跟正在思考的東西合拍呢。街上那些東西，雖然是有人遺失的，路人卻熟視無睹，怎麼會這樣呢。
後來父親死了。他的肝因為酗酒大得像填鵝的肝，醫生說。父親臉旁的玻璃櫃中躺著鉗子和剪刀。我說：他的肝大得像讚美元首的歌。醫生伸出食指擱到嘴邊。他想到了讚美獨裁者的歌，而我指的卻是元首。他把食指擱在嘴邊說：沒救了。他指的是父親，而我想到了獨裁者。
父親出了醫院，回家等死。他那骨瘦如柴的臉上泛起一絲微笑。他傻樂呢。醫生不行，他說，病房很糟糕，床硬邦邦的，枕頭裡面沒有羽絨儘是破布條。所以我的病越來越重，父親說。手錶在他的手上哆嗦。牙齦萎縮了。他讓假牙落入外衣口袋裡，因為不合嘴了。
父親瘦得跟豆稈兒似的。只有肝變大了，還有眼睛和鼻子。父親的鼻子宛如鵝的嘴。
我們去另一家醫院，父親說。我拎著他的小箱子。那裡的醫生好，父親說。
街角，風把我們的頭髮拂得團團亂轉，我們對視了一下。父親趁機說：我還得去理髮呢。
他真傻，死前三天，還把頭髮當樁事兒。我們倆都傻，他看了看哆嗦的表，我點了點頭。所以幾分鐘以後他就可以靜靜地坐在理髮店裡了，而我也可以靜靜地站在那裡。死前三天，我們就這樣彼此鬆了綁，讓我們倆能夠旁觀穿白大褂的理髮師將頭發放到剪刀口上。
我拎著父親的小箱子進城。箱子裡有一個手錶、一副假牙和一雙白褐雙色格子便鞋。入殮師給死去的父親穿上了戶外鞋。我想，屬於父親的一切，都應該進棺材。
白褐雙色格子便鞋在腳踝處有個翻領。翻領中間交接的地方有兩束白褐混雜的羊毛。自從有了孩子，父親就一直穿這雙便鞋。他的腳鑽進鞋子裡，踝骨就比打赤腳要瘦削一些。父親就寢前，孩子允許用手摸一摸那些毛穗子。踩上去是不允許的，即使赤腳也不行。
父親坐在床沿上，孩子坐在地上。孩子聽著壁鐘擺動，一邊順著節拍摸毛穗。母親已經睡著了。孩子一邊摸一邊說：嘀嗒嘀嗒。父親穿著便鞋的右腳踩到了左腳上。夾在鞋子中間的是孩子的手。很痛。孩子屏住呼吸，一聲不響。
當父親抬起腳來時，手已經壓傷了。父親說：別煩我，不然繕隨即拿起孩子的手放在兩掌間說：不然，就沒事了。
有人說，只有好人死了才下雪。這話不對。
父親死後，我拎著小箱子進城，天開始下起雪來。雪花如布片一般在空中跌跌撞撞。石頭、鐵籬笆的渦卷形花飾、花園門把和信箱蓋子上都留不住雪。唯獨男男女女的頭髮上留著一片白。
父親不關心死亡，我想，反倒去找了理髮師。他就近在街角隨便找了個理髮師，這事兒就透著錯，這跟他對待死亡一樣透著錯。他沒跟理髮師提到死亡。雖然父親覺察到了死亡，但他期待著生。
我真傻，因為雪花飄落，只在男男女女的頭髮上駐足，我就必須做一件正確的事。我必須拎著小箱子在父親下葬前一天去我的理髮師那兒，跟他談談關於死亡的事。
我在理髮師那兒延宕了半天，告訴他我所知道的有關父親生平的一切。
談到死亡，我對於父親開始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認知，大多是從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的書中得來的，從父親那裡得來的微乎其微：一個返鄉的納粹黨衛軍士兵，造過墳墓，造完了馬上走人，我對理髮師說。一個必定要造一個孩子又老是呵護自己便鞋的人。就在我講述他那最蠢的草、他那最黑的李子、他那些讚美元首的醉醺醺的歌以及他腫脹的肝臟時，理髮師給我燙完了出席他葬禮的卷髮。
走之前，理髮師說：我父親當年去了斯大林格勒。
我登上火車，去參加父親的葬禮，去看腰痛的母親。田野白褐相間。
我站在靈柩旁。唱歌的祖母拿著一床被子進屋來。她繞到棺邊，將被子放在紗幔上。她的鼻子像他的鵝嘴鼻。她照顧他，我思忖，是被他利用了。她的嘴唇宛如一個沙啞而孤獨的哨子，無理智地自吹自唱。唱歌的祖母多年來不認識家人了。現在她又認出了父親，因為她瘋了，也是因為他死了。眼下他的心獸棲息在她身上了。
她對母親說：讓被子蓋在棺材上吧，雪鵝會來。母親一隻手按住腰痛，另一隻手將被子從紗幔上扯了下來。
搜查以後，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總是隨身帶著牙刷和小毛巾，放在夾克口袋裡。他們估計自己會被捕。
為了看一看四角中是否有人翻箱子，早上他們在箱子上放兩根頭髮。晚上頭髮就不見了。
庫爾特說：每天晚上一躺下來，我就覺得背下面有兩隻冰冷的手。我只好側過身來睡，把腿蜷縮到腹部。睡覺對我來說簡直是受罪。我很快入睡，就像一塊石頭沉到水裡面。
我做夢了，埃德加說，我想去看電影。我新刮了鬍子，因為大門口展窗裡貼著一條法規，只有新刮了鬍子的人才可以離開學生宿舍。我走到電車站。車裡面每個座位上都放著一張標有星期的紙條。我讀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直到星期天。我跟售票員說：今天不是這些日子。售票員說：所以大家必須站著。人們擠在後門口。每人手裡抱著一個孩子。孩子們正在合唱。唱得整齊劃一，雖然中間隔著個大人誰也看不見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