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博覽 > 名著佳作 > 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正文 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2) 文 / 赫塔·米勒

    我要離開花邊,走上地毯,那裡的腳下是堅實的柏油路,死亡無法從泥土爬上腳踝。我要像城裡女人一樣塗著紅指甲坐火車,穿優雅的蜥蜴頭皮鞋走在柏油路上,聽鞋底啪嗒啪嗒的聲響,像我兩次進城看病時見到的那樣。雖然我只瞭解農民,但我無法認同貪婪的莊稼地的生活,無法與映在皮膚上的葉的綠色妥協。我知道,莊稼養育我,只是為了將來吃掉我。它時時處處都在提醒,我們只是未來死亡陳列館的一個候選人。我不明白,大家為何能安心將自己的生命托付給這樣一個地方。

    那時我很失敗,因為我的行為無法說服自己,我的思想也無法令人信服。我將瞬間片刻打開的縫隙,不能大到人力所及之物可以填入。我挑戰赤身走來的倏忽易逝,卻無力找到可以勉強自己順應世俗的尺度。

    從皮膚中滑出落入虛無令人蒙羞。我曾試圖接近周圍的環境,讓它將我打磨,將我損耗,把我肢解到永遠不能復合。現在看起來,當時的行為近乎亂倫。我渴望「正常的交往」,卻又將它拒之門外,因為我無法做到對一切聽之任之。我迫切需要心如止水,卻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外在沒有什麼值得一說的,我也從未想過討論這些,但頭腦中的「迷失」則須掩飾。方言中除了形容身體的「慵懶」和精神的「深邃」之外,沒有其他詞彙,當時沒有,我至今也未找到。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適合它的表達,人們也不總在詞語中思考。我就是這樣。我對很多事物的思考,無論在村子的方言德語,城裡的標準德語,還是羅馬尼亞語,無論在西德德語還是東德德語,還是在書本中,都無法找到合適的詞彙。內心的領域無需言語的覆蓋,它將我們帶到詞語無法駐足之地。最關鍵的東西往往無法言說,而言說的衝動總在它身旁流淌。只有西方人認為,說話能解決大腦的迷惑。但說話既不能打理玉米地裡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生活。不能容忍無意義的事情,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說話能做什麼?如果生活中的絕大部分已經失常,詞語也會失落。我看到過我曾擁有的詞語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擁有卻並未擁有的,也會隨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會和已存在的一樣,終會隕落。我永遠不會知道,人們需要多少詞語才能完全覆蓋額頭的迷失。而當我們為它找到詞彙之時,迷失又匆匆離它們而去。哪些詞,須以何種速度備用,並隨時與其他詞彙交替,才能趕上思想的腳步?怎樣才算趕上了思想的腳步?思想與思想的交流,和思想與詞語的交談,本來就是兩碼事。

    儘管如此,表達的願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擁有這樣的願望,我不會想到要為乳飛廉取名,好用正確的名字去稱呼它。如果沒有這樣的願望,我也不會因適應環境的嘗試失敗而使自己陌生化。

    物品於我一向很重要,它們的外形和主人自己的影像一樣。要想瞭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人,他們之間密不可分。物品是從人的皮膚剝離的最外層部分,如果它們的生命比主人更長,逝者就會在他們遺留的物件中徜徉。父親去世後,醫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鏡轉交給我。家中廚房放餐具的一個抽屜裡,一直放著幾把他的小螺絲刀。父親在世時,母親總是嘟囔著叫他拿走,可他死後,螺絲刀在那兒一放又是好幾年。這時,廚房抽屜裡的螺絲刀不再礙母親的眼了。主人已不在桌邊,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去,生者不再拘泥於常規,手下也對他們生出些敬畏。有時我會想,假如父親能夠重新回到桌邊,他甚至可以用螺絲刀代替刀叉吃飯也未嘗不可。父親走後,固執的杏樹也在院中扭捏著不願開放。感覺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向外發散,只有少數幾件物品會清晰地印在人們的記憶中,毫無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當。不是假牙和眼鏡,而是螺絲刀和杏樹一直在提示我們父親已經不在的事實。我的目光荒謬地走進杏樹,望久了,它們又禿又短的枝幹,在我的視線中漸漸與小螺絲刀混淆起來。我在張望中長大,但這些東西依然別有用心地糾結在一起,和從前一樣。

    柏林不適合杏樹的生長,這裡太冷。我在柏林並沒有想念過杏樹,卻在不經意間碰到一棵。它緊挨著一座城鐵鐵路橋,人們一般不會往那兒去。它不屬於任何人,頂多屬於這個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個低窪處,樹冠與橋欄一般高,離橋欄很遠,要想摘到杏枝,得冒點風險彎過身子去拽。每隔幾天,我都會路過那裡。杏樹對我意味著已經遠去的一小塊村莊,它來到德國的時間比我更久,彷彿當年有些樹也厭倦了村子,悄悄從園子裡溜走。遠走他鄉的樹像背井離鄉的人,在恰當的時刻離開了危險的地方,找到一塊不很恰當的土地,在其中一個錯誤的地方停下來,再也下不了決心繼續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兩旁都有通道,我可以避開杏樹。但既然它存在著,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經常面臨選擇,是去看樹,還是繞道走。我對自己說:去看看它今天是什麼樣子,或者:它今天該不會讓我心煩吧。我去看杏樹不為父親,不為村子,也不為國家——不是鄉愁的驅使。樹既不是負擔也不會減輕負擔,它站在那裡,只是對時間的一種回味。和杏樹在一起時,我腦子裡沙沙作響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杏」(aprikosen)這個詞很討巧,聽起來像「親熱」(liebkosen)。

    在與杏樹無數次的相遇之後,我用剪報粘貼了下面的文字:停車場的貓拖著腳步,五六爪印如合歡豆莢印上台階。當年村裡我們大嚼歪杏,貓咪豎著鼻子板凳上團團圍坐,一雙雙眼睛玻璃杯一樣轉動,夢鄉裡頭髮呼吸起伏。杏枝張開手臂發燒般冰冷,杏甜甜地傷害著,讓我今天還在向停車場的貓們問候著。我並不指望這首詩能最終解釋有關杏樹的事情,它既不能否定也無法證明杏樹問題對我的困擾。既然糖於我一半是沙子,並非我自己的文字,而是亞歷山大·沃納(AlexandruVona)那信手拈來的簡潔而充滿詩意驚怵的句子幫了我的忙:「我想像那飛速的記憶迷宮,它如此包羅萬象,卻只需要分秒,不論是持續一整天的內容,或甚是已被壓縮的記憶??問題原本很簡單:時間要去哪裡?其實我們需要的,僅只是再次體驗它為我們留下的那一點點東西?」

    我在事物面前曾無緣無故認生的地方,總會折返回來。事物在自我重複中找到我。亞歷山大·沃納寫道:「事物有一種咄咄逼人的出場,我不明瞭其意圖。」帽子具有一種無目的的潛伏性,在主人不經意間,秘密悄悄溜進頭髮和絲綢襯裡之間。人們戴著帽子幹活的時候,雖然不能完全確定,但我能感覺出那裡面藏著秘密。因此,「脫帽」並不一定表示行禮致意,它更可能意味著「亮出前額」。帽子摘下時,裡面的白色絲綢襯裡會露出來——帽子可以是帶白色襯裡的頭部遮蔽物。一次,兩個秘密警察來工廠找我,兩人同時摘下毛皮帽子,腦袋中間,頭髮亂蓬蓬地向上著——大腦使頭髮立起來,想讓它們離開頭顱,我看見它就蹲伏在襯裡上。兩人傲慢無禮,行為粗鄙,只有白色襯裡使他們顯得可憐無助。這白色的光芒使我感到自己的神聖不可侵犯,讓我在內心能夠擺脫他們,生出許多大膽的想法,他們卻無從得知是什麼在保護我。我腦海中浮現出一些小詩,我在心裡默念,彷彿從絲綢襯裡中讀出。兩人的脖子一副老相,面部滄桑。他們自認掌握著我的生死大權,其實連自己的命運都無法把握且不自知。我的小詩在白色襯裡站立的地方,就是他們頭顱的靈位。

    我喜歡戴帽子的人,因為帽子一旦摘下,大腦就得亮出來。一直以來,我在人們脫帽的瞬間都會低下目光,不去看,否則看到的東西太多。我永遠不會給自己買一個有白色襯裡的頭部遮蔽物,否則我的太陽穴會跳個不停,因為它會立刻讓我想到,在帽子的襯裡面前,頭無所隱瞞,它在每一頂帽子面前都沒有秘密。

    我可以說出這一切:杏樹也好,帽子的白色襯裡也罷,但我無法用詞語解釋它們在大腦中的作為。詞語被裁剪過,甚至被裁剪得很精確,用於說話。它們只為說話而存在。對於我,它們也為寫作而存在。但杏樹的螺絲刀枝條和大腦帽子,是詞語無法理解的,它們沒有能力做思想的代表。

    讀書或寫作也都於事無補。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你認為這本書嚴肅,而另外一本卻膚淺。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腦中引發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將我的思想吸引、詞語卻無法駐足之處的密度。文章中這樣的地方越多,就越嚴肅,這樣的地方越少,就越平庸。一直以來,我評價一篇文字的優劣僅此一個標準。每一個好句子都會使大腦無聲地迷失,把讀者帶到一個它所釋放的內容迥異於詞語之表達的地方。如果說一本書改變了我,那就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儘管大家總是強調詩歌與散文的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二者沒有區別。散文同樣要遵循這個密度,只不過它因篇幅不同所採用的方式也不同。經常舉辦詩歌朗讀會的布魯諾·甘茨(BrunoGanz)曾在一次採訪中說:「是的,詩歌中每一個句子都能展開一片廣闊的空間,並超越詞彙賦予它的意義。每句詩行又以奇特的方式和下一行疊加,如此不斷構造出新的空間。線性的散文則以論證方式出現,經常需要運用換位、垂直和異常獨特的移位。在我看來,詩歌處於一個被空氣包裹的巨大空間,它比詞語直接表述的內涵更廣,更能打動人。」布魯諾·甘茨非常貼切地描繪出讀者被文字吸引的情形,只不過它針對包括散文在內的所有文學形式。散文有時也會像玻璃一樣清晰走來,漢娜·克拉爾(HannaKrall)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把她從維也納的蓋世太保帶到奧斯維辛,隔離起來。三個月後,因為她丈夫在茅特豪森等著,只好放她出來。她在月台上找到門格勒醫生,希望能允許她在列車上做護理??門格勒醫生優雅、有禮,在站台上簡單地做了個測試:『你知道怎麼區別動脈出血和靜脈出血嗎?』他問,這個她知道,她曾在猶太人聚居區的傷寒診所學過。門格勒又問,『人一分鐘呼吸幾次?』這個問題難住了她,『心臟一分鐘跳幾下?』醫生像個通情達理的教授,不願看到學生考試不及格。『要看情況,』她回答,『看他是否感到害怕,和害怕的程度。』門格勒醫生大笑起來。這時她看見他門牙上有個縫,她記起護理課上講過,這樣一個牙縫叫做先天性牙體間隙。」漢娜·克拉爾的記錄保留了口述語氣,其筆觸飽含冷峻的精準和敏銳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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