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上海的黃昏 第5節 文 / 陶朱問
國共和談失敗，中共代表從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時國民黨的宣傳機器一股腦兒對著民盟發洩，說民盟是「奸盟」，說盟員是「奸匪」，說「民盟已經成了中共操縱指使的工具」。
孫科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對民盟恫嚇說：「民盟天天打著反對內戰的旗號唱高調，實際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誰反政府，我們都按處置共產黨的辦法進行處置。」
為了徹底搞垮民盟，最終達到取締解散民盟的目的，國民黨當局於1947年10月初，將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以「販賣毒品」的罪名逮捕。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說明國民黨當局已經在向民盟及其領導人下手了。羅隆基得知信息，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過合法手續，找行政院長張群進行交涉，要求放人。張群避而不見。南京當局則以最快的速度，於10月7日以「中共關中地委負責人杜斌丞，勾結匪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等莫須有的罪名將杜斌丞槍殺。
杜斌丞之被害，民盟感到十分震驚。民盟總部除向蔣介石提出局面嚴重抗議外，張瀾主席還以個人名義在報上公開聲明，要「將案情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
這樣一來，國民黨與民盟的關係越來越僵化與緊張。為了緩解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為重，推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葉篤義去找前燕京大學校長、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調解一下民盟與國民黨的關係，最大限度地不要繼續惡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國內政」為由而推辭。
10月20日清晨，羅隆基一覺醒來，突然發現民盟南京總部機關已被國民黨的警察特務所包圍，前院後門都設有他們的崗哨，對機關工作人員直至工勤人員都要盤問檢查，對出進人員還要跟蹤監視，情況十分緊急。
當時，民盟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羅隆基一人坐鎮南京總部。他突然被監控，感到十分氣憤，立即打電話向國民黨政府及有關當局進行交涉，可是對方不是推脫不瞭解此事就是給領導人擋駕，不予正面答覆。羅隆基孤立無援，行動困難，只好向在上海的張瀾主席告急。張瀾在寓所召集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史良和葉篤義等人開會，討論如何應對民盟當前的局勢，提出有效的對策來。討論結果，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推舉黃炎培和葉篤義赴南京，會同羅隆基再次去找國民黨當局進行交涉。
來到南京，黃炎培決定先去拜訪一向心平氣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氣，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說：「事情弄到今天這步田地，一切都無能為力了，民盟還能怎麼辦，我看不成仁便成義。」
聽話聽音，從邵力子的口氣來看，國民黨方面對民盟的問題已經沒有談判和交涉的餘地了。
就在這天，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了《民盟參加叛亂的經過》以及《軍警機關取締民盟活動的辦法，限令盟員向政府登記自首》等文章，在社會上大造輿論，一步步給民盟施加壓力，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儘管事已至此，黃炎培仍堅持要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交涉。陳立夫傳下話說：「不存在交涉，可以與你們接個頭，但羅隆基除外，我們不喜歡他，更不會接見他的。」
黃炎培與陳立夫接頭後，按照國民黨方面定下的調子，搞了一個書面文件，那就是《民盟解散公告》，並於11月6日以張瀾的名義在媒體公開發表。
從這天起，南京民盟總部加派了軍警特務，對羅隆基的監視更加嚴厲，幾乎失去了行動自由。羅隆基暴跳如雷，十分憤慨。後經張瀾再次斡旋，陳立夫口頭表態說：「要解除對羅隆基的監視，他必須立即離開南京，到上海去住醫院，費用我們可以包。」
可誰知道，羅隆基這一入院，就被軟禁了起來。而現在，上海解放在即，蔣介石居然要對自己下黑手了。
療養院的夜晚，靜謐而森冷。205病房——監控室裡，鄭定竹遞上聽裝的「伽萊克」香煙，敬著監守的軍警。四個輪值的軍警毫不客氣，拿來就抽，還沒忘往左右耳朵上夾。鄭定竹套著近乎，「白天的事，你們是過分了，療養院上上下下都抱不平！」
軍警似乎不把好客的鄭醫師當外人，也歎開苦經，「鄭醫生，我們是擔待不起呀！真鬧出個什麼意外，你身家性命沒了，我們腦袋也『搬家』了！」
另一軍警透著風，「聽說……大頭兒毛森也緊張著吶！」
「有這麼嚴重？」鄭定竹趁熱打鐵，「你們先抽著，等一下給你們送酒菜、夜宵來。」輪到軍警套近乎了，「還是鄭醫生夠意思！」
隨後，鄭定竹就以查房為由，拐進相鄰的206病房。他壓低嗓門向張瀾與羅隆基通報了外面抓人、處決的情勢，很有些焦慮，「再不想辦法走，怕走不了啦！」
張瀾顯然判斷著什麼，「現在外面曉得我們被軟禁在這裡麼？」
鄭定竹搖搖頭，「他們封鎖得很緊。肯定有鬼！」
羅隆基從反向思維考慮著，「嗯。只有讓社會上都曉得了，他們才會有所顧忌。」
張瀾立馬想定，「找葉篤義。」
從來不問政治，只會埋首醫學、治病救人的鄭定竹，自己都沒有鬧清楚，怎麼也急著問「政治」！
鄭定竹馬上撥打電話。葉篤義聞知後，立即轉移了住址，趕緊想法營救張、羅二人。